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与黄胄的热恋
作者：郑闻慧
有一次白天我们画完人体，正如胶似漆地滚在一起的时候，院子里突然响起石鲁的声音：“黄胄!黄胄!”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忙安静下来，大气不敢出地躺在床上。只听外面的石鲁自言自语道：“咦，刚才我还觉得有人在屋子里，怎么现在又没人了呢?”说着便走了。听着石鲁的脚步声远了，我和黄胄抱在一起没完没了地笑了起来，想不到竟将石鲁骗了过去。
正是那段时间，从北京和杭州来了好几位闻名遐迩的大画家，当黄胄介绍我是他的妻子时，我腼腆地向后躲，叶浅予恶作剧地说：“哎呀黄胄，别看你一瘸一拐的竟然勾搭上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这更使我无处藏身。在结婚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过，也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只是婚后黄胄经常亲着我的手说它是多么好看，你的身材是多么匀称，你正是我理想中要画的女性，我才觉得自己长得大概还算不错吧。
这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黄胄徜徉在爱河之中，幸福而又满足。
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让我不开心，那就是想让黄胄带我去登华山。我们对华山的峻美险要早就仰慕已久，而且婚前也说过一定要去的。可黄胄一直在忙于创作《帐篷小学》和描写边防战士的《祖国的眼睛》(以后他又画了两三张，其中一幅定名为《巡逻图》，被国防部于1960年送给了胡志明主席)。他像把以前的承诺忘记了，而只要求我协助完成这两幅主题画。其实我也做不了什么，只是给他研研墨，除了要求我给他做一做骑马的架势外，他几乎把我全忘了，那么投入，半天也不和我说一句话，安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听见。有时他在沉思，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就主动地跑去亲他一下，他也淡淡地亲我一下，并且说：“我的宝贝，你得支持我。”我也就再不好意思打扰他了。
晚上他搂着我对我说他和原来的女朋友王××吹的原因：“她是我二姐同学的妹妹，二姐介绍给我，长得也不错，就是她一直烦我在大街上画速写。”他说，“开始她还等我，后来等我画完了再找她就找不着了……”黄胄接着说，“她说她受不了那么多人围着看我画画，说我像耍猴的似的。我说我不能不画画。她要求我在陪她的时候不要画画，我开始也答应了，但看见美的动态、新鲜的事，就忍不住又画起来了。因此我们又闹别扭了。我认定我不适合做她的意中人，这样我们就分手了。”他接着还说搞了这一行像中了邪，行走坐卧不离这个，“谁要是给我吃好的喝好的，就是不让我画画，我可能就会疯了。”“没有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是刻苦一辈子的，甚至在别的方面要有很多牺牲，如爱情、金钱、地位等等。”我在他的怀抱里正正经经听他平静地述说着，好像又回到了两三年前做学生的时候，我调皮地亲着他的脸说：“我知道了，梁先生!”我只好打消去华山的念头了。直到我们老了他还有些遗憾地对朋友们说，他没能和我去华山，没有了却一桩心愿。有时他故意给我说他小时去华山的情景，惹得我说他几句，他只是傻笑，我也猜不透他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玩的念头了，我开始注意他画画的过程：往往都是我们把画板竖起来，铺上宣纸，他有时候用木炭条略勾轮廓就开始连墨带水一齐画起来了。有时候是以较干的淡墨在木炭稿上起草，然后就以重墨画。画完一张如果不满意，就在原来的画稿上铺另一张纸再画，可这一张也许就和前一张大不一样了。如《帐篷小学》，每一张画都和原来的不一样，孩子的位置动态与前一张都不一样了，而且往往在一个部位上画很多线条。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他在寻找最准确的一条线。有时候为了画准确，他求我裸体为他做画面上需要的姿态，以解决衣服内的人体结构等等问题。这样，以前的纯技术练习以及为《帐篷小学》的需要以我为模特儿画的裸体画总共有一大摞，其中画得差的他当时就撕了，剩下的几十张我把它们包好藏在箱子下面。我是学美术的，我想这是难得的艺术品，完全应该保存下来。不幸的是这些画在“文革”的时候被抄出来了，当作他画“黄色”画的罪证，而且在内部传阅，这真使我非常难堪。天哪!他没法辩护，他不能说那些画是画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怕纯真的妻子无辜受到亵渎，他忍受着那些无知的指责、批判。当我在军博看了这些大字报以后，我简直要疯了，我哭都不知向什么地方去哭……一个人物画家画人体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他画的是他自己的妻子!我一想起来就惴惴不安。
