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编《毛选》的回忆
作者：龚育之
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他还举了陈伯达整理第五卷文稿时有些篇目调动过大、过于随意的教训，要我们做编辑工作时引以为戒。这些叮嘱我都谨遵，觉得编辑毛选大概一直是遵循这些原则的。我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参加整理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不就是按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改动了一九六二年一月讲话记录稿中原来的表述吗？我那时对用后来的观点改动原先的观点是否恰当，一点也没有发生疑问。
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邓反右，却风声越来越紧，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参加活动”。这时，政治研究室已经处境不妙，只得放我回去。我要求再给我几天时间，读完已经给我看但还没有看完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的档案，李鑫同意了。李鑫还交代，我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属于高度机密，不得在外面讲，教育部也不得过问。
教育部在批邓运动中，被搞了个脚朝天。开头，集中批判部一级的领导，部长周荣鑫心脏病发被斗致死。然后准备一步步往下，听说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单。可是，六月我父亲病危、逝世，为了陪床和治丧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私假；七月六日朱总司令逝世，大家忙于哀悼；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地震棚。地震形势稍缓，教育部正要重整批邓反右旗鼓，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殡葬观和全集观
这时，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化大革命”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的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至于出毛选第五卷，那是我知道，还参加过一点工作的。
没有几天，上面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到中央办公厅报到。教育部里传说，是调我去参加清查“梁效（两校）大批判组”；我猜想，是调我去毛选材料组。报到才知，是要我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负责这事的是李鑫。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决策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和一些老革命家商量确定的。而李鑫也曾向中办主任汪东兴、向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提过要解决“四人帮”的建议。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用的名义就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为议题是“讨论毛选”而被通知列席常委会，都来“参加会议”，落网被抓，江青则是同时另外单独被抓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包括上述那两项决定。
李鑫告诉我，毛选第五卷的事，他们正在抓紧收尾，就不要我参加了。现在从教育部调我和郑必坚来，还有别的单位的几个同志来，是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可能会有中央交办的其他事情。这些事，他同胡绳、吴冷西、熊复都参与，毛选第五卷编完后，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到这边来。
以后就是毛选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四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为副主任，我和郑必坚为这个办公室的理论组的负责人，还有选集组、全集组，等等。
（摘自《党史札记二集》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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