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我与蒋介石的忘年交
作者：康国雄 何 蜀
后来我跟父亲说起这事，奇怪为什么他一定要等秘书回来开支票，我父亲说：你真是胡闹，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抚摸他的大胡子。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辟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告诉同学说，我认识委员长，并和他很熟。同学们不信，以为我在吹牛。
不久，从远处开来三辆黑色小卧车，我对蒋介石的车很熟悉，一看就知道这是委员长的车队。当汽车擦肩而过时，我叫了一声：“委员长！”
车队一下就刹住了。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辆车门开了，出来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侍卫官，跑过来问：“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说：“委员长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跑到车门口，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汪山。他说：“可上车来，我送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都来，一起走。”
同学们远远看着，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招手叫他们过来，他们才如梦初醒，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人都上了蒋介石乘坐的那辆汽车，中间还有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人正好坐下，我与蒋介石同坐一排。
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幼年学校”，因为我没小学毕业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的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说，你带他们办一下手续。余满口答允，当天是周六，余要我们下周一到重庆曾家岩蒋委员长官邸找他。
车队到达汪山后，他与我们一起下车，像平时那样，与我们一起在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后，他说：“我不送你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
我们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说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学们说，没想到你与委员长关系这么好，我们起先还以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蒋氏官邸。找到余侍卫官后，他带我们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员会报名处。
不久，我收到“空幼”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幼年学校，并且做起了开飞机上天的美梦……
当时父亲不在重庆。因为美丰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账。母亲托人把这事通知了父亲。父亲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臭骂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念书，异想天开想从军，信中还说我“居然还去找蒋委员长疏通”等等。但是，当时父亲已对我有点无可奈何。
正当此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空幼”学校原定8月底到灌县集中，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正好于8月上旬返渝，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已无仗可打了，再去当兵就没有意思了，并说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还是应该留下来读书，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起报名的那三个同学，有一个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都考进去了——而这后来就成了他们的一项“反动罪行”。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经过重庆，他自己已没有汽车，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出面，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小卧车。蒋介石乘车时，和我家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还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了，还给我说，蒋总统都还记得到你，还问了你的。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
我对这段童年的历史毫无羞愧和后悔。我认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
可是，谁也没料到，这样一件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事情，在50年代以后，却被无限上纲，影响了我一生。50年代初期“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就把这件事毫无保留地，一清二楚地交待过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段发生在童年时期的插曲，却牵连着我的个人前途，我为此而受到的打击和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身家性命几乎被毁……
（摘自《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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