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之一，从北宋末年在说书场上开始萌芽，历经南宋、元代200余年的提炼、修改，成为一连串的水浒故事，明初再由民间文人编纂成书。成书300年来，《水浒传》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多次农民起义都是模仿水浒故事而发动起来的，因此专制王朝斥此书为“诲盗”之书，而屡次查禁，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全面开禁。但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一些研究者又对此书开展了马拉松式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作者为谁？主题思想是什么？从成书以来一共出现了多少不同的版本？经过了80多年的争论，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国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今已84岁高龄，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参与过《水浒》的研究工作，与老一辈文化界人士多有交往，了解当时的争论情况。他现已接受邀请，重新主持《水浒》的研究工作。笔者特地拜访了他，请他介绍80年来有关《水浒》问题争论的经过，他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以及今后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打算，以飨读者。 　　问：史老，据我所知，您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探讨中华文化，批判皇帝制度，揭开历史真相，重写中华古史的工作。至于对《水浒传》的研究，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答：不错。我热中于研究《水浒传》，大致是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 　　问：您发表文章，公开提出水浒寨中杏黄旗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是起事的农民自己的政治口号，语出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是什么时候？ 　　答：那是1958年。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接近50年，我一直忙于研究别的课题，没有顾上《水浒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是因为特殊情况，才写过两篇有关水浒的文章。对于水浒的研究工作，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是始终关注，未能忘情。 　　问：您这一次在严冬季节专程访问山东的水泊梁山地区，是不是有重新投入水浒研究工作的想法？ 　　答：正是这样。这次是一种特殊情况使我产生了重作冯妇的想法。山东菏泽地区也就是水浒故事最后形成的水泊梁山地区唯一的本科高校菏泽学院准备在今年建立一个水浒文化研究中心，并在学报中开辟一个“水浒文化研究”专栏。他们恳切地邀请我来主持这一工作。从我这一方面来说，我从60年前开始研究水浒，至今不能忘情。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借此机会来完成罗尔纲先生的遗愿。我是罗尔纲先生的私淑弟子，在研究太平天国、研究水浒这两件事上都得到他的指引。解决水浒研究工作中的三大难题，探讨水浒成书的真相，是他此生未了的心愿，他曾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因此我就有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学报主编车先义同志邀请我来主持这一工作的时候，我就坦率地说，希望完成罗老的遗愿，是我愿意承担这一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今年已经84岁，不适宜接受任何名义，只能以“顾问”的身份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 　　问：对于水浒的研究工作应该如何进行，您有什么考虑？ 　　答：对于此事，我不敢说是内行。因为：一、我不是科班出身；二、没有拿得出手的像样的成果。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外行。对于任何事物，接触的时间久了，外行也会逐渐成为内行。《红楼梦》里的丫鬟，伺候小姐时间久了，也能吟出两句诗来。特别是近50年来有关水浒问题的多次争论，我一次也没有参加，只是一个旁观者。谚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不参加争论的人还更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我自己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能向今天有志研究水浒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例如哪些问题必须探讨，因为那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哪些问题无须探讨，因为那是钻不出去的死胡同。而且，《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读者的感受，是评论一部文学作品最可靠的依据。评论《水浒传》绝不只是专家的事，每一位读者都有发言权。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专家们的介绍对于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读者们(不是专家，没有先入之见)的感受，读者们的评论，专家学者们又常常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在这个专栏(包括以后的专辑)中间，我不仅想向专家学者、研究工作者提出一些建议，推动研究工作；有些话，还想直接告诉读者，让大家了解《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产生的，它对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今天读它，有什么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还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是我希望通过媒体告诉广大读者的一些问题。 　　问：这也正是我希望向您采访的一些问题。因为如何解决《水浒传》中所存在的许多争议，不仅为一些专家学者所关心，也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对于这些问题，我理个次序，循序提问，您认为如何？ 　　答：我完全赞成。我回答问题的态度是：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二、知道多少，就说多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 关于《水浒传》的现实意义 　　问：《水浒传》是一部在400年前定型的古典白话小说，这样的古书在今天还有没有用？有什么用？ 　　答：有用。不仅仅是有用，而且能对振奋民族精神，充实精神生活，纠正社会风气，追求社会和谐产生不小的影响。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偏重于军事政治的谋略，《西游记》偏重于神魔故事、寓言，《红楼梦》则编重于家庭、情爱，《水浒传》才是最能贴近生活，发扬正气，在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也最能体现出司马迁在《史记》里就热烈歌的见义勇为，济困扶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 　　在目前这种社会转型、道德滑坡、重利轻义、人心冷漠的大环境里，特别需要通过文学作品培养青少年无私无畏、敢作敢为、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品格。水浒精神中的“侠气”，继承了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精神，“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道义重于金钱，荣誉重于生命的优良传统。 　　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需要让下一代获得平衡发展。而现今的青少年缺乏阳刚之气，是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在目前，阴盛阳衰，欠缺阳刚之气，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我国尤为严重。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水浒传》是最能培养阳刚之气的作品。 　　问：《水浒传》中，有没有对读者产生负面作用的部分？ 　　答：当然也有。简言之，大致有两点：一是歧视妇女，二是草菅人命。 　　《水浒传》全书(不论何种版本)对于妇女的歧视都是一致的，并不例外。水浒故事中的妇女，大致可分好女人与坏女人两类。好女人大都是“影子”，全无个性，连配角都谈不上，只算跑龙套。作者刻意描写的都是坏女人，如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人。其最大的罪恶不过是通奸、“养汉”。这些事放在男性身上，不过小节而已，而在女性身上就成了弥天大罪，非得处以杀头、剜心，开膛破肚，大卸八块不可。这实在违背人性，读者看到这些地方，无不感到揪心。后人常常想为她们翻案，原因就在于此。 　　草菅人命，也就是《水浒传》的一个大毛病，并非偶然出现，而是贯串全书。李逵是水浒故事里的主角之一，被推为上上人物。他既是“最坚决的革命派”，又是杀人不眨眼的“天杀星”。在江州劫法场，他的功劳最大，杀人也最多，救下宋江以后，目的已达，本该及时收兵，但是李逵“杀得性起”，收不了手，却对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一斧头一个，一路砍过去。他杀了那么多老百姓，居然不受处分，难道梁山的队伍就没有军纪管着？！打虎英雄武松，被誉为复仇之神。他替兄报仇，杀了潘金莲、西门庆，都有理由；为了铲除贪官污吏，杀了张都监、张团练与恶霸蒋门神，也说得过去。但是后来滥杀无辜，杀了张家十几口人，这就很难解释。他在十字坡进了张青与孙二娘开的黑店，看到人肉作坊，亲见墙上绷着人皮，架子上挂着人腿，但对张青无一语批评，也无劝告。草菅人命，有损英雄的形象。 　　二、关于梁山英雄的匪气 　　问：除了歧视妇女与草菅人命之外，水浒故事对后世还有哪些负面影响？ 　　答：还有不少。在这里，我想先谈一下赛珍珠的著作。因写中国题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Buck,Pearl 1892—1973)曾经花费四年时间(1928—1931)把《水浒传》译为英语，在欧美引起哄动。她不懂“水浒”这个书名的含义，却根据梁山英雄互称兄弟的现象把书名改作《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对于梁山泊中“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的现象十分神往。与等级森严的专制王朝相比，她觉得梁山英雄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其实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梁山上的头领们和小喽罗的待遇就大不相同，头领内部也分三六九等，人人平等的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且能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也只限于梁山内部的自家兄弟，并不包括其他山寨的人，事实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帮派意识。 　　我们不可忽略，梁山英雄中的大多数都是游民。原来不是游民的，因为长期脱离生产，闯荡江湖，也逐渐变成了游民。游民的两大特点，一是生活散漫，有不少人之上梁山，是奔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来的。只图今天过得痛快，对于未来，并无长远打算。二是帮派意识严重，只对本帮派的人，也就是自家兄弟讲团结，讲义气，对于别的帮派是排斥的。因此，没有远大的眼光，做不成大事业。虽有少数知识分子头脑比较清楚，看得出危机所在，但是在游民习性严重的群体之中生活，大势所趋，他们也无可奈何。 　　梁山这个群体，是一大批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对未来的打算也不同，只有“逼上梁山”这一点相同的人们所组织起来的。虽然歃血结盟，称兄道弟，实际上除了“暂借水泊安身”的想法相同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从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到只想在山寨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各种想法都有。因此，“水浒气”在不断分化，或上升为“侠气”，或下降为“匪气”。在社会实践中，有侠气的人物相继为“变法”或“革命”而奋斗牺牲。无出路的人则组成各种帮会，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成败利钝，各不相同。“侠气”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力量，“匪气”则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产生了负面影响。 　　《水浒传》这部书对中国社会之产生“匪气”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水浒成书400年来，大江南北，海内海外，有数不清的会党模仿水浒模式而产生，也就是游民团体大量产生。这就是过去官方指责水浒是“诲盗”之书的原因。另一方面，毫无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在读了《水浒传》之后，也会受到感染，逐渐学到了江湖气——流氓气——匪气，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少不看水浒”的原因。　《水浒传》这部小说产生于中国民间，又长期流传于民间(官方曾经列为禁书)，它在民间的基础深厚。作为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道这本书。因此，它在中国人中间所产生的影响极大，包括由它所培养出来的“侠气”，与受它的感染而产生的“匪气”，都是难以回避的。 　　我们国家经过多年的大动荡，旧社会所残留下来的各种会党势力已告中断。为什么在年青人中间又会出现江湖气——流氓气——匪气，这与《水浒传》的流传，与梁山好汉的遗风不无关系。现在已经不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时代，已经不需要结拜异姓弟兄才能创业立业，为什么还要结交“哥们”甚至“铁哥们”，还要讲什么“哥们义气”？梁山好汉是不承认女性的人格与地位的，在梁山上，女头领也和男头领同样的“哥弟相称”。现在有些女性为了表现自己豪爽、够朋友，和男性也是称兄道弟，并不称姐道妹，也不说“姐们义气”。 　　现在大吃大喝之风屡禁不止，用公款吃喝有如吃大户，有些地方财政是被吃垮了的，那种“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豪气可以直追梁山好汉。为做公关工作而喝酒喝成英雄，或因醉死而成为“烈士”的，屡见不鲜。这与梁山泊上“大碗酒、大块肉”豪吃成风的传统难道没有关系？现在早已不是称兄道弟拉帮结派才能行侠仗义的时代。在今天，凡是称兄道弟拉帮结派的人都找不出正当的理由。一句话说穿，都是为了进行勾结，图谋私利。梁山好汉的“匪气”实在没有继承的必要。凡是具有江湖气——流氓气——匪气的人，一步步发展下去，最后只能是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关于《水浒传》的性质 　　问：您是否认为现在有把《水浒传》这部小说和历史混淆起来的情况？ 　　