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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那只饱经风霜的手，吃力地伸向床头柜去摸眼镜，因为每个动作都引起疼痛，好一阵才在一大堆乱糟糟的药品下面找到了那副钢边眼镜，把它架到鼻梁上。但是，老人刚一弄清这张纸的含义，那沉重的身躯便像触了电似的猛然一震，接着浑身上下在喘息中起伏不停，上气不接下气地踉跄几步，最后以她那压倒一切的体重扑到克丽丝蒂娜身上。她冲动异常，紧紧抱住吃惊的女儿，浑身哆嗦着，笑着，喘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两手紧紧捂住胸口，大口大口吸气，一分钟光景只是呼哧呼哧喘息。然而接着，从她那颤动的、无牙的嘴里便突然迸发出一连串混乱的、含糊不清的话语，这是一些瑟瑟缩缩、结结巴巴吐出的支离破碎的片言只语，又不断被杂沓的、得意的笑声所淹没，她完全表达不清自己的意识，而只是一个劲儿结巴着、比划着，同时泪水已经沿着面颊流进那干瘪的、不断抽动的嘴里。她把一大串激动的话语杂乱无章地、连珠炮一般灌进被这副狂热得可笑的景象弄得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儿的耳朵里去：谢天谢地，这下子可有了好结果啦，这一回她这个不中用的病恹恹的老太婆可以安心归天了，可不正是为了这件事，她上个月，就是六月间，才去朝山进香，在那儿，她只祈求了这件事，希望克拉拉，她的妹子，从美国回来一趟，趁她还没死，来关照一下她这个可怜的孩子。好了，现在她可心满意足了。瞧，白纸黑字就在那里——她不光写信来，不光是写信，她还舍得花这么多钱拍电报，让小克丽丝特①到她住的宾馆去，还有，头两个星期就寄来一百美元了，唔，她，克拉拉，从来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从来就是个好心肠的人，还有呢，她女儿不光可以用这一百美元做路费，不光是这样，还可以用这钱在去那个高级疗养地看姨妈之前添置衣裳，把自己打扮得像位贵族小姐一样。是啊，在那儿她可以大开眼界了，她将看到那些体面人，那些有钱人怎么过舒服日子。谢谢老天爷，她就要头一回同别人一样过上好日子了。这个嘛，我敢当着神明说，她可是完完全全应当享受的。过去的日子究竟给了她点什么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干活、上班、受苦受累，还得伺候她这个不中用的、愁眉苦脸、一身是病的老婆子，这个早就半截入士、最好快快归天的老太婆。她，小克丽丝特，因为母亲的缘故，还有那该死的战争，把自己整个青春白白糟蹋了，一想到女儿最好的年月被耽误掉，她老婆子的心都要碎了！现在好了，孩子有指望了。你可得恭恭敬敬对待你姨父姨妈，要懂礼貌，要为人谦虚，一点不用怕克拉拉姨妈，姨妈有颗金子般的心，人真好，唔，等她自己这个老太婆入士以后，姨妈肯定会帮忙，让克丽丝特离开这个憋气的地方，离开这个乡巴佬窝。唔，弄得好，没准姨妈会提出来让她跟着一块儿上美国去。要是那样，她完全不用考虑她老婆子，绝对不用，赶快离开这个穷国家，离开这些没一点好的人吧，一点也不用考虑她。她老婆子总能在救济院找到一个地方的，而且，还能有几天呢……哦，现在她可以安心死去了，现在可什么都好了。 ①克丽丝特，克丽丝蒂娜的爱称。 全身浮肿、从头到脚被头巾、衬裙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太太，一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步履艰难，拖着粗笨沉重的双腿，在屋里来回蹒跚，踩得地板咯吱作响。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她那块红色的大手帕擦拭眼睛，因为这意外的喜讯使她泪如泉涌，她越来越起劲地比划着，欣喜若狂，以致不得不一次次停住，坐下哼一阵，擤擤鼻涕，喘够了气，然后再重新絮絮叨叨说下去。她总是不断地又想起点什么别的，于是聒聒说个不停，一会儿嚷一会儿叫，一会儿哼一会儿哭，为这终于来到的喜事激动万分。待她折腾到精疲力竭的那一刻，她猛然注意到：应接不暇地听着她这滔滔不绝的欢欣话语的克丽丝蒂娜，竟面色苍白、腼腆地木然站在那里，两眼露出一小半是惊诧、一多半是慌乱的神色，完全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老太太生气了，她再次使劲从椅子上猛地站起，凑近克丽丝蒂娜，紧紧抓住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儿的手，用力吻她，又使劲把她紧搂过来，不住地摇晃她的身子，好像要把她从睡梦中摇醒似的：“哎，你干吗一声不吭呢？这难道是别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你这是怎么了，小傻瓜？瞧你愣得跟块木头似的，一句话不说，一声不响，这可是件大喜事呀！你倒是高兴起来呀！