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8卷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作为世界古代后期人类文明典范的罗马与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针和学校教育、培养目标以及作为教育手段之一的体育的发展，同时阐述了这个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等。本书从整体上说明了世界古代后期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文化教育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为后世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概述
　　古代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教育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时期，作为人类文化教育的典范是罗马与中国。
　　罗马处于今意大利。在地理上，意大利是一个靴形的半岛，北接阿尔卑斯山，向南伸展到地中海中部。纵贯全境的亚平宁山脉，构成了半岛的屋脊。
　　在北部有波河所冲积的平原，在中部有台伯河。广阔的草原和丘陵地带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意大利半岛约比希腊半岛大四倍，它不像希腊半岛那样被山峦和海湾分裂成许多狭小的地区，而是一个比较适合于政治统一的地理单位。虽然意大利半岛东邻希腊，但由于东岸多为悬崖险滩，因此半岛上接受希腊文化的传播，却是始于南端和西岸。
　　远在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上就有人居住，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都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其中定居于台伯河流域拉丁姆平原上的一些部落，被称为拉丁人。由于地中海东部较为先进的文明的传入，意大利人逐渐开化了。根据罗马建国的传说，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 年，罗马城原为台伯河南岸拉丁姆地区的一片丘陵地带。罗马起初并没有城墙，大概直到" 王政时代" 的后期，即公元前6 世纪时，才在七个小山丘的周围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资防守，所以罗马城曾被称为" 七丘之诚".而罗马名称则来源于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罗慕洛，随着罗马城的建立，国家形态开始产生，它的城楼已开始指向文明了。
　　罗马城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是台伯河流域的枢纽，控制着拉丁姆地区的交通，它借台伯河与海外往来，帆樯可直达城下。然而它又离海岸约二十五公里远，可免受海盗的抢掠。城堡依山傍水，便于防守。罗马城处于意大利半岛中部，周围有广大的农业区提供给养。其后，罗马经几百年的武力扩张，首先是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继而统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直到今天，罗马城仍旧是意大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历史上被称为" 永恒之城" ，历数千年而不坠，这都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造成的。
　　由于罗马的地理环境是沿地中海向周边发展，重商重战，本性开放，喜欢吸引和扩展，因此，罗马的文化，曾经受到希腊文化的深厚影响。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罗马人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同时，也加以阐发和改造，使之适合于当时的要求。
　　罗马人在接触了希腊文化之后，先是吸取了希腊人的神话，把希腊人信奉的神祇附会为他们自己的神祇. 如：希腊的天神宙斯被附会为朱庇特，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宙斯之妻赫拉被附会为朱诺，是妇女、婚姻和生育的保护者；地母德米特被附会为谷神色雷丝，保护谷物的丰稔；阿芙罗蒂被附会为美神维纳斯，掌管人世间爱情；海尔海斯被附会为商业之神美久利，保护国际间的贸易往来。然而罗马人通常最信奉的，则为战神姜纳斯和灶神维斯达，认为前者主司战争的胜负，后者主司家庭的祸福。而当基督教在罗马世界得到很大发展时，又被罗马皇帝尊为国教，禁止对诸神的崇拜，这样，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便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说明了罗马人善于吸收和扩展。
　　罗马社会的教育也继承了希腊的教育方式，学习的是希腊语言、希腊文学。荷马的史诗，莎芙、品达等人的诗篇，爱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幼里庇底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戏剧，都被罗马人当作宝贵的文学遗产而接受过来。当时罗马的贵族子弟，多跑到雅典城去留学。在罗马的知识界中，希腊文与拉丁文是并用的。然而，罗马人不久就逐渐脱离了希腊人的窠臼，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文学。共和时代末期和帝政时代初期，罗马的文学家和教育学家蔚然兴起，他们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杰作，使简洁有力的拉丁文臻于完美。
　　在文化方面，罗马人一般是继承希腊人的宗风，然而，他们也有新的创造。建筑上，罗马的建筑家采用希腊的营造法式，但给它加上了比较宽的拱门和圆形的屋顶，这样就使建造较大的建筑物成为可能，而且在风格上更显得庄严和肃穆。造型艺术方面，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致力于创造人体美的典型，而只是雕塑真实的人物，他们所制作的一些浮雕，都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情景。体育上，罗马人强调军事体育，而不像希腊人那样注重动作的协调和形体的美。希腊由专门的体操学校训练儿童的体质和学习竞技的技能，罗马的体育主要由家庭进行，父亲教儿子学习角力、骑马、投枪以及游泳等军事体育项目。到了帝国末期，由于基督教提倡禁欲主义，使罗马体育遭到了扼杀。
　　罗马人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的法律和法学思想。早在公元前450年左右，他们就颁布了《十二铜表法》，体现了他们以法治国的精神。
　　很早的时候，罗马就出现了律师和法学家。美德教育和法律教育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教育。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修辞、法律等科目成了罗马高等教育的主要课程。罗马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雄辩家，雄辩术也成为当时从事政治活动、进行党派斗争的重要工具。那时，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仅要有修辞、雄辩的修养，还要精通文学、法律等学科，要有广博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古罗马产生了西塞罗、昆体良等著名的对雄辩术有很深理论研究的教育家。但这个时期，学校教育仍然是接受希腊的模式。帝国后期，当基督教被尊为国教后，以前罗马创立的学校教育消亡，基督教会的学校纷纷创立，希腊——罗马文化即开始与基督教教义合流，学校培养的目标也发生变化，主要培养能忠于教会，为基督教服务的人才。这一时期，教育家以奥古斯丁最为著名。
　　因此，罗马的文化教育起初是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经过一个漫长时间后，而被基督教所控制。
　　古代后期的中国，指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由于政治和地理等因素，不像古罗马那样一直有着稳定的政权和对外扩张的野心，因此在文化教育上也呈现出和古罗马迥异的风格。
　　中国大陆的特点，一是面积巨大，二是边缘环境恶劣，东面是太平洋，西面是戈壁，南面为群山，北面是草原，比较起来，唯北方尚可发展，但又有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反抗。于是，自春秋时代起，便在中原北部修筑长城，以至到秦朝时，长城绵延万里，使中国文化成为四面严防的独特文化。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农业就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经济基础，儒学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基础。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烈的大陆文化、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色彩。她的传统文化的品格是内向的，不善于接受新的文化，一旦有新的文化介入，立刻就会被她的传统文化所湮没，而成为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秦的统一，汇集了各国文化，而秦始皇的文化专制统治，并没有给秦文化的发展带来福音。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朝。中国古代的文化又开始了它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汉初，文化思想领域比较活跃，不仅黄老学说，而且儒、法等诸子百家在不同程度上又相继复活。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不能与先秦姿态万千的学术流派相比，但打破了秦代定法家为一尊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议论争辩之风相当盛行，形成了先秦之后学术界再度活跃的局面。到了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坐上了我国文化思想中正统的宝座，儒学从百家之中超升出来而被尊为" 经" ，儒家哲学也成为永恒不变的真理。以后中国的各个朝代，都从儒家学说为正统，儒家学说成为统治中国的主要思想。
　　文化教育在中国古代就很发达。夏商周时期就有类似学校的机构，教授的对象为贵族子弟。春秋以后，"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开始在民间出现了私人讲学授徒。战国后，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皆讲学授徒，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出现了统一局面，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秦朝实行" 吏师" 制度，" 以吏为师" ，学习法律。汉初，行黄老之学，文化教育被提上了日程。汉武帝时，表彰儒术，兴办太学，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太学生人数与日俱增。讲授儒家经书、教授学生的教师称" 博士".太学生不光有家累千金的达官显贵子弟，也有的是贫寒人家的子弟。太学用考试的办法督促学生学习，考查他们的学习成绩，以成绩高下选补官吏。因此太学成为训练儒学人才的机关，培养了不少博学通达之才，也培养了不少国家的管理人才。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学校也兴废无常，功效不著，但太学仍在发展。西晋在太学之外，又设国子学，招收高级贵族子弟。这一时期，由太学或国子学出身做官的人，已为数不多，这与汉代由太学而至官的情况有了很大区别。这一时期，强调门第，形成了以世家大族为主的" 九品中正制" 的选官法。
　　汉代，独尊儒术，强调天人合一。魏晋时期，产生了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的玄学，独尊儒术思想开始衰微。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又用神不灭论维护统治。虽然如此，儒家思想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理论武器，反映在教育上，这一时期，是一个大放光彩的时期，文化政策和教育思想都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教育家。
　　作为教育的手段之一，体育在古代后期的中国呈现出它自身的特点。秦汉时期，社会处于上升阶段，这时期的社会是尚武的，要求人们具有刚强之气和开拓精神，这与儒家思想温柔中和，尚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的。这时期的体育并未受儒家思想影响，而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首先，体育在这一时期受到统治阶级及社会的重视。其次，这一时期社会上开展的体育活动大多是激烈的竞赛项目，所给予人的精神影响是刚毅顽强、勇敢进取，如足球、击剑等体育项目风靡整个社会。但这一时期的体育是在伦理道德的影响下发展的，繁琐的礼仪规定限制了体育本身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历史时期，山河动荡、礼教崩坏，同时门阀士族又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两个因素交汇形成独特的魏晋风尚。门阀制度为他们放纵声乐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使他们行为无拘无束，肆情于田猎，扛鼎弄拳几乎成为士族子弟全部的生活内容。魏晋文士则摆脱了礼法的桎梏，过去被视为" 末务" 的棋琴壶博乃至" 博射" ，都成为他们常习的技艺，成为衬托他们风度的" 雅戏" ，他们大都" 博综众艺" ，" 凡诸杂艺，莫不明习".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社会风尚，客观上使娱乐性体育项目的开展，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使魏晋体育体现出鲜明的娱乐性。士族追求享乐的行为动机导致习武活动性质的变化，寻求长生的企求，酿成魏晋养生盛行的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从宏观上看，他们日日寻欢消闲，体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魏晋体育从秦汉礼仪、祭祀、节令等活动中分化出来，较少地受礼教束缚，而更多地依体育本身的规律，朝竞技化、娱乐化方向发展。因此，古代后期中国的体育活动比起罗马来，项目多，竞技性强，罗马体育更偏重于军事体育。
　　从汉朝开始，中国与罗马有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丰富了人类的文明宝库，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二、罗马教育
　　1.罗马古代教育的发生与发展
　　罗马文化是希腊文化的继续，通常把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并提为希腊- - 罗马文化。罗马原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小城邦，从公元前6 世纪开始，通过战争，不断扩张领土。它从公元前3 世纪起开始蚕食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镇，并在公元前1 世纪征服了马其顿，进而征服了希腊全境。这次征服在文化上只是加速和加深早已进行了一二百年的罗马本土的希腊化过程。在这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统治者又在其日益扩大的帝国版图内，大力推广希腊的文化、教育影响。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咏唱道：" 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文学艺术被搬进了荒僻的拉丁地区……" 在古代教育史上，古罗马的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罗马对希腊的文化与教育，在其吸收与消化的过程中，也曾根据自己的情况与需要作出一些重要的调整、修改与补充；而且，希腊的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罗马的修订而影响到后代欧洲的。
　　罗马的历史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8 至前6 世纪是王政时期；公元前6 至公元前1 世纪是共和政体时期；公元前1 世纪至公元5 世纪末是帝国时期。
　　在王政时期，可靠的史料很少。一般罗马的教育史，把它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共和时期与帝国时期。而有关王政时期教育的论述，多是从共和初期的教育史实中倒溯类推出来的。因为在共和初期的罗马教育中，还保存着相当的王政时期的残余影响。
　　2.共和时期的罗马教育
　　(1)共和早期的罗马教育
　　在王政末期，平民对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结果，罗马在公元前6 世纪初成立共和政体。平民和贵族都是罗马的公民，只不过实际政权掌握在贵族手里。
　　在经济上罗马共和早期与王政时期相似，大部分居民以农为业，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大部分居住在郊区的田地上。所以，共和早期的罗马人，基本上是农民。除此之外，他们过着作为公民的政治生活；而当时频繁地与邻近城邦之间的战争又要求他们具有军人的品质。这就决定了共和初期罗马教育的基本性质：农民——军人的教育。
　　公元前6 世纪，罗马已经有了文字，罗马字母是从意大利南部古代希腊殖民地的希腊移民那儿借用而来的。公元前4 世纪，在某些阶层人们中间，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已经是普遍的事了。根据这一事实，可以推断，在那个年代，儿童们已经接受了某种特定的教育。也许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学校。但在共和初期，学校在儿童的教育中不占重要地位。教育年轻一代的任务主要是由家庭承担的。而游乐学校，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一种比较不重要的补充，仅仅是一种" 娱乐" 或" 消遣" 而已。
　　古代罗马以" 家长制" 而出名，家长(主要指父亲）对于子女操有生杀大权。儿童初生，要由家长决定，是留养或抛弃。罗马人把初生的婴儿放在父亲的脚边。如果父亲把婴儿抱起来，就表示他给这个孩子以生活和教育的权利。如果这个孩子生来是虚弱的、畸型的，或者虽然健康，但是父亲负担过重，家境贫寒，他就让这个婴孩躺在地上，命运注定他要死亡。在被遗弃的婴孩中，较幸运的，被穷人家收养，长大以后被作为家奴使用或被作为奴隶贩卖。
　　1 至7 岁之间的儿童由母亲抚养与教育。与希腊的雅典不同，在罗马，作为主妇，作为母亲，妇女的地位是受到尊敬的。从西塞罗对格拉古兄弟的论述，可以帮助说明至少某些妇女具有文化。7 岁的儿童，女童仍在家庭中从母亲那里受到作为未来的主妇与母亲的教育。男童的教育由父亲负责。罗马的儿童在7 岁至16岁之间，成为他父亲的形影不离的伙伴。他们的关系是父子而兼师徒，这种父子——师徒制度是承袭王政时期的、共和早期的罗马教育的主要形式。
　　家庭教育的质量明显地取决于父母接受的教育。在最优越的家庭实行教育的一般特征，可以从老加图(罗马政治家，公元前234-前149 年）于稍后年代的实践中推论出来。普卢塔克告诉我们：" 当他的儿子显露悟性时，加图就亲自担任了他的教师，尽管他有一个名叫蔡尔罗的奴隶，一位出色的' 文法家' ，而且蔡尔罗教过好几个别人的孩子。但是，加图告诉我们，他不甘愿他的儿子受一个奴隶的惩罚，或者，假如因为这孩子偶尔学习迟钝，就被那个奴隶揪耳朵。他也不喜欢为了儿子的教育，而去感激一个如此卑贱的人。因此，他亲自教授儿子文学，教他法律，照料他的体育训练。加图不仅仅指导儿子如何投掷标枪，如何角力，而且教他如何骑马，如何拳击，如何忍受寒暑，以及如何在最湍急的河流中游泳。加图还进一步告诉我们，他亲手以大字体为儿子书写他编的历史教材，这样，他的儿子无须离家，就能获得古代罗马人伟大活动的知识和有关祖国的风俗习惯的知识。加图为此谨慎小心，如像在圣洁贞女们面前一样，不在儿子面前吐露出一个有失体统的字眼。加图就这样培养他儿子的美德，这真是一项杰出的工作。可以看到，他儿子从加图那儿接受的教育，比加图自己儿时接受的教育则属于" 少知世故的教育".事实上，根据这些功课的总特征，它们类似斯巴达教育和早期犹太教育的主要任务。除去阅读和作为一名战士生活所需要的体育训练之外，还要学习一种" 法律" ，即制订于公元前451-前450 年的十二铜表法。
　　每个男孩从童年就必须学会咏唱它，如同他吟唱原始的战争诗歌，以赞美其祖先一样。这种法律的学习，公元前1 世纪就成了罗马教育的基本部分。此外，还包括了一种民族历史和习俗的课程。这种课程，是所有的已经意识到他们自己价值的民族所共有的。
　　公元前250 年前的罗马教育注重实际的特征，对于接近成年的男孩而言，更为显著。小蒲林尼(生于公元62年）告诉我们，" 在我们祖先中间，教育既是眼睛的事，又是耳朵的事。通过对长者的观察，年轻人学会了他们自己不久要做的事情，而且知道轮到他们教育后代时，给他们做些什么.
　　(《徒书》第8 章第14节）一个出自上等家庭的罗马人，主要关心的是军事与政治，他们很少考虑与生活事物无直接关系的任何形式的知识。加图写了一本论述儿童教育的书，作为对新希腊教育的猛烈反驳。该书涉及到的只是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学等实用技术。加图认为，好公民无需学习这些以外的任何知识。
　　既然教育由家庭负责，那么，不同的家庭(贵族或平民，富裕、小康或赤贫）决定着不同的教育。但一般地讲，罗马的家庭教育以道德——公民教育为核心。就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和政治社会活动中，儿童从父亲那里受到敬畏神明、孝敬父母、忠爱邦国、遵守法律的教育。英勇战士与显赫祖先的事迹构成对儿子进行道德——公民教育的重要题材。因为父子是形影不离的，所以罗马人较多、较早地认识到以身作则的重要。这时候罗马人虽有了贫富差别，但农村公社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罗马人在教育儿童时强调勤劳、节约、朴实、严肃等农民品质。
　　作为农夫的教育，是通过儿童跟随父亲在田间的现场观察与实习中获得的。在共和早期，贵族家庭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至少为了更好地管理地产，贵族家庭的儿子也需掌握种地的知识与技能。
　　作为一个军人的准备，罗马儿童从父亲那里学习骑马、角力、游泳以及各种武器的使用。文化教育在全部教育中所占比重很小。儿童可能学一些读、写、算，也是父亲教授的。算术中包括一些几何知识，是为了计算帐目与丈量土地。
　　青年在16岁时即达成年，成为罗马的公民，开始服兵役。有部分贵族人家，在16岁至17岁之间，把儿子交托给朋友或显贵公民，再受一年父子——师徒教育，学习政治、法律与军事。
　　(2)共和后期的罗马教育
　　从公元前3 世纪起，罗马通过对外战争，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并从被征服地区掠夺大量的财物与奴隶。奴隶数量急剧增加，愈来愈多的罗马公民聚居城市，商业日益发达，在军事、商业、外交上的对外接触更加频繁。所有这一切都促进着学校教育的发展。
　　罗马建立学校教育制度的时期正是罗马统治阶级接受希腊文化、希腊生活方式的时期，所以罗马的学校教育是在希腊教育的直接影响下形成起来的。
　　①小学。7 至12岁之间的儿童入小学。在共和早期，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学，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存在着。到了共和后期，小学获得了比较普遍的发展。教育的内容是读、写、算。这些东西以前是家庭教育中父亲承担的职责，现在由小学教师担任了。罗马的小学教育一开始就是文字教育，而音乐和体育在罗马小学中则没有地位。
　　小学校舍十分简陋。教学方法主要是文字记诵，学日很长。罗马小学以它的体罚野蛮著称。小学八天休假一次，除此以外，还有节日休假，以及从7 月底至10月中的暑假。
　　女童也入小学。学校是私立的，收费的。平民的子女未必全部都能入小学，或在小学一直学到12岁。而在贵族家庭中，有一部分人又不屑把子女送入小学。他们在家里雇佣家庭教师。像希腊一样，罗马贵族人家，也用教仆伴送儿童上学。
　　罗马小学教师的地位与希腊同行一样低微。教师或家庭教师，往往是一些奴隶或解放了的奴隶，更不用说教仆。教师也有在奴隶市场上被拍卖的。
　　②中学。小康以上人家的子女在12至16岁之间入中学，即文法学校。
　　因为在罗马，还在希腊被征服以前，就已经广泛地传播了希腊(雅典）
　　文化的影响。希腊语成了罗马贵族和事业家的语言，一切有教养的罗马人的语言。希腊哲学迅速地在罗马传播，希腊文化成为学校学习的学科。成千名的希腊教师在罗马汇集。整个希腊式的学校体系也建立起来了。变化中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需要影响广大选民，需要在共和国的元老院和其他机关中发表言论，因此把演说教育提到重要的地位。希腊教师(文法家和修辞家）就成为罗马最受欢迎的人物。文法学校便是适应着贵族和暴发户子弟的需要而产生的。
　　罗马中学即文法学校事实上是一种外国语学校。教学用语是希腊文，教师大多是希腊人，教材也是希腊文的。只是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随着罗马(拉丁）文学的成长，在罗马才出现了拉丁文法学校，而与希腊文法学校并行。这时候，一般中学生同时学希腊文与拉丁文；或者同时以一部分时间在希腊文法学校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在拉丁文法学校学习。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文学、文法和作文练习。文学包括希腊与罗马的诗歌与散文，其中也包含一些历史、地理等因素。学生们一方面阅读荷马和希腊其他文学作家的作品，同时也读罗马作家——维吉尔和贺拉斯等的作品。条件较好的文法学校，在高年级兼教一些修辞与演说术；罗马文法学校的全部教育事实上是修辞——演说教育的准备。这种教育主要是在高一年级学校——修辞学校中进行。
　　③高等学校。文法学校不久就显得不能完全满足，罗马因此又从希腊智者派那里仿办了高等修辞学校。罗马的修辞学校是按照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校模型办起来的。修学年限、学科内容、教学方法大体上与它相仿佛。有不少罗马青年为了受这种修辞——演说教育，往往要到雅典和其他东方文化中心去留学，或者通过父子——师徒关系，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见习与锻炼。教师多是来自雅典等地的" 修辞学家" 与" 哲学家" ，以后也有罗马人成为" 拉丁修辞学家".修辞学校的学科是修辞学和哲学(辩证法）。在这类学校中，学习在罗马国家管理上起重大作用的法律学(主要是民法），也学习数学、天文学和音乐。
　　④培养目标。这时期，全部罗马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产生演说与雄辩家。演说在罗马公民的政治、法律、社会生活中原来就有一定的地位。在共和后期，罗马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常常爆发为武装的内战。
　　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更加需要以演说作为争取群众、影响平民的工具。由此派生出来了一种社会风尚；雄辩的演说才能是成为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的主要标志。它成为罗马青年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主要资本。这就是雄辩家的教育思想的社会基础。
　　⑤希腊化的影响。希腊化的罗马新教育与罗马旧教育传统之间一直斗争。希腊的文化教育与希腊的奢糜的生活方式同时传入罗马。有民主倾向的政治家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贵族中的保守派也对此存有戒心。在公元前2 至公元前1 世纪之间，罗马的元老院至少两次用法令禁止希腊化教育，尤其是修辞——演说教育。但这两次禁止都有它们的政治派别斗争的背景：一次起因于驱逐两个希腊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因为他们在青年中间散播无神论思想(禁令的表面文章说他们宣传" 快乐" 论学说）；另一次是禁止" 拉丁修辞家" ，起因于打击一个具有民主倾向的罗马修辞家，他在自己的修辞学教程中，列入了民主派观点的题目与范文。
　　但一切对希腊影响的反对与抗拒都是徒劳的。在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前2 世纪末之间，" 希腊文化还是像滚滚的洪流一样泻入罗马" (西塞罗语）。
　　这是因为：第一，罗马与希腊(主要是雅典）的社会性质一样，作为上层建筑，希腊文化适应着罗马的政治、经济基础；第二，在对外征服战争中发了横财的罗马贵族(原来是元老阶级与后起的骑士阶级）醉心于东方奢靡的生活方式；第三，希腊语言是当时半个以上的" 文明世界" 的通用语言，在与东方各国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斗争中，罗马的统治阶级需要掌握希腊文与希腊文化。在当时，希腊文化毕竟是古代西方世界的最高文化水平。
　　希腊文化在这时期逐渐湮没了更原始的罗马生活。这个时代也已为变革做好了准备，公元前202 年征服迦太基后，罗马被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强烈欲望所驱使，卷入与东方诸国的一连串斗争中。结果，罗马在地中海地区雄踞首位。对罗马而言，扩大人民的教育范围，以包括希腊语知识(文明世界过半数的人都说这种语言），是势在必行的了。对希腊人而言，他们并非缓慢地对其征服者作出贡献。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其中有文法教师，修辞教师，哲学教师以及各式各样的艺术和自然科学教师，大量地拥进罗马。然而，他们所受到的眷顾，并非一视同仁。甚至被希腊人的学识所吸引的罗马人，都非常鄙视这些希腊人的品质，因而并不全盘采纳他们的各种方式。确实，罗马人是注重实际的，他们几乎不重视理论科学，除非他们能从中获得某些实际利益；他们对任何哲学全无兴趣，只有斯多噶学派除外。因为这个学派质朴的道德品质和它对于世界秩序的信念，是和他们自己的人生观相近的。另一方面，罗马人对于修辞和文法的要求甚至比希腊人更为强烈，因而这两门学科受到了满腔热忱的欢迎，成为罗马高等学校教育的基础学科。
　　希腊的教育方法引进罗马的细节是模糊不清的，但把引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却是可能的。
　　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72 年的塔林敦灭亡之日起，此时许多希腊奴隶被带入了罗马。有些希腊奴隶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有识之士，因而找到了适合于担任其主人家庭教师的职务。其中最杰出的是安德罗尼库士。他把《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可能是为其学生所用）。此书在罗马学校里作为主要的阅读书籍之一的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由于安德罗尼库士所作的贡献，公元前240 年，他获得了自由，直到公元前203 年逝世，他作为教师和诗人，享有巨大的声誉。另一位被提到的半希腊血统的，同安德罗尼库士一道在罗马作希腊文学教师的，是诗人恩尼士(生于公元前240 年），斯维都尼亚在《杰出的文学家的一生》一书中谈到此人。虽然他们两人都被称为" 文学家" ，但是，并无证据能够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了" 文法学校".普卢塔克谈到，大约公元前3 世纪中叶，由斯普瑞尔士.卡维留斯所兴建的一所学校，已经标志着这类文法学校的开端。但是，由于缺乏任何资料来证实这所学校与普通初级小学有何差异(除去它收一定数目的学费外），因此更可靠的结论是：最早的" 文法学者" ，不过是大家族家庭中的私人教师。
　　第二阶段：大约公元前190 年左右，主要因为政治局势的缘故，发生了对希腊一切的强烈的反抗。就教育范围而言，它不仅仅表现在前面引用的加图的一段话，而且也表现在由罗马元老院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限制希腊教师活动的行动里。公元前173 年，两位伊璧鸠鲁派教师被罗马驱逐出境，" 因为他们提倡享乐主义".12年后，元老院的禁令更为广泛，以至于在罗马，没有一位哲学家或修辞学家还有栖身之地。
　　第三阶段：这次对希腊的反对是短命的。从安德罗尼库士时代起，拉丁文学(或是译自希腊文，或是摹仿希腊模式）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到公元前2 世纪中期，在上层阶级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文学的欣赏。尽管当局并不赞同，这种对文学的欣赏也导致了文法学校的设置。根据斯维都尼亚的论述，这种真正的系统文学教育的推动，归功于玛洛士的克瑞特士所作的朗诵和讲演。克瑞特士是佩尔加门学校的校长，大约公元前167 年，他因一条腿骨折而留在罗马。虽然希腊文学起初是主要学科，但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愿望，就是使罗马教育传统的绝大部分成为优秀传统的愿望，觉醒过来。西塞罗让西比奥在《共和国》一书中宣称：" 听我说啊，我并非对希腊各种方式茫然无知，但也不是宁可偏向它们，而不要我们自己传统的人，由于我的父亲，我受了文科教育，而且，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力图自觉。但是，造成今日的我，是经验和家庭教育多于书本。" 正是同一精神，使斯蒂罗(一位有学识的罗马骑士）采取另一种形式，约在公元前1 世纪初，建立了第一所拉丁文法学校，并且在公元前92年，导致了一些拉丁修辞学校的兴办。但这件事遭到了罗马监察官们的非议，认为这些学校为有害的新事物。尽管如此，从此时起，拉丁文学和修辞学以及希腊文的教学开始了，并且日益成为重要的学科。结果形成了一种具有希腊形式，却是罗马内容的教育制度。
　　起初，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迭交错。罗马人经过了希腊化的影响后，以自己的组织才能，确定了学校的职责范围，从而产生了学校的分级的办法。
　　⑥平民的教育。在罗马，全部希腊化教育，尤其是它的修辞——演说教育，只是以罗马的统治阶级(元老与骑士）的子弟为对象。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的平民是无缘的，更不必提奴隶。广大的平民子弟，可能受小学教育，很少可能受中等教育，更说不上受修辞——雄辩家的教育。他们主要是通过父子——师徒关系受" 实际教育".像在希腊一样，罗马的青年，不全是从学校中获得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而是投拜一个工匠作为师傅，在一定年限的学徒期间，学习这些东西。这时候罗马的手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部门分工。有些部门的手工业者已经有行会的组织，行会对学徒的生活与学习有一定的制度。至于平民中的最下层，他们的子弟只能在家庭中，或从地主与雇主那里，学会一些粗活或半粗活。在西方世界，最早在商业上采用簿记的是罗马，但罗马学校不教簿记术，青年们只能在学徒生活中学习这种技术。
　　3.帝国时期的罗马教育
　　(1)帝政与教育的发展
　　共和末期，随罗马版图的扩张，旧有的国家机器逐渐显得不能适应新形势，罗马的共和制不得不改为帝制。为了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行政系统与官僚制度，在中央(罗马本土）与地方(罗马把被征服的地区改为行省）应运而生。学校教育负有供应各级各类官员的任务。在官员下面，担任簿记文牍工作的胥吏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其中有一类人专任速记工作，这就促进了帝国时期罗马教育的发展。
　　为了巩固罗马对各行省的统治，罗马皇帝在派出罗马军团驻防的同时，也派出学校教师。前者是为了武力镇压，后者是为了加强精神文化的奴役。
　　罗马统治者在各地原有的土著统治阶层中间，大力推行物质生活方式与文化教育的" 罗马化" (也就是" 希腊化")，使他们忘记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死心塌地做罗马帝国的顺民。所以，罗马皇室不仅在罗马本土，而且在各行省奖励教育，兴办学校，在行省兴办学校的目的之一，还在于在当地青年中间选拔出一部分" 人才" ，以充实罗马帝国的官僚系统：他们或者作为忠顺的臣僚，在中央供职，或者充当罗马皇室的耳目与助手，统治本地的人民。
　　据权威的英国威廉.博伊德和埃德蒙.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记述，在罗马建立和保持它对所支配国家的统治的过程中，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马人仿效亚历山大大帝，从共和晚期起，制订出深思熟虑的政策，把教育和文化推行到臣属于罗马的民族中去。罗马军队所到之处，都出现了以帝国城市的模式而建立的城镇，它们成为管理和控制的中心。在所有较大市镇和许多较小市镇，都开办了教育儿童的文法学校。例如，在高卢，恺撒发现许多年轻人(有的到20岁）在那些古时克尔特巫师的学校学习，但这种学校很快便由罗马学校所取代。在公元1 世纪初期，这些罗马学校，在奥顿、里昂、图卢兹、尼姆、维也纳、纳尔榜、马赛和其他城镇都很繁荣兴旺。此外，在英国，根据塔西佗的著作我们了解到，阿格里科拉在平定了这个国家以后，首先关心的是以修辞学教育该国首领们的儿子，其中许多人到那时还对罗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受到新知识的吸引，他们被争取到罗马这方面来了。在帝国各地，同样的罗马化过程，通过学校稳步进行，到2 世纪，罗马学校实际上已经很普遍了。即使在文学和学术逐渐退化的过程中出现知识衰落的时候，也几乎没有影响到罗马学校的普及。所以，迟至4世纪末，当北方蛮族形成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严重的时候，修辞学校也" 在学生们的鼓噪声中在全世界存在下来了" (奥古斯丁语），就这样，它们与帝国并存，直到帝国被蛮族反复入侵的浪潮所吞没为止。
　　如果说文法和修辞学作为教化力量是罗马教育的一个特点，那么，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教育在经过漫长岁月和处于变化多端的条件下所保持的一致性。从公元1 世纪至4 、5 世纪，从罗马世界的东端到西端，罗马教育保持了它的一致性而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因时间的消逝产生的差异如此微小，以至在1 世纪结束时，昆体良笔下描写的罗马教育，对他的时代以前一个多世纪的经验所作的总结，在300 多年后对帝国的每一部分基本上都适用。几乎任何一位伟大人物早期生活的教育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教育家奥古斯丁所受教育的基础，就是对文学和修辞学的充分训练。(2)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帝国领土的扩张，需要制订出不同的政策。恺撒对居住在罗马的所有担任文学科目的外国教师授予特权，这是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对学术也有兴趣，仿效他的前任的榜样鼓励学术。他在罗马建立了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他驱逐了这个城里的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但允许教师留下。后来的皇帝们仍继续对学校给予赞助，但是，直到苇柏乡(公元69-79 年）的朝代才采取措施，对学校明确地进行组织和支持。苇柏乡不但在和平神庙中建立了图书馆，而且从国库中每年以十万塞斯图斯(大约800 英磅）
　　的薪金授予希腊语和拉丁语修辞学的讲座，并免除文法家、修辞学家、医生和哲学家某些普遍的公民义务，从而使教师为国家服务。到了纳瓦(公元96 -98年）和图拉真(公元98-117年）朝代，政府又借资助款支持教育。他们把大量的钱借给农民，并限定他们所付的利息必须作为一个计划的资金。
　　根据这个计划，每年向男女儿童提供数目达到五千的津贴，直到他们分别达到18岁和14岁完成他们的教育时为止。这种津贴随后的朝代继续提供，并有增加。
　　公元前2 世纪以前，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们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受他们个人对学术的兴趣或为博得声望所鼓舞，而不是出于对帝国需要的明确的认识或对政策广泛的考虑。在哈德连(公元117-138 年）、安东尼(公元138 -161年）和马可.奥勒略(公元161-190 年）等朝代，偶然的干预的方法停止了，一种和帝国本身一样传播广泛和组织得当的伟大的教育制度产生了。对哈德连来说，其动力是对希腊一切事物的热情的赞美，这使他赢得了" 希腊迷" 的称号。他关怀各地希腊哲学家和教师。他批准和延长以前皇帝授予他们的特权和豁免权，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他在罗马建立了雅典娜神庙，作为希腊和罗马文人聚合的地点和高级学术研究中心。在亚历山大里亚，他资助博物馆，并提名他的几个博学的朋友作博物馆的成员。
　　但是最深得他的好感的是希腊，尤其是可爱的雅典。他除了为宗教和教育的目的在雅典建立起许多壮丽的建筑物之外，还给那里的教师们以鼓励，使雅典再一次成为杰出的自豪的学术中心。哈德连开创的事业，由安东尼以同样的慷慨大度的精神承继下去。安东尼可以被看作是帝国教育制度的真正奠基人。由于他对整个帝国的需要比他的任何前辈都具有更远大的眼光，所以，他把给专门教师支付薪金和授予特权的责任交给各省的政府。他命令，各首府必须保持10个医生、5 个智者和5 个文法家；在法院开庭的大城市，保持7 个医生、4 个智者和4 个文法家；小城市保持5 个医生、3 个智者和3 个文法家。对这些人的任命，授权市议会去办，但是保留某些控制权。这些权力大抵是对那些无力承担费用而要接受国家帮助的城市来说的。继任者马可.奥勒略对教育发展的贡献是比较有限的，但仍是可观的。这个在位的哲学家，从幼年时代起，就与希腊学者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跟哈德连一样，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雅典学校。他以一个地道的斯多噶派学者的宽宏大量，在那个城市的四所古代哲学学校中(不包括伊壁鸠鲁派哲学学校），分别设置了四个哲学讲座和一个演说术讲座，并由帝国国库提供教师们必要的薪金。由于哈德连的事业如此圆满的完成，使得雅典成了罗马世界的主要" 大学".由于这些贤明皇帝对教育的重视，在整个希腊语世界，很快就兴起了对学术的强烈热忱。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学校，也充满了热切学习的学生，如3 世纪初期的一位修辞学家说的那样，整个爱奥尼亚变成了" 一所学者大学".这种局面在各地的教育中都反映出来，并推动了学校工作。
　　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罗马皇帝奖励教育的办法有：规定中等——高等学校教师(文法学教师与修辞学教师）的薪俸，由皇室直接支付；豁免教师的兵役及其他形式的徭役；责成地方当局，在各城市维持一定数目的文法学教师与修辞学教师，支付他们的薪金，保证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利益等等。这种奖励教育是与控制教育齐头并进的：有的皇帝规定了教师任免办法，责成地方遵照施行；皇帝还保留教师任免上的最后决定权；还规定监督教师及教学内容的办法，并确定地方政府对私立学校或私人教师的教学活动的监督；这样，在罗马帝国，就形成了一套国家教育行政制度。在共和时期，罗马的学校完全是私立的，到了帝国时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公立学校，朱利安规定政府对学校的监督制，充任学校监督制度的教员是以帝国政府名义委任的。425 年的皇帝敕令，确定了学校的开办权完全操于政府手中，任何私人创办学校的企图都以叛国论罪。
　　①高等教育。教育任务的改变必然决定着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在共和时代，演说雄辩才能在政治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在帝国时代，皇帝独裁，不允许臣民以雄辩的才能干预政治。所以，雄辩政治家的培养目标逐渐演变为官吏——文士的培养目标。意识落后于存在，在帝国时期，文法——修辞教育的传统仍然保留了下来，但这种教育的精神实质已经起了变化。在共和时代，修辞学校的演辩(演说雄辩）题目往往取自重要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甚至取自当代人物与当前时事。在帝国时代，学生们只能在脱离现实的古怪离奇的题目上舞文弄墨。一个雄辩家的教育，固然以文学与修辞为主要内容，但对历史、哲学、法律，乃至音乐、数学等知识也有一定的要求。