答：是的。不但有，混淆得还很严重。我只举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不久之前，我曾经访问过水泊梁山地区，那里的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竟然对我提出了“水浒文物”的问题。我很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真有那个时代的文物保留到现在(经过科学的鉴定)，那也只能叫做北宋文物，不能叫做水浒文物。我如果拿出一个袋子，说是宋江掉在阎婆惜处的招文袋，你能相信吗？我再拿出一幅古画来，说是林黛玉的亲笔，你又能相信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本来是作者虚构的，虚构的人物竟然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岂不是大笑话！ 　　问：拿林黛玉的亲笔书画来骗人，那当然是笑话，但是《水浒传》里的宋江，历史上好像确有其人。 　　答：《宋史》中确有三条记载涉及到“宋江”其人，字数都不多。多的百余字，少的数十字，全都从南宋人王称所撰的《东都事略》中抄来的。从这些记载中看来，宋江是“淮南盗”，起事时的规模不大，不过是“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最后是张叔夜以区区一千人收拾了他，“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这和后来说书场上、元杂剧中、明清小说里所描写的带领千军万马的宋江全然不同。这不过是借用了史料中的一个名字而加以发挥，把事情越吹越大，把蚂蚁吹成了大象。我们对史料里的宋江与小说里的宋江绝不能划等号，认为是一个人。我们可以评论小说里的宋江，那是评论文学作品，论评文学人物；也可以评论史料中的宋江，那是评论历史著作，评论历史人物，绝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问：把宋江的史事(历史)与宋江的故事(文学作品)混为一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始于史学界还是始于文学界？ 　　答：据我所知，大致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史学界而不是文学界。史学界把水浒故事视为历史，有其特殊原因。在抗日战争紧张阶段，全国都在大打宣传战。连古人都被请出来为我们出力(如到处都有岳飞所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时时都听到“满江红”的歌声)，既然先后演出了“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等古装戏，承认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又有何妨！但是一旦写进了历史书，得到承认，要想删掉，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时又正是史学界极力拔高农民起义之时，多有几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是好事。于是，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就有了两次，宋江起义还放在方腊起义之上。数十年来，多部中国通史都是这样写的，各级学校的历史课本亦复如此。影响所及，连台湾陈致平著《中华通史》也把宋江与方腊并提。在叙述史事时，对宋江的活动也只提到《东都事略》与《宋史》那几条极为简略的史料，更无其他。著者坦率地承认宋江之事是以小说代替历史：“后人就根据这类野史传说，附会渲染为一百单八将，而写成一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水浒传》虽然是一部属于文学性的小说，其描写当时北宋政治的黑暗，逼民造反之处，多有所影射，并非全无根据，未尝不可作为反映当时社会民众心理状态的一种参考资料”。 　　其实，宋江起事的规模是很小的，别说难与方腊相比，就连北宋时代起事于川西的王小波也比不上。至于宋江受招安后去打方腊的说法，只是传说，史料记载中并无根据，不可轻信。或曰：宋江起事后，不是提出了响当当的政治口号“替天行道”么？但那只是元杂剧中的事，史料中无此记载。 　　认为《水浒传》所写绝非真事，绝不是一次农民起义的真实记载，还有两条过硬的理由： 　　理由一：如果《水浒传》真是记载了一次农民起义的话，这次起义一定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这是限死了的，时间不可能随意后延。但是《水浒传》里的许多故事(而且是要主要的故事)全都出现于南宋、元代甚至明初，是由那些说书的、演杂剧的陆续编撰出来，再由一些江湖文人加工而成。一切皆有证据，是后人伪造不了的。 　　理由二：宋元两代的说书，大致分为讲史、小说二类。小说中又分四、五个子目，曰烟粉(爱情)、灵怪、公案(包括侠义)、铁骑儿(战事)、传奇。某书入于某类，标准难定，每有出入。《三国演义》入于讲史，从无异议；《水浒传》应归何类，未有定论。孙楷第先生所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分类说明中说：“《水浒》唯方腊事信而有征，其三十六人虽人名非假，而事实容多捏合，又其书铺张壮烈或不以演史为主，今迳入公案类。”也就是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也够不上，只能列入公案类小说之中。 　　《水浒传》既然连历史小说都不够格，却长期写在历史著作之中，当然是个错误。既是错误，不论早迟，都应该加以纠正。 　　问：那您认识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答：我想，这事虽是历史遗留问题，习非成是，但是到了法制社会，学术研究不受干扰的时候，问题还是不难解决。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加以纠正。我还想向现在才参与水浒研究工作的青年学子说几句话。我们在阅读参考资料，看到老一辈学者一再称《水浒传》为“农民起义”的时候，不要好笑，也不要以为他们把小说当成历史，其实他们完全了解事情真相，只不过当时大家都这么说，他们也只好这么说，如此而已。 　　四、关于水浒研究的曲折历史 　　问：五四运动以后，《水浒传》已被承认为正宗的文学作品，而研究工作却是一波三折，遇到了不少的折腾，请介绍一下情况。 　　答：的确是遇上了一系列的折腾，这里我可以作个扼要的介绍，以供参考。 　　有人说，20世纪的100年是明清小说的黄金百年。因为专制王朝对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白话小说十分反感，认为这些闲书不是“诲淫”，就是“诲盗”。特别是《水浒传》，是一部教唆老百姓造反的书，更当严禁。辛亥革命以后，许多明清小说一朝开禁，大量流传，再加上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这些白话小说更被捧上正宗文学作品的宝座，从此扬眉吐气。可是在四大古典小说中间，也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对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20世纪确实是开放世纪、黄金百年；但是《水浒传》却一波三折，一再遇到全无必要的折腾。 　　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界的水浒研究者中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即《水浒传》成书时的原本究竟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还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如果原本是70回，经金圣叹批改后的流行本还是70回，则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被金圣叹砍掉了后29回，则流行的70回本就是由金圣叹腰斩而成。其实这种争论也好解决，解决的办法是：一，努力搜求原本。一旦发现原本，自然有了答案。二，如果找不到原本，我们可以用现有的各种版本经过缜密的比较、研究、考证，把水浒的成书过程重现出来，也能作出结论。当时小说研究刚刚开禁，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尚未发现，本可继续发掘有用的资料，缜密研究，不必由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拿出不够成熟的结论。因为一旦有了结论，研究工作也就松懈了。可是当时少数的研究者却急不可耐，急于推出结论。胡适先认为原本是70回，郑振铎与鲁迅则认为是100回。有不同的看法本是学术研究中的常事，可以继续探讨。但是胡适却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原本是100回的主张。于是由他们几个人就轻易地作出了“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结论。此后的几十年，既没有找到原本，认真的探索工作也放松了。过早地拿出这一条结论，实际上反而阻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争取生存、争取胜利的时代，大家无心去为古人担忧，探讨水浒疑案。史学界研究历史，戏剧界大演历史剧，都是为了鉴古知今，鼓舞军心民气。不论是拔高农民起义也好，视梁山英雄为历史人物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团结对敌，大家都能接受，并无异议。从这时候起，宋江起义就写进了历史书，得到承认。农民起义的领袖梁山泊主将宋公明迅速地取得了与抗金英雄岳飞、抗清英雄郑成功、天国英雄李秀成等人同等的地位。 　　谁能料到，到了60年代，宋江、李秀成等人又一下子从半天云里跌进泥坑。《水浒传》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宋江成了投降派、特务与战犯。家家批水浒，人人骂宋江，连三岁娃娃也要到水壶里去抓宋江。把宋江从天神一下子贬为恶鬼，如此折腾，肯定会把人们的思想搅得一片混乱。不过，文革十年，国家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一部小说《水浒传》的研究工作遇到干扰，蒙受损失，那又算得了什么！不过，在拨乱反正，一切从头做起的时候；在过去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要想加以补偿的时候；在进入法制社会，一切学术问题都可以放开讨论的时候；在我当了50年的旁观者，现在又以垂暮之年重新参与这一研究工作的时候，为了让水浒研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我很想通过媒体，向一切关心此事的学者、读者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项建议：我们确认不论是《水浒传》研究，还是水浒文化研究，都是学术问题，可以公开研究，放手讨论。欢迎从八九十岁的老前辈，到一二十岁的青年学子，都能来信来稿，热情参加。我们的专栏、专辑，都是公开园地，愿意以文会友，建立文字之交。 　　第二项建议：我们确认《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位读者、爱好者，都能和专家学者平等讨论，大家都有发言权。读者的感受，每每是评价作品的重要依据。 　　第三项建议：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我们不设禁区，没有禁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绝不说某某问题不能讨论，某某人作的结论不能推翻之类的话。对于学者，不应该有什么定论。只有不断地修改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才能不断前进。 　　第四项建议：我们已经批评梁山好汉有帮派意识，只对自己“哥们”讲义气，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落后的封建思想。既然如此，我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就更不能拉帮结派，学术讨论，胜无所得，败无所失，只论是非，绝对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心中。 　　五、关于《水浒传》的描写对象 　　问：《水浒传》是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是，它写的是什么题材，是写农民起义的，还是写城市里的小市民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把《水浒传》看成一部记载农民起义的书，这我不赞成。如果《水浒传》真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或者基本上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的书，那它就是一本历史书，至少是野史，而不是一本白话小说了。事实真相是：“淮南盗宋江”确实造了反，与官军敌对，但是人数不多，活动时间不久，就被扑灭了。说他投降后去打了方腊，只是传闻，并不可靠。他并未到过梁山泊，也从未竖过写有“替天行道”四个大字的杏黄旗。梁山泊上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是那些说书的、演杂剧的艺人们逐渐编造出来的，绝非真实。我们如果相信了，那就是弄假成真。当然，艺人们编造的故事，并非全是他们所杜撰，常常是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中所提炼出来，虽非真人真事，却很有典型性，不乏艺术上的真实，更能引人入胜。文学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但它毕竟不是历史。把民间故事视为历史，就会搅得真假难分，影响了历史的真实，让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我们过分拔高了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果真如此，则中国的历史很长，大规模的军民起义次数也最多，每次都起推动作用，这样七推八推，我们早就被推进了大同社会了，怎么今天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看问题不全面，只看到农民起义的“推动”作用，没有看到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我们毫无责怪起义的农民之意，他们是在走投无路之时才奋起反抗的，责怪他们是不近人情；但是，造成了破坏作用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热烈歌颂农民起义，认为农民起义越多，越能推动社会前进，那是不明事理。 　　有一段时期，史学家对农民起义很感兴趣，对农民起义的认定标题也就放得很宽。只要在史料上查到某时某地发生群众对抗官府的事件，也不问参加的人数多少，冲突的原因何在，事情的性质如何，每每一律称为农民起义。其实，当时的主角不一定是农民，有时候是市民暴动，有时候是游民闹事，有时候是兵变，有时候甚至是流氓团伙打架，岂可一律称为农民！而且也不能把一切冲突都称为“起义”。“起义”是褒义词，是指一种正义的行动。如果农民一有行动就是起义，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将如何把农民起义与盗匪区别开来？滥用“农民起义”这块招牌，对于真正的农民起义倒是一种亵渎。 　　水浒故事之中，几乎找不出堪称农民起义的事件来。第十五回的“智取生辰纲”，算是梁山人物的一次集体行动，有八个人参加。因为描绘生动，选在中学课本中，倒是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分析事件的本质，却很难令人同情。蔡京的女婿梁中书送给老丈人的生辰礼物被劫，自然大快人心，因为这有反贪官的意味在内。如果用这劫来的十万贯金珠宝贝去救济贫苦群众，那当然是正义行动，令人喝彩。即使不是全部，拿出一部分来救济穷人，也是好事。即使不敢明拿，暗地里进行施舍也未尝不可。可惜晁盖等人在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理直气壮地说：“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是并未想到劫富济贫之事，只想到自己能过一辈子好日子。生辰纲到手之后，他们也没有拿出一个子儿做点善事。