写到这里，我都有些写不下去了，因为生活有时又是那么残酷，我们相爱的甜蜜时光是那么短暂。不久我的身体有了变化，开始不断地呕吐。我从医院检查回来，等他的画笔稍微停下时，告诉黄胄我有孩子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这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他受苦，我小时的生活太苦了，在和你结婚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一定要让他过得比我幸福。”“我给他起个名字要带你也带我。”后来他就给未出生的儿子起名叫梁穗，意思是梁家文惠的禾苗儿(文惠是我的笔名)。
我怀孕后，黄胄对我非常体贴，不时地问我想吃点儿什么，他好上街去买。可我不论是酸的还是甜的，几乎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没几天人就明显地憔悴下来了。黄胄见了，心疼地说：“你原来是那么漂亮，有生气，可现在脸色却越来越黄，我一定得给你吃些好的东西补补才行。”当时我们一直是与石鲁等美协工作人员一起吃食堂，他夜以继日地画画，也不像以前瞎逛乱吃了，偶尔到街上吃碗馄饨就算是好的了。黄胄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一再坚持问我到底想吃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了甜蒜，便对他说：“我想吃甜蒜。”他急忙说：“那好，我去给你买好多甜蒜来。”可是等他买了大头大头的甜蒜回到家来，我一闻见那蒜的味道又觉得很臭，赶紧说道：“哎呀，我闻着觉得恶心极了，我想把它们快点儿扔出去!”他说：“那就快扔了吧!”说着急忙出去扔掉了。总之这段时间我是挺能折腾他的。
就在这时，忽然一个命令下来叫黄胄赶紧回部队去。此时我才意识到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有填写兰州是多么愚蠢。我现在已经有了孩子，可他却要赶回兰州。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不能与他在一起，我的心里难受极了，扑在他的怀里不停地哭泣。他一边不断地擦干我的眼泪，一边安慰我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地爱我，不然你也不会这么难过。我也很想哭，觉得真有点像生离死别一样。可是我是个军人，军人一定得服从命令啊。”这样很快地他就离开了我，回兰州去了。
他走了以后，我就又搬回学校的宿舍。由于思念黄胄以及妊娠反应，我越来越消瘦。原来我任西安市团委少年部的总辅导员，并且教两个学校的美术课，如今只能教一个学校的美术课，也不担任班主任及辅导员的工作了。
石鲁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当黄胄10月初离开西安后，他还为我们保留着结婚时我们住的那间房子。但我一般不再回去了，有时也去参加陕西美协内部的素描学习班画素描。有一次我回去和他们一起画素描的时候，石鲁以地道的四川话开玩笑地对我说：“告诉你啊，新娘子，黄胄去的地方可有风婆婆噢，风婆婆会魔术，藏在山后面呼地这么一吹啊，就把人的脸吹歪了，鼻子也斜了，变成这样子噢。”他以手在脸上捏个鬼脸，“那个地方可冷了，最冷的时候能把人的腿冻瘸了，胳膊冻掉噢。新娘子，等我们黄老弟回来的时候变成个歪嘴斜鼻子的怪物，我看你还像以前那么爱他吗?”他说得很轻松，我和大家也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就说：“不可能，你在瞎说八道。”但是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的这些话就开始起作用了，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地担心起来，因为近来黄胄的信越来越少，也不提他在哪里，我几乎不清楚他的情况。想到白天石鲁讲的话，担心真的有风婆婆将他的嘴吹歪了，鼻子吹斜了，于是便忍不住地掉眼泪。
春节过后又过了些天黄胄终于回来了。他有一个特点，每次回来从不说明准确的日期，总是突然回到你的身边，让你惊喜万分。
