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1卷世界近代中期政治史

　　内容提要
　　世界近代中期历史是指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15年拿破仑帝国倾覆这175 年的历史。
　　本卷反映了世界近代中期政治史在世界政治史，特别是世界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代中期，特别是英、美、法等国的政治发展线索，介绍了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对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政治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客观评价。本卷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17、18世纪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法国的政治状况，弥补了一般通史著作在这方面的不足。同时，本卷还介绍了清帝国前期的政治状况及政治制度，并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
　　一、概述
　　世界近代中期政治史从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覆灭为止。与此相对应，中国经历了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手工工场阶段，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参加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时期。
　　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建立了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英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它第一次在欧洲公开地宣告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也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于18世纪下半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并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英国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成为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原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加强了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掠夺和统治，终于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18世纪下半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爆发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统治，建立起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为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经验，为欧洲大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敲响了警钟。
　　在17世纪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时，除荷兰以外，欧洲大陆各国都还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在这些国家里，封建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国王、贵族和天主教统治一切。但是，欧洲各国君主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使工商业获得了发展，各国也出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但是，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矛盾日趋严重。此外，17、18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运动风起云涌，也不断地动摇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法国革命完全丢开了宗教的外衣，是公开的政治革命，它给封建贵族以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中世纪以来的封建统治，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且按照启蒙思想的原则和革命宣布的人权宣言及宪法，建立了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使法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急风暴雨的革命之后，拿破仑帝国的拿破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资产阶级法制。虽然波旁王朝在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又重新回到法国，但是，它已无法毁灭法国革命的主要成果。法国革命所宣布的原则和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些原则和思想不仅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世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
　　在欧美等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了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统治时期。
　　清军入关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平定了南明政权和广大汉族人民群众的抗清斗争，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政治统一形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乾隆统治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国家政权机构趋于腐败，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清王朝开始由盛而衰。
　　清王朝统治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欧洲各国殖民者对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垂涎欲滴，时刻梦想打开中国市场。中国面临着沙皇俄国从北方及东北的扩张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东南沿海的侵扰。因此，中国在清王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方面增加了反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内容。
　　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过48年激烈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政治前提，为英国建立世界工商业霸权的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推动了法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在英国革命期间及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还促进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兴起。因此，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人类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
　　1.革命的前夜
　　16-17 世纪的英国是指英吉利王国而言。当时，它只是欧洲大陆西面不列颠群岛上一个较小的封建国家，其领土主要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周围的一些岛屿。苏格兰则属于苏格兰王国的版图。
　　英吉利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原来是两个独立的封建国家。1603年，英国都铎王朝的女王伊丽莎白逝世后，因无后嗣，遗命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六世继承英国王位，是为詹姆斯一世，从而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詹姆斯身兼英吉利和苏格兰两国的国王，但两国仍各自独立，分别保持原有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
　　英国的牧羊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3、14世纪，英国就已不断向欧洲大陆的佛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的呢绒工业提供羊毛。到15世纪，英国的城市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17世纪初，英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有大批的雇佣劳动者，二是要有大量的资本，同时还必须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这些条件必须通过原始积累来完成。英国通过残酷的" 圈地运动" 和野蛮的海盗掠夺、对外贸易及其他殖民侵略活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1)革命前的社会经济状况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商业交往，早在11世纪诺曼人征服以后就建立起来了。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和新航路的开辟，使尼德兰南部的佛兰德斯和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毛织业迅速繁荣起来，羊毛价格随之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了特别有利可图的事业。另一方面，美洲廉价金银大量流入欧洲导致的" 价格革命" ，使英国的物价在16世纪里上涨了1.5 倍，这使按习惯征收固定货币地租的英国领主的实际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攫取养羊业的巨大利益，为了免受" 价格革命" 带来的损失，英国的一部分贵族领主便开始强占农民的公共地(林地、牧场、荒地、沼地），用栅栏、篱笆、濠沟等把这些土地围起来，变成他们私有的牧羊场。随后，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剥夺公簿持有农的份地，或者把原来租给其他小佃户的土地收回后圈围起来，变小耕地为大牧场，出租给大租佃农场主或自营。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始于13世纪，那时仅仅是英国农村中的局部现象，到16世纪之后，则几乎波及了英国东部和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它使英国许多村庄被消灭，农村几乎变成了羊的世界，成千上万以土地为生的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乌托邦》一书中写道：" 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
　　现在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 圈地运动给英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大大加速了原本缓慢进行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生产手段土地分离的过程，使英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国家。大批破产的农民，除无生计的流浪者外，或是在故地的大农场中充当农业雇佣工人，或是作为家庭手工业者为呢绒商加工产品，或是流入城市受雇于手工工场。
　　其次，它破坏了英国农村的封建庄园经济，使英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转化。贵族地主在圈地以后，往往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或自己经营。他们在大规模的农场上采用雇佣劳动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农场相当于工业中的手工工场。由此可见，圈地运动也是英国农村封建剥削方式向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转化的重要原因。
　　在资本主义深入农村并改变阶级关系的同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在16世纪就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呢绒工业最为发达，是英国的" 民族工业".在毛纺织业中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有两种形式，即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集中的手工工场。分散的手工工场就是商人把羊毛(或毛线）交给家庭手工业者，待他们把羊毛纺成线(或织成呢绒）后，收回毛线(或呢绒），付给他们工资。有的分散的手工工场规模很大，例如，威尔特郡有一个大的呢绒商支配着上千个家庭手工业者；另一个大呢绒商控制着方圆20英里以内的家庭手工业者。集中的手工工场就是雇佣工人在资本家建立的工场内集中劳动。
　　1354年，英国出口羊毛约3.2 万袋，呢绒成品约5000匹。到1547年，输出羊毛锐减至5000袋左右，而呢绒成品则增至12.2万匹，这一变化反映出国内呢绒工业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大部分是利用没有行会制度的农村环境，以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进行的。少数规模较大的集中手工工场也开始建立起来，16世纪出现了雇佣1000多人的手工工场，17世纪出现了雇佣4000多人的手工工场。尽管英国的呢绒为粗毛呢，不如荷兰的细毛呢，但由于价格低廉而夺取了荷兰细呢绒的欧洲市场。还在16世纪中期，英国毛织品的出口量占英国出口量的80％，到了17世纪初，已占90％，可见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已获得重大成就。
　　此外，一些从未有过行会组织的新兴工业也发展起来，如采煤、冶铁、火药、玻璃、造纸、纺织、造船等行业。虽然英国工业生产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还不及西欧某些国家，但是其产量增加却相当迅速。从1551至1651年的100 年中间，煤的开采量增加了2 倍，锡、铅、铜、盐的开采量增加了6-8 倍，铁的开采量增加了2 倍。
　　英国工业发展的最重要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形成。手工工场企业，无论是分散的手工工场，还是集中的手工工场，都是封建的生产结构向资本主义生产结构过渡道路上重要的质的变化，是当时世界最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海外掠夺和殖民侵略。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建立了许多从事掠夺的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有1579年建立的东陆公司、1588年建立的非洲公司和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完全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英国的海外贸易还具有很强烈的海盗掠夺的性质，各个海外贸易公司的据点，同时也进行海盗掠夺。英国还在亚洲、非洲以及北美、西印度群岛等地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掠夺当地人民的财富。
　　(2)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革命前英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成为最富有的阶级，在资产阶级中，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并不很强大，因为英国的许多工业部门还落后于荷兰、法国，真正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是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居住在伦敦商业区的那些被称为" 金匠" 的大金融家和那些被授予特许状的海外贸易公司的股东们。大金融家很早就与宫廷发生关系，并且扮演了向国家放贷的高利贷者的角色。由于英国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实行的贸易独占制度，这些贸易公司可以靠独占地位而任意抬高物价。这一特殊地位，使得那些大金融家和海外贸易公司的股东们在与专制国家的关系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从总的倾向上看，其既得利益与专制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要进一步发展，则势必与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不可回避的矛盾，因此，大资产阶级还是主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地说还不够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还提不出一套理论体系，以致后来在革命中还得利用宗教的旗帜。另外，由于资本主义深入农村，形成了一个新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同新贵族建立了反封建的联盟。有赖于这个联盟，革命才得以发动起来。
　　新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是在16世纪初国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时形成的。亨利八世将教会的管理权从罗马教皇手中夺到国王手中；取消天主教，建立起英国国教" 圣公会" ；同时没收天主教会的全部地产予以出售。购买教产的主要是商人、官吏、富有的自由农民以及部分大地主。这些人买到土地后几乎立即进行圈地，变为新贵族，使得新贵族终于形成为一个阶级。新贵族有贵族的头衔，享有贵族的特权，但其经营方式则是资本主义的，故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而且，新贵族除来源于进行圈地的旧贵族外，相当多的人原来本是商人，因购买土地及贵族头衔而变成新贵族的。
　　这个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一致的新贵族阶级，在政治要求上也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他们后来参加并领导革命并不是追随资产阶级，而是由于自身与封建制度的矛盾造成的。英国虽然出现了圈地运动，但从法律上说，全部土地仍属于国王。而且，大多数地区并未发生圈地，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根据这种制度，任何领有土地的贵族，包括新贵族，都必须向王室缴纳" 骑士捐".这就是体现封建关系的骑士领地制。国王还利用权力阻止圈地，对圈地者课以大量罚金。对于新贵族来说，其地产在经济上已属资本主义性质，而在法律上却要受封建性限制，表现出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共同发动和领导了革命。
　　革命爆发前，英国农民的主要部分是自耕农。他们除向地主缴纳地租外，还要负担其他封建义务。因此，他们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希望成为自己份地的主人，农民的下层主要靠公有地维持生活，圈地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广大农民一方面在今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从也反对圈地运动这一点来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城市中的平民，主要包括手工工场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工匠、水手、码头工人等，他们大多是因圈地而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的，身受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和自由，经济上则难以为生，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支很强的力量。
　　(3)清教运动
　　革命前，英国的国教是在16世纪上半期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时确立的。英国国教基本上保留了天主教的教义和祭祀仪式，并保存了教阶制度。宗教法庭依然很严厉，对反抗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国教宣扬" 君权神授" ，规定国王是宗教的首领，主教由国王任命。因此，英国国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和支柱。所以，反对封建统治必然要反对国教。
　　16世纪60年代，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后称" 清教".清教很快受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及广大下层人民的拥护。清教主张教徒人人读圣经，直接领悟上帝的"启示" ，这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愿。清教宣扬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这便适应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工商业的要求。清教还强调教徒要勤俭、清廉，要为获得财富而努力，认为这才是" 基督教的本份".在形式上，清教反对一切繁文缛节，简化斋戒、祈祷和礼拜仪式。清教徒们身着黑衣，生活朴素，反对一切游乐和嬉戏。这与国教高级教士的奢侈腐化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之，清教明显符合资产阶级的主张，表明了处于上升阶段资产阶级的宗教和政治态度。清教是反封建斗争的现成思想武器，起到了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清教的广泛传播为即将到来的革命作好了舆论准备。因此，披着宗教外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清教运动中，成分较为复杂，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即长老会派和独立派。长老会派反对由国王任命主教，主张按照加尔文教的教义改革教会，要求由教徒选出的年长者即长老来管理教会，并由长老组成地方和中央的教会会议，掌管宗教事务。长老会派反映了上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主张。独立派则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的利益，他们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并主张每个宗教团体独立自主，反对设立长者，提倡每个教徒都应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使教徒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长老会派和独立派这种在宗教上的分歧后来在革命中演变为政治上的分野，形成了两个政治上对立的派别。
　　(4)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与革命形势的成熟
　　斯图亚特王朝开始在英国的统治后，国王詹姆斯一世崇拜16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专制主义理论，羡慕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制度。入主英国后，他极力加强专制王朝的统治，大力宣扬" 君权神授" 之说，声称国王是上帝的代表，" 是国王创造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詹姆斯一世不但为专制主义暴政大造舆论，而且还加紧推行反动政策。他疯狂地迫害清教徒，在1604年的一次会议上公然威胁清教徒，表示要驱逐他们。同年，他还颁布命令，无条件地禁止非国教的任何教派组织的存在及活动。许多清教徒被迫逃往荷兰或北美，仅在革命前的10年中，就有6.5 万人逃亡国外。与此同时，詹姆斯一世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至高地位，宣布国会的权力也是从国王那里获得的，它的使命只能是向国王提出自己的愿望，而无权讨论国王的行动。他甚至说：任何人议论上帝就是渎神，议论君主就是叛乱。这就与从13世纪以来就存在的国会发生了冲突。
　　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国王与国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征税问题上。
　　詹姆斯一世的宫廷生活十分豪华奢侈。王室领地和骑士捐的收入不敷开支，只能在1614年召开国会，要求下院同意他征收新税。由于得不到国会的同意，他便解散国会，此后，一连7 年没有召开国会。在这时期，他想尽一切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1618年，开始实行国内商品专卖权制度，规定商人只有出重金从政府购得独占特许权，才被允许专营某种商品。由于是专卖制，商人就可以抬高3 倍价格以盈利。据估计，国王出卖独占特许权，每年可得7-8 万镑的收入。詹姆斯一世还实行了王室优先采买权，宫廷的采买官可以在市场上任意以极低的价格强购农民、小生产者及小商人的商品，然后又以高价抛出，宫廷从中获利。此外，他还异想天开地实行卖官鬻爵的办法，定男爵价格为1000镑，子爵为1 万镑，伯爵为2 万镑。他还令各州州长向居民强制借贷。
　　詹姆斯一世的对外政策也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面对英国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强大敌人西班牙，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政府实行打击西班牙海上力量的政策。但詹姆斯一世非但不这样做，反而放弃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向联合新教的荷兰打击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传统外交政策，力求与西班牙媾和乃至结盟。他甚至企图让儿子查理同西班牙公主联姻，以巩固英、西同盟。在他看来，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联合起来，有助于巩固自己对英国的专制统治。
　　詹姆斯一世的这些倒行逆施，既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也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加深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人民群众同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
　　1625年，詹姆斯一世病死，其子继位称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的倒行逆施更加超过其父。为了扩充常备军和解决财政困难，查理一世于1626年召开国会，要求通过新税。下院表示：要想通过新税，国王必须撤换其宠臣白金汉公爵。于是国会被解散。由于财政危机仍然没有解决，查理一世便下令向富人强行借贷，并逮捕拒绝贷款者。这种强制借贷的政策遭到失败后，查理一世只好于1628年再度召集国会谋求解决办法。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领袖汉普顿、约翰.皮姆等人在会议上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申国会的征税权，反对强制发行公债等。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国会通过了一个《权力请愿书》，要求：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向人民征税和借贷；不依法律和未经法庭判决，不得随意逮捕任何人和剥夺其财产；不许在居民家中驻扎军队；不许按照战时法逮捕人。
　　请愿书中所申诉的内容，大多数是王室做了许多世代而没有遭到反对的事。更重要的是，正当王室认为完全有权做这些事的时候，它们却都被作为应予禁止的内容提了出来。所以，请愿书即使在形式上不是对查理一世专制理论的一个答复，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请愿书》已隐约体现出国会要限制王权、法律的地位要高于一切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纲领性主张。
　　在提出请愿书的同时，国会还决定拨款35万镑给国王，作为他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急于解决财政困难，为了得到这35万镑的拨款，勉强接受了请愿书。
　　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缓和。不久又发生了吨税(酒类入口税）和磅税(羊毛出口税）之争。过去，每逢新王即位，国会就照例授权国王终身征收这两种税。但是，这次查理一世即位后，国会只同意他征收一年。由于英国每年出进口额甚大，这两种税占国王总收入的1 ／4.因此，查理一世置国会决定于不顾，年复一年地派官征收。1629年秋，国会宣布交纳吨税及磅税的商人为" 自由的叛徒".查理一世恼羞成怒，下令解散国会。从此，英国开始了长达11年之久的无国会统治时期。
　　在这期间，查理一世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动的高压政策及搜刮政策。
　　他指使大主教洛德厉行宗教压迫政策，对清教徒任意罚款逮捕、甚至施以酷刑。其迫害对象不仅有独立派，而且也有长老会派。查理一世在财政上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并在1634年借口英国海岸有被袭击的危险，颁布了" 船税令" ，在沿海地区征收若干世纪以来早已被废弃的" 船税" ，到1636-1637 年，又将其推行到内地。这个措施不但损害了地主的利益，而且也大大地加重了城市广大居民的经济负担，因而遭到许多人的反抗。更严重的是，查理一世无限制地推行工商业独占政策，在1629 -1640年期间，甚至连肥皂、玻璃、皮革、淀粉、麻布、染料、钮扣、针和别针这些日常用品，也必须在出重金购买特许状后，才准许生产和出售。工商业独占政策造成大量工业部门生产萎缩、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失业严重。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受害极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生意前途暗淡，不得不携带资本移往国外，不少信仰清教的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农民也都因不堪宗教迫害而移居美洲，留在国内的广大居民感到生活的道路被堵死了。因此，这一时期的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2.1640年到1649年革命
　　(1)长期国会同王权的斗争
　　1637年，苏格兰发生了起义。这次起义是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实行的暴政引起的。到1639年，苏格兰起义者的队伍已进入英国北部边境。镇压起义需要大量军费，查理一世不得不在1640年重新召开国会。4 月13日，新国会一开幕，国会便对查理一世的暴政进行猛烈抨击，要求处死其宠臣斯特拉福，禁止政府滥用权力。因此，查理一世便于5 月5 日又解散了国会。由于这届国会仅存在3 个星期，故史称" 短期国会".解散国会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伦敦群众举行大示威，并冲进大主教洛德的住宅。同时，苏格兰起义者于1640年8 月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只得硬着头皮下令选举新的国会。11月3 日，新国会开幕。这届国会存在了13年之久，史称" 长期国会".长期国会的议员除上院皆为大贵族外，下院中也是贵族居多，资产阶级代表较少。但是，下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要求，表现出明显的改革倾向。在广大群众多次示威、请愿的强力推动下，国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鉴于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对一系列暴政负有主要责任，国会通过决议，判处其死刑。在群众压力下，查理一世被迫批准了这一决议。1641年5 月12日，斯特拉福被处死。逮捕和处死罪犯，尤其是国王的权臣，应是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职权，国会本无此权力。但是，长期国会一召开就作出这个决议，不但表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斗争到底的决心，也显示了资产阶级、新贵族要控制国家政权的愿望。因此，长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长期国会取得了一系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1641年2 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国王不得随意解散国会和干涉国会的事务。查理一世被迫在法案上签字。6 月，国会又通过决议，废除磅税和吨税，同时宣布：不经国会批准，任何人不得征税。7 月，在国会的压力下，查理一世被迫宣布解散星室法庭和高等法院等机关。8 月，查理一世又宣布取消商品专卖政策。
　　11月22日，长期国会通过了对国王的《大抗议书》。这是长期国会与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性文件。《大抗议书》的全文有204 条。它历数了国王在世俗、宗教、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决策中的过失，要求废除各种封建特权，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大抗议书》中还明确提出，国王只能从" 国会有根据相信" 的人中任命大臣和高级官员。这意味着要建立政府对国会负责的制度，即后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责任内阁制。
　　从《权力请愿书》以来，国会与王权的斗争始终围绕着权力问题，即由国会还是由国王来主宰国家的问题。如果说，长期国会召开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查理一世还能够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话，那么，当《大抗议书》提出以后，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了。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大抗议书》，并在1642年1 月3 日以叛国的罪名要求国会交出一贯表现激进的皮姆、汉普顿等5 名议员。遭国会拒绝后，他于1 月5 日亲自带兵前去抓人。但是，下院领袖多半藏在伦敦商业区，受到伦敦市民的保护，逮捕未成。
　　国王的行动激起了伦敦市民的强烈愤慨，他们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国王的暴行，并自动组成民兵保卫国会。查理一世感到自己在首都的处境十分孤立，便于1 月10日悄悄地离开伦敦，来到了位于北方的封建贵族势力强大的约克郡，在那里招募军队，准备讨伐国会。
　　(2)第一次内战
　　查理一世的出走，终于使国王与国会的分裂公开化。国会在7 月12日通过决议，决定组织国会军，保卫国会和自己的权力。8 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城堡上升起国王的旗帜，向国会宣战。从此，内战爆发。
　　内战爆发后，英国国内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拥护国王的旧贵族、官僚、国教教士的保王党，由于他们头戴假发，身佩长剑，故称" 骑士党" ，其阵地在较落后的西北部。另一方是以国会为首的革命阵营，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大多数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由于他们发短不掩耳，不戴假发，故称" 圆颅党" ，主要阵地在经济发达的东南部。
　　内战开始后，尽管国会军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明显地占有优势，但在军事上却一再失败。1642年10月，国王军队在埃吉山大败国会军，占领牛津后，兵分三路直扑伦敦。只是在伦敦各阶层人民的英勇抵抗下，国王军队才被迫撤离。1643年夏季，战场上的形势仍对国会军队不利，国会军曾经占领的约克郡、林肯郡、德比郡等地先后失守。
　　国会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掌握国会大权的长老会派的动摇和妥协。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长老会派，具有一种正统的君主制思想，他们只希望国王能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允许他们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想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们在与国王军队交战的同时，又以国王的臣属自居，始终不放弃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
　　1644年11月，在国会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曾在前线贻误战机的曼彻斯特伯爵就公开说，国王是不可能战胜的，这是" 上帝的意志".在受到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的指责后，他又说：" 即使我们打败国王99次，国王仍然是国王。可是国王只要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会全都被绞死，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将沦为奴隶" .这种君权神圣的思想是长老会派指挥战斗失利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长老会派坚持要通过议会合法斗争的途径实现其纲领，根本没有考虑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种保守态度明显地表现出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阶级局限性，因而受到了独立派及其领袖克伦威尔的谴责。
　　克伦威尔(1599-1658 年）是剑桥郡经营牧场的地主，新贵族中激进的革命家。内战开始后，他招募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骑兵部队。该部队士兵都是虔诚的清教徒，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国会军屡战屡败的时候，这支军队却不断取得胜利，被称为" 勇士军".正是这支军队，在1644年7 月的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大败国王军，取得了国会军开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战局开始向有利于国会军的方向发展。但是，从全局上看，国会方面仍处于被动状态，3 ／4 以上的国土已被国王军占领。
　　内战开始以后，城乡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城市里出现了要求政治民主、信仰自由的势头。仅在1645年一年里，全国就出版了722种书刊，伦敦出现了约80个不同的教派团体。农民斗争也到处蔓延，仅反圈地运动就发生了15起以上。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不满国会中长老会派的动摇妥协，走上了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国会的中间道路。" 棒民" 运动就是如此。
　　" 棒民" 运动发生在西南各郡，大约有10万人参加，除农民外，还有教士、贵族、军官、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他们宣称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联防互保，以保卫自己的" 自由和财产" 免受一切掠夺者和其他非法暴力的侵犯。但总的说来，" 棒民" 对王党更为敌视。
　　形势的压力和群众的斗争，更加剧了独立派同长老会派的矛盾，其焦点首先表现在怎样对待内战，是否要在战场上将国王打败。1644年底到1645年初，长老会派把持的长期国会在内外压力下，终于通过了《自抑法》和《新模范军法案》。前者规定，凡国会议员都要辞去军队中的职务；后者规定改组国会军。这两个方案的意义在于，军队领导权从长老会派手中转移到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手中。
　　在担任了指挥全军的重要职务后，克伦威尔便以勇士军为模式改组军队，解除了原来一些由长老会派担任的军官职务，建立起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的" 新模范军".新模范军作战目的明确，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旺盛、纪律严明，改组后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1645年6 月，在纳斯比战役中大败国王军主力，几乎全歼敌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 月，" 新模范军" 攻克王党的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逃到苏格兰。第一次内战基本结束。1647年2 月，国会以40万英镑的代价从苏格兰把查理一世赎回，并将其囚禁在纳斯比附近的洪比堡。
　　(3)长期国会改造国家的政策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长期国会实际上成为全国最高政权机关。在长老会派的领导下，长期国会实行了一系列改造旧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
　　在政治方面，国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640年上院议员共有150人，内战爆发后，上院中大多数贵族议员投奔王党，议员人数骤减到30人，而下院地位则日益加强。1644年至1645年，经过多次补选，新议员增加到235 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长期国会在内战期间还设立了许多委员会，由议员直接参加，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或停止活动。在各个不同时期，这些委员会的数目不等，最少时有20个，最多时达40多个。此外，一部分委员会是临时性的，或者是筹备专项问题的，它们在实质上类似国会的专门委员会。这种专门委员会在1640年到1642年期间为数甚多，他们分别掌握行政、立法、司法、宗教、军事、财政和外交等大权。如"两王国委员会(英格兰和苏格兰）" 实际上是整个内战时期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同国王作战的一切重大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制定作战计划，听取将领的汇报并向他们发布命令。这个委员会还积极参加国会军的改组工作。" 安全委员会"负责对付保王党的阴谋和追究政治嫌疑犯，送交法庭审讯。" 敌产没收委员会"和" 违法者罚款委员会" 后来经过重大改组，同伦敦银行家在业务上发生了联系，其作用远远超出了财政问题的职权范围。这两个委员会在革命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再分配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有人在评论这一时期长期国会政府机构设置时指出：" 如果考虑到在这一套管理制度中实际上已没有国王及其枢密院；如果回顾早在1641年长期议会就撤销了两个特殊的国王司法机构——星室法庭和高等法庭；如果注意到英国国教主教制教会的行政活动业已停止，那就必须承认，国家中央统治机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动" . 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在地方上，革命前的郡长、治安法官、郡民兵司令等官职虽然保留，但国会通过在各郡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直接控制地方，把各地的行政机构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并与长期国会及其所属委员会直接联系。参加这些机构的大部分是新贵族、富商或企业主。这些机构在摆脱保王党对地方的控制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宗教政策方面，早在1642年，长期国会就已经把国会里的主教赶走并禁止僧侣干涉世俗事务。1646年3 月，国会废除了主教制，但却以长老会派教会取代了过去国教的地位，要求全国人民一律遵奉长老会的信条，凡拒绝接受新的祈祷仪式者，将受到严惩，如罚款、监禁、撤销牧师职务等等。长老会派还对所有不满、批评其政策的人实行监视。他们还在1643年6 月14日恢复了从前的书刊检查制度，对含有民主思想的宗教和政治著作一律严格检查。宗教问题实质上也是政治问题。长老会派施行这种政策，实际是想使教权与政权永远掌握在上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但是这样一来，人民便仍然和革命前一样，还是享受不到信仰自由。因而，长老会派的这种政策受到中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新贵族及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反对。
　　在经济方面，长期国会于1643年3 月27日和9 月21日分别没收了国教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地产以及王室领地。1646年开始出卖大主教和主教的地产，后来又决定出卖全部被没收的封建地产，造成了有利于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财产再分配。最重要的是1646年宣布废除骑士领地制，取消了土地所有者对国王的封建义务，包括骑士捐等等。但与此同时，长期国会并没有取消农民对领主的封建义务，规定必须继续向教会缴纳" 什一税" 、向地主缴纳地租。长期国会的土地政策显然不利于农民，它不仅没有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反而为地主圈地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然而在当时这些政策还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因为它使新贵族的地产从封建性的、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无条件的私有制。这在所有制的根本性质上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变革，符合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英国以圈地运动和兴办农场为特征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此外，国会还废除了查理一世实行的专卖特许权，保留了海外贸易公司，仍然实行包税制度，继续征收较重的间接税等等。这些做法明显地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
　　总之，长期国会的各项政策是长老会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新贵族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国家的具体体现，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重大成果，应予肯定。在这一点上，不应以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要求大资产阶级。
　　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独立派比长老会派更激进。独立派主张全面废除专卖特许制度；在处理封建地产问题上，独立派主张将土地分成小块，并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但这种分歧只是局部的，并不影响双方在根本问题上的基本一致。两派的主要分歧表现在政治上，战争期间，独立派比长老会派更坚决地主张打败国王。内战结束后，长老会派力图建立由自己独占统治的国家，这自然不能为领导国会军取得胜利的独立派所容忍。因而，两派之间的斗争便在战争结束后逐渐尖锐起来。
　　(4)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
　　1647年2 月，长老会派操纵国会以减轻人民赋税负担为名，通过了解散军队的决议，规定只留6000名骑兵分驻各地要塞，其余军队全部解散。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措施，一方面可以去掉独立派的强大依靠——军队，另一方面还可借此平息在军队中兴起的平等派运动。这样，革命阵营内部酝酿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平等派运动根源于对长老会派政策的不满。平等派是手工业者、自耕农、小商人为主要成份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尔本。其政治纲领是实行普选权，废除君主制和上院，建立一院制的共和国，保障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和信仰自由，保障人身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社会经济方面，主张废除什一税、商品专卖特许制度和垄断贸易公司，减轻税收，救济贫民，稍后又提出将被圈占的公有地归还农民。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
　　从当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级结构的状况来看，平等派的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当时英国国内斗争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即只有将革命走得更远一些，实行或部分地实行平等派的主张，才能最终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平等派之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派别，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平等派运动首先是在国会军士兵群众中开展起来的。士兵们在平等派的帮助下，选出了自己的代表——" 鼓动员" ，并且组成了" 鼓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建立，就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同时也成为联系军队里的士兵与军队外的平等派的纽带。以军队内的士兵为骨干的民主力量开始形成，这个民主力量不但直接与国会里的长老会派对抗，而且大有摆脱独立派军官的控制之势。
　　解散军队的决议引起士兵的激烈反对。4 月底，各团队的士兵展开了索还欠饷、反对解散、争取各种权利的宣传。5 月28日，国会又通过决议，禁止士兵集会，并宣布了解散军队的期限。29日，16个团队的士兵鼓动员集会，公开声明各团队不服从解散令。
　　在国会决定解散军队后，军队中的独立派领导人曾一度产生过动摇，克伦威尔甚至劝告士兵遵从国会的决定。但是，形势逼迫独立派军官们在高涨的士兵运动面前作出选择：要么和广大士兵一道与长老会派国会作斗争；要么站到长老会派国会方面一起镇压士兵。军队是独立派同国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长老会派作斗争的支柱，选择后者，就必须交出军队，而这样无异于独立派军官的自杀；与士兵合作，则既可以依靠士兵的支持去推翻长老会派的统治，又可以保持自己对士兵的领导权。
　　经过长时期的犹豫之后，克伦威尔终于选择了前者。因为长老会派正在同苏格兰人进行谈判，国会正在着手改组伦敦民兵并准备同军队作战，长老会派领导人也正在同查理一世进行谈判，推举查理一世领导英格兰和苏格兰长老会派和保王党的联盟。所有这些因素促使克伦威尔不再左顾右盼，最终与平等派结成了联盟。
　　1647年6 月2 日，克伦威尔派兵将被俘的查理一世劫持到军队驻地。6 月5日召开了有独立派代表——军官和平等派代表——鼓动员参加的" 全军会议".这次会议成为独立派与平等派合作的标志。会议通过了《庄严协议》，表示军官和士兵同心协力反抗国会关于解散军队的决议。14日，会议又通过《军队声明》，宣布军队负有保卫人民自由的使命，并且要求解散长期国会，召开新国会，改革选举制度，三年改选一次国会，保障出版、请愿等自由，士兵有权过问国事。《军队声明》明显地体现了平等派的政治主张，它是独立派向平等派人民主权思想妥协和让步的产物。
　　即使在独立派与长老会派势不两立、平等派士兵积极要求进军伦敦的情况下，克伦威尔还是力图先与国王达成协议，然后再与长老会派进行公开的决战。他担心军队一旦进入伦敦，便无法再控制平等派。长老会派议员在伦敦掀起反对独立派的骚乱，才使克伦威尔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军队开入伦敦。8 月6 日，军队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开进伦敦，清洗了国会中11名长老会派首要分子。从此，独立派掌握了国会的实权。
　　独立派取得国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统治，并以《军队建议纲目》作为施政纲领。这一文件提出：解散长期国会，另选出新国会；实行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度；保留君主制和上院，但要限制国王的权力；由国会产生的国务会议向国会负责，而不向国王负责，国务会议有宣战、媾和及外交大权。8 月末，克伦威尔以这个文件为基础与查理一世进行谈判，但由于国王对限制王权很不满意，致使谈判失败。《军队建议纲目》的发表及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的谈判说明，独立派在实行君主立宪问题上与长老会派是一致的。
　　对此，平等派很快作出了反应，于10月提出《人民公约》，全面阐述其政治、经济纲领，主张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取消上院，成立一院制的国会，按普选制原则选举新国会。
　　为解决双方的分歧，1647年10月28日在伦敦郊外普特尼召开了全军会议。双方围绕着国家政权形式和选举权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11月11日，克伦威尔下令休会。11月15日，9 个团队的平等派士兵利用举行军事检阅的机会，举行和平示威，要求克伦威尔等人接受《人民公约》，结果遭到了独立派高级军官们的严厉镇压，13名平等派的积极分子当场被逮捕，其中3 人被判处死刑，1 名被就地处决。11月底，军队会议被解散，代之以军官会议。平等派运动暂时被平息下去。
　　(5)第二次内战与共和国的建立
　　1647年底，英国局势更加紧张。一方面，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使保王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苏格兰也开始支持英国国王。
　　最初，苏格兰人起义是为了反对英国国王的专制暴政，但是随着英国独立派势力的加强和军队中激进情绪的增长，苏格兰国会中掌权的长老会派极右分子唯恐英国建立起激进的政治制度和独立派教会制度，便改变了对查理一世的态度。1647年12月，保王党人与苏格兰国会达成协议，商定由苏格兰出兵攻打国会军，帮助查理一世恢复权力，条件是查理一世复位后，在英国建立长老会派教会。
　　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镇压平等派后，对查理一世仍抱有幻想并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希望他能接受立宪君主的地位。但是，克伦威尔从1647年11月21日截获的查理一世的一封密信中得知，国王打算同国会和军队彻底决裂，而希望同苏格兰人达成协议。至此，独立派对查理一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克伦威尔在1648年1 月3 日的下院会议上激烈地指责查理一世是个骗子，并表示决不能同他妥协。独立派著名军官爱尔顿也声称，建立一种没有国王的制度，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独立派开始向平等派的共和主张靠近了一步。
　　1648年2 月起，保王党在许多地方开始叛乱，5 月，大规模的叛乱在肯特郡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北部和西部。7 月，苏格兰军队进入英国北部。第二次内战爆发。
　　为了抗击保王党的叛乱，独立派再一次与平等派联合。1648年4 月29日，在温莎举行有平等派军官和士兵参加的军官会议上，双方达成协议：共同消灭敌人，审判查理一世，胜利后实行《人民公约》。
　　温莎会议是独立派与平等派重新合作的开始，两派的合作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国会军迅速平息了肯特郡和埃塞克斯以及南威尔士的王党叛乱。1648年8月，克伦威尔挥师北上，在普雷斯顿战役中，击溃苏格兰军队，9 月末，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苏格兰的长老会派右派政权被转移到与英国国会结盟的长老会派左翼之手。第二次内战结束。
　　第二次内战结束后，长老会派又成为平等派与独立派必须共同对付的敌人。第二次内战前夕，当平等派与独立派之间的斗争难解之际，长老会派分子乘机在长期国会中活跃起来，并取得了国会的统治地位。第二次内战期间，他们百般阻挠战争的进行，在军事供应方面故意给国会军制造困难。因此，第二次内战结束后，推翻国会中长老会派的统治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1648年11月18日举行的军事会议通过了爱尔顿起草的《军队抗议书》，要求解散长期国会，选出新的国会，严惩国王，最高权力归下院。
　　接着，军队再次开进伦敦，普赖德(一称" 普莱德")上校于12月6 日彻底清洗了国会，逮捕47人，驱逐96人。这就是著名的" 普赖德清洗" 事件。此后，长期国会只剩下独立派及其支持者50人左右，被称为" 残余国会" (一称" 残阙国会")。至此，长老会派的统治彻底垮台，军政大权全部落入独立派手中。
　　长老会派的统治垮台后，如何处理国王成为全国瞩目的问题。在平等派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国会决定和军队共同组织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1 月27日，法庭以" 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的敌人" 的罪名判处查理一世死刑。30日，查理一世在成千上万的群众围观下被处死。
　　1649年2 月，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君主制，取消上院。2 月13日，成立了从属于下院的国务会议。参加国务会议的有41人，其中大多数是独立派领袖，如克伦威尔等人。在法律上，国务会议不过是国会的下属机关，应该执行国会的指示及命令，但实际上，国务会议有权支配陆海军，其职权也无所不包，甚至凌驾于国会之上。5 月19日，国会正式宣布建立共和国
　　3.从共和国到护国政体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最高峰的表现，共和国是以独立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进行专政的新形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本身并不是共和派，只是由于形势的压力才同意了平等派的主张，被逼上了共和道路。因此，在独立派统治下的共和国里，自然不会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但是，"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 面临着来自封建势力的威胁和下层群众斗争的压力，为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独立派的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实行了强有力的统治。
　　(1)独立派共和国的内外政策
　　独立派共和国的内外政策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为资产阶级、新贵族谋取更多的利益；镇压群众运动；打击王党复辟势力。
　　共和国建立后，国会多次通过决议，拍卖从王室、教会和保王党人手中没收来的土地。北部和西部是王党的根据地，被拍卖的土地最多。
　　由于土地售价很高，而且是大块出售，贫苦人民无力购买，故而多数落入资产阶级和官员们手中。据统计，在1652年-1655 年购买地产的138 人中，有封号的贵族和一般贵族占9.42％，佃农和农民占10.80 ％，伦敦资产者占50.73 ％，军官和官吏占21.83 ％，其他各种债主和富人占7.25％。
　　在对外政策上，为打击当时英国海外扩张的劲敌荷兰，在1650年、165l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宣布不经英国允许，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欧洲以外的商品必须由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只运输才能进入英国，欧洲国家的商品则只能由英国船只或原产地国家的船只运输方可进入英国。这些法令的目的是想把荷兰从英国对其殖民地和欧洲各国的贸易中排斥出去。荷兰当然不肯承认《航海条例》，于是发生了1652年的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只得接受《航海条例》，放弃了海上贸易垄断地位。从此，英国海外贸易飞速发展，进而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
　　在镇压群众运动方面，克伦威尔主要是平息了掘地派运动和重新活跃起来的平等派运动。
　　掘地派运动主要是由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倾向的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温斯坦莱。他认为，人们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私有制度，因此，消灭土地不平均的现象，取消地主的特权，实行土地公有制是广大人民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但是，温斯坦莱并不主张通过暴力达到上述目的，他们采取的行动是聚集起来开垦荒地，来作为自己的公有土地，因此得名" 掘地派".这显然是消极的、具有幻想性的活动。但在当时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这种主张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1649年4 月，大批农民聚集在萨里郡的圣.乔治山上进行垦荒，成为掘地派运动的发端。此后，在其他各郡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掘地派运动。掘地派运动使新贵族地主们大为恐慌，他们指斥掘地派破坏了土地私有权。于是，1651年，克伦威尔政权将这一运动镇压了下去。
　　第二次内战结束后，平等派的纲领局部地得到了实现。但是，独立派共和国与平等派在《人民公约》中所设想的共和国大相径庭。于是，平等派再次起来斗争。利尔本接连发表小册子，指责克伦威尔独立派的统治是" 英国的新枷锁" ，号召人民起来为实现《人民公约》而斗争。
　　独立派政府于1649年3 月28　日逮捕了利尔本等平等派领导人，这一做法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请愿、示威接连发生。平等派士兵于5 月初发表了一个新的《人民公约》，进一步提出普选权，建立每年改选一次的一院制国会；立法权要与行政权严格分开；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出版、宗教和贸易自由；取消什一税等要求。5 月中旬，平等派士兵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9 月，平等派士兵再次起义，又遭镇压。从此，平等派运动基本完结。平等派运动的最后失败，使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为克伦威尔在1653年推翻共和制度和建立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
　　共和国的覆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后发生的英国远征爱尔兰和苏格兰。
　　早在12世纪，英国就开始入侵爱尔兰，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英国在爱尔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建立起殖民统治。1641年，爱尔兰人乘英国革命爆发之机发动了反英起义，并宣布独立。由于英国不久就爆发了内战，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无暇顾及爱尔兰事务。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英国王党分子开始与爱尔兰人勾结，妄图以爱尔兰为基地，借助爱尔兰人的力量，在英国恢复君主制。因此，独立派政府决定远征爱尔兰。
　　但是，远征爱尔兰，粉碎王党阴谋并不是独立派政府的唯一目的。爱尔兰的物产和肥沃的土地一直为英国统治者所垂涎。出征爱尔兰将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又一次大发横财。此外，平等派运动失败后，军队中的平等派士兵一直心怀不满，将他们派到异国他乡作战，无疑是解除独立派政府心腹之患的一个极好的办法。
　　1649年8 月，克伦威尔亲率大军远征爱尔兰。英军在那里进行了长达3 年的残酷镇压，才最后将其征服。在征服期间，独立派政府将占领的大部分土地以清偿债务和偿还欠饷的方式，分给军队军官、士兵以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爱尔兰的大规模掠夺使英国军官的富豪变成爱尔兰的大地主，许多士兵也因为在这次战争中获得了土地而完全丧失了旧日的革命精神，不再想将革命进行下去，而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军事独裁政权保证他们在爱尔兰的既得利益，这就为日后军事独裁的出现提供了一大批有力的支持者，也使共和国覆灭的命运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独立派政府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也时刻注视着封建王党势力的各种活动，并对其复辟活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王党分子和某些长老会派分子勾结在一起，策划进行武装叛乱，迎立逃亡在外的查理一世之子为王，实现复辟。对此，独立派政府给予了坚决打击，逮捕了一批王党分子，分别处以死刑、监禁和流放。同时，独立派政府还成立了专门镇压王党活动的最高司法审判院等机构。
　　保王党人并不死心，他们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国外。最初，查理一世的妻子亨利.玛丽极力怂恿法国干涉英国革命，后由于法国被国内" 投石党" 运动所困扰，力不从心，干涉英国革命的计划流产。复辟势力又勾结爱尔兰，企图利用爱尔兰的反英起义，来达到复辟的目的，由于爱尔兰被克伦威尔所征服，这个阴谋也破灭了。1650年5 月，查理一世之子查理.斯图亚特同苏格兰掌权的长老会派达成协议，由苏格兰出兵帮助其在英国实现复辟。得知这一消息后，克伦威尔决定再次出兵，远征苏格兰。7 月，远征军向苏格兰进发，同时，一支苏格兰军队也在查理.斯图亚特的带领下进入英国北部。到年底，国会军连获胜利，控制了局面。
　　1652年5 月，苏格兰停止了最后的抵抗。苏格兰被合并于英国，查理.斯图亚特仓皇逃往法国。英国政府将苏格兰大贵族地主、保王党人和入侵英国者的土地予以没收，一部分为军官们分得，其他全部卖给英国和苏格兰的大资产阶级。征服苏格兰，是粉碎王党复辟活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2)护国主统治时期的政治