这件事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富，因为晁盖是个地头蛇，常与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的小财主，发了这笔横财之后，自然更富。其他几个人虽然不富，也并非穷得吃不上饭，这和吃尽树皮草根才起来造反的农民完全不能相比，这算什么“农民起义”！他们8个人中一个农民也没有，三阮是渔民，算是劳动人民，也只是生活清苦，还不是民不聊生。梁山泊大聚义时，“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其中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说明梁山人物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与“猎户渔人、屠儿刽子”人数都不多，人数最多的是中间的“三教九流”，也就是市民与游民。说来说去，就是没有说到农民。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梁山伯里水浒寨中是农民在起义，他们自己的宣言中却完全不提农民，这就使得我们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那他们必然会提出对土地的诉求。但是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土地。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在各头领分配工作(各有管领)之时，总应该有人出来分管种地(专制王朝的皇帝还要亲耕，皇后还要亲蚕。虽然只是个仪式，总还说明他们的重视)。即使梁山上土地不多，种不了粮，种点新鲜菜总是必要的。可就是没有人分管种粮种菜。菜园子张青派去做梁山泊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的工作去了。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则他们只要开辟了一片根据地，则自耕自食，自己养活自己就全无问题，不致于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山(向各州县)去借粮(实为抢粮)。农民有了土地还不能养活自己，那叫什么农民？ 　　正因为这个原因，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一书中所提出的“市民说”就值得考虑。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善，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困境；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把《水浒传》通读几遍，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这些问题： 　　一、水浒故事的作者(是一群人而不是施、罗两个人)主要是市民，他们熟知宋、元(主要是元代)的市民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大多数故事都写得十分传神，写作的技巧并不在《金瓶梅》的作者之下，从“五婆贪贿说风情”这一段文字就能看出问题。 　　二、水浒故事也写农民，但是写得不深不透，只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来写，表达不出农民的思想感情，因为作者们对农民并不熟悉。 　　三、《水浒传》写得最为激动人心的故事都是“逼上梁山”的故事，被“逼上梁山”者有不少人，其中的主要人物不是农民，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水浒传》中说他“每日六市三街，游玩吃酒”，显然是个市民。 　　一部作品，主题与题材不是一回事，举例说，两个人写游记，写的是同一块地方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这是题材相同；但是其中一人赞颂此地人情之纯朴与耿直，而另一人则批评其人之愚昧与野蛮，主题就不一样了。一部作品，作者与所描绘的对象也不是一回事，市民作者可以写农民，农民作者也可以写市民，只不过是市民写市民，农民写农民，能够写得更有深度而已。《水浒新议》一书中的“市民说”让我们打开思路，能够认真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一、《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一大群基本作者是市民，最后加工的是流落江湖的文人。由于基本作者对许多故事已经写定，加工者也就难以作太大的修改。 　　二、书中所描写的对象既有市民，也有农民。对市民对象描写得有声有色，对农民对象描写得模糊不清。 　　三、本书40回以前的部分，对几个重要角色写得如生龙活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作者们所熟悉的生活；40回以后的部分，许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写得比较沉闷，让读者印象模糊，因为这些事情是作者们所不熟悉的。 　　如果从这个基础上起步，完全排除头脑中的先入之见，纯粹从作品本身来分析问题，探讨问题，我相信是会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而能一步步解决许多难题的。 　　六、关于水浒的主题与林冲的入书 　　问：那么《水浒传》一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答：其说不一。这也正是我们今后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有人提出“多主题说”，认为主题不止一个，我也赞成，反正要经过认真探讨，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问：您自己有具体的意见吗？ 　　答：有。我认为出自《水浒传》的一句成语“逼上梁山”，就是此书的主题。前面我已说过，许多水浒故事都是水浒的基本作者(说书的与编杂剧的)编写出来的，我认为，唯有林冲故事是加工者(流落江湖的文人)的杰作。下面，我将说出自己所持的理由。 　　在专制王朝的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许多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奋起反抗。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写的这一类故事，其中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林冲。作者(也无论此人姓施姓罗，或者是个无名作者)选中林冲作为逼上梁山的主角是选对了的。此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北宋中央军高级教官，虽然手中无权，从他的身份来说，也是统治集团内部人物。连他都遭受到这样的残酷迫害，一般小老百姓又将如何？林冲虽是军人，平时很讲礼数，对人谦虚，办事谨慎，对于横逆之来，一再忍让。他发现调戏自己妻子的恶棍竟是顶头上司高俅的衙内，只想忍气吞气，息事宁人。直到遭受陷害，刺配沧州，还在逆来顺受，希望熬过灾难，他日重回东京，再图团聚。可是高俅就是不肯放过他，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当他作为一个囚徒被分配看守大军草料场时，高俅派陆谦、富安前来纵火。在天寒地冻的雪夜里，他们估计林冲不会外出，一旦火起，必然烧死，即或能从火中逃出，烧了大军草料场，也是一条死罪，想不到林冲出外买酒，才逃过了这一劫。当草料场火起，必必剥削地爆响，读者的肺都要气炸了，直到林冲返回，知道真情，奋起手刃仇人，草料场大火冲天而起的时候，读者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故事真正激动人心，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无限同情。大家不仅同情他，也连带同情那些被苛政所逼走投无路而上了梁山的好汉，承认造反无罪，上梁山有理。林冲这个逼上梁山的典型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大悲剧的主角。 　　我之所以判定林冲故事不是说书、演杂剧的民间作者的创作，而出自最后修改全书的江湖文人之手，依据有二：其一，在《宣和遗事》中虽有林冲之名，但在南宋说书、元代杂剧中，完全找不到林冲故事；其二，林冲的出场，是以《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为模特儿，因此林冲故事必然产生在《三国演义》之后。林冲怎生模样？“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手持丈八蛇矛”，请问这不是张翼德是谁！ 　　这位创造林冲故事的作者实在高明。在修改全书的时候，他发现这么一部大书竟然没有一位中心人物，堪作典型。不管你把梁山泊、水浒寨写得多么威武雄壮，但是这一批草莽英雄的身上，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毛病，要想说明梁山事业的正义性，总还显得不够。举例说吧，鲁智深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生所作所为，充满了侠义精神。因为行侠仗义，后来逼上了五台山(还不是梁山)。可惜他有点儿莽撞，要救金翠莲，是小事一桩，本来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从此走上逃亡之路，就显得做事不够稳重。当了和尚，老是戒不掉酒肉，总得算是不足之处。武松被誉为复仇之神，但是作为英雄人物，总是快意恩仇，而且草菅人命，所作所为，还做不到大义凛然。晁盖是个小地主，地头蛇，还和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他的仗义疏财，结交江湖豪杰，说穿了，其所疏之财，也多是不义之财。他的上梁山，并非不得已，而是想发横财，自蹈法网，没有什么冤屈可言。郓城小吏宋江，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好，明明是包二奶，还说是做善事。做个小吏，还要仗义疏财，财从何来？显然兼跨黑白两道，既吃俸银，又收贿赂，不算贪官，也是污吏。水浒英雄只是这一班人，别说希望“图王霸业”，就是希望争取同情，能够立足，亦非易事。要那些民间说书、演杂剧的作者描绘一些草莽英雄，他们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演得酣畅淋漓，这是他们的看家本事，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要他们去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正义之神，使天下后世改变对梁山英雄的印象，去掉这部小说“诲盗”的恶名，这就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了。因为他们平时很少接触这样的人物，胸中缺少这样的模特儿。 　　虽然林冲故事的素材来自元杂剧的“衙内戏”《蔡衙内夺妻》，但是也得有高手来加工。林冲的后来居上不仅使梁山上出现一位正派的英雄，而且让《水浒传》这部小说大大地提高了档次，得以作为古典名著立于中国正宗文学作品之林。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各抒已见，认真讨论，不必忙于下结论。我还可以再补充以下的看法。 　　《水浒传》里征辽部分文字不多，而且是在续加部分，它不是《杨家将》，反侵略，保家卫国，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不反皇帝，梁山英雄在与官兵敌对之时，还放声高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因此，推翻宋朝，另立新朝，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更不反对皇帝制度。李逵始终反对招安，力主“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是梁山上最敢说话，口无遮拉的人，他的话可以视为梁山上的“底线”。既然要去东京夺了鸟位，则这个“鸟位”还是要保存的。因此，推翻专制王朝，建立民主政府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里描写市民生活的文字确实不少，而且涉及到一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如王婆说的一本“捱光”经，与潘、驴、邓、小、闲的五字真言。但是《水浒传》不是《金瓶梅》，男女风情不是它的主题。 　　还有，如果从一本书的内容分析它的主题发生困难的话，探讨一下书名，以及其中主要的政治口号，也许能够作为参考。《水浒传》的主题难以判定的原因是：它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70回本到梁山大聚义为止，没有招安情节，被认为是反政府的，坚持革命的；100回以上的各种版本都有招安情节，则被认为是投降的。这样，主题就有了很大的出入。但是，不管什么版本，书名都是《水浒传》，梁山上的政治口号都是“替天行使”。其中有没有微言大义，倾向于哪一类主题(反抗政府还是投降政府)，是值得作一番探讨的。 　　七、关于水浒书名和替天行道的口号 　　问：听说《水浒传》书名的出处是罗尔纲先生发现的，书中“替天行道”的口号的出处是您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答：不错。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的出处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发现“替天行道”的出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发现某个词语的出处是很简单的事，钻研一门学问的时间久了，接触的资料多了，有时就能突然发现想找的根据，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问：您能否把这两次发现的情况介绍一下？ 　　答：完全可以。先说书名，水浒的“浒”字读hu，不常用。《说文》解释说：“水涯也。”就是水边上的意思。水浒二字联用，出自《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这是一块地方，也就是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1944年秋，罗尔纲先生在四川李庄镇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因患疟疾，在家休息，偶读《诗经》，竟发现了《水浒传》书名的出处，如获至宝。以“水浒”作书名，确实是微言大义。“水浒”是“水边”之意，正是“微言”、“大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作者把水泊梁山比作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希望梁山起义事业能够兴旺发达，最后建立起像周王朝这样长达800年的大王朝。说明作者(不知道是谁)对梁山起义事业是肯定的，是推崇的。 　　过去有人解释过这个书名的含义没有？有过。明代万历年间，袁无涯刻《忠义水浒传全书》，就在“发凡”中说：浒，水涯也。宋江把自己所居之地称为水浒，是表示不敢据有梁山泊，要学姜太公居于东海之滨，等待机会来辅佐周文王的意思。 　　明末的金圣叹则对“水浒”又作出一种含义相反的解释。在《贯华堂水浒传》序二里，他说：“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处则有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他把宋江等人痛恨到极点，要把他们流放到穷荒去，不同于中国。 　　袁无涯与金圣叹两人的解释，都是从水涯、水边之意遐想开去，无边无际，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自然不可轻信。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是个地名，是周王朝开幕创业之地。以此地作书名，自有肯定梁山事业之意，而非无稽之谈。在几个月之前，《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发表了李万生《水浒书名及相关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梁山一百八人啸聚水泊之边，是将兴未兴，与《诗经》所叙相近。他们最终没有建立政权，以招安结束，可以说是始于水泊，终于水泊。可见此书名为《水浒传》是十分贴切的。”