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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的山坡有多高

作者：刘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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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山坡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现象”了，但相识五六年，我是前两年才知道他写诗。以前只知道他写了不少小说，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小说家看待。他当时发表小说用本名龙琨，当然，现在我知道了，并且在《当代》《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刊物上读到了他数十首的作品。
　　记得那一期《漆》诗刊到达我手上的那一瞬，我为主办者的举动吃了一惊，他把朱山坡的诗单独列了一个栏目，而且栏目名称大得可怕：“漆的高度”。我很纳闷，再怎么说我也在诗坛混了一些年月了，稍微有一点名气的诗人基本上都听说过，这“朱山坡”是何方神圣，倒是闻所未闻。把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诗人如此隆重地推举，不会是因为这个朱什么的赞助了这期刊物吧，但事实很快就否决了我的设想。读完朱山坡的这几首诗，我的心情只能用“震惊”来形容。很少人能够达到如此直接和尖锐的痛快，当朋友告诉我这个朱山坡就是龙琨时，我将信将疑。
　　朱山坡发表在这一期《漆》上的诗一共有五首，光看标题，你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下落》《中途转车》《不把死当回事》《几个臭东西》《回家的路上》。读过之后，我忍不住对朋友说：这几首诗不是一般的有意思，而是太有意思了!奇怪的是五首诗中，标题不那么煽情的《中途转车》和《回家的路上》却最出色。诗不长，姑且引用一首《中途转车》——
　　在这个城市认识了诗人阿昌
　　阿昌的名字比市长还为人所知
　　一个才华横溢的阿昌
　　一个右倾一方的阿昌
　　一个把我视为知己的阿昌
　　
　　才32岁的阿昌病危了
　　电台在医院作抢救现场直播
　　我丢下老婆、孩子和89岁的老母
　　挤上4路公共汽车
　　去看望诗人阿昌
　　
　　车上的人在议论阿昌
　　有个人说阿昌在半年前
　　出卖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现流浪在纽约的街头……
　　
　　这简直是一篇精彩巧妙的小说，人物、事件、场景样样不缺，短短十余行中，出现了近10个人物、近10个场景和多项颇值琢磨的事件。更令人叫绝的是诗歌里数量词的运用、谐音和多与少、大与小、亲与疏的对比，都为这首诗歌增添了阐释的角度。其余几首，也是可圈可点，读得非常舒服，但细想之下又有那么一点苦涩——某些光芒四射的东西被打破了，冠冕堂皇有时候是装扮出来的，友情也并不那么可靠——对世态人情的揭露总是令人难受的，因为没有人喜欢关注那些底层的声音，而总是仰着头，一副志满意得的模样，即使他们也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我从这首诗里看到了朱山坡的迷惘，又从另几首中看到了诗人的固执。他的部分诗作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了可以当作日记读的地步。因此，有时候我在为他的机智击节赞叹时，也不禁暗自担忧。毕竟，诗歌不是生活的临摹本，它应该高于生活，而不是直接地展示生活。要是能把距离拉开一些，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可能会更为成功。
　　第二次读到朱山坡的诗是第一次阅读半年之后，那是2001年5月，在新出版的《漆》诗刊第5期上。因为有了第一次阅读的好感，一拿到刊物，我首先就阅读朱山坡的作品。在这次发表的四首诗里，朱山坡仍保持着半年前的决绝，但也多了一些慌乱。在《迷失北京》里，他说：“我走不出来／我找不到方向／我在梁小斌丢失钥匙的地方／将青春耗在等待里”；在《上海纪行》里，他说：“繁华的上海，我身无分文／在南京路徘徊了千百遍／看到上海的太太们大包购物／我却盯着一只汉堡包咽尽了口水”。两首诗并不符合我对朱山坡一贯的印象，我还是喜欢他那种尖刻和满不在乎。四平八稳的诗人太多，刻薄而且刻薄得出一些名堂来的诗人太少。
　　我和朱山坡相识多年，由于路途遥远，见面还不到五次，因此无论在电话里还是见面时，彼此都显得友好而客气，极少直接批评对方诗歌的弱点。我认识的朱山坡是一个很懂得做事的朋友，我在北流因一次意外而住医院治疗时，朱山坡和其他几个朋友一直陪伴在病床边到凌晨才与我一起离开医院，他们的友情令我感动。前不久，朱山坡调任市文联副主席，离开了供职多年的政府部门，更像一个诗人也更适合做诗人了。
　　对于更广阔的读者群而言，朱山坡还是个“新人”，但他作品已经具有了一个高度，他的写作比国内不少自认为“先锋”的诗人更成熟和有效。他还在探索着，像一座向上生长的山坡，我相信他的写作值得人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