　　广大下层人民为了英国革命以及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却是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断反抗。1651年底，许多群众向军队递交请愿书，请求军队出面，要求政府减轻人民的负担。1653年，剑桥郡的农民举行了反对圈地和增加地租的起义。其他地方也不断出现暴动和骚乱。在城市里，平民反对政府的赋税政策和反对奸商巧取豪夺斗争也时有发生。这一切引起了那些在共和国建立后获得了极大好处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极大恐慌。为了维护和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拥有强大武力支持的克伦威尔身上，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由他领导的强有力的军事政权。
　　克伦威尔在征服爱尔兰后，也得到了1000英亩的土地，成为爱尔兰的大封建主之一，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作为革命领袖时的意志。在镇压了平等派起义之后，曾经反对他的长老会派也转而支持他。胜利使克伦威尔的个人权势不断增长，他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持和加强自己在英国政坛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依靠军事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只有实行军事独裁。
　　要建立独裁政权，就要除掉象征民主共和的一院制国会。1652年11月，克伦威尔就利用国会议员贪污腐化十分严重这一现象，指责国会说：" 因为议员们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不对任何人负责，在他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或者平行的权力审查和指导他们的行动，他们才能够把自己放在正义、法律和慎思的范围之外。因此，必须建立起具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的政权，以克服这些弊端，把事情管理好。否则我们必然要失败" .1653 年4 月20日，克伦威尔强行解散了" 残余国会" ，并于7 月4 日召集新国会，议员都是他亲自圈定的自己的支持者。由于这届国会的议员只有140 名，故被人称为" 小国会" (亦称" 贝尔邦国会")。但其中代表多半都是激进派，他们批评克伦威尔所施行的政策，并不断提出改革要求，鼓动削减国家开支，裁减军队，减低军官薪俸和取消什一税，甚至提出成立法典编定委员会等要求。这样的" 小国会" 自然不能成为克伦威尔的驯服工具，1653年12月，克伦威尔解散了这个小国会。
　　1653年12月16日，在独立派军官、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支持下，克伦威尔被拥戴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终身护国主，并颁布了相当于宪法的《施政文件》，开始了英国近代史上的护国政治时期。
　　根据《施政文件》，护国主为终身职位，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护国主与国会共同拥有立法权，但国会通过的法律需经护国主同意方能生效，国会休会期间，护国主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护国主与行政机关国务会议共同拥有行政权，护国主有任命官吏、赦免罪犯之权；护国主与国会共同掌管军队，在国会休会期间，则由护国主和军队会议掌握，护国主兼任陆海军总司令。这样，克伦威尔实际上集立法、行政及军事大权于一身了。
　　国会为一院制，3 年改选一次，选民的财产资格为200 镑，天主教徒和参加反国会战争者被剥夺选举权；国会仍拥有财政上的权力，征税必须经国会批准，但必须保证3 万名军队的军需。
　　全国被划分为11个军区，由高级军官任总督，实行警察统治。总督握有统率民兵、管理地方行政、征税、治安等广泛的权力，居民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集会和娱乐活动受到禁止。总督直接对护国主克伦威尔负责。
　　护国主政府继续执行了一系列在于保障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内外政策。
　　在对内政策方面，护国主政府对企图谋反的保王党人采取严厉的措施。1655年开始向保王党人征收占年收入10％的人头税，迫使其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出售土地。1656年秋，国会通过了促进英国商品出口的法律，为一系列农产品和工业品规定了优惠的出口条件。但是，护国主政府保留了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和什一税，专制时代针对穷人的一些法律也没有废除。由于对外战争频仍，捐税苛重，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在对外政策方面，护国主时期发展了在革命时期已经开始的争夺海外商业霸权的扩张殖民地的政策。1654年，英国先后同瑞典和丹麦订立条约，确保了波罗的海和松德海峡的航海自由和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贸易，保证了粮食和造船业所急需的木材、大麻等的来源。1654年，英国迫使葡萄牙订立商约，允许英国有权在葡属殖民地进行贸易。1655年，英军抢占了西属牙买加岛。165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有" 欧洲大陆的钥匙" 之称的敦刻尔克，使英国在大陆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一面将克伦威尔视作财产和秩序的保卫者，同时又对军官控制国务会议和操纵政治不满，他们为了摆脱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增强国会的权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证私有财产的安全，开始推行恢复君主制的计划，希望把克伦威尔拥上王位。1657年3 月，国会通过了以大商人克里斯托弗.配克提交的《最恭顺的请愿书》为基础的新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规定，克伦威尔为英国的世袭君主；恢复上院，扩大下院的职权；下院除了决定征税和批准国家预算的权力外，还有权控制武装力量和国务会议。克伦威尔有意接受王位，但由于军队、特别是高级军官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表示谢绝。5 月，新宪法在国会中通过，君主制条文虽被删除，但护国主职位终身制进而改为世袭制。这部宪法的通过，使英国又向恢复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
　　这时，国内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1658年，国债已超过150 万镑，政府的信用发生动摇。1658年农业歉收使小麦价格比1654年上涨了1 倍，国内因此出现了饥荒。与此同时，平等派和各种激进教派对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日益不满，并起而斗争。各地的保王党也酝酿叛乱。
　　1658年9 月3 日，克伦威尔在日益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中死去。
　　根据新宪法，其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主。由于理查不具备其父的威信，政局立即动荡起来，国会与军队之争、军队中高级军官之争愈演愈烈。理查无力控制局面，被迫宣布放弃护国主称号，于1659年5 月退职，政权落入高级军官的手中。不久，高级军官之间也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权力争夺，并分成许多派别，从而使军事独裁统治逐渐松懈。同年10月，高级军官们组成了" 安全委员会" ，护国政府的统治最终崩溃了。
　　4.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 光荣革命"
　　(1)1660年的复辟
　　护国政府统治结束之后，英国政局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地的农民不断掀起反对当局和地主的暴动，军队中的士兵也出现了骚乱的迹象，高级军官们组成的" 安全委员会" 根本无法控制局势。因革命而受益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非常害怕自己的财产受到侵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克伦威尔死后，由于暂时找不到一个足以接替他的能够孚众望的领袖，因此，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尚在国外流亡的查理王子，希望利用旧王朝这一传统的权力象征，来实现"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的目的。
　　1660年2 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邀请著名的君主主义者、驻苏格兰英军司令官蒙克将军率部队进入伦敦，大规模逮捕民主派人士。在用铁的手腕控制住局势后，又派专人与查理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协议。1660年4月4 日，查理发表《布雷达宣言》，表示：宣言发布后40天之内向国王表示效忠的一切革命参加者，可予以宽大赦免；对于在革命期间发生的土地财产变动，予以承认；保障宗教信仰自由。5 月25日，查理回到伦敦即位，是为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
　　查理二世登上王位后，念念不忘恢复革命前的专制主义统治，但却又害怕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因而，查理二世在位期间的内外政策便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在经济上照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施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另一方面却又在政治和宗教上疯狂地推行反动政策，进行反攻倒算。
　　在经济上，查理二世于1660年和1663年批准国会通过的旨在加强控制北美殖民地经济以保障本国工业发展的《列举商品法》和《主要商品法》；对工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1661年、1662年下令禁止羊毛出口；为了保护英国工业，禁止皮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同时无条件地禁止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如麻布、呢绒等。在保护工业的同时，复辟王朝也照顾到了新贵族和农业资本家的利益，于1660年和1670年两次颁布《谷物法》，根据国内谷物价格确定谷物进口的高额关税，以维护国内谷物产品的较高价格。此外，也不再下令禁止圈地。
　　在政治上，查理二世首先违背了他在《布雷达宣言》中的承诺，宣布凡是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都是" 弑君者" ，一律处以极刑。后来又将" 弑君者" 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参加革命的人，甚至在1661年底将克伦威尔的尸体挖出后枭首示众。其次，在对外关系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实行亲法政策。当时，法国是英国资产阶级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英国资产阶级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打击法国，用政府力量消灭法国的海外势力，并且夺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但为了在今后复辟专制统治过程中能够得到法国的支持，查理二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继续接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津贴，而且在1662年不顾国家利益，竟以20万英镑的价钱将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重要商港敦刻尔克出卖给法国，致使英国失去大陆上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最后，在宗教政策方面，查理二世在1670年与路易十四签订了《都佛密约》。规定，查理二世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法国在英国发生骚乱时，有义务派兵镇压。
　　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容忍宣言》，宣布国王有权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力，有权废除惩办天主教徒的刑法。
　　查理二世的亲法政策和恢复天主教的企图，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为不满，亲法政策使英国在海外贸易的竞争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恢复天主教实际就等于让那些在宗教改革时期曾经收买了天主教教产土地的地主和新贵族归还这些土地。对于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来说，天主教会对于工商业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就更难于容忍。因此，当《容忍宣言》公布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国会中便极力抵制，以至查理二世不得不撤除了这一法令。
　　1679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防止天主教在英国复活，在下院提出《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身为天主教徒的查理二世之弟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并且永远禁止他回国。对于这一提案，国会分为两个派别。持反对态度的议员主要是国教教士和旧贵族的代表，被称为" 托利党" ；支持这一提案的议员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被称为" 辉格党".在辩论《排斥法案》的过程中，辉格党人还促使国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规定了逮捕和审讯人的严格的法律程序，这是保护人身自由的重要法令。经过长时期的辩论，下院通过了《排斥法案》，但随即被上院否决。
　　此后，查理二世在1681年两次解散国会，并在无国会期间，残酷迫害辉格党人，迫使许多辉格党人逃离英国。
　　1685年，查理二世死去。由于没有子嗣，其弟继位，称詹姆斯二世。
　　这个天主教徒即位后，恢复封建专制统治的劲头比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首先宣布废止《人身保护法》，同时，继续接受法国的津贴，为换取法国支持，他还进一步密切同法国的关系，降低法国商品的进口税。
　　1687年，再次颁布《容忍宣言》，宣布以往反对天主教的一切法律均无效。
　　《容忍宣言》的再次颁布，引起英国社会各阶级的一片惊慌。因为天主教地产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就已由国家没收并赠与贵族、官吏或出卖了，买者中有资产阶级，也有旧贵族；有清教徒，也有国教教徒。
　　因为教会地产数量很大，分布又广，买地者遍布英国各地。他们普遍担心，一旦恢复天主教，自己的地产将会得而复失。因此，当《容忍宣言》颁布后，过去长期对立的长老会派与独立派；托利党与辉格党；国教教士与清教徒，甚至相当多的旧贵族与新贵族，都在共同的利益之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2)1688年革命与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1688年6 月10日，詹姆斯二世之子降生，受天主教洗礼，这就意味着未来的英国国王将是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所有的敌人都不愿这一可能成为现实。但国会中的托利、辉格两党既不愿意屈服于专制暴君的统治，又因为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会引起社会动荡，便把希望寄托在詹姆斯二世的长女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威廉身上。他们密谋发动一次武装的宫廷政变，废黜詹姆斯二世，迎立玛丽为英国女王、威廉为国王。
　　选择这两个人的目的有三：其一，荷兰是法国海上贸易的死敌，如果威廉任英国国王，英荷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法国这个竞争者；其二，威廉是新教国家荷兰的元首，信奉新教，而玛丽是国教教徒，他们入主英国，可以杜绝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其三，威廉是荷兰的一国之主，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他可以调动荷兰军队来镇压詹姆斯二世可能的反抗和法国的武装干涉。而威廉也希望掌握英国大权，以使英国与荷兰一起共同对抗法国。
　　1688年11月5 日，威廉率荷兰海陆军在英国西南港口托尔贝登陆，向伦敦进发。英国各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大多都投到威廉方面来，而伦敦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更是热切地盼望威廉的到来，甚至连詹姆斯二世的大臣、王族和王军总司令都倾向于威廉。詹姆斯二世众叛亲离，于12月10日仓皇逃往法国。12月18日，威廉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进入伦敦。法国由于陷入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无力进行干涉。
　　政变取得成功。1689年2 月，国会宣布詹姆斯二世" 自行退位" ，并把王权交给威廉和玛丽两人联合执政，威廉掌握行政权，是为威廉三世。
　　这就是1688年革命。由于它进展顺利，没有引起流血冲突，所以历史上往往被称为" 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此结束。
　　5.18世纪英国政治的演变
　　(1)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确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以确立君主立宪制而宣告结束，但在当时并未制定出一部完整的宪法。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和法令，使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完善起来。
　　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在国会的同意之下才能够行使内政和外交权力。根据这一法案，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虽然枢密院大臣仍由国王任命并向国王负责，但国王手中只剩下行政权，而国会权力却有所提高：立法权、军权及财政大权完全属于国会。
　　《王位继承法》是《权利法案》的补充文件，由国会在1701年6 月通过。这个文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规定了威廉和玛丽死后的王位继承问题。如果威廉和玛丽死而无嗣，王位由玛丽之妹、忠于新教的安娜继承；安娜死后，也无嗣，王位由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继承。其次，对王权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国家颁布每项法令必须经枢密院大臣签字方能生效；司法官为终身制，只有不称职者方可由国王任免；国王不得干涉立法和司法；国王无权赦免国会弹劾的案件。根据这个法令，大臣只对国会负责而不对国王负责，国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在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度和国会制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这两个文件中规定的国会权力仍然不够大，因为各部大臣仍由国王遴选，且多是上院议员、国王亲信。后来，经过一系列惯例，国会制度才得到最终确立。
　　英国的内阁制是从枢密院演变而来的。最早的枢密院是英王的最高咨询机关。查理一世时代，枢密院设置许多委员会分掌各项行政事务，其中外交委员会的权势最大，亦为英王所信赖。威廉三世经常从这个委员会中召集少数枢密大臣，议事于密室，从而逐渐形成了国王直辖的最高行政机关——内阁。1694年，威廉三世为了在对法作战中，防止党争，增强行政效率，曾采纳桑德兰伯爵的建议，专任国会下院多数党辉格党的领袖为枢密大臣。1698年，当托利党在选举中获胜并在下院中形成多数时，国王为了避免与下院发生磨擦，又让辉格党大臣辞职而另任命托利党人为枢密大臣。于是，在威廉三世在位时期便开创了这样一个先例，即国王必须任命下院多数党领袖为枢密大臣。自此，由于枢密大臣与国会多数派议员同属一党，使得立法与行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国会通过的所有法案都必须经枢密院大臣签字方能生效。这样，批准法律的部分权力由国王转到枢密大臣的身上。威廉三世的后继者安妮女王在位初期又形成了这样的先例：枢密大臣所推荐的法案为国会两院通过后，国王必须批准；如果国王否决了这项法案，那么枢密大臣就必须辞职，而国王仍只能从下院多数党中任命大臣。不过，从1707年以后，国王就不再行使否决权了。这意味着国会开始享有绝对的立法权。
　　安妮女王于1714年逝世，根据《王位继承法》，54岁的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继承了英国王位，是为乔治一世。乔治一世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他关心汉诺威更甚于关心英国，只把英国王位看成是加强汉诺威侯国地位的手段。加上他不懂英语，不谙英国事务，从1717年起，国王不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内阁中逐渐产生了主持会议的首席大臣，后来称为首相。因此，在乔治一世任国王时期，开创了英王不得参加内阁会议及内阁首席大臣领导内阁的先例。这意味着内阁完全摆脱了国王的控制。
　　1721年，辉格党成为国会下院的多数党，其领袖罗伯特.沃尔波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主持内阁会议，开创了国会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内阁首相职务的先例。一般认为，沃尔波是英国第一个内阁首相。
　　1742年，由于同西班牙作战不利，沃尔波的政策遭到国会下院的反对，沃尔波和他领导的内阁集体辞职。于是，又开创了内阁必须对下院集体负责，而下院对内阁的施政方针不予支持时，内阁必须全体辞职的先例。
　　1783年，托利党人小威廉.庇特出任首相。第二年，因得不到下院支持，下令解散下院，重新选举，庇特领导的托利党在新的选举中获胜。
　　这又造成了一个先例：内阁在得不到下院支持时，可以解散下院，由重新选出的下院决定内阁的去留。
　　这样，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后，到18世纪末，英国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这个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会掌握全部立法大权，国王没有否决权；第二，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内阁由下院产生，国王只能指定下院多数党领袖组阁；第三，内阁对下院负责，首相或有关大臣定期向国会报告工作；第四，内阁必须得到下院的信任，一旦下院投不信任票，内阁或者辞职，或者解散国会而重新选举，由新选出的下院决定内阁的去留；第五，国会有弹劾大权及罢免法官的权力。
　　由此可见，在英国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下，国会不但是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取得了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及干预司法工作的大权。与此同时，国王失去一切权力，成为" 统而不治" 的" 虚君。"
　　(2)18世纪英国的内外政策
　　君主立宪政体和国会制度的确立，使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英国政府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要求，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
　　在英国革命前，圈地运动被视为贵族的" 个人的暴行" ，为封建王朝多次下令禁止。从1709年起，圈地运动合法化了。国会不断通过圈地法令，批准地主圈占农民土地的申请。1760年以前，国会共发布208 项圈地法令，侵占村社农民土地达31万英亩；1761-1796 年，圈地法令有1482条，而1797-1820 年又发布1727条，一共约圈地318 万英亩。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引起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劳动力的大批出现及国内市场的扩大。
　　英国政府极力保护和促进商业、航运和工业的发展。在征服苏格兰后，政府取消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边界关税，国内实现了贸易自由。
　　英国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同时鼓励本国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输出，一再降低或取消各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甚至实行出口补贴。
　　英国资本积累主要有四个来源：对殖民地的掠夺、海外市场的扩大、国债的发行和国内商业的发达。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府推行了许多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对外战争。17世纪50-70年代，英国经过三次对荷兰的战争，迫使荷兰接受了英国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因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独占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黑奴贩卖权，从法国手中夺得北美洲阿卡狄亚、纽芬兰、哈得逊湾一带地方。通过1740 -1748年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夺得了法国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密西西比河与阿勒根尼山之间的土地。1763年，英国又夺得西班牙的佛罗里达。七年战争以后，英国拥有的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又宣布澳大利亚为英属殖民地。
　　英国建立起殖民帝国以后，便加紧对各殖民地的掠夺。1757-1815 年的58年间，英国掠夺印度的财富达10亿英镑之多，除了欺骗、不等价交换以外，英国资产阶级还颁布法令，垄断殖民地贸易，如东印度公司享有垄断印度商业特许权。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准备了资金，同时也扩大了英国手工工场产品的销路，市场需求商品量与日俱增，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对外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筹措军费发行了高利息的国债券，然后增加捐税，特别是消费税，来偿还国债和支付利息。这些国债的利息都落入大商人、大银行家的手中，其中大部分资金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由于英国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使英国具备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先决条件即自由劳动力与大量资本。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从开始到完成，大致经历了将近100 年的时间。
　　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扩大了国内市场、改变了产业结构，而且也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业革命还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两个新的相互对抗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诞生了。伴随着这两个阶级的诞生，英国社会状况和社会运动也发生了明显的新的变化。
　　(3)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状况
　　工业革命是在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随着机器的广泛采用，千百万手工劳动者被排挤、破产和失业，造成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大机器生产使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采取大幅度降低工资、尽量延长劳动时间、不断增强劳动强度、廉价雇佣童工和女工等办法，工人的工作状况更加恶化。据统计，1809-1811 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759- 1768年降低了35％。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使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异常困苦，工人被迫栖身在矮小、阴暗、潮湿的窝棚里，甚至根本没有栖身之所。在工人居住的贫民窟里，猩红热、伤寒、霍乱、天花等传染病盛行。再加上恶劣的劳动条件，工人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死亡率极高。1840年，英国工业区利物浦的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平均寿命只有15岁，工人们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5 岁就死掉了。
　　工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它一诞生便开始了。无产阶级初期的斗争以捣毁机器、破坏工厂为主要形式。早在18世纪60年代，哈格里夫斯、阿克莱特的机器就曾被砸毁。1779年，兰开夏约500 名织工率先起事，得到煤矿工人的支援。他们集合8000余人攻打纺织厂，捣毁机器、烧毁厂房。政府调集大军，用血腥的手段才将其镇压下去。
　　相传卢德是捣毁机器的首创者，因而历史上把破坏机器运动叫做" 卢德运动".　　19世纪初年，卢德运动蔓延到全国各个工业区，中心在诺丁翰。资产阶级对卢德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76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对破坏机器和厂房者处以死刑的法令，1813年又在新颁布的《捣毁机器惩治法》中重申了这一规定。
　　工人破坏机器的行动不但没有阻止住机器的广泛使用，而且也没能改变工人阶级自身的悲惨处境。斗争实践使工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选择新的斗争途径和手段。工人们进而采取罢工斗争的形式，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了经济斗争。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人的罢工斗争此伏彼起。1810年，北海岸矿工罢工；1812年，苏格兰纺织工人罢工；1816年，南威尔士矿工和炼铁工人罢工；1818年，兰开夏纺纱工人罢工；同年，苏格兰矿工罢工。
　　这些罢工还带有较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虽然斗争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多数由于工人斗争的无计划、无组织、目的不明确和内部的不团结而归于失败。工人群众从斗争中朦胧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打击共同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因此，在这些斗争中，早期的工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94-1796 年间，英国的羊毛加工业工人、缝纫业工人中间建立起了最初一批工人团体。1816年，格拉斯哥纺织工人工会成立。1818年，苏格兰矿工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英国政府于1799-1800 年颁布法令，禁止工人罢工、结社，但工人们仍然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824年，政府被迫取消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此后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
　　工业革命还改进了农业机器，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劳动效率的提高也使农村劳动力与城市一样出现了剩余。到1815年，由于历时22年的对法战争结束，使得粮价猛烈下跌。1813年，小麦每夸特为109先令，而1815年仅值65先令，土地贵族和农场主降低工资，把跌价的负担转嫁给了农业工人。于是，从1816年起，东部各郡小麦产区到处出现农业工人的暴动，其数量高达1500余起。1830年，由于严重的农业灾害以及打谷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打谷，农业工人的暴动再次高涨，主要表现形式同卢德运动非常相似，农业工人们在暴动过程中捣毁打谷机。在此期间，流传着用斯温大尉的名义散发的一封信，其中有宣称" 今年我们要毁坏谷堆和打谷机" 等内容，后来，便称这种农业工人的暴动为" 斯温暴动".在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社会运动中，工商业资产阶级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日益壮大，经济实力大增，社会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在18世纪的选举制度下，他们也同工业无产阶级一样，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他们便在18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个以争取选举权为目的的运动，史称" 英国资产阶级急进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急进运动是从60年代初的" 威尔克斯事件" 开始的。
　　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不满足于" 虚君" 地位，依靠托利党的支持，企图剥夺国会的权力，恢复封建专制制度。1761年，在托利党在国会中不占多数的情况下，乔治三世任命其亲信、托利党人布特组织" 国王之友派" 内阁。这一措施违反了由国会多数党组阁的惯例，甚至布特本人还不是议员。布特出任首相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人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 国王之友派" 内阁。在这种形势下，一位新闻记者出身的下院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代表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意志出来攻击国王和布特。他在《大不列颠人》报上重申国王和国会各自的权力，尖锐地抨击乔治三世的专横。
　　乔治三世下令以败坏风化的罪名没收这一期的报纸，并逮捕了威尔克斯，下院逢迎国王的意旨，取缔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但是，布特也因为这个事件而声名狼藉，不得不辞职。
　　经过威尔克斯事件后，乔治三世稍有收敛，对国会有所让步。但由于首相人选仍是国王提名后再交国会投票，因此，内阁还是掌握在" 国王之友派" 手中。1768年，威尔克斯参加下院议员的竞选，虽屡经当选，屡经除名，但却终于在1771年再次当选后获得国会承认。
　　威尔克斯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急进运动的展开。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发表了许多文章，不但攻击乔治三世，而且还进一步抨击腐败的国会选举制度，要求实行改革，扩大选举权。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国会的选举仍然维持在中世纪沿袭下来的选区中进行。但时过境迁，从前曾经是繁华的城镇，到18世纪已经变成荒无人烟的野地，当时称之为" 衰败城镇".但就是这样的" 衰败城镇" ，却仍然还保留下院中的议员席位。例如，到18世纪中叶时，博塞尼已经成为只有3 家农舍的小村，其居民却有权利选出两名议员到下院去；而邓维奇这个海岸城市早已沉没到海底，却还保留下院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大地主垄断了这些" 衰败城镇" 的选举，把自己的人" 选进" 下院中去。18世纪中叶，下院中差不多有一半的议员是从" 衰败城镇" 选出来的。相反地，经过工业革命，有些昔日的荒野已经成为烟囱林立的大城市，在下院中却没有一席之地。这样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剥夺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因此，在急进运动过程中，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然把腐败的国会选举制度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为了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急进派在1769年成立了" 权利法案保卫协会" ，在伦敦展开活动，举行群众集会和签名活动，向国会呈递请愿书。
　　1780年，急进派又成立了" 宪法报道协会" ，主张国会改革。
　　此后的一个时期中，英国内阁经历了一系列的人员动荡。1783年12月，托利党人小威廉.庇特组成新内阁，出任首相。
　　小威廉.庇特首先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于1794年宣布《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并颁布了一系列禁止集会的法令，宣布民主组织为非法，组织者处以叛国罪等。
　　在经济上他推行有利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措施。在对外方面则进一步降低关税，以使英国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他还于1786年同法国缔结商约，使法国成为英国商品的市场。他不遗余力地干涉法国大革命，并占领了法属印度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在对内方面，采取放任主义政策，不干涉资本家的经济事务。
　　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既然在经济上得到了满足，便不再继续热心于政治改革了。从此，英国资产阶级急进运动便销声匿迹了。
　　三、17至18世纪欧洲大陆主要国家
　　1.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法国
　　(1)路易十四时期的封建专制统治
　　1643年，法王路易十三去世。5 岁的路易十四即位，太后安娜摄政。
　　太后的宠臣、红衣主教马扎然任首相，成为当时法国的实际掌权者，并继续推行黎塞留的政策，进一步巩固法国专制王权。
　　在摄政的最初几年，三十年战争还未结束。为了应付战争的巨额开支，摆脱财政困境，马扎然以允许包收捐税和收取国王的收入作担保，从金融家们那里获得借款。这使包税商们从中获得了暴利，引起资产阶级的前身——穿袍贵族的强烈妒忌，人民群众则更是深受捐税搜刮之害。因而遭到了强烈的反抗。
　　英国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法国的王权反对派。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企图仿效英国国会的榜样，扩大自己的权力。正在此时，宫廷于1648年4 月颁发敕令，停发4 年各地高等法院法官的俸禄。于是，巴黎高等法院便联合各地法院，以整肃政府弊端为名，提出27条建议，要求凡公布新税或其他财政敕令时，须事先由法院审查登记；取消国王在各省掌握财政、警政和司法权的监察官；废除人丁税和包税制，豁免一切欠缴的税款；惩办盗窃国库的包税商人、财政官吏和银行家；未宣布罪状不得擅自抓人，被捕者须于24小时内交付法庭审讯。这些要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愿望，得到了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为了制止反王权运动的扩大和发展，马扎然于8 月26日下令逮捕了巴黎高等法院领导运动的领袖布鲁瑟尔等3 人，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这一事件便成为1648-1652 年反王权" 福隆德运动" (又称投石党运动）的导火线。
　　8 月26日夜，巴黎爆发了人民的武装起义。起义者一夜之间就筑起了1260个街垒，因此，历史上称这个日子为" 街垒日". 1649 年1 月5 日，王室与马扎然从巴黎出走，将宫廷迁至圣日耳曼，并派孔德亲王统率大军包围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本来就对群众的起义感到恐惧，又听到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更是大为惊骇，于是决定与宫廷妥协。他们表示效忠国王，说他们之所以武装暴动，只是对马扎然不满，而并不是要革命。3 月11日，巴黎高等法院与马扎然签订和约，从而结束了" 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 1650 年又出现了第二次福隆德运动，因为这次运动是由孔德亲王领导的，故又称" 亲王福隆德运动".由于孔德亲王谋取马扎然的职位未成，便联合对宫廷不满的亲王、显贵们，密谋推翻马扎然政府。1650年1 月，马扎然拘捕了孔德，亲王的拥护者们便在外省暴动，教士也与贵族联合，对抗宫廷，声援亲王。孔德亲王获释后，同西班牙结盟并与国王军队展开激战，太后、国王和马扎然再次逃离首都，一时政局大乱。后来，因为孔德亲王集团发生争权夺利的内讧，加之缺乏民众的支持，为马扎然所分化瓦解，到1653年被平息。
　　福隆德运动以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巩固了，开始进入到一个极盛时代。
　　1661年3 月，马扎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向国王传授了黎塞留的教诲：" 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 . 马扎然去世后，路易十四开始亲政，直到1715年，历时54年，史称" 路易十四时代".在此期间，他不任命首相，亲自主持国务会议，听取大臣的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对国事不分巨细，都要亲自处理，而大臣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唯唯诺诺而已。这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达到鼎盛时期。
　　贵族政治是路易十四首先面临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收回贵族手中的权力，才能加强专制王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王宫，把大贵族们从住地迁来，享受国王的恩典赏赐，" 路易十四召贵族进宫，把他们变为侍臣。他建立了极其严格的礼仪制度，这就有可能设立各种荣誉职位，分配给最大的领主，……主人的一瞥目光，一句话就可以意味着失宠或晋升。"因此，贵族们" 要在王宫露面才能飞黄腾达，头衔、俸禄、官职就都能到手，""离开王宫就是失宠" ，" 从来不进宫或者几乎从来不进宫的人肯定要失宠" ——" 大贵族彻底驯服" . 路易十四就是用这种方法剥夺了贵族们的实权。他还下令取消1631年以来大资产者以重金买得的贵族爵号，对贵族头衔和特权的" 合法性" 进行审查。这个措施无异于抬高贵族特权等级的地位，阻塞大资产阶级加入贵族等级的道路。
　　14世纪以后，法国曾设立过一个咨询性机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后一直没有召集过。但由于地方和贵族的压力，路易十四允许一些边远的和较晚并入法国的省份继续保留三级会议并发挥一定作用，如布列塔尼、普罗旺斯、勃艮第、多菲内等省。这些省三级会议定期召开，有一定政治和行政权限，其中最主要的是表决税收。
　　路易十四还加强了官僚机构，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统成为统治及压迫人民的强大机器。中央政府处于国王的严格控制之下，由1 名大法官、4 名国务大臣和1 名财政总监组成内阁。内阁不设首脑，只是一个高级官员会议，其成员互不统属，分别对国王负责。各大臣之下设若干署，由署长主持。每周轮流有1 名大臣同国王一起办公，汇报本职工作，然后由国王作出决定，再由大臣将这些决定交各署执行。如遇有重大事务，要提到参政院讨论。
　　大法官身为全体法官之首，是国王立法的创议者。他保管国玺，终身任职。当国王不再宠幸他时，就新设一" 掌玺大臣" 取而代之。
　　财政总监的权限很广，实为总理大臣，负责全国行政、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事务。
　　陆军大臣除掌管军务外还负责管理边境各省；海军大臣兼管殖民地事务；宫廷大臣拥有多种职权；此外还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国内行政事务也由4 位大臣分管。国王每年划分一次国务大臣的" 管辖区" ，把几个省合在一起，分别交给他们负责。国务大臣是国王与他们所管辖的省、市、团体、等级之间的中介。另外，根据这种制度，国务大臣还是国王的私人秘书，他们4 人总有1 人在国王身边。每个大臣在3 个月中专门负责发布由国王批阅的赏赐、功德和特惠文书。
　　参政院是在旧宫廷不断分解和某些行政部门趋于专业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参政院实际是由不同的会议构成的。" 国务会议" 负责制定重大决策，如战争、和平与谈判等问题都需要在参政院的国务会议中决定。
　　在这种会议上，国王专门召五六名重要人物议事，他们被称为" 国务委员".任何部门的国务大臣都不是其中的正式成员，而外交大臣只在其中担任报告人的角色。国务会议一般每周举行3 次。参政院还有另外一些会议，如：" 国情会议" 负责国内行政统一的机构；" 财政会议" 管理国家的财政和收入，负责分派各税区军役税的机构；" 枢密会议" 或" 争议处理会议" 由大法官主持，它是审理行政诉讼的法庭。参政院的管理制度是路易十四的一项创举，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和经常性地召集政府的各种委员会使得这种制度统一起来，与大政方针相协调。这种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国王个人的运动，一旦他失去不懈精神和权威，这种制度便动摇了。所以，路易十四死后，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参政院名存实亡。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十分混乱，有宗教区划、司法区划、军事区划、财政区划和监察区划。一般地讲，法国分为若干" 省" 或" 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除在各省设有执行国王政令的省长外，还派监察官到各省，他们是直接听命于国王的钦差大臣。他们与国务大臣、财政总监和国情会议保持经常的联系，使地方行政从属于中央政府。监察官的职权是多方面的。作为司法监察官，他们能够出席并主持高等法院以外一切法庭和审判庭。他们有权监督一切法官，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和叛乱罪有终审权。作为警务监察官，他们主持一般的行政管理，控制各个市政当局商业、农业和工业。此外，他们还负责王家徭役，主持召集民兵。作为财政监察官，他们有权摊派税收和处理税务诉讼案件。对于17、18世纪开征的一些捐税，如人头税、廿一税等，也都有征收权。监察官的属员是监察助理。监察官有权撤换监察助理或改变他们的管区。由此可见，监察官的权力凌驾于省长之上。
　　另外，各市市长及市政官也由国王直接任命，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
　　法国没有象英国国会那样的代议机构限制王权，只有法院具有对国家的政令有审核、注册及抗诉的权力。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从前的初等法院已经全面衰落，只有巴黎高等法院和12个省级高等法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巴黎高等法院以" 注册权" 和" 谏诤权" 对国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按照国王意志发出的法律只有经高等法院" 注册" 之后方能生效。如果高等法院拒绝注册，就根据" 谏诤权" 解释其拒绝的理由。对于遭到拒绝的法律，国王可以通过隆重会议或" 御临法院" 等形式强行注册。后来，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高等法院常常以这些权力与君主专制相对抗，对付政府的改革，尤其是对付财政方面的改革，从而保护贵族的利益。各高等法院组成若干最高法庭，以国王的名义行使最高上诉机关的职能。
　　巴黎高等法院包括起诉的大法庭、3 个调查庭、为特权等级所设的诉状审理庭和审理刑事诉讼的轮审庭。地方高等法院的组织形式与巴黎高等法院相同。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政府继续沿袭卖官鬻职的作法，因此，法官们的职位都是花钱买来的，可以自由转让，国王不得干涉。这样，便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首先，法官实际上是终身任职，其任免不受国王控制。于是，司法机关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它已能与王权作对了。其次，卖官鬻职导致了" 讼费" 制度的出现。根据旧的司法习惯，诉讼人求助法官时要向他缴纳少量礼品，即" 讼费".这种讼费最初只是一些糖果、果酱等，从16世纪起，礼品演化成必交税，可用金钱缴纳。随着卖官鬻职的流行，讼费也增加了，法官们尽可能地搜刮讼费。于是，无偿的和公正的司法便不复存在了。
　　在军事上，路易十四实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中央取得了直接调动各省军队的权力。在对外战争时，可以任意从各省调军队到国外，在国内发生叛乱时，也可以从一省调军队到另一省去。二是改雇佣外国人当兵为招募本国人当兵，这样可以把人民群众中间的武勇强悍分子吸收到军队中来，这不但削弱了人民反抗政府的力量，而且加强了镇压人民的力量。
　　路易十四无情地镇压一切王权反对派和人民起义。如果有人污辱了" 陛下" ，就要被判服苦役甚至处死。只要在有国王签字的" 密札" 上填写上要逮捕的人的名字，无须任何罪名，就可以予以逮捕，并无限期地关押在巴士底皇家监狱里。
　　路易十四还将宗教视为专制王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他要求每个臣民都必须信奉天主教，并将天主教定为法国的国教。他还于1686年取消《南特敕令》，加强了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这样，路易十四实际上使天主教教会成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傣机构及常备军，为了维持宫廷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为了养活大批宫廷贵族，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增加赋税。但是，在法国，封建贵族及天主教僧侣都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专制政府为不影响封建领主的收入，也不愿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增加工商业税收这一条出路。为了增加工商业税收，必须培养税源，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因此，路易十四在1662-1683 年任用柯尔贝尔为财政总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柯尔贝尔锐意扶植法国工业，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高外国工业品的进口税，并对外国商船课以重税以防止外国商品渗入法国；二、取消了一部分国内关卡，降低税率，改良公路并开凿运河；三、政府招聘外国工匠，给企业提供补助；四、创设了一些垄断贸易公司，通过这些垄断公司同近东和印度进行海外贸易；五、在印度沿海和马达加斯加建立殖民据点，在北美建立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加强对加拿大和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统治；六、为了保护和扩大海外贸易，确立法国在海上的霸权，还积极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后人称柯尔贝尔的这些政策为" 柯尔贝尔主义".其实，所谓柯尔贝尔主义，实际上是重商主义、保护关税和殖民扩张的混合物。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国的工商业，客观上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尽管法国的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连年对外战争和凡尔赛宫廷挥霍无度，使得国家财力消耗殆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法国的财政赤字竟高达25亿锂，极大地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加之1662年、1693-1694 年、1709-1710 年法国接连发生3 次饥荒，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有些地方竟然出现食尸的惨景。法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1702年在兰格多克省的塞汶山区爆发的由农民和胡格诺教徒为主要力量的" 卡米扎尔" 起义。起义者人数达2000余人。他们反对政府迫害胡格诺教徒，反对苛捐杂税。直到1705年，起义才基本上被镇压下去。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人民起义，震撼了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基础。从17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专制制度面临严重的危机：国内反王权的力量逐渐抬头；国外敌人逐渐强大，法国陷于孤立之中。法国专制制度由极盛走向衰落。
　　(2)路易十五的统治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临死时说：" 我太爱战争，我耗费太多的金钱。不要步我的后尘。" 据记载，为了避免人民的阻碍，他的尸体是在夜间秘密埋葬的。他把一个破产的国家遗留给他的年幼的继承者- - 曾孙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即位时刚刚5 岁，因此，路易十四在临终时遗嘱规定设立" 摄政会议" ，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主持，其他会议成员也都是王族，因此，历史上一般称这一时期(1715-1723 年）为菲力浦摄政时期。
　　菲力浦不满于摄政会议的人员构成，他想要自己任命摄政会议的成员，以便独揽大权。没有君主权威的奥尔良不得不与贵族结成了联盟。
　　于是，新的摄政会议组成了，其成员是当年路易十四处处提防的贵族们。
　　这些贵族时刻梦想着失去的权力，当他们一跨入摄政会议的门槛时，便迫不及待地辞退了路易十四设立的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大臣和国务秘书们，建立起一种被称为" 多部会议制" 的政治体制——" 凡尔赛旧日的' 侍仆' 又围坐在权力桌旁掌管国事" 了。他们要求在一切行政机构及军队中任职，以恢复他们的社会权势，他们还要求将实际特权归还给贵族。另外，他们还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另一批反对势力——法官们　　结成了联盟。
　　菲力浦制定的" 多部会议制" 包括内政、外交、陆军、海军、财政和贸易等6 个会议，从属于摄政。另外，他还宣布停止迫害胡格诺教徒，并部分地恢复了巴黎法院的权力。法院扩大了自己的地位，通过拒绝实施他们认为违反不成文宪法和法国基本法的事项，要求取得立法和征税的同意权。从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法院断断续续地设法行使了这种权力。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和科尔顿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 对法国来说，18世纪是专制主义遭到有组织的特权集团的牵制和抵消的时期。这是贵族复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贵族们夺回被路易十四力图剥夺的许多权力。" 菲力浦为了解决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财政困难，起用银行家兼大投机商、苏格兰人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1716年，约翰.劳在菲力浦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私人银行，发行纸币。随后，政府宣布：在缴纳国家赋税时，银行纸币和金币具有同等效用。1718年，政府宣布约翰.劳的银行为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大为提高。政府遂开始以银行纸币清偿公债。约翰.劳又发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许诺股东的红利竟高达40％！
　　由于这个公司握有对美洲贸易、对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以及种植和销售烟草专利权的实力，因此，普遍为人们所看好。轻易致富的诱惑在巴黎引起空前的投机热潮。宫廷显贵、贵族、资产阶级和稍有积蓄的人，都从事股票投机，股票由500锂的发行价格很快飞涨到18000 锂，大量金银流入银行。约翰.劳因此于1720年被擢升为财政大臣。
　　约翰.劳的措施虽然刺激了现金流转和信贷的发展，但因没有足够的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不能持久。1720年底，纸币流通额达30亿锂，而银行实际储备金的价值只有7 亿锂。这个秘密被透露出来以后，立即引起挤兑金银的风潮。银行倒闭，约翰.劳逃往布鲁塞尔，国家也拒绝接受严重贬值的纸币。除少数几个宫廷显贵和大投机商在成了暴发户以后，很快将盈利投到可靠的方面之外，大多数股票持有者都被欺骗敲诈一空，许多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破产，而政府却已用纸币偿清了大部分债务。
　　约翰.劳的" 改革" 没有能够改变法国政府的财政亏空，而摄政王奥尔良也因此名誉扫地，于1723年辞职。此后，旧的财政制度重新恢复，包税人又垄断了国家的各种税收。这一切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
　　有人在评价约翰.劳的改革方案时说：" 在欧洲进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它仿佛带来一种创伤，一次深刻的冲击，严重危害了法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国家未能设计一个统一的财政和贸易政策，而只采取了劳的绝妙而危险的应急办法，这样就使法国的实业发展落后于西欧好几十年。" 路易十五于1723年成年后，仍然热衷于寻欢作乐，对重大国事问题漠不关心，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有句" 名言" ：" 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这句话，足以表明他对法国情况所持的态度了。由于他不愿亲政，故此委政于他从前的教师、已升为红衣主教的福列里(一译作弗罗列、弗勒里），就职时72岁的福列里实际上起了首相的作用。
　　福列里清楚地意识到，法国所有实际困难的症结都源于纳税制度。
　　因为在当时，就是人头税这一最为重要的税收，一般也只有农民才缴纳，而贵族、官吏和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是免于缴纳的。此外，拥有国家土地5 -10 ％的教会坚持政府无权向教会财产征税。教会只同意向国王定期馈赠" 随意礼物" ，这种礼物虽然可观，却少于政府从直接税中可望得到的收入。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尽管法国本身富裕繁荣，政府却长期被财政匮乏所困扰。
　　1726年，福列里下决心向特权阶层征收人头税和什一税。财政总监奥里执行了福列里的这一政策，却因遭到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而归于失败。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和平与安定的局面，最好的方法是避免征税，而避免征税的最好途径就是避免战争。福列里力图保持和平，希望象柯尔贝尔时期那样，通过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在1733年法国还是卷入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1748年，在沉重的战争开支的压力下，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再次试图进行财政改革，创立了二十分之一税。规定：凡是有财产收入的人，不论阶级地位如何，不论是否享有地方特权，都要按收入纳税。
　　巴黎高等法院、各省法院、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教会大为哗然。这些机构全都为贵族所控制，而且早在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就已开始的贵族复兴活动此时更为强大，他们甚至引用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话来证明其反对王权是正当的；巴黎法院则裁定新税不符合宪法；而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其他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以及教会也都表示激烈的反对。经过几年的较量，终于以路易十五的妥协而告终：他放弃了对马肖.达努维尔的支持，保留了免收教会全部捐税的特权——整个财政计划彻底破产。
　　马肖.达努维尔的财政改革失败后不久，路易十五在布列塔尼发生的一个事件中，再次表现出对贵族反抗的无可奈何。
　　1764年，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抗议捐税过重，省长埃吉永站在政府一边，严厉指责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并取消了与其持同样观点的雷恩高等法院的特权。但路易十五最后还是在特权阶层的压力下让步了，他将埃吉永召回凡尔赛，恢复了雷恩高等法院的特权。
　　但是，刚刚结束的七年战争使法国损失惨重。巨大的物资消耗和军费开支加剧了国内的财政危机，也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必须切实加强中央集权，并采取有效措施征收赋税，而这样就势必会重新面临贵族和高等法院的反抗。
　　路易十五首先拿巴黎高等法院开刀：1766年3 月3 日，他在高等法院宣称：" 我本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立法权都属于我自己，我不依赖别人也不与他人分享。我是整个国家秩序的中心。民族的权利与利益和我本人的权利与利益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能掌握在我的手中" . 接着，又在1768年任命莫普为财政总监。莫普于1770年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规章与纪律敕令》，根据这一敕令，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必须绝对效忠于国王，巴黎高等法院的4 个庭再也不能召开联席会议了，它们无权过问政治，无权与外省高等法院联系。为保证这一敕令的顺利执行，路易十五亲临法院，强迫法官们登记敕令。法官们以拒绝工作来回答国王的敕令。
　　于是，莫普对不服从敕令的法官予以解职，同时解散巴黎高等法院，另成立高等法庭。法庭成员由国王任命并发给薪俸，终身任职，他们只履行司法职责，无权裁定政府颁行的法令是否合乎宪法。
　　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他的20岁的孙子继承王位，是为路易十六。贵族们向刚刚继位的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要求马上恢复巴黎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法院。路易十六很怕在统治伊始就被人们叫做" 专制君主" ，于是恢复了旧法院，废除了莫普建立起来的高等法庭。莫普的政治和法律改革，是法国专制制度改革过程中走得最远的一步。由于路易十六恢复了旧法院，使得莫普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归于夭折。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的专制制度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这一方面表现在封建贵族开始有力地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乡人民不断进行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路易十五在位的60年几乎与人民运动相始终。农民骚动、工人罢工及城市平民的暴动愈来愈频繁了。1725年，法国各城市和巴黎圣安东区发生了人民暴动；1744年，里昂丝织工人举行罢工；1747-1748 年，西南各省发生了灾荒，农民大批逃亡，爆发了农民起义；1749-1750 年，巴黎发生了骚乱，后来发展为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流血巷战；1752-1768 年，诺曼底爆发了6次农民起义；50-60 年代，内维尔工人经常举行罢工。
　　与法国封建制度面临全面危机恰成对照，法国资本主义在18世纪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新的生产力和在法国城乡到处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要求突破封建上层建筑的束缚，历史的进程把法国资产阶级推向反封建斗争的社会舞台。法国资产阶级日益革命化，给已经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注入了全新的因素，资产阶级开始担当起第三等级人民反封建斗争领导者的历史角色，使斗争发生了质的变化。
　　于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封建政治斗争——法国大革命徐徐拉开了大幕，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这场历史剧的序幕则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3)启蒙运动的兴起
　　启蒙运动发端于18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达到高潮的过程，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场思想革命终于引发为政治革命，加上它的准备阶段，前后近百年，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各个思想领域，先后约有200 位启蒙学者参加，形成西欧近代最壮观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启蒙运动的准备阶段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法国思想家比埃尔.贝尔等人，以怀疑论为武器，针对天主教信仰体系发起进攻，对后来许多启蒙学者思想的形成，都起了很大作用。
　　进入18世纪，启蒙运动正式展开。发难者是一位造反的天主教神甫让.梅叶(1664-1729 年，一译梅利埃）。梅叶本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神甫，临终留下3 卷巨著《遗书》。《遗书》尖锐抨击宗教与封建专制，指出一切宗教都是欺骗与谬误的混合物，暴君是当代最大的强盗与凶手。梅叶从社会贫富悬殊现象出发，说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主张土地应成为公共财产，人人都应劳动，社会应保障每一成员的生活必需品，认为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推翻教会和君主的暴政才能建立。梅叶《遗书》的基本内容表明，批判教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根本任务，决定了启蒙运动必然围绕着哲学和社会政治两大领域展开。梅叶作为它的开路先锋，紧扣着运动的这一主题，为运动的全过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老一辈人物，有狄德罗及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孔多塞等，还有卢梭、毕封、魁奈、博马舍等思想家、博物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