哎，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在办公时间内，规定严禁所有邮局职员擅离职守，就是最要紧的私事，在财政部的法规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叫做职先于人，公大于私。因此，克莱因赖芙林的女邮务助理在仅仅几分钟短暂的中辍之后便又规规矩矩坐在那块玻璃板后面了，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找过她，一张张散乱的公文纸和先前一样懒洋洋地躺在无人问津的桌子上，那架刚才还使她热血沸腾的电报机现在已经关上，默然无声，在昏暗的屋里闪着黄色的光。谢天谢地，谁也没来过，什么事也没耽误。女邮务助理这时可以安心地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使人迷茫的消息了。在突如其来的惊喜引起的忙乱中，她根本还没弄明白这条从电线中突然降临到自己身边的消息究竟是令人难堪呢，还是使人高兴。逐渐地，纷乱的思想才理出个头绪：她要离开这里了，要第一次离开母亲，出去两个星期，也许更长些，到生人那里去，不，是到克拉拉姨妈那里去，到一个高级宾馆去找母亲的妹妹。她要去度假了，这是真正的、不打折扣的假期，好多好多年了，可以得到一次休息，见见世面，看点新的东西、另外的东西。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其实这的确是件好事，母亲是对的，确实，她为这事感到这样高兴是对的。老实说，这的确是许多许多年以来她们家得到的最好的消息了。第一次可以摆脱套在脖子上的公务笼头，自由自在，看一看新的面孔，见一见世面，这难道不是喜从天降？猛然间，母亲那惊奇、骇怪，几乎是怒气冲冲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哎，你究竟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母亲是对的，她问得确实有理：为什么我不感觉高兴呢？为什么我竟无动于衷，为什么这喜讯竟不能打动我、震撼我的心？她一再细心谛听，看看是否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这一突然从天外飞来的喜讯会有一点点热情的反应，然而没有。她感到的只有纷乱的心曲，只有将信将疑，胆战心惊。真是怪事，她想，为什么我竟高兴不起来？当我成百次从邮袋里取出风景明信片来分装，看到灰濛濛的挪威海湾、宽阔的巴黎林荫大道、美丽的索伦托港湾、纽约的摩天大楼时，不是每次都要感慨一番吗？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什么时候我也能去一去这些地方？难道自己不正是在许多漫长、冷清的上午，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摆脱这毫无意思的苦力活，挣脱这消磨时光、无异慢性自杀的工作吗？我梦想有一天能好好休息休息，有充足的、完整的时间，不是总那么支离破碎，使人动一动就受限制，寸步难行；梦想哪天能改变一下这千篇一律的日程：先是催命的闹钟逼着你起床，然后是穿衣、生火、取奶、买面包、做饭、盖邮戳、写单据、打电话，回到家马上熨衣服、做饭、洗涮、烧水、补衣裳、伺候病人，最后总是累得要死，躺倒便睡，这样的梦我做过一千次，正是在这里的这张桌旁，在这个破败不堪的牢笼里，这种梦做了简直有几十万次了，现在呢，梦想蓦地来到自己眼前，就要去旅行了，要走了，要得到自由了，可是——母亲说得对——为什么我竟不感到高兴？为什么我竟不立即表示愿意去呢？ 她两眼呆滞，耷拉着双肩坐着，面对似乎变得陌生了的冷冰冰的墙壁出神，不断地等待着，等待着，期望在强烈的召唤下，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迟来的喜悦的冲动。她不知不觉地屏住呼吸，像孕妇细听自己腹内胎儿的最初躁动那样，俯身侧耳谛听着，然而什么动静也没有，寂然无声，空空荡荡，像一座没有鸟儿啼叫的树林。她，这个二十八岁的姑娘，这时搜索枯肠地拼命回想人高兴时究竟是什么滋味，吃惊地发现自己竟记不起来了：就像一个人儿时学过一种外国语，后来忘光了，只记得从前曾经会过这种外国话。她回想自己最后一次感到高兴在什么时候，苦苦思索着，低垂的前额上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渐渐地，她想起来了：似乎从一面磨毛了的模糊的镜子中，逐渐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两腿细长、头发金黄的小姑娘，穿着棉布裙子，调皮地摇晃着肩上的书包，还有十多个姑娘在她周围欢蹦乱跳：她们这是在维也纳市郊一个公园里玩棒球。又有一次，一阵阵欢呼雀跃，一串串欢声笑语，不断随羽毛球腾空而起。现在她记起来了，这笑声是多么轻巧、多么自然地从喉咙里迸发出来，它一直是自己最亲近的伴侣，它简直就在你的皮肤下面躁动，在你的血液中激荡、翻滚；它在喉咙里是多么轻啊，简直太轻巧了，你只需轻轻一摇，它就连珠炮般从嘴唇滚落下来。