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朵胡麻花究竟有多蓝

作者：郭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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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第一次上《诗刊》是在13年前。
　　那是“人民保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的获奖名单，一百多个获奖名字中多是我崇拜和敬仰的诗人。其中就有庆阳的成名诗人陈默和第广龙。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出乎意料地跻身在他们中间，那种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接着，我们获奖的消息又登在《陇东报》上，名字很快传遍了校园甚至整个小城，这着实让我飘飘然了好一阵子。走在路上，我把头颅仰得老高，一副目空一切的名人样子。
　　此后，我痴迷在毫无方向的写作中，一学期下来，沉甸甸的诗稿摞起一大沓。一味儿都是悲花伤秋、苦恋思念之作。我把这些分行文字一股脑寄给了《诗刊》，在满怀期望的等待中，想象着它们的横空出世必将会震撼半壁江山。谁知，这些诗稿寄出后却石沉大海。当我那颗狂热的诗心渐灰渐冷之际，恰恰又被派到一所极其偏远的乡村中学去任教。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我疲于工作、家庭和生活。而诗歌，偶尔想起时，却仿佛已远在八荒之外……
　　我真正在《诗刊》发表诗歌已是十年以后。此前，《星星》等刊已发表过我的一些作品，所以，当2003年《诗刊·上半月刊》10月号发表了我的《胡麻花》和《下雨的早晨》时，我的心情反倒非常平静。毕竟当年的狂妄少年已变成了一个饱经生活历炼的男人，那一颗浮躁浅薄的心也已经沉淀了下来。但我必须承认，我真正进入诗歌，却是从写这两首诗开始的。如果让思绪再往后退一点，一直退回一个让我难忘的月份——2002年的5月，就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个起点。
　　这个五月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围着艾草和粽叶伤感与怀旧，而是诗神忽然向我敞开的一条通道。此前，我曾在心中无数次默诵过这样的句子：“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而唯一一扇通向理想的门，却不经意碰到了……”。这是我所崇敬的作家普鲁斯特说过的话。在那个值得纪念和铭刻的五月，这种情形，这种幸运恰恰适合于我当时的感受。
　　2002年的5月，《诗刊》社、甘肃省文学院和庆阳市作协联合举办了“李梦阳全国诗会”，小小的西峰城迎来了许多的著名诗人与诗歌爱好者。晚上，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的陈默老师带我去了周所同老师的房间，他细心地看过我的诗稿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并说了些勉励之类的话。第二天，在去北石窟寺采风的路上，周老师坐在前排驾驶坐的旁边，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五月的土塬已不显苍莽，远处，沉默的山峦披着星星点点的绿；近处，泛黄的麦田在清风里波动；独立崖畔的枣树开着米色小花，路边落尘的青草和小野花哆嗦着……那时候，我重新拾笔不久，正困于诗歌写作中的种种，就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记得当时土塬上一小片一小片的胡麻花开得正蓝，花蝴蝶翩翩舞蹈……周所同老师随手指着那一片蓝莹莹的胡麻地说：“你真正去看过胡麻花的蓝吗?”
　　是啊!我真正看过胡麻花的蓝吗?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
　　在土塬上长大，在胡麻地边长大，一朵胡麻花究竟有多蓝?一小片一小片的蓝里到底有什么?我开始思考这个极其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跌落在黄土坡上的／一小块蓝莹莹的天空”“走失在黄土塬深处的／一小汪蓝莹莹的湖泊”(《胡麻花》)，被我镜头样推远了又拉近。泪眼模糊里我看见母亲——生在土塬劳动在土塬又埋在土塬的女人，蓝莹莹的胡麻花囚禁了她们一生的香气：她们那红嫩的、风掀起花头巾的娇美经不起一次胡麻花开就谢了，她们那风霜浸渍的笑容还来不及真的舒展一次，就落叶一样的遥远了……而在那一小片忧伤的疼痛的蓝里，父辈们的沉默是墙角下一把日子磨钝了的镰刀的沉默；是在季节的缝隙里佝偻着腰身摇晃、喘息的狗尾草的沉默：那沉默像土塬干裂的肺部，疼痛却无声。
　　那跌落在土塬深处的蓝，不仅仅是蓝色的蓝，而是细腻的、纯洁的、飞翔的、绝望的蓝。在对一朵胡麻花的注视中，我看见土塬荒凉、苍茫的背景下，被动语态的人字构造呈现出的宿命般的隐忍与卑微。那生活在土塬上的汉子，随便在土塬上一蹲，就会蹲成让人一辈子也解读不了的沧桑；那生长在土塬上的杂草和灌木只有紧贴着地皮，才能在梦里挨上那一方清凉和潮湿；那一张老犁、一把铁锹只有狠劲地潜到黄土的更深处，才能摸清这片土地的墒情……这里的一草一木决定了我沉默低调的写作姿态，决定了我缓慢、呆笨的热爱方式。在对胡麻花那一小片又一小片蓝的领悟中，我从浮躁的情绪化写作真正进入我苦难而亲情的乡村生活。对我而言，我相信这是一条坚实而又阳光灿烂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我走着，我疼着。我是幸运的，我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