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赵卡随笔五则
作者：赵 卡
1
这本《日瓦戈医生》是我从诗人巴彦卡尼达处淘得，漓江版蓝英年译本，感觉还是不错的。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是我们无限景仰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茨维塔耶娃、曼杰施塔姆、布罗茨基等等，灿若星辰，我想俄罗斯一定像一只捕获了大量猎物的熊骄傲的不得了。
但《日瓦戈医生》更具有迷人的魅力，帕斯捷尔纳克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叙事传统，讲述俄罗斯人在一段特殊时期的精神生活——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侯，就会把他踩死。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日瓦戈医生》这部伟大的小说历经10年完稿后，帕斯捷尔纳克也迎来了他多舛的命运——一生中最黑暗痛苦的时光随之造访。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因为他不论在当代诗歌上还是在俄国的伟大叙述传统领域中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国家的巨大讽刺也随之而来：《日瓦戈医生》在全世界出版了24种语言文字的译本，为他的祖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却被禁止出版。
被禁止的原因是《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文件而具有反苏这一荒谬的结论。事实上《日瓦戈医生》之所以引起作家和执政当局巨大的分歧，仅仅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朝向内心的写作而拒绝了献媚。在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为了留在自己的祖国拒绝了诺贝尔奖，直到1960年5月30日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寓所病逝。
2
饥饿的莫斯科，缺乏面包、黄油、蔬菜、土豆、牛奶，哪怕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皮的小麦，勉强能充饥的只有黄米粥和青鱼头的汤；寒冷的莫斯科，缺乏劈柴、酒精等燃料；这就是日瓦戈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回到的革命后的莫斯科：未经渲染的现实生活，每日聆听苏维埃投机政客的高谈阔论。
但这位善良的日瓦戈医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某管制区偷了一根短木桩回到了他在西夫采夫大街自己的家，带回来的还有一份印了一面的号外报，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理想主义者日瓦戈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激动了，在炉火旁大声自言自语：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摸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但现在却一蹴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日瓦戈医生的激情和现实在莫斯科构成了不可遏止的理想主义。问题是革命来临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他所供职的医院的人都一一辞了职，而拥护新政权的实际行动对日瓦戈来说就是工作，他无比坚决地留下，他说，“我是在给他们服务，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医生之口表明自己的肯定态度——对苏维埃新政权替代沙皇政权的由衷欢呼，欢呼革命的外科手术般到来。事实上，我看到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医生之口对这场灾难性革命的恐惧，他的自言自语和实际意思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以对列宁这种革命投机分子的嘲讽和警惕。而且他也看到了这些革命的苏维埃投机分子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的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很少睡觉”。
日瓦戈医生在难熬的饥饿和持久的困窘生活中突然处于一种谵妄状态，他居然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觉，他还写了诗。
就这一点来看，我敢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主义者。
3
同为和宗教扯上关系的小说，班扬比霍桑还是差了一大截子，尽管霍桑或多或少受点班扬的影响，但班扬的确粗糙了。
霍桑是个有意思的人，他们一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这对霍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所以他的小说和清教往往缠绕不休，不过，他的小说都写了偷情。《教长的面纱》写了一个牧师和少女的隐情、《恩狄柯特与红十字》写了胸前佩带红字示众的美夫人。这就让人兴趣顿生，这是一个怎样的作家？痴迷于宗教和宗教氛围下的偷情故事。
少年时怀着龌龊心理看《红字》，如小说中丑陋的老罗杰·齐灵渥斯一样，结果兴趣索然，既为偷情故事，全书不著一个脏字，此外也不见小说的高超之处，逐渐淡忘。淡忘了小说却在记忆中长存丁梅斯代尔先生，那个痛苦的要死终将死去的虔诚而博学的牧师，不得不说霍桑先生的功力还是深厚的。
资料显示，《红字》的故事背景为1650年前后的波士顿，当时的居民是1620-1630年间来此定居的第一代移民，他们之前的身份是在英格兰故土深受詹姆斯一世迫害而被迫来到新大陆寻求人间乐土的清教徒。按说，清教徒在英格兰最初是反抗罗马教皇专专制、反对社会腐败而注重理智、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的，后来却成了迫害异端甚至连妇女在街上微笑都要处以监禁、儿童嬉戏也要加以鞭笞的下三烂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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