　　苏格拉底所规定的演说家的教育的内容是政治智慧与辩才，这种理想在共和时代的罗马教育中还被保持着，但这两样东西，对帝国的官吏与文士来说，都是不需要的。从此教育进一步地向形式主义方面退化：教师与学生致力于文字上的咬文嚼字，在词藻上的争奇斗巧。
　　帝国时期，尤其帝国后期的罗马学风的败坏，最突出地表现在罗马青年的精神面貌上。他们精神萎靡，意志消沉，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这是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在学生身上的反映，也是罗马帝国正在面临总崩溃的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以言辞的雄辩作为罗马的最高理想的教育制度，由于它脱离生活现实和它本身思想的贫乏，必然会衰微和死亡。
　　希腊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修辞学校与哲学学校两类。在罗马只有修辞学校而没有哲学学校。但在希腊本土，以至罗马帝国的东方地区，这两类学校始终并存着。法律学是罗马人特创的一门学问，所以在罗马帝国中，有法律学教授与法律学校。也出现了少数建筑学校与医学校，它们的水平在修辞学校与法律学校之下。
　　②中等教育。罗马的中等教育，仍是指文法学校。帝国时期与共和时期的中等教育相比较，发生了一种重要变化，即拉丁文与罗马文学的地位逐渐压倒了希腊文与希腊文学。后来在西罗马帝国，希腊文和希腊文学的学习几乎绝迹；只是东罗马帝国，希腊文与希腊文学在文法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始终占统治地位。
　　高等教育方面的形式主义倾向在文法学校中同样有所反映。教学工作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文法与文学方面，其他学科的地位越来越被削弱。即使在文学方面的教学也越来越重视形式而忽略内容。在罗马的学校中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文学的分析教学法，一般包括下列一些步骤：教师朗读课文，学生随读，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教师逐段讲解课文，注意文字——文法分析，并解释文中的史实掌故以及有关的哲学科学知识(学生边听边记笔记，以备日后背诵）；就课文作版本注疏的讲解。最后，对高年级学生就作家与作品进行文学分析与评论。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教学法，支配了欧美的中学语文教学近两千年。直到19世纪初期，欧美中等学校的拉丁文或希腊文就是依照这种程序来进行教学的。
　　③小学教育。由于罗马帝国时期所提倡的是中等——高等教育，小学教育在帝国时期没有发展，似乎反而有些萎缩。因为，小学以平民子女为主要对象，而在这时期，平民的低下层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罗马的各级学校，包括小学在内，始终是收费的。
　　在历代皇帝颁布的教育法令中，很少提到小学教育，显然是因为统治者并不关心平民子弟的学校。并且还出现了这种现象，即由文法学校的助教兼教中学年龄以下的学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育史上的双轨制的萌芽：一方面是小学，专以平民子女为对象；一方面是文法学校，专以贵族及富裕人家的子女为服务对象，是中学而兼小学。
　　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读、写、算。读的内容包括字母、单词、句子到整篇课文的学习。教材是文学作品，以诗歌为主，但教学重点在于文法分析。已经出现了专供小学教学之用的文法书，文学的学习逐渐退处无足轻重的地位。教师要求学生把文法的定义和规则抄录下来，并加以记诵。书写方面，教师要求学生抄写一些选自伦理课本的古今名人的道德格言。算术的练习则是以手指、石子或算盘进行的。
　　④奴隶的教育。不论是斯巴达的国家奴隶，还是雅典与罗马的私人奴隶，一般都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奴隶主不需要使他的奴隶获得文化与知识。同时，奴隶主也害怕奴隶有了知识，会起来反抗的。
　　在罗马，奴隶受学校的教育是极个别的情况：第一是角力学校，这是为了培养勇猛的士兵；更多的是为了培养一批在角力场自相残杀、以供观众(奴隶主及平民）取乐、并满足他们的嗜血癖好的斗士。身强力壮的青年奴隶或者逃亡不遂的奴隶，往往被送进这类学校，受极严格的锻炼。他们的生活是受到极严密的监视的。有时这些奴隶在学校中掌握了武艺后，也会爆发一些反抗事件。
　　第二，少数罗马的统治者曾经开办过一些职业学校，训练奴隶成为演员、海员、速记员、理发匠等等。在这类学校里，学员集中居住在一起，受到严格的监视。受过这类训练的奴隶是主人的一笔财富，他们可以被高价出租或高价拍卖。
　　第三，有些奴隶主看到，用自己家中的奴隶繁殖的后一代奴隶，比买来的奴隶更有利更可靠。他们在个别情况下，会让自己的青年奴隶受教育，使他们学会精巧的手艺，甚至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因为这样的奴隶是市场上不易买到的，必须" 培养" 出来。另一方面，这也是奴隶主对奴隶所施的一种收买政策，受到这种" 培养" 的奴隶往往对主人感恩图报，这对于主人的安宁与利益是一种更可靠的保障。
　　在以上三种形式下受过教育的奴隶，在数目上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广大的奴隶，如果说奴隶主给予任何教育的话，那就是施以精神麻醉，使奴隶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公元326 年，在康斯坦丁的一项法令中说：" 如果奴隶偶然被奴隶主打死，奴隶主没有罪，因为他是想为他的奴隶好，但作了最坏的事".显然，奴隶主会经常对自己的奴隶进行这样的道德说教：一切对他们的奴役与虐待，只是为了他们好！
　　奴隶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自己的教育。奴隶主对奴隶的防范是十分森严的，决不让奴隶有机会相聚在一起，进行自我教育。在罗马的元老院中，曾有人提议，让奴隶穿着特殊的衣服，以示与罗马公民的区别。这个提案没有被通过，因为多数的人害怕，这样做会使奴隶看到自己的数目大大超过自己的主人。在罗马帝国末期，奴隶们参加基督教的团体生活，也是秘密的。
　　但罗马的奴隶主阶级没有能够在精神上完全征服奴隶。奴隶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使他们还是保存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意识，即使这些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在罗马帝国这段历史时期，奴隶的大小规模的暴动，持续不断，直至最后把罗马帝国灭亡。
　　4.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学校教育的消亡
　　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教育领域中的一项重大事件，是基督教作为世俗文化与教育(公立的与私立的）的对立面而出现，并逐渐由弱小而变为强大，以至最后压倒了世俗文化与教育(即希腊——罗马文化与教育）。
　　(1)基督教的产生及其在帝国的传播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 世纪，而从公元1 世纪到2 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时期。帝国的强大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和向外扩张的基础上的。面对着强大的罗马统治，被奴役和被征服的人民，任何一个地区或城市要想作出有效的反抗，都是徒劳的。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的唯一出路，似乎只有向宗教求助。
　　基督教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生的。根据基督教产生的历史，恩格斯曾说，原始的基督教" 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早期的基督教具有平等、博爱的精神，她宣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义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来生。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罪恶，耶稣为拯救人类而来到人间传播福音。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人都要面临终日的审判，而相信基督的人将会得救，进入天堂。
　　这种教义，对于奴隶和穷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因此，她很快就在帝国各地传播开来。公元2 世纪后期，帝国的政治、经济进入危机时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3 世纪时，帝国出现全面危机，社会上层的道德沦丧、骄奢淫逸之风腐蚀了整个社会。一部分有产者也感到前途渺茫，纷纷皈依基督教，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有产者信仰基督教者日多，基督教的性质也就日益有所改变。从公元2 世纪后期起，基督教教义渐渐演变成罗马帝国可以接受的宗教形态：主张逆来顺受，爱一切人，甚至" 爱仇敌" ，对压迫者，" 不计较他们的恶".她维护帝国统治，宣扬君主是神的代表，基督徒要像侍奉神一样侍奉君主。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开始是镇压，因为信仰、追随者是穷人和盲人，这些人" 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随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阶层的精华，包括不少" 对世界的智慧" 有很深造诣的人。因此，帝国统治者又以怀柔为主，镇压为辅，最后是利用，把它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基督教可以被罗马统治者利用的条件终于成熟，公元323 年颁布米兰敕令，规定教徒信仰自由，归还所没收的教会财产，教会有权接受馈赠和遗产，免除教会神职人员的劳役和赋税。从此，基督教在帝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公元392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又宣布以基督教为国教，禁止非基督教的信仰。罗马帝国于395 年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后，罗马教会也一分为二，西方教会称为罗马教会，东方教会称为希腊正教。
　　(2)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基督教的日益发展，使得基督徒不愿他们的孩子愚昧无知，但正在发展的教会，如果想要基督徒受教育的话，仍不得不去罗马的文法和修辞学校去接受教育。面对着受异教教育或者根本不受教育的这种困境，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孩子送到帝国的学校去，甚至连西方基督教的奠基人、不妥协的德尔都良(大约生于160 年）也不否认当时他们没有开设别的学科。公元2 世纪末，他写的《偶像崇拜》这篇论文，对他那个时代基督教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困难，作了一个有趣的间接说明。他十分清楚，一个基督徒当教师是不可能的。他说，一个教师被迫去庆祝智慧女神密涅瓦的节日和在指定的季节装饰学校，纪念花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按任何其他惯例行事都是犯罪。此外，在文学教学中，他必须把古代神话的诽谤性故事告诉学生，并说明神的贡献。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要做的事。但如果一个基督教徒教师谈论诸神的故事都不会玷污他的嘴唇，这难道不与一个基督教徒学生听了这些故事后玷污了他的耳朵的情况完全抵触吗.德尔都良在这种明显的结论上妥协了。尽管他知道基督教徒青年在普通教育中面临的危险，但他认为禁止他们进学校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儿童教育方面，早期的基督教发现自己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当时的现存学校，不论公立、私立都是世俗学校，教师都是世俗教师，而在教会看来，教学的思想内容都是异教的。但教会还没有力量设立自己的学校系统。因此，教会不得不允许教徒的子女进入世俗学校学文化，但要求家长在家庭中进行宗教教育，以抵消学校中的异教文化与道德的影响。
　　这样，早期的基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已经屈服于历史的必然，承认现有的学校而不试图阻止它的成员在学校里当教师或学习。但在亚历山大里亚等一些地区，教育领域里的异教徒与基督教的矛盾并不很激烈，这主要是由于许多基督教学者对昔日的宗教和文化采取同情的态度，在克莱门特(约公元160-215 年）看来，福音不是一种新的背离，而是希腊文化和犹太主义两条进步路线的会合点。他认为全部历史就是一种历史，因为整个真理只有一个，他说：" 只有一条真理的河流，许多溪水从这边和那边注入其中。" 正是这种精神使基督教自己办的一些学校开始有一定影响。同时，教会不能长期满足于这种教育现状，教会也必须设立和扩大自己的学校。至少到了公元4 世纪时，教会举办的学校教育事业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公元381 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次教会领袖的会议中，决议要求" 在一切城市与乡村中设立免费教育儿童的学校".基督教最早出现的学校是教义问答学校。教义问答学校有两种，一种是教义学校，教义学校招收的学生包括信仰基督教家庭的儿童，犹太教改宗基督教者，以及居民中某些热心基督教的成年人。学校教学的目的，除有关教义方面的基本知识外，道德行为的训练在这里占有重要的地位。音乐也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东罗马帝国。音乐之所以被视为重要科目，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德行和增强对基督教的信仰。音乐歌词，主要是教会的赞美诗。这种学校一般设在教堂的柱廊下，或教堂中的其他场所。
　　另一种是教义学院(亦称高级教义问答学校），教育宗旨是培养教会的神职人员，如牧师等。这种高级的学校，虽然仍以教义为教育的灵魂，但所学的课程要广泛得多。从公元2 世纪到4 世纪，基督教为了扩大其影响，就必须向世俗文化教育作斗争，其锋芒所指是希腊——罗马的学术。为了战胜对手，就要了解对手；为了战胜并取代希腊——罗马文化在人们中间的影响，基督教会便利用希腊——罗马知识，对其加以严厉的选择，汰除其中与教义相抵触的东西，将希腊——罗马文化教育乃至学术思想加以改造，使其符合教会的需要。公元179 年，一位改宗基督教的斯多噶派的哲学家潘太纳在亚历山大里亚主持了一所教义问答学校。继承他事业的是克莱门特和奥力根(公元185-254 年）等人，他们在亚历三大里亚建立了一所高级教义问答学校。公元231 年，奥力根在小亚细亚又建立了一所高级教义问答学校，教学的科目有哲学、修辞学、逻辑学、天文学、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
　　他们主张让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教义合流，基督教学校把学习希腊-- 罗马文化作为手段；学习希腊——罗马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教义，使所培养的人能胜任牧师的工作，能忠于教会，为基督教服务。
　　(3)罗马学校教育的消亡
　　4 世纪末，东罗马禁止向诸神献祭，西罗马则没收对古代诸神祭礼的捐款，因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很明显地上升到支配地位，基督教会的教育也逐渐取代世俗教育的地位，这时罗马帝国也面临崩溃。整个帝国公立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在4 世纪时处于昌盛时代(除少数例外），但到了6 世纪左右就消失了。消失的外部原因，一方面是整个5 世纪由于北方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动摇了罗马的社会基础。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后的极度动乱的时期，像学校这样耗费大、又缺乏自卫能力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遭受损害。入侵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被迫对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给予重视，但没有保存学校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基督教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否定。
　　帝国学校消失的内部原因是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帝国的后期，奴隶制经济的内部矛盾和帝国的残酷统治严重损害了社会的生产力；封建经济的因素在奴隶经济的基础上已经逐步壮大起来；货币的流通已经开始为" 以物易物" 所替代；城市工商业活动已经大部分陷于停顿；这一切都注定了古代西方世界城市灭亡的命运；学校教育是随着城市生活之逐渐消亡而消亡的。同时，罗马的学校以培养帝国的官吏为目的，帝国瓦解了，封建经济不需要帝国那样的政治组织形式；日耳曼人得到了天下，暂时还不需要官僚与文士。这样罗马的学校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就只能消亡。
　　5.罗马教育家及其思想
　　在罗马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就是西塞罗、昆体良和奥古斯丁。
　　西塞罗是共和国后期的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代表，他的教育理论产生于希腊文化教育思想与罗马传统教育思想之间的矛盾。昆体良的教育理论是在帝国初期的政治现实与来自共和国后期的雄辩家教育理论不相适应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奥古斯丁的理论则企图解决基督教的教育要求与世俗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
　　(1)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车）及其教育思想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一位才干超群的政治活动家。他对于古罗马的教育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雄辩术》一书，是古代有关雄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塞罗的家庭属于骑士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噶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64年，在竞选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塞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塞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当希腊化教育在共和国后期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的时候，雄辩术也传入罗马。罗马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服务，这时，它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
　　雄辩家就意味着一个有教养的人。
　　西塞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对于希腊化教育，罗马的教育家，有的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有的则绝对拜倒，全盘接受。西塞罗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他说：" 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 因此，西塞罗的雄辩家的教育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及其" 人道" 的理论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①雄辩家的定义。西塞罗说：" 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必须能够就眼前任何问题，任何需要运用语言艺术阐述的问题，进行演说，以规定的模式，脱离讲稿，伴以恰当的姿势，得体、审慎地进行演说。" 能就任何问题进行得体的演说，是西塞罗所认为的雄辩家的最本质的特点。为了说明雄辩家的雄辩的特殊能力，西塞罗把雄辩家与一般会讲话的人作了区分。会讲话的人并不等于雄辩家。所谓善于讲话的人，指的是能在大庭广众之中" 根据人类通常的判断力，准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只此而已。而雄辩家" 则要具备令人钦慕的高贵风度，能就自己选择的任何论题，阐述、发挥，并使之生色；在思想中拥有并牢记雄辩术的一切淮则".能清晰地表达思想与能就任何问题发表演说当然是不同的，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一定能就任何遇到的问题作生动而影响听众的演说。要对任何遇到的问题作生动有力的演说，只有雄辩家才能办到。这就是西塞罗对雄辩家的品质所坚持的观点，这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成了权威性的观点。
　　雄辩家与各种专门人才相比，雄辩这一方面，他较之任何领域的专门家都要出色。一个演说家在某一专业领域，当然不是专家，而一旦他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过有关该专业的某些基本知识后，他讲起来，比从师学过的行家还要生动、精采。例如，他不懂民法，但在向民法专家请教了他所要讲的涉及民法方面的有关主题后，他讲演起来，比他所请教过的民法学者还要出色。同样，他在向军事专家请教之后，讲起军事论题来，他的讲演比之军事家还要令人信服。在有关哲学方面的知识，他学到一些哲学以后，他一定会比那些哲学家讲得更好。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雄辩家是可以就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发表演说的。
　　有些著名的专家曾发表过动人心弦的演说，其原因不在于专业知识，而在于雄辩知识，如人们传说的建筑军火库的著名建筑学家费罗，曾作过激动人心的演说，其演说之所以动人，并非由于他拥有建筑学方面的知识，而是由于他在雄辩术方面的造诣。又如物理学家阿克莱庇阿德，他之所以能出众地阐述有关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并非由于他在演说中运用了物理学知识，而是他运用了雄辩术。关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曾发表过看法：" 人人都可以成为他所掌握的学科领域内的雄辩家。" 西塞罗则认为：" 较为正确的说法应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他所不懂的学科的雄辩家；如果他能够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但他不懂得如何组织并完善他的发言，他同样不可能雄辩地就他所熟悉的东西发表演说，" 因此，各专业的人才，要想就他的专业发表有威力的演说，必须要有雄辩的知识和技能。
　　②雄辩家应具备的条件。西塞罗认为雄辩家应能就任何需要发表演说的题目进行有说服力的演说，这一要求是很高的。因此，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是要有广博的学识。这是由雄辩术这一门学问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雄辩术集众多科学与学问，其内容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 因为作为一个雄辩家来讲，" 掌握广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不具备这个条件，要做到言辞流畅不仅不可能，而且荒谬可笑" ，" 依我所见，除非他拥有各种重要的知识和全部自由艺术，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雄辩家，因为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语言必然是矫揉造作的而且是冗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其演说也必然流于语言空洞而幼稚".西塞罗所讲的要通晓全部自由艺术，所指的当然是指文法、修辞以及柏拉图所主张学习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所讲的各种重要知识，则是指政治、各国政治制度、法律、军事和哲学等等。除了文法、修辞是雄辩术的基础学科外，还有一门与雄辩家密切关系的学科，这就是伦理学。他说：" 有关人生与人的行为的哲学，雄辩家必须了如指掌；至于其他学科，即使他以前从未学习过，只要有机会，一旦对它有所认识，他还是可以用他的口才使之生色。" 所谓" 有关人生与人的行为的哲学" ，即伦理学。西塞罗与其他斯多噶派哲学家一样，认为哲学包括三部分：物理、逻辑、伦理。三者中伦理是哲学中心，是基础。
　　雄辩家之所以要有广博的知识，还为了要了解人类的" 多种感情活动" ，洞悉" 人的禀性、情感以及情绪波动的原因".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有关社会活动的各种知识，是很难理解人的情感的。而不了解人的情感活动，就很难作出打动人心的演讲。高明的演讲，能打动听众的心弦，使其或气愤、或憎恨、或悲哀、或同情怜悯、或从激动到心平气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懂得人生，具有广博的知识与阅历。
　　其次，雄辩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演说时，随机应变，使演说具有魅力。雄辩家光有一般的自然与社会的知识还不行，还要在修辞学方面，具有特殊的修养。决定演讲水平之高低的重要方面是遣词造句以及整个演说词的文体结构。他说，根据什么来区分内容充实、语言丰富的讲演与内容枯燥、词汇贫乏的讲演呢."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高超的演讲具备优美而雅致的文体，在修辞方面具有独特的技巧和光泽。" 在谈到言语修养所应具备的几个条件时，他说，首先是表达正确；其次，通俗易懂；再次，优美生动；最后，语言与主题相称。再次，优美的举止和文雅的风度也是雄辩家应有的品质。他说，演说是由身体、手势、眼神以及声音的调节及变化加以控制，它们对于演说本身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
　　③练习在雄辩教育中的地位。练习在雄辩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使有关雄辩各种知识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最常用的练习是模拟演说，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尽可能地逼真地发表演说。西塞罗认为，通常的弊病是学生只满足于练习自己的嗓子、肺活量、语言的流畅等等。但只有这些还很不够，要使学生明白，要尽量做到对讲题深思熟虑，作充分的准备，演讲时言辞精确。
　　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用写作来磨炼演说。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经过长期写作锻炼的人，可以得到敏锐的判断力和机智的表达能力。这些能力也可以转移到人的演说能力之中。再者，演说辞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并富有韵律，这些也只有通过写作的练习才能达到。只有做到以上这些，一个演说家才能受到人们的普遍的赞扬。写作虽然对于培养雄辩能力如此之重要，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持之以恒地练习下去，并且使它对演说起到明显的效果，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锲而不舍地写下去。对此，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雄辩家为数之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④" 人道" 的教育思想。西塞罗把自己的教育思想总结为" 人道" 两字，这是后世" 人道主义这一名词的语源。它是希腊的Paideia 一字的拉丁译文，但西塞罗赋予这概念以更加明确的内涵。
　　所谓" 人道" 即指为人之道，而要尽为人之道：第一，必须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即那些区别于一般动物，也区别于原始社会中的野蛮人的特点。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以" 人道" 相处，这是指同情、仁爱、礼让、谦和等品质。第三，只有有文化修养的人才能算作人，只有他们才能尽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才能以" 人道" 待人。所谓文化修养，西塞罗指的是文法、修辞、逻辑、几何、天文、音乐这些普通文化学科以及文学、历史、哲学、法学这些高级文化学科的修养。因此他把这些学科，称为人道或人文之学。西塞罗的意思是说，只有受过雄辩家的教育的人才能配得上人的称号，因为只有他们具有人道之学的文化修养。
　　亚里士多德曾不把奴隶当作人。现在西塞罗则更进一步，把所谓野蛮人也不当作人；而且还含蓄地把没有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人也排斥在人的范畴之外。西塞罗的区别人道与非人道，与中国儒家之区别君子与小人是如出一辙。说到以人道待人，西塞罗对" 饥饿的群氓" 是从不掩饰自己的鄙视与厌恶的。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由昆体良继承并发展。12世纪、14世纪，一直有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并把它传递下去。16世纪则有伊拉斯谟对他的推崇。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界乃至文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西塞罗主义，人们把西塞罗的文化神圣化，以致阻滞了教育和文学的发展，但它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所起的作用中，积极的方面仍是主要的。
　　(2)昆体良(公元35-100年）及其教育思想
　　昆体良是一个西班牙籍的罗马化公民，也是罗马的著名律师和成功的修辞学教师。他是罗马皇帝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从事教学工作达20多年。他的政治态度是典型的奉公守法的忠顺臣民，因此获得罗马皇帝的信任。他曾经担任两个预定皇储的师傅。他学校中的学生，大多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他的著作《雄辩术原理》是一本修辞学教程，同时也是一部修辞学论著。其论述范围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甚至幼儿教育。这部书在教育史的重要地位，在于它是第一部专以教育为题材的古代西方的系统著作。在书里，昆体良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总结了古代西方世界教育实践的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教学法方面的经验。
　　昆体良处处祖述西塞罗。继西塞罗之后，昆体良是罗马的雄辩家教育思想的主要辩护人。虽然随着帝政的建立，雄辩家教育已经失却了政治、社会基础，但早期的几个皇帝还保留了共和政体下的某些制度的形式，演辩(演说雄辩）也被当作点缀品保留下来。而且，演辩术在法院中还是有用的。其次，雄辩家的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势力，在没有提出符合于新的培养目标(帝国官吏）的教育方案之前，旧的教育制度还得加以利用。所以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的雄辩家教育的主张，只是在它上面作了些补充和修改。
　　昆体良在哲学上奉行斯多噶学派。像其他斯多噶派的学者一样，他十分重视道德的问题。他把伦理学引进他的教育思想中，因此重视德行的培养就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的一个特点。西塞罗在论述对雄辩家的要求时，着眼点只在于雄辩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品质。昆体良对西塞罗推崇备至，但他" 当仁不让于师" ，他认为他有责任弥补这一缺陷而比西塞罗更前进一步。
　　昆体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众多的雄辩术研究者比作一群出航的旅客，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走了一段航程后，人渐渐稀疏了。最后，走到天水相连、茫茫一片的海洋之上。这时，昆体良只能隐约看见一个同行者，此人就是西塞罗。但是西塞罗已经落帆停桨，停止前进了，而昆体良却还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起点，再航行一段路程。昆体良所要航行的这段路程，这是进一步讨论雄辩家的道德修养问题，即一个雄辩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痛感社会上道德沉沦的昆体良坚持把良好道德的培养放在教育任务中的首要位置。他所培养的雄辩家，必须是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善良是第一位的，在雄辩术上达到完美之境是第二位的。一个品德邪恶的人不可能成为完美的雄辩家，即使这种人能在法庭上胜诉，并捞取大量钱财，昆体良认为他们也不配享有雄辩家的称号。真正的雄辩家应当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在德行上无可指责的。昆体良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雄辩术却用之于教唆犯罪、陷害无辜、与真理为敌，教授雄辩术的教师就不是给战士以武器，而是给强盗以武器。如果上天赋予人以说话能力，却被人用去犯罪，倒不如生来聋哑、没有理智更好。不言而喻，要培养出具有崇高道德的雄辩家，只有道德高尚的教师才能做到。昆体良这样要求别人，他自己也是值得称颂的榜样。从教育理论着眼，昆体良摆正了德与才的关系，强调了德才兼备。他说：" 在我看来有德行的生活甚至较之最卓越的雄辩才能更为可取。" 当时一些浅薄的雄辩术教师只着眼于雄辩的技术训练，只要能争取在法庭上胜诉就已足够，认为雄辩术不必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昆体良力辟时人之非，力主专业教育应建立在尽可能广博的普通知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在书中不惜用很大篇幅论述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等学科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揠苗助长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危害。昆体良坚持专业教育必须以坚实的普通教育为基础的原则。
　　昆体良对教育的作用抱着极大的信心，对于教育的功能怀有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他认为，大多数人既能机敏地思考，又能机敏地学习。畸形而愚鲁不可教的人是极少的。因此，一般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因此，教育者必须研究儿童的心性。昆体良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视人的天性的差异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首先，人的禀性不同，教育的方法也应随之不同。其次，儿童的天赋、倾向各异，应根据其倾向和才能进行教育。第三，必须遵循年龄的特点，要了解并确定儿童在不同年龄时期的接受能力。
　　昆体良步柏拉图的后尘，较为重视学前教育。当时有人不主张在儿童7 岁前接受智育，昆体良则力主儿童在能说话以后就开始学一些初步的知识。
　　虽然7 岁前的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总能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学到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加起来，就可观了。他认为，教育好孩子是父母、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共同责任。
　　作为一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严于律己、以身为教的优秀教师，昆体良对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在道德上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既不能允许学生失德，更不能允许自己失德。其次，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自己的学生，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关心，是学生乐于接受教育的重要条件，也会使学习变成愉快和吸引人的活动。文艺复兴初期，把学校办成" 欢乐之家" 的维多利诺之所以赢得" 昆体良人物" 的称号，不无原因。但是放纵是邪恶之门，教师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纵容。愈是经常告诫，就愈能少用惩罚。
　　昆体良在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在教学法上的成就。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家中，就教学法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昆体良那样给后代以深远的影响。
　　昆体良劝告人们，应该从儿童诞生的最初几天起便注重他们语言的发展。因此必须挑选发音良好的乳母和保姆，儿童的游伴必须经过慎重选择，必须注意同伴中的粗鄙语言和丑恶行为会损及儿童的心灵。在儿童初学识字时，可以用雕有字母的象牙人像，使儿童在玩的当中学会字母。然后是学习音节，要把所有音节都学会，要反复练习，使它牢固地记在心中。在这之后，学生就可以开始学习单字和由单字组成的短句。学习阅读，开始时，一定不能求快，否则会造成困难。书写有助于学习，故不可忽视。
　　昆体良特别热烈地论证学校教育的各种优点。他是班级教学制的拥护者。他主张把学生分成班级，教师同时对全班而不是分别对个别学生进行教学。实行这种制度，不但教师一次可以教许多学生，节省时间和精力，而且学生中良好榜样的影响，互相模仿、竞赛，从教师对别人的批评和表扬中受到警惕和鼓励，公共活动和交往给人的锻炼等等，都不是个别教学所能比拟的。
　　依照昆体良的见解，学校教育应当以训练演说家为目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应该考虑每个学生的个别特性，使学业适应于学生的特性。上课时的紧张的智力劳动应当和休息轮流调剂，而最好的休息乃是游戏。但游戏应有节制，过度的游戏养成懒惰的习惯。其次，游戏应有助于智力和道德的发展。
　　在古代各民族的儿童教育中，体罚是普遍现象。古埃及、希腊都有关于体罚的格言流传下来。中国的" 教" 字是由表示教育目的和内容的" 孝" 与表示教育方法的" 攴" (音扑，轻击）组成的，说明无体罚即无教育。但是，昆体良在公元1 世纪就第一次提出反对体罚。他所指的理由是：(1)体罚是一种残忍行为，是一种凌辱。(2)如果申斥还不足以矫正孩子的过失，他就会对体罚习以为常。(3)如果经常正面告诫，在课业上严加督促，体罚就没有必要。(4)幼年时使用体罚，一旦长大以后，恐怖失去作用，就更加难以驾驭。(5)体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沉。
　　昆体良奠定了教学中的量力性原则的思想基础。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在深入观察、了解学生个性及能力的基础上，节制自己的力量，俯就学生的能力。
　　既要避免要求学生去做力所不及的事，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课业。
　　他反复告诫要防止学生的负担过重，" 因为超出他的智力之上的东西是不能进入他的头脑的".最要紧的是，教学方法当明白易懂，不能故弄玄虚。愈是无能的教师，愈是装腔作势以抬高自己，" 愈是无能的教师，愈是教得晦涩难懂".教师要善于回答学生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对学生作业的表扬既不可吝啬，也不可浪费。因为吝啬会使学生产生对课业的厌恶感；浪费则易使学生产生自满情绪。
　　教师的榜样是重要的，但昆体良认为，仅仅靠教师的榜样还不够，还必须以严肃的纪律约束学生的行为，学校要进行严格管理。
　　昆体良还要求中高等学校和初等学校教师在学问上有深沉的造诣。他提出一个极饶趣味的愿望，要使每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抽出一些时间到初等学校去授课，研究儿童教育的方法，研究儿童。
　　根据当时的习惯，昆体良主张儿童的人文教育应从学习希腊文开始，而不从学习本国文即拉丁文开始。在语文学习上，应当注重阅读和研究大作家的作品。
　　由于罗马人过去几乎没有音乐教育，深受希腊教育影响的昆体良从演说术的需要出发，坚持要实施音乐教育。他认为音乐可以培养演说家所必需的声音柔和性和讲话及动作的节奏性。
　　学习语言和音乐可以养成正确的发音，精练的语言和优美的文风。演说家的思想的严整性和一贯性，则全赖学习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才能做到。
　　因此，昆体良为文法学校(中学）规定了这样的课程：文法、作文与论文写作、音乐、数学、体育与声调训练。
　　昆体良还提出并讨论了中学课程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学课程应该单科独进，还是多科并进.齐头并进是否会引起负担过重.他赞成齐头并进，认为学习种类的变换，对学生的精神是一种调剂与休息，可以减轻疲劳。他认为青年的接受力强，接受量大，而且学习时间最多；中学的那些课程不致引起负担过重。他觉得所谓负担过重，往往是" 懒惰" 的借口。
　　说到学习方法，昆体良介绍了三个顺序递进的阶段：摹仿、理论、练习，而后者尤为重要。说到背诵，昆体良主张背诵从优秀作家作品中选出的片段。同时他对应该如何熟记给予一系列非常合理的指示(将要熟记的东西分为若干容易理解的不太零碎的段落；集中注意于所记的材料等等）。昆体良提出了一个极宝贵的要求，要把学习放在牢固的基础上，而不求急进，因为急躁和草率会造成有害的结果。
　　文法学校修完后，就应进修辞学校，接受讲演术的训练。学习雄辩的题材应该广泛。一个雄辩家应能对他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能进行讨论，发表演说。
　　昆体良特别讨论了雄辩术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应把哲学放在重要地位。根据斯多噶的传统，昆体良把哲学分为三部分：辩证法、物理学、伦理学。昆体良的辩证法包括词义的辩析和逻辑学。物理学是指斯多噶派的自然哲学。伦理学是哲学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昆体良认为雄辩术之所以与哲学关系密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哲学中的伦理学部分，因为雄辩的任何题材，都离不开道德问题。
