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不断尝试着去做一个名叫“陆健”的诗人
作者：陆 健
1978年，我在乡下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一进图书馆，眼睛都红了。实在话，在那之前我还从来不曾进过任何一个图书馆呢!能够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该是多么大的福分?这么多的书。我先把比较熟知的作家的作品大致找齐，挨个儿读，再读其他人的。大师林立，尽是个儿顶个儿的好汉。我们现代文学课的任课老师是鲁迅研究专家黄侯兴先生，他说大学四年应该读到一千本书。我披星戴月，大约读到五百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听课读书之余，便是写作。有时一周三首诗，有时一天四首。也往报刊投稿，也吃退稿或吃不到退稿。1982年，甘肃《飞天》的“大学生诗苑”栏目终于发表了我的《海的向往》，此诗于第二年获得该刊“首届大学生诗苑奖”(与当今人民大学名教授程光炜、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吴稼祥等一起)。我似乎证明自己是“写诗的材料”了。
其实是不是材料我基本上把握不准。我小时候是比较爱看书，文革前——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就把能搞到手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创业史》、《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红旗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读了。《红楼梦》我家有，可是它有什么好看的?同时多看几本书就能写诗吗?小学中学的老师同学都说我“有文才”，我们的学校才是多大点地方嘛?直到大学毕业我对自己还是有点信不过，所以我在由于生活方面的原因从北京某媒体调往郑州工作时，放弃了电视台而选择了省文联的一家文学杂志。这样的部门起码可以让我无法丢下手中的笔，发表作品方便一些，能发表作品就能维持一个人创作的信心。这多俗气?我当时多没有自信?事实证明那选择多少有助于我成为今天的样子。
我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大约可以达到什么水准也进行过分析，即在《爱的爪痕·后记》中所说的，“我确信自己能够成为诗人，但只是披肝沥胆才能学有所成的那一类”(《爱的爪痕》1991年漓江出版社)。后来我想我竭尽努力，大约能够作一个优秀的诗人，再往高处走，心里没底。小时候我内向而倔强。我喜欢冥想，天空，星星。但每次仰着脖子发呆之后都是迷茫，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绝望。然而现实中的事物相对比较能够把握。比如我可以按照小学老师的稿子，代表班级在全校大会上用标准的普通话念的一字不差，一个磕巴都不打。我可以和几个同学一起把教室打扫得比老师认为的“干净”更干净。我可以在多数同学都不喜欢学习的初中校园里把自己的所有功课都考到全校第一。插队时尽管我连一个知青小组长都不是，但对多数同学的紧密团结起到粘合剂的作用。我可以为了知青的利益把一部分当地农村干部的缺点放大然后率领大家攻击他们，反之，淡化另一派的负面形象，因为他们能在一些问题上为知青代言。不知道假如文革不结束、没机会读大学我会不会成为农村或工厂里一颗锤不扁煮不烂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会不会在社会转型期的混乱中作一个恶势力团伙中的小头目；不知道我读了大学假如混迹在机关能否成为一个会说善写的小秀才，或者到基层去作一个踏实肯干尽职尽责的小官。都是可能的。以上的角色我扮演起来，成功的概率一定比作一个说得过去的诗人的成功概率高得多。高中毕业之前我是太听话了，老师没有指令的事情从来不去做；经过插队的四年半，我的天性被解放了不少，原有的性格发生了些许改变，虽说当时的生活与文学知识的积累、文学修养的提高无关，却使我在经受数年系统正规的高等教育之后，更“适合文学创作”了。我在广播学院读书时开始的创作活动，终于没有像少年时学二胡、学画画、学武术那样半途而废，坚持到了今天。
我的大学同窗文叔说过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意思是学写诗应该先对某名家进行模仿，熟练技巧，然后逐渐淡化、祛除模仿痕迹，走出自己的路子。现在想来，的确不啻是一种方法。然而那时我读书相当杂，并且是在相当焦躁的心境中读的，肠胃不好，不曾细细消化。泰戈尔、海涅、普希金、郭沫若、艾青的吸收了一点，脑袋里晃晃荡荡半瓶子水，所谓“灵感”是全无来由的那种“来由”，题材和内容都驳杂的很。所以如此，一是插队四年半，记忆力被破坏的差不多了，过目不忘成了“过目即忘”。我“上铺的兄弟”杨伊宁说“这倒挺好，可以对陈旧的事物一直保持新鲜感”；二涉猎太多，难成系统，不便于掌握；三是急于求成定力不够。我们班同学中有一位后来成了《诗刊》主编的叶延滨，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中青年诗歌奖”，登载着他的新作的各类文学期刊源源不断地邮寄到学校来，对大家不会没有些许刺激。朦胧诗人们已经闪亮登上中国诗歌的舞台。这些诗人中年龄最小的顾城，恰与我同岁。我考虑过人的天赋、人生经历的影响、学术背景所处环境及家学渊源等方面的问题，我想我对自己也许仍然是陌生的，我需要发表一些东西，需要不计主题、题材、形式、长短地“随心所欲”地写，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次细小发现、体验作为种子，尝试着让它发芽，形成一首诗作或一首诗作的组成部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像艾青、顾城那样提笔一挥，诗歌就有自己的面目，我需要“寻找”自己，在广泛的写作训练里找，快快找。慢慢找。
一转眼到了1988年，大学毕业六年了，我已经写了起码500首诗。终于，在写了《王蒙的步态》、《最后的沈从文》、《苏金伞八十二岁》、《李苦禅<群栖图>》之后，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围绕某一题材深度挖掘、扇面展开，手法杂糅地表现”的大型组诗的创作计划。经过四年而成规模，便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系列”为内容的《名城与门》(1992年7月文化艺术出版社)，涉及人物包括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学者在内的48位名列其中，由12首同题诗《门》来贯穿，共计66篇作品。毫无疑问，这多多少少是个创举，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