　　伏尔泰(1694-1778 年）出身于资产阶级公证人家庭。年轻时受过贵族的侮辱，因写讽刺专制制度的作品曾被关进巴士底狱。他是博学而著名的作家，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和自然科学。主要著作有《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哲学词典》、《路易十四时代》等。伏尔泰无情地批判了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天主教会，公开反对宗教迷信、宗教迫害和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指出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天主教会的欺骗。他痛斥天主教会是" 九头鸟" ，罗马教皇是"骗子" ，天主教教士是" 文明的恶棍".他在政治上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将天赋人权交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特权，限制王权。
　　但是，由于他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此，思想上又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他既反对特权等级，又主张保留君主制；既宣扬自由主义，又害怕人民革命；既反对宗教迷信，又强调宗教的必要性。伏尔泰社会政治观点的两重性，反映出大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的两面性。
　　孟德斯鸠(1689-1755 年）是法国杰出的社会学家，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和伏尔泰一样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波尔多省议会议长、法院法官、院长等职，他的著作《波斯人信札》辛辣地讽刺了专制制度的劣迹、王权的残暴、宫廷的腐朽生活。他遭到教会和政府的疯狂反对，便离职专门从事著述。经过27年的辛勤写作，终于在1748年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孟德斯鸠试图根据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解决人类社会及政治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探寻政治法律制度的存在规律，揭示法的精神。他指出法律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系，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所有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 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认为，在所有的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因素，亦即政治制度。
　　他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的精神及立法的内容，它甚至可以抵销地理因素的作用。在这里，孟德斯鸠虽然夸大了政治制度的意义，但比起天主教神学观点，是前进了一大步。正因为他重视政治制度的作用，所以，他拿出更多的精力研究了政治制度。他认为，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是民主政体，政权属于有限的人的是贵族政体，一个人按照法律并且依靠贵族来统治国家的是君主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最好的政体是贵族政体。
　　贵族的存在，是君主政体不可缺少的标志，贵族是君主政体中的" 调和" 力量。他认为，三种政体都是合理的政体。除这三种政体以外，还有一种不合理的暴君政体。暴君政体是靠恐怖来维持的，在这个政体下，君主把自己看成一切，把其他一切人视同草芥；同时他不要任何法律，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孟德斯鸠激烈地谴责暴政违背人性，认为为了避免暴政的出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要分开，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机构。他论证道：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掌握在一个机构中，则颁布法律的机构同时也执行法律，这样，它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中的规定，就会破坏法律，国家就将处于暴政之下；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机构里，则法官就将成为压迫者，因为他既是法律的监督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同样，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同一机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将不会严格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他可以改变法律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他主张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机关，行政权归属世袭君主所有，而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常任法官掌握。他在解释行政权时说，行政权应该交给一个人，只有这样，办事才能迅速而有效率。在要求三权分立的同时，他还强调三个权力要互相牵制。
　　三权分立原则的锋芒是指向当时法国的专制制度的，因为从路易十四统治时起，君主便独揽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实行三权分立，就意味着国王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三权分立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论法的精神》一书被伏尔泰誉为" 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它的三权分立理论被后来的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中《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所吸收。可以说，19世纪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这部著作的影响。
　　在法国启蒙思想中，反映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他们是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
　　其中包括狄德罗(1713-1784 年）、霍尔巴赫(1723-1789 年）、爱尔维修(1715-1771 年）等人。他们在狄德罗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一部《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全书共35卷。百科全书派拥有许多启蒙思想家，当时为这部《百科全书》写文章的启蒙思想家达160 多人。他们通过出版百科全书，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以揭露宗教迷信的荒谬，尖锐地抨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他们的学说成了反对封建制度的锐利武器。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彻底，他们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提高到民主主义的高度，把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提高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高度。但在政治态度上，百科全书派是温和的，主张将王权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因此，百科全书派的观点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启蒙运动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让.雅克.卢梭(1712 -1778年）。卢梭出身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早年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其间深刻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心情。因此，他的思想较为激进和革命。其代表作有《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及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私有制出现以后，一些人变成富人，一些人变成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一切风俗道德败坏也随之而来，而国家则用法律把这种不平等固定下来。因此，他激烈地抨击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是，卢梭并不主张铲除私有制，只是希望通过均贫富，实现小私有制，达到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目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 、" 主权在民" 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其中，" 主权在民" 的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公民以契约形式组成的国家，公民人人享受平等和自由。他针对路易十四提出的" 朕即国家" 的理论，提出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源泉，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监督统治者。
　　国王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仆人。如果统治者违反了人民的意志，侵犯了人民的主权，人民就有推翻统治者的权利。卢梭的" 社会契约" 和" 主权在民" 思想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参政的要求。这些思想对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雅各宾派所执行的恐怖政策、土地法令和1793年宪法无不带有卢梭思想的痕迹。
　　在经济学说方面，18世纪法国还出现了重农学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魁奈(1694-1774 年）和杜尔果(1727-1781 年，一译杜尔哥、杜尔阁）。他们竭力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私有财产、贫富悬殊以及自由是自然法则，经济生活应当自由发展，任何来自国家的干涉都是对自然法则的破坏。他们还认为，工商业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农业以地租形式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课税的全部负担应由工商业者转到土地所有者身上。重农学派反对行会特权、工业法规和包税专卖制度，要求工商业活动的自由。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有着极为鲜明的历史个性。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各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运动，启蒙运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从来没有偏离自己的任务，始终如一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这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之外，启蒙学者之间有共同的哲学基础作为各自学说的根据，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法国著名史学家米涅曾深刻地指出：" 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赞助提倡思考的运动，结果非其所望地建立了公众舆论。原来是想鼓励人们歌功颂德的，结果却为人们提出指责准备了条件；因为，为了要人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引入思考，而后却又不许人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是办不到的。等到颂歌唱完了，人们就要开始辩论是非了。……正如哲学的时代之脱胎于艺术的时代一样，革新的时代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的" . 另外，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还在于这场长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不仅有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是直接面向群众，以整个第三等级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启蒙思想家自觉地以宣传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他们宣传科学思想，以广大青年为对象；他们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偏执，揭露教会黑暗和教士罪行，也以法国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绝大多数居民为对象。在宣传和教育，即" 启蒙" 的形式上，他们不仅完成了许多象《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这样的学术性、理论性著作，出版了普及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而且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大量出版发行通俗易懂的文章和小册子，并且多方面利用小说、戏剧、诗歌等接近大众的文艺形式，力求让更多的群众受到教育。在这方面，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剧作最具代表性。他在《费加罗的婚礼》剧中，将贵族的腐败、愚蠢与第三等级小人物费加罗的机智、聪颖作了鲜明的对比，寓意深刻地表现出第三等级要比特权等级强大得多，有足够力量战胜贵族势力。在剧本中，他让贵族人物声色俱厉地宣布：" 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永远有理！" 但是，在任何一次较量之中，胜利者却总是当仆人的费加罗。费加罗的一段独白说得痛快淋漓：" 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多么得意洋洋！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除去从娘胎里走出来的时候用过一点力气之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我呢.淹没在无声无色的广大人群之中，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施展出来的学问和手段，就比统治整个西班牙一百年所用去的还要多。您居然想跟我争夺果实！" 这充分显示出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战胜封建特权势力，夺取统治权的自信心。怪不得路易十六在看到这一剧本时惊呼：它的后果将会导致摧毁巴士底狱！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启蒙运动的这一特性，甚至将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儿》一书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并称为" 辩证法的杰作" .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不仅为行将来到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推动、影响了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涌现的哲学和政治理论，已成为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和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国启蒙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思想和原则，由于其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在我国也产生过历史的回响。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来，启发和鼓动过不止一代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邹容在1903年发表的《革命军》一书中写道："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
　　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 德先生" 和" 赛先生" 的颂扬，都体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2.17、18世纪的德意志
　　(1)德意志的政治分裂与经济落后
　　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意志仍维持着中世纪的" 神圣罗马帝国" ，奥皇哈布斯堡家族仍然把持着帝国的皇位，其政治制度是诸侯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使德意志长期陷于分裂状态。根据《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德意志诸侯不必得到皇帝的同意即可以自由宣战或媾和，皇帝既无常备军，又无经济大权，只保留授与贵族头衔的权利。帝国议会由选帝侯院、诸侯院和城市院组成。选帝侯院由9 个选帝侯构成，诸侯院由98个诸侯构成，城市院由帝国城市的代表构成。但是，帝国议会形同虚设，它根本无权干涉诸侯国的内部事务。
　　到17世纪上半叶，神圣罗马帝国由300 多个大大小小的邦、51个自由市和1500个小骑士领地组成。各国诸侯都把自己领地上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军事和财政大权集于一身，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通过官僚机构、警察和常备军来统治人民。它们各自为政，割据一方，互相纷争，付出巨大的军费开支。
　　各邦设立的无数关卡，既妨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分裂的局面。有些小邦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统治者的收入，常常成为欧洲列强的工具。这样，在国际争端中，德意志总是首先卷入并成为欧洲的战场。在18世纪英法战争的年代里，德意志诸侯通过出卖臣民当雇佣兵而从法国得到1.07亿锂法郎，从英国得到4600多万英镑。因此，到17世纪上半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有名无实了。
　　政治上的分裂必然导致和加剧经济上的落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国的手工业、商业以及帝国城市完全衰落了。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饥荒、瘟疫的流行，普法尔茨、符登堡、布兰登堡等地的人口丧失了5 ／6 ，北部和东北部有1 ／3 的耕地变成荒野，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从生产关系上看，甚至出现了自由农民再次沦为农奴的现象。而农奴制的普遍恢复，又进一步妨碍了工业的发展。
　　在德意志范围内的两个最大的国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
　　(2)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多民族国家。
　　它的版图在德意志各邦中是最大的。除奥地利本土外，还有捷克、摩拉维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西北部。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哈布斯堡王朝不断对外扩张，于1699年兼并了土耳其统治下的匈牙利；又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夺得了西属尼德兰和意大利的伦巴底、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等广大地区。
　　奥地利是多民族的国家。在这里，奥地利人是统治民族，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遭受封建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天主教是统治教会，异教徒受到残酷迫害，民族文化受到摧残。奥地利还实行德意志化政策，规定德语为国语，各少数民族不得违抗。因此，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1618-1631 年，捷克人民举行了民族起义；1680年，捷克北部的农民揭竿而起，席卷了半个捷克，并且持续了半年之久；1671年，匈牙利也爆发了由伊姆雷.乔科里领导的农民起义；1703-1711 年，匈牙利又爆发了由贵族菲棱茨.拉科西领导的起义。
　　正当哈布斯堡王朝忙于镇压境内各民族起义的时候，又由于王位继承问题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从1740年开始，持续了8 年，到1748年才结束，史称"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原来，奥皇卡尔六世无子嗣，皇位可由长女继承。1740年，卡尔六世死后，长女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 -1780年，一译作玛利亚.特利萨）登位时，法国和普鲁士等国想分裂奥地利帝国，发动了反奥战争。战争的结果虽然使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继承权得到承认，但奥地利却失去了工业区西里西亚和意大利一部分土地。
　　对外战争的失利，暴露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脆弱；境内频繁的民族起义，也暴露了奥地利帝国政局的不稳。于是，刚刚继承皇位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以" 开明专制" 的精神在奥地利实行全面改革。她以普鲁士兵役制为榜样，进行军事改革，建立总参谋部，实行新的征兵制，从农民、手工业者中征募新兵，按照功绩选任军官并注重平时操练，军队的人员从10万增加到27万。同时革新外交事务；改革国家管理体制，废除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社会机构，建立中央枢密院、司法部、行政部和财政部；限制贵族对农民的剥削，规定农民劳役每周不得超过3 天，每天10小时；取消皇室领地上的农奴制；颁布征收所得税法，取消贵族和僧侣不纳税的特权，规定新工厂主免税10年，鼓励工商业和纺织业自由发展；废除国内贸易关卡，实行统一税制，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离，制定新的民法和刑法，废除刑讯；教育方面使学校摆脱教会控制，由国家统一管理，建立专科学校。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天主教特权，废除迫害新教徒的法律，使新教团体获得合法地位。这些改革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工商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奥地利成为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
　　1780年11月29日，玛丽亚.特蕾西亚在维也纳去世，其长子继位，是为约瑟夫二世。约瑟夫二世全面推行和发展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致力于建立依靠军队和官吏支持的集中统一的德语国家，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匈牙利和西本比尔根建立德意志移民区，奖励依附地区德意志贵族地产和德意志资本的发展，优先录用德意志人为文武官员。他推行保护关税政策，奖励发展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约瑟夫二世还于1781年颁布关于宗教政策的《宽容令》，1781-1782 年颁布谕令，废除世袭领地内的农民人身依附关系，限制贵族特权，没收部分教会财产；取消地方等级代表会议的权利，加强由中央任命的总督的权力；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建立起永久属性的警察组织。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某些措施过于激进，遭到守旧贵族的反抗，在非德意志地区推行德意志化，又引起尼德兰和匈牙利各民族的反对。在其统治后期，约瑟夫二世收回了大部分改革措施。
　　1790年，约瑟夫二世死后，所有改革措施均被取消。
　　(3)普鲁士王国的兴起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普鲁士是德意志各邦中另一个大国，它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它是德意志诸邦中领土最大、力量最强、地位最重要的国家之一。15世纪初，原居瑞士北部索伦山的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一世，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领有了勃兰登堡为领地，同时获得选帝侯称号。17世纪初，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婚姻关系取得了莱茵河下游的马尔克、克列夫兹、拉文施坦和威悉河下游的拉文斯堡。1618年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从波兰王国那里领有了处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原条顿骑士团领地——普鲁士公国。于是，霍亨索伦家族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它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又是波兰王国的普鲁士公爵。
　　勃兰登堡——普鲁士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德意志流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4 条河流——莱茵河、易北河、威悉河和奥得河，全部流经它的领地，世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衰落，但是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因为贸易航路的改变，使德意志中部、南部各邦国不得不向北海寻找出口，而勃兰登堡就成为必经之路。
　　在" 大选帝侯" 腓特烈.威廉统治时期，重视鼓励发展工商业，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发展极为迅速。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大批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逃亡，腓特烈.威廉颁布法令，收容胡格诺教徒并给予优待。结果，不仅法国，而且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南尼德兰、瑞士和捷克的许多新教徒都纷纷来到这里，其中很多是熟练手工业者和富有的商人，他们开办纺织、造纸等作坊，促进了勃兰登堡的工业发展。腓特烈.威廉还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禁止货币外流。在政府监督和帮助下，毛织、棉纺、制革和玻璃等手工工场建立起来了，甚至监狱也变成了手工作坊。此外他还采取加征捐税等手段充实国库，采取排干沼泽、挖通运河等方法以利工商业的发展。勃兰登堡成为德意志境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被邻国瑞典、法国、波兰分割和包围着。因此他的对外政策主要目的是采取各种手段扩张领土，以便把自己的零散领地连接成一体。1655-1660年，波兰同瑞典进行战争期间，腓特烈.威廉先是支持波兰反对瑞典，后又同瑞典结成同盟反对波兰，迫使波兰承认普鲁士脱离波兰而独立，随后合并于勃兰登堡。
　　1688年，" 大选帝侯" 之子继位，是为腓特烈三世(1688-1713 年）。在神圣罗马帝国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际，他以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为条件，使帝国皇帝承认勃兰登堡王国。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举行加冕礼，改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701- 1713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改为普鲁士王国，首都设在柏林。勃兰登堡选帝侯从此成为普鲁士国王。根据《乌特勒支和约》，其地位得到国际承认。
　　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 年）在位时，则确立了普鲁士王国的专制体制，建立了一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兵力由3800人增加到85000 人，成为德意志境内有能力同奥地利抗衡的强国。1723年，普鲁士成立直属国王的" 财政、军队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 ，消灭了城市自治的最后残余，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威廉一世还继承其祖父腓特烈.威廉的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特别奖励军事工业和毛呢工业。
　　到18世纪后半叶，普鲁士已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最有活力的国家。这和腓特烈二世(1740-1786 年）的开明君主制度是分不开的。
　　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把普鲁士军队扩充到20万人，占欧洲第4 位，而其人口只占欧洲第13位。腓特烈二世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第一次瓜分波兰。他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二世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
　　在内政方面，腓特烈二世提倡" 开用专制" ，进行改革。他鼓励发展工商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奖励出口成品，禁止出口工业原料，限制工业品进口。限制行会垄断，取消国内关卡，奖励资本家兴建各种手工工场。为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统一币制，创办银行、建立邮政、并且修公路、开运河。在农业上提倡开垦荒地，将奥得河沼泽地辟为耕地，而且在王室领地首先废除了农奴制。当时王室领地占全国耕地的近1 ／3 ，因此其影响非同一般。后因发现东部容克农庄更有利于生产，这一改革没有继续。此外，他提倡发展文化，重建了普鲁士科学院，重新启用被逐出境的启蒙思想家，还与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交往。他重视教育，支持艺术的发展。
　　腓特烈二世一即位就干预奥地利的皇位继承问题，出兵占领了奥地利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地区，随后挑起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年），使占领西里西亚得到承认。不久在七年战争(1756-1763 年）中使这一占领再次得到国际承认。18世纪末，腓特烈二世及其后继者于1772、1793、1795年三次参加瓜分波兰，取得大片领土。同时还参加干涉法国革命的战争。到这时，普鲁士的领土已从当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2.37万平方公里扩展到30.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860万，成为欧洲重要强国。
　　3.封建农奴制的俄国
　　(1)彼得一世改革
　　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于16世纪。17世纪中叶后，它迅速扩大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据统计，17世纪中叶，俄国的农奴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法律规定：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可以任意处置农奴，买卖或转赠。农奴负担沉重，要缴纳实物地租、现金和劳役地租，此外还要向政府缴纳皇家税，在地主兼营的手工工场服劳役。如果逃跑，一经抓到，其本人连同家人和财产，全部归还给原主人。农奴制度被法律化了。
　　但是，手工工场的建立是这一时期新的经济现象。俄国最早的工场是俄籍荷兰商人维纽斯在1632年经沙皇特许在土拉建　　　立的炼铁场，这是俄国第一座炼铁场。到17世纪末，俄国已有30多个手工工场，包括冶金、制革、造纸、玻璃制造等行业。当时的手工工场多数属于国家或贵族。除少数工场使用雇佣劳动外，其余都使用农奴工人。与此相适应，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17世纪已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俄市场。
　　但是，从整体上看，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因此，俄国的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及新兴的商人希望能够改革，为自己的经济活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彼得一世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1682年，年仅10岁的彼得.阿列克塞也维奇继承皇位，其姊索菲亚摄政并掌握实权。1689年，索菲亚发动宫廷政变，企图自立为沙皇。
　　彼得依靠部分贵族和军队，挫败了政变，废黜索菲亚，取得了政权。执政以后，彼得针对俄国落后的状况，实施了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对外争取出海口，对内进行改革，史称" 彼得一世改革".在政治上，彼得加强专制制度，严厉打击拥有权势的大贵族，解散近卫军；1711年设立参政院，作为中央权力机关；1718年在参政院下分设行政、外交、陆军、海军、财政、司法、工商、矿务等部，建立起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为加强地方管理，他将全国分为8 个州、50个省，州长、省长直属中央。彼得又改革教会，废除干预皇权的大教长，把教会直接置于皇帝权力之下。1722年彼得颁布" 职官等级表" ，废除旧贵族出身享有高官厚禄的特权，打破门第和资历的限制，规定各级官吏应从中小服役人员中选择，论功赐予职位和俸禄。国家的机器大大加强了。
　　在经济上，彼得鼓励工商业发展。不仅国家开办手工工场，而且还鼓励私人兴办。鉴于缺乏自由劳动力问题，他下令把乞丐编入工场。更重要的是，1721年他颁布法令，允许工场主买进农奴，甚至整村农奴，还鼓励地主开设工场，用自己庄园上的农奴进行生产。此外，彼得重视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允许外国人在俄国开设工厂，高薪招聘外国技术人员。1697年他化名为彼得.米哈依洛夫，参加大使团出国考察。彼得为保护本国经济，实行保护关税和重商主义政策，推行"按丁纳税" 的人头税，严格要求国无游民。为此进行了人口调查，为各类农奴规定了纳税额。同时也规定了盐、酒、烟的高额间接税。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各地呢绒、麻布、皮革和铁的生产大大增加。全国已拥有手工工场240 多家。
　　军事改革是彼得改革的重点。在军事上，他建立新的正规军和近卫军，实行强制的征兵制，规定25户农民劳动者抽1 名壮丁，每年征募新兵2 万人，到1725年建立了20万陆军、2.8 万海军。彼得在位时共征兵53次之多。为培养军事人才，他选派贵族子弟出国留学，在国内开办炮兵学校和海军学校。此外还兴建军火工场、造船工场。到彼得晚年时，土拉的军火工场已能年产1.5 万枝步枪、1 ，000多把手枪。俄国军队成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之一。
　　在文化上，彼得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医科学校、数学学校，简化俄文字母，采用公历，创办报纸，翻译出版大量科技书籍，大大改变了俄国的文化科技面貌。
　　彼得的改革是全面而有效的。他以强制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落后的俄罗斯，彼得是使俄国开始走向富强并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的奠基人，成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和" 俄国政策的创立者" ，后被尊称为彼得大帝。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在对外方面积极为俄国争取出海口。长　　期以来，俄国虽然地域广阔，但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内陆国。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出海口——1584年在白海建立的阿尔罕格尔斯克港，此港口作用有限，因一年有9 个月冻港，冻港后商船不能出入。同时，由该港到西欧比起由波罗的海到西欧要远两倍。这时的俄国通往西欧的主要航道，南方被土耳其所控制，北方为瑞典所掌握。俄国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解决出海口问题。
　　1695-1698 年，彼得曾两次出兵攻打土耳其均遭失败。彼得发现控制波罗的海的瑞典与丹麦、波兰矛盾很深，丹麦、波兰结成反瑞典的" 北方同盟" ，俄国参加北方同盟，派兵参战。这一战争从1700年开始打了21年之久，史称" 北方战争" 或" 俄瑞战争".北方战争的胜利，使俄国夺取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夺取了征服欧洲的基地。
　　(2)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贵族帝国
　　1725年彼得去世，此后的37年中，俄国显贵复起，出现了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发生了5 次宫廷政变，一直到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俄国才从混乱之中稳定下来。叶卡特琳娜二世标榜开明君主制，继承和发展了彼得一世的加强中央集权制、发展工商业和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使俄国的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为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加强中央集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以加强农奴制来稳定贵族情绪，将大量土地连同农奴一起赐予贵族。在农奴制贵族庄园形式下，农业发展起来，使用农奴工人的手工工场也发展起来了。
　　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下令取消工业专利权，宣布工商业自由，而且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对外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凡本国能够生产的商品不准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急需商品则可免税进口。在各种政策的促进下，俄国工商业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世纪60年代，手工工场已由彼得一世时240家发展到663 家，90年代更是发展到1200家以上。其中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手工工场最为发达。在这些工场中，已经出现了自由劳动力。60年代国家工场中雇工占全体工人的25％，18世纪末则达到60％。进入城市的农奴，有的经营商业而成为资本家，有的成为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发展。随着工业产品的增长，俄国的商业贸易也发展起来，向欧洲输出的农产品也不断增加。1762年的对外贸易额为2100万卢布，1780年则增至3000万卢布。
　　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关系的发展，与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度很快发生了矛盾。许多资产者已十分富有，大批工人已是雇佣劳动者，但他们在法律上仍然没有自由，仍然是农奴，仍然要向主人缴纳代役租。
　　更重要的是，封建农奴制度使自由劳动力很难游离出来，而且使国内市场异常狭小，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8世纪起，资本主义同农奴制度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到19世纪，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反动的农奴制激起了广大农奴的反抗斗争。60年代曾发生40次农民斗争。1773-1775年爆发了俄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普加乔夫起义。起义带有鲜明的反农奴制的性质，提出" 土地与自由" 的口号，宣布解放农奴，把地主的土地、森林、牧场、池塘等分给农民，废除兵役义务和各种捐税，惩办贵族。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参加起义的除俄罗斯人外，还有鞑靼人、玛里人、巴什基尔人。乌拉尔工场的工人也参加了起义。农民军有着较强的组织性，还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军队法庭和军需供应机关，制定了募兵条例，两年中转战于莫斯科以东的广大地区。沙皇政府派大批军队进行镇压。1775年9 月普加乔夫因被叛徒出卖，被捕遇害。起义被镇压下去。但它有力地打击了农奴制度，增强了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决心。
　　镇压起义后，叶卡特琳娜二世以开明君主制名义加强了贵族专政，实行了一系列加强国家机构的措施。1775年她实行省政改革，将全国重划为50个州，每州人口约30-40 万；州下设县，每县人口约3 万，州长直接受沙皇控制；县设行政警察机构，内有警察长和两三个从贵族中选出的委员，贵族除享有沙皇赐予的原有特权外，还参与地方行政管理。
　　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通过镇压农民起义、加强贵族政治和促进经济发展，到70年代后俄国封建统治达到全盛阶段。
　　(3)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
　　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只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面积仅有2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但是，其领土扩张极为迅速。向南，在16世纪中叶，控制了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向西，在17世纪兼并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地区；向东，在16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建立了在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城堡——秋明，17世纪后半叶到达太平洋沿岸，到达堪察加半岛，占领了西伯利亚，使俄国成为横跨欧亚的国家。
　　17、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继续进行对外领土扩张。1700-1721 年的北方战争是彼得一世进行的最重要的战争，战争结束时，俄国占领了芬兰湾、里加湾、卡累利河、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获得了北方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北方战争后，彼得一世立即进军波斯，征服黑海地区。1722年7 月，俄军由阿斯特拉罕入海，8 月16日向杰尔本特进军。波斯战败求和。1723年9 月12日，《俄波和约》在彼得堡签订，俄国得到巴库、杰尔本特及里海沿岸一带地区。
　　在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1715-1720 年俄国侵占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在鄂木斯克和塞米巴拉丁斯克建筑城堡，准备继续向前推进。1715 -1717年，远征希瓦汗国，但没有成功。
　　在东方，彼得一世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下半叶俄国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1689年的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边界的东段，即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为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1711-1713 年，沙俄侵占了千岛群岛，把千岛北部划为俄国版图，并侵入千岛南部。彼得死时，俄国领土扩展为1 ，511 万平方公里，总共抢占了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继续俄国传统的侵略扩张政策。她曾扬言：" 如果我能活200 岁，那整个欧洲都将会在俄国的统治之下。" 为夺取黑海的出海口及黑海的统治权，叶卡特琳娜二世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俄土战争。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俄国获胜，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国占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以及克里米亚的叶尼卡尔和刻赤，取得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原隶属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汗国宣布" 独立".俄国基本上打通黑海的出海口。1783年，俄国兼并了克里米亚汗国。1787-1791 年第二次俄土战争，土耳其战败，在雅西签订和约，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兼并。
　　从此，俄国控制了黑海。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期间企图独占波兰，但与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矛盾。最后采取三国瓜分波兰的办法。俄国通过参与三次瓜分波兰，领土增加了几十万平方公里。
　　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继续向东推进，对中国东北边境不断进行武装骚扰，并越过白令海峡占领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俄国急忙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镇压波兰人民斗争，以阻挡法国革命的蔓延。1791年，俄国参与了策划路易十六逃跑事件。1793年因路易十六被处死刑，俄国断绝同法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将军舰开进北海封锁法国，并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组成反法联盟，用武力干涉法国革命。
　　四、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
　　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775年爆发，持续长达8 年之久，最后以1783年英、美在巴黎签订和约而宣告结束。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推动了18世纪欧洲人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 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
　　1.独立战争的背景
　　(1)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政治状况
　　1492年，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 ——美洲几十年以后，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随后是荷兰人、法国人像潮水般地涌入美洲。
　　英国人也不甘落后。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詹姆斯城。欧洲殖民者相继侵入北美洲后，采用诱骗订约或武力驱逐甚至剿灭等方式，掠夺和侵占原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
　　20世纪80年代，一个名为" 新英格兰起源——17世纪" 的展览会在波士顿开幕。展览会的一份介绍材料在讲到那场血与火的争夺时是这样评价的：" 不论怎样强调他们想把印第安人转变为基督教徒那种半心半意的尝试，不论怎样诉之于土地是从印第安领导人手上合法买来的虚构故事——没有任何东西掩盖这一野蛮残暴的真相。清教徒领导人对这一有步骤的、残酷的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和疯狂的种族灭绝的杀戮是负有责任的。他们你争我夺，唯恐落后于人地去攫取但凡能拿得到手的一切东西。
　　一个又一个贸易哨竞相建立；一个又一个殖民点也竞相建立。新英格兰的英国人，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新法兰西的法国人之间展开一场拼死的斗争。"材料还介绍说，伴随着商品，欧洲把印第安人对之缺乏抵抗力的疾病——天花、麻疹、鼠疫也带到了土著社会。
　　1620年的冬天，一艘名叫" 五月花" 的船载着一批从英国来的移民向詹姆斯城开去，由于迷路，" 五月花" 号在偏北几百公里的马萨诸塞海港靠岸。102 名登陆的移民中，只有一半度过了1620-1621 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由于他们没有找到目的地，也就失去了英国政府的授权。他们订立了一个集体遵守的公约，并选出了的领导人，使这个小小的团体有了共同的准则。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虽然公约只有短短的200 字，却成为北美殖民地自治的先驱，也奠定了后来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
　　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狭长地带，建立了13个殖民地，其中北部4 个：马萨诸塞、罗德艾兰、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合称新英格兰；中部4 个：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南部5 个：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在这13个殖民地中，弗吉尼亚的资格最老，创建于1607年，因而有" 老殖民地" 之称；最晚的是佐治亚，1733年建立。
　　北美13个殖民地的欧洲移民，主要是英国人，也有为数不等的荷兰人、法国人、德意志人等等。移民大多是在圈地运动中丧失土地的农民，也有一些是信奉清教的商人、小厂主和手工业者，他们大多是为逃避本国宗教迫害而移来的；还有为逃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移来的旧贵族地主。其他国籍的移民主要是为逃避战祸、贫困和宗教迫害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大批移民的涌入，使殖民地的人口迅速增长。1760年时，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口共有160 万(不包括印第安人），到1775年就发展到了260 万。
　　在殖民地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殖民地经济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农业是殖民地的主要经济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不同，北部殖民地发展了工商业，中部殖民地发展为农业区，南部殖民地逐渐建立起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种植园经济。
　　北美殖民地的奴隶最初仅包括" 自愿契约奴" (又称" 白奴")和" 强制契约奴".当初，许多来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因为没有路费，不得不与船主或商人订立契约，表示到北美后" 自愿" 卖身为奴，这种契约的有效期为7-10年，这些移民被称为" 自愿契约奴".还有一些移民是因为债务或其他原因" 犯罪" 而被判处到北美殖民地去服劳役的，被称为" 强制契约奴".契约奴在契约期满后，就能从地主那里租种到一小块土地，成为独立的小农；有些人则去边疆开发新的土地；还有一部分人则进入工场或矿山，成为雇佣劳动者。1775年，这样的契约奴约有25万人，占当时北美殖民地总人口的10％。
　　1619年，第一批从非洲抢掠来的黑人被运到弗吉尼亚，成为美洲大陆上最早的黑人奴隶。从此，贩卖黑奴的船只往返于新英格兰、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三个地区，不断将黑人奴隶运往美洲。黑人奴隶比白人契约奴的地位差得多，他们终身为奴，毫无人身自由，完全是奴隶主的财产。
　　奴隶主把他们当做牛马一样，可以任意奴役、买卖、毒打和杀害，每天强迫他们劳动18到19个小时。到18世纪，黑人奴隶制逐渐出现了代替白人契约制的趋势。
　　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机构表现为双重形式：一方面是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政治机构；另一方面是代表殖民地居民的立法议会。
　　英国的统治机构又分为两部分：一是1622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英国政府内部设立的贸易殖民局，负责管理北美殖民地事务。18世纪以后英国议会掌管了殖民地，并负责制定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二是英国国王派到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总督和参事会。总督是英国国王的全权代表和殖民地的行政首脑，殖民地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由他执行，他有权否决殖民地议会所通过的法案，也有任命法官和殖民地管理机构其他官吏的权力。参事会是辅助总督统治的机构，由总督遴选殖民地内的绅士充任。
　　独立战争前，在北美13个殖民地中，有8 个殖民地是英王直辖的王属殖民地，即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在这8 个王属殖民地中，总督分别由英王任命，他们多数是英国的贵族或军事头目；有3 个业主殖民地，即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总督由各殖民地的业主指派，但必须由英王批准；还有两个是自治殖民地，即康涅狄格和罗德艾兰。总督由殖民地的有产者选举产生，但也必须由英王批准，并按英王颁布的特许状进行统治。总督任命途径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宗主国对各殖民地控制程度的不同。
　　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成长，弗吉尼亚于1619年最早成立了由22名代表组成的殖民地立法议会，它是后来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雏型。此后，各殖民地都陆续设立了代表殖民地新兴资产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议会。
　　北美殖民地的议会一般分为上、下两院，其职权没有明文规定。一般法案必须由议会上、下两院通过，然后才能提交总督批准。在王家殖民地，上院就是参事会，由总督提名，英国国王任命。所以，这一时期的议会，一般地是指下院。下院一律由选举产生。
　　大多数殖民地只有土地所有者或拥有其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比如，在弗吉尼亚，选民必须拥有100 英亩未垦地或25英亩已垦地。在佐治亚，只有拥有50英亩土地或相当于这些土地价值的其它财产的人，方能参加选举。但是，在谈到北美殖民地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时，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北美殖民地当时地广人稀，一般劳动者取得土地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在有些殖民地，如罗德艾兰，大部分人都可以从殖民地当局领取一小块土地。因此，北美殖民地的选民人数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少，一般自由小农都享有选举权。不过，尽管如此，还应当看到，仆役及雇佣工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当然，契约奴及黑奴更享受不到这个权利。另外，对议员财产资格的限制则更高。新泽西的议员的财产资格就限制在1000英亩以上；在南卡罗来纳，必须拥有10名奴隶、500 英亩土地或价值1000英镑其他财产者，才有资格当选为议员。这样，议会中的议员便基本上是由种植园主、商人和地主等上层人物组成的了。
　　殖民地议会的下院相当于英国国会的下院，享有立法权，特别是征税、征兵及发行纸币的权力。议会在成立之初，只是总督的一个咨询机构，它所通过的决议受英国法律制约，经由总督判定生效与否。但是由于议会还有确定包括总督在内的殖民地各级官吏薪金等权力，所以，它对总督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随着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矛盾的加深，议会逐渐成为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它经常与总督及参事会展开争夺权力的斗争，使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如可以监督总督执行法律的情况，取得某些官吏的任命权(如收税官或财务官等等）。
　　(2)美利坚民族的初步形成和社会关系
　　18世纪以来，北美13个殖民地经济发展很快，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当时北美最大的城市宾夕法尼亚的首府费拉德尔菲亚(简称费城）已拥有居民约3 万人，马萨诸塞的首府波士顿则拥有居民2.2 万人，纽约已拥有居民约2 万人，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方把工业品运销到南方，南方则把粮食和原料远销到北方，各殖民地之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随着各地之间贸易的加强，陆路交通也有所发展。新英格兰各主要城市已由许多桥梁、渡口和比较完备的公路网连接起来了。从纽约到费城，从纽约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查理士顿，形成了殖民地间的公路网。内河与沿海水路交通发展得更为可观。1769年，进入罗得艾兰和康涅狄　　格的船只有一半是专门来往于殖民地之间的。水陆交通运输象纽带一样把北美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统一的国内市场出现了。
　　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如今美国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在那时创建的，如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51年）和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南部种植园主送他们的子女到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北部商人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各大学的毕业生遍及北美殖民地。许多殖民地还建有图书馆，每个殖民地都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和杂志。由于邮政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些报纸和杂志已经越出殖民地各自的边界，流传各地，促进了殖民地间的文化交流。
　　占殖民地2 ／3 人口的英国移民使用的英语，在经济、文化交往中逐渐成为各殖民地的共同语言。但它已经不是纯粹的英格兰语或苏格兰语，不仅声调和重音有所变化，而且从印第安人、黑人，特别是从欧洲大陆各国移民那里吸取了许多新词汇，形成了13个殖民地的共同语言- - 美式英语。
　　总之，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主要是来自欧洲和非洲各国、各地区的移民，几代生息于北美大陆，由于其共同的地域、语言和文化，促成了共同的心理特征，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初步形成了。在此基础上，各殖民地居民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共同利害的感觉。1754年在阿尔巴尼召开了各殖民地代表大会，要求扩大殖民地的自治权，通过了建立殖民地联盟的决议案，就是美利坚民族意识的突出表现。
　　英属北美殖民地并不是一个" 世外桃源" ，其内部冲突不时发生。
　　除白人移民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外，各殖民地也不断发生市民、手工业工人和小农争取土地和政治权利的斗争，契约奴和黑奴的反压迫斗争也此伏彼起。尽管如此，北美殖民地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当时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北美殖民地由于地广人稀，人口流动性很大，殖民地人民的社会地位很容易改变。在17世纪，约有10万名契约奴服役期满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除黑奴外，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地位的转变和上升，也比欧洲容易得多。由于西部有广阔的土地存在，一部分移民到西部拓荒，有的甚至能发展成为小农庄主人。
　　基于这种情况，北美殖民地内部的社会矛盾便呈现出特有的复杂性，即被压迫阶层反对上层统治者的斗争，往往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到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人民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了。在美利坚民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各个阶层都希望通过民族独立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处在社会底层的黑奴和白人契约奴，把民族独立同废除奴隶制和争取人身解放联系在一起。殖民政府限制向西移民和支持大地主强行征收地租的政策，则遭到了梦想到西部垦荒的小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的强烈反对，他们把争取获得土地看作是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心内容。手工业劳动者则因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把争取民族独立看作是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先决条件。当然，在北美殖民地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愿意与宗主国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对待英国政府的态度上，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亲英的，其中多为英王所任命的官吏、享有特权的大商人、贵族地主、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以及依附于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 王党分子".另一派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并主张独立的。这部分人包括农民、海员、工人、手工业者、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大部分种植园主，他们被称为" 爱国者".参加反英阵营的各个阶层，虽然其阶级利益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但他们都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主张民族独立。
　　(3)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矛盾的尖锐化
　　北美各殖民地建立以后，英国仅将它看成是一个原料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因此，对殖民地始终采取控制政策，不允许其独立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696年，英国政府将自1660年起设立的管理殖民地的两个机构- - 海外拓殖总会和贸易总会合并成为贸易与殖民地局(简称贸易局），制定控制北美殖民地的具体政策和业务。这样，就加强了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
　　在经济上，英国从贸易和工业等方面进行了种种限制：1650年和1651年克伦威尔颁布的《航海条例》虽然主要目标是打击荷兰，但同时对殖民地也是一种限制，使殖民地不能使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产品出口。
　　1660年，颁布的《列举商品法》中规定，殖民地的商品如烟草、砂糖、棉花、靛青等只能输往英国，若运往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先在英国卸货，由英国商人转手再输往外国。颁布这项法律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英国工业原料供应地，使英国工业资本家买到廉价原料。