　　跟希腊哲学家的教育论著不同，《雄辩术原理》一书没有接触到一些教育上的根本性问题。但它是古代西方的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法论著。昆体良的关于儿童、课程、教学方法的意见反映了罗马帝国的教育实践，也总结了自己长期教学工作的经验。不过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他的有关小学与幼儿教学的理论，而是他的有关中等——高等教育的主张。
　　在整个罗马时代的所有著作中，只有昆体良的十二卷巨著《雄辩术原理》系统地论述了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昆体良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之集大成者，是夸美纽斯以前西方最杰出的教学法学者。文艺复兴时期，久已失传的昆体良的著作一旦被从积尘中重新发现，立即异彩夺目，使厌倦了经院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为之倾倒。昆体良的许多教育见解和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富有教益。
　　(3)奥古斯丁(公元354-430 年）及其教育思想
　　奥古斯丁是最杰出的拉丁语的奠基人。公元354 年生于北非纳米迪亚的塔加斯特小镇，父亲是这个镇上贫穷的自由民，为使奥古斯丁受到良好的教育，把他送到初等学校(罗马学校的小学）去读书。正如他在《忏悔录》一书中所说：在那里，他学习读、写、算。然而他在学校生活的第一件事，不是他所学的东西，而是他受到的鞭打。在那里，他学习的是希腊文学。后来，他到了文法学校读书，受到文学和修辞学的充分训练。20岁时，成了一位修辞学教师。
　　由于帝国的基督化，奥古斯丁也皈依了基督教，并成为基督教教父(教会领袖）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宗教哲学对中世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基础。
　　根据奥古斯丁的宗教哲学，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上帝不仅创造了物，而且创造了精神。人的灵魂是一种精神实体，它也是上帝的创造物。
　　人的灵魂具有三种功能：知、情、意。人的认知活动，在人的灵魂活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人的认知活动包括三种能力：一是感觉，二是记忆，三是思想。
　　人的五官和身体是人的感觉器官，人通过这些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的不同对象，但它所感知的只是事物的影象，不是事物本身；只是事物的外表，不是事物的意义。
　　记忆，这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能力，它是储存从感官所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影象的仓库。他认为，经感官而进入人的记忆中的东西，" 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它们的影象".因此，要获得知识和真理，就不能靠感觉，唯一要靠的是" 灵魂的眼睛" 、" 智慧之光".他说，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在人的心灵中，有着共性、一般、普遍的知识，有着概念、学术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文学、雄辩术、数学、法则等等。这些知识都不是从感觉进入人的心灵中的。它是人心中所本有的，是上帝所赐予的。人要认识他们，也只有凭上帝给予人的" 灵魂的眼睛" 、" 超自然之光" 、" 智慧之光" ，才能做到。基于这种认识论，他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发现心中已有的真理，而不是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教学活动，就是通过符号、言语、数学等，引起学生对其心中已有概念的重新认识。
　　人的灵魂，除有认知能力外，尚有情感的成分。人的情感与感觉无关，它是由心灵体验而来。
　　灵魂的第三种功能是意志。人的行为完全应由他自己的意志负责。他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人的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的知识论，也同样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他强调信仰高于理性，宗教虔诚高于知识。他认为，如果知识不能为宗教服务，则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把追求学问、真理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好奇欲。人的灵魂有各种欲望。肉体之欲在于贪恋一切感官的享受，这是人远离上帝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此外，人还有可能被一种更为复杂危险的形式所诱惑，它就是" 挂着知识学问的美名而实为玄虚的好奇欲".人们有了这种欲望，便要去探究外界的秘密。但这些秘密，知道了毫无用处。他把一切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都诬为" 虚妄的知识".因此，他轻视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科学家心中没有上帝。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面向大自然，就是背叛上帝。而一个不能面向上帝的人，学问对他是无用的。
　　在文学诗歌方面，他完全接受了柏拉图对史诗、悲剧、喜剧的偏颇观点。
　　他把这些文学作品看作是荒诞不经的东西。他说，读这些东西理应受到惩罚。
　　奥古斯丁并没有达到完全弃绝知识的地步。他认为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音乐、数学、天文等学科仍应学习。学习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永恒的存在，认识上帝。最重要的书是《圣经》，它是上帝的语言，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在语言的学习方面，他主张，教学应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应是愉快的，自由的。
　　当时，罗马的学校盛行体罚。奥古斯丁厌恶体罚，认为体罚是为儿童准备"艰难的道路" ，" 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和禁欲主义是他的宗教哲学和教育思想中两个极重要的理论。这种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坏，它极大地损伤了人的心灵，成为基督教会和封建主统治人民的工具。它对教育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成为中世纪学校恐吓和鞭打儿童的理论根据。
　　同时必须指出，帝国末期，针对着剥削者的斗争和反征服者的奴隶起义，一方面，基督教在其道德教义中宣扬妥协、温驯、顺从、吃苦和禁欲主义，对遭遇不幸的人许诺以" 来世" 的永久幸福，来为他们所受的苦难作自宽自解，从而诱使他们脱离斗争。另一方面，当时统治者的贪欲、奢侈、怠惰、堕落、暴乱和残忍已达极点，基督教曾以教义使这种风气有某种程度的减轻，它主张反对堕落和放肆。因此，奥古斯丁虽然在教育问题上，与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之间，存在着一些意见分歧，但在根本方向上，他们是一致的：教育目的在于准备来生而不是为了现世；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宗教信仰道德，而不是智育，更不是体育与美育；人性本恶，人的理智是不可靠的，在教育过程中，信仰应该统治理智。
　　在对待异教文化的态度上，东方教会(东罗马帝国地区）与西方教会(西罗马帝国地区）的教义是不同的。前者一般倾向于有条件地吸收，后者一般坚决排斥。在西方教父之中，奥古斯丁的态度比较温和。在其早期作品中，他曾企图调和信仰(基督教）与理智(希腊——罗马文化）。他举出了《圣经》记载中的以色列民族从奴役中逃出埃及时掠夺了大量的埃及金银财宝为例，主张教会对异教文化，采取" 掠夺埃及人" 的办法。当然，文化与知识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宗教信仰：" 让每个良好而真实的基督徒明白，凡是可以找到真理的地方，那一定是属于主(耶稣）的。" 教会在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是：要不要、能不能吸收希腊罗马文化、知识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为当时以至后代的西方教会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教育方案。
　　根据" 掠夺埃及人" 的理论，奥古斯丁认为可以从异教文化的资料中吸取教材，但这吸取必须是有选择的；而为了吸取，还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他认为文法、修辞、逻辑这类学问，作为工具，可为异教目的服务，也可为基督教目的服务。应该把这些学问作为形式保留下来，但要改编教材，以《圣经》及其他宗教著作中的材料去补充与替代原有的异教文化材料。
　　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也同样可以加以改编，使之服务于基督教的目的。第二，他主张从异教学问中，选择对基督教有用的部分，编纂成小型的百科全书，供教学之用。这第二项工作，奥古斯丁只是开了个头。到了5 世纪初，另一位非洲学者凯伯拉完成了这样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教科书，其内容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就是所谓的" 自由七艺".在后世的漫长的中世纪年代里，这类教科书曾经是欧洲青年学生的主要文化读本。而希腊——罗马文化，就以这类教科书的形式，在中世纪被保存了下来。
　　奥古斯丁的政治理论思想中，还保留了基督教初期的平等思想，认为天国"绝对没有贫富贵贱的畛域".主张富人要变卖财产分给穷人，主张在物质上帮助别人，解放受蹂躏的人等等。
　　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和宗教哲学对中世纪教育的影响极为深刻。西欧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以及某些大学，无不从他的教育思想和宗教哲学中寻找理论根据。
　　三、罗马体育
　　1.军事体育
　　罗马帝国在形成过程中，军事体育便适应统治者的连年征伐的需要而发展起来。
　　罗马人重视军事体育和斯巴达人有些相似。他们早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就养成了强族重武的习俗。罗马人的婴儿刚刚出生，就会把他放在父亲的脚边，去裁决其生死，孩子如果被父亲慈祥地抱起，就表明他有生的权利。但是，还需要把他放到河流里去经受冷水冲刷的考验，体质强壮，经得起考验的婴儿才能生存；父亲如果看到婴儿虚弱、畸形，或感到家贫难养，则冷酷地置之不理，这就注定了孩子的死亡。孩子们从小受家庭教育时，就学习使用各种武器，并练习骑马、游泳和角力等项军事技能。
　　罗马共和时期，规定16至17岁的男青年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操练兵器、演习战术，锻炼技能。
　　罗马军队的训练，有许多体育手段。它注重体育的军事价值，强调通过体育培养实战需要的素质和技能，而不像雅典人那样通过体育去追求动作的协调和身体的健美。恩格斯认为：" 在　　　　罗马，……对兵士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目的在于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强士兵的体力。除了使用武器和作各种运动的正规训练以外，还广泛地练习跑步、跳跃、撑竿跳高、攀登、格斗、游泳——先脱去衣服游泳，然后携带全副装备游泳。" 这样训练出来的军队，在战争中，常常处于以强凌弱的势态。如后来被征服的高卢人，由于沉湎酒食，放纵无度，身体变得笨重而肥胖，不能奔跑而又怕艰苦，一接触到强悍的罗马人，就流汗、气促，很快变得精疲力竭，而成了强敌手下的败兵。
　　在节日庆典上，罗马人时常举行军事竞技和军事演习。那时，贵族青年的战车竞赛非常盛行。这种竞赛多在竞技场举行，不论竞技场大小，一般都赛七圈。参加的车数可多达十二辆，拥挤不堪；赛车场为细沙铺地，松软难行；而且转弯急剧，容易翻车。这些困难条件都增加了战车赛的难度，使比赛变得更加惊险。战车赛的优胜者能获得很大荣誉和巨额奖金。有些驾驶战车的能手；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了优胜。
　　罗马帝国建立后，皇帝奥古斯都执政时期，为了训练贵族子弟，建立了一些类似青少年俱乐部的组织，每个俱乐部都有一所体育馆，在那里，由退休的角斗士教青少年使用各种武器。俱乐部特别注重练习骑术。青少年非常喜欢" 特洛伊运动" ，这种按偶数编队的骑兵训练，动作多而巧，难度又很大，时常有表演者堕马。一次，一个大政客的儿子从马上掉下来，跌伤了腿，皇帝奥古斯都遂下令停止了这项运动。
　　罗马的军事体育起到了振奋威风，强兵兴国，维护统治的作用。在帝国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日益衰败没落，军队也逐渐腐败起来。他们不再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般不当职业兵的公民，更不需要军事训练。于是罗马的军事体育便衰退了。
　　2.角斗
　　古罗马时期，还有一项体育活动。每逢国家庆典，或者豪门家宴，贵族除了观赏赛车、赛马，还要安排斗兽和角斗，以尽情纵欲。所谓角斗，就是由受过专门搏击训练的奴隶，即角斗士，手持锋利的武器，身穿假饰的戎装，表演拚杀，进行决斗。最初的角斗，是人和人的角力和拳击，继之发展为人与猛兽的格斗，最后变成了人与人的厮杀。这是一种极其野蛮、残忍和恐怖的活动。
　　一些豪门贵族为了纵情狂欢，显示富贵，特意收养一批角斗奴隶。在罗马的许多城市里，还设有角斗训练所或角斗学校。在贵族的鞭笞下，成千上万的奴隶在那些地方进行角斗训练。国家还建筑了许多竞技场，以备角斗，及作其他竞技之用。其中最大，最古老的是马克西马斯竞技场。这是一座长约586 米，宽约74至87米的椭圆形巨大建筑，可容纳12至15万观众。它始建于公元前329 年，重建于公元前1 世纪。在那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角斗表演。公元2 世纪末期，角斗已成为罗马的法定活动，并设有官员专管其事。
　　公元前82年前后，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色雷斯人，不甘忍受罗马侵略者的奴役，为争取自由解放，曾奋起抗击过罗马军团。在一次激战中，有一位叫斯巴达克的色雷斯战士，出入刀丛，浴血杀敌，不幸负伤，沦为俘虏，继尔被卖为奴隶。当时，在罗马南部的加普亚城里，有一个叫巴奇亚图的角斗老板，在市场上发现斯巴达克身姿雄健，英气袭人，便将其买下，从此他便充当了角斗士。斯巴达克的膂力和灵巧过人，机智和勇毅出众，入角斗学校不久，就练出了一身精湛的搏击技艺。他失身于角斗行列还不到两年，就跟着第一个角斗老板走遍了罗马所有城市，身经百余场角斗。在那胜则生、败则亡的厮杀中，他击败了许多勇猛善搏的角斗士，未曾受过重伤，成了竞技场中的佼佼者。由于他技勇高强，还曾被任命为角斗学校里的剑术、角力和体操教师。名师出高徒，在他手下又训练出不少优秀人才。斯巴达克以惊人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成了英名盖世的" 角斗明星".但角斗士的境遇十分悲惨。平时在皮鞭、锁链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角斗时，又被驱赶到竞技场上，白刃相击，彼此残杀；或赤手空拳，肉搏猛兽。那尸横血流、残忍恐怖的场面，实为常人目不忍睹。可是嗜血成性的贵族们却高踞上座，恣情哄笑，欣然以角斗士的惨遭杀害和临死挣扎" 自娱".这种残杀一直进行到角斗士全部丧生，或只剩最后一人，无法再斗为止。当场有专门检验人员，用烧红的铁锥猛刺死者，若发现还有活状，尚存一丝游气儿，就用大锤砸碎其头，使脑浆涂地。古罗马贵族把体育娱乐活动竟然搞到了这等惨绝人寰的地步。
　　斯巴达克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压迫，并立志要拯救那些苦难的阶级兄弟。
　　他开导同伴说：" 我们与其在角斗场里为观众而卖命，还不如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他串联、鼓动角斗士们发难，举行武装起义，后来起义失败。斯巴达克从一个角斗士成长为杰出的古代英雄，一直为后世人所称颂。
　　3.古奥运会
　　公元1 世纪，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产生了基督教。教会用蒙味主义和禁欲主义两种精神武器统治和奴役人民，要人们信奉" 全智全能" 的上帝，甘作" 不知不觉" 的奴仆。由于基督教敌视希腊罗马文化，她把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体育也当作异端文化加以诋毁。
　　在古希腊的西南部，埃里达王国境内，北依克罗诺斯山，南临雅尔芬河，座落着一个绿林掩映，风景秀丽的小村奥林匹亚，这就是古希腊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地。由于古希腊城邦间经常战争，社会需要健壮而敏捷的武士，这种武士又需要通过体育锻炼来培养。这样，体育运动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运动竞赛。古希腊人信奉多神的宗教，每逢重大的祭祀节日，各城邦都举行盛大的宗教集会，以舞蹈、唱歌和竞技等方式，表示对诸神虔诚的敬意。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当时的战争背景和祭祀形式中产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为祭祀大神宙斯而在奥林匹亚举行的。由于古希腊人认为宙斯是诸神的首领，他们对宙斯神格外崇敬，所以对他的祭祀也特别隆重，因此祭祀宙斯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模最大，名声最高。
　　奥运会期间，全希腊实行神圣休战，在战争背景下产生的奥运会，反过来又起了制止战争的作用。神圣休战符合古希腊人要求和平与友谊的愿望。
　　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部历史可分为五个时期：从公元前776 年到公元前720年，奥运会只限于奥林匹克所在的佩洛旁涅斯城人参加，竞赛项目较少，规模不大，是一个地方性的奥运会。由于是埃里达王国管辖着奥林匹亚，所以称为埃里达时期。
　　从公元前720 年第15届奥运会起，斯巴达人实行尚武教育，竞技水平迅速提高，压倒了其他城邦，获得了全胜。这种优胜地位一直保持到公元前576 年结束，称为斯巴达时期。
　　从公元前576 年到公元前338 年，奥运会的规模和声势逐渐增大，发展成全希腊的盛大庆典。希腊殖民地的选手也参加了奥运会。公元前449 年希腊战胜波斯之后，奥运会更加兴旺，发展到鼎盛状态。这238 年的全盛时期，称为泛希腊时期。
　　公元前338 年，马其顿人征服了希腊。这时，职业运动员增多，收买少数名将的不正常现象日益发展，比赛的群众性较差，奥运会开始衰落。马其顿统治希腊192 年，这个时期称为马其顿时期。
　　公元前146 年，罗马人击败马其顿人，把希腊半岛划为罗马共和国的一个省。罗马独裁者苏拉，为了制造货币，弄光了奥林匹亚的大量金银。为了庆祝战胜黑海王的胜利，把参加第175 届奥运会的运动员都调往罗马。为等待罗马暴君涅隆参加，第210 届奥运会没有如期举行，而推迟到第3 年。这个时期，奥运会更加衰落，规模逐届缩小，又变成了像初期那样的地方性运动会。公元292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奥运会由于是祭祀宙斯神而被视为异教徒活动，于公元394 年被下令废止。这个时期，被称为罗马时期。
　　基督教把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废止后，教会还对爱好古希腊、古罗马体育的民众加以排斥和迫害。凡参加圆形竞技场竞技的教徒都不能领圣餐，角斗士如果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便不能受洗礼，甚至以竞技活动妨碍教会祭礼的罪名，把一些竞技者关进监狱。
　　公元4 世纪初期，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提出了" 原罪" 说，宣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堂的伊甸园里犯了罪，因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有罪，人类为赎罪应该受苦受难；还提出了" 来世报应" 说，认为今生受苦，死后可以进入天堂，来世可以享福，人们应当绝情去欲，苦修苦行。这两种邪说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崇尚灵魂，糟践肉体。《圣经》称：" 人是风吹的叶子，枯干的碎秸" ，认为瘦弱是一种美，从而否定了古希腊的健美观点。中世纪的宗教画上，耶稣及门徒的肖像都是形体枯瘦，面色憔悴的。
　　基督教会推行禁欲主义，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苦行修道之风。4 世纪，在埃及开始出现修道僧。苦行修道的风气由埃及经叙利亚、希腊渐起传入西欧，各种奇行怪举标榜而出。有的到沙漠中穴居；有的在坟墓或枯井里生活；有的坐于荆棘丛中，有的睡在湿地之上；还有的一连数月不饮不食，或成年累月终夜不眠。
　　教会为进一步推行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在各地建立修道院，修道院有72条戒律，例如，规定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许说笑；每天要流泪叹息，向上帝认罪；每昼夜八次集合读经祷告；要经常禁食守斋。修士们在这些禁欲主义条令的禁锢下，不能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
　　13世纪时，天主教内甚至出现了一个鞭笞派，这一派教徒为了禁欲苦修，惩治肉体以求灵魂得救，而经常在街头排队游行，一边行进，一边用皮鞭猛抽自身，以致皮破血流，遍体鳞伤。14至15世纪，在欧洲各国都盛行起来。
　　这一派的修道方法同体育锻炼更是直接抵触，水火不容，是对体育的根本否定。
　　罗马帝国后期，教育完全被垄断在基督教会手中，学校不设体育课，也不许学生从事体育活动。体育第一次被抛出了学校教育之外。
　　但教会的上层人物和王权的统治者则是另一回事。他们要下面实行禁欲主义，而自己却恣情纵欲。许多高级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玩鹰弄犬，游猎无度。
　　破坏古代文化体育遗产，扼制民间体育发展，取消学校体育，煽起苦行修道之风。由于纵欲，又使体育走向玩鹰弄犬的畸形。在西欧体育史上，这是很大的退步。但是，教会和王权的统治者为加强军事统治，却都注重培养骑士，从而出现了中世纪西欧的骑士教育。
　　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1.秦汉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1)秦巩固统一的文化教育政策
　　公元前221 年，秦并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秦始皇" 废分封，立郡县" ，统一货币，度量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
　　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在文化教育上实行" 书同文" 、" 行同伦" 、" 禁私学，以吏为师" 等文化教育政策。
　　①" 书同文" 和" 行同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文字，"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后，必然影响政策法令的推行，如秦诏书送至桂林地区，许多人都不认识。因此，统一文字势在必行。秦未统一前，沿用西周的文字，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便书写，称作" 大篆" 或" 籀文".而东方各国则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简易的文字，称之为" 古文" 或" 蝌蚪文" ，但极不统一。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统一，" 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李斯等人依据" 籀文" 、" 古文" 简省笔画，固定字形，称为秦篆(亦称小篆），作为统一的通用文字，向全国推行。后来，狱吏程邈又把小篆改成更易书写的文字，叫做" 隶书".隶书字体结构平整，笔划直线方折，书写简便，因此，隶书在民间大为流行。秦政府又进一步把它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推行。
　　隶书出现，古文便废，这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化为今体的里程碑。同时，它的出现，也标志着秦的" 书同文" 政策的实现。
　　为了" 黔首改化，远迩同度" ，秦又实行" 行同伦" 的政策，即要求人们行为要规范。秦始皇在位12年，出巡邵县5 次，所到之处，都立石刻碑，宣传法治，以及伦常教育等，以期" 行同伦".在推行" 书同文" 、" 行同伦" 政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刑法，但也注意到了教化工作。各乡设置" 三老" 掌管教化。同时，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儿童课本，进行文字和伦理教育。" 书同文" 、" 行同伦" 的工作，对于统一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对以后文化教育的发达起了积极的作用。
　　②" 禁私学，以吏为师"." 以吏为师" 的制度，是秦为了禁止当时" 以古非今" 的现象，便于推行各项统一法令而实行的制度。其意就是直接向官吏做私人学徒。它最早由商秧提出，" 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 。后来，韩非继承并发扬了商秧的学说，提出" 明主之教，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真正将韩非思想付诸实践的则是李斯。秦统一全国后，围绕着要不要分封的问题，主张中央集权的法家和主张分封诸侯的儒家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斗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
　　的第二次斗争中，李斯借议博士淳于越关于"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的实行分封师古论调之机，进行了反驳，认为"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 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以致" 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为此提出了著名的" 焚书" 议，并提议" 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当即被秦始皇采纳，于是，颁" 挟书令" ：凡《秦纪》之外的典籍以及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等百家诸子书限期送交官府去烧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除外）；有敢偶言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禁止私学，欲求学者必以吏为师。这样，" 以吏为师" 的吏师制度成了秦朝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政策。
　　(2)两汉" 独尊儒术" 的文化教育政策
　　①确立" 独尊儒术" 政策的经过。汉朝在建国几十年后，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以后各代王朝教育发展的初步基础。
　　儒家思想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王朝统治的思想支柱。
　　两汉" 独尊儒术" 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在汉初的六七十年内，采取"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 杂霸政策".到了文景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更被推崇，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刘邦抱守着" 偶语诗书者弃市" 的律条，轻视儒家，曾骂郦食其为" 竖儒" ，见到戴儒冠而来的客人，竟取下其儒冠，" 以儒冠为溺器".孝惠吕后之时，当政的公卿大官皆" 武力有功之臣" ，大多为黄老之徒。文帝" 好道学之家，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而景帝则" 不任儒者".及至窦太后，她更" 好黄老之术".然而，汉初的儒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位也慢慢得到提高。汉高祖一统天下后，陆贾首先提出"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提出夺天下与守天下的方式是不同的。陆贾又向汉高祖剖析秦亡的原因是" 任刑法不变" ，不能" 行仁义，法先圣" ，因此要" 文武并用" ，才能做到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叔孙通更明确地向汉高祖指出：" 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 他援用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建立了正规的朝会制度。在行朝仪时，百官" 莫不振恐肃敬" ，" 无敢喧哗失礼者" ，使高祖大为赞赏：" 吾乃今日知皇帝之为贵也。" 陆贾、叔孙通等人的主张为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初步奠定了基础。惠帝时，" 除挟书之律" ，吕后除" 妖言令" ，在法律上又为儒家发展扫清了障碍，使" 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文景之世，以黄老思想为基础，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经济日渐恢复，同时，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文帝时，贾山首先提出" 定明堂，造太学" 建议。尽管未被采纳，但文帝征集诸子传说，设置了《诗》、《书》博士。博士开始授徒讲学，儒家学说以此为契机开始复兴。同时，文帝下诏举士，亲自策问，授予官职，开汉代选士之源。在当时，诸侯王中也兴起尊儒的倾向。如楚元王刘交好《诗》，令弟子皆读诗，并拜穆生、白生、申公三位名儒为中大夫。河间献王刘德则兴修礼乐，收集先秦旧书，为《毛氏传》、《左传》立博士。与朝廷的推崇黄老，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汉武帝时，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上出现平息七国之乱后的统一局面，天下太平。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则是如何巩固政权，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为统治政权服务。汉武帝总结前朝以及汉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倾向于儒学。于是，任儒士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04 年）又下令三公、诸侯王等推荐"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以网罗人才。在廷试中儒士董仲舒提出了" 天人三策" ，鼓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被汉武帝采纳，于是举起了表彰儒术，兴办太学的大旗。蛰伏了数百年的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终于破土而出，应运复苏。
　　正当汉武帝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时，却遭到了黄老之徒、其祖母窦太皇太后(文帝的皇后）的强烈反对。她借赵绾的过失，迫使武帝将其下狱，将窦婴、田■罢官。武帝迫于无奈，只得忍痛割爱。但过了四年，窦太皇太后寿终正寝。建元五年，田■复相，至此，儒学稳坐了正统思想的宝座，成为东方世界的统治思想。
　　②"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的实施。设置五经博士，重定选士标准，尊孔读经，这是两汉" 独尊儒术" 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在确立了" 独尊儒术" 的思想之后，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都罢免，对凡在对策中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此时，" 所举贤良，或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令置" 五经博士" ，这是" 独尊儒术" 的最突出的措施。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著作被推为" 经" ，自此开始。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个政策，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得到武帝批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于长安城南为博士弟子员筑校舍，官办太学诞生，经学被钦定为政府的官学。从此，攻读儒术成为为官取禄的必由之路。" 自武帝立' 五经' 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五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在朝廷的劝导下，经学繁荣起来。
　　除在学校对经学进行学习研究之外，两汉一些皇帝为表示提倡儒学并藉以统一对经学的注释，也往往召集一些经学家进行讨论，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的白虎观讨论。在白虎观会议上，经学家们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将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法典化，最后编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两次都是今文经学的讨论，后来今文经学朝着烦琐和迷信的方向发展。西汉末年，谶讳之学盛行，到东汉尤加提倡，使之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更利于统治思想。
　　所谓今文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而由教师口授的儒家经典。而古文经则是用先秦的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籀文已废，故称之为古文。
　　在汉初，古文经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哀帝时，刘歆在校阅群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是欣然上书，要求朝廷在太学中设置古文经学官。这样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当刘歆与博士们讨论时，遭到博士们一致反对，刘歆就指责博士们" 专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 ，以致博士们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古文经没有被立为官学。
　　到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回到京师，任京兆尹，封红休侯。此后他再次提倡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遂被立为官学。古文经学才得以广泛传播。
　　其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文字上的差异，而是它们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今文经学以五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崇奉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而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皆史，崇奉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另外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较重，在释经上常常穿凿附会，曲意奉承，随意解说。而古文经学则迷信少，更注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光武中兴，复废古文，但古文经已步入学者的书案，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汉末，郑玄等人又提倡古文经，势力很盛。从魏晋至隋唐的儒家都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直至清代复兴的汉学，都属于古文经学，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衰落以后，传之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训诂》，其他的均已失传。清道光帝之后，今文经学曾一度死灰复燃，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康有为。两位大师死后，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就划上了句号。
　　" 独尊儒术" 政策表现在取士制度方面是重定选士标准，选举中考试经术的成分逐渐加强，走为官之道必须学经术。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要亲自策问。其间又有孝廉、秀才的察举。西汉的孝廉不必考试，而到东汉实行" 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笺奏" 的考试制度，孝廉便要考经术了。西汉已有明经一科，但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令郡国岁贡明经之后，明经始盛，这更明显表现了以经术取士的倾向。但总的说来，汉代实行的仍是一种察举制度。
　　另外，" 独尊儒术" 政策实施的另一重大举措则是尊孔。汉高祖十二年到山东，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两汉皇帝常常亲自至山东祭祀孔子。自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起，以后各代皇帝都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专官，代代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 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到明帝水平二年(公元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后祭孔成了传统的活动。读经与尊孔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这种传统势力直至" 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遭到冲击而动摇。
　　2.两汉的学校
　　(1)汉代的官学
　　汉代的官学分为两种，中央直接办的官学有太学和特殊性质的" 鸿都门学"与" 宫邸学".地方政府办的官学是" 郡国学" ，另外还有" 校" 、" 庠" 、" 序" 等学校。
　　汉代的官学，经过汉初学者的提倡，到汉武帝后开始建立，东汉以后才得到初步发展。刘邦称帝之初，陆贾建议" 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义" ，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 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以后贾谊、晁错都提出兴学的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对汉武帝推行官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太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齐土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
　　开办太学，设在长安。自武帝以后，西汉各帝均重视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不断增加，据《三辅旧事》载：" 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在长安门东，书社门立五经博士弟子万余人。" 足可见其规模宏大，为汉时最高学府。
　　东汉迁都洛阳后，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开阳门外重建太学。《后汉书.翟酺传》载：" 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大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明帝时(公元58-75 年），亦尊师重教，昌明经学，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临太学讲学，" 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 ，形成空前的盛况，甚至匈奴也派遣子弟入京求学。汉代的教育至此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东汉和帝之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以致太学命运不济。安帝时(公元106-125 年），学舍颓废破败，博士不讲学，学生自由散漫。太学校舍荒废，一片杂草丛生，成了放牧的地方。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由于翟酺、庄雄的建议，重修校舍，并扩建240 栋，共1850间。另外扩大生源，除太常、郡国官吏继续选送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并增加太学生的俸禄。这样，太学才又兴旺起来。
　　在太学中教授学生，讲授经书的是" 博士"." 博士" 最早见于战国，是对学者的泛称，并不是官名。战国末期，各国为求贤辅政，设立了博士官，参与议政，博士就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秦王朝时，博士为奉常的属官，备咨询，为朝廷的文化官吏。汉初承秦制，博士不限于经学，任博士者也不限儒家。博士的选用，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以诸科始进，或由他官迁升。文帝时设置传经博士，如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晁错、欧阳生因通《尚书》而立为博士。另外，《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设置博士。贾谊因长于文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也被任为博士。同时，儒家也可兼学儒学之外的学说。如晁错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跟伏业学习《尚书》。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而立为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立为《春秋》博士。此一时期，博士的选择、弟子的推选都尚无定制。