在学校里，她必须两手紧扶坐凳、紧咬嘴唇，以便在上法语课时不致因为听到一句滑稽的话、看到一个可笑的动作而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这是因为，当时随便一件芝麻大的事，都会激发出那种洋溢着天真无邪、喷射出青春火花的小姑娘特有的欢笑。某位老师说话打个磕巴，照镜子时做个鬼脸，一只猫滑稽地甩甩尾巴，一个军官在街上瞅你一眼，总之，每件芝麻大的小事、每件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滑稽事，都会引发这样的欢笑，简直可以说是浑身装满欢笑的火药，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能使欢笑爆发出来。这种轻快、调皮的笑总是犹如即将离弦的箭一般，甚至在睡梦中，它也在那张稚气未消的嘴边描绘出一道喜气洋洋的花纹。 突然间，这一切无影无踪，眼前变作一团漆黑，好像谁一下子把灯芯掐灭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下午，她去游泳，在更衣室脱衣时，她十六岁少女矫健的裸露的肉体，像一道闪亮的电光刷地映入自己的眼帘，它是多么丰腴、白皙、生机勃勃、轻盈柔嫩，是多么健康啊！然后，她纵身入池，浑身顿时凉爽万分，她拍打着水花，不停地游着，后来又同女友们坐小木船你追我赶——那六个黄毛丫头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现在还在她耳边回响，接下去便是小跑着回家，快，快，她是那样步履轻捷，因为，显然又耽误了时间，她不是还得帮助妈妈收拾行装吗？后天她们就要到康普山谷避暑地去了。于是，她一步跨三级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冲进房里。可是奇怪，她一进屋，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戛然而止，而且两人都竭力扭头不看她。刚才她听见父亲异乎寻常地大声讲话，而这会儿他却带着很不自然的专注神情读起报来；母亲一定是哭过，因为她这时慌忙把手绢攥成一团，赶紧走到窗前去了。出什么事了？他们吵架了吗？不，这不可能，绝对不是，看吧，父亲现在突然转过身，把手放在母亲瑟瑟抖动的肩上，她还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温存呢。但母亲并不回头，在父亲默默无言的抚摸下，她浑身颤动得更厉害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谁也不理会她，谁都不看她一眼。事隔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感到的疑惧。他们是在生她的气吗？难道自己捅了什么娄子？她战战兢兢——小孩在严父面前总是胆战心惊、觉得一无是处的——轻手轻脚地溜了出去，来到厨房里。在那儿，女厨师波塞娜告诉她：住隔壁的勤务兵格查——当兵的知道底细——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要把这伙该死的塞尔维亚人剁成肉泥！奥托是后备少尉，得上前线，还有她姐夫，他们两个都得去，所以父亲和母亲这样烦躁不安、心慌意乱。果真，第二天一早她哥哥奥托便身穿步兵狙击手的灰蓝色军服，肩上斜挎着军官背带，马刀柄上飘拂着金黄色的穗子，直挺挺站在屋子中央。他这个中学助理教员，平时多半穿一件皱巴已的礼服式黑色外套，这种表示威严、庄重的黑颜色，使这个面黄肌瘦、满脸蛋黄色绒毛、留着平头的细高挑小伙子简直显得可笑。可现在呢，当他穿着紧贴腰身的笔挺军装，嘴角带着使劲做出的严峻神情出现时，在亲妹妹的眼里他几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于是她脸上带着黄毛丫头那种傻乎乎的、稚气的得意神色抬头瞅着哥哥，拍着手叫起来：“嗬，好家伙，你可真帅呀！”话音未落，平时那样温柔的母亲便使劲推了她一把，使她的胳膊肘撞到柜子上。“你真不害臊，这个没心肝的东西！”然而母亲的勃然大怒，仅仅是想发泄郁结在心头的痛苦罢了。闸门一拉开，她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凄厉的哭声使人心胆俱裂，她绝望地扑向年轻小伙子，死死抱住他不放，儿子使劲把头扭开，力图做出一副男子汉的神态，一面讲些为祖国、尽义务之类的话。父亲看不下去，转身走开了，于是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只好咬咬牙，使劲挣脱了母亲发狂似的拥抱。突然，他急急忙忙吻了吻母亲的脸颊，匆匆握了握很不自然地、僵直地站着的父亲的手，对她克丽丝蒂娜呢，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倏地从她身旁过去了。不一会儿，他佩带的长刀叮当声便从楼梯传来，逐渐远去。下午，姐夫来告别，他在市府当职员，现在是辎重队的中士。