罗先生在60年前已经发现“水浒”出处一事，这位作者不一定知道，他既找到了“水浒”真正的出处，理解其含义自然也就和罗先生相同。 　　问：您对梁山泊的政治口号“替天行道”的出处是怎么发现的？ 　　答：对于我所不了解其含义，或者不了解其出处的词语，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先去查工具书。不管它解释得是否正确，总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在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我居然在一本汇集各种会党资料的专业工具书上查到了“替天行道”的词条。那上面解释说，这是“民间帮会起事用以号召之常用语”。我和聂绀弩先生商量(当时我是《力报》记者，他是副刊“新垦地”的编辑)。他说不妨到道家经典中去查出处。此后又过了十多年，我是在把出处彻底查清，又找到了足够的旁证之后，才把结论公之于世。 　　1958年，我在《关于<水浒>里的“替天行道”的解释》一文中说：“我认为：‘替天行道’出于《道德经》。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有余者损之，不是者补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损不足以奉有余！’用这句话来概括说明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真是一针见血，恰到好处。我以为：水浒英雄所坚决反对的，正是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他们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实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 　　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也就是现成所说的“马太效应”。《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论古今中外，从感情上说，穷人们都会反对这种损害穷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天之道”。 　　问：“水浒”这一书名的出处，“替天行道”这一政治口号的出处，全都查清楚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肯定这个书名，肯定这一条政治口号的人，就是肯定农民起义，对起义农民抱同情、支持态度的人。 　　答：我想还不能这么说，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从情理上说，固然有很多人都同情农民起义，但是经过很理性地考虑，有人就会不赞成用起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大起义的风暴一旦掀起，每每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朝，全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太大了。他们希望用相对缓和一点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再说，许多人对农民起义，也包括一切弱势群体的起义是同情的，肯定的，但是对某些起义领袖则颇有微辞，这些人有可能是野心家，他们很会利用起义群众为自己拼命，在群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倒了旧的暴君之后，可能又把新的暴君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在研究《水浒传》时，很多人对宋江的狡诈就十分不满。 　　其实，“水浒”不过是个书名，是一块招牌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招牌虽然好看，口号虽然动听，梁山头领们究竟做到了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是力所难及，一时做不到呢，还是有心作假，挂羊头卖狗肉？那又需要认真探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就算此书作者(还不知道是谁)用“水浒”这个地名作书名，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替天行道”作为梁山好汉的政治口号，也不过是对梁山事业抱有一种“期许”之意而已。而且，这也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事，梁山头领们认不认识“浒”字，知不知道“水浒”二字的深意？对“替天行道”一语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八、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问：《水浒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定论，但还是请您提出一个初步的简明扼要的答案。 　　答：如果希望说得相对正确一点，那就应该说，是集体创作。不过这个集体是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太行西岳，南至长江下游，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在这个时空之内，有不计其数的作者都为写成这部大书出了力，把他们的心血留在字里行间。不过这些作者相互之间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那些说书的，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修改；那些演戏的，天天都在演，天天也在改进。凡是改得好的，比较成熟的故事，最后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稿又不断地被加工，加工者，大都是流落江湖的文人。说这个大创作组总数有千百人，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商量过创作计划，一切编写，修改工作都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默默无声地进行，自己修改前人的创作，又让后人来修改自己的创作。有许多地方，后人修改前人的书稿是改好了，但是也有改糟了的地方，还不乏改来改去，重复劳动，白费工夫。所以一改再改，改了几百年，直到最后成书，还存在以下这些毛病，或者叫做不足之处。 　　一、前70回既有人想反上东京，夺了帝位，也有人朝思暮想，希望招安。下半部中亦复如此。不仅全书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部分全都没有统一的主题，造成聚讼纷纭，至今还得不出一个明白的结论。 　　二、此书真正精彩的篇章，不过是40回之前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这以后许多攻城打仗的情节，都是那些民间艺人所不熟悉，只是为了拉人上山凑数才安排的。所以就精彩不起来，怎么修改也没有用。 　　三、那些民间艺人所塑造起来的人物，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因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只能是这些江湖人物。只有林冲是由后来的加工者江湖文人所塑造起来的，他一出现，立刻后来居上，成为全书的中心人物，逼上梁山的典型。 　　四、人物太多了，反而成为负担。如果只有36个头领，不勉强凑民108个，此书必然精彩得多。前重后轻，是此书一个难以克复的大缺点，那个决定把36人扩大为108人的决策者应该对此负责。 　　五、此书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是由许多小故事堆砌而成。有些小故事十分精彩，但是组合在一起反而被冲淡了，凡是由民间小故事聚合而成一本大书的著作都有这种毛病。如果像扬州评话《武十回》那样，把精彩部分尽量发挥，艺术上的成就必然更大。 　　六、综观全书，其中某些故事似有重复之嫌。例如两个红杏出墙的女人都姓潘，其中一些情节也颇相似。这绝不是作者为了卖弄才华而故用险笔，实在是把许多小故事揉合在一书中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漏洞。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陈松柏《〈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一文说得既十分周到，又精简扼要。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问：如果要您答复，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您会怎样回答？ 　　答：我认为此书是由一些民间艺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长期中逐渐积累，逐渐修改而完成的。民间艺人编写成许多水浒故事，这对最后成书，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许多故事编纂成为一书，对于最后成书，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书的作者说成一两个人——罗贯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实，也不公平。 　　问：对于施耐庵的问题，现在说法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探讨，有人认为无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无此必要。有人说，经过考证，确有此人。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水浒传》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水浒传》的作者，则我们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还有，我们不探讨施耐庵的问题，但是并不反对别人去探讨。我们虽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计划，如果别人进行探讨，有了出乎意外的收获，那也是大好事。 　　我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讨作者的情况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讨作者的情况已经山穷水尽，再无发展了(对《水浒传》作者的探讨已是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作品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吗？当然不是。了解作者的情况，对于研究作品本身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作品的不同，探讨作者的情况作用也不一样。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了解作者情况十分必要，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写出来的(暂不谈读书的问题)。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传，了解作者对于了解作品确实非常重要。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情况就不一样，它们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编书者或责任编辑，他与作品的内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况，就不十分重要了。更何况《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人还不是真名，而是托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其价值。例如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所写的离愁别绪，委婉动人，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深远，超过了后来的任何一位大诗人。但其作者为谁？已不可考。此后南方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也是如此，虽然影响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谁是作者。 　　九、关于《水浒传》的版本 　　问：《水浒传》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请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水浒传》的版本之多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出现的事。这与皇帝极不负责、万事不理颇有关系。明代是个极为专制的王朝，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文武百官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却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万历帝是个懒得要命的皇帝，平时只在宫中享乐，二三十年不上朝，致使百官认不得皇帝，见面时还要太监从中介绍。万历30年(1602)全国13处巡行御史缺少9处，全国各地郡守缺了一半。万历34年(1606)中央六部大员都出现空缺，无人递补，二品官内，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特别可怕的是司法官缺人，大量案件无人审理，犯人长年关在牢里，无人过问。不仅被告被关，有些原告与证人也长期被关，直到关死为止。许多国家大事，皇帝自己不管，又不责成别人去管，各级政府，缺员严重，该管的事，都不想管。雕版印书的事，完全放任自流，私人书坊老板，任意刻印古书。只要能够赚钱，想怎么刻就怎么刻，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万历年人，多好篡改古书。”那时候既不要书号，又不讲版权，只要政府不管，书坊老板就有极大的自由，冒名也好，盗版也好，只要好销，什么书都敢改，什么书都敢出，书籍市场上，一片混乱。那时候出的书，距今已400年，经过无数次的水火刀兵，绝大部分都毁掉了，能够流传到现在的，是极少数。这里说的刻印本。至于手抄本，那当然就更多了。因为400年来，各地的书场还在说书，他们的本子(话本)还在发展之中，改进之中。就全国来说，包括刻印本与手抄本在内，各种各样的《水浒传》真是不计其数。 　　问：《水浒传》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传世，在您看来，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 　　答：据我所知，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坏事，至少是麻烦事。因为这给水浒研究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面对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专业研究工作者就有义务作出必要的解释，并向读者推荐最完善的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好事。从400年前流传下来的一批乱七八糟的版本，不管怎么说，总是可贵的有用的史料，经过耐心整理，归纳，分析，就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件古物留下来，还能说明一连串的问题，更何况是文字资料。其中有盗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其中有冒名，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冒名。每解决一个问题，都揭开了一幅历史真相。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版本比做一团乱麻。