　　自汉武帝置" 五经博士" 后，" 五经" 为" 法定" 的经典，儒家便垄断了博士职。到太学开办时，博士的职责是" 作经师" ，以传授经学为业。博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很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由此而得高官。
　　西汉博士官的选择和任用，是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不用考试，以名流充当。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定了选用标准：" 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 东汉时，对博士的选择更加注意，举荐者必须写" 保举状" ，被荐者还要考试，量才录用。它规定被荐者要具有一定道德，通晓《论语》、《孝经》、《尚书》、《易》，有广博的知识；没有什么疾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行为合乎四科标准(指东汉选拔人才的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种品德）；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代的博士都要求专长一门经学，并且是当时的名流学者。
　　汉代博士传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必须遵守师法和家法。在博士传授时，只凭口授，但口耳相传，难免有误，想有所凭借，就不得不遵从大师所讲的经说，这便成了" 师法".然而学者仅限于" 师法" 的传授，难免拘于一见，对新的见解，不能发挥，于是又另立一家之学，称为" 家法".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先有师法，而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 即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如《春秋》经有颜安乐、严彭祖被立为博士，那么其学说可称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发展有" 颜氏公羊" 、"严氏公羊" ，这便是家法。因此，" 师法" 重传授，明本源，" 家法" 重立说，争派别。所谓遵守师法和家法，就是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当上后也会被取消。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后改师法，便被取消入博士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学说，被揭发为不守师法而遭罢免博士之职。
　　汉代博士的严守师法、家法，对于儒学经业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使得经学越来越严密，异学纷呈，出现" 经有数家，家有数说" 的现象。但是各立门户，互不沟通，易抱残守缺，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奇炫博，大加解释，" 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尤其如秦近君" 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 曰若稽古' 三万言".这种极其繁琐的现象，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有的终生竟读不完一经。这种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章句研究，大大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汉代的太学生，在西汉时称为" 博士弟子" 或简称为" 弟子" ，东汉时称为" 诸生" 或" 太学生".当时太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官府正式招收的，" 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是地方选送的，" 郡国县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地方选送的没有官俸，一切开支要自给，所以在太学里也有贫穷的学生。例如儿(倪）宽为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而替同学烧饭；西汉翟方进在太学里的费用靠他母亲在长安织鞋供给；东汉的公沙穆、桓荣、庾乘等人，也因缺钱粮而替人作佣工来维持太学生活。另外，若有智商超群的儿童，虽未满18岁也可以补进太学，所以在东汉有童子郎的称号。当时太学生有寒忙假，一年中春秋二季上学。
　　太学生设置的人数，在汉朝各个时期亦不相同。汉武帝元朔五年最初为50人；昭帝时增至100 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 人；元帝因喜好儒学而增加到1000人；成帝末期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前4 年）替太学生筑校舍，规模宏大，能容纳学生万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建筑太学校舍的开始。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尤好儒学，太学生教育更为发达。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 年）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经，年50以上、70以下者至太学受业，并令大将军至600 石之官，统让子弟入学受业，使得人数激增。至恒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到3 万人。短短300 年的历史中，太学生人数由50人增至3万余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太学的教材都是明经。在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五经不仅是学习的材料，而且是策士铨材的标准，并立为学官。汉武帝时设置博士，共《诗》、《书》、《礼》、《易》、《春秋》五家。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家。西汉末年将《易》分为四家，《书》分为三家，《仪礼》分二家，《春秋公羊传》分二家，共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汉代的太学很注重考试，董仲舒在对策之中就建议太学" 数考问以尽其材".《学记》中也说古代太学每两年考试一次，七年考试及格的叫" 小成" ，九年考试及格的叫" 大成".汉代实行考试主要是因为后来学生太多，不采取考试的办法，就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而考试既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好坏，又能督促学生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尊重老师，严守师法和家法。
　　当时考试的办法有射策和对策二种。射策之法，始于武帝。具体方法是由主考官提出问题，" 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办法与现在的抽签考试类似。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优秀的学生可以做郎官，如有特优的，则要奏闻皇帝，委以重任。同时甲科的授官高于乙科，如何武" 以射策甲科为郎".要是考试" 下材及不能一艺" 者，则勒令退学。对策之法是主考官将问题写在策上，问题大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的策问，要应试者笔试回答，根据文辞来定成绩。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被荐举后，三问三对而被任命为江都相。
　　汉武帝时，即定" 一岁辄课" 的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将原来的甲、乙两科改为甲、乙、丙三科，增加录取人数。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为文学掌故。光武帝时，又恢复甲、乙两科，但废了射策制度。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 年）又废甲、乙两科，只依等第的高下来补官。桓帝在位期间，由于太学生人数增至3 万多人，每年要考试已成困难。于是改变过去" 岁试" 的办法，在永寿二年(公元156 年）实行每两年考一次，录取做官的人数不限制，以通经多寡为标准的办法。入太学二年后，考试通二经的补文学掌教，通三经的擢升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升为郎中，通五经的，可补高官，随才而用。倘若不及格的则可以每过两年再考，直至通五经为止。这样，太学生就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一直考到通五经为止。这对于鼓励学生不断学习，学成通材有极大的作用。另外，这种考试制度可以使学生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对学术的自由发展是有利的。如马融博通《孝经》、《论语》、《周易》、《三礼》、《毛诗》、《尚书》，其弟子郑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 而创立了"郑学" ，成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
　　当时不仅太学生步入仕宦要考试，就是郡国推荐的孝廉、茂才，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甚至尚书一类的高官，也要考试。可见，注重考试是汉代太学的一大特点。
　　但是，"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由于人数太多，仍然有一些学生" 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 年）9 月，为照顾一些年逾六十而考试仍不合格的学生，全部给他们太子舍人的职位。《后汉书.献帝纪》记载一首民谣说：" 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不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另一方面由于重视考试，也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如为了争等第的高下，往往发生纠纷，互相攻讦，甚至有贿赂主考官的事情。
　　通过太学培养出去的太学生，不少是博学通达之士，他们大多关心国家时政，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我国历史上太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是从此开始的。西汉哀帝时，司隶鲍宣因阻止丞相孔光属吏不得行于驰道，没收其车马，而被下狱。太学生王咸闻讯，高举大旗，振臂一呼：" 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 一时应者云集。因为太学生的干预，鲍宣才免于死罪，改为髡钳。这是我国历史上太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纪录，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太学生运动的第一页。
　　东汉末年，太学生便大规模参与政治斗争。恒、灵二帝时，由于宦官、外戚把持朝政，垄断仕路，一些太学生或逃入深山，或躬耕陇亩，或苦身修节，或隐居讲学。其中不少庶族子弟，他们倍感家世的凋零和仕途的渺茫，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同腐朽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太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是在桓、灵时期，他们与正直的官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戚、宦官势力而被镇压的" 党锢之祸" 事件中。
　　桓帝后期，宦官独霸政权，气焰甚嚣尘上，激起了正直官僚、名士的愤怒，" 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从而涌现出一批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正直人物。如北海太守杜密剪除所属县令长中的宦官党羽；济北相滕延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道旁。在反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郭泰、贾彪、太尉李膺、南阳太守陈藩等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他们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集团。在太学诸生中，流传着" 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暴陈仲举(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的说法。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处决了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以及与宦官勾结的张成之子，宦官就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 诽谤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则诏令全国，逮捕" 党人" ，李膺、陈实等二百余人被收捕。当时，" 朝廷寒心，莫敢复言".然而，太学生贾彪不畏强暴，入洛阳求助于城门校尉窦武上书营救，另外尚书霍酺等亦为党人讼冤。次年，朝廷将" 党人" 赦归故里，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 党锢之祸".经过第一次党锢，太学生们虽然遭到了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消沉意志，反而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如太学生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 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永康元年(公元167 年）灵帝继位，外威窦武为大将军辅政。他与陈藩合作，起用被禁锢的" 党人" ，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他遇事迟疑不决，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
　　宦官侯览派人诬告太学生张俭与同乡24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又趁机上书，请求逮捕" 党人" 李膺等百余人。一时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尽死狱中。其他因仇恨陷害而相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在逮捕" 党人"时，有人劝李膺逃走，但他以" 事不避难" 的坚毅精神，挺身殉节。范滂的母亲还勉励范滂说：" 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熹平元年(公元172 年）窦太后死后，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逮捕" 党人" 和太学生、郡国生徒千余人。熹平五年，朝廷又下诏：凡是" 党人" 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以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 党锢之祸".这次" 党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才宣布赦免" 党人" 及其亲属，但东汉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汉代太学生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敢于怒斥妖言，表现出一种誓死不屈的斗争精神。那种关心国家政治，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在当时士人中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他们的浩然正气，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东汉末期，统治层内部斗争激烈，各个集团的地位日趋变化。士族势力日益上升，而太学又是其主要地盘，成为与宦官集团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宦官集团也欲增长力量，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在东汉就出现了两类特殊性质的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宫邸学，是中央政府专门为皇室和贵胄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于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创立。汉明帝一方面重视太学，另外也注重对宗族子弟的教育。除命皇太子、诸侯功臣子弟入学外，对外戚势力，也给予特殊待遇。特为四姓小侯" 别立学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 ，置" 五经" 师。四姓为外戚樊氏(刘秀舅家）、郭氏(刘秀郭皇后家）、阴氏(刘秀阴皇后家）、马氏(明帝马皇后家）诸弟子，因非列侯，故称小侯。所以，学校又叫" 四姓小侯学".后来，" 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 ，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都可入学受业。甚至"匈奴亦遣弟子入学" ，可见影响很大。
　　宫邸学与太学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生员是贵族子弟，灌输的是一种治人者的特殊教育，而且在于它并非制度化，时兴时废。
　　安帝时，邓太后临朝执政。邓太后师从班昭，是一个受儒教熏陶的皇后。她看到贵族子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 温衣饱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 ，遂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 年）为和帝之弟济北河间王的子女，年龄在5 岁以上的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设立学校，无论男女，都教授经书，并亲自监督。同时，她又提倡对宫人的教育，诏令中官近臣于洛阳东观殿，诵读经书。一时间" 左右习习，朝夕济济" ，邓太后因此而成为汉代皇后中重视妇女教育的第一人。
　　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二月，因学校校址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的创立仍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是太学生政治运动的产物。经过两次" 党锢之祸" 的打击，太学生仇恨宦官，宦官只好创办一所新学校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用来对抗士族的太学。
　　于是鸿都门学应时而生。
　　鸿都门学无论是从招生对象和学习的内容上来看，都是与太学相对的。
　　鸿都门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士君子耻于为伍的" 斗筲小人" ，他们大多来自下层社会，或没有名望的豪强子弟。另外鸿都门学学习的内容是通俗的辞赋、小说、尺牍、书法，以与太学学习的经学相对抗。学校将作赋和写" 虫篆" 作为取士的标准。凡考试合格者，即可居高官，拥厚禄，内可任尚书、侍中，外可任刺史、太守。优秀者可封侯拜爵。即使不合格的也可以得到一个小官做。
　　鸿都门学自创立后，打破了士族对教育文化的垄断，也冲击了他们入仕的特权，所以一直遭到士族的猛烈攻击。光禄大夫杨赐指责说：" 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 尚书令阳球也上书灵帝，请求" 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甚至当时工于书法、长于辞赋的士族名士蔡邕也上书说：" 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理国政，未有其能" ，要求皇帝" 忍而绝之".尽管汉灵帝面对士族的压力，但他并没有改变初衷，这在客观上冲破了以" 五经" 为太学唯一教育内容的传统观念，解除了烦琐、迂腐的谶纬的束缚，为汉代的官学体系中注入了新鲜血液。鸿都门学的创立，不仅培养了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提高了文艺和文学艺术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从教育史来看，这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为唐代创立各种专门学校开拓了道路。
　　汉代的文学很发达，但社会地位极低，" 为赋乃俳，见视如倡" ，文人被排在俳优侍弄之列。其时，大文学家扬雄称文学创作是" 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 ，道出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感叹。一些有识之士，不满现状，要求提高文人的地位。如王充曾说：" 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 自鸿都门学创立后，文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与茂才、孝廉、名流、高士同等看待，可以说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汉末，曹氏父子将一批文人加以网罗，委以重任。到唐代，以诗赋取士，遂成定制。
　　鸿都门生的辞赋所使用的语言，大多是由民间口语加以提炼而成，通俗自然，摆脱了汉末文风中的" 经训讽喻言" 的陈辞滥调，开创六朝志怪小说之先河。也为以后建安文学的质朴清新的文风开其滥觞。
　　③郡国学校。汉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郡和国为单位。地方官办学校制度最早创始于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守文翁。蜀郡太守文翁爱好教化，他选送郡县小吏开敏有才的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做博士弟子，学成后回到蜀郡的学校任教。学校招收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依其学习成绩，委派官职，成绩优秀的补郡县吏，合格的补孝悌力田。文翁出行巡视各县时，常带着高材生同行，于是" 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而求之，由是大化".这是我国地方公立学校的创始。汉景帝十分欣赏文翁这种兴办地方官学的办法，遂下令" 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但还不十分普遍。到宣帝时，地方学校开始增加。
　　郡国普遍设立官学，是在汉平帝之时。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 年），采纳王莽请求立官学的意见，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官学分为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郡县二级的学校设置经师一人，乡聚二级的序、庠设置《孝经》师一人。同时，在郡国还设立宗师，用来教育皇室子弟。另外，地方官学还设有郡文学、郡文学史、郡文学卒史、五经百石卒史及乡三老等官职。汉平帝时制定的地方官学制，初步奠定了后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东汉光武中兴之时，兴办学校成为衡量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十分发达。如　　建武六年，丹阳太守李忠" 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建武四年，伏恭迁常山太守，" 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 ，甚至在边远地区也兴办了学校，如建武二年，桂阳太守卫飒" 修庠序之教".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时，就建立学校，教之礼仪；后他任甘肃武威太守，" 造立校官，自椽子孙，皆令诣学受业……悉选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班固在《东都赋》中赞云："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 上歌下舞，蹈德咏仁".东汉以" 孝经"治天下，反映在学校上就是尊师重道。汉明帝在学校祭祀周公、孔子，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以一帝之尊，先向太守张酺尽弟子之仪，请他讲授《尚书》，然后再行君臣之礼。在尊师重道的同时，地方学校的社会地位得到日益的提高。
　　自郡国学校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在东汉桓、灵二帝的社会动荡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如桓帝时，南阳太守刘宽出巡时，常与百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又如许慎弟子尹珍学成后回牂柯郡创立学校，教授学生。
　　汉代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它与太学相比，地方官学没有正规的课程设置，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如文翁既重经学，又重法令，寇恂在汝南比较重视《左氏春秋》；而卫飒则重视儒家的礼仪。学生上学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规定，有的只是在某个时节招集一些人讲学。地方官学的师资力量远差于太学，它与太学也没有什么从属关系。所以说，汉代的地方官学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系统。但是，它却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2)汉代的私学
　　私学始于春秋，一直长盛不衰。秦时私学遭到禁止，到汉武帝创立博士弟子员的官学制度后，才又给私学带来生机。由于官学招收人数毕竟有限，时兴时废，入学条件也比较苛刻，再加上缺少启蒙之学，因此，就读私学者人数远远超过官学人数。
　　汉代的私学一般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蒙学阶段，目的是识字习书，相当于现代的小学阶段；第二是读《论语》、《孝经》阶段，目的在于接受封建道德教育；第三是读经阶段，目的在于进入仕途，治理国家，相当于现代的大学阶段。
　　学童在蒙学阶段学习的学校称作" 学馆" 、" 书馆" 、" 书舍" 或称为" 小学" ，教师称为" 书师".这一阶段主要是识字习书。小学所用的字书，主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等篇。汉初，由闾里塾师将秦时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合而为一，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篇，仍叫《仓颉篇》，共三千三百字。由于书中同一字出现较多，西汉末年扬雄又作《训纂篇》，后由班固加以修改；但直到东汉和帝永元时贾鲂作《滂喜篇》，复字才减。后人将汉代的《仓颉篇》、《训纂篇》和《滂喜篇》合称为《三仓》(又叫《三苍》）。大抵四字一句，两句一韵，便于诵读。现在全书已佚亡。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以三字或七字为一句，此书到宋代已佚。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又叫《急就章》），内容包括姓名、衣服、饮食、器物、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应用文字，全文押韵，且无复字。《急就篇》所选用的字，反映了秦代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同时，它用韵语把日常生活运用的字汇编在一起，便于记忆，且又实用。此书成后，立即风行全国，甚至边疆戍卒也用它来学书识字。并且此书成为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直至唐代才衰微。《急就篇》为我国儿童的识字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世南朝梁人周兴作的《千字文》，北宋时的《百家姓》，宋朝王应麟(一说为区道子）的《三字经》等等，都是以《急就篇》作为参考的。
　　学童学完字书后，就可以应试作小官。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或史书令史。
　　所谓六体，指的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六种字体。另外，学童也可以继续深造，进一步学习《论语》和《孝经》，接受道德教育，如范升" 九岁通《论语》、《孝经》" ，这类例子很多。
　　读完《论语》、《孝经》之后，既可以入仕为吏，也可以继续入太学深造，或投奔私家经师，专攻一经或数经，主要是六艺。
　　汉代的私学，相当于官办太学的是由经师大儒自立的" 精舍" 或" 精庐".这类情况因经师情况不同而各异。有的是居官讲授，如董仲舒一面作博士官，一面收徒讲学；又如东汉的河内太守牟长，他的学生多达一千多人。有的是从政不能而进行讲授的，如东汉程曾" 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又如任安" 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有的则一面从师受学，一面授徒讲学。而更多的则是不求闻达，以讲经为目的。如西汉申公" 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受业者千余人".樊英" 隐于湖山之间，受业者四方而至" ；公沙穆" 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还有甄宇父子、杨震父子、桓荣父子等都是世代以教授为业，为时人所称誉。
　　东汉私人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妇女讲学，其最突出的代表是班昭和蔡琰。班昭，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系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昭博学多才，与马续共同完成《后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在和帝时，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曾下诏设立宫邸学的邓太后也出于班昭之门。班昭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女史学家，而且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育家。另一位则是汉末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她精通音律，学富才高，记忆力超人。曾诵忆缮写四百余篇诗书让曹操的官吏学习，文无遗误。蔡文姬虽未开门授徒，然而她以笔传授，可以说是开后世函授之先河。
　　汉代私学中的学生，可分为" 及门弟子" 和" 著录弟子" 两类。" 著录弟子" 只须把自己的名字录在名儒、学者名下即可，不必亲来受业。所以一般名儒的著录弟子多达万人。这便开了后世的" 拜门" 之风。而" 及门弟子" 才是名儒、学者亲自教授，有的也通过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如董仲舒" 使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东汉马融" 门徒四百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在私学中，教学内容比官办学校中更为丰富，内容不限于今文经，也可讲授古文经，同时还可讲授黄老、图纬、天文、星历、法律等知识。如东汉杨厚、讲授黄老之学，门生达3 千人；钟皓讲刑律，门徒达千余人。汉代的学说十分丰富，这与私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在汉代的私学中，师生关系也是十分融洽的。汉人十分注重人性和伦理。在私学中，要求学生尊敬教师，严守师法和家法，这与太学大致一样。
　　当师长获罚下狱时，学生常上书诉免，甚至要求代死。如东汉司隶校尉虞诩被宦官陷害下狱，其门生百余人举幅叩头，血流满地，为老师诉冤，虞诩即日被释获救。师长死后，门徒常常服丧三年。私学中老师对学生也是十分关心的。如东汉侍中赵典，每次得到奖赐时就资助那些贫穷的学生。可见在私学中师生关系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这种融洽的关系对中国以后的师生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
　　(3)汉代的学风
　　先秦诸子经典经秦始皇的一场火劫后，项羽入关，又用一把复仇的火焰，将秦代仅存的古典文献化为灰烬。经过两次文化浩劫，到汉初古代经典已是残缺不全。但到汉兴时，惠帝除挟书之禁，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则遣使搜求天下之书，百年之间，书积于山。经过一些名儒的校订、整理，不仅把古代经典整理好了，而且在校订工作中积累了经验，使治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刘向、刘歆父子校阅古籍，编成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七略》，开目录学、校勘学之端。通过对先秦古籍的整理，诸子百家之说才得以传之后世。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培养汉代人的学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 疑经而不敢强通".由于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防止混乱源与流的关系，因而就养成了" 明本源，防伪冒" 的学风。另外博士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也就体现出互相讨论的学风。因而在学术上要明辨是非，许多学者就本着这种精神去辩论，即使对于有权势的人也不屈服，这就形成了一种" 重是非，不畏权势" 的学风。西汉末到东汉初，由于古文经没有取得官学地位，引起今、古文之争的辩论风气，使得古文经在私学和民间扎住脚跟，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出现了许多突破师法、家法的学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而是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开汉代学者之新风气。如班固16岁入太学，" 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使得他成为汉代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又如张衡" 通五经，贯六艺" ，且常与同学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算，使得他成为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这种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使得汉代培养出了不少的大学问家和科学家，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但是，汉代学风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例如过分探究章句，遵守师法和家法，不免弄得章句繁杂，枝叶蔓衍，而形成门户之见，甚至陷入专己守残，互相攻讦之中。又如过分讲究考据，又不免烦琐而支离破碎。
　　汉代的学风，由专习一经发展到研习各经，由重注释发展到重考据，利弊各有。而其中的自由探讨，刻苦钻研，不随声附和的好学风，都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3.汉代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1)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
　　①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 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他以" 三年不窥园" 的精神，攻读儒家经典，成为今文经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当时群儒之首，有" 汉代孔子" 的美称。景帝时，由于他精通《公羊春秋》而被立为博士。武帝时招纳贤良，在廷试中，董仲舒才思敏捷，文思独特，上了著名的" 天人三策".他援引" 春秋大一统" 之义，鼓吹儒家，主张"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看后，欣然在奏牍上写了一个" 可" 字。《汉书.董仲舒传》评价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可见是董仲舒奠定了汉武帝时代" 独尊儒术" 的教育理论基础。
　　晚年，他因与权丞公孙弘意见不合，被排挤出京任相胶西王，不久即辞官返回故里，以授徒讲学为业。董仲舒的学生很多，他常采取" 下帷讲论，弟子传以久次相　授业" 的特殊教学方法。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一是《春秋繁露》，根据" 公羊派" 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社会政治，又发挥了《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解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创立了" 天人感应" 的学说，提出了" 性三品" 的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他的另一本书是《董胶西集》，其中收录了著名的" 三对策" ，该书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
　　董仲舒的书后来流散不全，今存的《春秋繁露》有82篇，反映了董仲舒的基本思想。
　　②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的核心是将汉代政权神化。他宣扬《春秋》的" 大一统" 思想，认为这是"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对策三》），提倡" 君权神授" 的学说：受命之君，意之所予也。他强调"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也是《春秋》的大义。这样就为君权神授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显然，神化君权的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人民，巩固统一的政权。
　　董仲舒为了强化他的政治主张，创立了" 天人感应" 的学说，使得先秦儒家的原始思想蒙上了神化的面纱。他把" 仁" 和" 三纲" 都归诸天道，是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将社会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他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实现的，而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又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宣称："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性尊，阴性卑；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又对阴阳五行解释道：" 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君之行也".这种将伦理纲常与阴阳五行拼合的观点，使得儒家的等级制度和人伦关系笼罩上一层" 天意" 的神光，为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 礼教" 即政权、父权、夫权等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 奉天法古" ，即效法" 先王之遗道" 来" 奉行天意".他虽发挥《春秋》中的" 三世" 之说，" 有道可以伐无道" ，可以" 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 ，但是对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则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他说："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这与其"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思想是相吻合的。董仲舒的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服从天意，符合" 天道".否则会违反天意，遭上天的惩罚。这是一种维护统治政权的思想理论，一直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③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中是以儒学为主，以刑法为辅的，所以他非常注重教育，把教育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工具，要" 任德教而不任刑".董仲舒在他三篇对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内容是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都被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认为" 专以刑法欲以制治" ，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必须实行" 教化" ，要尽力" 行道" ，达到" 德日趋而大有功" 的结果，才能巩固统治。他说：" 圣人之道不能独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他认为，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所以王者的职责在于" 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 ，要" 以教化为大务" ，把" 教化" 当作" 为政之本".他又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论道："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 可见，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兴办教育的。