　　1663年，英国又颁布《主要商品法案》，其中规定，除少数几种商品以外，凡北美殖民地从欧洲进口的商品，必须首先在英国靠岸卸下，由英国政府征税，然后改装英船方可运往殖民地。此项法案的目的在于保护英国商品在北美的市场，以便与欧洲其他国家竞争。这项法律是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英国独占的商品市场的第一步。此后，英国又在殖民地设置税关，以征收英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品入口税。
　　这些规定，将殖民地的全部对外贸易都控制在英国手中。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感到殖民地工业发展甚速，殖民地商品有与宗主国商品竞争势头越来越激烈，因此，又开始实行限制殖民地工业发展的政策。1669年，禁止北美殖民地之间运销羊毛、棉纱和毛织品，以保护英国羊毛产品在殖民地的销路。第二年，英国国会又取消英国本土的羊毛织品出口税，使其有力量与殖民地生产的毛织品竞争。
　　由于北美的波士顿、纽波特和纽约等城市发展为制帽业的中心，到1732年，英国政府又在北美殖民地颁布《制帽条例》，禁止将帽子由一个殖民地运往另一个殖民地去销售，并且规定帽业的雇佣工人不得超过两名。
　　1750年，英国国会又通过《制铁条例》，规定殖民地的铁块、铁条输入英国时可以豁免入口税，但同时禁止殖民地建立制钉和制铁工业，强迫殖民地购买宗主国的高价工业品，甚至连纽扣和钉子等微不足道的轻工业品都要由英国商人向殖民地销售，以换取廉价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该条例的倡议人之一查坦姆在解释这一条例时毫不隐讳地说：那怕是一枚小铁钉，我们也不允许在各殖民地制造。
　　英国采取这种遏制殖民地工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在经济方面，使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国内工业制成品倾销的市场，成为供应英国国内工业生产的原料基地。这种工业制成品和原料的不等价交换，保证了英国贸易额的顺差，使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巨额利润。
　　在政治方面，割裂各个殖民地，使其相互之间尽量少地发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以利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稳固统治。
　　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严重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种植园主的利益，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满和愤怒。
　　不过，18世纪中叶以前，由于英国正忙于" 七年战争" ，无力严格执行这些政策。许多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者置英国法律于不顾，照旧生产英国所禁止的商品，并大规模地从事走私活动。因此，北美的工商业发展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碍。到18世纪60年代，虽然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仍占压倒的优势，但是已经出现分散的手工工场。在这种分散的手工工场不断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较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工场。新英格兰及中部殖民地的工业技术有的已达到欧洲的先进水平。铁制品不仅运往南部殖民地，而且也行销于西印度群岛。生铁和铁条的出口量在1745年为2000吨，到1771年猛增至7500吨。在各工业部门中，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中部和北部的造船业，其生产出来的船只，质好价廉，连英国都大批购买殖民地的船只。1775年，英国用于海上贸易的船只，有30％是从北美购到的。到1775年，北美殖民地从事运输货物的船只达2000艘，水手3.3 万人。造船业水平的提高还促进了捕鱼业的迅猛发展。18世纪60年代，新英格兰的捕鱼业平均每年总收入达25.5万美元，其渔船甚至能远航至南美和非洲海岸。由于商人的大规模走私，使殖民地的对外出口额到独立战争前夕增加到了2000万美元。
　　这种状况，对宗主国英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763年，" 七年战争" 以英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是，英国在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政亏空高达1.4 亿英镑。为了弥补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失，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搜刮。此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进行，急需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英国当局对殖民地经济在" 七年战争" 期间的发展深感不安，因而对北美殖民地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控制措施。
　　英国政府于1763年颁布英王敕令，宣布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迁移，以保证英国王室对这片土地的垄断权和英国商人收购这一地区印第安人皮革等货物的专利权。这一敕令，打击了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纽约和南、北卡罗来纳的土地投机者以及与印第安人进行皮货贸易的商人，受打击最沉重的是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因为他们指望向西部土地扩展和投机的希望被彻底打破了。这一敕令也激怒了殖民地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新到的欧洲移民，他们在东部既饱受压迫，无法生活下去，希望向西部迁移又被禁止，愤怒的情绪日益高涨。西部的土地问题，成为北美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纷起进行反英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1764年，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北美殖民地颁布了《食糖条例》，对从西印度群岛输入北美的蔗糖等制定了新关税。英国政府还增派了收税官吏，严格控制殖民地的关税收入；同时，派遣军舰沿北美海岸巡逻，坚决取缔走私。而北美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走私才繁荣起来的；食糖又是走私贸易中的一项大宗商品。因此，《食糖条例》的公布、实施，实际上断绝了走私商人和以食糖为原料的制造商、加工商们的财源，北美各殖民地居民的生活也因食糖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受到侵害。
　　1764年，为了保障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投资者的利益，英国还颁布了通货条例，禁止北美殖民地发行纸币；禁止用贬值的州纸币偿还宗主国债权人的债务。这个条例，沉重地打击了殖民地负债的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南部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他们都因不再能使用贬值货币偿还英国商人的债务而濒于破产。
　　英国统治者采取上述措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直接限制了北美殖民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使各阶层人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从而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1765年3 月22日，英国国会通过《印花税条例》，规定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品包括报纸、书刊、证书、票证、债券、执照、商业单据及其他印刷品，一律加贴印花税票，税额从两便士到几英镑不等，违者罚款或监禁。该法案定于当年11月1 　日起生效。根据这一规定，一份大学毕业证书就要交纳两英镑的印花税。英国政府估计这项税收每年将带来6 万英镑的收入。
　　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征收印花税的政策，是一种新的榨取政策。首先，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只能在殖民地征收关税，其它税种都由殖民地当局征收，而现在英国政府竟开始征收关税以外的税了，这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如果此例一开，英国政府很可能会进一步征收其它苛捐杂税。其次，印花税涉及的范围甚广，它直接威胁到殖民地每一个人的生活。第三，在殖民地人民看来，唯有殖民地人民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权力征收殖民地的税，而英国国会并无殖民地人民的代表参加，所以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就是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因此，《印花税条例》公布后，积压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心中的反英怒火，立即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形成了殖民地抗税斗争的第一次高潮。
　　各殖民地人民纷纷举行集会，群众高呼：" 要自由、财产，不要印花税！"许多殖民地人民还组织了" 自由之子" 、" 自由之女" 　　等群众团体。" 自由之子" 最先出现于康涅狄格，后来迅速发展到马萨诸塞和纽约各地。在纽约，"自由之子" 率领几千名群众捣毁了贮存印花税票的炮台，并火烧总督府。其他各地的群众也按照当地惩办恶棍的习惯，对于那些拒不交出税票、态度恶劣的英国税吏，在他们的身上涂上柏油，粘上鸡毛，游街示众，并当众焚毁印花税票。在殖民地群众的坚决斗争下，有的地方的税吏被迫辞职，有的被驱逐出境。
　　" 自由之子" 和" 自由之女" 等群众团体的基本群众是手工业者、工人、农民、水手、渔民和贫民。领导这些组织的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其中最知名的是新闻记者萨缪尔.亚当斯。
　　早在1743年，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萨缪尔.亚当斯就发表过激烈的言论，无情地抨击英国统治者。他同情劳动人民，宣称：手工业者和农民是" 两大可敬的等级".在反印花税的斗争中，他不倦地写文章，散发小册子，鼓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不但在商人、政客中间进行活动，而且也到码头上、工厂里进行宣传鼓动。他有丰富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知识，擅长组织领导工作。他锐利的笔锋，象匕首一样刺中了敌人的要害。英国的总督伯尔纳曾这样形容他：" 该死的亚当斯，他的笔锋的每一划，都像带角的蛇一样。" 1765年，北美殖民地风传英国将派军队和舰队前来镇压。" 自由之子" 便决心以武力来对付。他们成立军事组织，秘密准备武装斗争。到1766年，康涅狄格殖民地上的" 自由之子" 武装了1 万名会员。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两个殖民地有4 万人武装起来了。
　　在人民群众反对印花税斗争的推动下，各殖民地的立法议会也进行了抗议斗争。弗吉尼亚立法议会在1765年5 月30日通过决议，指出英国国会关于印花税的决定是非法的。一星期后，马萨诸塞立法议会也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并且发出倡议，邀请各殖民地在10月举行各殖民地间的代表大会。同年10月7 日，9 个殖民地的28位代表在纽约召开大会，其余几个州也致信表示赞同。这是殖民地联合反对英国暴政的第一次会议。大会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与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只有殖民地的议会才有权决定征税，而殖民地在英国国会里没有议员，因此，英国国会无权在殖民地征税；必须取消印花税法和各种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法令。在这次会议上，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托弗.加兹登提出：" 这个大陆上不应当有人称为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坚人。" 这一观点在此后的反英斗争和独立战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赞同，对后来各殖民地互相支援、联合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大会的影响下，殖民地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抵制英货运动。他们不穿英国丝绸，不饮英国茶，不买英国货，妇女们提出" 宁穿土布衣，不愿失自由" 的口号。
　　抵制英货运动使得英国对殖民地的出口额大幅度下降，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工商业。许多企业甚至被迫停工，商业也出现巨大亏损。英国30个城市的商人和制造商联合向国会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印花税条例》。在殖民地人民的坚决斗争和英国商人的强烈要求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在1766年3 月18日废除《印花税条例》。据统计，从《印花税条例》颁布到废除期间，北美殖民地没有正式使用过一张印花税票。
　　《印花税条例》废除后，英国政府为继续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和压榨，将本国因降低土地税而出现的40万英镑的亏损转嫁到殖民地。
　　根据财政大臣C .唐森德的提议，议会于1767年下半年一连通过4 项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法案，总称《唐森德法》。是年6 月29日通过的《唐森德税法》是其中的第2 项。税法规定，自英国输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叶等均一律征收进口税。还规定，为杜绝走私，英国税吏有权随时进入殖民地民宅、货栈、店铺和船舶搜查违禁物品和走私货物。为执行这项法令，英国政府在波士顿设立了海关税务司总署，并于1768年在波士顿派驻了军队。
　　《唐森德税法》的施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根据这一税法征收来的税款，并不是完全用于支付英国驻扎在北美殖民地军队的费用，而是要付给英国的殖民地官员。这样一来，这些官员就可以不再依附于殖民地议会，因为在此之前，殖民地包括总督在内的各级官员的薪水是由议会决定的，而议会对付那些强硬的总督的主要武器就是停发他们的薪水。
　　《唐森德税法》使北美人民刚刚平息下去的反英情绪又高涨起来，从而导致了殖民地人民的第二次反抗高潮。
　　1767年10月，波士顿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对《唐森德税法》的决议。同年12月，马萨诸塞的立法议会通过了致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呼吁书，表示英国国会无权征收殖民地的关税。1768年2 月，马萨诸塞议会又向各殖民地议会发出巡回信件，重申" 无代表即不纳税" 的原则。
　　宾夕法尼亚的律师J .迪金森以农民名义发表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12封信》影响最大。他说，英国议会没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他号召殖民地人民起来用当年抑制《印花税条例》的那种革命精神去反对《唐森德税法》。
　　殖民地人民还用武力反抗英国税吏的搜查与压迫。在纽波特附近，一艘英国税关巡逻船被群众焚毁。在费城，当英国官吏没收漏税货物时，一群人上前把英国官吏痛打了一顿，夺回了货物。在纽约，有3 个人由于告发走私而被群众涂上柏油，插上羽毛，拖到大街上示众。
　　波士顿成为群众斗争的中心。1765年，英国政府驻兵条例颁布后，英军第14团和第29团驻扎在波士顿。他们胡作非为，奸淫妇女，酗酒闹事，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人们将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军队蔑称为" 红虾兵".波士顿人民对于驻在该市的英军进行了顽强的抵制，拒绝为英军提供宿营的房舍，并时常与之发生冲突。1770年3 月5 日，因英军士兵凌辱学徒，冲突再起。人们走上街头，高呼赶走可恶的" 红虾兵".愤怒的人们聚集到驻扎英军的英王街上，向凌辱学徒的士兵投掷雪球。英驻军长官浦瑞斯顿上尉下令开枪，打死5 人，6 人受伤。这就是" 波士顿惨案".事发后，杀人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为了抗议英军的暴行，群众为殉难者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并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
　　波士顿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城市，各殖民地人民纷纷起来声援，到处举行大会抗议英军的暴行。新英格兰甚至表示要用武力驱逐英军。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英军被迫撤出了波士顿。
　　殖民地人民又再度掀起更大规模的抵制英货运动，弗吉尼亚成立了" 抵制英货委员会".殖民地大规模的抵制英货运动，使英国对北美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据统计，英国对殖民地的出口额在1768-1769 年下降了近60％。
　　1770年3 月，英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唐森德税法》。但为了表明英国有对殖民地的征税权利，仍保留对每磅茶叶征收3 便士的进口税。这即成为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导火线。
　　殖民地人民并没有由于英国政府的让步而放松了警惕。为了准备未来的战斗，他们进一步加强了革命组织。1772年底，在萨缪尔.亚当斯的倡议下，波士顿成立了" 通讯委员会" ，以后在全国80个城镇中，都建立了同样的组织。" 通讯委员会" 将各殖民地的反英力量联合起来，沟通各地的情况，统一指挥，筹措军火，准备武装反抗英国的统治。它们所发出的指示和命令，立刻可以变成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后来的独立战争中，通讯委员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773年，为了帮助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卖掉库存的茶叶，以缓和其财政危机，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茶叶税法》，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
　　因此，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较走私的茶价便宜50％。为了贯彻实施这一规定，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买卖走私的茶叶。
　　当时，人们习惯于每天喝两次茶，每磅茶叶征收3 便士的税，也不是什么大负担。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引导群众认识到，未经纳税人代表同意的税收就是专制暴政。如果交纳茶叶税，就等于承认宗主国在殖民地有征税权，自由比喝便宜茶更为重要。因此，从1770年起，殖民地人民发起了不饮茶运动，拒绝饮用进口的茶叶，以示抗议。
　　费城、纽约、查理斯顿等港的人民反对英国茶船卸货。
　　1773年12月，东印度公司的3 艘货船运载340 余箱茶叶先后抵达波士顿港口。12月16日，波士顿举行了有8000人参加的集会，要求东印度公司的货船驶离港口。当要求遭到拒绝后，抗税斗争的领导人萨缪尔.亚当斯向集会群众说道：" 这个大会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这个国家了。" 这句作为行动暗号的话一出口，一群早已埋伏好的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直奔海港，他们用利斧把木箱劈开，将价值1.8万英镑的340 余箱茶叶全部倾入大海。这就是著名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 . 萨缪尔.亚当斯的堂弟、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写道：" 昨夜有三船武夷茶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壮举。我无限钦佩爱国者的这一崇高的行动。销毁茶叶的行动如此大胆、果断而坚定，必然会产生深远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不禁视之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此后，纽约、新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倾茶事件，是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暴政的又一反抗行动，" 它使殖民地形成了反对英国的统一意见。" 波士顿倾茶事件并没有使英国统治者真正考虑让步，反而从1774年3 月起连续颁布了5 项高压法令，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报复：一、封锁波士顿港口，在波士顿人民未赔偿茶叶损失以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贸易。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想使波士顿人民屈服。二、取消波士顿所在的殖民地马萨诸塞的自治，改组当地政治机构，参议院议员从州议会选定改由英王任命，法官、治安维持官、地方官吏均由英王特派的总督任免。
　　这项法令还规定，不经总督许可，不得举行任何市民集会。三、英国官吏在殖民地的权利，除受英国政府监督外，不受任何限制；英国官吏或军人在殖民地犯罪，必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殖民地诺法斯科西亚去审判。四、扩大1765《驻兵条例》中所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范围，规定英军可自由地在殖民地任何地区、任何房屋驻扎。五、颁布《魁北克法令》，宣布俄亥俄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东、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省，禁止北美人民向西占地等。
　　这项法令使大批移居此地的殖民地人民受到巨大打击，也使在这里拥有地产的业主蒙受了巨大损失。由于这五项法令极大地损害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因而被称为5 项" 不可容忍法令".为了保证这些法令的实施，英国政府任命驻扎北美殖民地的英军司令盖奇为马萨诸塞总督，并不断增派军队到北美殖民地，公然以武力相威胁，以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屈服。
　　丘吉尔在多年以后写道：" 英国政府企图以此孤立反抗势力，结果适得其反" ，从前相互竞争、互不关心、分散的13个殖民地反而走上了团结斗争的道路。北美各殖民地人民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罢工、罢市，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当波士顿港口被封锁，粮食来源断绝，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支援。一种同仇敌忾的气氛，使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联合在一起。当时著名的活动家帕特里克.亨利再次强调了克里斯托弗.加兹登的观点：" 我们不可以认为我们还是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英格兰人，我不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却是一个美国人。" 1774年5 月27日，弗吉尼亚议会呼吁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计，得到了各殖民地的响应。1774年9 月5 日，各殖民地的代表会议在费城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12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只有佐治亚殖民地由于总督百般阻挠而未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称为" 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代表绝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代表。按照他们在会议期间的政治观点，大体可分为3 派。一派是以帕特里克.亨利为代表的民主派；另一派是以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还有一派是以约瑟.盖洛韦为代表的保守派。代表们主要围绕着民族独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民主派积极主张殖民地与英国决裂，并要求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帕特里克.亨利在会议上慷慨陈词：" 英国的暴政抹去了我们各殖民地的界限，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现在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利坚人".民主派在大会上占少数，但他们的主张有很大的影响。
　　保守派盖洛韦提出一个《不列颠与殖民地联合的计划》，其要点是建立一个北美议会，与英国国会共同管理一切北美事务。非经北美议会的同意，英国国会的任何法令均不得在殖民地施行。北美议会有权处理印第安人事务、西部土地的授予以及战争时期的征兵筹款。会议期间，收到了马萨诸塞的《苏伏克决议案》。《苏伏克决议案》是经波士顿周围各镇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这一方案充分显示了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它号召人民起来坚决反对五项不可容忍法令，建立13个殖民地的联合政府，抑制英货，与宗主国断绝一切商业往来，以武力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经过反复辩论，大会以1 　票多数的表决结果搁置了盖洛韦的计划，对《苏伏克决议案》表示赞同，随即通过了一系列对英报复的措施，包括停止同英国的贸易，抑制英货等。为保证决议的执行，还决定在各地设立检查委员会。
　　会议还通过了致大不列颠和各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宣言》，提出要实行内部自治，取消宗主国对北美殖民地工商业的各种限制，废除对北美殖民地的各项税收法令及高压政策。但是同意由英国管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根据这些内容，会议向英国国王发出了请愿书。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莫里森、康马杰等人合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在叙述这一时期的形势时说：" 即使到了这个时期，英国国王也还是有可能同殖民地持保守意见的一大批人结成联盟，及时作出让步以避免冲突。因为殖民地上的有产者，是不会甘心情愿地同那些暴民领袖和惹事生非的委员会联合在一起的。" 事实确实如此。王党分子塞缪尔.西伯里说：" 如果我们必须受奴役，至少也得让一位国王来奴役我们，而不能听命于一群暴发户和不法的委员会委员。" 甚至连一些民主派领袖也对和平抱有幻想，波士顿的民主派领袖约瑟夫.沃伦在1775年2 月20日时说：" 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现在还为时不算太晚。"
　　但是，英王乔治三世毫无让步之意。他拒绝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请愿书，表示：" 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隶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 ，" 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 在反抗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斗争中，人民群众的情绪日益激昂。马萨诸塞的群众在" 自由之子" 社的宣传鼓动下，首先组织起民兵，准备进行武装斗争。这些民兵被称为" 一分钟人" ，他们都是宣过誓的，保证在遇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分钟之内就能集合起来去执行任务。同时，各地的革命组织都在收集枪枝弹药，准备抗击英军的进攻。
　　2.独立战争的进程
　　(1)武装冲突的开始到《独立宣言》的发表
　　1775年4 月18日夜，马萨诸塞总督盖奇得知距波士顿27公里的康科德藏有民兵的大量武器，遂派800 名英军前去搜查，并准备逮捕其领导人。这个消息为技工组织的情报队获悉，银匠保罗.勒威尔和工人威廉.戴维斯骑马飞奔，报信给当地居民。民兵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集合起来。4 月19日拂晓，当英军行进到列克星敦村时，遇到了一群神色严峻的民兵。经过短暂的僵持后，有人开了枪，于是双方开始对射。由于英军人数众多，在交锋中民兵牺牲了8 人。英军到达康科德时，又遭到了同样的袭击。英军发现武器已经被转移，遂开始撤退。在归途中又遭到万余名民兵更猛烈的袭击，英军狼狈逃走。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死伤和被俘的近247 人，民兵只牺牲几十人。列克星敦的战斗，标志着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独立战争的开始。史称" 列克星敦的枪声".列克星敦的枪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志，他们纷纷武装起来，占领英军要塞、兵工厂和军火库，并且派兵支援波士顿人民。几天之内，就有2 万多名民兵汇集到波士顿城郊。在纽约，工人、店员、手工业者自动组织起来，占领税关，夺取军火库，用英军的600 多支毛瑟枪武装自己，组成了民兵团队。佐治亚的" 自由之子" 社夺得了英国船上的枪支和火药，建立一个团的民兵队伍。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进行军事准备，建立了许多游击队。一支由84人组成的名为" 绿山少年" 的志愿部队由佛蒙特北上，夺取通向加拿大的提康德罗英军炮台，控制了哈得逊北段。
　　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1775年5 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
　　大部分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新代表中有富兰克林和杰佛逊。由于温和派影响还比较大，会议在开始时并未支持群众的武装斗争。
　　然而，战场上的形势则在迅速发展。列克星敦战斗后，英军退到波士顿城内。为了夺回波士顿，3000名民兵在1775年6 月16日夜占领了波士顿北面的制高点班克山，以居高临下之势监视着英军。17日，英军为夺回这个制高点，派出2000多名士兵与民兵展开激战。民兵显示了惊人的战斗力和英雄气概。尽管他们的武器比较差，而且只有很少的弹药，但却奋勇作战，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英国正规军的冲锋。最后，他们因弹药不济，不得不退出阵地。此次战斗，美方伤亡500 人，而英军虽占领了山头，却付出伤亡达1054人的代价。班克山战斗打破了民兵不能与英国正规军作战的神话。班克山战斗后，民兵包围了波士顿。
　　在形势压力下，大陆会议勉强地承担了指挥殖民地民兵作战的任务。会议决定：发行纸币，从国外购买军火，征募志愿兵，开展反英的外交活动。会议还于6 月23日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将汇集在波士顿附近的各地民兵整编为"大陆军".这样，就其性质来说，第二届大陆会议已经发展为国家政权形式的组织。
　　乔治.华盛顿是参加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他出身于种植园主家庭，年轻时当过土地测量员。七年战争期间，在英军服役，任弗吉尼亚军团的上校指挥官，有一定的军事经验。七年战争结束后，他从事土地投机发了财，变成一个大种植园主。《魁北克法令》使他损失了几万英亩土地的产权。反英运动初起时，他主张抵制英货，主张民族独立，反对英国殖民政策，但不主张解放奴隶和广泛的社会改革。
　　7 月3 日，华盛顿就职后，奉命率大陆军对波士顿英军采取行动，夺取了波士顿南面的道尔切斯特高地，设置大炮以控制波士顿全城。1776年3 月，英军被迫撤出波士顿，退往哈利法克斯港待援。这样，英军在北美殖民地最大的一个据点波士顿便转到大陆军手中了。
　　不过，这一行动在大陆会议看来，也还仅仅是迫使英国对殖民地让步的手段而已。一旦英国作出让步，放松对殖民地的压迫，它仍愿意放下武器与英军握手言欢，言归于好。正因为如此，直到1776年1 月，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还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刚刚建立的大陆军海军在12月初新的军舰第一次升旗时，使用的还是白底上有13条红杠的图形，表示13个殖民地的联合，而左上角仍用英国的" 米" 字旗。
　　1776年，战争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之后，要求独立的声浪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间传播起来。这里，托马斯.潘恩的鼓动文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托马斯.潘恩(1737-1809 年）出身于英国一个手工裁缝家庭，家境贫困，屡遭失业。1774年，正当北美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紧要关头，托马斯.潘恩以契约奴的身份来到北美，由于他的才能，经富兰克林介绍，担任费城杂志的编辑。最初，他也和殖民地大多数居民一样，希望和平解决与英国的争端。他事后写道：" 我没有想到发生战争的可能，也没有想到美国的独立。" 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北美人民要想永远摆脱压迫，实现自由，就必须通过战争形式脱离英国的统治。1776年1 月，他发表了《常识》一书，大胆地公开地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常识》在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英国的世袭君主制，接着便力陈北美人民脱离英国统治的必要性。指出：如果殖民地一方面效忠英王，一方面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是办不到的，这是" 常识" ；英国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那种认为" 向它求和是我们的本分" 的想法" 实在太滑稽" 了。
　　" 美洲人民被暴虐统治者惨杀的已经这么多，他们殷红的鲜血洒在大自然里，发出呜咽的情调，仿佛在控诉着：现在该是采取脱离运动的时候了".当前的行动不仅涉及一城一省或一国，而是涉及整个大陆；它不仅影响一个时代，而且也影响子孙万代。现在" 辩论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应该用武器这个最后手段来解决争端。" 他特别批判了依赖英国的思想，痛切地阐明英国统治对于北美人民的害处。书中写道：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从本身的利益着想，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该书指出：独立不但能给北美人带来自由，而且还能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
　　相反地，如果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潘恩大声呼吁：" 啊！你们爱护人类的人们！你们不但敢于反抗暴政，而且也敢于反抗暴君。站起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块土地都被压迫者蹂躏遍了。
　　自由在地球上到处遭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把它赶走了。欧洲人把它当作陌生人，而英国警告它离开。啊！接受这个亡命者吧！让我们趁早替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常识》一书出版后，马上就被人们抢购一空，在两个月内就销售了12万册。《常识》一书在唤起民族意识，促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民族独立的拥护者，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英斗争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从前线的战士到后方的普通百姓，几乎所有的人都阅读过或听人朗诵过它。
　　它激励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们，使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许多人转变了看法。华盛顿在反复阅读《常识》后说道：它在" 很多人的心里" 引起了" 巨大变化" ，他们" 决心与这样一个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国家断绝一切关系".如果说《常识》从正面教育了殖民地人民的话，那么，英国政府的蛮横就从反面教育了殖民地人民。第二次大陆会议向英王提出了一份请愿书，内容是请求让步，保证忠诚，表明并无独立之意。这样温和的请愿书竟被英王拒绝。8 月，英国宣布殖民地为叛乱地区，派兵镇压。12月22日，英国禁止了对13个殖民地的一切贸易和往来。
　　宣布独立势在必行。从1776年4 月开始，北卡罗来纳、马萨诸塞、罗得艾兰、弗吉尼亚议会先后通过决议，授权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要他们与各殖民地代表联合一致，宣布独立。6 月7 日，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出了殖民地与宗主国断绝一切政治联系、宣布独立的议案。随后，大陆会议任命由约翰逊.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薛尔曼、罗伯特.李文司顿和托马斯.杰弗逊等五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宣言。
　　1776年7 月4 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杰弗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根据7 月19日的决议，《独立宣言》的全称定为《北美十三州联合一致的共同宣言》。
　　宣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和发展了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论述北美殖民地人民举行革命及宣布独立是正当的。宣言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 ，都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当政府损害这些权利时，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宣言的第二部分历数了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所犯下的27条罪行，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从此解除对英王的一切从属关系，废止与英国的一切政治联系。
　　《独立宣言》是北美各殖民地对英国政府及国王乔治三世高压政策的总答复，这显示了北美殖民地各阶层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决心和信心。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代表共有56人，其中28人是律师，13人是商人，8 人是种植园主，其他职业者7 人。第一个签名的代表约翰.汉考克特意把名字写得大而又大，" 让乔治三世不戴眼镜也能看清楚" . 《独立宣言》首先在费城宣读。宣读之后，全城一片欢腾，教堂钟声齐鸣，士兵们列成长队，鸣枪致贺。在多佛宣读《独立宣言》的大会上，安全委员会主持了一个焚烧英王乔治三世画像的仪式，他们说，" 这样，我们甚至连那个不配统治自由人民的国王的影子也给销毁了。" 《独立宣言》是植根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说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重要政治文件，它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告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它比法国的《人权宣言》还要早13年，所以，马克思后来称它为" 第一个人权宣言".宣言不仅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而且对推动后来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特别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应看到，宣言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宣言草案谴责了奴隶制度，认为北美的奴隶制度侵犯了黑人的" 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但由于南方奴隶主代表的强烈反对，正式文本中删除了这一内容，不但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而且天赋人权也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
　　宣言《独立宣言》的通过和发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美国的诞生。原先的北美13个殖民地，这时成了美利坚合众国最早的13个" 州".而7 月4 日也就被确定为美国的国庆日。
　　(2)萨拉托加大捷
　　《独立宣言》发表后，美国的" 独立" 还只是纸面上的东西。要把它变为现实，还必须经过持久的艰苦的浴血斗争。
　　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1775年4 月19日的列克星敦战斗，结束于1781年10月19日约克镇战役，历时6 年零6 个月。战争的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战争爆发到1777年10月17日萨拉托加战役，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采取防御性战略，主要战场在北部与中部。从萨拉托加战役到战争结束是战争的第二阶段，美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场主要在南方。这时，法国、西班牙、荷兰先后参加了对英作战。
　　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英国是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经济实力强大的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大国。它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陆军和海上无敌的强大舰队，不但装备精良，而且它派往北美殖民地的9 万名士兵，还可以利用加拿大、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的基地作军事补充。
　　刚刚独立的美国人口还不到300 万，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没有正规军，也无舰队，只有不到2 万名民兵。就是这些民兵，也还是缺吃少穿，装备很差，甚至几个士兵只有一条枪。他们不但要与外部敌人作战，而且还要同内部的效忠派分子进行斗争。因此，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美国明显地处于劣势。
　　1776年3 、4 月，英军自波士顿和纽约撤退赴加拿大境内哈利法克斯补充人员、给养，不久于6 月至9 月，在海军的密切配合下，以3 万人的优势兵力大举进攻纽约。华盛顿率领的1 万8 千人部队既没有重炮，也没有海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纽约，向新泽西退却。此时，美军险象环生，士气低落。1776年底和1777年初，华盛顿率部反攻，曾先后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打败英军，但并没能扭转战局。1777年9 月，英国依靠海军优势占领了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华盛顿再次退却，撤至距费城20英里外的福吉谷。美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尽量避免同英军主力过早地进行正面作战，采取了防御性的迂回战术。
　　英军远在异地作战，急于速战速决。为此，计划以三路大军展开进攻，以钳形攻势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各州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哈得逊河流域。由柏戈因(一译作柏高英）、圣莱杰率领的一、二路军从加拿大基地出发，由克林顿率领的第三路军自纽约启程，溯哈碍逊河北上。这个计划从战略上看来，有严重的缺点：第一，英军兵力分成三路，使美军有可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第二，军队从加拿大出发到目的地，路途遥远，必然会出现运输及供应上的困难，加之长途跋涉造成士兵的疲惫不堪，使得美军有可能以逸待劳，从容不迫地歼灭敌人。不仅如此，而且，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英军彼此配合不当。柏戈因没有等待另外两路同时行动，便于1777年6 月先行出发。由于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援，一路上遭到美军的节节抗击，供应出现严重困难。圣莱杰的队伍出发较晚，在莫霍克谷遭民兵袭击，被迫退回加拿大。克林顿的队伍最后出动。
　　这一路不但没有北上接应由加拿大出发的另两路，反而改变计划南下，对付华盛顿的主力。这样，柏戈因所率英军便呈孤军深入的态势，因而不断遭到袭击和堵截，最后被迫退入纽约北面的萨拉托加城，旋被2 万余名美军包围。柏戈因孤立无援、四面楚歌，只好于1777年10月17日率所部5000余名英军投降。这就是著名的萨拉托加大捷。萨拉托加大捷改变了整个战局，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此后，美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3)欧洲诸国的援助，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
　　萨拉托加大捷大大增强了北美人民抗英必胜的信念，也使国际形势向有利于美国方面发展。
　　为了孤立英国、争取外援，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早在1776年3 月，大陆会议即派西拉斯.狄安去法国活动。同年9 月，又派著名的学者富兰克林等人为特使去协助狄安。大陆会议要求他们设法争取法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及与美国订立商约。1776年12月，富兰克林抵达巴黎，利用一切机会向法国军政官员表示战胜英国的决心和可能，这在迫不及待地要报七年战争之仇的法国军官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法国政府为了调整欧洲的实力均势以有利于法国，为了进入被英国《贸易条例》关闭了的北美市场，从一开始就执行了两面的外交政策，即一方面在英国面前表示严守中立，另一方面又秘密以金钱和武器援助美国。不过，外交活动毕竟依靠的是实力。由于战争初期美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法国政府对大陆军能否战胜英国抱有怀疑态度，不愿贸然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与其缔结商约。
　　1777年的萨拉托加大捷终于扭转了法国的这种" 只差宣战" 的政策。因为法国担心，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策，英军的惨败将会促使英国作出大幅度的让步，到那时，法国仍然无法介入北美大陆这一庞大的贸易市场。事实上，法国政府的这一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萨拉托加大捷以后，英国政府曾考虑任命一个和谈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提出，只要北美能够承认英王的统治权，英国国会将不对殖民地征税和未经殖民地同意不向殖民地派驻军队以及撤销包括《贸易条例》在内的一些重要法令和大陆会议所反对的一切其他英国国会法令。这些让步已经大大超出了大陆会议在1774年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条件，这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美国而言，是很可能被接受的。于是，法国政府急忙赶在英国派该委员会赴北美之前，于1778年2 月6 日与美国缔结了法美同盟条约及通商友好条约，承认美国独立，承担了军事援助的义务。并且约定，一方不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不得与英国讲和。在这一系列条约中，" 美国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而除了保卫法国在西印度的领地以外，并没有许诺任何东西。" 1778年6 月17日，法国战舰与英国战舰在欧洲沿海发生战斗，于是，英法不宣而战。
　　西班牙、荷兰在过去争夺海上霸权及殖民地的斗争中，都败于英国之手，所以时刻寻找机会恢复被英国夺去的殖民地及海上贸易的地位。
　　萨拉托加大捷后，两国认为时机来临，便在法国的劝诱下，先后于1779年和1780年参战。法国参战后，英国便在海上任意搜索中立国的船只，这就引起了普鲁士的抗议。普鲁士怂恿俄国在1780年组成" 武装中立联盟" ，以抵制英国对于中立国船舶的侵犯。不久，丹麦、瑞典及奥地利也加入了" 武装中立联盟".于是，到1780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战争实际扩大成了国际性的战争。
　　北美独立战争还得到了国际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他们组成志愿军奔赴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在这些志士中间有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洛艾利侯爵及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还有波兰的普拉斯基伯爵和克修斯古等人。当时，拉法耶特年方19岁，他自己出钱购买一艘船，满载军事供应品，率十几名军官远渡重洋来到北美，在华盛顿的部队担任少将职务并拒绝领取薪金报酬。他在战场上沉着指挥、英勇作战、屡立战功。洛艾利侯爵放弃了贵族头衔，并且慷慨地变卖自己的财产，装备骑兵。波兰革命家普拉斯基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从巴黎来北美参战，不幸在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小贵族出身的波兰革命家克修斯古，在萨拉多加战役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有一些欧洲的职业军官也在美军中服务。普鲁士军官斯徒本男爵曾帮助华盛顿训练大陆军，并在1779年为美军草拟了《纪律章程》，这些工作使从前无组织的大陆军开始走向正规化。国际友人的援助，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起了一定作用。英国人民，尤其是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集团的斗争，也有力地支援了北美独立战争。
　　从1777年10月至1780年底，战局处于相持阶段并逐渐朝着有利于北美的方向转化。在相持战局的环境里，双方互有胜负。虽然英军在战场上仍处于优势，但时间对美国有利。英国远征军补给困难，地形不熟，而且是孤军作战。美国方面则利用时机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在战争期间，许多州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效忠英王的保守分子(又称效忠派或托利党），没收封建大地产，其中一部分没收的地产予以出售，一部分则以土地券的形式分给参战士兵。此外，北部各州还废除了奴隶制度，并允许黑人参军。在战争期间，独立前的山禁政策名存实亡，大批农民到西部开发了土地。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压迫、争取独立的自觉性，他们为保卫胜利成果、最终战胜敌人，踊跃捐献财物，甚至还有不少人自费装备去参军。
　　国际援助也使战局愈来愈有利于美国。法国及西班牙之参战，迫使英国把大部分舰队从北美海岸调往地中海、非洲、印度及加勒比海，这不但削弱了英国对北美海岸的封锁，而且也使英国在北美沿海一带往来调动军队更加困难了。
　　1777年以后，英军已无力在北方战场发动新的攻势，只好放弃夺取哈得逊流域的战略计划，决定将主攻方向转到南方。因此，独立战争的第二阶段主要战场移至南方。
　　由于英军担心法国舰队封锁特拉华河，便撤出费城，集中兵力退守纽约。1778年，英军统帅克林顿在南方发动攻势。年底占领佐治亚重要沿海城市萨凡纳，在那里建立了亲英政权后，便北上南卡罗来纳，于1780年5 月攻陷其沿海重要城市查尔斯顿。克林顿以为南方胜局已定，遂率军返回纽约，派康沃利斯(一译康华利、康华理）固守查尔斯顿。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军副总司令格林将军亲自指挥南方战线。在他的领导下，南方民兵游击队十分活跃，配合大陆军灵活机智地与英军周旋，于1780年10月在金山地区重创英军，扭转了南方局势，使美军逐渐从劣势转向优势。
　　1781年4 月，大陆军开始战略反攻。格林率领大陆军南下转战南卡罗来纳，迫使英军退守海岸线，除康沃利斯所率英军仍十分猖獗外，其余英军在民兵游击队的打击下，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无力解脱。康沃利斯盲目自大，不愿固守查尔斯顿。他在北卡罗来纳补充给养后，于4 月25日冒进北上弗吉尼亚，追击拉法耶特率领的大陆军。在拉法耶特摆脱其追击后，康沃利斯于8 月移驻约克镇(一译约克敦）。华盛顿利用康沃利斯冒进的错误，与拉法耶特合兵自纽约南下，于9 月间在约克镇西北登陆。与此同时，法国舰队也在约克镇附近的海面上击败英国海军，彻底切断了英军海上供应线及康沃利斯海上逃跑的退路。经过两个月的围困聚歼，康沃利斯被迫于10月19日率所部7000名英军投降。此后，其他地区虽然还有些局部战事，但由于英军已经斗志涣散，士兵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思乡厌战，加上英军在装备、给养等方面也困难重重，再也无力发动新的攻势。因此，独立战争以康沃利斯率领的最后一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英军的投降而宣告结束。1782年，英国与美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1782年10月，英国与美国、法国、西班牙代表在巴黎举行谈判，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提出苛刻的要求：法国企图取得加拿大；西班牙在战争进行中，曾和英国秘密谈判，在和谈中竟索取美国西部广大领土和内河航权。美国遂于11月撇开法、西等国，单独与英国议和，签订《巴黎和约(草案）》，1783年9 月3 日，美英正式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北接加拿大五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领土从独立初期13州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 多万平方公里，版图增加近1倍半。英国与法、西也缔结了《凡尔赛条约》。
　　独立战争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是北美大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成果。它对欧洲和拉丁美洲有着极大的影响。美国从此作为一个基本上不存在封建因素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3.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治和1787年联邦宪法
　　(1)从《邦联条例》到费城制宪会议的召开
　　经过长达8 年之久的独立战争，美利坚合众国终于在北美大陆上诞生了。本来，这个新生的国家应该象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 美利坚合众国" 却竟然出现了日薄西山的危险，差点成了" 美利坚分裂国".早在1777年11月15日，大陆会议就通过了由约翰.迪金森起草的《邦联条例》(全称为《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独立战争结束后，《邦联条例》于1781年3 月1 日开始生效，成为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生效前的美国根本法。根据《邦联条例》，大陆会议宣告解散，邦联会议成为名义上的最高政权机构。美国成为邦联制的国家。
　　在讨论《邦联条例》的过程中，很多人从英国殖民当局压迫北美殖民地的历史中得出结论：一切政府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宣称：" 统治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位美国老人曾形象地说："13 个儿媳妇好不容易把英国这个婆婆赶走，不想再受婆婆管，不要有一个管她们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积极要求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把相当大的权力保留给各州。
　　《邦联条例》的全文共13条，主要内容及特点是：
　　第一，中央最高机构是一院制的邦联议会。由每州派代表2-7 人组成。但在表决时，每州只能投1 票。中央不设置总统这样的国家元首，只是在邦联议会下设立一个诸州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每州派出1 名委员，在议会休会时管理一般性事务。不设置总统这一点，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于英国国王的仇恨和厌恶心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任何国家元首都和英国国王一样是压迫人民的象征。
　　第二，中央权力极小。邦联议会有对外宣战、媾和、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订立条约、管理中央和各州货币的发行、解决各州争议、规定印第安人事务和设立邮政等权利，但无权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它只有在各州的同意下，才能与外国订立有关贸易的条约。它完全依靠各州维持国家秩序，无权干涉各州的内部事务，即使某一州发生内战，它也只能作壁上观。
　　第三，各州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邦联条例》给各州保留征税、征兵及发行纸币的权力。各州也有权规定出入口税。国家有事时，中央政府只能请求各州提供军队。邦联因共同防卫或公共福利所需的军费及其他费用，在邦联会议形成决议后由各州议会征收缴付，各州可以拒绝提供款项。
　　第四，在司法权力方面，邦联会议有国际司法方面的权力，如设立海事法庭；但国内法所管辖的土地、房屋产权及其他民、刑案件的审判权则无明文规定，其实是默认中央无权干涉，悉听各州法院自行处理。
　　第五，邦联会议立法程序繁杂，重要法案须获13州中的9 个州同意，方能通过。各州不论大小，均在邦联会议享有平等表决权。《邦联条例》任何条款的修改，须获13州全部通过，方为有效。
　　由《邦联条例》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无总统、无内阁、无立法机关，只设有一个邦联议会。就是这样一个邦联议会，也由于其薄弱，实际上只是一个协商机构。而各州都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宪法以及独立自主的权力。《邦联条例》所宣布的" 美利坚合众国" 只是13个州的松散的州际联盟。正如美国的政治家、" 宪法之父" 詹姆斯.麦迪逊所说，1781年《邦联条例》" 实际上只不过是各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个友好通商和同盟的条约而已。" 邦联政府成立后，在不到6 年内，其弱点已暴露无遗了，新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濒于混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外交方面也处于劣势。
　　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和各州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经发行了大量纸币。但战后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到1781年底，纸币几乎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理发店用它来裱糊墙壁，水手们用它来制成纸衣，穿在身上游街过市。甚至有人在狗身上粘满纸币，以示抗议。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北美制造业的生产受到极大干扰，民族工业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每年入超惊人，经济上仍然依附于英国及西欧各国。形成这种局面的外因，是由于英国的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制成品充塞美国市场。在内因方面，是由于邦联政府在经济和外贸上无法进行统一的领导，各州政府在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方面各自为政。各州自己制订了关税税率，州际之间发生激烈的商业竞争，甚至建立关税壁垒，互相磨擦。各州对外国同类进口货物的征税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定，有的可以不征收关税，有的则要征收100 ％的税。于是，英国和西欧等国的商人，将商品从那些不征收关税的自由港涌入，流转到美国其他各州的市场，获取厚利。邦联政府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曾派外交代表前往英国进行交涉，建议举行谈判缔结新约。代表们得到的是一个讽刺性的回答：既然邦联无力执行现有的条约，英王陛下的政府就只能同13州个别地进行谈判。代表们在那里住上3 、4 年，竟然一无所获。美国宣布独立后8 年，英国甚至不派遣驻美大使。
　　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归根到底是由于邦联政府政治上的软弱无力。美国民族工商业者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统一货币和关税制度；在对外关系方面，能进行强硬的谈判。
　　南部种植园也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障农产品的出售价格。
　　美国独立之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大陆会议曾于1777年底作出决定，给参加独立战争的士兵们分配土地，并发给土地券。士兵们原指望凭大陆会议颁发的土地券，能在复员回乡时领取一份土地。但当他们解甲归田时，却看到家中贫困不堪、债台高筑，只好以9-15％的低价将大部分土地券出卖给土地投机商和资产阶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政府还纷纷颁布债务法令，逼迫借债人按当年硬币数额折价偿还债务，对逾期不偿还者给予法律制裁。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块土地。
　　失去土地的农民原想到西部去垦荒，但战后的邦联政府仍然继续实行山禁政策。政府连续颁布了3 个法令，规定西部土地归邦联政府所有，由政府负责出售。由于出售的最小单位为1 平方英里(即640 英亩），而每英亩定价2 美元，且必须在1 个月内付清，因此这对于下层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件望尘莫及的事情，从而完全剥夺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购买土地的机会。于是，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复员退伍的士兵回乡之后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象俄亥俄公司垄断200 万英亩土地这样的靠土地投机的暴发户。
　　严酷的生活现实，终于迫使下层劳动人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独立战争后不久，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和暴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786年由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
　　丹尼尔.谢司出身于贫苦家庭，独立战争期间因战功晋升为上尉。
　　战争结束后，谢司回到家乡，也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甚至不得不把拉法耶特赠送给他的宝剑卖掉，以换取糊口之资。1786年夏，谢司在康科德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者主要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谢司提出" 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 的口号，受到四方贫苦人民的拥护，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5 万人。起义者到处攻打法院，烧毁债务诉讼档案，打开监狱释放出那些因债务而被监禁的贫民。1787年1 月，谢司率2000名起义军围攻斯普林菲尔德军火库，准备用以武装自己，进而攻打波士顿。由于起义者缺乏斗争经验，相信了政府要求谈判的骗局，给敌人以调兵遣将的喘息机会，结果被政府军残酷镇压下去，150 多名起义战士被俘，谢司和他的13名战友被判死刑。后来，在各地人民纷纷抗议下，政府怕由此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不得不把死刑改为监禁。谢司被俘后，分散的起义队伍又继续坚持了数月，最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谢司起义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他们深感根据《邦联条例》建立起来的邦联国家太软弱了，不足以镇压人民起义，不足以保护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利益。华盛顿说，邦联政府像沙子搓成的绳子，不适用了，应用坚固的锁链来代替。总之，资产阶级为打破关税壁垒，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在国际贸易中有强大国家作后盾，为镇压人民的起义，为消灭印第安人、夺取他们的土地，都需要加强国家机器。
　　1787年2 月，邦联议会向各州发出号召，在费城召开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会议于1787年5 月25日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12个州(罗德艾兰州未参加）的55名代表，其中有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威尔逊、莫里斯、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等著名政治家。他们选举华盛顿担任会议主席，并组织程序委员会。代表们置《邦联条例》于不顾，而集中精力讨论制定一部" 旨在传诸永世，而能适应人类事务的种种危难的宪法".会议是在戒备森严、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未留下任何记录。后人是根据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麦迪逊三人所写的《联邦党人文集》以及麦迪逊的日记，对于制宪会议的内幕有一些了解的。