这比上午的告别容易，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谈话间颇有得意之色，把事情说得好像儿戏一般，讲了些逗笑的话安慰大家以后就走了。可是，他们两人身后却留下了两个阴影：怀孕四个月的嫂子和拖着孩子的姐姐。从此，每天晚上她们两个就同家里人一起坐在饭桌边，而每次大家都觉得似乎灯光也比原先黯淡了。每当克丽丝蒂娜讲点什么好笑的事情，大伙就对她怒目而视，使她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觉得脸上发烧。她想，自己多不好、多不严肃、多幼稚呀，不知不觉地她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而家里呢，从此笑声绝迹、夜难成眠。只是在夜里，当她偶尔醒来时，能听到隔壁屋里一连串像雨夜屋檐滴水那样听了瘆人的微弱声响，那是睡不着觉的母亲跪在灯下圣母像前一连几小时为哥哥祈祷。 接着到了一九一五年：她十七了。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老了十年，似乎有一种腐蚀剂在他们身体内咬噬着，父亲变得瘦小干瘪，脸色蜡黄，躬腰驼背，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十分吃力。大家都明白，他在为生意清淡而忧心忡忡。还是从祖父时代起，六十年来，整个帝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父子这样精致、灵巧地加工羚羊角和制作猎饰的工匠来了。他甚至为埃斯特哈西①家、施瓦尔岑贝格②家，以及其他大公家的官邸府第制作猎物装饰，往往是带着四五个助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干净利索地从清早干到深夜。但是，在这个人们只把枪口对准人而不是瞄准野兽的屠戮生灵的年月，他家接连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而正在坐月子的儿媳、病中的外孙全都要花钱啊。这个逐渐变得寡言少语的老人越来越佝偻了，到了那一天，当家里收到从伊松佐河③的来信，第一次不是儿子的笔迹而是他那个连队的上尉所写时，老人完全垮了。不用看他们就明白：准是在连里身先士卒、英勇捐躯、永垂不朽一类话。家中自此越来越寂静；圣母像上的灯光熄灭了，母亲不再祷告了；她干脆就忘了添油。 ①埃斯特哈西，匈牙利贵族，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官居显要。 ②施瓦尔岑贝格，十九世纪以来的奥地利望族，官居显要。 ③伊松佐河，流经今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注入亚德里亚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边境地区曾有过多次激战。 一九一六年，十八岁，家里多了一个时时挂在嘴边的新字眼：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嫂子满腹愁肠，每天躲进纸票堆的小天地里，一起筹算着怎样打发穷日子。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谁想弄到一点，必须追踪寻觅才行，买面包得求爷爷告奶奶，买一小把青菜，要走杂货商贩的后门，买鸡蛋得自己下乡，买煤得用手推车到火车站去推。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妇女为争购一点生活必需品每天疲于奔命，所得却日渐稀少，偏偏父亲又有胃病，需要特殊的、对身体有益的食品。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巴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①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①科尔诺伊堡，奥地利多瑙河畔城市。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①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①巴纳特，当时属奥匈帝国，今一部分属南斯拉夫，一部分属罗马尼亚，农产、矿产均丰。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家中桌上的织花台布。然而不管你扔进多少东西去都是白费，这个黑魆魆的无底洞是填不满、堵不死的，你每天织毛衣直到深夜，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自家两人挤在厨房里睡也无济于事。只有睡觉，还是你能享用的惟一东西，惟一不花钱的东西。夜深了，由于辛苦忙碌奔波而消瘦、苍白的童贞之身，还可以颓然扑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把这个暗无天日的年月暂时忘掉。 