　　董仲舒认为治理人事不仅要" 求贤" ，更重要的则是" 养士" ，"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因此主张设立学校，培养贤士。
　　而养士之法又以太学最为重要，"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建议汉武帝" 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兴办了太学。
　　董仲舒又认为当时的吏治有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不满，认为这种选官办法根本不能选举贤才。于是他建议" 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释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然后通过试用，以便"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心求贤，不致埋没天下贤士。
　　董仲舒认为，兴太学和重选举这两项措施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如果思想不统一，那么仍然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指出，"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是他的" 独尊儒术" 的政策。只有这样才可以" 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政策，取代了汉初的道家思想，成了以后各王朝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的兴太学、重选举以及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均为汉武帝所采纳并实施，不仅影响了两汉的教育，而且对以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④论人性、教育对象及作用。关于人性论，早有孟子的" 性善论" 和荀子的" 性恶论" ，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阐发。董仲舒则糅合了孟子、荀子的观点，将人性论神学化，他认为，人受命于天，那么人性则从天而来。因为" 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 ，所以" 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又把人的性情比作天的阴阳。他说：" 身之有性情也，若天地有阴阳也。" 性即阳，即善，情即阴，即恶。阴附于阳，情附于性，所以" 情亦性也".既然情也是性，那么性中有善也有恶。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性善恶论。
　　董仲舒反对孟子的" 性善论".他认为，如果" 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意思就是，如果民情已经善了，那么君王还要接受天命干什么呢.他认为性只是质材，人有善质，但他本身并不能说是善，必须" 待教而为善".性具有善的这种质材，在受到教育之后，这种性善的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在《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他的观点强调教化的作用，显然比孟轲的观点要进步。
　　董仲舒提出了" 性三品" 的思想。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 圣人之性" 、" 中民之性" 和" 斗筲之性".他认为" 圣人之性" 有仁无贪，是善的。" 中民之性" 是" 两具仁贪" ，善恶俱有，而" 斗筲之性" 则有贪无仁，这类人的性完全是恶的。所以圣人是不需要教化的，他的性是善的，社会的" 善" 的标准和内容也是他们代天制定的，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天交给他的" 受命教民" 的任务。董仲舒用" 天人感应" 的理论来阐述人性，其目的是要其他人把王者当成圣人，俯首听令于王者。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强调了教化的必要性。正因为" 中民之性" 、" 斗筲之性" 中有恶的人性，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就会导致" 恶" 的泛滥。而教化则是" 防水之溃堤" 的工具。另外，他认为民性犹如陶土，而教育犹如制陶的陶模，指出教育的重要性。
　　⑤论知识和教学。董仲舒从他的" 天人感应" 学说出发，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与人间是可以相互呼应的，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因此，人心有什么想法，对天要什么要求，天就会作出相应的回答。他认为" 天命" 是人认识能力的源泉。真正的知识，并不是" 众物" 的知识，而是事物的" 本心".而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即事物的本少，就必须通过" 内视反听" 的内省方法，才能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他认为" 名" 就是" 真" ，因为" 名" 是来源于" 天" 的，因此"名" 就是要学习的对象。
　　既然" 名" 取之于天，那么" 名" 的具体内容又由谁来制定呢.他认为" 名" 是由圣人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体现在诗、书、礼、乐之中。人要学到" 名" 就必须学习诗、书、礼、乐。而对于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是不必去学的。他说：" 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所甚恶也，奚以为哉.……
　　故曰：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耶。" 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是圣人所说的那些东西。在学习和教学方法上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
　　在教学上，他特别提醒做教师的，" 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也就是说，作教师的要以身作则，要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慢慢引导，才能达到" 圣化" 的境界。这颇符合教学规律，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诱导的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董仲舒还要求认真学习儒家的六经，因为"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 《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 ，所以学者应" 兼其所长" ，不要" 偏举其详".这种" 兼其所长"的观点是可取的。董仲舒关于学习和教学的方法，还特别注重专一和努力。对于专一，他说：" 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 这是说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关于努力，他说：" 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这种关于学习要肯钻研、肯刻苦的观点，也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原则。
　　⑥论道德修养。董仲舒从他的天道观和人性论出发，认为仁、义、孝、悌等这些道德品行，都是天赋予人的，人一生下来就有善有恶，道德的根源是" 性命".而仁义则是道德的顶峰，圣人所要说的就是仁义。他认为社会上不外乎人与我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那么社会便可安定太平。然而董仲舒更注重的是义，强调"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另外，要求" 治我" 要严，要严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要攻己之恶，不攻人之恶。这种思想对统治阶级十分有利，并对后世统治阶级影响极大，他们广泛宣传，藉以更好地进行统治。
　　董仲舒也注重" 礼" 的约束，他认为礼可以"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 ，起到" 体情防乱" 的重大作用。同时他认为" 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要求人们" 以中和养其身".这些都反映出董仲舒要求人们" 非礼而不定，非礼而不动" 的思想，要求人们在" 礼" 的约束下生活。在道德修养上，董仲舒强调" 尽小慎微" ，采取" 众少成多，积小致巨" 的方法。另外，还要" 强勉行道" ，这样才能使" 德日起而大有功".这种方法，对当今的道德教育方法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董仲舒的儒学体系，是阐发和神化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而形成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成为两千多年统治者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被后世推为" 纯儒".他的教育思想及其三大文教政策，尤其是" 独尊儒术" 的总方针被采纳，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肯定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局面，对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仍有许多是值得后人肯定和借鉴的。
　　(2)王充及其教育思想
　　①王充的生平及其批判精神。王充(公元27-104年），字仲任，浙江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 细族孤门" ，" 贫无一庙庇身" ，" 贱无斗米之秩" ，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具有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王充很小就从师学《论语》、《尚书》，然后到京师太学里求学，师从班彪。王充读书" 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传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不安于当时的" 世书俗说" ，而是" 甘闻异言" ，" 考论虚实".他后来做过几年郡功曹和州从事等小吏官职，但常与上司意见不合，只好弃官回乡，居家教授，致力著作。晚年更是" 仕路隔远，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愉快".王充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了战斗的批判精神，在这种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的著作很多，有《讥俗》、《政务》、《养性书》和《论衡》等。
　　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从董仲舒一直到《白虎通义》的" 儒学精神" 都进行了正面的抨击，对当时的教育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甚至对孔孟也提出了质疑。他的著作《论衡》就是一部批判书，是一部反对虚妄，注重" 实论" ，"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作" 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充满了反叛精神，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异书，不得传播。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其他都散佚了。
　　王充对正宗儒学的叛逆精神以及不完全受孔孟支配的批判精神，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种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他是继杨雄、桓谭之后，在我国政治、哲学和教育领域内给予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以致命抨击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章太炎对王充的评价很高，说他是" 汉代一人".②王充的自然观和反对复古、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王充认为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是元气，一切事物都是从混沌的元气中派生出来的。天地都是物质性的，即所谓" 溟涬濛澒，气未分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宇宙运动变化和事物的变化、生成都是自然的结果，并非出于天意。他说：" 万物之生，俱得一气。" 天气与地气交合就生出人和万物来，即"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把天看作有意识的最高主宰。他论证了" 天" 只是物体而已，天地就是自然，没有感觉，没有意识。同时他也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认为的宇宙万物都是天意生成的观点，他认为万物都是由于物质性的" 气" 自然运动而生成的。
　　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的" 气" 的强弱、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不是什么" 天" 的有意安排。他进一步地批评" 天人感应" 的观点，认为" 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 ，所谓的祸福皆由天决定的观点是虚妄的。王充对于人格化的" 天" 和" 天人感应" 的批判，使皇权和" 三纲五常" 的名份关系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神学根据。
　　另外，王充也反对人死后变为鬼的观点。他说人和万物一样，" 人有死生，物亦有始终".人由夫妇结合而生成。他指出" 死人无知" ，" 人死而精气灭，……形体朽" ，假如说" 人死有知" ，也就是等于说" 火灭复而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 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他否定鬼的存在而揭穿了" 善恶报应" 的欺人之说。
　　王充认为人的智愚同其祖先的贵贱并没有关系，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注重门阀和世袭的思想。他举例说" 鲧恶禹圣，叟玩舜神" ，" 孔墨祖愚，丘翟圣贤" ，因而" 人无祖圣贤".至于人有" 才高见屈" ，那是因为" 遭时而然".因此，他说" 士贵雅材而慎典，不因高据以显达".王充的自然观，从正面批判了神学观点和目的论的观点，批判了所谓" 正宗" 思想，与此相密切配合的则是对复古思想的批判。他认为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没有什么理由说古人胜于今人而去颂古非今，" 奉天法古".他说："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古有无义之人，今有违节之士，……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对" 奉天法古" 的所谓" 正宗" 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王充在反对复古的同时，又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他认为，汉在" 百代之上" ，因为汉在以前朝代的后面，比过去要好，" 固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 王充的这种反对复古，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与"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思想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在王充的思想体系中，也含有一种命定论的思想。他说：" 世之治乱，在时而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而不在教" ，他过分强调了" 时" 与" 数" 的关系，认为人生前途在于" 机遇" ，运在于" 时数" ，这都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这种思想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③反对" 信师是古" ，主张" 极问".王充针对"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 之情况，竭力反对盲目崇拜孔孟的思想，反对" 信师是古".提出" 难孔" 、" 伐孔" 的主张，他说：" 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同时他又指出当时儒者对孔孟之德不能" 极问" ，没能真正弄懂知识，只是一知半解，而要真正弄懂知识，必须要做到" 极问".这对反对当时儒学神化的虚妄具有重大作用。
　　王充辛辣地讽刺当时只读一经，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说：" 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认为儒生" 不览古今" ，便不能成为" 通人".他还对当时儒生教育的学用相违作了分析，指出" 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 而使人学不能用，不能用其所学，尽其所能。
　　④论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王充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的主张，是以他的社会政治观和人性论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是可以变化的，善可以变恶，恶亦可以变善，" 久居单处，性必变易".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和环境，他说" 在化不在性" ，" 在于教，不独在性" ，" 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只要得到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之性，无不可教之人，关键的是" 教导" 、" 锻炼" 和" 渐渍".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他说：" 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他的这种思想，是对荀子的"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纱在涅，与之俱黑" 思想的继承，强调教育的环境对人性善恶的影响作用。
　　王充强调教育环境的作用，不只是" 反性治性" ，还要求达到" 尽材成德" ，就是通过教育培养出" 多闻博识" 、" 深知道术" 的人。这种人" 能知大圣之事" ，又能" 晓细民之情".他批评当时文吏教育" 无篇章之诵，不间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而已，勉赴权利" ，看不起什么学问也没有的文吏，说他们" 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王充将人才分为四种，"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第一类是" 鸿儒" ，能著书立说；第二类是文人，掌握知识者；第三类是通人；第四类是儒生。儒生做教师，却只能"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 ，而不能应用，于社会是毫无用处的。王充认为理想的培养目标是" 鸿儒" ，因为" 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踰通人，鸿儒超文人".王充提出这种培养目标，也是他对于当时教育不满的一种表现，他反对当时只守一经讲授章句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 章句之生" ，于社会是无益的。王充提出的培养" 深知道术" 、" 多闻博识" 的能" 知大圣" 、" 晓民性" 的鸿儒，反映了其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⑤知识论和教学思想。为了培养" 尽材成德" 的鸿儒等人才，王充非常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强调" 如无闻见，则无所状" ，"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 ，可见，他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见闻，来源于经验。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只凭耳目的感性认识，认为要获得真知，必须借助心意，" 铨订于内" ，" 以心意议" ，即要分析、研究、思考，这样才能获得真知。如果只凭耳目，人们常会得到虚假的知识。他说，" 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他反对知识的先验主义，反对" 生而知之" 的观点，强调必须学习。他说："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王充强调的学习内容，主要仍是礼、乐，他认为" 性情者，人之本也，礼乐所由生也，……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 可见，王充将礼、乐作为陶冶性情的手段。
　　然而，他认为" 礼乐" 必须以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 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 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也就是说，礼义与饮食相比，礼乐是次要的，在人们饮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礼和乐的教育，即使进行教育，也很难达到效果。
　　在教与学的方法上，王充主张" 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 ，即要质疑、问难。他认为学习过程应以实际的效果来检查知识的真伪，要" 订其真伪，辩其虚实" ，强调" 有效" 与" 有证" ，"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 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且二也。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 在专一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精益求精和切磋琢磨的精神，他说："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另外，王充也重视练习和实践。要" 日是之，日为之" ，才能" 狎习" ，即达到熟练的程度。要是学到的知识不能应用，虽博览群书，也只是" 匿生书主人" ，对社会是毫无用处的。
　　王充的学习论，强调" 见问" 、" 开心意" 、" 有效" 、" 有证" ，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对" 正宗" 的神学化儒学思想作了批判。虽然他屈居乡曲，但他的批判精神及他在教育上贡献，在汉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官学常处于一种兴废无常，甚至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状态。东汉时期的" 士族" 发展到此时，已形成门阀贵族，并由此形成一个全国性的" 士族" 集团。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可以世袭为官。士族把持仕途，可以不经过学校学习而做官，因此他们不愿多办学校。
　　这是官学不能兴旺而日趋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皇室与士族集团之间也有矛盾。士族崇尚玄学反对儒学礼法和繁琐的经学，而皇室为了笼络更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维持其统治，需要利用学校来培植官吏，也需要宣传儒家经学的伦理道德来巩固统治。所以仍制定了维护其统治的教育制度，创办了一些学校。
　　(1)三国时期的学校
　　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儒道衰落，但仍继承两汉旧业，兴办了官学。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称魏王，第二年即于邺城南建造泮宫，这是一所非正式的太学。东晋的瘐亮对于曹操的这一举措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兴学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然而，这种非正式的太学，虽有博士，但" 无所教授，兵戎未■，人并在公，而学者少" 。及至公元220 年曹丕称帝，始于黄初五年(公元224 年）正式于洛阳设立太学。初入学的叫" 门人" ，两年后考试通过一经的称为" 弟子" ，不通一经的则被退学。这等于说" 门人"还不是正式太学生，只有" 弟子" 才是正式太学生。太学实行" 五经" 课试的办法，每过两年考一次。过二经的可以补文学掌故，过三经的可以擢高第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则可为郎中，五经全通的，则随才叙用。每次考试不合格的，允许下一次再考。这种考试制度是继承了东汉恒帝永寿二年的课试办法。
　　曹魏的太学不论是教师(博士）还是学生(弟子），其质量都较差。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 ，" 学多褊".明帝时(公元227-236 年）
　　高柔曾上书指出当时博士不足以" 崇显儒术，帅励怠惰" ，建议" 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以劝学者" ，可见当时博士遴选不精，人们都" 不复尊以为师".而太学生人数由最初的几百人增至后来的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为逃避服役而来，" 冬去春来，岁岁如是" ，而不是来专门求学的。
　　正始中(公元240-249 年），刘馥上书说：" 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经，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可见官办太学的质量是很差的。
　　曹魏时期的地方官学自曹操掌政后实行，他于建安八年(公元203 年）
　　诏令各郡国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秀者而教之。据《管辂别传》记载，仅冀州地方官学中就有学生400 多人。
　　蜀郡自汉时太守文翁首创郡学，教育已很发达。公元221 年，刘备称帝建立蜀国，" 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 ，他于是" 鸠合典籍，沙汰众学" 立太学，设立博士，在各州设置" 典学从事" ，总管一州的学校教育。当时博士有许慈、胡潜等，" 典学从事" 有尹默、谯周等。
　　公元229 年孙权称帝后，于黄龙二年(公元230 年）春下诏设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永安元年(公元258 年）景帝孙休下诏说："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以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弟，加以位赏。" 但据《三国会要》记载，这一诏令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行。吴国的地方官也曾提倡办学，例如奋威将军孙瑜为丹阳太守，让官吏子弟二百多人师从笃好古籍的马普，" 遂立学官，临飨讲肄".尽管三国时期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不很发达，但仍有不少著名学者。如魏国乐详博通五经，解答质疑时，常以杖画地，牵譬引类；又如精通《春秋公羊》的严干和擅长《左氏传》的钟繇常常进行辩论。蜀国的名家向朗，" 潜心古籍，孜孜不倦" ，八十多岁" 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吴国的阚泽" 儒学勤劳" ，朝廷对经典有疑问就常向他请教。这表明三国时期出于对政治的需要，在文教方针上仍然是崇尚儒学的。
　　(2)两晋的学校
　　公元265 年，晋朝建立。公元280 年灭吴，一统中原。西晋王朝，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晋初承魏制，中央设立太学，有博士19人，由太常博士领导。这时期盛行王肃的经学，他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易传》等都立为官学。太学中人数到太始八年(公元272 年）已达到7000余人。学生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称呼。散生是凉州所辖的四郡和西域人，可见当时招生范围之广。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设立国子学，取法《周礼》，" 国之贵族子弟，国子受教于师".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门为士族子弟另立学校的开始。当时国子助教曹思文说，" 太学之与国子学，斯时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 ，是为了" 辨其泾渭" ，才于太学外另立国子学。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 年）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太学。" 两学齐列，双宇为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 ，" 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由此可知，国子学是士族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咸宁四年，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博士各1 人，助教15人。选择国子博士的标准是" 履行清淳，通明典义" ，并且必须是高级贵族才有资格。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并存，是实行" 九品中正制" 选士制度，重视门第阀阅的必然结果，使汉代单轨制的太学，至此成为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的双轨制。后来八王之乱，学业渐衰。
　　到国子监中骑攻下洛阳后，一时间太学与国子学都被毁，成为灰烬。
　　东晋偏安江左，依靠士族势力得以维持。士族自魏开始谈" 玄" ，而东晋比西晋尤加厉害，" 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晋书.儒林列传序》中指出："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都主张复兴学校，戴邈说" 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 未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 ，指出了当时礼乐废弛的情况和后果。他用" 文武迭用，久长之道" 的思想，驳斥了一些人" 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 的片面思想；为了" 荡近世之流弊" ，他主张" 笃道崇儒".另外，主张兴学的还有荀菘、袁环、冯■、谢石、殷茂等人。玄学的风行以及其与儒学的矛盾，已不单单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也认识到要维持统治必须要复兴儒学。元帝、明帝、成帝、孝武帝等都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战乱四起，终无大的成就。
　　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 年）废国子学，专设太学，博士为9 人。末年又增设《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1 人，合计博士为11人，以后再增至16人。自永嘉之乱后，汉时的今文经学多已丧失，太学的博士都讲授郑玄、王肃、杜预、服虔等人所注的古文经学。这时，王肃所注的经学也失去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王弼注的《周易》、何晏注的《论语》、杜预注的《左传》等郑玄学派的" 郑学".此时尽管有兴学之名，但" 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至淝水之战后，孝武帝采纳谢石的建议，于太元十年(公元385 年），重开国子学。国子学与太学才又开始并存，但两学的学生都不多，总共也只不过200 多人。
　　两晋的地方官学，主要是由各地的长官开办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如凉州长官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置崇文祭酒。预章太守范宁，设立学校，学生达一千多人。地方官学中办得最好的是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办的学校。他" 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 ，选置学官，修建校舍，凡是大将的子弟都令其入学，他自家的子弟也令其受业。他规定，" 凡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也崇儒立学，目的是取得汉人尤其是中小地主的拥护以维持统治。赵国的石勒，出身于农民，自己不识字，却大力提倡经学，用经学来取士。他于公元313 年在襄国立太学，同时设小学十多所，各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又诏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1 人，大力提倡儒学。前秦的苻坚，大兴学校，独尊儒学，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此外，如前凉、西凉、北凉、前燕诸小国，儒学都相当兴盛。儒学对促进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取得了一定作用，但当时佛学盛行，儒学只是在政治上保持崇高的名义，儒生只能传授经学，却不敢反对佛学。
　　(3)南朝的学校
　　东晋于公元420 年亡国，接着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南朝从刘裕建宋，历齐、梁、陈，共约170 年，南朝由于战争纷起，政权更迭频繁，学校教育也因此而时兴时废，不很发达，只有宋梁两朝比较重视，并有创新的制度。
　　刘裕建立宋朝后，为打击高门士族，多选用寒门担任辅佐。永初三年(公元422 年）为名儒开馆授业，如为周续之在建康东郊开馆授徒，讲授《礼记》。
　　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 年），让雷次宗在建康北郊鸡笼山开办儒学馆，讲授儒经。次年又令何尚之开办玄学馆，研究佛老之学；令何承天开办史学馆，专研历史；令谢玄开办文学馆，研习词章。一共四个学馆，各招门徒讲学。元嘉十九年(公元442 年）诏令设立国子学，次年开学，以何承天为国子学博士。元嘉二十三年九月，文帝又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59人，奖励老师。故《南史.文帝纪》称赞云：" 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教化，称元嘉焉。" 到元嘉二十七年，由于战乱，国子学便废。明帝太始六年(公元470 年）设立" 总明观" ，又称" 东观" ，置祭酒1 人，学士10人，分设玄、儒、文、史四科。这是我国分科教授制度的开始，对于以后隋唐律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的设立以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纵观刘宋王朝的发展过程，是由四馆到国子学，由国子学到" 总明观" ，其间时兴时废，兴短废长。
　　公元479 年，萧道成代宋建齐。高帝建元四年(公元482 年）正月下诏立国学，置学生150 人，以张渚为祭酒，但不久因帝崩而废学，" 春置学，秋以国哀罢，曾不及岁".后世学者对因" 国哀" 而废学颇有微词。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下诏废" 总明观" ，立国学，令公卿以下及员外郎子弟220 人入学，宰相王俭兼任国子祭酒。王俭将以前" 总明观" 的藏书都搬到其府上，在他家开办学士馆。他每十天去一次，监试学生。王俭崇尚儒术，精通《春秋》，一反刘宋王朝以来的好文章而不专经业的学风，对当时影响颇大，使得" 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但由于战争的缘故，国学曾一度停办。明帝大杀高帝、武帝诸子，引起内乱，学校便无形之中停开。四年末又下诏立学，但不到一年，又因" 国哀" 而废学。有齐二十三年，由于战争与内乱很多，学校时兴时废，又因两次" 国哀" 而废学，更使教育事业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
　　公元502 年，梁朝建立，梁武帝萧衍在位47年，战争较少，文教事业比较发达。天监四年(公元505 年）正月，武帝根据儒道佛" 三教同源" 的精神开办五馆，置兼经博士各1 人，打破了专经界限。有的精通佛典，有的兼通老庄之术。当时以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各主一馆，而以严植之兼五经博士，设馆潮沟，讲学时，五馆学生都听。每馆都招收寒门子弟几百人，由朝廷负责膳食。其中通过射策考试而通明经的，即可做官。这样不到一年，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人数达到1000多人。同时又分派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创立地方官学。另外，朝廷又设置胄子律博士，开办律学专门学校，这是以前各朝所没有的。天监五年为远方学者开办" 乐雅馆".七年又下诏兴学，目的在于" 大启庠教，博延胄子" ，以" 熔范贵游，纳诸轨度" ，也就是为了熔范" 胄子" 而开办国子学。这是梁武帝为调和士族和寒门的矛盾而采取的措施。大同七年(公元541 年），梁朝还在宫廷西面建立了一个" 士林馆" ，是一个延纳士人讲学和研究的机构。
　　陈朝只有33年的历史，由于梁末侯景之乱，学校便废。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 年）诏置西省学士，兼收技术之士。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 年），沈不害又上书请兴学校，被批准实行。那时张讥长于老庄之学，任国子助教，后升为国子博士；周弘讲《周易》；沈德威专攻经业，" 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尽管陈朝有一些学者名流，但办学的成绩仍然十分糟糕。《陈书.儒林传序》中说：" 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斯所采掇，盖亦梁之遗儒。"尽管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 年）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后主至德三年(公元585年）皇太子出太学讲经，释奠于先师，但对于提倡教育，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4)北朝的学校
　　北朝包括魏、齐、周三个朝代。魏朝由于原以畜牧业为主，生产力落后，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政治上需要在汉族士人的辅佐下维护其统治。因而在文化教育上大力采取崇儒政策，广开学校，宣传儒学思想，所以其教育事业较为发达。
　　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完全仿照汉朝的方法，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生员达1000多人。到天兴二年(公元399 年），学生达到3000多人。这是北魏创立太学的开始。天兴四年(公元401 年）
　　改国子学为" 中书学" ，立教授博士。魏太武帝始光三年(公元426 年）又在城东建立一所太学，令各州郡选派才学之士，进京求学，并广征才学名儒任教。同时祭祀孔子，以颜回配祀。北方由于多年的战争，教育衰败，经这一提倡，于是" 人多砥尚，儒学转兴".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 年），又下诏：" 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谐太学，其百工伎驺卒子息，当习父兄作业。不许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这种禁私学的举动，是自秦始皇禁设私学以来所仅有的一次。其目的是" 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 ，便利于加强汉化，以儒术统一思想。
　　魏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 年）九月，地方官学才开始普遍设立。当时规定各郡置博士2 人，助教2 人，学生60人。后来规定有所变动，大郡设博士2 名，助教4 名，学生为100 人；次郡设博士2 名，助教2 人，学生80人；中等郡设博士1 人，助教2 人，学生60人；小郡设博士1 人，助教1 人，学生40人。另外规定了博士和助教资格是" 博关经典，履行忠请，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 ，如果" 道业夙成，才任教授" 的可不拘年龄。
　　另规定学生来源是" 先尽高门，次及中等".这完全是为了争取汉族中士族的支持而规定的。
　　北魏孝文帝是一位有远见、贤明的君主，他特别仰慕汉族文化，积极改革，加速汉化的实现。太和十年(公元486 年）改" 中书学" 为" 国子学".十六年(公元492 年）办" 皇宗学" ，又叫" 皇子学" ，设置博士，专授皇室子弟。十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学制方面更求完备。除设立太学、国子学之外，还于四门设立四门小学，立四门博士40人，助教20人。后人称赞这一时期说：" 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可见当时教育十分发达。在孝文帝大办学校时，也正是南朝梁武帝提倡办学的时候，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这一时期是最为发达的。