　　在会议上，北部工商业者同南方种植园主经济利益各不相同，大州和小州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北部工商业者和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矛盾的症结在于：北部工商业者认为，南方种植园主既然视黑人为财产，就应代黑人缴纳财产税，并且不能借黑人人口而多获得国会的代表名额；南方种植园主则主张，在选举国会代表时，黑人仍应被计算入人口额，而平时却可以当作财产。大、小州间的矛盾在于：大州主张，各州国会议员按人口比例选出，而小州主张，大、小州在国会中有平等的代表权。在整个会议进程中，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争论十分激烈。
　　最初，伦道夫提出了一个" 弗吉尼亚方案" ，或称" 大州方案".它规定设置一个全国行政首脑，一个全国司法官和一个被授权对单独的各州所无力处理的一切问题制订法律的两院制的全国立法机构，参、众两院的议员均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会议用两周的时间讨论了弗吉尼亚方案。随后，威廉.佩特森提出了一个相对立的计划，即" 新泽西方案" ，或称" 小州方案".这个方案的中心要点是，建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各州在其中有同等的代表名额，它所制订的法令应由各州用武力强制执行。大州与小州的分歧，一再使会议的工作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最后，会议指定了一个大委员会，每个州在其中各有委员1 名，负责处理棘手的代表权问题，这样才打破了僵局。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通常称为"康涅狄格妥协案" ，或称" 大妥协案".根据该方案的规定，各州不分大小，在参议院均有平等的表决权，但在众议院中的代表权则应按照联邦比例进行分配，即按全部自由人口加3 ／5 奴隶人口数来计算分配。妥协案同时还规定，一切征税法案应由经普选产生的众议院提出。
　　后来，围绕这一方案又进行了多次的妥协，终于形成了一个宪法草案。
　　这一草案经过古维诺尔.莫里斯的文字润色，最后于1787年9 月17日由到会代表签字通过。
　　当华盛顿从座椅上站起来时，年高德劭的富兰克林指着华盛顿座椅上雕刻的贴金的半轮太阳，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在这次会议进程中，在我对会议的结局怀着希望和忧虑交织的心情中，我曾一再凝望着它……却无法说出它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降落；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幸得知，它是一轮旭日而不是落日。" 1788年6 月，宪法经9 个州批准生效。1789年3 月4 日，美国第一届国会在纽约开幕。4 月，根据联邦宪法，成立了美国联邦政府。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年4 月30日在纽约就职。
　　(2)1787年宪法及美国政府的构成
　　1787年宪法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成文宪法。
　　1787年宪法有前言和7 条正文。前言说明制定宪法的目的。正文第1 条规定了联邦国会两院议员的产生，国会的职权以及国会和州的权力的限制等问题。第2 条规定了政府机构的产生、职权。第3 条规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职权。第4条规定州与州之间关系，州与联邦的关系。第5 条规定了宪法修正的程序及要求。第6 条规定宪法为全国最高法律，确立了联邦宪法法律同州宪法、州法律间的关系。第7 条规定宪法本身的批准程序，规定在得到9 个州的制宪会议批准后立即生效。
　　1787年宪法的颁布，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宪法使美国成为真正的统一国家，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共和政体，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部宪法是一部进步的历史文献。作为第一部成文的资产阶级宪法以及它所确立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对近代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根据1787年宪法，美国是以一个按立法、行政、司法" 三权分立" 的原则，由各州联合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为各州的中央政府，但各州在行政方面还保持很大的独立性。联邦政府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国会。联邦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即参议院和众议院，它是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的议员由各州的州议会分别选出，每州2 人，任期6 年，每两年更换其中的1 ／3.众议院的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别由各州选民选出，任期2 年，每两年重新改选。国会拥有税收、贷款、发行货币、规定度量衡、邮政、宣战、征兵等权力。
　　国会的决议须经总统批准方可生效。如决议被总统否决，则国会须再次以2／3 多数通过，方可直接生效。下院通过的法律，必须经过上院批准后才能生效。因此，上院对下院有钳制作用。
　　(二）总统。联邦的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既是国家的元首，又是一切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由各州选民用间接选举法选出，任期为4 年。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经参议院同意，有权缔结条约，经国会同意，有权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高级官员。总统应向国会提出国情报告，但总统及其任命的政府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不能用投不信任票迫使总统辞职。总统还具有赦免权。总统虽然没有立法权，但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具有法律效力。在紧急时期，总统可以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
　　(三）最高法院。联邦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终身任职。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和一切法律的权力。
　　(四）关于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权力的划分。凡宪法未明文划归中央政府的权限，仍保留给各州政府。如关于工厂和劳工的立法，颁发公司执照，对宗教团体的监督，以及有关人民的卫生、安全和福利的措施，都在各州政府的权限之内。这样，一方面集中一切力量于中央，以应付与全国共同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又因地制宜，以满足各州和地区的特别需要。与此相适应，在法律制度上一方面确立了联邦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保留了州法律体系。
　　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表面上是互相制约的，但实际上是互为补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机构。
　　(3)《人权法案》
　　1787年宪法充分反映了大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利益，它只字不提《独立宣言》所宣布的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权利，只字未提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在各州制订的法律中，都不同程度的对下层劳动人民以及黑人、印第安人的选举权进行了限制，遭到广大劳动人民以及黑人和印第安人群众的强烈反对。
　　宪法制定后，在美国国内围绕宪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约翰.杰伊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拥护宪法，被称为" 联邦派".以杰佛逊和帕特里克.亨利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法不满，坚持把" 基本人权" 列为宪法的重要内容，被称为" 反联邦派".实际上，民主派反对的是宪法的反民主性质，而并不反对联邦制，给他们冠以" 反联邦派" 是名不符实的。
　　美国1787年宪法素以刚性宪法著称，但它并非永远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予以修正和完善。根据宪法规定，宪法可以通过修正案的方式予以补充。这样，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压力下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国会于1789年通过了宪法10条修正案，后来通称为《人权法案》，于1791年12月经9 个州批准开始生效。
　　《人权法案》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信仰、集会和请愿自由，还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力，《人权法案》还规定，军队不得住民房等等。《人权法案》所有条款中所涉及的　　自由和权利，都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在内。
　　《人权法案》的制订，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这在当时欧洲封建专制制度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经过补　　充修正的宪法，允许美国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权利，是有进步意义的。
　　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欧洲规模的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首次在欧洲大陆大国内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1.革命的背景
　　(1)革命前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革命前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　　1789年时，全国人口约有2500万人，其中有2300万人居住在农村，农业经济占国民收入的3 ／4.但是，18世纪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大量出现，部分工业部门已经初步采用机器，法国人自己也发明了机器。
　　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法国的商业贸易飞速发展起来。对外贸易总值在1716年为2.1 亿锂，到1788年增至11.5亿锂。法国已拥有当时欧洲货币的一半，首都巴黎也已经是一个拥有55万人口的大都市。
　　然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却受到旧的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严重阻碍。
　　首先，封建的行会制度对手工业作坊使用的工匠及学徒的数量、生产技术及生产规模等都有规定和限制。这就妨碍了手工业作坊向手工工场的过渡。而专制政府又竭力维持这一制度，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行会制度榨取手工业者。其次，路易十四时代颁布的工业法规仍然有效。根据这些法规，监察官可以以产品不合格为名把产品没收、销毁或罚款。这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工业技术的改进和工业进步。再次，法国国内各地还有许多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关卡。这些关卡既有政府设立的，也有封建领主和教会设立的。货物每经过一个关卡，便须纳税一次。关卡既多，又加上道路失修，因此，商品的流通困难万分。最后，法国地方的行政区划混乱。本来，法国很早就划分许多省，后来全国又分成司法区、军区和总督管区，这些划分与省的划分互相重叠。另外，各省之间的法律及司法系统、度量衡也不统一。这些都不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言，最严重的障碍是法国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经常处于赤贫状态，这便严重地限制了农民对商品的购买力，致使法国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异常狭小。因此，土地问题是限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关键。
　　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产生尖锐矛盾的同时，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当时，法国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
　　革命前的法国仍保持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人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了第三等级。
　　第一等级的僧侣，指的是作为法国国教的天主教僧侣。天主教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它竭力向人民宣传宗教迷信思想，宣传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鼓吹人们守天知命，不要对君主的残暴统治做丝毫反抗。对一切反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 异端" ，则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大力推行蒙昧主义。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解放人的思想，首先必须铲除天主教会。此外，天主教会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当时，天主教僧侣占全国人口的0.5 ％，而教会土地却占全国土地的10％。僧侣和其他的封建贵族一样，剥削雇农，榨取封建地租。在天主教僧侣中，高级教士大多出身于贵族，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过着与贵族一样的奢华生活。但低级僧侣则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心怀不满，在思想上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分为两个集团，一是" 佩剑贵族" ，一是" 穿袍贵族".所谓" 佩剑贵族" 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中的大贵族大多远离自己的领地，住在凡尔赛，靠领取年金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他们靠特权垄断着军队和政府中的要职。" 佩剑贵族" 中的中小贵族，则长年居住在乡间，尽管不能享受大贵族那样的奢侈生活，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他们成为农村中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代表。
　　" 穿袍贵族" 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不是世袭贵族，他们的贵族头衔是靠钱买来的。" 穿袍贵族" 主要任各级法院中的法官，并可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收受贿赂，榨取民财，同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由于其贵族头衔是花钱买来的，受到" 佩剑贵族" 的歧视，甚至不能随便出入宫廷。因此，他们也对" 佩剑贵族" 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份较为复杂。其中资产阶级又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包税商、军火商、专卖商、银行家等。这些人与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意推翻封建专制政府。但是，由于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财产也得不到封建政府的切实保障，经济活动经常受到贵族或国王的干扰。而且，大贵族在专制君主的保护下享有种种特权，坐吃山空，无所事事，耗费国家大量金钱，而国家却把财政负担转嫁到第三等级身上。这一切都是他们所不满的。因此，他们虽然反对革命，但却要求改良，希望在不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改革限制国王的权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消除旧制度中的某些弊端。
　　中产阶级主要是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等。他们深受封建专制政府的欺压和勒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消灭封建制度，甚至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建立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居民。他们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等。这些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又痛恨封建专制制度的无穷盘剥。同时，他们还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会使无产者摆脱旧日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不过，他们更仇视的还是僧侣贵族及专制政府。
　　第三等级中最受压迫的劳动者或半劳动者是城市贫民，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负担沉重。一般工场手工业工人工作日长达16至18小时。帮工的生活更是困苦，他们还要受行东的剥削。这些城市贫民在当时被称为" 无套裤汉" .他们迫切要求推翻现存制度。因此，他们在革命前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中，与农民一起成为革命的主力。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还必须向国王交纳土地税、人头税、所得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很难维持温饱。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了历史上的" 封建反动" 时期。国王又恢复了农民修筑道路和建造营房的徭役。
　　地主则竭力提高封建地租，同时还强占农村公社的公有地，使广大农民更加贫穷困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法国2300万农民中，竟有150 万人沦为乞丐。因此，在第三等级中，农民阶级最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最富有革命精神。
　　总之，到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在第三等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与以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得到解决。
　　(2)封建专制制度危机
　　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王位之初，法国专制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在政治的腐败上。中央各部大臣之间彼此独立，分别向国王负责。各部的权限更不明确，往往同一事件，两个部门同时出面干预，以致各部之间为了争权而互相倾轧。各级官吏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奉公守法，忠于职责，而是如何取得君主或上级的信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地方行政机构和司法制度也十分混乱，中央政府甚至不知道全国法院的数目，而对于各个法院所辖区域的大小更是无从得知。
　　法院的名目繁多，有王家法院、宗教法院、封建法院，此外还有其他的特种法院等等。因为法院的名目很多，人们遇有诉讼案件，往往不知道应该归什么法院去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事情比比皆是。
　　更为严重的是，在路易十六即位后法国的财政已濒于破产的边缘。
　　这主要是由于专制政府的庞大支出造成的。国王及王后奢侈无度的生活，耗费了国库的巨额金钱。国王对大贵族的赏赐，也在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另外，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也要从国库中支付出巨额款项。为了打击商业和殖民劲敌英国，法国加入到了援助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行列，这一行动所花的战费也高达20亿锂。
　　为了维持庞大的支出，法国专制政府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直接税有军役税、人头税、廿一税，间接税有盐税、酒税及内地关税等等。即便如此，法国的财政状况仍然入不敷出，财政危机没有得到丝毫扭转。
　　由于第一、二等级享有免税权，所有税收都落到了第三等级，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身上。因此，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强，农民暴动此伏彼起。1775年，巴黎附近的若干地方出现群众暴动；巴黎市内出现饥民抢劫粮仓、面包店的事件。此后在1782年至1783年间，法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暴动。1786年，里昂发生暴动，手工工场工人与军队发生冲突，虽被军队镇压下去，但一直到革命爆发前夕，里昂几乎常常成为暴动的中心。
　　为了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路易十六在1774年至1787年间先后进行了几次改革。
　　路易十六在1774年即位以后，任命杜尔哥为财政总监。杜尔哥相信重农学派的学说。他就职后不久，拟定了一套改革的计划，主张谷物自由买卖，废除行会首脑和师傅，简化税收，归并各种赋税为单一的土地税，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各省之间的壁垒，同时，这一计划还规定，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也必须与第三等级一样，以同样的税率向国家纳税。这一改革计划触及到特权阶级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杜尔哥在1776年5 月被迫辞职。
　　继杜尔哥之后任财政总监的是克吕尼。6 个月之后，克吕尼被内克所代替。
　　内克取消了杜尔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采取发行公债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发行公债，需要有信用，需要向公债认购者公布政府收支情况。
　　于是，在1781年，内克公布了一份政府财政报告，其中虽然没有完全暴露政府收支的真实情况，但报告中却包括有国王每月赐予贵族的年金、赏赐等项目，同时还透露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国库的内幕和浪费的真相，至此才被世人所了解。内克也因此遭到宫廷的反对，1781年5 月，内克被迫辞职。
　　1783年，卡伦(一译作卡洛纳）出任财政总监。卡伦实行大举借债的作法以弥补财政亏空。但是，在人们对政府的偿还信誉发生怀疑的时候，借债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卡伦发现，只有向特权阶级征税，才能挽救目前的财政危机。于是，他在1786年8 月向路易十六提出了一项涉及税收、经济和行政三方面的改革计划。卡伦提出，在税收上，对所有土地征收" 领地特别税" ，所有土地所有者都不能豁免，这就意味着僧侣和贵族两个等级也必须纳税；在经济上，实现谷物贸易自由、取消国内关卡、统一国内市场、取消某些束缚生产者的捐税等；在行政管理上，加强王权，把国王的臣民与王国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这一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为了取得特权阶级的支持，卡伦于1787年2 月22日在凡尔赛宫召开了显贵会议。这一会议由144 人组成，包括亲王、主教、高级僧侣、各高等法院法官、监察官和各大城市市长，第三等级只有五、六人参加。
　　在历史上，显贵会议对国王的意旨言听计从，而这次会议却一反常态，出现了后来被称为" 贵族的反叛" 的局面。当国王提出要特权等级纳税时，他们不但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而且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提出召开三级会议，是由显贵会议中两部分人促成的，一部分是保守派，他们希望特权等级利用三级会议的旧式表决方法，来否决国王的征税方案；另一部分是改革派，他们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穿袍贵族和僧侣，他们认为可以借助三级会议达到政治上革新、限制王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目的。
　　路易十六及宫廷都害怕召开三级会议，5 月25日解散了显贵会议，同时，免去了卡伦财政总监的职务。显贵会议的失败，意味着贵族不再附首贴耳地顺从国王了，统治阶级上层出现了危机。
　　卡伦被免职后，路易十六任命布里昂为财政总监。为了应付紧迫的财政困难，布里昂要求僧侣及贵族负担土地税，还下令征收印花税。但当他把征收土地税及印花税的法令提交巴黎高等法院注册时，却遭到拒绝。与此同时，巴黎高等法院还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征税问题。三级会议是中世纪法国三个等级的代表会议，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召开了。显贵会议被解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宫廷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所以，布里昂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把法官们流放到特鲁瓦。这一做法激起了各省法院的抗议。法院的反抗本来是为了维护特权等级利益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看来，他们勇敢地反抗专制君主，也保卫了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提出请愿书，要求把法官们从流放地召回。政府被迫于1787年9 月召回了法官们，并答应取消土地税和印花税。
　　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为这一胜利所鼓舞，希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力，以限制国王的权力。1788年1 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政府取消" 逮捕密札".5 月3日，又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是基本法律的监护人，通过税收的权力属于三级会议，属于全体国民。这就激怒了政府，国王下令逮捕两名法官。5 月8 日，政府宣布实行司法改革，设立由亲王和高级官员组成的" 全能法院" ，同时规定，" 全能法院" 有注册敕令、法令的权力。这立刻引起了高等法院的反抗运动，与此同时，不满王权的大资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也被吸引到运动中来了。1788年6 月7 日，多斐内省的居民为抗议政府流放省高等法院的法官，与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站在屋顶上向军队投掷瓦片。" 虽然这个' 抛瓦日' 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但它在多斐内标志着真正革命性动乱的开始。" 为了缓和群众的斗争，8 月8 日，政府宣布取消" 全能法院".8 月24日，国王把布里昂免职，重新起用内克。
　　内克发现，要想解决财政问题，除了召集三级会议外，已经别无他法。因此，在取得国王的同意后，内克宣布在1789年5 月4 日召开三级会议。
　　召开三级会议意味着王权的屈服。但是，社会各阶层对三级会议的理解大相径庭。高等法院的贵族们之所以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是希望通过三级会议传统的表决方式来维护特权等级的利益，而第三等级则希望通过召开三级会议促成法国的改革，达到争取政治地位和改善经济、生活环境的目的。基于不同的目的，反抗王权时达成的联盟便在王权屈服后出现了裂痕。
　　1788年9 月25日，巴黎高等法院发布一个决定，三级会议仍然按照从前的方式表决，即三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相等，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这样，特权等级显然比第三等级占优势。因此，决定公布后，资产阶级立刻起来表示反对。他们组成了" 爱国党" ，要求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加倍，并且要求以人为单位，而不是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在" 爱国党" 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势下，高等法院和国王被迫于1788年12月表示同意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表决以等级为单位抑或以人为单位的问题尚未解决。
　　1789年初，法国全国开始了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资产阶级开展了积极的竞选运动。他们印发了许多小册子和宣传品，修道院长西哀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一开头就提出：" 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是一切。直到现在它是怎样.什么都不是。它要求什么.想有所作为。" 西哀耶斯猛烈抨击特权等级，认为特权等级是废物，没有特权等级，法国可以过得更好些。此外，自由贵族米拉波伯爵的《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比尔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杜雷的《告善良的诺曼底人》等也有很大影响。资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取消等级，废除旧工商业法规，保护私有财产，制定宪法，争取统治权等等。这些要求反映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已拥有较强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思想武器，表现出充当法国革命领导者的实力。
　　按照古老的选举程序，三级会议召开前须征询人民的意见，由选民写成陈情书交给代表。因此，在1789年春选举代表的日子里，各地人民群情激愤，提出了大批陈情书，表示了反对封建压迫，要求进行改革的愿望。城市平民要求取消商品入市税，农民则要求废除领主的封建权利，包括狩猎、养犬、鸽舍等等滋扰群众的特权。
　　全国以司法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根据规定，第一、二等级的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即通过僧侣选举大会及贵族选举大会的直接提名，选出代表参加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则采用两级或三级选举，只有年满25岁、在国家纳税册上列名的男子才有选举权。
　　选举的结果，在僧侣等级的代表中，乡村牧师占2 ／3 左右，其中有些人已经部分地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贵族代表中，最顽固的乡村贵族占多数，有1 ／3 是接受自由主义的贵族，其中最著名的是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侯爵。第三等级代表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人物，其中近半数是律师，此外有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学者。在第三等级代表中也有背叛特权等级　　的人物，如米拉波伯爵。第三等级代表中几乎没有一个劳动者。
　　(3)从三级会议的召开到巴士底狱的陷落
　　1789年5 月5 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139人，其中第一等级291 人，第二等级270 人，第三等级578 人。
　　路易十六在简短的开幕词中，不仅要求第三等级拿出更多的钱，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而且明确提出，不许进行任何改革。掌玺大臣宣布，各个等级只能按传统的方式分别开会，每个等级只能有1 票表决权。
　　按照这样的方式，第三等级在选举期间争取到的代表名额加倍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按等级进行表决无异于第三等级的毁灭，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相信，如果按照人头进行表决，下层僧侣和自由派贵族会加入到自己一方，使自己拥有绝对多数。因此，第三等级强烈要求3 个等级必须在一起开会，投票时以人数计票。为此，会议陷入僵局达1 个月之久。
　　三级会议的召开，引起了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关注。各阶层都希望三级会议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各地都派联络员传递消息。巴黎市民纷纷来到凡尔赛，聚集在会场周围，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许多革命者还发表演说，表示对第三等级代表的热烈支持。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声援下，第三等级代表决定采取行动。6 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单独举行会议并通过决议，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体国民的" 国民议会".随后，国民议会马上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资格，宣布征税为不合法、国家必须保证偿付国债、任何人无权否决国民议会的决议。
　　6 月20日，国民议会准备集会。国王下令封闭会场，并派卫兵把守，禁止国民议会集会。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在议长巴伊的率领下激愤地宣誓：" 不制定和通过宪法，决不解散！" 这次著名的会议，史称" 网球场宣誓". 6月23日，路易十六召集了有3 个等级代表参加的御前会议。国王宣布国民议会为非法，其一切决议均无效，并重申3 个等级代表必须分别开会。当大司仪官要第三等级遵守国王命令时，巴伊回答说：" 我们是代表国民的，国民是不能命令的。" 米拉波也高喊：" 你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遵照国民的意志到这里来的，除了用刺刀，我们决不退出。" 国民议会又通过决议，坚持它所通过的一切决议。为了防止国王利用" 逮捕密札" 逮捕国民议会的代表，在米拉波的提议下，国民议会还通过了关于国民议会代表人身不可侵犯的决议。
　　御前会议不但没有解散国民议会，反而使它的力量更加巩固、壮大。
　　此后，第一、二等级的代表也纷纷参加了国民议会。严重分化的特权等级代表已无法继续开会。路易十六被迫让步，于27日承认了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并下令所有代表都加入国民议会。至此，从1302年开始的三级会议的历史终结了。
　　7 月9 日，国民议会宣布改名为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为了制定出一部适合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宪法，决定首先明确宪法应依据的基本原则。
　　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决不肯轻易让出政权。路易十六虽然在召开三级会议等问题上一再让步，但却在策划进行武力镇压。由于当时巴黎驻军大都同情第三等级代表，路易十六便暗中调动外省军队，准备用武力解散制宪议会和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7 月11日，唯一具有改革倾向的大臣内克再次被免职。
　　消息传出，巴黎人民愤怒了。青年德穆兰在街头对群众振臂高呼：" 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疑了，内克被免职就是警钟，……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 人群用欢呼声来支持他，随即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7 月13日清晨，全市教堂警钟长鸣，手工业者、工人、小商人、妇女和老人都涌上街头，他们手持短刀、手枪、斧头、石块进攻王家雇佣兵。军队在群众的进攻下，步步后退，一部分士兵转到起义者方面来。群众攻入荣誉军人院，占领了军火库，从那里夺取了2.8 万支步枪和几门大炮。同时，人们又赶造了5 万多支长矛。
　　巴黎第三等级的选举人们来到市政厅，建立起常设委员会，接管了政权。
　　常设委员会在几小时内制定并通过了建立国民自卫军的法令，号召公民参军。到13日夜里，巴黎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处于起义群众的控制之下。
　　7 月14日，起义群众包围了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　　狱。巴士底狱座落在圣安东工人区的出口，里边关有大批政治犯，监狱塔楼上架设的大炮对准了市区。开始，巴黎常设委员会不想采取武力进攻，派代表与监狱司令官德洛内谈判，要求他将监狱内的武器交给人民，但谈判没有成功。城堡上的士兵甚至向群众开枪。愤怒的人们便开始向巴士底狱展开了猛攻，经过4 个小时的激战，巴士底狱被攻破。当晚，巴黎人民张灯结彩，在广场上、林荫道上，欢天喜地庆祝胜利。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为了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法国人民把7 月14日作为法国的国庆日。
　　巴黎的资产阶级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夺取了首都的行政权力。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改名为巴黎市府，资产阶级的代表巴伊当选为市长，自由派贵族拉法耶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司令。路易十六被迫宣布从巴黎郊区撤出军队，召回内克，并于7 月17日来到了巴黎，从巴伊手中接过象征" 君主与人民之间庄严、永恒的联盟" 的红白蓝三色徽章，表示批准人民选出的新政府。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出后，各省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在整个7 月下旬，各省的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他们烧毁贵族的庄园和一切地契及封建文书，夺取土地和森林。在各个城市里，市民们也纷纷效仿巴黎革命，捣毁一切旧政权的市政机构，成立自己的政权和国民自卫军。这一事件，史称" 市政革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市政革命使法国的封建统治陷入了瓦解的状态。
　　2.君主立宪派执政——革命第一阶段
　　(1)大资产阶级执政和八月法令
　　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后，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都成立了新的市政厅和地方自治机构。他们建立了地方国民自卫军，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新建立的统治。至此，大资产阶级在法国执掌了政权，他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家、包买商、包税人、大工场主以及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各省农民反封建浪潮的高涨，迫使制宪议会不得不停止宪法的讨论，立即处理农民问题。8 月4 日夜，制宪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提出，应该通过赎买的方式废除封建权利并无偿取消人身劳役，维里欧伯爵、夏尔特主教等原特权等级的代表都纷纷表示应当废除各种恶政和特权。会场上的情绪十分激昂，会议持续了一夜，成为历史上著名的" 八月四日之夜".根据这一夜提出的各种动议，制宪议会陆续通过了相关的正式法令，历史上通称其为" 八月法令".八月法令的第一句话就是：" 国民议会现将封建制度全部加以废除。"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的有：残存的农奴制、农民的人身劳役、领主的狩猎权、鸽舍权、司法特权、免税权、教会的什一税、买卖官职的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种区域的特权，等等。八月法令还规定，一切公民，不论出身如何，都可以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关于土地的贡赋，即农民每年缴纳的地租以及部分地区加收的实物地租，法令规定也要废除，但要由农民通过赎买的方式解决。
　　大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以法令的形式承认了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是应值得肯定的。另外，八月法令中规定需要通过赎买的形式来解决地租问题，在当时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缓和的方式，也是稳妥的。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应立即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问题时说：" 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既然无产阶级都可以通过赎买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就更不能苛求200多年前法国的大资产阶级了。
　　(2)《人权宣言》与十月五日事件
　　1789年8 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共有17条。它宣称：" 人在权利上是生来永远自由和平等的".宣言宣布了法律必须是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确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因此，《宣言》宣布取消等级的差别与封建特权，确认公民平等，确定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并确定所有的公民都有参与批准租税的权利。《宣言》的最后一条还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切人纳税平等。
　　《人权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受18世纪启蒙学派及美国《独立宣言》思想的影响，它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人权宣言》确定了以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私有制，防止贵族阶级以特权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是君主立宪派执政后的施政纲领，那就是要消灭封建制度，创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势力对此是不能容忍的。
　　早在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一批贵族深感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大势已去，纷纷逃亡国外，企图依靠外国的干涉扑灭国内革命，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出走荷兰，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逃至瑞士。而留在国内的国王路易十六则拒绝批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更严重的是，国王还下令调集军队到凡尔赛，企图以武力镇压革命。
　　10月1 日和3 日，凡尔赛宫接连两次为受命而来的弗兰德旅团举行宴会。军官们在宴会上甚至将象征革命的三色帽徽丢在地上任意践踏，以表示对革命的示威。10月4 日，巴黎群众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怒，10月5 日，巴黎人民向凡尔赛进军。这一天，有大批妇女参加的群众队伍手持武器来到凡尔赛，包围了王宫。第二天，群众不顾卫队的阻拦，冲进了王宫，迫使国王批准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而且，国王根据群众的要求，携带家属回到了人民控制的巴黎。
　　十月五日事件，说明巴黎人民又一次挽救了制宪议会，挽救了革命。
　　此后不久，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大大加强了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
　　(3)制宪议会改造法国的措施
　　制宪议会迁到巴黎后，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行政管理方面，制宪议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造。
　　在中央一级，确定立法机关为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
　　国王对议会的决议拥有搁置的否决权，时间以两届议会为期。1790年春，制宪议会又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规定法官由选举产生。这样，一个君主立宪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形式已经初具规模。在地方一级，制宪议会于1789年通过了划分新行政区的决议，废除从前的省和各种混乱的区域划分，将全国统一划分为人口与面积大致相当的83个郡，各郡设参议会和政务厅。郡以下为市、县，也设参议会和行政机关。地方官员要由选举产生。巴黎被划分为48个区，各区都有自己的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
　　统一全国区划是保证国家统一，进一步消除封建割据势力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第二，是针对宗教方面的法令。为解决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制宪议会于1789年11月决定将教会财产全部收归国有，其中包括占全国耕地1 ／10的土地。教会财产变为国有财产后，议会决定以这些财产为保证，下令发行指券，即信用券，人们可以持指券换得土地，国家则以此偿还债务。价值30亿锂的教会财产使法国的财政危机大为缓和。1790年，制宪议会又两次下令，教士可以还俗；所有神甫必须在讲坛上宣读和解释议会的法令；废除旧日的教区，一律按新的行政区划分教区；按郡设立主教，主教与神甫由选举产生。这样，法国的教会不再依赖于罗马教皇，而直属于资产阶级国家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进步的措施。
　　另外，制宪议会还在1790年11月颁布了教士宣誓法令，要求全体教士宣誓忠于宪法。这个法令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虽然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出于敌视革命的心理，但法令也确实伤害了许多人的宗教感情，大批教士拒绝宣誓，从而在教士中间形成了宣誓的宪政派和拒绝宣誓的反抗派两部分。
　　第三，针对原贵族势力的法令。1790年6 月19日的法令宣布永远废除世袭的贵族阶级，任何人不再保留贵族头衔，今后也不再授予任何人这样的头衔。任何一个法国公民只能用其家族的真实姓氏。1791年10月，议会限逃亡国外的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在两个月内回国，否则取消其继任摄政王的资格。11月，又限令一切逃亡者在1792年元旦前回国，逾期不归者以反革命嫌疑犯论处，没收财产。1792年2 月，议会正式颁布了没收逃亡者财产的法令。
　　第四，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1790年10月，制宪议会下令废除内地税和入市税；1791年3 月，取消行会制度和各种工业法规。这些措施为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此外，为发展对外贸易，制宪议会还宣布废除各种贸易垄断权。
　　第五，制宪议会还颁布了一些压制群众运动的法令，其中最典型的是1789年10月21日的戒严法令和1791年6 月14日的夏普利埃法(一译作霞白列法，以该法令议案提出人的名字命名）。戒严法令是革命初期制宪议会为建立稳定秩序而制定的法令，宣布禁止任何人聚众闹事，如发生这种情形，在警告三次仍无效后，将以武力镇压。夏普利埃法规定，禁止同行业工人结社和组织罢工。这一法令一方面是为防止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行会复活，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的依据之一。
　　从以上五方面看，制宪议会在君主立宪派的领导下，为改造封建旧制度和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治国原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790年7 月14日革命一周年时，在巴黎举行了体现全国　团结的第一次结盟节。各地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和巴黎人民一起共约40万人，在马斯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路易十六也不得不到场宣誓，表示要忠于即将制定出来的宪法。40万群众一致高呼" 国民万岁！国王万岁！" 的口号。这表明，广大群众对革命是热烈拥护的，对即将诞生的政体也是认可的。
　　(4)革命俱乐部的活动及革命阵营内部裂痕的出现
　　革命初期，所有反对封建专制的人，不论属于哪个阶级或阶层，都投入了革命。从专制政体下解放出来的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许多革命俱乐部也活跃起来。
　　1789年夏，布列塔尼郡的资产阶级代表、律师夏普利埃，在凡尔赛创立了布列塔尼俱乐部。后随着制宪议会迁到巴黎，正式取名为" 宪法之友协会".因其会址设在雅各宾修道院，因而，人们通常称之为" 雅各宾俱乐部".迁到巴黎后，俱乐部成员已不仅限于议会代表，也吸收了一些市政人员和普通公民。君主立宪派的活动家们多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后来成为激进派的罗伯斯比尔等人也属于该俱乐部。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制宪议会预备会议的作用，同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增大，甚至连开会日期都需要在报纸上按时公布。当俱乐部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组织后，它的创始人们开始离开这一团体，另行组织了一个" 八九年俱乐部" ，其领导人有西哀耶斯、拉法耶特、夏普利埃等。此后，雅各宾俱乐部就由巴那夫、拉梅特等人来领导，这些人也属于君主立宪派。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俱乐部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它建立于1790年，正式的名称为" 人权和公民权之友协会" ，因在哥德利埃修道院集会而得名。这个俱乐部是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后来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心。
　　其主要活动家有马拉、丹东、德穆兰、埃贝尔等人。这个俱乐部的许多成员同时还属于雅各宾俱乐部。
　　在革命顺利发展的同时，封建反动势力在暗中不断伺机反扑。已经逃往国外的路易十六的二弟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5 月20日与奥地利皇帝进行了会谈，策划由欧洲各君主国出面干涉法国革命。在这个背景之下，路易十六于1791年6 月20日化妆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在逃至离国境不远的瓦伦时，被一位驿长识破，出逃失败。路易十六在国民自卫军和群众的控制下，又返回巴黎。
　　国王逃跑事件发生后，哥德利埃俱乐部立刻通过了由罗贝尔起草的致制宪议会的请愿书，要求废除王权，特别是世袭王权，建立共和国。
　　许多革命报纸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铁嘴报》写道：" 不要任何暴君、任何君主、任何保护人和任何摄政王" ；《人民演说报》则更明确地指出：" 不是共和，就是死亡。" 国王逃跑事件立即在巴黎掀起了一场要求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的运动。在旺多姆广场，人们提出要审判国王，宣布共和。群众将巴黎街道上的国王半身像捣毁或遮盖起来，还组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新营。
　　制宪议会于6 月21日晨采取了坚决的措施：立即下令封锁边境，授权全国的公职人员、国民自卫军和边防军，拘捕一切外逃者，采取必要手段制止王室人员的不法行为；采取措施防止武器、硬币、牲畜和粮食等外流；从即日起，议会的决议无需批准即可生效；以议会的名义要求军队宣誓，并对军事要塞、武器库和军营进行检查。这一切都表明，制宪议会在得知路易十六出逃后，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准备进入战争状态。
　　但是，当路易十六被带回巴黎后，面对许多外国宫廷敌视法国革命的态度和巴黎人民掀起的民主共和运动，制宪议会开始担心，一旦惩治路易十六，便可能招致外国的武装干涉，废除君主制可能会引起新的革命和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君主立宪派看来，维持现状，通过宪法，保住既得的革命成果是首要的任务。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君主立宪派控制的制宪议会开始转而为路易十六开脱，宣称国王是被人劫持走的，而不是主动出逃，以此摆脱其罪责，使之复位。这就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慨，巴黎群众不断举行游行示威。
　　1791年7 月17日，数千名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马斯校场集会，要求国王退位。当群众在要求国王退位和建立共和国的请愿书上签字时，制宪议会派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率军镇压示威群众，50多人被打死，数百人被逮捕。
　　马斯校场事件表明革命阵营内部意见分歧开始加剧，革命阵营开始出现裂痕并逐渐分化，这突出地表现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分化上。7 月16日，即马斯校场事件的前一天，君主立宪派分子便从俱乐部中退出，到斐扬修道院集会，另外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一般通称其为" 斐扬俱乐部" ，此后，君主立宪派也因此而被称为" 斐扬派".君主立宪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雅各宾俱乐部内部还存在着左、右两派，右派是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新闻记者兼律师布里索、律师韦尼奥、学者康多塞、军事家迪穆里埃、实业家罗兰及其夫人等。他们是法国吉伦特郡和西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多半来自吉伦特郡，故称吉伦特派。左派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斯比尔。他秉性刚直，痛恨贪污腐化，笃信共和主义，崇拜卢梭的学说。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威信最高，后来成为该俱乐部的领袖。马斯校场事件后，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俱乐部和以马拉、埃贝尔为首的哥德利埃俱乐部逐渐结合起来，成为革命民主派。
　　从当时的形势看，路易十六与革命为敌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与外国宫廷也早有勾结，由外国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是其既定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是法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动员群众的力量，才能打败封建势力的反扑，才能真正保住已经到手的革命成果。但是，作为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不愿意在革命的道路上再跨出一步，因而从革命的领导者变为革命的障碍物。
　　(5)1791年宪法
　　在镇压了群众的共和运动之后，制宪议会继续执行自己的纲领，加紧制定宪法的工作。8 月，宪法定稿开始交由制宪议会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宪法草案在9 月3 日被通过。这就是"1791 年宪法".实际上，宪法的主要内容从1789年起就已经用法令的形式陆续通过和颁布施行了。其内容包括：1789年8 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后来成为1791年宪法的前言；9 、10月通过的关于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关规定；12月通过的选举法；1790年夏对此前有关法令条文的修改和加工。因此，1791年宪法是制宪议会各类法令的总结和概括，体现了革命取得的各项成果，也是法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整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
　　立法权由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立法议会掌握；行政权属国王，国王有权任命大臣和最高军政长官，有权否决议会的决议；司法权归选举产生的法官所组成的法院。
　　宪法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第一，国王只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国王即位后1 个月内必须在议会中向国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并以自己的权力支持制宪议会自1789年以来所制定的法令；第二，虽然内阁部长的任免权由国王掌握，但各部部长须受立法议会的监督，向议会报告工作；国王的命令须经有关部长的签署才能生效。这样，国王在本质上已不同于君主，而是服从资产阶级意志的依法而治的君主了。这些规定体现了宪法鲜明的反封建性质。
　　关于选举制度，宪法规定，年满25岁的男子有公民权，但在选举权上有财产资格的限制。缴纳直接税相当于3 天工资者，才能有选举权，称" 积极公民" ；低于这一数额者无选举权，称" 消极公民".根据这一规定，在当时，法国有近300万人被列为" 消极公民" 而被剥夺了选举资格。因此，这一规定遭到了革命民主派的激烈谴责。罗伯斯比尔指出：" 正当革命依靠人民而取得胜利的时候，却剥夺了人民的权利".马拉则更为直接地指责道：" 这样一来，你们那轰动一时的权利宣言就被证明不过是个骗局。" 总的看来，1791年宪法比《人权宣言》确实是倒退了一步。但也应当看到，这部宪法作为继1787年美国宪法之后的近代历史上第二部资产阶级的成文宪法，在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欧洲范围内，是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它系统、完整地阐明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各个方面，是法国革命取得的重大成果。
　　(6)立法议会与对外战争
　　1791年9 月17日，路易十六批准了宪法。9 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根据宪法规定，于10月1 日选举产生了立法议会。根据制宪议会的决定，制宪议会的议员一律不得参加新产生出来的立法议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立法议会的议员在4 年内不得接受国王授予的任何职务。这样，立法议会的大多数成员由在1789至1791年间任职的行政官员产生，而拉法耶特和巴伊也因此分别辞去了国民自卫军司令和巴黎市长的职务。
　　立法议会共有745 名代表，其中已没有原特权等级的代表。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右派斐扬派成员，有264 人，主要代表人物有迪马、拉蒙、沃布朗等。他们得到斐扬俱乐部的支持。各郡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也大多支持这一派。中间派共占345 个席位，他们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利益，其政治态度不稳定，大多数接近斐扬派。雅各宾派是议会中的左派，占有136 个席位。左派中占优势的是吉伦特派，其主要代表是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等。另外，左派中还有一部分人是雅各宾派中较为激进的民主派。民主派的重要成员有夏博、巴齐尔、梅兰等。原制宪议会代表罗伯斯比尔、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丹东、德穆兰等是民主派的真正领袖。这一派得到了巴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立法议会开幕时，法国革命正面临着新的危机。由于1791年制宪议会下令将指券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并超出保证金大量印发，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国王逃跑事件又在群众中造成恐慌：既然国王不赞同革命，又得到外国宫廷的支持，革命能否成功.基于这种考虑，群众便更加不信任政府发行的指券。而也恰在此时，地主、投机商们又借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粮价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猛涨。这就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大量的请愿书送到立法议会，人们纷纷要求限制物价。
　　到1792年初，全国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群众拦劫粮船、粮车和冲进商店的事件。
　　与此同时，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在煽动武装叛乱。逃亡到国外的封建分子也积极地同欧洲各国君主勾结起来，策动武装干涉。1791年8 月27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联合发表庇尔尼茨宣言，提出法国必须解散议会，恢复国王的权力。还宣布各国国王都把路易十六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如果上述要求被拒绝，就将诉诸战争。
　　路易十六及其王后急切地盼望着外国的武装干涉。早在批准宪法后的第二天，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写信给其兄长奥皇利奥波德二世，要他用武力干涉法国革命。12月3 日，路易十六致函普鲁士国王：" 我刚刚致函皇帝(即利奥波德二世）、俄国女皇、西班牙和瑞典国王，向他们说明，以武力为后盾的全欧列强会议是阻止法国乱党的最好办法。
　　这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所希望的秩序，免得使祸害法国的罪恶殃及欧洲其他各国。" 立法议会曾要求利奥波德二世收回庇尔尼茨宣言，并把当时聚集在比利时的法国逃亡者驱散。但是所得到的答复却是1792年2 月普奥两国订立的旨在进攻法国的军事同盟。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各派政治集团对于战争的态度不同。君主立宪派仍然坚持过去的主张，不愿开战，力求维持现状，避免同欧洲作战带来的风险。吉伦特派是主战派，他们认为应该以强硬的态度对抗欧洲各国君主的威胁，他们还希望通过战争夺取新的市场；同时，还希望通过战争削弱其他各派以取得政权。国王与王后也主张对外宣战，他们希望法国在战争中失败，以便恢复封建专制。高级将领主张战争，企图在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民主派，不主张立即宣战，认为应当首先清洗贵族军官，肃清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否则，立即发动对外战争，对革命是不利的。
　　吉伦特派的主战态度正好符合了路易十六的需要。1792年3 月，路易十六将由立宪派控制的内阁免职，任命了由吉伦特派组成的新内阁，其中包括担任财政部长的克拉维埃、内政部长罗兰、外交部长迪穆里埃等。新内阁上任后，于4 月20日向普、奥宣战。
　　虽然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不断地揭发主战派的阴谋，号召不要立即发动对外战争，但由于奥地利公开挑衅的军事行动，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人民群众倾向于战争，支持了吉伦特派的主张。议会接到了大量来信，许多人还自愿为战争捐献。
　　但是，此时的法国并未真正作好战争的准备工作，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军队缺乏较好的军事素养，加上王后把作战计划密报给敌国和贵族军官的叛变，因此，战争开始不久，法军就接连失败，普奥联军很快便越过法境。
　　前线作战的失利加剧了立法议会内部的冲突。斐扬派指责吉伦特派内阁的作战计划不当，吉伦特派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军队中的君主立派军官们指挥不力，而雅各宾派则断言失败是由于反革命的破坏造成的。
　　吉伦特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步。路易十六借吉伦特派挑起了战争，此时的吉伦特派对他已经失去了作用，因此，路易十六在6 月13日将吉伦特派内阁免职，从斐扬派中重新任命了内阁。解除吉伦特派内阁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而斐扬派内阁对内不能制服王党，对外又不能抵御强敌，自然威信扫地。
　　从7 月初开始，吉伦特派的处境有所好转。于是，吉伦特派便引导人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国王。布里索在议会发言中指出：" 祖国陷于危急，是因为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宫廷是牵线的中心，所有的阴谋活动都是从那里酝酿，从那里发动的！……这是我们当前局势的奥秘所在，是罪恶的根源，应该首先从这里下药。" 7 月11日，立法议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布" 祖国在危急中，" 号召公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组成志愿　军。马赛义勇军的革命热情最高，他们高唱《莱茵军歌》向巴黎进　军。巴黎人民第一次听到马赛义勇军所唱的雄壮的革命歌曲，便把它叫做《马赛曲》，以后它就成了法国的国歌。马赛义勇军到达巴黎后，向立法议会递交了要求推翻王权的请愿书，然后又开赴前线。大敌当前，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改变了从前反战的态度，他们要求推翻王权，建立共和国。
　　7 月25日，奥、普联军司令不伦瑞克发表宣言，威胁说，如果法国国王受到侵犯，他就将予以报复，直至毁灭巴黎。这个反革命宣言激起了法国人民无比愤怒。巴黎各区代表向立法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马上废黜国王。莫孔塞区的市民在请愿书上郑重声明：他们" 宁愿死在自由的废墟上，也不愿容忍国王的专横".
