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在苦难中磨砺
作者：赵 细
我在六六年“文革”初期也被发配到河西，在张掖九公里园艺场当了四年农工，又被分配至张掖火车站农机供应公司工作八年，后又随爱人调至武威九条岭水文分站两年，最终回到父母身边。历时十四年的光景是在河西走廊度过的，后又多次陪外地学者、画家、亲友重走河西路。无论乘火车还是汽车，每至山丹县境，我都会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窗外的戈壁荒滩、草丛农舍，不断寻思：父亲是在哪块地方受的罪，又是顺哪条野路逃生的呢?我对河西的印象从父亲发配、几乎命丧荒郊，到我自己被发配，苦苦挣扎十四度春秋而永远铭记心怀，那寂寥的荒原，留给我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苍凉，也历练了我的生命，让我懂得了生活。
父亲靠家中省出的一口粮食，得以渐渐康复。他终夜伏案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借此排遣内心的丧女之痛。每至深夜，是妈妈给他多加一小奶锅苞谷面糊糊，严华(西北师大医院院长)大夫也不时给他开出几粒“康复粉药丸”。不久，有了高价食品，妈妈毅然辞职，用几百元的退职费不时添点商价食品，打发一下饥肠辘辘的家人。80年代落实政策，妈妈得以恢复公职，抛去了退职的年限，落得个“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岂不知她比享受“老红军待遇”的我老爹还早几个月参加革命呢!当有人问我：“你妈妈是家庭妇女吗?”我摇摇头，“那她在哪上班呢?”我会告诉发问者：“我妈妈的前程被我们吃掉了。”他们已经因饥饿失掉了一个孩子，剩下的五个，就一个也不能少了，于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卖书、卖画、卖前程，以此维持这惨淡的岁月……
六一年初，合并到师大的兰大文科又全部返回兰大，师大给兰大开出的条件是“别人全部退还，只留一个赵俪生，一个王翼洲(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而江隆基校长的答复也很干脆：“别人你留谁都行，只要退还我这两个人就可以了。”这说明两校都还知人，就是用不用的问题了。兰大教职工饱受几年另眼看待，当然个个翘首以待重返故园，在江隆基校长的过问下，父亲摘掉了帽子，承担了首届招生六一年进校学员的基础课——《中国通史》。江校长指定校党委行政人员一律旁听赵俪生的《中国通史》，而且他亲自率众去听。第一堂课刚刚讲完，学生们站起向门边拥去，后排的江校长发话了：“不要乱挤，让先生先走!”这让多年遭人凌辱沦为阶下囚的父亲如何不感动呢?他没有讲任何感恩的话，他只有用行动报答这位老教育家的知遇之恩。两年的通史，他讲得酣畅淋漓，让那些本来有碍于江校长面子不得不来听课的党政人员也合不得轻易放弃赵先生的课了。几次的大通史课也历练了父亲，为他赢得了“20世纪上半叶，讲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的盛誉。
当时，由于兰大住房紧张，父亲虽人已回兰大，但家还住在位于西郊十里店的师大。每到上课，父亲凌晨即起，用他的话讲，就是“撒开大步向前行”，上完四节课，再步行回家，省下两三角车费路过买个烤洋芋或煮苞米，边啃边走，从东郊到西郊近三十里的路程，来回一走就是六十里!有一次，父亲被一位姓郭的兰大司机看见，怜他路远，顺路拉了他一程，为此他还不断感念着这位老师傅。时值壮年的父亲一生情有独钟的唯一运动恐怕就是“走路”了，年轻时在游击队，走遍了晋、陕大地，从延安步行至西安，后由河南至华北，一多半时间是在走。山丹下放，牵着马在走，爬出死亡地带也靠走，如今从师大到兰大纵跨整个兰州市，也是靠走。一生不做任何体育锻炼的父亲，惟独会“走”，一直走到了八十五岁才歇了脚，足不出户了。他那九十一岁的寿命，恐怕与“走”也多少有点关系吧。
当年，那位由北大贬到兰大、见过大世面的江隆基校长，多次提出“兰大文科在全国有影响、数得着的就赵俪生一个”，并说：“赵俪生的右派问题与其说是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个人事关系问题。”在他的主张下，父亲摘掉了帽子，在难以恢复以往职称待遇时，江校长特批每月定期困难补助五十元。每逢年节、父亲住院、拔牙、镶牙再额外给予不定期贴补，改善了父亲的生存状况，缓解了他的后顾之忧。当然，这些措施成了江校长“文革中”的条条“罪状”。江校长不仅厚待知识分子，也培养了一批懂得怎样善待和处理知识分子关系的中层领导，如，前兰大教务长、后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前兰大化学系总支书记、后任广电部部长的聂大江，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王翼洲，均是江校长以其言传身教培养起来的，他们共同努力把默默无闻的兰州大学推向排名逐渐靠前的综合大学之列，而江校长本人却命断“文革”。就在“红色恐怖”如火如荼之际，江校长的死讯传出，兰州大学上上下下，不顾强大的政治压力一片恸哭之声。为此，造反派还专门为清理“江隆基阴魂”，大肆批斗，江隆基的孝子贤孙们”。
2007年12月1日，父亲火化后，被安置在省级烈士陵园中。许是缘分，厅门一开，迎面安置的骨灰盒竟然是四十一年前含冤而去的江隆基校长的灵位。江校长的遗容依然谦和而慈祥，我们众姐弟赶紧毕恭毕敬先在江校长灵前深深鞠躬行礼，然后对怀中父母的骨灰盒，很是欣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这里有老朋友，你们不寂寞了。”
父亲在“文革”中是被第一个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两三天中，我们所住的二号楼就被大字报装裹起来，远处看像是纸扎的一幢楼，也像大出殡时的场景，很是壮观，也煞是恐怖。父亲从“四清”点上刚进门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刚开始，还只是这么几个“死老虎”，没几天的功夫。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全部沦为“牛鬼蛇神”。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随着“阶级敌人”的迅速壮大，对运动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