　　北齐建于公元550 年，各位皇帝都选名儒教授皇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 年）下诏复兴学校，并将蔡邕所写的石经52枚移置学馆。但在初期，" 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讲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富豪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故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 ，" 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 ，" 国学博士，徒有虚名而已".但文帝仍下诏令郡学立孔子庙宇，" 定制每春秋二仲行礼，每月旦祭酒领太学四门博士、助教及诸生，阶下拜孔揖颜。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祀" ，成为以后州县立孔庙的开始，对于进一步宣扬尊孔，起了很大作用。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 年），诏立" 国子寺" 置生讲学。" 掌训教胄子，祭酒1 人，领博士5 人，助教10人，学生72人。太学博士2 人，助教20人，太学生200 人。四门学博士20人，助教20人，学生200 人".然而这并没有得以全部实现，只是形式而已。
　　北周明帝宇文毓酷爱学习，博览群书，公元559 年立" 麟趾学" ，召集公卿以下有文学才能者八十多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共五百卷。周武帝也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他灭佛教，又令各地荐举贤才，以儒学为第一。天和二年(公元567 年）除设太学外，又设" 露门学" 、" 虎门学" ，这都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学校。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设"通道观" ，这与" 玄学馆" 相类似。武帝时，文教大振，学者向风，文教事业较为发达。
　　5." 九品中正" 选士制度及对教育的影响
　　(1)" 九品中正" 制的产生
　　我国古代的取士制度，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汉代的取士主要由郡国察举，即所谓" 乡举里选".但这种制度后来也渐重门阀，失去地方清议的用意。东汉时期，豪强大族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依靠的就是一些士族集团的支持，如许褚、任峻等，他的谋臣荀彧、郭嘉、陈群等，都出身于颍川士族。但在战胜袁绍后，他就力矫汉末的弊政，取消士族豪强的特权，抑制士族势力的发展，提出了" 唯才是举" 的选才制度。这遭到了士族集团的激烈反对。曹丕代汉称帝后，为了取得士族世家的支持，维持魏国的统治，于黄初元年(公元220 年）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 九品中正" 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制度，亦称九品官人法，是一种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选举制度。它的办法是：司徒选择" 德充才盛" 、" 贤有识鉴" 的士族官员，依据他们的籍贯，担任本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大小中正官的职责是考察散处在各地的本州本郡的士人，综合他们的门第和德才定出" 品" 和" 状".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倘若" 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下降之，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定品虽也考虑德才，但主要是依据家世官位的资历，即所谓" 计资定品".品虽分九等，但第一品是虚设，没有人能达到，所以第二品实为最高品。" 状" 是根据士人的德才行为下一个一、二句的简短评语。品和状写好后，" 小中正品第的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这种制度，虽把人才的选拔大权，从人地生疏的州郡守宰手中，转移到熟悉地方、专管调动的中正手中，表面上似乎好些，但其流弊很多。由于中正官都由" 著姓士族" 担任，其选用的人才，大都是士族阶层内的人才。名义上是" 论人才论优劣" ，实质则是" 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导致士族世家永远有升迁的机会，寒门中人士即使有才，也难以升迁。所以九品中正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按门第高低的取士制度，是保证士族特权政治的产物。从曹魏时期开始，这种制度历经两晋至南北朝，相沿达三百数十年之久。
　　直至隋朝开皇中，才由科举制所取代。
　　(2)" 九品中正" 制的演变和考试制度的加强
　　魏国除实行" 九品中正" 制以外，仍沿用汉代郡国察举的办法，但与汉代相异的是孝廉须经考试。黄初二年(公元221 年）曾令郡国" 口满十万以上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黄初三年又诏令" 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皆试列用".至太和二年(公元228 年）又令郡国贡士" 以经学为先".可见魏代地方察举，已不只重德行而是逐渐趋重考试了。可以说这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先声。
　　晋沿用魏的选士制度，凡吏部选官，必询问个人的籍贯和父祖官名，行" 九品中正" 制的选士之法，选士为官之特权，完全为中正官所把持。
　　" 九品中正" 制愈来愈暴露出弊端，" 中正任久，爱憎由己".太康五年(公元284 年），尚书仆射刘毅极论其失，力举此制有三难八损，三难是" 人物难知" 、" 爱憎难防" 、" 情伪难明".八损主要有四点：" 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 ；" 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使是非之论，横于州里；嫌隙之仇，结于大臣" ；" 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 ；" 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听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结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他认为：" 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因而他建议废除" 九品中正" 制度。
　　但是在士族把持朝政大权的情况下，他的建议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晋代也承袭了汉魏察举选士的方法。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3 年）诏令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 年）和七年又两次诏举贤良。晋对于察举的孝廉和秀才，都要进行考试。考试分两种：孝廉试经，限于" 六经" ；秀才试策，限于政论。东晋时，考试的作用加强了。元帝初年，由于天下动荡，州郡所举的孝廉和秀才暂不行考试。时局安定后，再行考试。凡是不合格的，即使是刺史、太守也要罢官。
　　自晋武帝太康年间起至东晋元帝太兴年间止，都采用了选士考试制度，这对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代，政治局面极为动荡，选士制度大多承袭汉魏旧制，除察举孝廉、秀才之外，仍采用" 九品中正" 制度，但其腐败性更甚于前。
　　南朝寒门与士族由于士庶区别日益严格，因而双方斗争也更趋激烈。寒门想尽办法试图挤入士族行列，但遭到了士族的坚决反对。但刘宋王朝替寒门开了一条挤入士族之列的方便之路，规定只要在户籍上取得免除征役的资格，便可算作士族。以致" 厚结姻缘，奔驰造请" 的风气日趋严重。武帝还诏定州郡岁举孝廉、秀才，孝廉试经，秀才试策之制。但流弊太甚，滥竽充数，作伪入仕的现象时有发生。故孝建元年(公元454 年）下诏限制四方孝廉，" 非才勿举" ，否则" 遣还田里，加以禁锢".齐朝沿袭宋制，规定秀才被举后，要以五问策试。五问都佳者为上，四三佳者为中，二佳者为下，而只能回答一问的，则不予授官。但由于受" 九品中正" 制选官的影响，乡举里选，也不重人才，而注重胄籍，致使" 奔竞之风盛行，察举徒成具文而已".梁初废除" 九品中正" 制，规定年龄达到25岁才可做官，年至三十而一经未通者不得为官。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 年）诏令" 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专典搜荐".另外又制定" 九流常选" 的制度，设立许多文武官名，按门第高低和势力大小来分配官品。八年又规定，只要能通一经的，不论社会地位都可以参加考试，随才录用。这有利于寒门进入仕途。梁朝的选士，除秀才外，还有明经、高策，考试的趋向也更加显著。
　　陈朝依梁制，凡年未满三十，不得入仕，但经学生策试得第者，年龄不限。陈选士也有秀才、明经、高策等科。陈后主因喜欢文辞，所以策试中文辞好的则特别嘉奖，这对后代以文辞取士的风气有一定的影响。
　　北朝的北魏，仍沿用" 九品中正" 制取士，" 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以后由于中正不能尽得其人，或有庸鄙者操铨核之权，而选叙从此紊乱。于是宣武帝正始元年(公元504 年）罢免中正，另外采取官员五人担保制，要是官员无人担保，则要被去职。
　　北朝的几代同样注重考试。但由于选士越多，弊端也就越多，导致官少人多。北魏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提出一种" 停年格" 的办法：不论贤愚，须轮流做官，以停的年月久者先做官。北齐的皇帝常常在朝堂策问孝廉和秀才。如果回答中字有脱误的，则要站在席后；要是书写太差的，则要罚饮墨水一升；倘若文不对题，则要夺去座位和脱下佩刀。北周武帝适应寒门势力上升的趋势，采取" 不限荫资，唯在得人" 的选举政策，取消门第的限制，建德六年(公元577 年）下诏山东各州，推荐明经干理者上县6 人，中县5 人，下县4 人。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 年）下诏令各州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推举明经且道行高的做孝廉。科举的胚胎渐趋成熟。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不外由公府辟召，郡国察举，曹掾积升，世胄承袭以及学校出身等途径，但都要经过中正官品其等第才能授官。这样，取士大权就操纵在士族手中，引起皇帝与寒门的不满。一些皇帝曾下令停止这种办法，积极采用考试以扩大皇帝取士的权力，但由于中正取士制度是与士族制度相适应的，因而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皇权的加强，中正取士制也随之衰落，考试制度逐渐取得了主要地位。
　　(3)" 九品中正" 制对教育的影响
　　我国古代学校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才，而取士制度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这反映出取士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十分密切。学校培养人才是养士，养士是取士的一条途径，这就使得取士制度对教育有着制约作用。学校的培养目标无形中便以取士的标准为目标，取士考试的内容便成了学校的教学内容。
　　西周时期，并无单独的取士制度，取士统属于学校。到了西汉，太学的学生学成后，择其优固然可以进入仕途，但其范围狭小。而地方官学培养的学生，又因种种关系，能进入仕途的机会也很少。同时因为私学的发展，名儒教授的私徒大大超过官学学生的数量，如果让他们留在下层，会成为一种隐患的政治势力。所以必须有一种取士的制度来调剂。这样，学校的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开始并存，取士的范围与功用，远远超过了学校教育。东汉以来，选举取士渐渐注重考试经术，选士的标准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相吻合。这不仅仅促进了经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然而发展到东汉末期，取士中的清议逐渐失去了作用，而阀阅的势力在取士中的影响逐渐增加。这就使得学校出身的一般知识分子的仕途发生困难，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九品中正" 制度产生以后，取士的大权操纵于著姓大族，造成" 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 的情况，因而形成一种厚结门第，奔走请托的坏风气，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坏的影响。由于" 九品中正" 制度保证了高门子弟有做大官的特权，他们大多谈论虚玄，不肯用心学习经术。导致这个时期公卿懂经术的很少，即算学习一点经术，也是为了谈玄所用。学校教育也因此而废弛很多。但由于取士要考试经术，对教育仍具有促进作用，使得学校教育得以维持下来，但已大不如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玄学、儒学和道教先后占有雄厚的实力，经学处于落魄的状况，但统治阶级仍要依靠经学来维持其统治，因而经术成为考试的唯一内容。这也使得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仍以经术为唯一的教学内容。尽管经学依然存在，但这个时期的经学已非昔时汉代的经学，而是一种儒玄经学。汉代的今文经学，历魏晋时期特别是经过永嘉之乱后，已逐渐废绝，代之而起的是古文经学。随着玄学的兴起，产生了玄学化的经学。玄学大师何晏注《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以玄注经，开魏晋新经学之先河。西晋流行的王肃的经学，有融合经学和玄学研究的旨趣。东晋时郑玄的经学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尽管经学的根底仍是古文经学，但已汇入了玄学的思想，博采众说，打破了师法。这种新的学风支配了这一时期的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而" 九品中正" 取士制度的实行则对这种学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引起了学校设置学官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6.玄学家和儒学家的教育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无常，统治阶级思想情绪转趋悲观。从东汉末期开始的研习老庄的风气，到魏晋便发展为清谈之风，他们肆志虚玄，寄情山水，采取一种逃避现实的虚玄、颓废、放任的人生哲学。然而他们又需要用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因此形成儒道兼融的新学——玄学。这一时期，玄、儒、佛、道都得到了发展，玄学的" 清谈" 助长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埋下了以后" 道学"(理学）的种子。西晋的佛学则利用玄学的" 贵无" 思想去解释佛学的" 空" ，互相利用，使佛学也带上了玄学化的特点。东晋的佛徒大多谈玄，到南朝梁武帝时，佛学发展到顶峰。由于儒、道、佛的互相斗争，互相吸收，佛学逐渐汉化。北朝不行佛学，但禅宗得到发展。这时期的道教吸收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和人生哲学，又抄袭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教的因果报应，并夹杂着阴阳五行、谶纬等内容，发展成为一个宗教流派。
　　在佛、道、儒、玄的互相斗争中，儒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无神论在反佛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嵇康的玄学，颜之推的儒学，傅玄和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1)嵇康及其教育思想
　　嵇康(公元223-262 年），字叔夜，铚县(今亳州）人，玄学思想的著名代表。他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合称为" 竹林七贤" ，极力倡导老庄的虚无之学。嵇康年轻时，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老庄之学。他读书不从师受，说"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平时，他放浪形骸，不堪拘束，" 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为表明他自己好老庄之学，他说：" 託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而拒绝山涛对他的引荐。
　　嵇康在政治上反对司马氏用礼教作为统治工具。在曹爽与司马氏的争权斗争中，他党附曹氏。曹氏失败后，嵇康对司马氏诛除异己，杀害" 名士" ，弑君篡权，标榜名教，非常蔑视。他联络一批清谈家，不去为司马政权服务。
　　当司马昭派钟会去寻找嵇康时，嵇康正在大树下锻铁，不理钟会。钟会嫉恨在心，便诋毁嵇康，说他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应加诛戮。嵇康因此而下狱。
　　当他受刑时，有三千太学生" 请以为师" ，可见他的威望很高。嵇康的主要著作有《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家诫》等篇，记载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
　　嵇康的世界观是形神并存的二元论。他说：" 精神之于形体，犹国之有君" ，这是承认精神是支配的力量，但" 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 ，说明神不能脱离形而独立存在。对于心声关系问题，也表现出" 心声二物" 的二元论思想。他认为声心二物" 殊途异轨，不相经纬" ，声音是自然的，不能" 因声以知心" ，这反映出玄学家们徘徊于超时空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心情。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恐惧失望，就不能不在精神领域中寻找寄托，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嵇康接受了道家关于自然的观点，注重自然任性，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公开宣布"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观点，主张" 崇简易之教，御无为而治".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指出：" 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他认为洪荒社会没有什么名教礼律，人们照样" 怡然鼓腹" ，而后世造出的名教都是用来束缚人的，" 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因此，他极力否定六经。他说：" 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 他又把六经中的仁义当作腐臭污秽之物，要全部抛弃。他说：" 今若以讲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 因此必须" 兼而弃之".嵇康反对儒家的礼教束缚，虽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目的则是为了便于纵欲。他说："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惰之礼律。" 这种" 人性以纵欲为欢" 的论调使得当时的清谈之士更加肆情放纵，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嵇康对于音乐教育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他著有《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本于自然，而哀乐则本于感情，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他驳斥了儒家" 移风易俗，莫养于乐" 的思想，认为" 乐之为伴，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 ，风俗的好坏，决定于政治，而非礼乐所决定的。
　　尽管嵇康以他自己的行动和言论反对儒学，但他仍无法摆脱儒学对他的影响。他在《家诫》篇中，告诫儿子的言论仍含有儒学思想。他告诫其子首先要立志，并且要" 守之无贰" ；要慎言语，讲忠心；不要打听别人的私事，多接济别人等。这些实质上仍是儒学思想的东西。
　　嵇康对文化和教育采取消极态度，但反对儒家的六经名教，清谈放任，不拘礼法，则具有一定的反抗现实的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玄学的特点，即既厌弃礼法，但事实上又不能完全抛弃；既要求自然，但事实上又不能抛弃教育，同时也体现出士族阶层的矛盾心理。
　　(2)傅玄及其教育思想
　　傅玄(公元217-273 年），魏晋间人，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西耀县泥阳）人。他" 少孤贫，博学善属文" ，曾于晋武帝时任散骑常侍、附马都尉、御史中丞、太仆等官职。著有《傅子》120 篇，今存42篇。其书" 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可见他在当时儒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傅玄从儒学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佛学玄学都进行了批判，体现其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
　　①教育主张。魏国末期，时局动荡，战争频繁，经济凋敝，佛玄盛行，及至晋初，傅玄趁经济复苏的时机，认为复兴儒家政治的机会到来，提出了" 尊儒贵学" 的口号，以图国家的振兴。他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汉则二十余世而后亡，其原因在于是否能" 通天下之志" ，" 尊儒贵学".他把教育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说：" 世尚宽简，尊儒贵学，政虽有失，能容直臣。
　　简则不苟，宽则众归之，尊儒贵学则笃于义，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 不但如此，他还把" 尊儒贵学" 放在国家大政的首位，"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 ，因为" 贵教之道行，士有仗节成义，死而不顾者矣。……因善教义，故义成而教行；因义成礼，故礼设而义通".这就是说，儒家教育能培养出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有节操、敢于负责的人才，这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政权的稳固。他进一步指出，" 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乎夷狄矣；失其所以教，则同乎禽兽，乱将甚焉".这里说的是中国常被外族侵略，但不被外族所制，反而同化外族，这主要由于儒学教育的作用。所以，傅玄把" 尊儒贵学" 作为国家的根本教育政策。可见傅玄的" 尊儒贵学"是对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②论教育的作用和教育内容。傅玄认为世界是由" 气" (物质）构成的，自然界遵循" 气" 的" 自然之理" 而运行着。这体现了他承认自然的规律，排斥神意或宿命论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他认为" 人之性如水" ，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说："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 ，因此，教育完全可能而且有必要按照儒家思想去改造和培养人性。这给当时佛教宣扬的善恶报应说以沉重打击。
　　傅玄主张" 尊儒" 以培养人才，坚持以儒家有仁、义、信、公道等作为教育内容。他在《傅子.仁论》中说：" 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知所欲，以及天下".又说：" 古之仁人，推己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以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 通过仁的教育，可以使人们推己及人，有利于搞好人际关系，使邻里和睦，天下太平。对于" 信" 与" 义" ，他说：" 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诚，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礼教，而民笃于义矣。" 这就是说，居官为上的，能做到款诚待人，对民起表率作用，然后再对人民进行礼教教育，那样人们就不会欺上。如此则" 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谈到" 公道" ，他认为" 公道" 与" 私道" 是对立的，" 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公制立而私曲之情塞矣" ，如果社会都讲公道，则可以使天下之志通，则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因此，傅玄主张以儒家的仁、义、信、公道等内容教育学生，培养人才。
　　③论教育原则和方法。傅玄认为教育要以" 知人" 为前提。" 知人" 就是要了解教育对象；只有了解了教育对象，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做到" 知人"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知人之难，莫难于辨真伪" ，因为有的学生表里不一，" 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诈而言信；淫而言贞".由于" 知人" 很难，傅玄提出" 参三法" ，用以" 知人".首先" 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 ，即对人的言、行，不要轻信，要认真思考，察其根由；其次是观察人做事，要讲究实际效益；第三是观察人的行动，要看他的一贯表现。傅玄认为：" 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傅玄目睹了统治阶级内部" 纵欲" 、" 不知足" 的现象，以及所造成的严重成果，小者使个人身败名裂，大者使社会动乱不堪。所以他主张对青年子弟进行" 无欲" 、" 知足" 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做到" 无欲" 和" 知足" ，那么一方面可以完善他自己的道德修养，趋福避祸；另一方面又能搞好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他说：" 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己，听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己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之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之所以不期而周叛" ，因此，"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傅玄重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是教育的基础，民富才能" 从教" ，民贫" 而不行非者寡矣" ，就会" 相聚而犯上".因此，必须注意发展经济。另外他又提出，发展教育要精选学生，数量上也要限制，不能影响农业生产。具体的办法是" 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傅玄这种有计划的实施教学的思想，在一千七百年前就能提出，是很可贵的。
　　傅玄说" 五经则四海" ，认为儒学经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见他的教育主张仍是" 儒学" 教育。在当时玄学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其思想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全部采纳。随着晋初短暂的繁荣消逝后，他的主张也随之消逝。
　　(3)范缜及其教育思想
　　范缜(约公元450-515 年），字子真，南朝齐梁间南乡舞阴(今河南省浙川县）人。他家境贫困，生活朴素，十八岁到沛国(今安徽省宿迁县境内）名儒刘瓛处求学。他勤奋学习，博通古书，尤精三礼。" 性直质，好危言高论" ，卓尔不群，为师所倚重。范缜曾做过几任地方官，都很清约。梁武帝时，官至中书郎，天监七年(公元508 年）又任国子博士。范缜著有文集十卷，现多已失传，留存的只有《神灭论》和《答曹思文难神灭论》。
　　当时佛教盛行，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范缜目睹" 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匿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至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 ，他感叹" 其流莫己，其病无垠" ，于是展开坚决的反佛斗争。38岁时，范缜投奔到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做门客。范缜" 盛称无佛" ，多次和笃信佛教的萧子良作辩论。萧子良问他，如果他不信因果，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这就像树开花一样，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之上，有的落在溷厕之中，落的地方好坏虽不一样，但因果究竟又在哪里呢.萧子良辩不过他，就召集僧人、学士来和他辩，但谁都驳不倒他。萧子良见驳不倒范缜，就派王融对他威逼利诱，范缜对此嗤之以鼻，表现出他坚持真理的精神。
　　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504 年），定佛教为国教。不久武帝萧衍对范缜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说神灭论是" 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企图迫使范缜放弃真理。然而范缜坚持真理，用自问自答的形式，于公元507 年发表了著名的《神灭论》，全文共30余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在《神灭论》中，范缜将佛教" 生死轮回" 和" 因果报应" 的基础" 灵魂不灭" 论彻底驳倒。范缜认为宇宙万物都是" 质" 与" 用" 的统一体；" 用" 由"质" 而生，离开" 质" ，就无所谓" 用".他提出" 形神相即" 的观点，"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这就是说，形体和精神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他进一步指出："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以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这就是说，人的肉体是产生精神的实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形体具有的一种功能，是第二性的。作用和实体有着从属的关系，作用是实体的表现，是依附实体而存在的；实体是表现作用的。他又用一个比喻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他说：" 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 即精神对实体，犹利和刃的关系，形体对于作用，犹刃和利一样，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形体死了，精神作用也就不存在了。范缜的" 形质神用" 的学说，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形神之间依存和区别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他的一大贡献。
　　另外，范缜认为万物虽各有形质，但并非所有物质都有精神活动，只有活人的形体才有精神作用。范缜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分为" 知" (知觉、感觉）
　　和" 虑" (思维、判断）两个部分，它们虽不同，但同是人的精神活动，因此可以说" 知即是虑".它们都是以一定的生理器官为基础的。" 知" 是以体、目、耳为基础，" 虑" 则以心(那时还不知思考是用脑）为基础的。他说：" 心病则思乖" ，可见人的精神活动是建立在人体器官这种物质之上的。
　　要是人死了，没有了" 知" 和" 觉" ，那精神活动就不存在了。这样，就淋漓尽致地驳倒了佛教的" 灵魂不灭" 的思想，推翻了精神离开肉体而独存的唯心主义哲学。
　　《神灭论》揭穿了佛学的欺骗，发表后，统治阶级大为震动。梁武帝发动王公大臣、学士僧人六十多人写了七十五篇文章妄图驳倒范缜，但范缜始终没有退却。
　　针对有神论者提出的"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地" ，如果形神俱灭，那么谁去配天，谁去配地的问题，范缜回答说：如果人皆圣贤，就不再需要教育了。他认为，" 教之所设，实在黔首" ，一般人" 常贵生而贱死".如果对他们的教育" 死而有灵" ，那他们就会长" 畏敬之心" ，如果对他们的教育" 死而无知" ，则他们会生" 慢易之意".因此，圣贤便要使" 声教昭于上，风俗淳于下".所以他说：" 宇宙郊社，皆圣人之教迹，彝伦之道，不可得而废耳。" 有神论者认为这种说法是" 欺妄为教" ，不能够" 达孝子之心，厉偷薄之意".范缜针锋相对地说，" 伤风败俗，导人非道" 才算是欺，如果可以" 安民治土，移风易俗" ，又怎么算作欺呢.
　　所以范缜在教育问题上是完全拥护儒家理论的，肯定" 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渊府".范缜的维护真理的精神，打击了佛教和统治阶级的崇佛政策。
　　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超过了前人的所有成就，但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他认为人的贵贱贫富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的，人的聪明才智差异是由天赋形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在教育问题上，范缜认为民众" 贵生而贱死" ，需要圣人用" 神道设教" 来施教。他假借神道这一点，则是和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相矛盾的。这些都是其思想不彻底的一面。但他在我国唯物主义思想史和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则是无可非议的。
　　(4)颜之推及其教育思想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生于公元531 年，卒年约在开皇十余年间。
　　他一生历经四朝，初在梁朝做官，奉命校书，后奔齐主持文林馆，相继做过中书舍人和黄门侍郎。齐亡后，入北周为御史上士，直至隋开皇中，太子召他为学士。颜之推著述甚丰，但现存仅《颜氏家训》20篇，《还冤志》3 卷。
　　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颜氏家训》各篇中。
　　颜之推是一个儒家，但也深受玄学、道学、佛学的影响。他年轻时就读老、庄之书，因不好虚谈，就读儒学。他也受玄学的影响，好饮酒，不修边幅，多放纵。他的著作《颜氏家训》被评为" 王言盖代".他认为" 文章者原出于五经" ，即经为文章之源，因此学习" 五经" 要在教学上占主导地位。
　　同时他极力推崇儒家的礼教，认为" 礼为教本".不过总的看来，颜之推是一个融合各家学说的教育家。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那个动乱时代的产物。他鉴于当时许多士大夫见诛或取祸的教训，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如何立身、治家、处世的经验，训诫他的弟子，以免后辈重蹈复辙。他在《颜氏家训》的第一篇中说：" 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不单是理论，而且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①人分三等和及早教育的观点。颜之推推崇孔子" 人分三等" 、" 上智下愚不移" 的观点，认为"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教而无益" ，而中等人则是教育的主要对象。所以他说：" 中庸之人，不教不知。" 这种观点虽然不对，但他仍十分注重教育的作用。他在《教子》篇和《勉学》篇中特别强调了教育子女和勉励学习的重要性。
　　颜之推认为应该及早对子女进行教育。认为人在年幼时学习效率高，应在幼儿的" 婴稚" 时期" 便加教训".他说：" 人生幼小，精神专利，成长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及至少年，更须教育。因为" 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潜移暗化，自然拟之" ，倘若不及早教育，等到长大，则" 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忌，……终为败德".也就是说，等孩子长大，坏习惯形成了，则教育也难以见效了。另外他主张对子女的教育要严格，要勤于督训，使子女能" 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使为则为，使止则止".他反对父母溺爱子女，一味放纵。他举例说梁元帝时某学士聪明有才，但为父宠爱，没有严格的教育，一言之是便到处为之扬誉，一行之非便为之掩藏文饰，后来竟暴慢日滋，结果因言语不择而为周狄抽肠衅鼓。对此他深有感触，认为对子女一定要严加管教。尽管颜之推提倡早教，但他也不反对晚学。他说人如未早学，" 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的这种对子女及早教育的思想到现在仍具有一定借鉴和启迪作用。
　　②求益、博学和精思的学习论。对于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方法，颜之推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方法。他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 多智明达" ，" 开心明目" ，是为了" 求益" ，补自己的不足。因此在学习上不能稍有一点知识就狂妄自大。他说" 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他反对" 高谈虚论，左琴右书" 的读书方法。另外他强调学知识要扎实，不能道听途说，强调要" 眼学" ，不能专信" 耳受".颜之推还认为读书要" 博学" 、" 精思" ，才算是" 上品".他说：" 学者贵能博闻" ，如果" 观天下书未遍" ，那么" 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指的是要" 博学" ，只有博览群书，学问才能丰富。如果不博涉群书，知识就会狭隘。在博学的同时，又要精思，只有精思才可以得要领。他认为当时士大夫子弟" 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于经业" ，因而闹出许多笑话。他讥讽那种" 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的不得要领之人。如果以这种人为师，便会令人气塞。
　　他主张" 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另外，在学习上，他主张好问，切不能" 闭门读书，师心自是" ，而要常与朋友切磋，互相启发。
　　③注重经世涉务教育。颜之推对于当时上层贵族子弟" 耻涉农商，羞务工技，射既不能穿孔，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消日，以此终年" 的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生活给予了揭露，说这些人"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 ，很难应世经务，是一些毫无知识的人。正如谚语所说的" 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意思就是，能坐车子就能得到著作的官职，而能用习惯语" 体中何如" 进行谈论，就可以取得秘书的职位。用这样的人做官，只能是" 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所以，颜之推认为培养青年子弟，除了对他们进行道德操行教育外，还要进行经世涉务方面的教学，使他们能够经历世务，增加生活经验，并且在博览机要的基础上学成一艺。只有这样，他们做" 朝廷之臣" ，才能" 鉴达治体，经纶博雅" ；做" 文吏之臣" ，才能"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做" 军旅之臣" ，才能" 断决有谋，强于习事" ；做"藩屏之臣" ，才能" 明练风俗，清白爱民" ；做" 使命之臣" ，才能" 识变从宜，不辱君命" ；做" 兴造之臣" ，才能" 程功节费，开略有术" ，而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
　　五、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
　　体育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医学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体育已有相当规模，它与宗教、绘画、音乐、舞蹈、文学一样闪耀出璀璨的光辉。
　　1.足球
　　足球在中国古代称之为" 蹴鞠" ，另有" 蹙鞠" 、" 蹋鞠" 和" ■鞠" 等称呼。蹴、蹙蹋、鞥，相当于现代的" 踢" 的含义，而" 鞠" 就是皮球。
　　汉代的皮球，是用皮革作为外皮而缝制成的。" 鞠以韦(皮）为之" ，或者" 捖革为鞠" (《杨雄《法言》），而在球内部则填有一些轻而软的诸如毛发之类的东西。
　　秦汉时期，非常重视足球运动，足球比赛已有较为完备的竞赛方法。西汉建立之初，长安宫苑里就修建了" 鞠城" ，作为足球的竞赛场地。汉人将足球球门称为" 鞠室" ，将球场称为" 鞠域".诗人李尤在《鞠室铭》中说" 圆鞠方墙，放(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这说明当时足球场周围有围墙，场地分阴阳两半，每半各有一个半月形的球门相对称。双方各有六名队员，并且" 室有一人" ，也就是说有守门员。在场地周围还有看台，甚至有专为皇帝设的御座，"设御座于鞠城，观奇林之曜晖".足球比赛时，双方各设队长一人；比赛采用直接对抗的方式，有攻有守，" 二六对阵，殿翼相当" ，运动员奔跑如飞。比赛的胜负是裁判员按照进球的多少来决定的。裁判员要遵守其职责，" 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这就是说，裁判员在比赛中要纠偏正误，不循私情，是非分明，要作出公正的裁决。
　　汉人将蹴鞠视为" 治国习武之场" ，因此上至皇帝、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喜爱蹴鞠。汉武帝特别爱好蹴鞠，是足球场外最经常的观众。
　　每到精彩之处，常令其文学侍从枚臬吟诗作赋。汉成帝则常常亲自参加比赛。据《西京杂记》记载："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劳体，非至尊所宜。
　　帝曰：' 朕好之。'"曹操也常把一个叫孔桂的蹴鞠能手带在身边，说明他也很喜欢蹴鞠。