　　(7)8 月10日起义和君主制的倾覆
　　在这种形势下，立法议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斐扬派议员，仍然幻想保留君主立宪制度，他们百般地为国王辩护，从而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人们不再相信立法议会。1792年7 月25日，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提出：废黜国王，立即解散立法议会，代之以由包括消极公民在内的全体公民选出的国民公会。同时，罗伯斯比尔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和马拉在巴黎各区积极活动，成立了秘密指挥部，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
　　8 月8 日，秘密指挥部决定在9 日夜间发动起义，并且布置好各个负责人的具体工作任务。
　　8 月9 日夜晚，巴黎上空响起了警钟，来自各区的起义者集合起来，组成武装队伍。起义者首先占领了巴黎市政厅，驱逐了旧市政府的人员，成立了新的革命市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由48个区每区选出6 名代表，共288 名代表组成。此后，巴黎公社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巴黎公社的领导下，起义群众于8 月10晨开始向王宫发起进攻，王宫被占领，国王逃到立法议会请求保护。巴黎公社派代表团来到议会，要求废黜国王，选举国民公会。在武装群众的压力下，议会被迫宣布国王暂时停职，同意召开普选的国民公会。国王及其家属被囚禁在当普尔堡。
　　8 月10日起义推翻了君主制度，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内阁也垮台了。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吉伦特派执政——革命第二阶段
　　(1)吉伦特派掌权和共和国的建立
　　8 月10日起义胜利后，法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主要由工商业资产阶级组成的立法议会，另一个是由雅各宾派掌握的革命的巴黎公社。路易十六被囚禁后，立法议会将行政权交给了行政委员会。
　　行政委员会由内政部长、财政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等6 人组成，在这6 人中，除司法部长丹东属雅各宾派外，其余5 人均属吉伦特派，这样，吉伦特派掌握了政权。在吉伦特派的领导下，立法议会实行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政策。8 月15日，宣布国王家属和逃亡贵族家属为人质。26日，下令严格执行7 月通过的驱逐反抗革命的教士的法令，并要求60岁以下的必须在半个月内离开法国，否则将其流放到圭亚那。立法议会还对各路军的统帅进行了调整，将原立宪派将领拉法耶特、吕内克等撤职。吉伦特派政权的最大贡献还在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土地法令，进一步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8 月20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农民可以逐步地赎买过去法令没有规定废除的封建义务；8 月25日法令则进一步规定，除非地主能够提出原始的证明，否则农民就不再缴纳从前承担的贡赋，也不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义务。这样，法令实际废除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颁布的8 月法令中规定要赎买的那部分封建义务，使农民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9 月2 日，立法议会又通过法令，将没收来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分为小块出售给农民或租给农民。
　　这一切都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巴黎公社在8 月10日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起义胜利后，巴黎公社仍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成为与立法议会并存的另一个政权。它迫使立法议会成立了特别法庭，逮捕起义前当政的立宪派部长，封闭了王党的报纸。为了保卫革命和防止王党逃走，公社封锁了巴黎关口，还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并且在短时期内组织了3 万多人的志愿军，准备开往前线，保卫祖国。为了解决军队弹药缺乏的问题，公社下令拆除教堂的铁栅栏、大钟和其他铜器，铸成大炮和其他武器。为了稳定物价，公社还实行了面包限价，打击投机倒把犯。这些措施，不仅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吉伦特派无法忍受两个政权并存的现实，因此到处责骂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以及巴黎的无套裤汉是" 无政府党" ，并将主要力量用来对付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指责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制造了" 九月屠杀".早在8 月10日巴黎人民攻入杜伊勒里宫时，发现路易十六津贴逃亡贵族及其军队的证据，因而怀疑凡拥护路易十六的人都涉嫌串通不伦瑞克，因而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并要求立法议会予以惩处。吉伦特派控制的立法议会虽然根据巴黎公社的要求成立了特别法庭对嫌疑犯进行审判，但是审判进行得很迟缓，而且很多人在经过审讯后都被赦免了。对于这一点，巴黎人民早有不满情绪。1792年8 月19日，不伦瑞克率8 万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8 月30日，普鲁士军队攻到巴黎门户凡尔登的城下。这时，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嚣张起来，旺代、多菲内等郡的反革命组织了暴动。巴黎城中还盛传，一旦普军兵临城下，保王党便火烧巴黎，攻破监狱，释放囚犯，恢复路易十六的自由，甚至要采取报复手段，进行大屠杀。9 月1 日晚，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到巴黎，巴黎人民的恐惧达到顶点。2 日，巴黎人民自动组成的几个裁判兼执行委员会分别到各监狱中去，他们不经审讯，凡认为有罪的，即行处决。在9月2 日至5 日处死了1100余人。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 九月屠杀".在这一事件中，立法议会完全无能为力，而巴黎公社则采取了纵容的态度，雅各宾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马拉则在事件开始时还主张贴出标语，号召志愿军在开赴前线杀敌之前，清算内部的敌人，即狱中的王党分子。因而，" 九月屠杀" 这一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便成为吉伦特派攻击雅各宾派的口实之一。
　　9 月初，新招募的志愿军开赴前线，并于9 月20日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密高地击溃了普军，解除了巴黎的危险。这次战役是无套裤汉为主的法国革命军队第一次在气势上压倒了敌人，使号称军事强国的普鲁士军队望风而逃。从此，战局发生了变化，法国人民的信心也大为加强。
　　1792年9 月21日，即瓦尔密战役的次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当天，国民公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宣布废除君主政体。9 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了区别旧的政体，国民公会还颁布革命历法，以9 月21日作为共和新纪元的开始。这一年被称为自由第四年，即共和元年。国民公会还把" 自由、平等、博爱" 作为共和国的政治口号。
　　国民公会共有765 名代表，其中分为三派。吉伦特派占有165 个席位，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右派，中产阶级占据了500 个席位，是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但多数时候倾向于吉伦特派。他们因坐于会议厅的低处，因此又被称为" 平原派"或" 沼泽派".雅各宾派占有100 个席位，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左派，也称" 山岳派".
　　由于平原派的支持，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占居优势，从而执掌了国民公会的大权。此后，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继续排挤雅各宾派，他们声称雅各宾派要对" 九月屠杀" 负责，说马拉等人是" 刽子手" ，罗伯斯比尔想当独裁者等。在遭到马拉、罗伯斯比尔等人的揭露后，吉伦特派又转而想用武力解决问题。1792年10月，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国民公会和防止" 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 ，将16000 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从吉伦特省和其他几个拥护他们的省调至巴黎，准备强行改造巴黎公社，镇压雅各宾派。这支国民警卫队一开进巴黎，便举行游行示威，高呼" 取马拉、罗伯斯比尔和丹东的头" 、" 取一切拥护他们的人的头" 的口号。但是，由于马拉等人深入国民警卫队，在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从而把他们变成了雅各宾派和人民的支持者，吉伦特派的阴谋再一次落空。10月初，雅各宾俱乐部宣布开除吉伦特派首领布里索，不久，吉伦特派分子纷纷退出雅各宾俱乐部，这是雅各宾俱乐部再一次分裂。以后，雅各宾俱乐部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组织。1792年12月，巴黎公社实行领导人改选，结果表明，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拥护雅各宾派，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肖美特和埃贝尔当选为公社的正、副检查长，使公社的大权仍操在雅各宾派的手中。
　　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还在许多中心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如关于稳定物价问题和关于对付新的战争问题等，其中斗争的焦点是关于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
　　1792年11月，巴黎公社提出组织法庭审判国王的要求。吉伦特派袒护国王，用各种借口拖延对国王的审判。不久，铁匠加曼打开王宫的秘密铁柜，发现里面有国王同外国宫廷相勾结的信件，这些信件完全证实了路易十六的叛国罪行。在证据面前，吉伦特派才不得不同意审讯国王。12月，路易十六被交付国民公会审讯，但吉伦特派一方面竭力拖延审讯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极力为国王开脱罪行。通过激烈的辩论，国民公会才承认国王犯有阴谋反对国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公共安全之罪。最后，国民公会以多数票通过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793年1 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同年10月，王后也被处死。
　　(2)忿激派的革命活动
　　早在1792年初，由于对外战争、国内王党暴动和社会骚乱，法国社会经济生活受到了严重破坏。商业停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粮食恐慌、失业增加，人民无法生活下去。群众普遍要求国民公会立即制止投机活动，解决饥荒问题。但是，吉伦特派国民公会不愿触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大规模发行纸币的办法。到1793年春，情况进一步恶化，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普遍限价和打击投机商的活动。
　　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出现了反映平民要求的忿激派。
　　忿激派的领袖是扎克.鲁等。扎克.鲁出身贫寒，长期在下层人民中间生活，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1791年初，他来到巴黎担任了一个区的代理牧师。为了寻求消灭贫困的道路，他加入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并投身于政治运动之中。在1792年开始的普遍限价运动中，扎克.鲁及其战友瓦尔勒四处发表演说，攻击国民公会不顾人民死活，只想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要求政府采取恐怖措施，打击奸商，保障人民的生活。
　　忿激派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积极地进行宣传活动。他们要求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土地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要求国民公会实行普遍限价政策，使用恐怖手段对付投机商人。他们的这些主张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许多城市里都出现了暴力行为和强迫商人按群众自己定的物价售货的运动。
　　吉伦特派非常仇视忿激派，骂他们是" 疯人派" ，非难他们煽动人民暴动，对忿激派的活动始终采取镇压的政策。雅各宾派虽然同情人民的疾苦，但是他们毕竟还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认为普遍限价会破坏私有制，因而在忿激派运动出现之初，也持否定态度。但是，罗伯斯比尔等雅各宾派领导人逐渐意识到，要想保卫革命果实，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满足他们实行普遍限价和打击奸商的要求，则是团结人民的最好的办法。因此，自1793年春起，雅各宾派逐渐转向忿激派。罗伯斯比尔等人在国民公会中提出了" 粮食最高限价法案" ，并使该法案于5 月4 日在国民公会上通过。这一法案成为雅各宾派与忿激派联盟的基础。
　　(3)共和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与吉伦特派的倒台
　　1792年9 月20日瓦尔密大捷后，法国军队乘胜追击敌人，普、奥军队狼狈逃窜。法军转入外线作战，占领了萨伏依、尼斯、美茵兹和法兰克福，并将奥军逐出了比利时。
　　法兰西共和国在军事上取得的空前胜利，使欧洲封建统治阶级惊恐万状。特别是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消息，更使各国封建统治者兔死狐悲。
　　他们把法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要将它扑灭。1793年2 月，第一次" 反法联盟" 形成，它由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撒丁尼亚、那不勒斯等国组成，1793年春，英国也派舰队同法国作战。与此同时，英国还大力支持法国的流亡者，派遣大批间谍在法国进行破坏和捣乱。俄国当时正忙于瓜分波兰，并未出兵。然而，它也派出了军舰与英舰联合，共同封锁法国的海岸线。
　　英国是反法联盟中唯一的资产阶级国家。英国参加反法联盟的原因是：第一，英国想借欧洲各封建国家反法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破坏法国海外贸易，吞并法国海外殖民地和打击法国在海上称霸的意志。第二，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惧，他们害怕英国人民在法国人民的影响下，起来推翻自己的统治。第三，法军占领比利时，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
　　在占优势的反法联军的猛攻之下，法国前方军队总司令、吉伦特派的将领迪穆里埃在4 月公开叛国投敌，使战局急转直下，法军节节败退，先后退出了比利时以及德意志，反法联军攻入法国。
　　与此同时，国内王党叛乱又猖狂起来。1793年3 月，法国西部的旺代郡发生了大规模王党武装叛乱，叛军攻城夺地，杀害了大批革命者。
　　在国内外敌人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只有联合群众同敌人拚一死战才是挽救革命、保卫祖国的唯一出路。而要联合群众就必须满足群众最起码的要求。当时举国上下最强烈的要求就是限价和打击投机商。正是在这种大敌压境的困境下，雅各宾派作出了妥协，并与忿激派联合，促使国民公会于5 月4 日通过了粮食限价的法令。此外，雅各宾派还促使国民公会组织了非常法庭，以与反革命叛乱分子作斗争。同时，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的压力下，解除了执行委员会领导战争的职务，转而组成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由它负责领导对外战争。在雅各宾派的建议下，国民公会还派出13名代表分别到各军团中去，以监督军队的供应及作战。5 月20日，为了筹措军饷，在雅各宾派的推动下，国民公会通过了关于向富人征借10亿锂债务的决议。
　　与雅各宾派相反，吉伦特派不是积极领导抗战及组织防御工作，而是继续迫害和镇压雅各宾派及下层群众的活动。1793年4 月，吉伦特派借故逮捕马拉，把他送交法庭，只是在巴黎公社、巴黎各区和外省雅各宾俱乐部的强大压力下，才被迫于4 月24日将马拉开释。在吉伦特派加害马拉的阴谋未能得逞后，5 月18日，组织了一个管理治安事务的" 十二人委员会" ，专门调查巴黎公社的活动情况、迫害民主派分子。十二人委员会逮捕了巴黎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和忿激派领导人瓦尔勒。他们还捏造雅各宾派要谋反的罪状，破坏巴黎的革命组织。吉伦特派还与保王党勾结，杀害了里昂公社首领、雅各宾派沙利叶，破坏了雅各宾派在里昂的中央俱乐部。
　　这些作法使吉伦特派日益孤立，法国人民再也无法容忍吉伦特派的统治了。为了挽救革命，必须推翻吉伦特派。1793年4 月14日，巴黎48个区中有35个区向国民公会提出要求，把吉伦特派的22名议员清除出公会。5 月底，在雅各宾派和忿激派的联合领导下，巴黎各区联合成了起义委员会，5 月30日，暴动委员会议决于次日清晨以鸣钟为信号举行暴动。
　　5 月31日晨，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敲响了，各区代表来到巴黎公社。
　　下午5 时，巴黎群众代表挤满了国民公会大厅，要求逮捕十二人委员会的委员、逮捕嫌疑分子；清洗政府机关；选举权只属于穷人；向富人征税；规定面包为每磅3 苏；向老年人、残废人和战士亲属发放救济金。
　　但是，由于参加起义者的声势还不够大，各代表团只是迫使国民公会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并同意给巴黎武装的群众每天发40苏津贴。这样，5 月31日的运动并未能使吉伦特派倒台。斗争还在继续。6 月1 日，马拉在巴黎公社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号召人民保卫自己的利益。晚上，公社正式向国民公会提出要逮捕27名吉伦特派议员。6 月2 日，国民自卫军携带163 门大炮包围了国民公会。群众起义队伍也来到了。在武力威胁下，国民公会被迫屈服，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宣布逮捕吉伦特派议员，其中包括布里索、韦尼奥、巴巴卢、佩迪翁、比佐等。起义胜利了。
　　1793年5 月31日至6 月2 日的起义结束了吉伦特派国民公会时期，革命进入了最高峰。
　　4.雅各宾派专政——革命第三阶段
　　(1)雅各宾派的初期政策
　　雅各宾派是在共和国处于最危急的时期上台的。1793年夏，反法联军从四面八方进犯法国，并且开始踏上法国国土。英国、荷兰、汉诺威的军队已进入法国北部，在东部莱茵战场，奥地利、普鲁士军队攻占了不少城市。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战线，法军也在败退。地中海岸已被英国海军封锁。英国不仅以武力占领法国的领土，还用金钱和军火积极支持法国境内的反革命活动。在英国的支持之下，旺代郡和布列塔尼郡的王党叛军几次打败共和国军队，扩大了地盘。此外，从巴黎逃跑出去的吉伦特派分子也在各地煽起叛乱。7 月13日，马拉被与吉伦特派有密切联系的夏绿蒂.科黛刺死。共和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坚决要求镇压国内王党叛乱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雅各宾派也意识到只有进一步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战胜国内外的敌人，巩固自己的统治。
　　雅各宾派首先解决的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从革命开始以来，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都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农民对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府逐渐失去信心，甚至在王党分子的引诱煽动下参与叛乱。因此，雅各宾派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会将革命引向深入，也无法维持政权的生存。
　　1793年6 月3 日，雅各宾派刚刚执掌政权，就颁布了第一道土地法令，规定将已经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及王室、教会的土地，分成小块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允许他们在10年内分期付款。同年9 月13日，国民公会又进而规定，对于无地的公民买地者予以一定的优待，他们可以从被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中买得价值500 锂的土地，在20年内分期付款，不收利息。6 月10日，雅各宾派颁布的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在最近200 年被地主贵族从农村公社夺走的一切公地，一律退回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有1 ／3 的居民要求分配土地，则将这些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分得的公有地，10年内不得因负债而被没收。7 月17日颁布的第三个土地法令规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义务和带有任何封建性的权利。
　　与封建权利有关的一切文契，均在3 个月内全部销毁。凡私藏这些文契者，判处5 年苦役。
　　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使数十万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从而摆脱了贫困境况，这对于扩大国内市场、发展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新的土地政策使广大农民的命运与新政权联系在一起，为了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大批农民自愿参军，抗击外敌的侵略，从而使雅各宾派政权得以胜利地粉碎国内外敌人的多次进攻。
　　6 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了雅各宾派所制定的新宪法，即共和元年宪法。这部宪法后来被称为"1793 年宪法".1793年宪法反映了卢梭的思想，它比1791年宪法有很大进步。宪法取消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规定，确定了法国为共和国。最高立法权属于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由公民选举产生。凡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不受财产的限制，采取直接选举法。立法议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法案，必须由人民在选民基层会议上批准。最高行政机构是执行会议，执行会议的成员由立法议会任命。
　　宪法规定人民享有最大的政治自由，公民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等自由权利。宪法还规定，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有反抗压迫和起义的权利。
　　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法国的1793年宪法是资产阶级中最进步、最民主的宪法。但是，这部宪法所宣布的民主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其鲜明的阶级局限性。比如，它剥夺了广大妇女的选举权，把私有财产的占有权确认为" 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也就维护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但是，鉴于法国正处在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情势下，国民公会决定暂不实行这部新宪法。
　　7 月17日和27日，国民公会先后颁布了关闭交易所法令和严禁囤积垄断法令，规定以死刑对付投机商。8 月23日，又颁布了全国总动员令，号召所有公民起来保卫祖国。
　　雅各宾派执政初期的政策，是雅各宾派按照自己的理想，以政治民主的原则改造和治理国家的具体体现。这些政策在完成资产阶级预定革命目标方面可以说是已经走到了极点。但是，当时法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要求雅各宾派必须进一步突破这一极点，正如恩格斯所说：" 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
　　(2)恐怖统治的建立
　　1793年夏，共和国的经济形势仍没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巴黎的物价仍旧飞涨，投机商人的活动更加猖撅，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于是，代表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忿激派又开始活动。扎克.鲁和其他忿激派领导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实行" 全面最高限价" ，判处投机商死刑，加强革命恐怖，逮捕一切" 嫌疑分子" ，坚决清洗军队等。但是，雅各宾派仍然坚持经济自由的原则，始终不肯实行生活必需品的全面限价政策。为此，国民公会逮捕扎克.鲁并将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扎克.鲁不愿受审而自杀了。
　　与此同时，前线形势急剧恶化。旺代郡叛乱进一步恶性发展，叛乱已经波及全国83郡中的60个郡。9 月初，法国重要港口土伦也落入英军手中。
　　国内外的经济和军事形势激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1793年9 月4 日至5 日，巴黎圣安东区的工人、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手持武器走上街头。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肖梅特、埃贝尔等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次示威。自忿激派被镇压后，埃贝尔便接过了他们的口号。肖梅特代表示威群众到国民公会发表了演说，提出要建立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负担征集粮食和打击投机活动；全国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把恐怖提上日程" 等等。
　　在这个关键时刻，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终于实现了重大的转变，决定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用打击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措施以保障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些措施的实施标志着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建立。
　　恐怖统治基本包括经济恐怖和政治恐怖两方面内容。
　　1793年9 月29日，国民公会颁布了" 普遍最高价格法案" ，并重申了5 月4日颁布的" 粮食最高限价法案"." 普遍最高价格法案" 规定了粮食、生活用品等39种商品的最高限价，规定统一全国的粮食、烟、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该法案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度，按1790年的工资提高50％。以" 普遍最高价格法案" 为核心，国民公会还颁布了严禁囤积垄断法令、低价法令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系列法令，如10月27日建立供应委员　　会的法令、10月29日在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的法令、11月25日关于只准烘制粗面包即" 平等面包" 的法令，以及1794年2 月24日关于商品价目表、商品运输费和批发商、零售商利润额的规定等等。以上一系列法令及规定构成了" 统制经济" 的体系，也就是经济恐怖政策。
　　9 月17日，国民公会通过了" 嫌疑犯法令".规定，" 凡行为、交往、言论和著述中表现出拥护封建暴君和自由的敌者，即属嫌疑犯。" " 奸细、叛徒、投机家、制造伪币、拒绝宣誓的僧侣，都属嫌疑犯。一切嫌疑犯都加以逮捕，重者处死。" 这个法令扩大了革命机关惩治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国民公会还组织了一支革命军，带着断头台巡回全国，专门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分子。10月初，国民公会进行了清洗组织的工作，将100 余名同情吉伦特派的议员清除出去，其中41人交付革命法庭审讯，75人被逮捕。10月24日，21名吉伦特派分子其中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等受到审判，10月底均被判处死刑。雅各宾派几乎同时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处死了吉伦特派的其他首要分子。
　　政治恐怖的内容还包括革命政府的建立。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通过建立革命政府的决议，确定最高权力机关是国民公会，它兼有立法和行政权力，行政权交给两个委员会，即救国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救国委员会掌握最高行政权，负责军事、外交、公安、经济与教育等一切工作。国民公会选出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古东等雅各宾派领袖为救国委员会的首脑。社会保安委员会领导警察，专司惩办奸细、阴谋分子、强盗、投机分子和伪造货币者的主要罪犯。救国委员会虽然无权管理警察，但它有权发布命令，逮捕嫌疑犯和被控告者。一般关于政治性的逮捕问题和国家的重大事件，都是由救国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
　　救国委员会的命令由特派员执行，这些特派员都是国民公会的代表，有些人多半是国民公会的议员，有些还是救国委员会委员。他们被派到各郡及军队中去传达中央的方针及指示，视察和指导工作。特派员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及组织人民抗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各地的自治机构即公社是中央革命政府的地方基层组织。这些地方自治机构约有4 万多个，每一公社都设有革命委员会、侦察委员会与粮食委员会等。革命政府在地方上的另一个支柱，是各种革命委员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革命委员会遍布全国各地，它们是群众广泛参加国家工作及政治斗争的组织形式，它们由各地的公社选出，专门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活动。雅各宾俱乐部有3000多个支部，分布于各地。它们有严格的章程，经常清洗自己的队伍，开除嫌疑犯及投机分子。在各革命俱乐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城乡贫民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在这些机关团体的帮助下，国民公会的命令可以下达到全国各个角落，并且被迅速地执行。因此，到雅各宾专政时期，法国中央集权达到了空前彻底的地步。
　　恐怖统治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 非资产阶级方式" 或" 平民方式".这种平民方式使雅各宾派真正建立起了和人民群众的联盟，对保证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9 月为转机，法国的经济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货币贬值的现象得到制止，而且有了较大的回升。8 月时指券贬值已相当于票面值的22％，而9 月回升至27％，到12月则升至48％。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力提高，到1794年初，在军队中服役的士兵已超过60万人。同时，救国委员会对军队进行改造和整顿，把原有的军队同新兵、义勇军混合编队，统一成为新的共和国军队。另外，撤换那些贵族军官，提拔有才干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其中有的被提拔为将领。经过改造后的军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
　　革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终于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前线捷报频传。9 月底，旺代郡的反革命叛乱被平定；10月初吉伦特派叛乱的南方堡垒里昂也被政府军攻破；10月至11月间，其他地区的叛乱也被相继平息。国民公会恢复了在大多数地区的权力，反革命势力虽然没有全部被扫荡干净，但是他们已经无力公开活动而转入地下了。
　　法国抗击反法联军入侵的战斗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793年9 月6-7 日，法军在敦克尔克附近击退了英荷联军；10月16日，法军在瓦提尼附近大败奥军，并占领莫伯日城；11月至12月间，法军在莱茵地区击溃了普奥联军，把敌人赶到了莱茵河彼岸。12月，共和国军队从英国人手里收复了土伦港。在收复土伦港的战斗中，拿破仑.波拿巴初显身手。他当时仅是一个炮兵上尉，由于他提出的作战计划获得成功，被破格提升为炮兵准将。到1794年春，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794年6 月，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击溃了外国干涉军；到7 月中旬，外国干涉军被全部赶出法国领土。雅各宾政权建立时所面临的那些危机，基本上都被克服。恐怖统治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雅各宾派的分裂和热月政变
　　随着胜利的到来，雅各宾派政权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问题。
　　雅各宾派的各项政治和经济恐怖措施，其主要方面是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的，它实行的统制经济体制违反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原则，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罗伯斯比尔清楚地意识到，恐怖统治在夺取胜利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毕竟是暂时性的。他在1793年12月时就说过：" 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行动，正是因为它处在战争状态。" 因此，在国内外形势开始好转以后，雅各宾派便开始着手恢复和建立资产阶级正常的统治秩序。
　　从1794年春开始，雅各宾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用过激手段对付投机商，放宽对物价的限制，解散各种革命俱乐部，改组巴黎公社，严禁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游行，违者送交法庭审判，等等。但是，在农村，虽然很多农民分得了一小块土地，雅各宾政权对富农的限制很少，因此，农村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而雅各宾派却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变这种现象。此外，尽管统制经济一再放松，但并未取消，资产阶级仍旧不能自由经营。政治恐怖则几乎没有变化，革命法庭、断头台依然令人生畏。资产阶级在大敌压境时曾被迫接受了恐怖统治的限制，在胜利后便一刻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与此同时，社会其他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也开始逐渐扩大，并反映到雅各宾派内部，雅各宾派内部逐渐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造成了雅各宾派的分裂。
　　以巴黎公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为阵地的埃贝尔派，从左的角度起来攻击革命政府，这一派以埃贝尔和肖梅特为首。他们要求严格执行最高限价，坚决镇压投机奸商，要求没收逃亡业主的企业，实行极端恐怖统治。他们甚至主张对投机商人一概处死，打击一切商人，包括小商贩在内。在对外政策上，他们主张继续战争，解放全欧洲。埃贝尔派的许多观点接近于被镇压的忿激派，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但是，有一些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派则从右的角度对革命政府进行攻击，这就是以丹东为首的" 宽容派" ，其重要成员还有德穆兰。丹东原是恐怖统治的积极提倡者和执行者，但随着胜利的来临，他敏锐地察觉到继续推行恐怖统治已对革命不利。在对内政策上，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时期的恐怖政策，建立宽赦委员会，释放一切嫌疑犯；同时，他们还要求取消限价，使商业活动完全自由。在对外政策上，他们主张与英国妥协。德穆兰在《老哥德利埃报》上经常公开地攻击埃贝尔派的主张，也对罗伯斯比尔不取消限价、继续施行恐怖政策进行尖锐的抨击。丹东派的主张在主流上是符合客观历史潮流的。
　　执政的罗伯斯比尔一派人，包括圣茹斯特、勒巴等救国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对内政策上，既不赞成极端的革命恐怖政策，也不主张立刻彻底地取消恐怖政策。他们认为，战争还未停止，恐怖政策仍是必要的。在对外政策上，罗伯斯比尔反对埃贝尔派使法军担负起解放欧洲的任务，同时，把英国视为法国的主要敌人，因而也反对丹东派与英国妥协。
　　罗伯斯比尔派同左、右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但是，罗伯斯比尔派认为埃贝尔派比丹东派更可怕。所以，在与埃贝尔派作斗争时，他们还利用丹东派。
　　1794年3 月，埃贝尔依靠哥德利埃俱乐部，力图把巴黎公社发动起来举行起义。肖梅特认为在国外敌人没有打倒以前，巴黎的任何波动，对革命来说都是有危险的，因而不主张起义。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起义流产了。3 月24日，救国委员会逮捕了埃贝尔派的许多成员，并以" 阴谋危害共和国" 的罪名，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在镇压了埃贝尔派以后，丹东派在大资产阶级的暗中怂恿下，加紧攻击罗伯斯比尔及国民公会。3 月31日，救国委员会逮捕了丹东及其追随者，经法庭审判，以" 参加恢复君主制，企图颠覆共和国" 的罪名，处以死刑，接着4 月间，还逮捕并处死了肖梅特。
　　罗伯斯比尔派镇压埃贝尔派和丹东派之后，虽然在革命政府中取得胜利，但是由于他们对左右派一律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使得革命政府的群众基础进一步被削弱。
　　为了摆脱困境，罗伯斯比尔于5 月7 日提出了崇拜" 最高主宰" 的议案，企图以" 最高主宰" 这一自然神的臆想来统一人们的意志，重振政府的威信。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6 月8 日最高主宰节的仪式反应十分冷淡。罗伯斯比尔意识到许多人在反对他，于是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机器。6 月10日(共和二年牧月22日），救国委员会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通过了森严的牧月法令。法令规定，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一切惩罚全部改为死刑，在审理案件时不需要辩护人参加，如果缺乏证明材料，法庭可以根据" 推理" 定罪。这就将恐怖政策严重扩大化了。牧月法令通过前8 个月时，巴黎市经法庭判决处死的共1165人，平均每周32人。
　　牧月法令后仅一个半月，被处死者竟达1376人，平均每周196 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处死的人当中，主要并不是原特权等级，而是资产阶级和下层群众。牧月法令后处死的人中，下层群众占41％以上，而原特权等级只占10％左右，其余是资产阶级、军人和官吏。这就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对罗伯斯比尔来说，这时" 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1794年夏，法国军队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6 月26日，法军在弗勒吕斯击溃了奥军，控制了莱茵河左岸。同时，在法国的北方，意大利的北部和西班牙的战线上，法军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巩固罗伯斯比尔派的统治地位，相反，在法军迭次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封建复辟的威胁已经解除，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已不再需要雅各宾专政了。同时，资产阶级对于1789年以来的政局多变早就感到厌倦和不安，他们要求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发展经济。基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从1794年上半年开始下定决心颠覆雅各宾派的统治。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国民公会中的沼泽派以及丹东派的残余分子和被打倒的吉伦特派和埃贝尔派残余分子。他们在1794年4 月末、5 月初就形成了一个反对雅各宾政府的密谋集团。这些人几乎分布在所有政权机关、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中。罗伯斯比尔等人对此也早有所觉察。到6 月中旬，救国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在不同的程度上与这个密谋集团发生联系，在社会保安委员会里，他们的势力更大。罗伯斯比尔不得不在7 月初退出救国委员会。但是，他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还有很高的威望。
　　1794年7 月26日(共和二年热月8 日），罗伯斯比尔开始向这个敌对势力发起反攻。他在国民公会上公开揭发他们推翻共和国的企图。
　　他要求改组救国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要求惩办" 共和国的敌人".于是，密谋集团抢先下手，他们在当夜紧急集会，决定在第二天打击罗伯斯比尔等人。
　　7 月27日(热月9 日），罗伯斯比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上发言，被密谋集团的首要人物塔里安打断。许多人开始攻击罗伯斯比尔，指责他前一天对政府的攻击和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对国民公会的攻击。罗伯斯比尔几次要走上台发言，都被阻拦了。最后。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的决议。
　　当晚，消息传出后，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立即组织力量救出了罗伯斯比尔等人。但是，罗伯斯比尔回到公社后犹豫不定，没有立刻领导暴动。结果，密谋集团率军队冲进了市政厅，再次逮捕了罗伯斯比尔等人。同时，国民公会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7 月28日，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样，大资产阶级通过1794年热月9 日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夺取了政权，法国大革命的上升路线就此中断。
　　5.热月党和督政府的统治
　　(1)热月党统治时期的法国内政
　　发动热月政变及政变后上台的政治集团，史称热月党人。热月政变后，法国政权转到热月党人的手中。热月党是反对罗伯斯比尔派的埃贝尔派、丹东派以及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公会中的平原派等派别的联合体。因此，热月党人没有一个固定的纲领。热月党人获得政权后，以塔里安、弗雷隆等人为首，由原来的丹东派成员组成的" 新宽容派" 在国民公会中占了上风，他们代表了那些在革命中发了横财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热月党人掌权于大革命风暴之后，其客观历史使命是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革命的基本成果。实现稳定的首要前提就是取消恐怖统治时期的那些激烈的政策。因此，热月党人从8 月5 日起就开始从监狱里释放出许多被雅各宾派监禁的嫌疑犯，仅在头5 天内，就释放了478 人；11月1 日热月党人还下令发还过去嫌疑犯被没收的财产，雅各宾专政时期被放逐的吉伦特派代表以及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吉伦特派人物，又重新被召回国民公会。12月2 日热月党人又下令赦免同意在一个月内停止叛乱的旺代人，并下令取消1793年宪法。
　　热月党人执政后，立即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各地分部，解散巴黎公社及其各区组织。在释放嫌疑犯的同时，对仍然坚持恐怖统治的国民公会代表进行了打击。11月11日，老山岳派成员卡里埃因过去在担任驻南特地方特派员期间滥行杀人而被捕，经审判后被处以死刑。为了消除雅各宾派的社会影响，热月党人还组织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子弟组成的" 金色青年" 团体。他们身穿" 受害人服装" ，手持凶器横行街头，摧毁了雅各宾派集会的场所和马拉的塑像，到处打击和迫害民主力量。
　　12月23日，热月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正式宣布废止" 最高限价法" ，取消了对投机活动的一切限制。从此，商人投机活动空前猖獗，生活必需品价格猛增。资产阶级重新过起了穷奢极欲的生活，巴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则为了购买每天配给的半磅面包而日夜排队。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的下层劳动人民在1795年4 月1日(共和三年芽月12日）和5 月20 -23日(牧月1-4 日）两次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就是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这两次起义在本质上都属于饥民暴动。起义者高呼" 面包" 和"93 年宪法" 的口号，攻进国民公会。但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准备，起义很快被镇压了。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是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尾声。
　　它们没有能够象革命高潮时期的起义那样取得胜利，因为那时的起义是和推进革命的进程、夺取革命胜利相一致的，而热月党建立统治后历史的客观要求是实现稳定，所以，这时的起义是在违背资产阶级需要，又缺乏有力的政治派别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失败也就难免了。热月党人镇压起义之后，解除了巴黎人民的武装，逮捕和流放了数千人。
　　在镇压雅各宾派残余势力和下层劳动人民起义的同时，热月党人竭力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对王党也毫不容情。热月党人上台后，明确宣布维持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的一切变化，1795年1 月8 日，还把1 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的日子定为国家节日之一。
　　但是，热月党人对雅各宾派和巴黎人民民主力量的摧残，却在客观上助长了王党分子的反动气焰。1795年6 月27日，逃亡贵族们在英国支持下从海上进行反攻，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登陆，占领了奥雷城。热月党人立即派军队迎敌，并将敌人驱逐到基贝隆半岛。7 月21日，政府军全线反击，叛军除少数头目逃跑外，其余被全歼。基贝隆战役后，热月党加紧了对王党势力的打击。根据8 月18日的法令，过去回国的逃亡贵族已得到赦免而从逃亡者名单上勾掉者，必须立即离开巴黎。9 月6 日热月党又宣布，革命以来颁布的打击反抗派教士的法令全部恢复，被放逐后又回国的教士限两周内离开共和国。
　　王党分子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0月3 日(共和四年葡月12日），国内的王党分子在巴黎掀起叛乱，这就是" 葡月暴动".热月党派巴拉斯指挥镇压叛乱的政府军。巴拉斯大胆任用当时年仅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作为前敌指挥。拿破仑调来大炮配合作战，很快便粉碎了叛乱。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拿破仑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获得了" 葡月将军" 的称号。很快，拿破仑被擢升为巴黎卫戍区的副司令，不久又取代了巴拉斯晋升为司令官。
　　热月党执政后，对外战争在继续，法国不断取得胜利。1795年4 月，普鲁士与法国单独签订《巴塞尔和约》，普鲁士退出反法联盟并承认法国占领比利时和荷兰和以莱茵河为天然疆界。不久，荷兰、西班牙也退出反法联盟并与法国结成联盟，法国开始解除了孤立被围的局面，第一次反法联盟濒临瓦解。
　　(2)1795年宪法和热月党统治的终结
　　由于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对内镇压了人民起义与王党叛乱，热月党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国民公会于1795年6 月下旬讨论制定新宪法，新宪法于8 月22日通过并开始实施。这部宪法史称为1795年宪法，又称为" 共和三年宪法".新宪法规定，法国仍然实行共和制，但又删除了1793年宪法中的有关人民民主权利的条款，如取消了普选权、提高了选举资格，规定只有在境内居住满1 年以上，并缴纳高额税款的男子才有选举权。这样，新宪法一方面用财产资格限制一般人民参政，另一方面用代表资格及居住年限限制王党分子混入，从而真正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新宪法规定，立法机关为两院制的立法院，下院称五百人院，掌握立法；上院为元老院，由250 名议员组成，它对下院提出的法律有批准、修改和否决权。为了避免王党分子通过选举篡夺立法院的席位以便保持热月党人在立法院中占居优势，热月党还通过了一个补充条例，规定，两院议员必须有2 ／3 由原国民公会议员中选出。
　　行政权属于5 人组成的督政府，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提名选出，每年改选其中1 人。督政府成员以3 个月为期，每人轮流担任主席。督政府拥有内政、外交、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广泛权力。
　　根据新宪法，国民公会在1795年10月25日解散，由新选出的立法院来代替。
　　(3)督政府的统治和" 秋千政策"
　　1795年10月27日，新选出的立法院开幕，选出了督政府，开始了督政府统治时期。当选的5 名督政官是巴拉斯、拉勒维里埃、勒图尔内、勒贝尔和卡诺。督政府在就职公告中明确表示，他们要积极对王党作战，严格取缔派系，消除任何党争以达到和协的统治；在社会经济方面，要重建社会秩序以代替多次革命造成的混乱。总之，督政府的客观使命仍然是热月党国民公会几经努力而未能实现的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
　　但是，由于督政府和热月党统治时期一样，在经济上采取放任政策，使得投机倒把更加猖狂、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普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巴贝夫的平等派运动便产生了。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他曾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上比较接近于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因此，在雅各宾派镇压了忿激派之后，他开始反对雅各宾派而欢迎热月政变。但是，不久他认识到，这个估计是错误的，他发现热月党的政策真正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此后，他成为热月党政府的反对者。1794年9 月，巴贝夫创办了《人民论坛报》，以此为阵地，激烈地抨击热月党人的政策。不久，巴贝夫因号召人民用暴力推翻热月党国民公会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终于形成。1795年冬，巴贝夫被释放出狱后，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称为平等会，并发表了《平等派宣言》，宣言集中表达了他的思想。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是以平等为核心的。他认为，大自然给予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权利，也赋予每一个人以劳动的义务，而私有财产造成了不平等。他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来实现真正的平等。他主张，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国民公社。这个国家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共和国应该废除财产继承制和私有制，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所能从事劳动，然后将劳动所得交给国家，由国家再重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公民。巴贝夫的思想尽管始终贯穿着原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精神，但他与许多空想共产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主张通过暴力行动来达到建立共和国的目的。
　　1796年3 月，巴贝夫秘密准备起义，在巴黎各区和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和发展组织，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核心组织——起义指导委员会，布置了与各区的联系人和5 名军事代表。5 月初，平等会拟定了发动15000 人进攻督政府和立法院的起义计划，并预定于5 月11日发动起义。由于叛徒格里泽尔上尉向警察局告密，5 月10日巴贝夫及其战友被捕，起义组织也遭到破坏。不久，巴贝夫及其战友达尔泰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流放，平等派运动失败了。
　　督政府在平息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的同时，还继续与第一次反法联盟的英、奥、撒丁等国进行战争。督政府执政后，派儒尔当、莫罗和拿破仑率大军分三路攻打奥地利。拿破仑所率一路负责进攻意大利北部。拿破仑的军队最初只有3 万人，军需毫无保障，军纪又坏，但经过他短期整顿后，却成为一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在历时15天的战役中，拿破仑打败了9 万联军，于1796年5 月18日迫使撒丁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撤丁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退出战争。接着，拿破仑又与另两路军配合，乘胜进攻奥军。在征服北意大利后，拿破仑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奥地利本土。1797年4 月，法国占领累欧本，奥军被迫议和。1797年10月17日，双方签订《坎坡.弗米奥和约》，奥地利承认法国占领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退出反法联盟。第一次反法联盟至此瓦解。
　　为了解决财政匮乏和经济混乱，督政府上台后增发了300 亿锂指券，想借此缓和财政困难。但是，这却加剧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指券竟跌至只有票面值的0.35％。1796年2 月，拉梅尔就任督政府财政部长。他在3 月实行了货币改革，以土地信用券代替指券。土地信用券的保证金是政府手中的尚未卖出的国有财产。信用券的发行量为24亿锂。
　　但土地信用券很快便遭到了与指券同样的命运，刚刚发行3 个月就贬值98％。在这种情况下，拉梅尔于1797年2 月下决心废除土地信用券，恢复硬币制度，这才使货币行情逐步稳定了下来。接着，拉梅尔又开始着手整顿税收制度，将督政府征收的基本税归纳为土地税、营业锐、动产税、人头税、奢侈税和门窗税等，这样，使从前混乱的税收得到了整治。
　　加上1797年农业丰收，纳税人数增加，督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缓解，虽然政府在1797年9 月至1798年9 月预算中的亏空仍然高达2.5 亿法朗，但社会经济情况毕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出现了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和实际工资提高的现象。
　　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并不能掩盖政治状况的动荡。督政府中的各督政官之间彼此缺乏集体合作精神，各行其事，而各部部长更换频繁，更削弱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在督政府统治的4 年中，在仅仅7 个部之中，担任过部长的人竟达32人，平均每人任期不足1 年。更为严重的是，王党分子在1797年立法院选举进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使督政府面临着新的危机。
　　经过基贝隆战役和葡月政变所受的沉重打击之后，王党分子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合法斗争方面。1797年5 月举行立法院选举中，王党分子打着群众的旗号，展开了庞大的、有组织的竞选活动，使王党分子及其代理人获得了多数席位，甚至与波旁王朝有着直接联系的皮什格鲁也被选为五百人院的议长。改选的1 名督政官巴泰勒米也倾向于保王党。新当选为立法院议员的王党分子们在立法院中，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财政紊乱；提出紧缩开支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企图以此煽动群众，为封建王朝的复辟开拓道路。他们还促使两院通过了赦免逃亡贵族和反动教士的法令，甚至企图恢复天主教。一时间，国内保王党的气焰十分嚣张，逃亡贵族和反动教士纷纷回国，甚至出现了对购买国有产业的资产者进行反革命报复的活动。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对大资产阶级的财产、政权和生命构成了新的威胁。督政府不顾军队不准越界进入巴黎周围60公里的规定，将意大利方面军中的几个团调至巴黎附近，准备武力镇压。1797年9 月4 日(共和五年果月18日），督政府调集的军队进入立法院会议厅，逮捕和清洗了皮什格鲁等保王党议员及督政府中倾向于保王党的巴泰勒米等人，大批王党议员被流放。这就是" 果月政变".果月政变后，督政府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击王党势力方面，使得民主派力量得到活动的机会。残存的雅各宾派成员在巴黎组成" 自由与平等之友联盟" 进行活动，其他城市也都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组织。雅各宾派人士激烈地抨击督政府的政策。各进步组织还要求为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以及其他殉难的革命活动家复仇。这些组织还要求向富有者课税、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向贫穷的革命劳动人民分配财产。这些要求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798年4 月立法院进行选举时，民主派获得胜利，进入两院。督政府于1798年5 月11日(共和六年花月22日）
　　宣布106 名议员的当选资格无效，同时对雅各宾派残余势力进行大规模搜捕，并于8 月13日封闭了雅各宾派的秘密俱乐部。这就是" 花月政变".
