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祝福《诗刊》

作者：吕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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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我对国内最有感情的刊物，这就是《诗刊》，我曾经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一点。如果谁对《诗刊》说三道四，我总觉得不自在。《诗刊》快过五十大寿了，我感谢她，祝福她。
　　《诗刊》1957年1月25日创刊时，我是成都七中的一个中学生，也是诗歌发烧友。《诗刊》大气、大度、大名鼎鼎，从诞生起就对我有莫大的魅力，她成了我月月必定见面的好朋友。我在大学是学外语的，课余写诗，没日没夜地写。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兴趣转向理论，开始学习写诗评，最开始投稿的刊物就是《诗刊》。编辑部给我的帮助真是难忘。我写的许多稿件水平都不行，但遇到的却是热情的帮助。处理我的稿件的常常是丁国成。有时我写的诗话，也不过三五百字，老丁写的修改意见有时却有一千多字。我曾向参加过《诗刊》活动的好友傅天琳打听，丁国成长的什么样，哪里人等等。后来我就成长为了《诗刊》的作者。十年后，我才和老丁在北京见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北京开臧克家研讨会。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女诗人，我们热情交谈。这时《诗刊》主编杨子敏宣布：“下面请吕进同志发言。”那位女诗人惊喜地打量了我一眼。回到座位，才知道这是封敏，当年她是《诗刊》编辑，到重庆看望过我这位小作者。十几年不见，都没有反应过来。
　　《诗刊》是中国诗坛的象征，也是中国诗坛的旗帜。五十年来，我认为她至少有三大功劳。
　　其一，培养了一批批的诗人和诗评家，带出了一支诗歌队伍。河北诗人刘章就很典型。穷乡僻壤的刘章，在《诗刊》的扶持下，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后成了诗人，也成了《诗刊》编委。《诗刊》对于自己这支队伍很有感情。打倒“四人帮”之后，《诗刊》四处寻找劫后余生的朋友。当编辑部主任吴家瑾找到诗评家叶橹的时候，由于长年不写字，叶橹当时连握笔的手都在抖。
　　其二，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多样化发展。《诗刊》的位置确定了她的使命，所以引导诗的发展方向、推动主流诗歌的繁荣，自然是《诗刊》的职责。但是《诗刊》非常注意诗歌的多风格和多流派的并存。80年代我到北京参加《诗刊》的一个会，诗人方敬托我带去新作《高楼赋》，这首诗是方敬探寻新路之作。我交给《诗刊》主编邹荻帆后的次日，荻帆高兴地告诉我：“《高楼赋》写得好，方敬的诗还这样年轻呀!我们会尽快发出来的。”原来，他接到诗稿当晚就读了，并且为老诗人的青春活力感到兴奋。
　　其三，组织了大量的诗歌活动。在五十年中，《诗刊》几次推出毛泽东诗词，召开有中央负责干部出席的诗歌座谈会，《诗刊》主编与毛泽东论诗，使得全国诗意盎然。《诗刊》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我记得，80年代还曾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每月推出一次诗歌欣赏专栏：先由诗评家与主持人对谈，然后朗诵一首名作。我当时分工写吉狄马加的一首诗的评论。可惜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外景，我这篇评论没有用出。最具影响的是“青春诗会”。一届届的“青春诗会”，群芳争妍，群雄聚会，使中国新诗焕发着亮丽的青春。
　　《诗刊》知天命了，这对中国新诗是一个春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