再往下是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临时性的邮务助理工作。虽说地点在克莱因赖芙林这个主要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穷乡僻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候补职员的位置，一只铁饭碗。微薄的薪金刚够她一个人用，但是，因为姐夫家里没有地方住，她得把母亲接来一块儿过，一块面包掰成两半吃。这样一来，每天仍旧是白天省吃俭用，晚上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根火柴、每颗咖啡豆、每块面包渣都得算计着用。可是无论如何，总算能喘口气，勉强活下来了。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还算得上年轻吗？已经在开始衰老了吧？几道皱纹悄悄爬上了鬓角，时常感到两腿发软，春天也莫名其妙地头疼。不过总的说，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甚至渐渐地在好起来。手里的钱包又硬鼓鼓的了，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个邮务助理的头衔，姐夫也在每月月初寄那么两三张票子给母亲。现在似乎应该渐渐注意使自己活得像个年轻人了吧。母亲甚至经常催她上街，去娱乐娱乐。到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在邻村举办的一个舞蹈训练班报上了名。按节拍跳舞，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因为疲劳已经深深钻进了自己的血液，她有时觉得似乎自己的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冻僵了，就是热烈的乐曲也无法融化坚冰，使她四肢重新灵活起来。她费劲地练习那些规定的舞步，但不管怎么苦练，总是打不起精神，情绪总是上不来。她第一次体会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消磨殆尽、毁坏无遗。自己身体内肯定有某一根弹簧绷断了，这一点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因为没有人追求她，尽管她那皮肤细嫩的脸庞，加上一头金黄的头发，使她在那一群粗手笨脚、脸长得像苹果一样圆、像苹果一样红的乡下姑娘中间犹如鹤立鸡群，颇像位贵族小姐。这批战后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孩虽然长相不好，却并不安分、并不是耐心等着男人看中她们。她们追求吃喝玩乐，觉得这是她们的权利，而且追求得异常强烈，似乎她们不光要享受自己的青春，还要代替那几十万葬身战乱的青年补享青春的欢乐呢。二十六岁的她怀着一种吃惊、奇怪的心情发现，这伙后起的年轻人举止是多么自信，行为是多么贪婪，眼神是多么自命不凡、狂妄鲁莽，她们走路时卖俏地扭动腰肢，神态得意忘形，对小伙子们最轻狂的动手动脚，她们是那样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又是那样厚着脸皮同男人偎依着，一个接一个离开正路转身朝树林子那边走去，这真使她感到恶心。同这批贪婪而粗野的战后青年一代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苍老、疲惫、无用、受压，无心也无力去同她们竞争。更进一步：她希望可不要再有什么争斗，可不要再辛苦奔忙了！她只想过点舒坦日子，安安静静地做个清梦，做做分内的工作，浇浇窗前的花，不想再要别的，不希望得到什么。可不要再惹什么事、追求什么新奇玩意儿、寻求什么激动人心的经历了，被战争夺去了整整十年青春、已经二十六岁的她，这时甚至连一展笑颜也觉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了。 想到这里，克丽丝蒂娜不由得低声叹息。只要想一想她青少年时代这一切可怕的事，她就会浑身无力。母亲折腾什么劲儿啊，全是胡来！现在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姨妈，同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相处，这算什么呢？可是一转念，我的天，她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母亲希望她走，这样能使老人家高兴，她总不好硬顶吧？而且，干吗要硬顶？人已经没有这个劲，顶不动了！