　　果月政变和花月政变分别打击了王党势力和民主派力量，表现出督政府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历史上称为" 秋千政策".为了打击来自左的和右的势力，督政府都动用了军队，采取了暴力手段。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行政权力对抗立法机关，严格地讲是违宪行为。这说明，宪政民主的共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法国实现政治稳定的需要，要迅速达到稳定，就只能暂时抛开共和制度下的代议制民主，实行集权式的体制。
　　当督政府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英国、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在1798年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并接连打败法军，逼进法国边境。到1799年7 月，当前线法军接连败退下来的时候，民主运动又在巴黎复活了。在外省，保王党人也在到处煽动。结果，旺代郡又爆发了叛乱。
　　这样，到1799年下半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危如累卵，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这个危险万分的局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正在埃及远征的拿破仑.波拿巴的身上。
　　(4)雾月政变和督政府统治的终结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年）出生于科西嘉一个没落贵族家庭。
　　他青年时代随父赴巴黎，曾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后又升入军官学校。参军后，历任尉官、校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并在1793年的土伦战役中显示了军事才能。热月政变后，由于他在镇压王党和向外扩张中屡建战功，日益受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青睐。
　　拿破仑既是一个杰出的军事人才，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欲。
　　当他得知国内的情况以及大财阀瞩目于他时，便于1799年10月只身离开埃及回国。抵达巴黎后，拿破仑马上被任命为巴黎卫戍区司令，并立即与督政官西哀耶斯、外交部长塔列兰等人密谋筹划政变。
　　1799年11月9 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率军包围了立法院会议厅，驱散了代表。当晚，一部分代表受命集会，作出关于撤销督政府和两院、把政权交给拿破仑.波拿巴、西哀耶斯、罗歇.连科3 人执政的决议，同时成立立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这样，督政府的统治就此终结，法国开始建立起以拿破仑为首的执政府的统治。
　　督政府倒台后建立起来的执政府，在各方面都已不同于大革命时代。所以，督政府的倒台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最为深刻和彻底的革命。在革命中，人民群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而使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三个阶段，一直沿上升路线发展。热月政变是资产阶级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统治秩序的转折点，热月党人将革命进程中为了夺取胜利而超越既定革命目标的那些步骤退回到成熟的起点，因此，仍属于法国大革命的范畴。
　　法国大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并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这次革命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因此，这次革命是一次欧洲范围和世界范围的革命。
　　六、拿破仑帝国的兴亡
　　1.从执政府到拿破仑帝国的建立
　　1799年11月9 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雾月政变，拿破仑.波拿巴推翻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以拿破仑为首的三人执政府，从此，开始了军事独裁的统治，执政府时期也是拿破仑军事独裁向帝国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拿破仑为满足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极力加强中央集权。
　　1799年12月24日，执政府颁布了共和八年宪法。这部宪法重申废除封建等级制，法国仍为共和国，但规定执政任期为10年，第一执政掌握军政全权，另外两个执政只有谘议权。立法机构和议员选举制仍然存在，但选民只能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由第一执政从中选定方为有效。
　　宪法规定，立法机构由三院组成，即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在第一执政身边还设立了参政院，参政院下设各部，而部长只不过是执行第一执政号令的办事员。任何法律均由参政院提出、保民院讨论、立法院表决、元老院审议，最后由第一执政批准公布。由于立法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第一执政拿破仑便可一人操纵立法。另外，宪法还设立了最高法院，取消陪审制度。
　　拿破仑取消了在革命时期建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在全国实行郡、县、市(公社）的行政建制。全国设88个郡，郡守和县、市官员均由执政统一任命。
　　为了加强控制，拿破仑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察系统。他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里分离出来，把警察置于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成立了司法部和警务处，另设巴黎警察总监和近卫军直属第一执政。巴黎警察总监的长官是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活跃分子傅歇。傅歇把侦探及告密人派到全国各地，他们随时随地把人民的言行秘密上报给中央。拿破仑还设置专门机构严格检查来往书信，警察、近卫军肆意捕人。除了在各地设置监狱外，还成立变相的监狱——疯人院，把政治犯关进疯人院。
　　同时，对于傅歇，拿破仑后又另外成立了一支警察队伍，专门监视其活动。拿破仑的警察机构对打击民主派势力和保王党势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傅歇在1800年10月至12月间，以有人3 次企图暗杀拿破仑为借口，说是雅各宾派搞的阴谋，进行了3 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并流放了很多人；由于王党分子利用报纸进行宣传，拿破仑在1800年1 月17日一次下令就封闭了73家报纸中的60家。到1800年底时，全国报纸只剩下了9 家。
　　在暴力镇压的同时，拿破仑还有意采取了缓和矛盾的政策。1800年3 月决定，允许1799年12月25日以后出走的人回国。根据这一法令，一些立宪派的老活动家如拉法耶特、热月党统治时期受到打击的老恐怖主义者巴雷尔、瓦连埃等人都回到了国内。后来，拿破仑又进一步放宽允许回国的条件，到1800年10月，允许回国者已达5 万多人。1800年5 月，又宣布凡肯宣誓效忠新政权者均可回国。也就是说，只要逃亡者归附新政权，政府就不再对其采取敌对政策。这样的政策，既坚持了原则，又缓和了矛盾，有利于实现稳定。拿破仑甚至还敢于任命一些过去因犯罪而被流放又回到国内的有才能的人为官，这更表现出拿破仑对自己政权稳固的信心。
　　在经济上，拿破仑下令取消督政府时期强制购买公债、征发军需品等措施。中央统一管理税收，在征税时先发行税收期票，购买期票者在政府收齐税款时贴现，同时获得利息。这种类似包税制的做法调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期票的信用大为提高，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快地得到好转。在调动大资产阶级投资国税的基础上，拿破仑又于1800年2 月13日成立法兰西银行，并在1806年将其改组为国家银行，并予以发行纸币的权利。此后，法兰西银行便成为法国的金融中心。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拿破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和增加出口，尤其是传统的奢侈品货物的出口。此外，执政府还成立了统计局、商业管理总委员会、全国工业促进会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调查，统一度量衡，规定黄金白银的兑换比例。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些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799年至1802年，法国对外贸易额增长了2.4 亿法朗；到1802年止，法国财政已经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1810年4 月，拿破仑为利用教会进行统治，同教皇庇护七世达成" 政教协议" ，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法国的活动，但不作为国教。协议规定，不得要求归还革命时期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和财产，不许恢复什一税。协议还规定大主教、主教均由第一执政任命，主教委任的神父必须由政府批准，薪金由政府发放，主教须宣誓效忠政府。这样一来，就使教会由封建统治的工具变成了替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精神支柱了。
　　在军事上，拿破仑发布文告，抛弃了革命时期的口号，提出为争取法国的和平荣誉而战。1800年5 月，拿破仑出人意料地率军从大圣伯纳德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在6 月14日的马伦哥平原决战中，以少胜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801年2 月，迫使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法国占有了莱茵河左岸和意大利北部、中部地区。1802年，拿破仑建立了附属于法国的意大利共和国，并亲自兼任总统。第二次反法联盟瓦解，英国也被迫于1802年3 月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退出了在地中海占领的许多岛屿，并将安德列斯群岛交还给法国。法军在战场上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拿破仑利用休战的时机，于1802年颁布了共和十年宪法。宪法规定，第一执政终身任职，有权任命后继人，有权批准和约与否定法庭判决案件。在此之前不久，立法各院还通过了拿破仑提出的建立" 荣誉军团" 的决议。荣誉军团的成员由第一执政从有功人员中挑选，拿破仑本人任军团长，这实际上是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特殊组织。终身第一执政与荣誉军团为他后来其推翻共和国实行帝制铺平了道路。
　　1804年5 月，在拿破仑的授意下，立法各院再次修改宪法，改法兰西共和国为帝国，元老院拥戴拿破仑为帝国皇帝。同年10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仪式，称拿破仑一世，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帝国5 月18日正式成立）。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使帝制在法国复活，但由共和制变为君主制，并没有改变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实质，拿破仑帝国是资产阶级帝国。
　　2.拿破仑帝国的对内政策和《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帝国建立后，很快便拟定了一套帝国制度，拿破仑册封了一批亲王、帝国大勋爵、元帅和高级官吏。贝尔蒂纳等18名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颇具军事才能的名将都受封为元帅，他们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宫廷里，拿破仑恢复了旧时代的宫廷体制，有侍从、宫内官、礼官、女官以及其他宫廷人员。1810年，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结婚后，帝国宫廷完全恢复了旧封建时代的建制。1811年，他又以波旁王朝的旧朝仪法规为蓝本制定了新的朝仪法规。这部法规长达800 页。
　　随着对外战争的扩大，为了统治欧洲被征服国家，拿破仑还成立了一系列附庸国，作为法兰西帝国的屏藩，并且分封自己的亲属为国王。
　　1806年，拿破仑封其兄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1808年，又将约瑟夫改封为西班牙国王，封其妹夫缪拉元帅为那不勒斯国王；1805年，封其弟路易为荷兰国王；1807年，封其幼弟吉洛姆为威斯特发利亚国王。拿破仑自己不但有皇室经费、皇室地产、私有产业，还任命专人去保管他在附庸国为自己保留的领地收入。
　　拿破仑为了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和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为了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除不断完善国家机器、强化中央集权外，他还非常重视法治。早在1800年，拿破仑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原则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便指定第二执政巴塞雷斯负责编纂民法典的工作。民法典是在拿破仑直接主持下制定的，1804年3 月21日，立法院通过并经拿破仑签署正式颁布实施，这就是著名的《法国民法典》。1807年，法典又被更名为《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法国大革命胜利成果和法国启蒙思想结合的产物。法典共包括3 篇35章2281条。
　　《拿破仑法典》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保证个人得以自由支配属其所有的财产，这是法典的核心。第二，否认封建等级制度及特权，否认人身依附关系，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确认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于封建贵族及教会土地的剥夺，不准封建势力反攻倒算。第四，把大革命中形成的小土地所有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就使得法国农民可以大胆地利用自己的小块土地。因而，此后法国农民就成了拿破仑政权的主要支柱。最后，法典对于交易、婚姻、继承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做了明文规定。
　　《拿破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法典，它起源于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特权，肯定了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剥夺，对于稳定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后，在很长时间内，《拿破仑法典》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法典时的范本。
　　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拿破仑政府利用博览会、政府定货、各种津贴、修筑公路和铁路、建立银行等措施，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对外扩张，则为法国资本主义夺取了国外市场。所以，在此期间，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珍妮" 式纺机从1790年到1805年增加了近13倍，至1812年，国内已有200 多家机械纺织厂，毛织品产量较1789年前增加4 倍；生铁产量从1790年到1801年增加了1 倍多。在商业方面，贸易额从1799年到1810年，由55300万法朗增加到70500 万法朗。在农业方面，拿破仑政府号召扩大耕地面积和发展经济作物。粮食产量在1790-1812 年增加了10％。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拿破仑帝国的军事力量，为抗击反法联盟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3.拿破仑的对外战争
　　拿破仑的政权是与对外战争相始终的。拿破仑的对外战争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战争的继续，这场战争首先是欧洲封建君主为了干涉法国大革命而挑起的。拿破仑刚上台时，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军事干涉，使法国又一次面临封建复辟的危险。因此，拿破仑战争最初具有保卫法国大革命胜利成果、反对封建复辟、反对欧洲封建专制势力干涉的性质。但是，拿破仑的军事行动，也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掠夺及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的要求。因此，拿破仑战争一开始就有着极其错综复杂的性质。
　　《亚眠和约》后，英国政府为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竭力拼凑第三次反法联盟。沙皇俄国力图打垮法国，在西欧复辟封建秩序并伺机夺取新的土地。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则想利用新的反法战争，挽回已往战败所遭受的损失，并推翻拿破仑的统治。1805年4 月，英、俄结成第三次反法联盟，加入联盟的还有奥地利及那不勒斯。法国则与西班牙结盟，准备渡海进攻英国本土。1805年10月，法、西两国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加海角与英国舰队激战，被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击败，拿破仑不得不放弃登陆英国的计划。但是在欧洲大陆的战斗中，法军进展顺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805年11月，法军长驱直入，攻下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2月2 日，拿破仑又集中优势兵力，在维也纳附近的奥斯特里茨展开决战，击溃了由俄皇和奥皇亲自指挥的俄奥联军，俄奥联军死伤及被俘3 万余人。
　　奥斯特里茨战役使准备参加反法联盟的普鲁士被迫与法国结盟，向英国宣战。而俄国则退出了奥地利，奥地利被迫求和。1805年12月26日，法、奥两国缔结《普列斯堡和约》，奥地利割让威尼斯、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等地给法国，并赔款4000万法朗。1806年8 月，拿破仑又迫使奥皇取消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至此，建于962 年的" 神圣罗马帝国" 寿终正寝。拿破仑将德意志的21个邦组成了莱茵同盟，亲任保护人，在莱茵同盟推行法国的政治制度，实行法国的《民法典》。不久，拿破仑又占领了南部意大利那不勒斯。至此，第三次反法联盟瓦解。
　　普鲁士虽然向拿破仑帝国表示屈服，但它的武装力量依然无损。1805年4 月，俄、普签订密约；1806年9 月，英、俄、普、瑞典组成第四次反法联盟。10月1日，普鲁士对法开战。10月13日，法军与普军在耶拿展开激战。次日，法军大获全胜，普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10月27日法军攻入柏林，普鲁士军队在不到1 个月的时间内全线崩溃。1807年，法军在普鲁士的艾劳和弗里德兰两地击败俄军。7 月7 日，法国与俄、普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和约规定，普鲁士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土地割让给法国，并让出18世纪末占领的波兰领土；普鲁士军队必须削减4 万人，并赔款1 亿法朗；俄国退出反法联盟，与英国断交，承认法国占领的全部领土，而法国则承认俄国对瑞典和土耳其的扩张权利，法俄结盟共同反对英国。《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拿破仑在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上建立了威斯特发利亚王国，以其弟吉洛姆任国王，将普鲁士退出的波兰领土组成华沙大公国，由其附庸萨克森国王兼领大公。
　　《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拿破仑实际上已控制了整个西欧和中欧，只剩下一个劲敌英国。但是，特拉法加海战的惨败，使法国海军已经失去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能力。因此，拿破仑放弃了武力征服英国的计划，采取了在经济上封锁和制裁的手段。1806年11月，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禁止任何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并表示要没收一切英国商品及英国商船。为此，英国采取了海上反封锁政策，宣布从海上封锁大陆特别是封锁法国的港口，派军舰在海上截击法国及一切中立国商船，并且通过走私的办法向欧陆推销商品，有时甚至把英国的走私商品运销到法国，破坏其大陆封锁政策。1807年12月，拿破仑又进而颁布《米兰敕令》，禁止同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任何往来，并派出大量人员查缉私运进口的英货或开往英国的船只。1807年11月，法军占领了葡萄牙，次年3 月，又占领了西班牙，以达到彻底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目的。
　　1809年，英国又组织了第五次反法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只有英、奥两国。1809年7 月，法军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大败奥军，1809年10月，奥地利又一次在维也纳与法国签订和约，奥地利又失去了几个省份，赔款8500万法朗，和约还规定奥地利拥有的军队不得超过15万人。
　　从1800年开始，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所向无敌，接连粉碎4 次反法联盟的进攻，几乎占领和控制了除英、俄以外的整个欧洲，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从而粉碎了欧洲各主要封建国家帮助波旁王朝复辟的阴谋，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沉重打击了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时，拿破仑帝国已达到了全盛时期。
　　4.拿破仑帝国的危机与崩溃
　　经过几年的对外战争，法国已成为一个拥有130 个省的大帝国，有7500万人口，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一半，3 倍于革命前的法国。但是，这个大帝国在强盛的外表之下，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
　　首先，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人民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十分激烈，沉重打击了法国在占领地区的统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西班牙人民的反法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1808年开始，持续长达4 年之久，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法国精锐部队，并牵制法国兵力达30万之多。意大利爱国者也从1807年起组成" 烧炭党" ，展开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此伏彼起的民族解放斗争，使拿破仑陷入一场漫长而广阔的战争之中而不能自拔，并日益动摇着拿破仑帝国的统治。
　　其次，拿破仑战争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法国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连年抽丁参战，大批农民在战场上死亡，家家几乎都有阵亡的人，而各种捐税的重担，也大多落在农民的身上，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的不满，从而使农民的反战情绪达到了顶点。由于大陆封锁政策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法国和其他欧陆各国反受其害。这个政策的推行，使法国对外贸易急剧下降、进口原料短缺、国内生产缩减、工商业萧条，从而引起了1810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资产阶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经济危机使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加、物价上涨，加上警察官僚暴政的日益加强，法国工人对拿破仑政权的不满更甚。甚至连拿破仑身边的一些将军、新贵族也厌倦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需要安静地坐下来享受攫取来的财富，而不愿再经受战争的危险。
　　最后，拿破仑帝国晚期，警察官僚机器已远不如早年那样有效率了。
　　各官僚机构办事拖沓，各级官吏营私舞弊、谄媚逢迎。而拿破仑分封到各国去的亲王们也各怀心事，与拿破仑有着强烈的离心倾向。约瑟夫就表示：" 如果有人要我只为法国的利益去统治西班牙，那就别指望我会这样做。" 缪拉则说：" 作国王不是为了听从别人指挥。" 路易在荷兰对英国货走私佯装不知，只考虑本地利益，不执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拿破仑同其亲族们的矛盾与封建时代君主与诸侯之间的矛盾一样，是难以解决的。
　　在帝国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拿破仑发动了侵俄战争。拿破仑力图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而在欧洲唯有英国与俄国未被征服，因此他决定先征服俄国，再收拾英国。俄国沙皇对于拿破仑支配整个西欧与中欧感到异常不安，并认为拿破仑建立起在法国影响下的华沙大公国是对俄国的严重威胁。此外，法国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割断了俄国对英国的贸易联系，使俄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因此，俄国也准备与法国兵戎相见。
　　1812年6 月23日晚，拿破仑亲率60万法军及其同盟军队，渡过尼门河，侵入俄国。俄军在库图佐夫元帅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使法军在俄国境内长驱直入。9 月14日，法军不战而进入莫斯科，但俄军留给拿破仑的仅是一座空城。次日，莫斯科发生大火，大火持续了5 昼夜，烧毁了全城3 ／4 的建筑物。俄军在莫斯科附近集结了大量兵力，并于10月18日发起反攻。拿破仑占领莫斯科不但没有达到迫使俄国投降的预期目的，反而陷入重围，给养断绝和严寒瘟疫威胁着全军。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不得不率军撤出莫斯科，一路上不断受到俄国游击队的袭击。12月13日拿破仑重渡尼门河时，只剩下5 万人。拿破仑在俄国遭到了惨败。
　　与此同时，法国占领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空前高涨起来，拿破仑对西欧的控制迅速陷于瓦解。1813年春，俄、英、普、奥、西、葡、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法军以寡敌众，于10月16日在莱比锡与反法联军展开激战。在决定胜负的最后关键时刻，法军中的萨克森军团突然倒戈投到联军方面，导致法军全面崩溃。1814年初，反法联军进入法国境内，3 月31日占领巴黎。联军入城后，元老院任命了塔列兰为首的临时政府。4 月2 日，元老院决议废黜拿破仑，但同时提出了制定新宪法应遵循的原则，包括保留立法机关、维持军队以及军官的官阶和薪金、承认继续偿还公债和出卖国有财产、保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说，要维护大革命的基本成果。拿破仑虽准备调兵遣将以求再战，但其身边的元帅已无战意，不肯接受号令。拿破仑不得已于4 月4 日宣告退位。4 月20日，联军决定将其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位，称路易十八。波旁王朝就此复辟。5 月30日，反法联盟同法国在巴黎签订和约，法国疆界缩减至1792年1 月1 日的范围。
　　路易十八上台后，在短期内把1000多名军官免职，把无能的贵族安置在宫廷、王室近卫军、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充任高官显职，借口财政困难继续向人民大量征税。此外，还为当年基贝隆战役的那些逃亡贵族建立纪念碑，并追封被处死的叛乱军首领为贵族。很显然，波旁王族及其亲信们由于无力完全恢复旧秩序、旧制度和取消一切革命成果，而变得狂暴起来。路易十八代表的波旁王朝在革命以后的25年中" 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会" . 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使国内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已被监禁在厄尔巴岛达10个月的拿破仑，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815年2 月26日悄悄离开该岛渡海回国，3 月1 日在法国登陆，向巴黎进发。法国人民尽管对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深感不满，但是他们更加痛恨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因此，拿破仑一路上受到人民和军队的热烈欢迎。
　　3 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登上帝位，路易十八逃跑。
　　拿破仑的卷土重来，震惊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正在维也纳开会的许多政府首脑也暂停了活动。他们赶忙组织第七次反法联盟，以便再一次协力对付拿破仑。拿破仑率军于1815年6 月16日-18 日在滑铁卢与反法联军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6 月21日拿破仑回到巴黎，次日宣告退位。从他回到巴黎重建帝国之日算起，到第二次退位共97天，接近100 天，所以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 百日".7月8 日，路易十八重新复位。拿破仑被送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 月5 日死于该岛。
　　七、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期的清帝国
　　17世纪中叶，正当欧洲的大不列颠岛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东方，农民起义的风暴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英伦三岛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制度；明末农民起义却仅仅推翻了明王朝，而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满族贵族率八旗兵征服了中原，中国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统治。
　　1.清军入关与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1)清入关初期的政策和措施
　　1644年(顺治元年），清统治者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 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标志清王朝中央政权的确立。面对全国范围内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清朝统治者为了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首先，大力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上层。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确定了笼络和利用汉族降官、降将的基本方针政策。在清朝和明朝的长期战争中，汉族降官、降将为满族贵族出了很大的力，成为清朝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入关以后，满汉统治阶级既存在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权力冲突，也存在着镇压农民起义的一致利害关系。一部分汉族地主反抗清朝，力求恢复明王朝的统治，甚至与农民起义军余部合作也在所不惜；另一部分汉族地主则因遭受农民起义的打击，转而托庇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因而，清军一入关，就采取各种手段，大力笼络关内汉族地主，以扩大和加强其对全国进行统治的力量和基础。
　　满族贵族进入北京后，打着" 复君父仇" 的旗号，礼葬明崇祯帝后，营造陵墓，令官民服丧3 天，表示自己对汉族前政权的" 宽大" 和" 恩礼" ，并拨款修复保护明帝诸陵，春秋致祭，以满足汉族地主对明王朝的眷恋心理，减少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
　　清王朝对明宗室投诚者，则仍予禄养，不夺其爵。同时，广泛招徕明朝官吏，下令：凡明朝" 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 ."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在录用故明官员的同时，还准许他们举荐"境内隐迹贤良，以凭征擢".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清军进入北京后，立即" 遣官祭先师孔子" ，又将孔子的后人封为衍圣公，并为孔子加上"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的头衔，摄政王多尔衮还亲自" 谒先师孔子庙行礼".满族统治者的尊孔活动，对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科举考试历来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　1645年(顺治二年），清王朝恢复" 乡试" ，次年3 月，在京举行" 会试" ，4 月，又举行了" 殿试".对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而言，既然" 有出仕之望" ，则" 从逆之念自息" . 清政府开科取士吸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也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力量。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军和明王朝斗争的力量，减轻在统治关内广大地区所遇到的兵力不足的困难，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建立起了汉军八旗。入关后更加重视对汉军八旗的建设。从清代初年到清代中期，在以满洲八旗驻防各要地的同时，各地督抚多有汉人充任。据统计，顺治、康熙、雍正时期，" 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 . 其次，宣布减免赋税，注意恢复生产。清军入关后，由于长期的战乱使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直隶南部" 巡行各处，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回顾郊原，社灶烟冷" ；山东" 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
　　荒多丁少" . 为了笼络人心、恢复生产、稳定统治，清政府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初建之时一样，实行了" 轻徭薄赋" 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从1644年(顺治元年）7 月开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1 ／2 、1 ／3 ，或免1 年、2 年或3 年不等。8 月，摄政王多尔衮又下令免除" 厉民最甚" 的辽饷、剿饷、练饷，规定赋税的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 轻徭薄赋"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对稳定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清军入关后，与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的大量战争支出，使清政府仍然面临极困难的境地：" 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 . 清政府极为重视这个问题，甚至在1647年和1649年曾两次把如何解决减赋和足饷作为殿试的试题。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在减免租赋的同时，下令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1649年(顺治六年），清政府下令" 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 1657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又将各地垦荒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内容，凡督、抚在一年内垦至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清政府的垦荒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河南开垦荒地共九万余顷，每天约增赋银四十万八千余两。其他各省也多有成效。
　　由于满族统治者实行了" 轻徭薄赋" 、招徕逃亡、开垦荒地等措施，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口与耕地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据统计，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人丁户口1063万余，10年后的1661年(顺治十八年）达到1913万余，增长180％。1651年的耕地面积为290 万顷，1661年则增加到526 万顷，增长176 ％。
　　清军入关后，采取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在稳定局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制定的一些错误政策，在各地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遭到各地汉族人民的抵制。
　　首先是圈地。早在入关前，满族的王公贵族就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各种农庄，驱使农奴或奴隶进行生产。另外，由于清政府不负担八旗军队的装备，八旗兵遇有出征，要自己置办马匹、器械。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实行"计丁授田" 的政策，分给八旗士兵一定数量的土地，而八旗士兵的生活和军事装备，都来源于所分土地的生产收入。
　　入关后，为满足他们的剥削需要，清政府于1645年1 月(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 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这是清政府入关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圈地。第二次圈地是在1645年11月，这次圈地的范围被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1647年2 月(顺治四年正月）又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州县内，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圈地。在圈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为占夺靠近京城的土地，不但圈占无主荒地，还以" 圈拨" 、" 兑换" 、" 拨补" 的名义，强占大量有主土地。顺治四年以后，大规模的圈占土地活动基本结束，但零星的圈占活动又持续了20多年，共圈占土地16.35 万顷，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1 ／30. 其次，强迫汉人" 投充" 和严申" 逃人法".在圈占土地的基础上，清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建立了大量庄田。这些庄田一方面要靠从关外迁来的庄丁(农奴）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为了补充庄田上的劳动人力，清王朝还强迫当地汉人" 投入满洲家为奴" ，称为" 投充".汉人投充之后，身份降为奴仆，他们不但要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还没有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主人卖掉。为了摆脱这种非人的处境，被迫" 投充" 的汉人纷纷逃亡。这直接影响了满族王公贵族的经济利益，也危及到满洲八旗的武力。因此，清朝政府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 逃人法".逃人法除对逃亡的奴仆加以惩罚以外，还规定要严厉惩治" 窝主".逃人被捉到后，不仅受鞭责，而且还会被在面上、臂上刺字，然后归还原主；窝藏逃人的人，往往被处死，家产被没收，还会连累邻居。但是，用暴力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是难以持久的，" 逃人法" 公布以后，奴仆的逃亡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禁止，反而与日俱增，" 逃人" 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
　　再次是" 剃发令".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于1645年(顺治二年）8 月下令，强调人民从衣冠装束到精神观念，承认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要求汉人必须在10天之内改换明朝衣冠，按照满人的辫发风俗，剃发梳辫，凡是不剃的、迟疑的、上书表示异议的，一律" 杀无赦".在州县的命令上，更写上"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等语。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派兵丁巡行街头，武装强迫剃头，稍有反抗，就砍头。
　　本来，清军入关后的暴行以及诸如圈地、强迫汉人" 投充" 、" 逃人法" 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更是火上浇油，严重地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严重不满情绪，集中地在剃发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时，一些反抗清朝的汉族官绅、知识分子利用群众情绪，以" 头可断，发不可剃" 为号召，展开抗清斗争。
　　(2)北方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后，在河北和北京地区圈占大量土地、掠人为奴仆，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特别是京东地区，由于这一带" 地被圈占，所余无多" ，起义首先在京东三河县爆发，接着，霸州、沧州、南皮等地也都爆发了规模不同的起义斗争。甚至连京西也出现了起义军，致使京师用煤" 两月不至" . 山东各地人民的起义早在明末就已发展起来。清军入关后，起义军由反明转为抗清，声势愈来愈大。活动在兖、沂一带的满家洞起义军，聚集数万，" 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 . 他们" 建营立寨" 、" 攻城掠地" ，" 五种火器，件件俱全" ，屡创清军。滕峄起义军活动在邹、滕一带，他们以苍山、花盘山、抱犊岗一带为抗清基地，与清军坚持战斗达八、九年之久。鲁西曹州一带的榆园起义军以濮州、范县为根据地，活动于朝城、观城、郓城、城武等县，" 凡数百里" ，众" 号百万".山西原是李自成农民军控制的地区。清军进入山西后，起义军和各地农民纷纷起而抗清。从1645年起阳曲、岚县、交城、岢岚、孟县、五台、朔州、永宁、平阳等地起义此伏彼起。各支起义军互相配合，攻城夺地，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抗清浪潮。
　　在陕西，从1645年开始，西安及周围人民便奋起抗清，以后又有陕南农民军团结明朝旧将在五郎山起义，配合其他农民军，围攻西安达7 个月之久。
　　1648年，甘肃也爆发了丁国栋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连续攻下凉州、巩昌、岷县、兰州、临洮、渭沅等地。
　　北方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虽然先后失败，但在清朝对全国统治还未稳固的时期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南方人民的抗清斗争。
　　(3)清军南下和南明政权的覆灭
　　明朝灭亡以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政权，统称为南明。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明中央政权的消息传到江南后，明朝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于1644年(顺治元年）5 月15日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建立政府，定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政权控制着明末农民起义兵锋未至的江南广大富庶地区，有近百万军队，其中左良玉父子率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人率三、四十万大军驻扎在江北临淮、淮北、泗水、庐州等地，号称" 江北四镇" ，力量相当雄厚。但是，这个政权一建立，就十分仇视农民起义军，打着" 报君父之仇" 的旗号，与农民军相对抗。当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的消息传到南京时，福王立即派出使者携带大量金银绢米到北京，并以割地、岁纳白银10万两等为条件，乞求清军不要南下，并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农民军。同时提出，消灭农民军后，清军退出山海关，由福王政权重建明王朝。清政府拒绝了与之平分胜利果实的建议，并部署军队，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挥师南下，攻打福王小朝廷。
　　福王政权建立后，其腐败程度与已经灭亡的明王朝相差无几。朱由崧深居宫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大敌当前，他下令修建的兴宁宫所悬挂的对联却是："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弘光小朝廷中的文武官员则继续了明末的党争，依附江北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的东林余党，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攻击。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把持朝政后，排斥异己，卖官鬻爵。镇守江北四镇的刘泽清等人在大敌当前之时，不以国事为重，仍然抢占地盘，相互火并，江淮防线一片空虚。清军乘机大举进犯，毫不费力地攻下了淮安和泗州。当时，在弘光小朝廷内，只有兵部尚书中史可法主张坚决抗清，但是，史可法因受朝廷中来自马、阮方面的牵制，江北四镇又不听从调度，处境极其艰难。史可法虽竭力筹划，仍无力阻挡清军南下的势头，只好退守扬州。1645年(顺治二年）4 月，清军兵临城下，包围了扬州城。扬州孤城军民在史可法率领下奋力抗战7 昼夜，终因兵少无援，扬州城被清军猛烈的炮火攻破。史可法被俘后誓死不降，被清军杀害。清军入城后杀掳10天，把这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清军血洗扬州后，乘势渡过长江并占领了南京门户镇江。江防守将闻风而逃，守卫南京的数十万官军纷纷降清，清军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于6 月开进南京城。逃往芜湖的弘光帝也很快被俘获，多铎将其带到北京斩首。弘光小朝廷就此灭亡。
　　清军攻占南京后，明王朝在浙江方面的残余势力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同时，福建方面又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
　　鲁王政府拥有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驻守浙江的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的部队，具有一定的实力。但这个小朝廷内部分裂不和，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对人民横征暴敛，而真正为抗清出力的士兵和义师却得不到粮饷。另外，鲁王政府还与唐王两个政权互争真伪，不能合作。1646年(顺治三年）6 月，清军渡过钱塘江，攻破绍兴，总兵方国安望风而降，鲁王浮海南逃。
　　唐王政权建立之初，除领有福建、两广、云贵以外，还兼有安徽、江西、湖广的一部分土地，各地义军也纷纷表示拥护唐王抗清。但唐王政府的军政大权完全控制在福建大军阀郑芝龙手中。郑芝龙本是海盗首领，崇祯时受招安，官至都督总兵。他以拥立唐王有功，跋扈嚣张、多方榨取。他拥兵自重，既不主动抗清，也不支援各地义军的抗清斗争。
　　鲁王政权灭亡后，郑芝龙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大笔家产，暗中投降清朝。
　　1646年(顺治三年），郑芝龙尽撤天险仙霞岭的守军，使清军在无人防守的山区长驱直入，攻破福州。唐王逃至汀州(长汀），被清军俘杀。
　　隆武政权倾覆。
　　唐王死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于1646年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桂王政权建立后，就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清军占领江南和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以后，于1646年(顺治三年）9 月以优势兵力向广东及西南发动进攻。1647年(顺治四年）初，清军进入广州，永历皇帝闻讯后慌忙逃离肇庆，来到梧州。随着清军的步步逼近，他又仓皇逃到桂林，拥立他的大小官僚或投降清朝，或弃职而逃。以后，他又从桂林逃到全州、武冈、南宁、昆明、缅甸等地安身。永历皇帝是一个懦弱寡断、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人，其政权也与南明其他几个政权一样，政治腐败、大权旁落、内部互相倾轧，矛盾重重。相比之下，桂王政权在南明几个小朝廷中存在时间最长，从建立到最后覆亡，前后维持了16年。它之所以能够苟延存在，主要是有抗清较为坚决的何腾蛟、郑成功等的拥护，特别是得到了大顺农民军和大西农民军的支持。1658年(顺治十五年）以后，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1662年(康熙元年）春，吴三桂在缅甸俘获桂王，后以弓弦将其绞杀于昆明，永历王朝也随之结束。
　　(4)南方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在江南地区节节胜利，连续攻灭了南明的几个小朝廷，显示了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兵锋所指，使江南一个个繁华之地变成了一片片颓垣废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因此，江南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清军的骚扰侵害。
　　在江南人民反抗清军的斗争中，江南人民反剃发斗争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江阴、嘉定人民的斗争惊心动魄。江阴人民推陈明遇、阎应元为领袖，立下" 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的誓言，在24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81天，最后终因粮食罄尽，江阴城被清军攻破。与江阴人民守城抗清的同时，嘉定也爆发了10多万人参加的反剃发斗争。嘉定人民在黄淳耀、侯峒曾的领导下，以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后因连下大雨，土筑城墙倾毁，清军乘机攻进城内。此后，清朝统治者对嘉定人民的不断反抗采取了血腥的镇压，先后对嘉定进行了3 次大规模的屠杀，史称" 嘉定三屠".嘉定人民参加武装斗争有十几万人之众，先后壮烈牺牲的约2 万人。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尚存40余万人，他们在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一功、郝摇旗、刘体纯等人的率领下，在荆襄地区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1645年秋，他们鉴于清军进一步南侵的形势，主动与唐王政府结合起来，共同抗清。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在这个紧急时期，李过等率农民军与驻守湖南的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挫败了清军的攻势。1647年(顺治四年），清兵攻陷广州、肇庆等地后，郝摇旗护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兵。
　　此后，郝摇旗、李过与何腾蛟的军队，连续大败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形成了南明时期的第一次抗清高潮。但是，由于南明政权内部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举行反攻，而是互相争权夺利，给清军以喘息的时机。不久，清军重新占领湖广和广西，1649年至1650年间，何腾蛟被俘不屈而死，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和郝摇旗等人被迫于1651年冬率农民军转移到巴东一带，重建抗清根据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由于大顺军被迫转战巴东一带，中南地区抗清斗争转入低潮，到1651年，桂王政权颠沛流离，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正在这时，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出现在抗清的最前线，将抗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由李定国、孙可望等率领，在川南、云、贵一带活动。1649年正月，李定国、孙可望鉴于清军进攻日益深入，主动提出愿和桂王政府联合抗清。1652年2 月，孙可望迎桂王居于贵州的安隆所。同年，大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孙可望留守贵州，李定国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大西军兵锋直指江西吉安，前后败敌数十万，取得桂王政府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大西军还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
　　在胜利的形势下，孙可望个人野心膨胀。他受南明官吏的挑拨，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军。摸清大西军底细的清军于1658年分三路向云贵发动进攻，并屡次诱降李定国，均被拒绝。李定国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清。1622年，李定国在云南边境地区病死。
　　李定国死后，清军调动四川、湖广、陕西3 省的兵力，围攻夔东十三家军，农民军的处境愈发不利。在以后的战斗中，郝摇旗被俘不屈而死，刘体纯也在与清军苦战中力竭自杀。1664年(康熙三年），李来亨在清兵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大顺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最后在清军的镇压下也归于失败。
　　(5)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郑成功所领导的海上义师，是最后的一支抗清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原名郑森，福建南安人，与其父郑芝龙同朝为官，郑森深受隆武帝器重，被赐姓朱，改名郑成功。1646年(顺治三年）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率部拒降，起兵反清，决意" 以死报国".郑成功在广东南澳招兵买马，组织义军，力量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1647-1649 年，郑成功率领海上义师，从南澳出兵，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并攻占泉州、闽南沿海等地，又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进行斗争。
　　清朝派人招降，遭到他的严辞拒绝。郑成功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并同国内各地加强经济联系。与此同时，他的抗清义师也迅速壮大，势力扩大到潮州、潮阳、惠来等地。
　　郑成功起兵抗清10多年，曾多次组织进行北伐和南征(闽、粤）。
　　1652年(顺治九年）西南地区掀起反清高潮，郑成功率兵10万，与之遥相呼应，声威大振。1653年(顺治十年），为了接应李定国起义军进军广西，郑成功派水师南下潮州，又与鲁王旧臣张名振合师北上。第二年李定国、郑成功会师广东，准备进攻新会，没有成功，李定国退回广西。
　　之后，郑成功一直在福建沿海作战，屡败清军。
　　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大举北伐，郑成功为招讨大元帅，张煌言为监军，率83营17万水陆大军，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4 州3 府24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南北呼应，使清廷大为震惊。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清军得以从容调配力量，郑成功在南京被打败，被迫退回厦门。张煌言孤立无援，得地尽失，败走浙东。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驻守东南沿海。清政府为了防范郑成功再次北伐，下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人民不准越界，寸板不许下海，违者处死，以此来切断郑成功与东南沿海人民的联系。这给郑成功招兵筹饷都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特别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清斗争，郑成功决定暂避清军的攻击，收复台湾，以为继续抗清的基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在17世纪初，却一度被荷兰所侵占。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派兵侵占台湾，修筑要塞，先在一鲲身(安平）建" 热兰遮" 城(又称台湾城），继又在赤嵌(台南市）建" 普罗文查" 城(赤嵌城）与" 热兰遮" 互为犄角，作为控制台湾的据点。
　　荷兰在台湾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郑成功在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进行抗清斗争时，就与荷兰殖民者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655年(顺治十二年），郑成功因荷兰殖民者经常劫掠中国商船，" 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二年，船只不通，货物贵涌，夷多病疫" ，给了荷兰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1661年2 月(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4 月21日，郑成功率25000 人进军台湾。
　　荷兰殖民者事先已设防备战，修筑炮台，阻塞航道，严禁一切船只出海。
　　但是，郑成功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熟悉水道的台湾商人何廷斌为郑成功军队提供了当地的情况和地图，又引导郑成功军队绕过荷军炮台和航道中的险滩，出奇制胜，迅速取得了登陆北线尾岛和赤嵌城西北部附近的禾寮港的胜利。
　　郑成功登陆台湾后，荷兰军队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郑成功军队迅速打退了敌人，随即包围了赤嵌城。他声讨荷兰殖民者的罪行，并义正辞严地指出：台湾历来是属于中国的，本应把它归还原主。如果你们仍旧违抗我的命令，那么我将立即下令进攻。在郑成功强大的攻势面前，荷兰军队被迫投降。
　　郑成功收复赤嵌城之后，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台湾城。台湾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杀教士、烧教堂，打击荷兰侵略者。8 月，荷兰殖民者数百人增援，郑成功派水兵迎敌，大获全胜，从此，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无出击之力了。
　　在围困敌人8 个月后，1662年(康熙元年）1 月25日，郑成功军队开始轰击荷兰殖民者用以掩护台湾城的乌特利支堡，并在当晚占领了这个堡垒，使荷兰侵略军陷于绝境，并于1662年2 月1 日被迫投降。经过9 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打败了荷兰侵略者，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之久的台湾。
　　收复台湾以后，郑成功在台湾设置府县，建立行政机构，招徕大陆移民，屯田垦荒，又派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2.政治统一形势的发展
　　清军入关后，虽然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各地抗清势力镇压下去，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康熙统治初年，南方有" 三藩" 割据数省，拥兵自重；西北边疆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制造民族分裂；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着台湾。针对这种分裂割剧的局面，清朝政府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4 代，以极大的努力，先后平定" 三藩" ，统一台湾，并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我国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平定" 三藩" 叛乱
　　所谓" 三藩" ，即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吴三桂、尚可喜及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降清的明将。清朝统治者进入北京后，3 人分别被封为王，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仲明及其子死后，其孙耿精忠袭爵，封靖南王，镇守福建。他们各霸一方，形成" 三藩" 割据势力。
　　" 三藩" 握有重兵，其中以吴三桂的势力最大。1673年(康熙十二年），尚可喜上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吴三桂、耿精忠也相继请撤归辽东以为试探。康熙帝认为" 撤亦反，不撤亦反" ，遂下令撤藩。吴三桂于是年11月举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耿精忠、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及广西将军孙延龄先后响应。此时，清政府在军事上并无准备，一时间三藩占有云、贵、桂、粤、闽、湘、川等省，以及赣、浙、陕、甘、鄂的一部分。清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在军事上遏制吴部于湖南，然后剪其两翼。　　1676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耿精忠及陕甘的王辅臣相继反正，吴三桂日益孤立，反叛声势大减。　　1678年(康熙十七年）3 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但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秋，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在贵阳继承帝位。后二年，吴世璠在清兵打击下败走云南。1681年(康熙二十年），清军入昆明，吴世璠兵败自杀。这场长达8 年之久的" 三藩" 之乱就此平定。耿精忠、尚之信等被处死。清政府把三藩之兵改编，归入上三旗。
　　不久，清政府又在福州、广州、荆州设八旗驻防，以加强清政府对南方的控制。
　　(2)统一台湾
　　" 三藩" 之乱平定后，统一台湾便成为清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了。
　　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死后，台湾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这时的国内形势与清初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统一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但郑经集团仍割据台湾，奉南明王朝为正统，已经失去了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在郑氏集团内部，郑经与其叔父郑袭矛盾重重。许多将领和士兵感到没有出路，纷纷渡海归降清朝。" 三藩" 叛乱时，郑经出兵占厦门，攻泉州，与耿精忠时而勾结，时而反目。" 三藩" 叛乱被平息后，清军攻占厦门，郑经率残部退回台湾。1681年(康熙二十年）郑经病死，诸子争权夺位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拥立郑经幼子郑克塽. 此后，郑氏集团内部矛盾益深。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 三藩" 之乱平定以后，康熙帝主张" 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 以" 底定海疆".为此，康熙帝重用主张统一台湾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向台湾进兵。
　　施琅经过对郑氏在海上兵力部署情况的仔细研究，确定了先取澎湖，进而收复台湾的作战方针。清军经过充分的海上作战训练后，施琅于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率战船三百，水师两万，自福州出海攻取澎湖。郑军守将刘国轩仓促迎战。经过7 天激烈的战斗，郑军大败，刘国轩乘小舟逃回台湾。台湾自古以澎湖为门户，澎湖被攻下后，郑氏集团极为震恐，7 月，郑克塽奉表归降。
　　清政府统一台湾，得到了台湾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清政府在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上又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 宜迁其人，弃其地。" 施琅等人力主坚守并开发台湾，认为台湾在国防上极为重要，弃之必为外国所据，贻患无穷。康熙帝支持施琅的意见，指出，" 台湾弃取，所关甚大" ，" 弃而不守，尤不为可"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台湾设1 府(台湾府）、3 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1 人，总兵官1 人，副将2 人，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1 人，兵两千。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至此又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在清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台湾的开发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3)粉碎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
　　清初，我国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早在清军入关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17世纪中叶以后，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逐渐强盛起来。准噶尔部的封建领主噶尔丹自立为汗，势力日益强大，不但统治了厄鲁特4 部，而且占领了天山南路，势力达到青海、西藏地区。此时，沙皇俄国为向外扩张，企图攫取中国的西北、东北和北部领土。噶尔丹为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与沙皇俄国勾结起来，进攻喀尔喀蒙古。噶尔丹还率骑兵数万，企图乘机南下。喀尔喀蒙古向清朝中央政府求救。清政府一方面妥善安置喀尔喀蒙古，一方面责令噶尔丹退兵，并归还喀尔喀牧地。噶尔丹不但不从，反而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率2 万多骑兵向内蒙大举进攻，前锋到达距北京900余里的内蒙古乌珠穆沁部，这种紧急形势极大地震动了清中央政府。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康熙帝先后3 次亲征。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清军与噶尔丹会战于距北京仅700 里的乌兰布通(今克什克腾旗境内），噶尔丹大败而逃。为彻底粉碎噶尔丹叛乱并进一步加强对内外蒙古，特别是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清政府于1691年(康熙三十年）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 多伦会盟".康熙帝亲临会议，并应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请求，在喀尔喀蒙古三部实行盟旗制度，编为左、中、右3 路，划分为34旗，在行政管理上与内蒙古相同。除保留喀尔喀蒙古封建主原来的汗号以外，将蒙古贵族原有的各种称号改为清王朝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封爵。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率骑3 万再次进犯，清军在康熙帝率领下将叛军击溃，噶尔丹乘夜逃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宁夏，噶尔丹走投无路，最后染病而死。
　　噶尔丹败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政府表示臣服。但当其势力逐渐强大后，也走上叛乱的道路。他不仅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而且于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派兵进入西藏，杀拉藏汗，使西藏陷于混乱之中。为稳定西藏局势，康熙帝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
　　在西藏人民帮助下，迅速地驱逐了叛军，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
　　1727年(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准噶尔部陷于内乱之中。1754年(乾隆十九年），准部贵族阿睦尔撤纳率众投归清政府，受封为亲王。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阿睦尔撒纳因作厄鲁特四部总台吉的企图破灭，遂与沙俄勾结在伊犁发动叛乱。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出兵平叛，阿睦尔撒纳兵败逃至俄国。沙皇俄国百般回护阿睦尔撒纳，虽经清政府再三交涉，只是在其死后，才将尸体送交清政府官员验视。
　　以阿睦尔撒纳之死为标志，准噶尔部封建主的长期叛乱活动终于被镇压下去。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官，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巩固了对天山地区的统治。对原来属于准噶尔部的唐努乌梁海等地区，清政府也加强了管理。
　　(4)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斗争
　　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同属漠西厄鲁特蒙古，明末时，土尔扈特部因与准噶尔部不和，被迫西迁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他们始终不忘祖国，不断派人奉表入贡。当准噶尔部噶尔丹及策妄阿拉布坦叛乱时，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坚决站到清朝中央政府一边。康熙帝嘉其怀念祖国之深情，特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
　　遣使假道俄罗斯前往额济勒河探望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此后，土尔扈特部更密切了对祖国的联系。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他们又遣使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
　　定居在额济勒河一带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不断受到沙俄的压迫和奴役。1768年俄土战争开始后，沙俄统治者企图将16岁以上的土尔扈特人全部征去当兵。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阿玉奇之孙、渥巴锡汗毅然率全族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道路。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历时半年，终于到达中国境内。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了渥巴锡等人，对其回归祖国表示热烈欢迎，并将其部众安置到准噶尔盆地一带放牧，由伊犁将军管辖。土尔扈特部回到祖国后，对发展新疆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和维护祖国统一，都做出了自己的积极的贡献。
　　(5)对西藏管理的加强
　　早在清朝入关以前，西藏即与清朝政府发生联系。皇太极统治时期，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迁往青海，与西藏的黄教首领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合作，进兵入藏，击败和杀死了统治西藏的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从此，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最高教主，西藏政务由达赖与顾实汗共同委任" 第巴" 来掌管，而实际权力掌握在和硕特汗王的手中。顾实汗一直和清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顾实汗的引荐下，达赖五世罗桑嘉措于1652年(顺治九年）至北京朝见顺治帝，受到清政府隆重的接待，清政府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并赐以金册金印。但西藏反动农奴主如第巴桑结等人，表面上归附清廷，暗地里却与噶尔丹勾结，蓄谋叛乱。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去世，桑结等秘不发丧，并盗用达赖名义，把持西藏地方政府。1701年(康熙四十年），顾实汗之孙拉藏汗即汗位，并率兵入藏杀死桑结，清朝即委任他管理藏务。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叛军在西藏叛乱分子的勾引下进入西藏，杀死拉藏汗，并在拉萨大肆劫掠，给藏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为了镇压叛乱，恢复西藏的地方秩序，清政府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间派兵入藏，击败了准噶尔叛军。清军进驻西藏后，清政府正式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并举行了坐床大典。为了进一步稳定西藏的局势，清政府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设置两个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驻藏大臣的设置，说明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1727年(雍正五年），西藏叛乱分子杀康济鼐，颇罗鼐率军击败叛军，进驻拉萨。颇罗鼐因平叛有功，被清政府封为藏王，管理西藏事务。
　　在他执政时期，西藏与清中央政府关系十分密切。1750年(乾隆十五年），颇罗鼐之子朱尔墨特举兵叛乱被镇压下去，此后，清政府在西藏废除了藏王制度，规定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厦由4 名噶隆组成，分理西藏地方政事。为防止噶隆专权，清政府又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进一步规定，四噶隆俱统属于达赖喇嘛，驻藏大臣的权力也有所提高。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在击败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后，对西藏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的《钦定西藏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平等，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命和管理，都由驻藏大臣决定，即使是决定达赖、班禅等灵童转世的" 金瓶掣签" 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进行。此外，清政府还对西藏驻军进行进一步的整顿。通过这些措施，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在巩固国防与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维吾尔族上层分子的叛乱及其失败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又遇到了维吾尔族地区的大小和卓的叛乱。
　　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和霍集占）是维族各城的首领。当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原被准部俘虏的大小和卓乘机逃回老家叶尔羌。他们为了恢复过去的统治权力，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自称巴图尔汗，发动了武装叛乱。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派兵前往镇压。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粉碎了这次叛乱。
　　大小和卓在清军大举进剿下，逃至巴达克山，被当地部落首领擒杀，将其尸首送交清军。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把守。他们皆统属于伊犁将军。
　　大小和卓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其后及少数叛乱残余分子并不甘心失败。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唆使下，煽动维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一次武装叛乱。英国侵略者企图通过张格尔把中国的新疆变成其殖民地。1826年(道光六年），张格尔的叛军已经占领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英国侵略者随之而入，并对张格尔进行着严密监视。张格尔占领天山南路以后，大肆抢掠当地人民的财物，并强迫15岁以上的男子当兵，因而引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政府派去镇压叛乱的军队屡败叛军，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地。1827年(道光七年），清军俘获张格尔，从而彻底粉碎了叛乱，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阴谋也随之破产。
　　(7)对西南各族的" 改土归流" 政策
　　" 改土归流" 是清朝政府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进行统治的措施。这种措施开始于明朝，清雍正、乾隆年间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
　　西南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元明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分土司和土官两种。前者包括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它们虽受封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后者包括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是按照汉族地区行政建制设立的府、州、县中由少数民族头人所担任的官职。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条件而实行的" 羁縻" 政策和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在其初创时有其可行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这种制度不但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清朝建立以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流混杂，行政体制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从1726年(雍正四年）开始，在贵州的" 苗疆" 、云南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与西南边境地区以及广西的一些土司，大规模地施行" 改土归流".到1731年(雍正九年），由土司改为流官的地区共有309 处之多。此后，清政府又在平定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地区叛乱的基础上，废除当地的土司制度，改设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措施至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基本完成。
　　" 改土归流" 政策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从客观上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4 朝，清朝的疆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南面包括南沙群岛，清王朝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清王朝的建立和疆域的巩固，对阻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促进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3.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1)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的加强
　　清朝中央政权机构大多仿照明朝，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清入关前，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中枢机构，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清入关后，仿照明制，于1658年(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最初，内阁成员并无定数。至乾隆以后，内阁的组织与成员始成定制。据《清史稿.职官志》载，清代的内阁组织设大学士满、汉各2 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 人，学士满6 人、汉4 人。清朝大学士的职务与明朝相仿，主要是执掌票拟，不参与重大政务的决策，其实际权力比明代小。
　　清朝为了进一步提高皇权，压抑阁权，逐渐将军政大权交给一些非正式的机关，康熙时的南书房以及雍正以后出现的军机处就属于此类。
　　南书房一般又称" 南斋" ，原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1677年(康熙十六年）选调翰林等官入乾清宫南书房当值，称为" 南书房行走" ，人数不固定。这些人除陪着皇帝做诗写字、为皇帝讲学外，还秉承皇帝意旨拟写谕旨、起草诏令，实际上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年间，因与准噶尔用兵，往返军报频繁，而内阁距内廷过远，不便亲授机宜，为及时商议军务，" 办事密速" ，遂于内阁中挑选谨慎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密事务，当时称" 军需房" ，亦称" 军机房" ，1730年(雍正八年）正式改称军机处。军机处原非正式机关，没有公署而只有值房，没有专官都是兼职，且是为军务临时设置，但由于更利于皇帝的集权，所以一直沿置下来，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中心。
　　在军机处任职的最多时有六七人，由亲王、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中选任，称为军机大臣，通称为" 大军机" ，被选任的军机大臣按其资历深浅不同，具体任命时有" 大臣上行走" 和" 大臣上学习行走" 的区别。在军机大臣中设有领班1 人，总揽一切。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通称为" 小军机" ，掌管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乾隆时定为满、汉两班，各8 人，后增至4 班32人。每班有领班、帮领班各1 人。
　　军机大臣每天受皇帝召见，商议军政大事，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为" 廷寄" ；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审批，称为" 奏折".