解决一团乱麻的办法有二：对于无用的东西，我们可以不管它，断然作出自己的决策，这叫做快刀斩乱麻。对还有用的东西，我们需要爱惜他，耐心进行整理、研究工作，这叫作细心理乱麻。这个工作量很大，但也绝不是无限大。每一根乱麻都有来踪去迹，总有理顺的一天。也就是重现了《水浒传》逐渐形成逐渐成熟的原过程。我们应该有决心来从事这一件理乱麻的工作，更何况在今天以前，已有不少学者，包括几位老前辈和一些青年学子，做了不少梳理工作，卓有成效，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 　　十、关于招安 　　问：在20世纪20年代那一场有关《水浒传》的争论中，也就是“金圣叹究竟腰斩了水浒没有”的争论中，大家都希望能找到一种“原本”，认为只要找到了原本，问题就能解决。请问，所谓“原本”，究竟是指什么版本？ 　　答：是指《水浒传》最初成书，由许多分散的水浒故事编纂成为一部大书时的最初刻印本。这个“原本”至今都没有找到。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果原本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就证明金圣叹没有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则说明70回以后的部分被金圣叹砍掉了，才成了流行的70回本。争论的结果是，大家接受郑振铎的意见，认为原本是100回，是金圣叹腰斩了水浒。 　　对于这个结论，罗尔纲先生是不赞成的。但是当时的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郑振铎是中文系教授，罗尔纲先生只是个学生，没有发言权。罗先生后来在《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水浒传》原本究竟是七十回还是一百回，这不是一般版本的争论，而是有关这部著作的性质问题。原本为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便是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如果原本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辽、平腊，那便是奴才传。” 　　罗先生认为当时的讨论过于草率，结论下得过早，这一点我完全赞成。任何学术问题，不经过广泛讨论，只由少数专家闭门作出结论，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也不赞成罗先生把招安问题看得过重。一本书究竟是英雄传还是奴才传，不能只凭有没有招安情节来作结论，而要看这本书的总体精神。 　　问：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招安事件的？ 　　答：首先我觉得《水浒传》是倒了霉，在所有的明清小说中间，我们不要求任何一部小说的主人翁去反皇帝，唯独要求宋江和梁山好汉去反皇帝。在《三国演义》中，许多英雄人物不断地换老板，换来换去丝毫也不影响他英雄人物的身份。水浒人物就无此自由，只要受了招安就成了臭狗屎，永世不得翻身，这算什么道理！ 　　“招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不再杀人流血，这不是坏事。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农民人数虽多，但是始终是个弱势群体。农民起义总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奋起反抗的。动乱事件大部分是由天灾所造成，小部分是由苛政所造成，即所谓“逼上梁山”。如果天灾已经过去，生产得到恢复，或者由于某些苛政的废除，老百姓有了生路，大家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这总算是好事。造反不是应聘，不是自己报名参加，千百万人一旦生路断绝，起义的队伍如海潮汹涌而至，你想参加也得参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退潮之后，要把所有参加造反的人全都杀掉，既不人道，也不可能，招安赦罪，有何不可？有些含冤受屈的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一旦平反，亦可赦免。总之，有个招安的办法，不把亡命之徒逼上绝路，自有可取之处。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在作战形势不利之时，也常常把接受招安作为一种斗争策略、缓兵之计，暂时找到一条生路。 　　如果滥用“招安”，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例如有些地方官对盗贼进行招安是受贿买放，官匪勾结；有些农民领袖蜕变为野心家，“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有些惯盗惯匪长期脱离生产，匪性难改，成了老油子，今天接受招安，明天又造反。凡此都是个人的犯罪行为，不是“招安”这种办法的过错。特别是在敌国外患入侵的时候，在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对农民起义的队伍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让他们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力量，这样的大好事在真实的历史中确有过好多次。元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宋江受招安后出征辽国，获胜立功，这虽非史实，却也反映了老百姓有此良好愿望。 　　总之，老百姓并不歧视受招安后为国立功的英雄。他们先是打击贪官污吏，获得老百姓的好感，招安后又能为国立功，成为双料英雄。对于“招安”一事，老百姓并不反感，这和个人的叛变、变节、逃兵、投降等可耻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只要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 　　十一、关于张国光的“双两说” 　　问：目前要开展水浒的研究工作，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之外，是否有什么干扰和阻力？ 　　答：坦率地说，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来，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造成最大的干扰，就是张国光所提倡的“双两说”，也就是“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这种“学说”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一点基础，全部是虚拟的。所用语言完全是一派政治语言，建立这个“学说”的根据也都是政治人物的言论与政治著作。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请容我先说几句题外的话。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敦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作为人文学者，能不能为人“解惑”，是他的学力如何，是否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解惑”，并不是照着课本回答问题，而是要去解决别人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学者。 　　试以罗尔纲先生治学的实例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草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事情的经过，正如梁启超所介绍，当时盛传太平天国同时有两个领袖，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突围，洪大全被广西疆吏擒获，向清廷献俘，在北京凌迟处死。咸丰帝都受骗了，谁还翻得了这个案。罗先生如果是不负责任的人，别人问到这件事时，他只要点个头，说一声“太平天国是有两个领袖”也就没事了。但他经过仔细探讨，于1954年夏写了一篇《洪大全考》，终于揭穿了这场由清朝官员所设计出来的大骗局，使这一件百年疑案水落石出。从此，再也没有人去提洪大全这个名字了。梁启超认为很难解决的难题，终于被罗尔纲先生所解决。所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的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一书，第一篇文章就是《洪大全考》。 　　再举一例，在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料中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为沈懋良，自云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南京城内生活10年，为赞王蒙得恩的近侍。在逃出南京后，凭记忆写成此书。其中“逆踪七十二则”，为许多学者所引用，连老一辈的专家简又文也上了他的当。后来罗尔纲先生以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是一部大伪书，就再也没有人去引用其中的文字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一生就只知道默默无闻地做学问，凭自己深厚的学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作出一个又一个新结论，维护了真理，推动着学术不断地前进。而有些冒牌学者，从不埋头做学问。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外同行学术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举动，并且随时窥测政治动向，以便及时拿出能为政治服务的“研究成果”。张国光的“双两说”，正是这样的“成果”。 　　请先看一看高日晖《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一文对“双两说”的介绍(此文发表于山东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按张国光的观点，金圣叹删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则变成了革命派，金圣叹所有‘诬蔑’宋江的言论都是有意为之的一种‘保护色’。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础上，所以问题的焦点是金圣叹是否真的如张国光所说搞了一个‘保护色’，而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原来这种“双两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只是张国光个人主观臆断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说“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光说金圣叹如何如何，应该由他举证。他如果举不出，则这种说法就是无根据的，荒唐的，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把“双两说”的内容介绍得更清楚一点，不妨再举两篇文章作证。 　　一是傅隆基《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一文，首发于1982年第1期《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后被收入中华书局1994年版《水浒研究论文集》。文中说：“根据张先生(指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两个宁江’说，就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前的一切《水浒》版本，无论是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都是‘鼓吹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反动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人民的斗争只能起‘腐蚀作用’。而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水浒》就由‘反面教材’变成了‘由武装反抗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教科书’了。在原来的《水浒》中，宋江是一个‘投降派’、‘叛徒’、‘内奸’、‘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只是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宋江就由‘原来的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一变而为‘人中俊杰’，成了‘坚定的革命派’、‘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一个彻底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上面的引述没有违背张先生的原意，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一部书，一个人物，只要这么一批、一改、一删，就完全变了样，由‘腐蚀剂’变成‘革命教本’，由‘叛徒’变成了‘英雄’，天底下岂有这样的神话？金圣叹又哪来的这种魔术师般的法力？鉴于张先生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为之一辩。” 　　二是欧阳健、萧相恺《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一文，载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新议》一书。文中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是贯串于《研究》(指张国光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的核心论题，是张先生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而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按照张先生的意见，《水浒》的‘金本与旧本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旧本《水浒》以忠义标题，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这部小说是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书；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它才变成鼓吹武装反抗到底的革命课本’。而宋江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既无投降丑史，也无投降思想’，‘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按照《水浒》的故事情节，把写了招安的所有本子归为一类，称为‘旧本’，而把金圣叹的批改本单辟为一类，称作‘金本’，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张先生为了拉大‘旧本’和‘金本’的距离，一方面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旧本’，另一方面又以评价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词句给‘金本’戴上一顶顶桂冠。这就使得对于‘旧本’和‘金本’的评价均违背了客观实际，使人难以苛同。”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看法。 　　其一是指张国光在批“旧本”《水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莫不与‘评《水浒》运动’时的论调如出一辙。