女邮务助理慢吞吞地、万念俱灰地从写字台最上一格抽屉里抽出一张业务记事用纸，小心地将它对折起来，又垫上一张格子纸，然后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用漂亮的工笔细楷给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打报告，申请批准她因家事现在就开始她法定应该享受的休假，并恳请从下周起派人接替她的工作。然后，她又写信给姐姐，请她在维也纳替自己办理瑞士签证，借她一只箱子，再来一趟商量商量照看母亲的事。此后的几天，她就慢条斯理、耐心细致、一桩一件地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既没有欢欣，也没有期待和热情，似乎这些事并不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她现在成天做着的惟一的事情：上班、尽职。 准备工作进行整整一个星期了。每天晚上都在缝补浆洗家中的旧衣物，非常紧张。此外，她姐姐，这个瘦小懦弱的小市民，觉得用寄给她的美金买东西太可惜，最好还是把这笔钱存起来，于是她从自己的衣物中借些给妹妹，一件桔黄色的旅行大衣、一件绿色的衬衫、一枚母亲当年蜜月旅行时在威尼斯买的精巧别针和一只小藤箱。她说，这些就足够了，山区人也不讲究什么穿戴，而克丽丝蒂娜如果真是缺点什么，在当地买岂不更好，动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邻村的小学教师弗兰茨·富克斯塔勒帮她扛着那只扁平的藤箱到火车站，他说什么也要帮这个忙，以尽朋友的责任。一听说她要走，这个瘦弱、矮小的男人就立刻来到霍夫莱纳家主动提出愿意帮助她们。他那一双蓝眼睛，总是怯生生地藏在眼镜后面，不敢正眼看人。霍夫莱纳家的人是他在这个种植葡萄的偏僻小村里惟一的朋友。他的妻子一年多以前就病倒住进了国立阿兰德结核病院，如今已是病入膏肓，所有的医生都摇头了。两个孩子分别由外地亲戚抚养；这样一来，他几乎每天晚上独自一人坐在他那两间冷冷清清的屋子里，不声不响地埋头摆弄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儿。他把花草制成蜡叶标本，用娟秀的工笔美术字，将拉丁文名称（红墨水）和德文名称（黑墨水）整整齐齐写在风干了的扁平花瓣下面；自己动手把他心爱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的一套桔红色封面平装书用绘有彩色图案的硬纸装订起来，并用一支修得非常尖细的绘图鹅毛笔，极为精细地在书脊上摹仿印刷字母描出书名，逼真得让人真伪难辨。晚上，当他知道邻居都已入睡，便对着自己复制的乐谱拉奏一阵小提琴，虽然弓法有些生硬，却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拉的多半是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曲子；有时候，则是从借来的书中抄录最优美的诗句和最精辟的妙语，把它们抄在白色的四开细布纹纸上，每抄足一百张，就用有光纸包装，订成一册，又贴上一张彩色小纸签。他像一个抄写可兰经的阿拉伯人那样，喜欢那些纤巧秀丽、时而刚劲质朴、时而龙飞凤舞的字体，因为他能体验那默默无言的欢欣，这种无声无息的喜悦能把自己内心的激情和心血活生生地显现出来。对于这个谦卑、沉默、清心寡欲，在自己居住的简陋住宅前没有花园的人，书就是他家里的鲜花，他喜欢把它们在书架上排成色彩斑斓的林荫路，他带着老花农爱花那样的喜悦，珍爱每一本书，像拿贵重瓷器一般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自己瘦削、贫血的手中。他从不跨进村里酒店的门，像虔诚的教徒害怕邪恶那样厌恶啤酒和香烟，每当在屋外听到窗内有人吵架和醉汉们粗鄙的喧闹，就立即愤愤地疾步走开。自从妻子病倒以后，他就只同霍夫莱纳家有来往。他经常晚饭后到她们那儿聊天，或者投母女二人之所好，用他那并不圆润、却在激越中富有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声调给她们朗诵文学作品，他最喜欢读的是本国作家阿达贝特·施蒂弗特①的《田野之花》中的段落。每当在朗诵中抬眼看到低头侧耳细听的少女那金色的头发时，他那羞怯、有些拘谨的心胸，便总是蓦地开阔起来，看到她那凝视谛听的神态，他感到了有知音。母亲觉察到他心中的爱慕之情在不断增长，一旦他妻子那不可避免的命运降临之后，他定会向女儿投来新的、更大胆的追求的目光。然而女儿呢，已经变得倦怠异常，对此毫无反应：她早已不再会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①施蒂弗特（1805-1868），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以描写自然风景见长。 ------------------ 小草扫校||读书人365独家推出||http://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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