　　在宫廷贵族之间，蹴鞠运动也蔚然成风。汉武帝的宠臣董偃，曾是各郡国的蹴鞠名将，" 群国走马、蹴鞠……，辐辏董氏".东汉时，大将军梁冀也好蹴鞠。伏波将军马援之子马防，更爱蹴鞠，竟在宅第中修了一个私人蹋鞠场，" 蹋城弥于街路" ，即场地比街道还长，可见规模很大。下层官吏中，蹴鞠运动也成为一种风尚。据《史记.苍公列传》记载，文帝时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是一个蹴鞠迷，患" 牡疝" 病，不听医生淳于意的劝告，仍旧蹴鞠，结果呕血而死。
　　蹴鞠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而且在民间也十分活跃。刘邦之父生活在乡村时，以农为业，酷爱蹴鞠运动，声称：" 平生所好，与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 当他作了太上皇后，不愿深居长安宫，移居新丰，以" 蹴鞠欢娱晚年".民间的这种风气一直相沿到汉末。三国鼎立时期，" 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可见蹴鞠运动长盛不衰。
　　在汉代，蹴鞠在军队中也非常普遍，是军事体育项目之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将《蹴鞠二十五篇》列入" 兵伎十三家" 之内。霍去病率兵北击匈奴之时，每到宿营地，就挖建足球场，开展蹴鞠活动，以鼓舞士气。在无战事时，" 得便蹴鞠" ，以此来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素质。东汉末，曹操南征北战之时，也常在军队中开展蹴鞠运动，寓军事训练于体育运动之中。
　　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的足球运动不仅有比赛规则，而且在宫廷、民间、军队中都十分盛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足球运动曾一度衰落，但到隋唐时期又开始复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
　　2.击剑
　　击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培养人灵活、机智、勇敢的一项体育活动。这一时期继承春秋战国的遗风，剑不仅在军队中普遍应用，而且上自帝王，下自庶民百姓无不佩剑。即使文人学士也以佩剑为荣，击剑之风十分盛行。剑不仅成为健身之宝，而且也成为防身之物。秦朝末期时，刘邦夜行，" 拔剑斩蛇".贫士韩信" 好带刀剑" ，后杖剑跟随项梁。及至" 汉祖杖剑，武夫勃兴" ，习剑之风大兴。不仅武夫专擅剑术，连文人学士也从小练剑。
　　如辞赋家司马相如"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 (《汉书.司马相如传》）。东方朔十五岁就学习击剑。一些达官贵人也好击剑，如《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东汉初严威卿就" 好击剑，习骑射" ；《后汉书.酷吏传》载" 家世大姓冠盖"的阳球，自幼学击剑，而成为风流一时的人物。
　　由于击剑运动的盛行，出现了许多精于剑术的剑术家，时称" 剑客".汉武帝时，许多剑客云集长安，进行击剑比赛。吴王刘濞也" 好剑客".甚至在边疆的屯边战士中也有许多剑客。《汉书.李陵传》载：" 屯兵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 东汉时期，精于剑术者，也不乏其人，如桓、灵两帝间虎贲王越善于击剑，称雄京师。汉末的刘备、孙权也都是击剑高手。魏文帝曹丕剑术很精，他和邓展在一次宴会中比赛剑术，" 数交，三中其臂" ，说明剑术已演变成为一项竞技运动了。由于剑术十分流行，一些文人把当时的技击精华，总结成击剑方法的专门著作——《剑道三十七篇》，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可惜已经失传。
　　汉代击剑之风的盛行，使击剑逐渐有了体育运动形式。在击剑比赛中，双方往往互不相让，甚至出现" 盛色而相苏" 的现象。如淮王刘安的太子，自以为剑术精湛，天下无敌，与郎中雷被进行比赛，结果受伤而败。从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常常也有击剑比赛的图像，如陕西米脂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 剑对钩镶" 图；成都汉画像砖上有" 剑戟对刺" 图。
　　随着击剑运动的影响，秦汉之际，出现了" 剑舞" ，作为宴会上娱乐项目进行表演。剑舞是将剑术与舞蹈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最初见于《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在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宴请刘邦，范增命项庄以舞剑助乐为名想借机杀死刘邦，项伯亦拔剑起舞，以便保护刘邦。汉代的剑舞形式有独舞、双剑对舞或一人舞双剑等多种表演形式。
　　汉代的击剑之术，大约可分为两大类，即适应军事需要而发展的击剑术和适应比赛或表演娱乐而发展的剑术运动。这两种击剑术在汉代并存，历久不衰。魏晋南北朝时期，剑作为军队中使用的武器逐渐为刀所代替，也就慢慢退出实战的舞台，而成为武将及权贵们的佩带装饰以及文人学士尚武任侠的标志。
　　3.射箭
　　射箭，是我国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体育活动。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就发明了弓箭，用于狩猎。后来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所以射箭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军事体育活动。
　　西周时期，不仅军事活动中广泛开展射箭，而且射箭已成为学校学习的重要内容，列为" 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之一。孟子说：" 序者，射也" ，说明学校已成为习射之地。由于社会尚武和学校的教育，射箭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男子最重要、最起码的本领和执礼的标志。男子以不会射箭为耻辱，常常找一些借口，" 不能，则辞以疾".以童年开始，男子就开始习射，将射箭纳入礼制的范畴。西周的礼射，是施行礼制、提倡等级名分的产物，从天子、诸侯、士大夫到士民都有" 大射" 、" 宾射" 、" 燕射" 、" 乡射" 等一套礼制的规定。其目的是" 明君臣之义" 和" 明长幼之序".西周的" 礼射" 由于礼节和形式的繁琐，难以达到怡情悦性娱乐的目的，所以以后就逐渐废除了。
　　春秋战国时期，射箭这一运动得到很大发展。秦代以后，兵射逐渐受到重视，它的要求是射远，命中率比较高，因此需要力量和技巧。射箭的工具由弓箭发展到弩，增加了射术的力量性和技巧性。这一时期，射箭已成为一种比赛运动，在军队中常常开展。如名将李广常以射中箭靶的箭的多少决定胜负，负者要饮酒为罚。又如东汉愍王刘宠，善射，他的弩射可以" 十发十中，中皆同处".汉代的射箭分为步射和骑射。步射主要流行于内地，而骑射则在北方特别盛行。如匈奴族" 人不驰弓，马不解勒" ，骑马射箭成为他们的特长。
　　另外，乌桓、鲜卑等族，" 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 ；羌族以" 鞍马为居，射猎为业" ，射箭成为他们谋生的工具。这一时期精于箭术的人很多，如以长臂善射的飞将军李广，在与匈奴的战争中，箭无虚发，" 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一次，李广" 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 ，至今仍传为佳话。李广之孙李陵，也善骑射。他任都尉时，曾在酒泉、张掖传授箭术，以抵抗胡人。东汉初年，陈龟" 家世边将，便习弓马" ，而成为射箭高手。汉末，董卓能" 双带两鞬，左右骑射" ；曹操能" 手射飞鸟" ；太史慈" 猨臂善射，弦不虚发" 等等，都表现出很高的技艺。一些人甚至因为善射而博得功名，如韩焉善骑射，得到汉武帝赏识，" 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射法专著，如《阴道成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强弩将军王围射法》、《望远连弩射法》、《护军射师王贺射法》等等。反映出当时射箭技术已是相当精熟了，并且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各家射法。
　　4.摔跤
　　摔跤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之一，是一种气力和技术的比赛。它起源于西周时期" 讲武之力" 的" 角力" 比赛。角力有的是比赛力量的大小，有的则是相互搏斗以决高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这种角力比赛发展成为摔跤比赛，是一种体力和技巧性的军事娱乐活动。它的主要特点不仅是比力气大小，而特别讲究技巧。《庄子.人世间篇》中说：" 且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泰至多奇巧。" 其中的" 阳" 就是可以看见的技巧，而" 阴" 则是指隐秘的技巧。
　　摔跤在秦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后，下令没收民间的一切兵器，运到咸阳，铸成无数大钟和12个各重1000石以上的" 金人" ，同时下令以角力作为练兵项目。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 秦始皇并天下，……郡县兵器，聚之咸阳，……讲武之礼，罢为角抵。" 这样，角力在秦军中普遍盛行起来，并改名为" 角抵"." 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秦二世特别嗜好角抵之戏。据《史记.李斯列传》载，当赵高想谋害李斯时，李斯非常惶恐，欲进宫拜谒二世。但"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角）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由此可以看出，角抵已成为当时宫中的娱乐活动。1975年，湖北江陵县凤凰山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其上部的弧形背面，就有角抵的彩色漆画。画面共三人，均为男子，上身赤臂，下穿短裤，腰间系带，脚穿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角抵比赛，气氛热烈而紧张；左面一人平伸双手，似为裁判。画面上部有一帷幕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帷幕内举行的。这是秦代摔跤运动的生动形象。
　　随着汉代体育运动的兴盛，摔跤运动也有了迅猛的发展。汉代的摔跤称为"弁" 、" 卞" 或" 角抵" ，还可称作" 摔胡" ，即勾扭颈脖，以摔倒对方。汉武帝元封三年、六年举行角抵戏表演，以致" 三百里皆来观".武帝" 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哀帝不喜欢乐舞，下令废除乐府，但" 时览卞射武戏" ，即时常观看摔跤等武戏。《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手搏六篇》，" 手搏" 即摔跤。东汉时期的摔跤运动，较之西汉，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张衡在《西京赋》中对汉代的摔跤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畴，朱鬕髽(音m1 zhu1 ，以麻带饰发），植发如竿，袒裼(音t3n 　　x9，敞开或脱去外衣）戟手，奎踽盘桓。" 这就是说，摔跤者像古代中黄、夏育、乌获那样的大力士，头上扎着绛红色的抹额，头发用胶液梳成竿子一般直，光着身子，伸手向前，互推互搏，不停盘桓来进行比赛。张衡对摔跤具体形状的描绘，从汉代的一些壁画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东汉墓的壁画上，两个大力士身材魁梧，满脸胡子，头上扎着一个冲天独角辫，腰系护腹，下穿短裤，光着上身，正目相视，寻找战机，与张衡所描绘的十分相似。此外，在河南登封汉画像石刻中也有摔跤的图像。
　　在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中，摔跤也颇为流行。在陕西沣西出土的汉代铜牌上画有两个人正在摔跤，他们穿着长裤、短靴，赤着上身，一人想用" 抱腰" 、"推举" 的方式取胜对方，另一人则想用" 大抱腿" 的方式把对方兜裆托举起来，形象逼真地反映了汉代匈奴族的摔跤场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摔跤运动进一步发展。东吴末帝孙皓曾令宫女摔跤，供其娱乐。自晋代以后摔跤这一活动被称为相扑(相掊），它既是军中习武的活动之一，又是一项单独开展的竞技活动。尽管当时相掊很广泛，贵族子弟常常"计渔猎相掊之胜负" ，但当时南方上层贵族多崇尚文弱，视相掊为" 下技".如《晋书》记载，刘子笃曾说：" 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崇尚武勇，摔跤活动在北方比较盛行。当时北方流行" 蚩尤戏" ，两两三三的人" 戴牛角相抵".《洛阳伽蓝记》载，" 禅虚寺在夏门御道西，寺前有闯兵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承万骑，长在于此。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 ，说明北魏时期的羽林军也开展角抵活动，并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北齐文宣帝高洋到一些权贵家中常" 角力批拉，不限贵贱" ，表明这一时期角抵在北方开展比较广泛。
　　5.赛马
　　马术中的赛马运动，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体育活动之一，称" 驰逐" 或" 走马".早在周朝时期，我国古代已经出现了马术。《诗经.小雅.绵》中说："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争霸，战争频仍，军事的需要产生了骑兵。为了提高士卒的素质，于是逐渐出现了赛马运动。
　　秦汉时期，赛马活动日趋频繁。当时" 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赛马已逐渐脱离军事轨道，成为民间的一种赌博活动。汉武帝既是赛马场上的观众，又时常" 游戏北宫，驰逐平乐" ，并在建章宫" 设戏车，教驰逐".汉宣帝也常常" 斗鸡走马".汉成帝则" 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京师贵族、郡国官吏也好赛马，如汉末王氏五侯，终日奢侈，" 狗马驰逐".东汉大将军梁翼也好" 臂鹰走狗，骋马斗鸡".赛马运动在北方匈奴人中，更是盛行。在匈奴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的宗教活动中，他们特别喜爱的体育活动便是赛马、赛骆驼，以" 走马及骆驼为乐".赛马活动常常" 大者万骑，小者数千骑" ，可见其规模很大。后来北方草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直沿袭相传，历久不衰。
　　两晋南北朝时期，赛马活动不仅要求速度，有的甚至要求在马上做各种动作，如" 卧骑、倒骑、颠骑" ，表现了对马术动作的更高要求。据陆翽的《邺中记》记载，后赵石虎还会" 猿骑" ，即像猿猴一样" 或在马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 ，且" 走马如故" ，可见其骑术之高。这些都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崇尚骑术分不开的。
　　6.围棋
　　围棋是中国发明创造的一种古老的棋类之一，称为" 弈".《说文解字》注：" 弈，围棋也".《方言》也说：" 围棋谓之弈".关于围棋的起源有尧舜造围棋的传说。最早记载围棋起源的古书《世本.作篇》中说：" 尧造围棋" ；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也讲："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但这些记载属于传说，不足为凭。在国外，大多以为围棋起源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都认为围棋在公元前2300多年由中国发明，但缺乏有力的佐证。据可靠　的记载，围棋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开始流行。
　　秦统一后，围棋活动曾一度冷落，西汉贾谊认为" 失礼迷风，围棋是也" ，直至东汉初期班固仍有" 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 的感叹。但是西汉爱好围棋的仍不乏其人。《三辅黄图》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与宠妻戚夫人在长安宫百子池畔，一边饮酒，一边下围棋，" 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汉宣帝常与杜陵人陈遂玩围棋。杜陵人尤好这一活动，《西京杂记》记载，" 杜陵夫子善弈棋".东汉时期，弈风转盛，尤其是市民好尚，相习成俗。当时富人以" 游敖博弈为事".文人百士精于棋弈者也大有人在。如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恺等，都是棋坛名将。吴人严子卿善弈，被称为" 棋圣" ，与桓谭、蔡邕的音乐，黄象的书法，赵达的数理，并称为" 一时之绝".班固的《弈旨》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最早一部围棋著作。据《三国志》记载，汉魏之际，曹操、孙策、吕范、陆逊、诸葛瑾、费祎等，都酷爱围棋。曹操棋艺甚高，能与当时冯翊山子道等名手抗衡，不相上下。孙策与吕范的一局棋，至今仍保留在宋谱《忘忧清乐》中，是流传至今的最早一局棋。而" 建安七子" 之一的王粲对于棋弈更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记载：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可见其围棋造诣很高，已经能够复盘。
　　围棋作为一种训练智力的竞技游戏，历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它与兵法的联系，"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兵法之类也".东汉大儒马融对这一点阐述得更为透彻，他在《围棋赋》中说：" 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之。" 这是把" 三尺之局" 当成模拟战争，以下棋来说明用兵之道。
　　《杨子.法言》中说：" 断木为棋" ，因此，汉代围棋子应是木质的。
　　李尤《围棋铭》云：" 局为宪短，棋法阴阳，道分经纬，方错列张" ，也就是说棋子有黑有白，棋道纵横交错。汉代棋盘" 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根据河北望都出土的东汉时期一块石质围棋盘，可知汉代棋盘是十七道，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棋盘。汉代围棋中已经出现先于棋局之四角星位各置一子的" 势子" (或称" 镇子")。马融在《围棋赋》中有" 先据四道兮" 之句，即指" 势子" 而言。由此可见，汉代围棋已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并西传入印度，汉唐间又传入朝鲜和日本，成为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一种活动。
　　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围棋活动，经汉魏时期的成长和发展，至晋时已日益兴盛。南北朝时，更呈现出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魏晋玄学兴起，人们喜欢清谈高雅，弈风更盛，称围棋为" 手谈" 或" 坐隐".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多爱此活动。晋惠帝司马衷之子司马遹喜欢弈棋，常如贾充等人入宫" 弈棋争道".军咨祭酒祖纳沉迷于围棋，王隐劝他少下围棋，珍惜时光，祖纳说：" 我亦忘忧耳".门阀贵族中，王导、王恬父子都爱下棋，特别是王恬，" 多技艺，善弈，为中兴第一".又如谢安、谢玄常常对弈，谢安任征讨大都督抵御前秦百万大军时，仍不忘下棋，前方传来晋军胜利的消息，" 安方对客围棋" ，不露声色而" 棋如故".南朝时期围棋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宋、齐、梁、陈诸帝无不爱好下棋，使棋风如炽。宋文帝刘义隆曾指定围棋名家褚思庄与会稽太守羊元保对弈，并令录制局图供其领会和欣赏。宋明帝刘彧为棋家设置官署，授以俸禄，建立" 棋品制度".齐武帝与梁武帝时期都曾举行过大型的全国性比赛，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相应的" 品级".棋艺分九品，现代围棋分九段即源于此。齐高帝萧道成精通棋技，曾列为" 第二品" ，常与褚思庄和周复等高手" 共棋，累局不倦".同时也常观看属第一品的王抗和属第二品的夏赤松对弈。高帝的儿子齐武帝萧赜" 使王抗品棋" ，这是国君下令评定棋路高低之嚆矢。不过，在南朝的国君中亦有蠢材，如齐明帝萧鸾" 好围棋，甚拙" ，但他毫无自知之明。他和第一品的王抗对弈，王抗故意让他，奉承他说：" 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 ，其他人也欺骗他，称他为第三品，他竟信以为真，对围棋" 好之愈笃".北朝围棋也很兴盛，出了一些名家。如后魏的范宁儿，他随李彪出使齐时，齐武帝让王抗和他对弈，" 宁儿制胜而还".这反映出南北之间的棋艺交流和当时北方的围棋水平也很高。
　　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成为人们普遍喜爱的活动，一些少年儿童也成为高手。如梁武帝时八岁儿童陆琼，在一次比赛中，当着到溉、朱异等名家的面，" 于客前复局，由是京师号曰神童".这一时期，由于玩棋过度也造成了一些弊端。如东吴地区玩棋成风，许多人" 好玩博弈" 而" 荒事废业，忘寝与食"."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母亲亡故时，他" 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阮籍本来十分孝顺母亲，却因围棋竟置母丧噩耗于不顾。北魏甄琛年轻时" 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弈棋弃日，至乃道夜不止" ，以致把应考的事都忘了。帝王将相中，不少人因下棋而荒废了事业，一些人甚至用围棋进行赌博。如谢安与谢玄曾" 以围棋赌别墅" ；宋文帝与羊元保弈棋输了而授给他" 宣城太守" 之职。齐高帝与到溉对弈取胜而赢得" 山池奇石" 和" 《礼记》一部".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围棋本来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雅戏" ，一些弊端的产生也遭到了时人的谴责，如晋人陶侃、葛洪等人甚至连围棋活动也加以反对。
　　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认为围棋" 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但工作和学习时间长了，" 时有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生耳" . 这种评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两晋南北朝时的围棋著述很多，围棋技艺已有较高水平，出现了食、绝、劫、补、续、侵、行、技、聚、点、撇等术语，还总结了如方四聚五，花六技七等许多定势。这一时期，围棋技术上的重大发展是，北朝已变汉代棋盘的十七线为十九线，共361 粒棋子，着法增加，变化更多。这极大促进了弈棋技术的提高，以后棋盘都定以十九线。沈约的《棋品序》把魏晋以来的棋谱作了一个总结。
　　7.弹棋
　　弹棋，又称作" 弹碁".它是西汉时期兴起的一种棋类游戏。有关弹棋的起源，史书记载不一。《弹棋经序》中说：" 弹棋者，仙家之戏也。" 汉武帝喜欢蹴鞠，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就用弹棋献给汉武帝，" 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又据《西京杂记》中说："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劳体，非至尊所宜。" 但汉成帝又特别喜欢蹴鞠。于是刘向就创作弹棋，进献给汉成帝。另外《世说》中又说：" 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 这些说法各不相同，然而，弹棋至少在汉武帝时，已成为宫中的一种游戏，" 习之者多在宫禁中，故时人莫得而传".到西汉末年，社会动乱，" 赤眉凌乱，西京倾覆" ，弹棋才随着宫人的流散而传入民间，经章帝(公元76-87 年在位）提倡，弹棋之戏" 乃盛于当时".弹棋与弈棋相比较，就是弹棋大多是在贵族中间流行。如梁冀爱好弹棋，" 暑夏之夜，露首袒体，唯在樗蒲、弹棋".当时达官显贵之家，每有宾客，常以此为娱乐。所以《艺文类聚》中说：" 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持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但到东汉冲帝、质帝之后，弹棋曾一度衰落。直到汉献帝(公元190- 220年在位）时，才复设弹棋于宫中，供宫人们娱乐。
　　弹棋作为" 张局陈棋，取法武备" ，" 设兹石矢，其夷如破" ，" 乘色形巧，据险用智" 的一种游戏，非常受时人喜欢。颜之推也认为" 弹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馈时可为之" 而加以推崇。弹棋是以" 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 ，也就是摆好棋后，然后用石箭击对方的棋子。这种早期的玩法与后来隋唐时期的弹棋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曹魏时期，在魏文帝曹丕(公元220-227 年在位）的倡导下，弹棋在上流社会十分普遍。曹丕在《典论》中说：" 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惟弹棋，略尽其巧。京师有乌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恨不与数子对".由于弹棋的流行，描写弹棋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如蔡邕、曹丕、丁■、夏侯惇等，都撰有《弹棋赋》，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8.投壶
　　投壶，是源于古代贵族阶层宴饮中进行的一种游戏活动，" 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这种游戏是用壶象征箭靶，用短箭投，中者(投入壶口或穿入壶耳）为胜。投壶源于古代宴会中的" 射礼" ，《礼记.投壶》中蓝田吕氏注释说：" 投壶，射礼之戏也。……且以乐宾，且以习容，且以讲艺也。投壶者，不能尽于射礼，而行其节也。" 这说明投壶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这种游戏，其作用在于" 养志游神" ，解除疲劳，还可以" 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春秋时期，投壶已经比较流行。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 年）
　　载，晋昭公即位，齐、卫、郑等国君入晋祝贺，晋昭公设宴招待诸国君主。
　　在宴会中昭公与齐景公一起投壶，他们每投必中，显然是投壶老手了。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 年）记载：" 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及至战国，投壶游戏日益娱乐化，行礼的方式逐渐被人们忽视了，成为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游戏之一。甚至在游戏时，" 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 ，即边饮酒边玩六博或投壶，以此为乐。
　　汉代的投壶活动，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投壶新方法。旧式投壶，广口大腹，颈部细长，" 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所用之矢，一头齐，一头尖如刺，称作" 棘"." 棘" 有三种长度，在室内投壶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院中用三尺六寸。投壶之前，先指定一人为司射，其职责是裁决胜负。然后由主人拿矢，邀请客人投壶。客人经过几番谦让，方从主人手中接过矢，每人四支。位尊者，可将矢放在地上，而位卑者则须将矢抱在怀中。之后，司射宣布开始投壶，乐队奏乐。每投中一矢，司射放下一" 算" ，以作记录。" 算" 又称为" 释算" ，长约一尺二寸，是计算投中数目的。将全部四矢投完结束第一局。三局之后以" 算" 的多少决定胜负。这种旧式投壶比较繁杂。西汉中叶出现一种新的投壶方法，" 以竹为矢，不用棘也" ，并且将豆去掉，每投一矢，" 则激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这种" 骁" 法省去了许多繁琐的传统礼节，改变了木制器具的" 棘" ，而采用弹性较好的竹箭。并且"骁" 法去掉壶中小豆，使箭投入壶中立即反弹出来，游戏者按箭在手，继续投入壶中。如此一投一反，连续不断，既提高了投壶的技巧，又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由于这种投法难度较高，一般显贵学士文人多乐于观看。汉武帝时，郭舍人擅长于投壶，一支箭可来回投一百多次，汉武帝把他当作珍宝，常去观看他的投壶。武帝之后，新旧两种投壶方法都流行于世。
　　东汉时，投壶游戏更是流行，达官显贵家有宾客，设宴款待，" 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 (《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以增添宴会的欢乐气氛。三国时期，投壶仍为贵族、士大夫们所崇尚。《献帝春秋》中说袁绍喜欢投壶，《魏略》中也记载了北地太守游楚时和台郎王弼的投壶事迹。一些文人学士也喜欢投壶，如魏人邯郸淳曾著有《投壶赋》。
　　两晋南北朝时期，投壶活动开展的范围日益广泛。由于当时统治阶级乐游宴、好饮酒，因而投壶这一游戏也愈见精巧。
　　魏晋之际，壶具开始有耳，" 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倍多".这就是说，如果投矢穿入壶耳的话，那么计算" 算" 时要比投入壶口的多一倍。器具的改变，投壶花样的增多，难度、技巧也就随之加大，但身怀绝技者仍不乏其人。如晋朝大富豪石崇家中有一个婢女，能够隔一个屏风而投中。另外据《晋阳秋》记载，丹阳县尹王胡之" 善于投壶" ，竟然能够闭上眼睛而投矢入壶，可见其技艺之高。晋光禄大夫虞潭曾撰《投壶变》，对此游戏大加赞赏。
　　南北朝时期，" 骁" 投十分盛行，并且出现一些新奇的名目。《颜氏家训》中说：" 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 ，有" 倚竿" 、" 带剑" 、" 狼壶" 、" 豹尾" 、" 龙骨" 等新的花样。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投壶高手，如齐梁期间，汝南周璝、会稽贺徽能够" 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由于统治阶级爱好投壶，一些文人学士甚至因长于投壶而受到嘉奖。
　　9.导引
　　导引，又称作" 道引" ，即今天的气功。它是我国先祖在生活、劳动及与疾病、衰老作斗争中积累、创造的一种自身锻炼方法，是我国一种传统性的医疗体育。导引在我国很早就有，《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唐尧时代，即有宣导法。这种宣导法也就是后来的导引法，即疏血导气，引伸肢体，以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导引由单一的养形变为养气与养形相结合，不仅仅用于治病，而且逐渐用于健身长寿。
　　秦汉三国时期，导引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许多贵族重视养生之道，使导引之木，更为流行。在医疗方面，由于医学的进步，使得导引得到广泛的重视。《内经》中记载，如果患有" 痿、厥、寒、热" 和" 息、积" 等病，须用导引配合按摩来治疗。此外，还提到" 形志苦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 ，即用熨药和导引相配合来治疗筋病。如果患有四肢" 重滞" 症，则要用" 导引吐纳、针灸、膏摩" 一起来治疗。东汉末年，华佗指出" 导引可逐客邪于关节" ，如果" 宜导引而不导引，则使人邪侵关节，固结难通".由此可见，汉人对导引在医疗上的应用有了较深的认识，导引已与按摩、针灸一样，形成为医学的一个专科。用导引治病时，大体是以肢体摆动、屈伸为主，并且往往和按摩、针灸一起配合使用。
　　这一时期，导引在养生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养生家主要依靠行气，进行导引，其目的是为了防衰老、延年益寿。关于行气，汉代养生家就采用好几种方法，比如" 吹" 法，指吹出凉气；" 呵" 法指呵出热气；" 吸" 法指匀而长的深吸气。另外，还讲究" 胎息" 和" 龟咽" 等方法。" 胎息" 指的是" 息闭气而吞之" 的呼吸方法；" 龟咽" 指的是仿效乌龟的吸气之法。
　　行气时，要注意季节，" 春食一去浊阳" ，" 夏食一去阳风，和以朝霞，行暨" ，" 秋食一去凌阴，和以沆瀣".另外，不同年龄的人在早晚行气的次数是不相同的，" 年廿者朝廿暮廿，二日之暮二百；年卅者朝卅暮卅，三日之暮三百，以此数准之".这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导引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人为了长寿也积极利用导引作为养生的手段。汉初群臣饮宴之时，张良却消然隐退，"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道引轻身" ，他" 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 而沉迷于导引之中。另外李少君、东方朔等也" 导气养性".据《后汉书.方士列传》载，东汉时期许多方士都是精通导引的养生家。曹操很重视导引，他曾同养生家皇甫隆对导引进行过专门的探讨。魏文帝曹丕也说：" 甘陵、甘始各善行气" ，" 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 。由此可见，行导引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一些方士们常通过导引来追求" 长生不老" ，依靠" 辟谷" 来行导引。" 辟谷" 就是不吃粮食，依靠" 食气" 来代替吃粮食，乞求白日升天，长生不死。这使得当时流行的导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一些唯心主义色彩。
　　但是，从总体上看来，导引仍是一种健体养身的运动。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导引图》，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完全的健身图谱。全图长约一米，宽约0.5 米，用红、蓝、棕、黑各色，描绘了不同年龄的男女作导引的44个姿态，每个姿态都是一个独立的导引术式。有立式导引，又有步式导引(即步引）和坐式导引(即坐引）。既有徒手的导引，又有使用器物(如杖、鞠等）的导引，还有配合呼吸运动的导引，如仰呼、猿呼。这种呼吸法既不同于常见的" 胎息法" ，即丹田呼吸法和脐呼吸法，又不同于" 踵息法" ，即引气至脚心涌泉穴处的呼吸法，而是一种" 开声吐气法" ，其特点是一边运动，一边摹仿动物的叫声，形声俱备。此外，图中还有大量摹仿动物形态动作的导引，如" 熊经" 、" 信" 、"鹯" 、" 鹞北(背）" 、" 螳螂" 、" 龙登" 、" 沐■灌" 等等。《导引图》还指出了通过导引可以治愈不同类型的疾病，如" 烦" (心中急躁）、" 痛明"(眼珠痛疼）、" 覆(腹）中" (腹中胀）、" 聋" (耳不聪）、" ■(膝）痛" 、" 胠(脚）责(积）" 、" 灵中" (发热）以及" 脾痛" 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导引辽法有了很大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代。
　　在汉代导引发展史上，东汉末期名医华佗的业绩占有重要的一页。华佗(.- 公元208 年前），字元化，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他擅长医术、方药，尤其精于外科手术，又" 晓养性之术" ，一直活了100 多岁。
　　华佗在继承前人的导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和某些医学原理，阐明了" 劳动" (即运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和导引养生的作用，创造了明确的、符合科学原理的导引养生理论。他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这种理论，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和体育史上是极为难得的。
　　华佗的养生实践主要是创编五禽戏。战国时期，《庄子》中提到" 熊经" 、" 鸟伸" 等以动物形态命名的导引术式。《淮南子.精神训》中也有" 熊经鸟伸、凫浴蝯蠼、鸱视虎顾" 等名目。华佗的五禽戏是在继承发展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创编出来的。他说：" 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蹏(蹄）足，以当导引".具体的意思就是，模仿虎的动作，可以四肢精壮，增长全身力气；模仿鹿的动作，可以引伸筋脉，腰腿灵活；模仿熊的动作可以长力气，促进血脉流通；要手脚灵活，容颜不衰则要模仿猿的动作；而要动作轻快，心情舒畅则要学习鸟的动作。据《三国志.魏志.华佗传》记载，华佗将五禽戏传给他弟子吴普，吴普长期行" 五禽之戏" ，九十多岁仍然" 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同时期的皇甫隆，行导引，" 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颜色和悦".可见，五禽戏对于健身防病，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汉人荀悦说：" 若夫导行蓄气，功藏内视，可以治疾。" 五禽戏中的大部分动作，是模仿动物动作俯伏在地上进行的，运动量比较大。华佗并不要求做全套动作，可以"起作一禽之戏" ，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选择地做。五禽戏的出现，推动了导引的发展，流传后世，长盛不衰。对日本、东南亚及欧美各国的武术、养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以后武术中的象形拳的创编，提供了某些启示。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玄学、佛学、道学的兴盛，都不同程度地对导引养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导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一批养生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公元284-363 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是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他在养生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有《抱朴子》一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二十篇，是道家养生之说。葛洪提出了许多符合医学原理的养生观点。他在《微旨》中批评了" 唯行气可以延生" 、" 唯导引可以难老" 、" 唯药饵可以无穷" 等片面说法，认为这是" 偶知一事，便言已尽" 的" 浅见之家" 的观点。他主张应配合使用导引、行气、草药等方法，以" 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 ，这就是他认为的" 借众术之共长成生也" 的观点。在《极言》中，葛洪引经据典，说明" 伤身以不伤为本" 的道理。他列举了伤身的种种情况，如" 才所不逮，而因思之" ；" 力所不胜，而强举之" ；还有" 悲哀憔悴" 、" 喜乐过差" 、" 汲汲所欲" 、" 久谈言笑" 、" 寝息失时" 、" 沈醉呕吐" 、" 饱食即卧" 、" 跳走喘乏" 等等。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葛洪认为养生之法应包括" 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致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 ；" 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早）起晚" ；" 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 ；" 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 等等。他的这些思想与《内经》等医典中阐明的原理是相吻合的。
　　在养生理论中，葛洪特别注重导引的应用。他主张导引" 疗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气" ，明确指出导引的目的。他记载了熊经、鸟伸、龙导、虎引、龟咽、燕飞、蛇屈、猿踞、兔惊、天俯、地仰等多种导引术式，反映出晋代又出现了许多仿生术式的导引名目。对于导引的行气，他认为" 善行气者，内以养生，外以却恶" ，指出了正确行气的双重作用。行气有多种方法，如咽气法、守一法、内视法、反听法、数息法、叩齿法等等，但主要的是用" 胎息法" ，他说：" 行气有数焉，……其大要者，胎息而已。" 他详细指出了" 胎息法" 的运用。他说："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行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这在导引理论上是第一次详细指出" 胎息法" 的应用。如果练习了，就可以" 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胎胞之中".当然，不用鼻口呼吸难免夸张，但以口鼻作细微而匀长的深吸气，再尽量闭气不出，然后徐徐吐出，则是完全可以的。葛洪还特别注重导引应用的实效，反对当时存在的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他说：" 夫导引不在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这一观点，为后世许多医家和养生家所汲取，对于导引的普及有很大作用。
　　在葛洪时代，有关导引的养生著述很多，如《导引经》、《观卧引图》、《食六气经》、《胎息经》、《内视经》等等，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导引非常繁荣。
　　南北朝时期导引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陶弘景(公元456-536 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思想家。著有《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并撰写了《养生延命录》和《导引养生图》等养生专著。
　　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辑录了" 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于养生，乃无损于后患诸本" 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保存了古代大量导引资料，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导引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专集。书中总结了前人十二种调气法；列举出" 吹、呼、嘘、呵、唏、咽" 六字运气法。同时介绍了《导引经》七势(即啄齿、漱唾、呼吸、活四肢、熨眼、按目等）和按摩八法(包括坚齿、熨目、挼目、抬发、摩面、摩身等）以及形体运动八势(包括两臂伸直、两手前推、左右开弓、单手托天、两手前筑等）。另外，还提到了以盐沫揩齿、以温盐汤洗目和以冷水洗脸的作用。同时，《养生延命录》对" 五禽戏" 动作作了文字说明。书中记载：" 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三掷，长引腰，乍却；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三，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各七）；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各七。以脚拘物自悬，手钩却立，按颈左右七；鸟戏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鼓力，左右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距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这是关于" 五禽戏" 动作迄今所见的最早的文字说明。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及宗教的影响，导引从消极方面形成了一股" 养生" 热潮，对导引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六、中西文化交流及教育差异