它给宋江加上除‘叛徒’而外的‘特务’与‘战犯’这样两项现代型的大帽子，恐怕连梁效、罗思鼎之流也会望而兴叹，而《研究》(张国光本人著作)居然称赞自己的观点等于对‘四人帮’评《水浒》去火抽薪，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不如直率地把事情点明：这是张国光在“贼喊捉贼”，他自己本来就追随了“四人帮”批《水浒》运动的队伍，写了不少文章(比梁效、罗思鼎还要卖力)。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居然说自己的观点是拆了“四人帮”的台，进行丑表功。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其二是点明了“双两说”的实质，“乃在于把《水浒》这样一部伟大的充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推到了封建反对动文学一边。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对于三十年来《水浒》研究的一种倒退。” 　　这里的话就说得够直率了：张国光提出了“双两说”，其目的是在全盘否定《水浒》这部伟大作品，对于水浒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问：您自己对张国光“双两说”的看法如何，可否提一个明确的意见？ 　　答：可以。根据“揭穿假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据实立论”的原则，我认为“双两说”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 　　一、说“两种水浒”是错误的，水浒只有一部，如果说“两种水浒”是指两种版本，那也是错误的，因为水浒有多种版本，不止两种。要问究竟有多少种？要在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定论。 　　二、张国光把各种版本的水浒分为两类，一曰旧本，二曰金本，这种分类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并无“金本水浒”。他之所谓“金本”，事实上只是水浒的一种版本而已。如果金圣叹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部水浒，那才可以说是金本。既然没有所谓“金本”，也就不应该有“旧本”之说。水浒只有一部，不论各种版本的篇幅长短，情节增删有何不同，那只是一部水浒的发展变化而已，都不会变成两部水浒。 　　三、宋江也只有一个，说“两个宋江”是错误的。水浒中的宋江，不管他接受招安没有，都只是作品主角一个人的发展变化，不会变成两个人。而所谓“金本”中的宋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纯属虚构，事实上并不存在。 　　四、对于金圣叹，应该作出正确的评价，让他恢复本来面目。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人，颇有才气而不得志。他批水浒，有不少地方是批得好的，也有批得不好的，总之是有一定的贡献，需要认真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张国光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之神，法力无边的魔术师，只要他一批、一改，水浒就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就从“叛徒”、“内奸”、“战犯”三合一的奇丑变成“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而且，金圣叹心里怎么想的，张国光居然全都知道，这显然是荒唐无稽的。 　　以上所说，就是对我“双两说”的简单扼要的评论。希望通过媒体，公之于世。如果得到大家认可，或者基本上认可，那么，所谓的“双两说”也就应该从此画上句号，不可能再传之后世了。如果大家认为我的评论有错误与不足之处，也请不吝赐教，以便继续研究改正。 　　在本节的开头，我提到了罗尔纲先生的两项科研成果。一是破解了百年疑案，把洪大全从历史记载中清除出去；二是判定《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不再让它以假乱真。以这两件事与张国光的“学说”相比，就可以看出真假学者之大不相同。罗尔纲先生是通过自己的艰苦研究，把假人、假事、伪书一一揭穿，清除混乱现象，推动学术研究。张国光则是在有意添乱，把十年浩劫中的一些乱象(如乱批《水浒》，恶骂宋江)用学术成果的形式(即所谓“双两说”)保存下来，让《水浒》研究工作长期不能正常发展。对于国家、社会，谁起了积极作用，建设作用；谁起了消极作用，破坏作用，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我根本不认识张国光其人，因为学科领域的不同，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见过面。2000年2月他在《零陵师专学报》上发表文章诬蔑已经去世多年的罗尔纲先生抄袭盗窃他的“双两说”文章，引起公愤，我才于2001年9月在《广西师大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加以严厉批评，他也未作回答。我们个人之间，毫无瓜葛；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为了扫除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间的思想障碍，不得不指出“双两说”中的一些严重错误，以正视听。 　　一、不论是治学、办事，我们都希望解决问题，而不是无事生非，制造问题。在学术上，如果发生了争论，出现两种或者多种意见。有学力的学者，就会通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与排除一些假象，找出真象，大家的意见最后就会归于一致。冒牌学者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学力，根本不敢去触动问题本身，却在玩弄文学游戏，把本来应该加以理顺的混乱状况变得更加混乱，这就阻挠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张国光去研究《红楼梦》，就说有两部《红楼梦》；去研究《西厢记》，就说有两部《西厢记》。对于古书，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X”。对于古人，亦复如此。人的一生要有许多发展变化，如果一旦发生变化(例如宋江接受了招安)，就说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能说得过去吗！所谓“恍如隔世”，其实并未隔世；“判若两人”，也并非真的成了两个人。“如”与“若”都有“好像”之意，绝不是真的一变为二。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后来皈依佛法，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而提出另一个“双两说”——两部《西游记》，两个孙悟空。或者根据孙悟空能够七十二变就提出“七十二个孙悟空”之说。如果这样信口胡吹就能著书立“说”，这个学者也就太好当了。 　　二、“双两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金圣叹。因为有了金圣叹“点铁成金”，水浒才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才从“叛徒”变成“英雄”。因此，张国光多年来一直努力神化金圣叹，但是又不敢真正研究金圣叹。因为一旦认真研究，金圣叹就成了凡人，再不能神化了。历史上的金圣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是不是因为抗粮哭庙案被诛？1991年第4期《山西师大学报》中有曲家源一文，介绍了金圣叹的真实面目与被杀的真正原因，可供参考。文章的大意是：金圣叹一生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实际政治活动，无论是明末东林党反魏忠贤阉党的斗争，还是明亡之际造成嘉定屠城的反剃发斗争，这些发生在他身边的斗争他都没有参加，很难想象他会在体弱多病须发皆白的老年去参加抗粮哭庙的活动。在抗粮哭庙的当天被捕的11人中，并没有金圣叹。他是在80天以后被府教授程翼仓供出来的。程本人也没有参加哭庙，他的招供只是出于推测。苏抚朱国治的奏疏中说“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口供，只是口呼先帝。《辛丑纪闻》的作者评论曰：“奏疏口供，皆非实据，抚臣为搞，文致其辞，四大人署名而已。”曲文中说：金在程翼仓写“参任维初六案”的同时，写了一篇讥讽任县令的杂文《十弗见》，程翼仓因此而检举了他，朱国治也因此而杀了他。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春感八首》中对顺治帝感恩戴德，歌颂备至。要说此人如何进步，如何革命，那是完全脱离实际情况的欺人之谈。 　　三、正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张国光才得以建立“双两说”。所以他把这种说法视为命根子，不许任何人对此发生怀疑。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一文发表，张国光赶快跳出来“企图及时遏制报刊对周文的扩散”(这是张本人说的话)。其实，学术上有何不同的看法，可以讨论，可以批评，需要这样气急败坏地“及时遏止”它的“扩散”吗？事后，张国光是写了文章去批评周岭，但是文章的题目却令人吃惊——叫做《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还用上了“定谳”这样的法言法语。学术无禁区，什么问题都可以加以研究，哪些案子可以翻，哪些案子不能翻，你张国光有何权力加以规定？这种霸王语调，像是学者说的话么！ 　　罗尔纲先生多年来一直不赞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结论，深知当年探讨情况，也深知张国光用以支撑“双两说”的所谓“根据”从何而来。所以张国光视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学者为眼中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在罗先生生前，他估计自己力有不逮，当面写信则阿谀奉承，背后则不断搞小动物，一再用不正当手段“封杀”罗先生的文章。这些活动，罗先生大都了解，我也听到不少。罗先生不屑与这种人计较，一概置之不理。罗先生去世以后，他才跳出进行攻击，说是罗先生曾经盗用了他的“双两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四、“双两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彻底否定金圣叹批改之前的《水浒传》。张国光在他的著作《〈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中说：“首先列为批评对象的就应该是<忠义水浒>的原作者(姑认为即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增订者(杨定见、袁无涯等人)，以及在序跋、评点中大力鼓吹“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和歌颂李逵、吴用、花荣等人‘服毒自缢’与宋江‘同死而不辞’的李贽、叶昼等人。”他这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要知道在金圣叹出生之前，《水浒传》早已成书。金圣叹对批改此书是有一定的贡献，我们并不抹煞他。但是要说只有金圣叹批改过的《水浒传》才是文学名著，才有积极作用，金圣叹批改以前的《水浒传》，不论什么版本，全是毒害人民腐蚀剂，这种观点的荒谬性读者自可判别。 　　十二、关于今后的水浒研究 　　问：您为什么要到山东菏泽来帮助建立一个水浒文化研究基地？ 　　答：因为这里是历史上的水泊梁山地区，许多水浒故事都是在这个地区酝酿成熟的，因此也可以叫做水浒之乡。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片大平原，距离这里不远。我非常赞赏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耿直毫爽的性格，慷慨悲歌的豪情，远大的眼光与开阔的胸襟。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在几番风雪之后，春天已经来到，菏泽市即将庆祝牡丹节，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云淡天高，晴空万里，大地回春，牡丹盛开。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会信心百倍，把研究工作做出成绩来。 　　问：您将开展哪些工作？ 　　答：我想分为四个方面来谈。 　　其一，是对《水浒传》这本书的研究，要让它恢复名誉，重放光采。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四大古典小说之中，《水浒传》始终是印数最多，读者最多的。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是印制最多的一家。到了现在，《水浒传》的印数反而远远落在《红楼梦》之后。不能否认，文革中对《水浒传》的批判严重地破坏了此书的名誉。至今人们一听到《水浒传》，就会想到“反面教材”、“投降派”、“叛徒”、“内奸”等等不好听的话，而心存顾虑。我们不去做为《水浒传》恢复名誉的工作，请问谁做！我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写出一份有理有据的研究报告，在网上公布征求意见。获得学者与广大读者通过后，把它压缩为一篇简短的说明，建议今后出版《水浒》，都把这篇说明印在书前。这篇研究报告和这篇说明，全都对事不对人，只把真实情况说明即可，不必提到个人名字。说明只不过是为《水浒》恢复名誉，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此书的一些争论的经过而已。 　　对于《水浒传》的许多版本(目前能够买到的版本也就只有70回本与120回本)的整理纠错的工作需要立即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把这个纠正本整理出来，可以叫做通行本。70回本和120回本分开整理，在说明中我们只介绍争论经过，并不歧视任何一个版本，以后哪个本子会被淘汰，宁肯让时间来考验，不必由我们去促成。如果读者容许不同的版本长期共存，大家各取所需，那也未尝不可。总之，为《水浒传》恢复名誉一事，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其二，我们除了研究《水浒》一书之外，还要研究水泊梁山地区所出现的一切水浒故事，包括已经收入《水浒传》的和没有收入《水浒传》的。作这一类研究工作的时候，这里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方言词语，都会对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再把研究领域拓宽一点，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个地区之所以产生水浒故事的原因，与水浒故事产生之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这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水浒文化”的新课题。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既可以推动旅游带来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地区决定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三，通过研究工作，进行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进行编辑、出版工作。也要出版普及读物。此书本来就是从民间故事发展而来，我们岂能忘怀！此书编者如果一开头就只选几位主角(特别是林、鲁、武等人)的故事加以编织，写得深透，写得细致，已足以写成一部大书。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前重后轻，虎头蛇尾。在普及工作中，大可借鉴扬州评话选材的办法，编选重要情节，不及全书；也可以参考一些外文译本，不像寒珍珠那样全译，只译精彩部分，例如：香港英雄《中国评论》第一卷(1872—1873)载有《一个英雄的故事》，就是林冲故事。