　　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通过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不仅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无权参予军国大政，即使是军机大臣也" 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 ，这标志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的中央行政管理机关仍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满、汉尚书各1 人，满、汉侍郎各2 人，以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属官。六部长官无权向地方官直接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谕。六部长官虽设满、汉复职，但在很长时期内，实权皆操于满族官员手中。
　　清朝的中央行政管理部门还有三院(理藩院、翰林院、太医院）、二监(国子监、钦天监）、二府(宗人府、詹事府）。其中理藩院是清朝新设的。
　　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加强和巩固，因而特别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设尚书1 人，左、右侍郎各1 人，皆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其下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6 个清吏司。理藩院还和礼部分管一部分对外国的交涉，特别是对俄国的交涉，理藩院下设招待俄国使臣和商人的俄罗斯馆。
　　清朝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县4 级。此外，还有与省大体平行的边疆特别行政区。
　　省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组织。鸦片战争前，清朝共设置18个省，后增置台湾、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5 省。省级最高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每一省或二、三省设总督，各省均设巡抚。在明朝，督抚是临时派遣的，清朝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
　　总督为从一品官，巡抚为正二品官，督抚例兼兵部尚书或兵部侍郎衔，统辖本省的军队。由于督抚统辖一方，权力很大，所以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总督和巡抚一职多由满人或汉军旗人充任。督抚之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设布政使和按察使各1 人。布政使亦称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人事大权；按察使亦称臬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纠察，兼领驿传。
　　省下为道。明代的道是监察分区，而不是行政区，其长官道员是因事派遣的差使，本身并无品级。清朝自乾隆时设" 守道" ，道员为正四品官，有固定的辖区，主要掌管钱谷政务；清朝还设有" 巡道" ，道员分巡某一区域，主管刑狱案件。另外，为处理专门事务，清朝还设立督粮、地道、河道、海关道等。
　　道下为府。府设知府1 人，清朝全国共有215 个府。知府以下各官分驻境内，逐渐形成固定的行政单位——厅和州，厅的行政长官称同知，州的行政长官称知州。厅与州虽是固定的行政单位，但不是一级政权机关。厅分散厅、直隶厅，州分散州、直隶州。直隶厅、直隶州相当于府一级，散厅、散州相当于县一级。
　　府下为县，设知县1 人，正七品官。其下有县丞、主簿、典吏等官，负责管理全县的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等事务。清代全国共设有1358个县。
　　清朝在县以下还实行里社制和保甲制。里社和保甲虽不是正式的行政单位，但却是统治人民的基层组织。里正、保正由地方上的富户充任，负责调查田粮丁数，编制赋役册以作为课税的根据。
　　清代官吏的选拔大致可以分为3 个途径：第一是继续实行科举制度，这是培养和选任官吏的" 正途".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前代基本相同。
　　康熙时为了招徕人才，缓和汉族知识分子的敌对情绪，扩大统治基础，还在正科之外增设特科，如" 博学鸿词科" 、" 经学特科" 、" 孝廉方正科" 等。第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或由大臣荐举，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叫" 特简" ；由大臣互推任用的称" 会推" ；有功官员或因公殉难官员的子弟可以" 荫袭" 得官；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级官吏的荐举任官。第三是捐官制度，也称" 捐纳".清朝政府为补充财政收入的不足，允许百姓" 纳粟入监" ，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
　　捐纳制度虽然弥补了政府临时的财政不足，但却使官僚机构恶性膨胀，同时，也使官吏更加贪污腐化。
　　清朝官吏的任用方式包括署职、兼职、护理、加衔、额外任用、革职留任等。初任官者须试署2 年，经考察称职后再实授其职，称署职；清代大学士例兼尚书，总督兼兵部尚书或右都御史等职，这些职务都是兼职；低级官兼高级官称为护理；于本官外另加品级稍高的官衔称为加衔；额外任用是皇帝对官员的特殊优待；革职留任是指官员虽被革职，但仍留任原职主事。
　　为加强对官吏的监督管理，清朝对天下文武百官进行定期考察。考察工作主要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对京官的考核称为" 京察" ，对外官的考核称为" 大计".考察的内容分为" 四格" ：守(操守）、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考察后将官员分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称职者加级。不称职者则罚俸、降级、革职，最重的交刑部治罪。对武官的考察称为" 军政" ，由兵部主持，考核的内容分为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
　　(2)法律监察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清入关前，没有成文法，刑法也比较简单，大致分为死、鞭、罚金3 种。入关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前简单的旧律已经不能适应全国的新形势需要。为了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一方面加紧立法活动，一方面在1644年(顺治元年）下令" 准依明律治罪" . 　1647年(顺治四年），新制定的《大清律》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大清律》承袭了《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不断修改，又于1725年(雍正三年）完成《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雍正五年正式公布。1740年(乾隆五年），重修律例，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大清律例》。此外，还制定了针对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至此，清初修订法律的过程基本完成。由于这一过程持续了近100 年，因此，律例所载十分详尽而严密。
　　《大清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其结构形式与明律相同，分为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7 篇，47卷，30门，其中律文436条，附例1409条。中国古代法律中，律和例的地位都十分重要。而在清朝法律中，经常起作用的是例，有例即按例行，如无例可循，才能照律行事。例在法律上占优先地位，这是清朝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清律》的主要内容，仍是" 五刑" (笞、杖、徒、流、死）、" 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它充分体现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实质。
　　为了总结国家行政活动的经验，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朝统治者便仿照《大明会典》制定了《大清会典》，后屡经修改，至光绪时会典正文多至100 卷，事例1220卷。《大清会典》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完整的行政法典。
　　清朝的司法审判机关，在地方上分为4 个审级，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徒刑案件；府为第二审级；省按察使为第三审级；总督、巡抚为第四审级。督抚仅能决定流刑以下案件，流刑以上案件须报中央刑部审理。刑部执掌全国刑罚政令，同时也是中央级审判机关，负责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上诉案件，以及发生在京师的笞、杖以上的案件，有权决定流刑案件，但须将判决送大理寺复核，受都察院监督。死刑案件由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组成" 三法司" 审理或" 九卿会审" . 这是中央最高审级。对于某些重大案件，皇帝还命王公、大学士参加会审或亲自审问。
　　清朝监察机关大体因袭明制，中央设都察院以督察百官，整肃吏治。
　　都察院设左都御史满、汉各1 人，左副都御史满、汉各2 人，左佥都御史1人。例以总督、巡抚兼右都御史与右副都御史，故无专职官员。因此，清代的都察院长官只有左都御史。
　　为了集中皇权，雍正时取消了明代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将六科并于都察院。因此，清代都察院辖六科十五道，合称" 科道".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科。吏科设都给事中和左右给事中，掌分稽铨衡；其余五科各设掌印给事中和给事中。清代还将全国分为15道监察区，置监察纠劾官邪，整饬治道。
　　清代在都察院分置科道，科掌言谏，道司纠举，合言监于一体，凡国家行政、财赋、司法、官吏，无不在其督察纠举之列。自唐代以来，封建国家的台、谏并列之局，至此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朝监察机关的一个特点，是清朝君主极权专制的突出表现。
　　(3)思想统治的加强与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加强文化思想上的控制。清朝入关以后不久即恢复科举考试，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对程朱理学则尤其用力提倡。其用意，雍正帝说得很清楚：" 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 .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于不利于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的钳制和残酷镇压。
　　乾隆朝编定《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在编定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 悖逆" 和" 违碍" 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300 余种，六七万卷以上，其种数几乎与《四库全书》现收书相当。
　　清朝统治者除了销毁、篡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之外，还大兴文字狱，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
　　所谓" 文字狱" ，是指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专制皇帝用以震慑官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都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
　　清朝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它是对清初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一种反应，是清朝统治者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酷措施。康熙朝最有代表性的案件是庄廷■的《明史》案。浙江富商庄廷■请人增编《明史》，如实地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历史，如建州卫与明朝的关系，被认为有意反清，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卖书、买书、刻字、印刷的人等共70余人被斩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此案发生时，庄廷■已死，但仍被剖棺戮尸。
　　雍正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文字狱除用来作为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如1726年(雍正四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题" 维民所止" ，被认为" 维止" 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 谓为大不敬" ，将查下狱，查死于狱中，仍被戮尸。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究此案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查嗣庭依附隆科多。
　　康、雍两朝文字狱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大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文字狱发展到乾隆时，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获罪的人中又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
　　很多人无辜被杀。文字狱就是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如杭州人卓长龄著《忆鸣诗集》，因" 鸣" 与" 明" 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 布袍宽袖浩然巾" 被说成是反对清朝服制；" 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 被说成是希望天下大乱等等。甚至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不得法，也会遭到杀身之祸。如直隶人智天豹编写《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 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 ，可是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57年为止，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结果智天豹被处死。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文字狱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知识分子终日提心吊胆，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只有脱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
　　18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文字狱趋于平息。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仍心有余悸。因此，到了19世纪初，龚自珍仍有"万马齐喑究可哀" 的悲叹。
　　4.清中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清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的兴盛以后，至乾隆帝统治中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大清帝国开始由盛而衰。
　　(1)社会矛盾的激化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无法根治的痼疾。进入18世纪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止，清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但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之下，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起来。康熙时，大官僚高士奇仅在本乡平湖县就" 置田产千顷" ，又在杭州西溪" 广置园宅" ；徐乾学不仅在老家昆山有大量田地和房产，而且还在苏州、太仓、吴县、常熟、吴江等地置有大量田产，仅在无锡一地就买田1000顷之多。
　　与此同时，清朝的人口却在急剧增长，从1741年(乾隆六年）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全国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至四亿一千万。100 年内，人口增加了3 倍，平均每年增加270 万人，年增长率为1.88％。在人口剧增的同时，耕地面积的增加却很缓慢，从顺治末年至乾隆末年的140 年间，耕地面积从5 亿亩增至9 亿亩，这其中虽有隐匿的成份，但总的来讲，耕地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加之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地少人多、无田可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8世纪末，人均耕地尚有3 亩，到19世纪前期时，人均耕地只有2.25亩了。
　　土地兼并和地少人多的矛盾导致农民纷纷破产，变成了地主的佃农，被迫承受地主高额地租的剥削。清朝前期仍以实物地租为主，其分成租的剥削率一般都在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七成或八成。此外，清政府对农民的赋役剥削也越来越沉重。清初的赋役基本上是按明代一条鞭法制定的，此外，还有茶税、渔税、当税、关税等各种名目的杂税。
　　(2)吏治和军队的腐败
　　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过着骄奢淫侈的生活。乾隆帝好大喜功，曾6 次南巡，所到之处，极尽奢糜。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将北京的圆明园从28景扩建至40景，又在圆明园东南修建长春园、绮春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户部尚书福长安的一座花园就有房674 间，游廊楼亭282 间；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10余年，搜刮大量民脂民膏，人称" 阿财神" ，仅鼻烟壶就有不下二、三百枚，其" 过客之酬应，至少无减五百金者" . 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时，其随从夫役之多，比得上一支军队。路过漳州时有人目睹，10天之内，每日有六、七百名杠夫过境，扛抬细软财物。这支队伍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白吃白喝，骚扰得当地鸡犬不宁，" 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后来，通过贿赂才送走了这尊瘟神。
　　与贵族官僚们的奢侈生活相伴随，政权机构中吏治败坏，贪污公行。
　　乾隆后期，各级官吏粉饰太平，对朝廷报喜不报忧、隐瞒真实情况；办事不负责任，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甚至玩忽职守。对来自下面的诉讼案件，主管官吏拖延塞责。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山东巡抚积压案件1374件，按察使司积压案件6080件。其他各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吏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清代官员的俸禄很低，一个七品知县岁俸银仅45两，即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每年的俸银也只有155 两至180 两，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清代，这样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另外，地方上的办公费用数额很低，而且经常被克扣。康熙帝说：" 从前各州县有存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 . 这一制度无疑逼迫各级官吏另寻他途，因此，贪污受贿便开始盛行起来。清代官吏贪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 耗羡".政府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总会出现一些合理的损耗，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收放粮米时也会有一些亏损。因此，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称为" 火耗"或" 耗羡".这本来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收的附加税，但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每两银子常常加至一钱以上，重者每两至四、五钱。加收的" 耗羡" 一向由地方官支配，所以弊端很大。为清理财政，杜绝贪污，雍正时采取了" 耗羡归公" 的作法，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经常税收，统一征收，从中提取" 养廉银" ，发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养廉银的数额大大高于官员的俸禄，如七品知县的养廉银为1000两，而巡抚、总督则高达10000 至15000 两。" 耗羡归公"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贪污腐化是封建官僚机构的痼疾，养廉银也无法满足清代各级官员的贪欲，因此，乾隆以后，贪污之风又恶性发展，和珅就是一个典型。和珅任军机大臣24年，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嘉庆时查抄其家私，抄出的赃物和私财有赤金580 万两、生沙金200 万余两、元宝银940 万两，还有当铺75座、银号42座、土地80万亩。另外，还有手串200 余，绸缎毛皮等珍贵衣物数逾千万，其他各种古玩、玉器、珍品不计其数。
　　总计约合银10亿两。嘉庆抄了和珅的家，其财产全部没收，当时民间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谚语。
　　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乾隆的奢糜、和珅的贪婪上不难看出清代吏治的败坏程度了。乾隆时发生了不少大贪污案，如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以筹措乾隆的南巡费为名，私自规定每一盐引交银3 两，此项银两的征收、支用从未向朝廷奏明。据以后调查，历年所提盐引银达1090万两，除供南巡费用外，大部分被曾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等人侵吞。再如王亶望以捐银做官，因其在甘肃任市政使时，上下串通，冒领赈粮，又互相勾结，贪污监粮银。他在浙江巡抚任内被处死。
　　案发后，抄其家得金银数百万，此案牵连的官吏有60多人，杀了22人。
　　负责查抄其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为己有，事发后被赐令自尽。
　　军队是政权的组成部分，随着吏治的腐败，军队也十分腐朽。清朝入关以前和入关之初，八旗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但仅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兵的战斗力便大大减弱。到康熙平定" 三藩" 之乱时，八旗兵" 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 . 这样一支军队自然在作战中屡战屡败，以致于清政府不得不依靠绿营兵将，经过长期作战，才把" 三藩" 平定下去。此后，八旗兵越来越腐败，八旗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训练武艺、处理公务等置之脑后，" 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 . 而一般士兵则由于长期居住城市，脱离了农业、游牧和采猎等生产劳动，安逸的生活使他们丧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 ，不仅战斗力大大减弱，而且军纪废弛，成为一支徒有虚名、不能打仗的老爷兵。绿营兵也是宿娼窝赌，甚至盗卖兵器或公然抢劫，而" 一遇贼匪攻扰，即纷纷散失" . 各营将领还领吃空额，克扣军饷，往往册上有名，实际无兵，所发饷银，均被将领所侵吞。再加上清廷财政困难，常常拖欠饷银，士兵生活无着。以至许多地方有营无兵，有的士兵甚至不事操练，而以做买卖营生。
　　(3)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代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佃农进行的减租、抗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在租佃关系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南方的许多省份，抗租斗争风起云涌。1647年(康熙十三年），江西万安、石城、太和、庐陵，福建宁化、上杭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佃农反抗斗争。农民的抗租斗争，使乾隆年间以后各省上交银粮发生" 滞纳" 的现象，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嘉庆、道光时发布过许多旨在镇压佃农抗租的法令。
　　抗租斗争是一种经济斗争，当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斗争便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起义。因此，抗租斗争是农民起义的准备和预演，而农民起义则是抗租斗争的延续。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县等地" 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 ，引起当地农民的极大不满，爆发了王伦领导的起义。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千人，他们攻占了寿张、堂邑、阳谷等县城，又分兵进攻临清、东昌，屡败官兵。清朝统治者急忙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围剿起义军。起义虽然仅仅1 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但却揭开了清朝中期以后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斗争的序幕。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甘肃回民马明心为反抗当地伊斯兰教教长对教众的残酷剥削，另创新教，反对老教的" 门宦" 制度，深得当地回族、撒拉族贫苦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新教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老教地主的仇视与反对，新、老教之间多次发生械斗，双方斗争愈演愈烈。由于清朝统治者偏袒老教，采取" 帮扶老教" 、" 尽洗新教" 的政策，使原来新老教的斗争迅速转化为反清的武装起义。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3 月，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率新教教徒千余人，全歼了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乘胜攻破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又由河州进攻兰州，占领了兰州西关。清朝统治者急调京师健锐、火器营兵2000人，又调藏兵、蒙古兵和武装旧教徒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经过半个多月的残酷镇压，起义才被平息。
　　继王伦起义和甘肃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后，台湾又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的大规模起义和湘黔苗民起义。
　　台湾回归以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府治，属福建省。乾隆时期，地主、官僚疯狂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台湾知府孙景燧、总兵柴大纪" 在任两年之内，已婪索金银五六万之多" ，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率众起义，提出" 顺天行道" 、" 剿除贪官" 、" 拯救万民" 的斗争口号，攻占彰化、诸罗(嘉义），建立政权，改元" 顺天" ，林爽文被推为" 顺天盟主大元帅".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义军10万人围攻台湾府城(台南市）。清朝统治者从浙江、福建派重兵前去援救，才于1787年底将起义镇压下去。
　　清初在贵州、湖南等地实行" 改土归流" 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苗族地区的直接统治。来到苗族地区的大小官吏与当地苗族上层统治者相勾结，对苗族人民掠夺欺压，致使苗族人民" 畏隶如官，畏官如神" . " 改土归流" 后，汉族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势力也进入了" 苗疆" ，他们通过高利贷剥削，大量兼并土地，役使广大贫苦苗民，造成了以满汉苗地主阶级与广大苗族人民的尖锐对立。乾嘉时期的湘、黔苗民起义，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爆发的。1795年(乾隆六十年），贵州铜仁府(今铜仁）苗民石柳邓率众起义，提出" 焚杀客民(指满汉地主），夺回田地" 的口号。很快形成一支以贫苦苗民为骨干的武装队伍，控制了贵州、湖南、四川三省的广大地区。清政府派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等率云、贵、川、黔、湘、鄂、粤、桂等7 省10余万兵力进行围剿。1796年(嘉庆元年），石柳邓在战斗中受伤牺牲，起义坚持到1806年(嘉庆十一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正当湘黔苗族人民反清斗争激烈进行时，湖北、四川、陕西等地的白莲教起义也蓬勃地展开了。
　　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是一片森林地带，历来是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处。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他们不仅受地主、雇主的残酷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其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它宣称" 劫运" 已满，弥勒佛即将出世，凡是信奉白莲教的人，都可以度过来日的大灾大难。白莲教还提倡互助，" 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 . 这些教义宣传，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到乾隆末年，入教者日众，逐渐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武装起义。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及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下令严密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徒被捕遇害，而地方官则借机敲诈勒索，" 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 . 人民忍无可忍，遂在" 官逼民反" 的口号下起而反抗。
　　1796年(嘉庆元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首先在荆州起义，各地教徒接踵而起。在各路起义军中，以王聪儿、姚之富等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力量最为强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他们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3 路进入四川，与四川徐天德领导的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采取" 不走平原" 、" 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的游击战术，屡败清军。起义军每到一地，都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大力支持，因而愈战愈强。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调兵遣将，命湖广总督毕沅、四川总督福宁、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军会剿，同时令各地的地主富户组织团练乡勇协助镇压。1797年(嘉庆二年）7 月，王聪儿率襄阳起义军由四川东还湖北，攻襄阳不克，转道陕西。1798年(嘉庆三年）初，进逼西安，因清军防守严密，折返湖北。3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1801年(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深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足24000 人，而围剿的清军则10倍于此。
　　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直到1804年(嘉庆九年），起义才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历时9 年、波及5 省，抗击了清王朝从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的清军，击毙副将以下400 多人、一、二品大员20余人，清政府耗费军费2 亿两，相当于其4 年的财政收入，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813年(嘉庆十八年），在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又爆发了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其基本教义与白莲教大致相同。川楚白莲教起义失败以后，天理教秘密隐藏于北方农村之中，以宗教活动作掩护，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无地少地的现象，提倡贫者互助，入教时缴纳" 种福钱" ，约定起义成功后，以10倍偿还，输百钱者可得地一顷。这一号召得到了大批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1813年(嘉庆十八年）9 月，天理教首领李文成在河南起事，3000多名起义军一举攻破滑县县城，此后，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并着手成立农民政权，奉李文成为" 大明天顺李真主".河北长垣、东明，山东曹县、定陶、菏泽、金乡等地也纷起响应。
　　与此同时，天理教另一著名首领林清也派遣义军潜入京城，于9 月15日分两路攻入皇宫。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宫内一片混乱，西路80余人与清兵在隆宗门一带展开激烈战斗，因力寡势孤而失败。至今隆宗门匾额上仍有当年作战留下箭镞的痕迹。林清也于事后不久被捕遇害。天理教起义军攻打皇宫虽然很快便失败了，但却极大地震惊了清朝统治者，连嘉庆帝也不禁哀叹此是" 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 十二月，滑县方面的起义军也在清军的重兵围攻下被镇压下去。李文成英勇不屈，自焚牺牲。
　　延续几十年的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虽然先后都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它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此后不久，便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5.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对外关系
　　17世纪，正当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起清王朝，并入关夺取了全国统治权的时候，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也正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势力猖獗，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惨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的劫掠、奴役和蹂躏。古老的东方对这些殖民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者先后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形成了继倭寇以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大陆的又一次侵扰。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魔爪也伸到了中国的北部和东北边疆。" 早期的殖民主义势力，象一把钳子一样从南、北两个方面钳住了中国。清王朝，从它建立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
　　(1)中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
　　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自唐朝以后的历代中央政府都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各族人民，对开发这一地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当明末清初满族八旗军致力于与明军和农民军作战的时候，沙皇俄国已经在辽阔的西伯利亚陆续建立起了侵略据点，并在17世纪中叶逼近中国的东北边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冬，沙俄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以波雅科夫为首的由132 人组成的远征军，携带枪枝弹药翻越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境内精奇里江地区。当地的达斡尔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波雅科夫率领的强盗却对达斡尔人村庄大肆劫掠，达斡尔村民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自己的家园，用简陋的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搏斗，打死了10名侵略军。这是中国黑龙江地区居民的第一次武装抗俄斗争。1649年(顺治六年），沙皇俄国又派出以哈巴罗夫为首的10名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武装侵略，在桂古达尔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他们共杀死了大人和小孩661 人，还抢走妇女和儿童361 人，全村只有15人幸免于难。1653年(顺治十年），清政府为抗击俄国侵略，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并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
　　肃清了流窜在松花江流域的斯捷潘诺夫率领的沙俄侵略军。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后又侵占雅克萨。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堡寨，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当地中国居民。
　　清政府为确保东北这一满族的发祥之地不受侵扰，在平定了" 三藩之乱" 和统一了台湾后，开始作武装驱逐沙俄侵略者的准备。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亲自到松花江上视察边防情况。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2 月，康熙帝下令由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统军3000多人，分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
　　在清军的强大炮火攻击下，俄守军托尔布津被迫开城投降。清军在得到俄军决不再到雅克萨骚扰的许诺后，释放了俄军俘虏，平毁雅克萨城，还驻瑗珲。这就是第一次雅克萨战争。
　　托尔布津率俄军从雅克萨退到了尼布楚，但野心不死。不久，托尔布津在得到了增援后，再次侵占雅克萨。沙俄侵略者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愤慨。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下令再次讨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所部2000人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数月，托尔布津被击毙，800 余俄军，只剩下66人，危城旦夕可下。沙俄政府的军事侵略未能得逞，只好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建议。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诚意，清政府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主动下令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这就是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交涉，双方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禁止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两国人民持有" 路票" (即护照）者，可以往来贸易等等。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出一定的让步，达成了协议，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条约签订后的100 多年间，中俄东段边界相对平静，两国人民间的和平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双方就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蒙古地区的边界划分问题，签订了《布连斯齐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附近的楚库河，西迄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角的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的边界走向，以南属于中国，以北属于俄国。
　　1728年(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对《布连斯齐条约》进行了补充和细化。条约在边界问题上，内容与《布连斯齐条约》相同，除中俄北部边界外，又重申《尼布楚条约》中关于东部边界的乌第河地区仍暂不划分的规定。此外，还规定了中俄通商及文化交流等事项。
　　(2)天主教的传布及其被禁止
　　清朝入关后，留居北京的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仍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传教士汤若望被任命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由于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传布范围有了较大的发展。到顺治末年，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到康熙初年，全国有28个城市都设有天主教堂，共有教徒10万余人。
　　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一部分清朝官吏的警惕。1660年(顺治十七年），徽州人杨光先指责汤若望造历有误，得到辅政大臣鳌拜、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清政府决定处死李祖白等5 名钦天监官员，汤若望免死，由西堂迁到东堂，其他寄居内地的传教士，一律驱至澳门，禁止到内地传教，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一职。
　　1668年(康熙七年），长大成人的康熙帝起用传教士南怀仁任钦天监监正。此后，在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下，许多传教士来到北京，在清廷任职。他们有的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的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有的出入宫廷，充任皇家教师，给康熙帝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将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传到中国；有的在清宫造办处指导工人制作自鸣钟和其他机械；还有的协助清政府在各省进行实地测绘，制作全国地图。
　　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传布科学文化仅是他们来华宣传天主教的一种手段，同时，他们还积极刺探消息，盗窃情报，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清政府的许多机密文件都被传教士传到国外，如有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的机密地图，记载了各省的疆域、山川、田赋、民情、特产等，在其绘成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清政府在与沙皇俄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担任翻译的传教士向俄国索贿讨好，把中国的内部机密和谈判策略都泄露给俄国，甚至帮助俄国人收买中国官吏，使中国在《布连斯齐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传教士还干涉中国内政，参与康熙晚年各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
　　传教士的不法活动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原来对传教士颇有好感的康熙帝也隐约觉察到欧洲国家将成为中国很大的威胁：" 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 因此，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开始加强对传教士在内地传教的限制。雍正即位后，规定除少数传教士留京在内廷和钦天监效力外，禁止传教活动，关闭各省教堂，各省传教士全部迁往澳门，令其搭船回国。1785年(乾隆五十年）和1811年(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又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1837年(道光十七年），传教士中担任钦天监监正的高守谦回国，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到此结束。但不久以后，鸦片战争爆发，欧洲传教士卷土重来，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到另一个阶段。
　　(3)闭关政策和鸦片贸易
　　16世纪以后，西欧一些国家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成为其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一背景之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先后来到中国。早期殖民者来到中国，普遍地采取欺骗讹诈和武力掠夺手段，骚扰中国沿海。英、美、法等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市场，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话般的中国，早已成为西方冒险家觊觎的对象。因此，他们积极要求打开中国的市场。
　　清朝政府对于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仍然采取传统的闭关政策，即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不需要从国外输入大量商品；另一方面，清政府防范、隔绝人民与西方国家接触以利于统治；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强盗在中国沿海港口的种种侵略行径，也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严密关注和防范。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断绝东南沿海各抗清武装的物资供应，清政府厉行" 海禁" ，" 寸板不许下水" ，来华的外国商船也只准停靠澳门一地。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曾一度开放海禁，并在澳门、漳州、宁波、江云台山等地设立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但后来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 十三行" 商人统一处理对外事宜。同时，清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条规和章程，对广州的外商贸易做了种种限制。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受到很大阻碍。当时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英国居于首位。因此，各国都支持英国派遣使臣到北京交涉，以便促使清政府能解除通商的限制，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使臣马戛尔尼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提出6 条要求：一、英国派使臣驻北京，照管本国商务；二、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三、占用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以居留商人，存放货物；四、于广州附近亦拨给一地，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减免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的税收；六、公布税率，并不得在此额外加征。英国政府的这些要求，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色彩，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割地、开埠、减免税率以及许可其种种特权，这当然不能为清政府所接受，因而当即遭到乾隆帝的严辞拒绝。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又派阿美士德来华再度交涉，但由于在朝见的礼节上发生争执，最后根本没有受到嘉庆帝的接见。
　　英国政府来华交涉失败后，就更多地派遣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活动，甚至向中国输入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运往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1831年(道光十一年）增为20000 多箱，1838年(道光十八年）更增至40000 多箱。
　　鸦片的走私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吸食鸦片者愈来愈多，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时已超过200 万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鸦片的走私贸易造成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英美等国的鸦片贩子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据当时人估计，1823-1831 年(道光三年至道光十一年）间，仅广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银即达3000万两之多。由于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伴随着武力威胁。
　　1808年(嘉庆十三年），英国10余艘兵船侵入澳门。1821年(道光元年），英国水兵在广东新安县向中国村民开枪开炮，造成2 人死亡、4 人受伤的严重事件。西方各国的鸦片贩子在走私鸦片的同时，还在中国沿海劫掠财物，甚至攻击中国的缉私兵船。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沿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反对鸦片贩子的斗争。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也不得不认真地查禁鸦片。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3 月到达广州查禁鸦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走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揭开了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八、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的中西政治比较
　　中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摇篮之一，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象中国这样长期保持大致相同的疆域和主体不变的文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被西方人认为是" 东方各国中最优越的制度" . 但是，从15、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西欧各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与此同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发展到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古老的中国却依然故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仍然作着"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的美梦。中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终于在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舰驶进了珠江口，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导致世界近代以来中西方差距的内在历史原因十分复杂，但是，这一时期中西方国家政权机构及其所采取的不同的统治方式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中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成为中西方差距的政治动因。
　　1.革命与起义
　　深刻的社会危机导致剧烈的政治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7世纪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统治者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但是，由于形成这些危机的社会经济因素不同，阶级结构不同，政治结构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政治革命也就在斗争形式、斗争内容和目的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成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从而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
　　明朝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空前，但它在革命初期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目标，这与历史上数不清的饥民暴动和官逼民反的斗争别无二致。当起义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萌生了推翻朱明王朝、建立新政权的期望，但也只是提出了" 均田免粮" 的口号，从未想到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明末农民起义的结局必然和以往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样，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1644年，清军入关，中国又从明王朝进入到另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统治时期。
　　正当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的时候，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上的英国国会同国王的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战争规模和剧烈程度都远不及明末农民战争，比明末农民起义要温和得多，但就其性质和完成的历史任务而言，这场革命在英国历史上和欧洲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蕴含的革命意义远比明末农民起义强烈得多。在革命过程中，无论是独立派还是平等派，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封建传统的叛逆，他们不是为了王位而战，而恰是为了限制王权而战。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造旧的统治秩序，而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
　　2.集权与分权
　　清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清朝统治者虽然因袭了明代的内阁，但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则转换到南书房和军机处。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直接听命于皇帝。处于最高权力机构的首席军机大臣，也无权参与最高决策，" 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 . 清朝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将六科并于都察院，取消了六科给事中历来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给事中自秦朝设置以后，到南朝梁时始有封驳之权，明太祖朱元璋设六科，置六科给事中。虽然明朝给事中的主要职责是纠察中央官吏、监督六部、纠察朝仪以及监试等，但其职责中仍含有规劝皇帝、应对皇帝顾问、封驳章疏的内容。至清朝，六科并于都察院以后，使历来封建政府仅有的一点限制皇帝权力的谏官组织，实际上也被取消了。科道官员虽然可以对不法官吏进行纠劾，但裁定大权完全" 操之自上" ，决定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如果裁决不合理，" 科道等即欲执简而争" ，也往往被斥为" 肆意妄陈".嘉庆帝就宣称：" 条陈在臣下，而允行则出朕旨" .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监察官吏" 心存畏怯" ，或" 相率缄默"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揣摩皇帝心理，投皇帝所好，劾皇帝所恶；或" 毛举细政" ，" 空论塞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虽然保留了君主，但在《权利法案》中规定，国王必须在国会的同意之下才能够行使内政和外交权力，而立法权、军权及财政大权完全属于国会。《王位继承法》又进一步规定，国王无权干涉立法和司法，无权赦免国会弹劾的案件。此后，经过18世纪的一系列变革，国会不但成为实际的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取得了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及干预司法工作的大权。与此同时，国王失去一切权力，成为" 统而不治" 的" 虚君".美、法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制定的法律中都十分强调分权的原则。
　　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联邦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三者互相制约，互为补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专政和统治机构。法国大革命中的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宪法对国王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
　　由此可见，清入关以后，继续因袭着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老路，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专制走到了它的极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其初始阶段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历史发展到18世纪时，它却走向了反面，成为阻碍历史发展进步的障碍。而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都先后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在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君主立宪制下的国王也已经成为服从资产阶级意志的依法而治的君主了。
　　3.人权、法治与君权、人治
　　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任何一个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都会制定并努力完善有利于本阶级的法律，把自己阶级的意志变成整个国家的意志，以此来确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都制定了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而清王朝建立后，也积极制定《大清律》，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在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条文中，突出地表现出人权和法治的原则，而在清朝法律中则突出地表现出君权与人治的原则。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制定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明确提出：" 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则指出：" 在一切自由的国家里，法律应当特别保护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使之不受当权者滥用权力的侵犯".要保障人权，就不能不实行法治。推翻了封建专制压迫的资产阶级，清醒地认识到，" 没有法治，国家便将腐化堕落"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治国。资产阶级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国家的管理形式，系统地规定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及分权制衡的原则，并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法国1791年宪法中就规定：" 任何一部分国民或任何个人都不得再有任何特权，对全体法国人所当遵守的共同法律不得有例外".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法律形成鲜明对照，清朝法律则表现出强烈的君权和人治的倾向。《大清律》全面确认和维护君权至上的地位，它规定：皇帝" 选用文武官员之专擅" ；军队的调遣须奉谕旨，将领擅自调动所属部队，" 杖一百，罢职发极边充军" ；一切重大案件的最后审判权必须" 取自上裁".正如乾隆帝所说：" 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使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清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用严刑峻法来维护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对于危害皇帝和专制统治的谋反，清律规定，凡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株连其九族。与君权相联系的必然是人治。以例代律是大清律的突出特点之一。例是经皇帝认可的判例和皇帝根据某些具体条件的而发出的带有规范性的命令和规定，其中体现了皇帝个人的意志。而且，在司法实践上，各级官吏可以不受律的约束，根据需要任意以例断狱。
　　4.海外贸易与闭关政策
　　英、美、法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都十分重视保护本国商业，发展海外贸易。　1650年和1651年，克伦威尔两次颁布《航海条例》，以打击英国海外扩张的劲敌荷兰，经过英荷战争，英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则采取了闭关政策。闭关政策产生于落后的经济基础，清政府面对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沿海的侵扰，幻想关上" 天朝" 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但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不但未能挡住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反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闭关政策导致了中国航海业的衰落。明代以前，中国的航海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到了清康熙年间，清政府规定，出海商船不得超过500 石，致使昔日出没于东南五海面上的大型中国船队遂告绝迹。闭关政策还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正当18世纪西欧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受闭关政策及文字狱的影响，闭目塞听，沉溺于理学、八股、考据之中，从而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落后。
　　5.启蒙运动和文字狱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欧洲的思想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向宗教神学提出挑战，对基督教以神为本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更直接地宣传平等、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为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启蒙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为平等、自由、民主高声呐喊的时候，明末清初的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冲破封建理学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揭露和鞭挞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但是，到了雍正、乾隆以后，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等级观念、强调人的平等和民本主义等思想突然中断，这与清政府愈来愈严密的思想控制和无处不在的文字狱有着极大的关系。　　18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以致于" 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认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 ，整日埋头于故纸堆中致力于繁琐的考据。在这个沉闷的环境中，理应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界无法提出新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文字狱的打击下，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英、美、法等国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迅速地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营垒，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则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 保护国".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不但没有用政府的力量去着力培育明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反而继续致力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得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终于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