　　1.新的综合：中西文化交流
　　古代后期，尽管各国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有着各自的运行规律，如同天体在各自的轨道中，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在各自的体系中运转。但作为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总表现的文化，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消化本国各民族的文化，而且在不断地吸收、影响异域各民族的文化，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古罗马，尽管分处地球的东西，但它们在创造各自文化的同时，也在克服困难与对方进行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一直引人注目，迄今依然孕育着迷人的魅力，鼓舞人们进行探索。
　　提起古罗马与当时中国的文化交流，自然会使人遐想到驰名中外的"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始自长安(西安）、西至大秦(古罗马）。" 丝绸之路" 分为南北两条大道。南路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于阗(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土库曼斯坦国境一带）、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等国和地区。北路经敦煌，沿天山南麓的车师前王庭(即高冒，今吐鲁番）、龟兹(库车）、硫勒(喀什）等地，越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路线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是一条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罗马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当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长期被封锁在黄河流域狭隘世界的汉人，一夜之间好像醒了过来。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有开化的戎狄、崛起的国家，而且还有可爱的牧群、甘甜的葡萄、无数的金银。那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他们的一切，对汉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从此，汉帝国派赴中亚各国的使节，相望于道。他们携带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沿着张骞的足迹，由长安而西出阳关，把中国的特产、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细亚。于是，西汉帝国的声威，便广蔽于中亚乃至罗马的文明中心了。此时，西汉的文明光辉，不仅照射在天山南北，而且照射在黑海、里海之南，与西欧文明的光辉交织在一起。随着商旅、使者、牧人、传教士的足迹，遥远的东西方文化，像一见钟情的恋人，相互拥抱在一起了。
　　尽管此时罗马正在远征埃及，战马在金字塔下嘶鸣，与汉帝国没有直接的交流。但此时古希腊人已把他们的优美文化播撒在中亚细亚的原野上，而吸收希腊文化成果的中亚游牧民族与汉王朝的文化交流已进入热潮。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占领波斯、建立安息政权的阿萨息斯人，作为罗马与汉朝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派使者给汉帝国送来大鸟卵(驼鸟蛋）及罗马幻术家。当这第一批未留姓名的罗马艺术家踏上" 丝国" 之土时，汉武帝心花怒放，并马上在长安平乐观召集了许多外国来客，布置了酒池肉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上，中国艺人表演了精采的" 扛鼎" (似今天的耍坛子）、" 戏车" 、"角抵" 等体育项目；罗马幻术家也表演了" 鱼龙曼衍" 、" 海中砀极" 、" 吞刀吐火" 、" 自缚自解" 等幻术；缅甸、印度的艺术家分别表演了惊险的" 都卢寻橦" (爬竿）、" 水人弄蛇".于是中外乐舞百戏，推陈出新、蔚为壮观。这次盛大演出，向外国不同肤色的观众展示了汉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活力的国家。这次盛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起点。
　　经过这次文化大交流，使汉文化艺术融合了异域文化，且以此为起点，进入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并以其那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与罗马文化并驾齐驱。
　　虽然这次文化交流，作为体现罗马强大思想的产物、并受到城市自由民欢迎的广场、凯旋门、圆剧场之类的建筑艺术，尚未传入中土，但汉代其它文化艺术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传世的西汉铜镜饰纹，如蟠螭镜、星云镜、内连弧纹镜，在继承先秦遗风的同时，也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作为希腊- 罗马式的毛织物或编织毛织物的技巧已经传入，这种毛织物已在塔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发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中对此作了描述：" 装饰的织物中，精制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 希腊罗马式' 的，无论是本地制造或是从极西的中亚输入，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说明".因为在地毯上，" 有十足' 希腊罗马式' 图案的' 赫密土' 的头部，另外一块地毯残片，很奇怪地反映出中国同西方美术混合的影响" ，" 在这块地毯上，边缘部分的装饰风格，很明白地是'希腊罗马式' 的，但花纹中有着附翼的马的图案，这又是中国汉代雕刻中所常见的。" 在楼兰，也曾发现汉代织有中国和" 希腊罗马式" 混合风格图案的丝织品。这些说明汉代的纺织物或丝织品上的绘画图案明显受到希腊- 罗马绘画艺术的影响。
　　古代西方将中国称为" 塞里斯" ，意为" 丝国" 或" 制丝的人" ，屡见于西方古籍，曾沿用了好几个世纪。据考" 塞里斯" 一词，系从古希腊人" 塞尔"(ser ，意为" 丝")转来。原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名扬海外。那时的希腊人，就已经用" 塞里斯" 来称呼中国。这说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在" 丝绸之路" 开辟之前便已经传入了欧洲。张骞通西域后，进一步打开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中国丝绸被大量运销至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各国，" 丝国" 的称呼就更为广泛流传了。公元1 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其名著《自然史》中写道：" 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 ，并说：" 中国或作塞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公元2 世纪时，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玫(约公元90-168年）在他所著《地理》一书中，也曾几次提到马其顿商人，经由大夏" 向称为丝国的中国去贩运丝织物" 的情况。贩运、经营中国丝绸，是当时中亚以至地中海诸国的一项重要商业活动。
　　中国丝绸的西运，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华丽、轻柔的丝绸传入欧洲后，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价比黄金。最初，即使在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的罗马，也只有少数贵族妇女穿着，以示炫耀。据说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有一次连凯撒穿着绸袍看戏，都被当时人非议，认为过分奢侈。
　　罗马帝国初期的统治者提比里乌斯为了防止罗马货币的外流，曾以奢华为理由，试图禁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衣，但没有成功，丝绸的服装还是愈来愈广泛。到4 世纪初，罗马帝国首都东迁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后，丝绸已成为罗马人的主要衣料。公元4 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奴斯谈到中国丝绸时说：" 昔者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之矣".耐人寻味的是，文化的发展、传播，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固性，它与政权的强弱并不都保持均衡状态。当西汉政权处于黄昏之时，罗马屋大维已击败政敌，戴上了奥古斯都的桂冠，建立元首政治，并创帝国新局面。奥古斯都奖励文化，提倡教育，罗致文人的措施，引起东方人的仰慕。罗马史家佛罗鲁斯之《史记》，在讴歌奥古斯都皇帝功德时，曾提及中国、印度的使节，不远万里，历经四年之久，至罗马朝见奥古斯都，" 奉献珍珠宝石及象".东汉时代，汉王朝依然是威震四邻，声名远播，令人侧目的国家。西方的罗马帝国也在地中海西岸掀起巨大的浪潮，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光彩夺目的丝绸衣服、举止温厚的"塞里斯" 人，早已闻名地中海两岸，雄心勃勃的罗马皇帝也急欲与汉帝国交往，希望打开双方直接交往的大门，" 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公元1 世纪末，当罗马帝国图拉真尚未即位之时，东汉帝国的使节班超出使西域。他派副使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出使罗马，足迹抵达条支，远至波斯湾头，但阻于战火，壮志未酬，只好怅然回国。但中西交流并未中断。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日，掸国(今缅甸）王雍由调派使入汉献乐及罗　　艺术家。次年元旦佳节，罗马艺术家在京都洛阳献艺，表演了" 吐火" 、" 自支解" 、" 易牛马头" 、" 跳十二丸" 等幻术节目，博得了汉君臣的喝彩。四十余年后，罗马皇帝安东尼(中国正史称安敦）
　　遣使经几年的长途跋涉，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由海道经越南至洛阳，献象牙、犀角、玳瑁等。东汉罗马之间开始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当崇尚豪华的罗马元老贵族们穿着中国紫色丝袍，出入于弗拉维优斯圆剧场或科洛西姆斗兽场，显富抖威之时，罗马的" 夜光璧" 、" 明月珠" 、" 避疫法" 、" 琉璃" 、" 玻璃" 等也陈列于汉廷。甚至大秦的珠宝，已成为中国美丽少女头上的装饰品，或者风流才子送给情侣的珍贵礼品。
　　三国时期，中国继续与罗马保持交通往来。《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说："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西南而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洲永昌……".《梁书.诸夷传》载：" 孙权黄龙五年(公元226 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皇帝又派使节来到洛阳访问并馈赠了物品。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而从公元3 世纪始，罗马帝国也日趋危机，公元395 年，一分为二。《北史.大秦传》中的大秦指的已是东罗马帝国了，但些时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东罗马帝国的三枚金币。
　　中国的史书中几乎记载了罗马各方面的情况。如罗马皇帝的产生，" 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 ，" 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再如大秦人的货币，"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 ，在买卖中，" 市无二价".还有如大秦的疆域，" 地方六千里，居西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 ，等等。
　　中国和罗马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文化教育的交流。不断地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宝库。
　　2.教育的差异
　　罗马的文化教育政策和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由于时代背景和继承的文化传统有着各自的特点，而表现出许多差异。
　　中国与古罗马的学校教育首先都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选拔国家的人才服务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古罗马，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大量的统治和管理国家的人才，而高素质人才的获得只能通过教育。汉朝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时说："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就是说太学是贤士即人才的产生之地，又说：" 夫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国家需要管理人才，若不兴办教育的话，就好比求文采而不琢玉一样是不可能的。在古罗马，国家同样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统治和保卫国家的人才。
　　中国自秦始皇实行" 书同文，行同伦" 的文教政策以后，各朝一直有着统一的文教政策，如汉代推行察举征辟制。国家对教育的控制还表现在中央设立专管教学的机关和官吏，如奉常、祭酒等。而古罗马的统治者却没有制定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国家的教育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帝国时期，也没有统一的文教政策和设置专管教育的机关和官员。仅仅按照个别皇帝的意愿，对教育实行过短期的垄断。在古代中国，教育从未与政治分离开来，忽视了教育相对于政治的独立关系。学校教育功能单一，只成为统治阶级培养选拔人才的工具。因此，政治对教育影响很大。当政治稳定时，教育就发展；如果政治稍有变动或混乱，教育就迅速地衰落或萎缩。这在王朝的更替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时期，教育的中断和衰落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古罗马，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不像中国那样严密，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手段及行政管理呈现出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局面。教育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从而很好地与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国家政治对教育的控制不是很严格。在政治动乱时，对学校的教育影响很小。不像中国古代那样出现过中断，而是一直延续下去。
　　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教育不可能没有阶级性，中国古代与古罗马也毫不例外。学校教育对象大多是贵族的子弟，平民子弟则很少。官学和私学的发展，受教育的范围扩大，但也是有限的，一般的广大民众是不可能受到教育的。在早期罗马中，与中国教育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家庭教育特别发达。
　　早期罗马教育是按照集体的要求来塑造青年人的，罗马要求它的公民果断、勇敢、强健、精神，能在同伴中树立起自豪、坚定、勇猛的形象，在忠诚和性格的坚强上不亚于别人。在这种要求下，家庭就成为早期罗马社会最重要的教育单位，甚至当国家的性质发生变化时或出现新的社会组织之后，在家庭中仍一直进行着基础教育。在人类的历史上，仅有很少的民族重视儿童的成长。罗马人把儿童看成是传统的继承者和传递者，是未来的希望，因而极端地爱护儿童。父母是孩子的主要老师。母亲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孩子。
　　孩子稍微长大，就把社会当成学校，学习的内容是有关社会的职能和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的知识。对于女孩，要了解将来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掌握做家务的技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教育。这一点与中国对女子的教育有点类似。
　　早期罗马的这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只限于上等阶级。一般民众则受着简陋的教育，他们受教育的目的是想提高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尽管存在着差别，但早期罗马的家庭教育对所有儿童却是都具有的，所有的父母尽可能地对孩子灌输这样的品格：豪放而持重，勇敢而坚韧，服从于权威，忠实于国家。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古罗马都将德育的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古代的教育由于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因而古代的学校教育，都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中国自从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思想，儒学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各朝始终把" 明人伦" 思想放在首位。
　　" 明人伦" 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着整个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通过这种教育达到人的至善至德的目的。古罗马也一样将德育放在首要位置，但是，每个不同的时期，其德育教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早期罗马的教育中，认为人首要的品德是美德，其次才是和美德有密切关系的怜悯。早期罗马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产生谦虚、端庄、节俭、顽强、坚韧等美德。这些美德意味着一个人要负多方面的责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同伴负责，对崇敬的神负责。罗马人认为道德是对权威的绝对尊重。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教育强调爱国主义和公民教育；帝国时期则重视培养顺民的教育。依据时代的不同，制定不同的道德标准，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在古代中国，继承永远多于创造，以至后一个王朝都是类似于前一个王朝的翻版，不能有力推动社会的前进。
　　在学校教学的具体课程设置上，古罗马非常重视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重视自然科学与实用学科的教育。然而古代中国儒家学说占据了学校的主要课堂，排斥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尽管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主的学科，但这毕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一股潮流。
　　古代中国的教育，儒家思想一直延续，只是在动乱的时期出现中断，但教学内容与思想基本上是一样的。罗马教育则在学校的教学上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
　　罗马共和国时期主要是希腊语言的教育。当希腊文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照耀地中海的时侯，罗马人深深地被她所吸引，她热烈地欢迎希腊的学者和老师。当时虽然有人对这种外国文化的入侵感到不满，但大多数人认为在希腊文化中有很多东西超出了自己的创造才能，因此非常赞美它。公元前1 世纪，希腊人成为罗马人的老师，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希腊化的拥护者。
　　罗马的儿童进入希腊学者开办的希腊语学校，从希腊语基础到哲学和科学，罗马人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营养。这时，在罗马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希腊影响：私人教师致力于贵族的家庭教育，而公立教师则把他们的学校向每一个交得起学费的人开放。不久，罗马出现了完全希腊式的学校，最基础一级的是读写学校，由一个游戏教师教授儿童，所以又称作游戏学校。第二级是文法学校，开设文科课程，学制2 年或3 年。当后来拉丁语和拉丁文学发展后，也被吸收成文法学校的课程。最高一级则是由修辞学家教授的修辞学校，在这里，以培养职业的雄辩家和法律家为目标。至此，在文化上，罗马人完全被希腊人所征服。
　　共和国消亡时期，在希腊语法和文学的促进下，罗马产生了一种拉丁文法和文学，开始与学校的希腊语并列，后来渐渐超过了希腊语，学校也由原来的希腊语学校改为拉丁文法学校。为拉丁文法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悲剧作家修斯.阿休斯、诗人路西流斯、语言学家昆特斯和哲学家修斯.依流斯与斯蒂罗以及很多那一时代的罗马教师。这一时期，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天才作者是西塞罗，他用丰富的拉丁语汇创作了很多学科的著作，代表作品是《雄辩术》。他认为，雄辩家应该是一个对" 每一部门有用的知识" 都具有坚实基础的人，包括哲学、数学及其分支物理、历史、音乐、语法、逻辑、伦理。另外，他非常强调道德，认为一个领导者应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公正地为民服务，头脑中无一点私心杂念。西塞罗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相当注重实际，认为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在这一时期，古罗马学者为了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掀起总结和整理知识的百科全书运动。首要成果是瓦罗(公元前116-前27年）的《教育九卷》(又名《训练集Ⅸ》）。《教育九卷》概括了当时的百科，制订了一个人文学科的纲要，其中包括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医学、建筑学。500 年以后，马蒂阿留斯.卡帕拉在此基础上写成《哲学与墨丘利的结合》，标志前人文科学的产生。这种文科教育的模式几乎延续到今天。
　　另一成果是塞尔苏斯的《艺术》。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成了罗马的神圣皇帝，共和制度消亡。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内战的日趋平息，拉丁语成了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的专门教学用语，儿童一开始就可以学习拉丁语。后来，拉丁语成了罗马世界的语言。
　　罗马帝国时期，教育的价值和对教育的需求都更加明显了。由于希腊方式的鼓励，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精确而优美的语言——拉丁语和一种良好而宏大的文学——拉丁文学，罗马人开始注重艺术和科学。这一时期，古罗马优秀的教育家、演说家昆体良为罗马的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培养演说家，应有善良的道德、性格、对自由艺术的掌握以及善于运用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他极力推崇学校教育，主张同时学习各种学科，各学科的学习要交替进行。他认为初级学校应教读、写、算；文法学校要开设文法、阅读、音乐、几何；修辞学校则要学习辩证法、伦理学、法律、地理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教育中，他提倡因材施教，强调游戏和奖励在教学中的作用。昆体良著有《雄辩术原理》，这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法著作，是" 密切联系学校实践的最早著作之一" ，对古罗马以后的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自秦朝开始，尤其是汉代设立官学，以后各朝沿袭，教育一直是由国家控制的。罗马一直到帝国时期，教育才开始迈向国有化的道路。教育国有化的第一步是罗马皇帝扩大教师和艺术家的权力，提供大量资金来修建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音乐厅。早在恺撒时代，瓦罗就受命建起了第一座公立图书馆，为鼓励和控制教育，吸引更多的学者来罗马工作，他赐给教师和医生以公民的身份。这一文教政策为奥古斯都所继承。在公元6 年的罗马大饥荒时，他大量驱逐外邦人出罗马，唯独豁免了医生和教师。此后，各皇帝纷纷效法，开始免去教师的社会义务。公元150 年，皇帝安东尼授予了一些文法、修辞和哲学教授与元老院议员相同的权力。奥古斯都还创立了罗马的宫廷学校，请了马尔克斯.V .弗拉克斯作为家庭教师，将弗拉克斯开办的学校搬进宫廷中，教育他的儿子和孙子。这种对未来统治者进行专门的教育的宫廷学校，类似于中国汉朝设立的宫邸学校，都是为皇室及高级贵族培养子弟的。
　　罗马帝国实行教育国有化的第二步是对教师支付薪水。公元1 世纪，在维斯佩申时期，他拨出一笔钱，在指定的城市里向拉丁语、希腊语的修辞和文学教师发给薪水。这一做法为以后的皇帝所效法：图拉真为贫困儿童提供了一项教育基金；哈德连向许多哲学家、诗人、修辞学家支付薪水；安东尼则把薪水制推广到行省。公元3 世纪中叶，这种做法已遍行全帝国，一些政府官员还批准教师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权。当皇帝向教师提供薪水时，教师就必须经过皇帝的选择。公元362 年，朱利安就要求将所有被提名领取薪金的教师名单给他审查。后来到4 世纪末，狄奥多西完全控制了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国家在对教师提供薪水时，就加紧国家对教师的控制，这样教育逐渐由国家所控制。
　　罗马帝国消亡时期，教育随着奴隶制的崩溃而衰落。到公元284 年戴克里先称帝时，学校学风十分腐败，教育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这时，以德尔都良、奥力根和克莱门特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开始形成。他们以罗马当时盛行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宣传宿命论、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进而形成一整套基督教的教义，并开始渗透到学校。公元323 年，基督教发展成为官方宗教，原来正统的文化被视为异教文化，一大批学者被屠杀，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也被焚烧。公元392 年，狄奥多西禁止异教，从此，基督教教育取代了世俗教育的地位。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几乎全部解体。公元509 年，东罗马皇帝下令停办世俗学校，这样，基督教教义全部垄断了学校教育。
　　从共和国时期到共和国的消亡，从帝国时期再到帝国的衰亡，罗马教育也经历了从希腊语教育到拉丁语教育到基督教的神学教育的过程。这与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一直是儒学为主的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罗马和中国的私学也存在各自的特点。中国秦王朝实行" 吏师制度" ，禁止私学。汉朝时私学兴起，并且十分发达。以后在王朝变革时尽管官学中断，但民间的私学仍然存在。只是北魏太平真君时，为了统一的需要，不许设私立学校，" 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罗马的私学却一直很发达，共和国时期，罗马的贵族子弟教育大多是请私人教师讲授的。希腊语学校开办后，初级学校都是私立的；私人教师给贵族子弟讲学也一直存在。
　　奥古斯都时期，国家加强对教育的行政管理。尽管初级学校仍属私立，但是规定地方政府对私立学校或私人教学活动加以监督，国家逐渐加强对私立教育的控制。到公元4 世纪末，国家对教育实行垄断，私学遭到禁止。直到帝国消亡时期，私人兴办学校才又开始出现，以适应新环境中个人的需要，教授速记、测绘、建筑、医学、法律和神学等课程。
　　在古罗马的教育中，非常注重实用主义知识的传播，而不像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单纯地注重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在罗马教育史上，甚至在罗马文明中闪耀出璀璨的光环。职业教育分为律师教育、医学教育和哲学家教育三种。
　　演说在罗马是一门最早出现的职业，它源于部落会议上人们希望互相说服对方而产生的争论。在共和国时期，演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功用之一是在法庭上为人辩护，这成为西方生活中出现律师的起源，产生了西塞罗、昆体良这类演说巨匠。早期罗马时，私人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演说者，以后学生还要通过观察法律程序和伴有经验的律师一起工作以学习法令。帝国时期出现了教授法律的私立学校，尤其以设在罗马、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的学校非常有名。学校中的教学方法是阅读与背诵，另外由著名律师讲解法律，教师们经常解释法律中的模糊地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看法产生的原因。公元4 世纪末狄奥多西一世时，实行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包括对法律教育的垄断。公元5 世纪初，狄奥多西二世时期法律教师由富有经验的法庭教师和演说家担任，并且提高法律教师的地位，使法律教师地位高于其他所有教师。查士丁尼时限制法律的教学，仅允许在罗马、君士坦丁堡、比诺斯设立的三所公立法律学校中学习。学生学习五年，第一年学习" 法理概要" ，第二、三、四年学习" 学说汇纂" ，第五年学习" 法典".随着帝国的衰落，北方蛮族的入侵，罗马和比诺斯的法律教育消失了，而君士坦丁堡的法律教育却很兴盛并且影响了整个中世纪。
　　罗马的医学教育在帝国时期以前从未走上正规。在共和国时期，随着希腊医生进入罗马，在罗马开业门诊，希腊的医学实践和理论才开始在罗马生根。想成为医生的年轻人要把自己置于行业医生的控制之下，向他学习；在他出诊时陪伴他，必要时作为助手，通过这种办法学习医术。在整个学徒期间，学生必须广泛地阅读希腊课本、罗马课本和名医的著作。一直到帝国时期，正规的医学教育才开始出现。医疗学校在大城市中开始出现，由著名医师担任教师，讨论医学问题，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学校为了提高学生行医的水平，组织学生进行大量的医疗实习。课外时间，则要求学生阅读很多医学教育方面的权威著作。
　　在罗马的另一门职业教育是哲学家教育。学生可以进入设在雅典和帝国大城市中的学校，学习古代传统的哲学。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是去关心过去的哲学成果，他们学习的目的在于发现一种方法，使他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哲学的思维，从而更好地生活。一些领导人和文学家发现哲学能丰富思想、开阔眼界和提高理解力；一些教师把哲学看成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有的则是为了追求安慰和力量，转向哲学中的神秘部分，来忍受这个不堪忍受的世界。因此不同类型的人从各自的需要都走向了这种学校。他们披着哲学家的外衣，往往由于时代的需要而成为富人。
　　中国和罗马都创造了关于人道主义的学说，而且有许多相通之处。关于人，早期人道主义代表爱比克泰德在他的著作《谈论集》中说道：" 每一个筵席都少不了款待两个客人，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你给予肉体的东西现在已经失去了，而给予灵魂的东西却永远保存着。……去思考宇宙的实体吧，你是沧海之一粟……去敬仰宇宙的至善吧，它使万物各得其所并指导万物。同样，你也要尊重你自身的至善，因为它与宇宙的至善是同一的……我的本质是有理性和社会性，就我是阿托及努斯而言，我的城邦与国土是罗马，就我是一个人而言，我的城邦与国土是这个世界。……他还记得每一个有理性的事物都是他的亲人，关心所有的人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我们就像是眼睑上边的眉毛、下边的牙齿一样，造出来就是为了合作，反对另一个人是人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在你和他物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是肉体围绕着你，第二是神使万物产生，第三是一些人与你生活在一起。人的规范首要的是有社会性，其次是不要产生对肉体的崇拜，因为它是限制理性和理智活动的囚室，千万不要被感觉或欲望所左右。" 他把个人看作宇宙中的小宇宙，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微型地存在于每一个人之中。作为宇宙中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他恰当的位置，因此，他不应当妄自菲薄。但正因为他又是一部分，所以不可以自视清高。每个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有理性和道德的，所以依照自然而生活就是发展人的理性和德行。人还是社会性动物，很自然乐于合作。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是从他们的内在本质中自然产生的。由于个人被笼罩在三重关系网中，所以，他的理智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 如果一个人失去节制，那么本应带来最大快乐也会变成只带来最小快乐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乐善好施和与人为善更高尚了……知足常乐充实自己，这样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贪图钱财、享乐和荣誉的人是不会爱人类的，只有崇德好善的人才爱人类。""千万不要把私利看得过重，它会强迫你放弃信义，丧失自誉……会使你成为一个伪君子……生活的真正幸福是从世俗的纷扰中解脱出来，是了解我们对神和人的职责，是随遇而安，不备侥幸之想。" 可以看出，道德境界不是外界神的恩赐，而是通过自我的修行努力而达到的。
　　罗马的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强调的" 反身为城，乐莫大焉" ，"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和" 以和为贵" 的作人要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人持一种推崇或乐观的看法，都主张人在本质上是善的，都认为人在自然或宇宙中能生活得幸福，都很重视伦理。
　　在中国与罗马各个时期的主流思想中，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过程中，都有一部分民族的优秀代表用他们的纸和笔对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例如中国东汉王充，宣传无神论思想；齐梁间的范缜，反对鬼神，对统治阶级的欺骗统治进行无情揭露。在罗马时期，也有一批优秀文人以笔代剑，如诗人卢各列乌斯(公元前180-前102 年）创作《讽刺诗》揭露贵族的腐朽堕落。尤维纳利斯(公元60-140年）揭露了皇帝的暴政、贵族的荒淫。还有佩尔西乌斯(公元34-62年）和普拉图斯(公元前254-前184 年）等人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与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在罗马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作为古代后期人类文明典范的罗马与中国，在文化教育上，对人类文明作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它们在发展文化教育的同时，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很多人认为，罗马文明充其量只是扮演了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罗马的文化与教育，模仿自希腊的多，自己独创的少。教育史家往往把这一事实推源于罗马人的民族性格。然而，尽管罗马的确没有像希腊文明那样，使人类有了飞速的进步，但是，它却用自己的创造手法丰富了希腊的文明宝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罗马帝国那样有着大规模的政治结构，有效地统治着广阔的区域和众多的人民，从两河流域到大不列颠的前部港湾，从赫尔克里士神柱到里海，从莱茵河、多瑙河到撒哈拉沙漠，这是罗马人永远值得夸耀的。同时，罗马人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清晰的思维和发达的法律结构，动摇了异族人理想的管理制度和" 公正" 而" 人道" 的法律。
　　比起希腊来，罗马人有着更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工作实践，所以他们比较重视课程问题与各种教学方法的研究。这一罗马教育的特征，最明显地反映在昆体良的教育理论体系中。罗马教育思想对后代欧洲教育的影响主要也在这一方面。同时，罗马为欧洲树立了国家教育制度与教育行政体系的先例。
　　它为各级学校确定了比较一致的课程门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罗马的文学曾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这一切都对后代欧洲教育有积极影响。但就其主流而言，罗马学校的教学内容是文字主义的，教学方法是形式主义的。这种文字主义、形式主义的传统支配着欧美教育达两千年之久，直到今天还没有丧失它对欧美学校教育工作的影响。在帝国末期，罗马的学校以及图书馆一类的文教机构，在数量上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学校学风的腐败及青年颓废的精神面貌，使学校教育，成为没有精神活力的空壳。虽然，罗马学校注意了道德教育，但学校教育对于挽回这种学风已是无能为力了。
　　罗马人接受了希腊化的影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逝，她流传了下来，成为近代西方文明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文仍在欧洲通行了1000多年，并且是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等民族语言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古罗马的法律，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法律的制定。西欧的" 文艺复兴" 运动，是以" 回到古希腊" 的口号开始的。而18、19世纪的" 新古典主义" 运动，也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为模式的。
　　罗马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罗马" 这个词在西欧的政治上仍具有极大的魅力。甚至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还从共和时期的罗马吸取灵感。古罗马的一些政治术语，直到今天仍在沿用。因此，罗马不仅是希腊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一种文化的开创者。
　　自从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后，这种政治体制一直影响中国长达两千余年。虽然其间有过分裂割据，但专制本质却从未改变。在文化教育上，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针等也表现出大一统性，经久而不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成为以后各朝都要遵循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儒学、佛教和道教互相斗争，但又互相吸引，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自从" 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提出后，中国两千年的文化教育，以培养" 儒士" 为目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样的教育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支持专制统治的长期存在起了重大作用，成为世界古代后期教育的典型。
　　自从汉兴太学、西晋设国学后，关于学校的组织管理，博士、教授、助教等的定级定薪制的规定，学生学习年限、考试、成绩评分、膳宿管理等方面，都在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积累了一些经验。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框架，以后各朝的文化教育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提高。
　　总之，古代后期的罗马与中国在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而又灿烂的篇章，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