1965年纽约出版了英语《中国文学选集》，其中就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1933年巴黎出版了法语《水浒传》节译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与武松打虎的故事。1955年在维也纳与海德尔堡同时出版用德语节译的适合青年阅读的《水浒传》普及本。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版给青少年阅读的《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鲁智深故事、武松故事等等。《水浒传》一书是由古代的群众创造出来的，我们应当努力把它普及到当代群众中去。对于一切普及读物，我们照样负责校订、加注。不仅是对成人，对于少年儿童读物也要关照，要向少儿的游戏活动提供最精炼最有趣的故事，让《水浒传》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从幼儿起就培养他们的正义感、自豪感、阳刚之气、侠义精神，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合格的接班人——龙的传人。 　　林治波：您的谈话使我们深受启发。今天我们的确应当树立一种认识，不要把水浒作为一部历史来研究，而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与《水浒传》，是我国小说乃至我国文化中婉约与豪放的两个极致，各有其代表性。与红楼梦研究的红火相比，这些年来水浒研究过于冷清了。其实，两者不可偏废。许多水浒故事，历史上虽无其事，而有其神，今天的青少年可以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从而多一点阳刚之气和侠义精神；同时，通过研究可以对书中的糟粕和以往研究中的乱象进行分析批判和澄清，尽量祛除其负面影响，这对于健全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复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史教授主持的水浒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多出成果，有机会下次再采访您。谢谢！ 　　浒边谈屑 虞云国 [AleaJactaEst] 于:2004-10-07 10:56:43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黑，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少喜耐庵，血气未曾贲张；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亦俗亦雅，或能共赏；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菜园子 　　《水浒》七十二地煞中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水浒》记述菜园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不过，读其书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子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即菠菜）贰千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宋室南渡，偏安东南，杭州成为都城，人口超过开封，当时杭州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这种菜园当然不仅都城附近有，州县城郭也有分布。张青的菜园在孟州境内，自然是小说家语。而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就因菜园集中，俗呼之为“香菜门”。 　　《水浒》提及的两处菜园一属大相国寺，一属光明寺，都是寺产，张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雇于光明寺专事种菜，这也算得上一种经营方式。据《水浒》里大相国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不难揣测：除去寺庙自身消费，归鲁智深用度的菜蔬也应该进入东京菜市场。官府经营，是宋代菜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第三种方式是由商人购置园地，雇人艺植。据《夷坚志?灌园吴六》，抚州市民王明贸易致富，便买城西空地做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种菜的与卖菜的分工明确。第四种方式是为数众多的个体菜户。《夷坚志?宝积行者》说台州仙居县有陈园，就是园人陈甲的菜园，他常种蔬菜卖给当地的宝积寺。 　　相比粮食生产，经营蔬菜获益更大。据《清异录》记载，宋初，有个名叫纪生的经营菜园，一把锄头、十亩菜园，养活了一家三十口人，临终，告诫子孙说：“这十亩地，就是铸钱炉子啊！” 以宋代北方的生产水平论，三亩粮田才能养活一人，而纪生一亩菜地就可以养活三个人，难怪当时流行“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 　　宋代菜园经营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张青这样种菜的雇工才是货真价实的“菜园子”。而菜园子用为浑号，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头下蔬菜种植业勃兴的明证吗？ 　　一枝花 　　你一定还记得：《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戴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 　　然而在唐宋两代，簪花倒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染指的。唐代黄滔有《断酒》诗，自称“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这里且说宋代。当时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姨头簪花，谓之簪戴”。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对臣僚簪花，《水浒》也有所反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姨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徽宗给每个班直“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的姨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真宗时，召东京留守陈尧佐和大内都巡检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臣“皆戴牡丹而行”，宴会间，真宗命陈尧佐“尽去所戴”，“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令人艳羡不已。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生花。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庆贺、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 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官方文化历来领导着社会习俗的新潮流。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水浒》对此多有涉及。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满江红》也说：“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 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御街上，“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据王观国说，扬州也不论贫富“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鲜花，于是，都市卖花业也就红火了起来。《东京梦华录》以优美的文字记载了汴京清晨的一桢卖花图： 　　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由于仿制生花十分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随街市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既然男子簪花在宋代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习俗，满脸横肉的蔡庆自然有权在鬓边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就象现在黄脸婆也有权画眉毛涂口红那样稀松平常。黄脸横肉，干卿底事？ 　　梁山泊 　　梁山泊，文献也作梁山泺，是《水浒》赖以展开的主要场景。小说描写道：“济州管下的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梁山泊因《水浒》而驰名中外，但这部名著拍摄电视剧时，因水泊已经干涸，便不得不借助无锡太湖的湖光水色。那么，历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风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据说因西汉梁孝王曾在这里打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成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小说的叙述已能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可以究诘，但梁山泊在熙宁河决以后方圆达八百里则是毫无问题的，小说的记载并非齐东野语。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子，货与莲子行”。水泊周围的济州、郓州农民，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梁山泊倒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钓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做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 “盗贼”虽然消声匿迹，“而所杀不可胜计”。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其后，水泊虽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准备屯田。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只得再度汇聚梁山泊。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下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濉?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元明之际的施耐庵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以至清修地方志时，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张大其辞。 　　沙门岛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员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约二十里的海中，是今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二千五百里。 　　五代后汉乾钓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也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约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80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最多时达1400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禁夜囚，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钓三年（1036），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决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钓三年（1058）还有官员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300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字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竟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七百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李庆畏罪自杀。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尽管如此，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火葬 　　《水浒》第二十六回说武大郎死后，“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实际上，这部小说人物死后几乎都是火葬的。在较大规模的战争或打斗以后，火化尸体或是出于不得已。但第五十二回写沧州知府的小衙内被雷横杀死，找到尸体后，知府“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第七十三回记四柳村庄主狄太公的女儿与其相好被李逵杀死，“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一是知府的少爷，一是庄主的千金，却都是火葬。一般民众火葬成风，反映出宋代葬俗的重大变化。 　　顾炎武觉察到葬俗的这一转变，其《日知录?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 。宋代火葬率以今山西一带的河东路和以今苏南、浙江一带的两浙路最高。河东民家有至亲死亡，火葬以后取骨烬入缸，寄放在寺庙或墓户之处。两浙火葬更是“相习成风，势难遽革”。《马可波罗游记》里记录了这位旅行家在杭州亲见的火葬场面：“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 　　宋人洪迈认为：佛教入华，“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佛教的影响无可否认，《水浒》里鲁智深坐化，“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就是例证。但唐代对佛教的痴狂过于宋代，何以火葬却不盛行？中原葬俗的潜移默化与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变乱倒是有关的。当时，生者尚难自保，死葬只能从简，火葬遂在变乱中渐成风俗。宋太祖目睹了葬俗在战乱中的变化，指出：“近代以来，率多火葬”。 　　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激烈反对火葬，最大的理由是违背儒家的孝道：“古人之法，犯大恶则焚其尸”。宋朝政府也始终禁止火葬，《宋刑统》规定：子孙烧祖父母、父母棺木者流配二千里，烧尸者判绞刑。但从《水浒》和历史看来，这条法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据研究，宋代的火葬率最高时竟达到30％，法不罚众。