我们当时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在兰州女师我有一间单身宿舍，在军区他有一间大画室。因为我要教书，周一到周五他都去我那儿，星期六、星期天我才去他那儿，为的是方便他画画。
由于长时间的分别，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他告诉我祖国是那么大，一路上车队看不见一个人，每个兵站看见他们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太寂寞了。他说：“拉萨美得很，靛蓝色的天空，衬托着布达拉宫，显得那样壮丽。到了那儿的确像是走到天边似的……。”我责怪他不想念我，不给我写信。他说你看，他拿出一大摞未发的信，内容都是一样的，都要我保重，保护好自己和他未出生的儿子。我看后笑了，说他这些信像是在念课文。他还说他这次回来要画很多画，但是因为不小心把在拉萨、日喀则等地画的速写几乎都让风吹没了。我听后睁大眼睛问他：“怎么会呢?为什么不停车去找?”他说，“我们都坐的是卡车，掉下去一个包就像掉了一个小皮球，连滚带蹦地就消失了。车上那么多人为我一个包停下来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太不上算了……”。他沉默了好久，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我也不好再插话了。他接着说：“我得赶快把我采访的东西尽量地背出来，隔的时间长了就忘了。”我对他说：“难怪石鲁骗我说有什么风婆婆鬼婆婆的，吓得我什么似的，这事真的叫你们摊上了。”他笑笑说：“石鲁真有想像力，其实他也没去过那儿。”黄胄一直就爱赞美我的手，他说它像盛开的鲜花。“让我看看你的手冻了没有，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他伸出他那冻裂还未完全痊愈的双手捧起我的手亲一亲，他的那双手真像锉刀一样，我看着心疼地说：“怎么会冻成这样子?!”他说：“得画画啊!前些天还打着绷带呢，在西宁都治好很多了。”同时他更为丢失的速写而难过，后悔当时的粗心大意，“唉!画了那么多速写也丢了，我以后可怎么画画啊!”
孩子出生后，黄胄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他见我下床走动，就埋怨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还老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恨不得帮我一起喂养这个早产的孩子。在我们的三个孩子中，只有生老大的时候，黄胄是一直在医院陪我的，以后的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有在我身边。他在医院的陪伴，使我感到有了依靠，尽管这是早产儿，生命一直处于垂危之中，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正当我们刚刚有一个家，而这个家还不稳固的时候，解放军总政治部又下来命令，让黄胄到北京报到。我实在是无法承受这个事实：我们相聚才两个多月就又要分离了，孩子还这么小……。黄胄也不愿离开，可是总政治部却一再催促他起程。这件事情的缘由据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徐悲鸿先生和院党委书记江丰认为黄胄很有才华，一定要请他到中央美院去任教。还没等到中央美院为他办好手续，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创作室，由文化部的魏巍(作家)和虞棘(诗人)来领导。创作室的成员是分别来自西北、西南、华东等军区的作家和画家。像西北军区的黄胄、西南军区的何孔德等，都是军队中非常有才华的画家。“不能把业务尖子放到地方。”这是总政治部主管文教的傅钟副主任后来说的。
他走了以后，我和杨国光的妈妈一起带着梁穗回到了我学校的宿舍。不久，学校放暑假，我就抱着刚满一百天的孩子来北京找黄胄。到北京的那天是7月28日(我觉得这个日子似乎与我一生都有联系)。这天，黄胄到火车站去接我。当他见到他的儿子长大了，像正常的孩子那样笑着，向他咿呀地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真是高兴。他把孩子举得高高地说：“爸爸愿为你做一切!”
(摘自《炎黄痴子——回忆我的丈夫黄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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