宋代火葬率据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其一，费用节省。对此，《水浒》也有反映，且看第二十一回一段对话： 　　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 　　王公道：“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不能报答，后世做驴做马，报答押司。” 　　这位王公是卖汤药的小贩，仍积攒不下自己的棺木钱和送终钱，故对宋江许以做驴做马相报。联系到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央求王婆拉皮条，代价也是“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由此也可推断宋代棺木土葬费用不赀。河东平民“衣食至薄”，葬仪只能“务从省俭”，火葬因而成风。两浙路经济尽管繁荣，但“吴越之俗，葬送费广”，贫苦之家一下子凑不起这么多的费用， “送终之具，唯务从简”， 故而这里“从来率以火化为便”。 　　其二，人地矛盾。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尺寸之地，皆有归属，无地与少地的贫下农户占绝大多数，兼之面临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地矛盾，尤其尖锐。河东路火葬率高，并非“俗杂羌夷”，火葬遗风犹存；“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才是主要原因。两浙路生聚最繁，不仅贫苦之民土葬“未有处所”，即便富裕之家也不愿以“蕞尔之土”安葬死者，于是这里火葬率便高居首位。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夷坚志?鄂州遗骸》描述了鄂州（今湖北武汉）死无葬身之地的情况：“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顾炎武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曾对“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深表感慨和费解。北宋理学家程颢在观念上也反对火葬，但似乎感受到背后的深层因素，不得不承认：“其火葬者，出不得已也”。尽管不得已，但火葬之俗因此而为社会所接受，《水浒》则折射出了这种认同。 　　押字 　　《水浒》第八十一回写到燕青通过李师师要求宋徽宗为他亲书一道御笔赦书，徽宗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押字，也称花押或画押，是人们在文书上，根据自身喜好，使用特定的符号，作为证实本人的凭据。由于它往往只是某种符号，便与署上本人姓名的签名不同。押字始于何代颇难确证，唐代已经流行。宋徽宗押的御书花字，即是押字，但因皇帝至尊，故称作御押。宋代自太祖到度宗十五朝的御押样式还保存在周密的《癸辛杂识》里，其中真宗、神宗和光宗的御押只是画圈。后来把依样画葫芦的批押叫做画圈，似乎与这种花押不无关系。不过，从现存徽宗绘画上的御押看来，他使用的押字符号远不止一个。徽宗爱在书画后押上的别致的花字，有人说是“天水”（赵姓的郡望）两字的草书连写，有人以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连缀。宋代皇帝还刻有“押字印宝”，也就是把御押符号刻成图章，以便随手盖章，免去画押的麻烦。 　　在宋代，一般的官员，甚至平民也使用押字。《水浒》第八回写林冲刺配沧州前休妻道：“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林冲这时已是配军，不再是禁军教头，他的押字既可视为官员押字的旧习，也可作为押字流行于民间的佐证。据《石林燕语》记载，王安石的花押就画一“石”字，一横一撇的中间加个圈，他性情忭急，象阿Q一样画圈总不圆，往往窝扁，横划又多带过，别人取笑他押了个“歹”字。据范成大说，“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他说的古人指宋代以前，但王安石还保持着这一遗风。 　　押字在宋代应用相当普遍。其一，官员用于案牍公文。宋代如果仅签名而不押字，公文无效；反之，只押字而不署名，公文即为有效。因而，自宋初起，官员进呈给朝廷的文书，往往只押字而不签名。这一惯例大约持续到孝宗朝，其后才押字签名并用。当好几位官员联署一份公文时，惯例是官职越高，押字越后，因而宰相的押字总在最后。钱惟演做到枢密使，离宰相还差一步，出于宰相情结，他常感慨道：“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二，官府用于纸币量器。据《宋朝事实?财用》，成都富户联合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为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这种最初由出资铺户联合押字的交子，后来改由官府发行，实物虽然迄今未有发现，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有押字的纸币倒颇有传世的。此外，宋代各官仓使用的斛、斗、升、合等量器，也都“各刻仓分、监官押字”，以取信于民。其三，工匠用于工艺器物。宋代曾规定：官铸铜器必须铸上主副工匠姓名和监官的押字。现存宋代文物中，留有工匠或窑户押字的漆器、瓷器也颇不少。其四，平民用于契约诉状。据《袁氏世范》，买卖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而《作邑自箴》交代诉状格式，状末应写“姓某押状”，如果起诉人不会写字，则由代笔人当众宣读，“亲押花字”。这些无不说明押字在平民法律文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押字流行，也容易带来假造仿冒，营私舞弊。仁宗时，有三司吏人模仿三司使的押字，“脱赚钱物”，居然还瞢过了三司副使。另一方面，因押字流行，文人雅士中便有人开始研究收藏。北宋有个名叫施结的知州，好蓄古今人押字，认为从押字的放恣或谨小，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性格和度量，便将所藏唐宋名人押字，“尽以刻石”，摩娑把玩，而每次转任必“用数人负之而行”。倒也堪称一痴。 　　刺青 　　刺青，即文身，宋代也称花绣、文绣、刺绣、雕青、锦体等。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史进因“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鲁智深的背上也“刺着花绣”，而燕青的纹身更是美不胜收， “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 　　在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则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文身的动机当然希望公开展示人体美，这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中自然绝无可能，而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这里只谈宋代汉人男子的文身。爱国名将岳飞背上的刺青是最脍炙人口的。据《宋史》记载，他被秦桧诬陷入狱，命他承认谋反，他愤怒地“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且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因为刺青而被赐号“锦体谪仙”。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他自称“青狮子”， 人们称他“花六”。据《梦粱录》说，都城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现存宋人绢画《杂剧眼药酸》中，就画着一个手臂雕青的杂剧演员。 　　据南宋初年的《鸡肋编》说，“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宋代市井显然把刺青视为时尚。《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时尚南宋依旧长盛不衰，都城杭州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迎神、比武是他们大显身手的两大节目。尽管明令规定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力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时人对男性形体上健美的一种审美观念，《水浒》以燕青为典型，对此多有着笔。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雕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李师师听说燕青有一身好文绣，“三番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水浒》交代九纹龙史进时说道：“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交代燕青时也说：“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针笔匠，他们往往“设肆为业”。 　　南宋初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抗金虽不行，搞钱却来得，他让士兵在行在杭州为他每天搬运石头，营造名叫太平楼的酒肆，以便下海捞上一把。苦不堪言的军士接二连三地逃亡，张俊便想出一个绝招，选择少壮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目的是为了“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不久，张家军里便传唱开了一首士兵歌谣：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 　　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缠足 　　在《红楼梦》研究中，对大观园的群芳到底是天足，还是小脚，有过不少考证文章。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而旗人女性不缠足不以为怪，于是有考证的必要。类似问题在《水浒》研究中，似乎没人重视。实际上，宋江闹事的徽宗政和、宣和之际，倒是女性缠足史上由宫廷波及社会的重要时期。 　　女性缠足较早的可信记载，是南唐后主李煜见宫嫔??娘纤丽擅舞，便命她“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使舞姿更婀娜轻盈。入宋以后，虽有仿效，也主要在宫中。据研究，缠足的影响途径大致是由宫廷进入教坊乐籍，再传到京城，最后流行各地的。但据《辍耕录》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之少”。苏轼也许是宋人中最早咏赞小脚的，其《菩萨蛮?咏足》下半阕说：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苏东坡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大约也在熙宁元丰（1068－1085）前后，那时还是教坊乐籍的舞女仿效宫样的阶段。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任相的章??所见就已不同，他把妇人脚和洛阳牡丹、建州茶并列为“古所不及”的近世三事，看来缠足在这几十年里已经不再局限于宫廷和教坊了。据《枫窗小牍》，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缠足走红京城，东京“花靴弓履，穷极金翠”，裹小脚的“瘦金莲方”也开始“自北传南”。《老学庵笔记》说，宣和末，妇女的鞋底尖尖的，都以两色合成，名曰“错到底”，足见京师已缠足成风，连尖底绣鞋都有了流行款式。 　　《水浒》群像虽然以男性为主，但涉及的女性也不少。作为一部反映宣和遗事的小说，且看它对妇人缠足是如何描写的。梁山好汉中女性仅有三人，孙二娘在孟州开黑店，顾大嫂在登州大劫狱，小说没有写到她们的脚，但肯定不会小脚伶仃的。扈三娘活捉矮脚虎时，说她“凤鞋宝镫斜踏”，避免用“弓鞋”、“金莲”等词语，而特地用“凤鞋”，暗中点明她没有缠足。鲁智深救下的金翠莲，小说倒是两次写到她的脚：鲁达初见她时，但见她“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鲁达打死镇关西逃亡雁门县，再次与其父女相遇，看那女子时，但见“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明确交代她是缠足的。被宋江怒杀的阎婆惜也是小脚，小说的赞语说她“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被武松所杀的张都监的养娘玉兰，“绿罗裙掩映金莲”，也是缠过足的。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写到被李逵救出的刘太公之女“云鬓花颜，其实美丽”时，有诗为证：“弓鞋窄窄起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竭力渲染其缠足的性感。李师师无疑是《水浒》里的花魁，第八十一回写燕青再次找她，但见“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用莲步来说明这位花魁娘子是三寸金莲。潘金莲是《水浒》里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D?D尽管是反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名字就是小脚的雅称。据说女性缠足是男性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性需要，倘若如此，施耐庵在为她命名之际，也许是有过一番考虑的。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的过程中，小脚的作用不可小觑： 　　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跷在箸边。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下跪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 　　小脚引起的这种性臆想，在南宋文人中已经十分猖獗。刘过（1154－1206）有一首《沁园春?美人足》，简直恨不得做一切与三寸金莲有关的事和物： 　　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 　　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 　　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 　　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 　　忆金莲移步，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 　　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 　　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 　　不过，总的说来，北宋缠足主要还是有闲阶层的女性，《水浒》的描写也能印证这点。金翠莲自小会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的，阎婆惜因父亲传教“也会唱诸般耍令”，玉兰也是唱曲的，李师师是烟花女子，似乎都与乐籍演艺有关。刘太公的女儿乃大户千金，也是养尊处优的。只有潘金莲出身大户人家的使女，算是例外，但大户使女总有点以色事人的意味。 　　缠足在南宋进一步普遍，这也反映在当时话本《京本通俗小说》里。《冯玉梅团圆》中的玉梅出身官宦，“脚小伶俜”是不足为奇的。《错斩崔宁》里的陈二姐虽是卖糕的女儿，“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分明是裹小脚的。连《碾玉观音》中郡王府的使女秀秀 “莲步半折小弓弓”，《西山一窟鬼》里陪嫁的侍女锦儿 “金莲着弓弓扣绣鞋儿”，也无不缠着足。缠足风气经南宋和元代的推波助澜，到元明之际，据陶宗仪说，已是“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