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致命的呼吸
作者：张 闳
胡宽生前是寂寂无名，甚至于在诗歌圈中都少有人听说过胡宽，但所幸的是这并不是成为一流诗人的必要条件。胡宽的诗秉承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开放诗风，相对于最近20年在中国诗坛盛行的矫揉造作的语言实验，胡宽的语言充满锐气、力量和勇气。胡宽那种对人性黑暗深渊的揭露，在当时无疑具备了孤军深入的“先锋性”，这是一个有胆识的诗人的令人赞叹的行为。放在1980年代初期的诗歌背景中，这种“先锋性”是如此醒目如此罕见，或者正是因为太“先锋”了，才脱出了人们审美的视野，这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是一种损失。
——兰坡
在胡宽的生命中，只有诗。但胡宽与诗坛无关。
在他去世之前，除了少数几位亲友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胡宽这个人，更少有人知道诗人胡宽，而懂得诗人胡宽的意义的人则寥寥无几。尽管这几年诗人们出版个人诗集的机会越来越多，但这样的机会却从来没有降临到过胡宽的头上。据我所知，他在生前甚至从未发表过任何诗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胡宽写作的纯粹性。）当我面对这本诗集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文学奇迹。如果没有西安的“胡宽遗作编委会”编辑出版了这本《胡宽诗集》的话，那我们恐怕就永远失去了这份珍贵的艺术遗产。
胡宽死于1995年，死于严重的慢性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年43岁。而关于他的生平更详尽的情况，我们则所知甚少。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的精神并未随诗人的故世而消失。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真正的诗人总是用他的诗行来呼吸，诗就是诗人的最好的传记资料。因此，只须通过诗歌的声音我们就有可能分辨出诗人的面貌。对于诗人胡宽来说，尤其是这样。
胡宽从1979年开始诗歌写作。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那个时期意味着什么？——整个诗歌的天空，“今天派”的光芒普照，几乎任何一位诗歌习作者都还在“朦胧”的格子上蹒跚学步。而胡宽几乎没有学艺阶段，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其非凡的独创性，并且，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的诗人。而他的同时代的诗人以及更晚一些的“新生代”诗人，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勉强达到了同等的成熟程度。胡宽的诗预示了诗歌写作新的样式的诞生。一些评论者在胡宽笔下发现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特征。如果我们仅仅将所谓“后现代主义”视作某种艺术特征的综合体的话，那确实可以将从胡宽的诗中找到若干“后现代”艺术因素。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胡宽是一个“后现代”诗人。在胡宽开始写作的年代，这些个“主义”尚未从异域批发过来。从写作上看，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诗人才勉勉强强开始烘烤他们的半生不熟的“后现代”诗歌。
胡宽的写作经验直接来自他个人的生存处境和对本土的现实生活的感受。胡宽的第一首诗写于1979的的冬季。
欲望的树，朝向慵倦的天空，
摇动着枯萎的手：
“够了，够了，这厌烦的日子，
永无休止的单调，
我已经不愿再默默地忍受……”
（《冬日》）
岂止是单调。对于一个哮喘症患者来说，冬日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而在这样一个不祥的季节里，诗人开始了自己的呼吸。
我对胡宽的疾病感兴趣。他的肺，他的支气管，他的呼吸。一种“卡夫卡式”的疾病，克尔凯戈尔所说的“致命的疾病”。自由的空气从痉挛的呼吸道中艰难地出入，给人带来了窘迫和窒息。
有一只臭手
正慢慢地捏住了我的咽喉
我的咽喉
咽喉
（《034阴谋破产》）
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处境的一种暗示？抑或是对胡宽的诗歌风格的一个预告？这个患病的诗歌之蚌注定要终生经受痛苦的折磨，既是肉体之痛，也是灵魂之痛。他却又在死后为我们留下了闪光的艺术——这似乎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生活的一个隐喻。是的，是隐喻，不是神话。诗人之死很容易被活着的人改造为神话。活着的人需要神话。神话可以使他们暂时摆脱一下沉闷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压力，在精神“升华”的幻觉之中愉悦身心，直到下一个刺激性的事件的来临。但我坚信任何神话都与胡宽无关。
我要去
真理的厕所
参观发泄
（这还不够神圣吗？）
或者是寻找
牢固的归宿。
每一只青蛙
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是题目的题目的题目》）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制造文化和社会生活“神话”的时代。20世纪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各种“神话”替换的历史。而每一次替换，都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神话”的产生暴露了人类精神的原始和蒙昧的一面，
同时也暴露了人性的孱弱和虚伪。当同时代的诗人还沉浸在“神话式”写作（抒情神话和文化神话）的幻觉中的时候，胡宽诗歌的讽刺的锋芒却早已指向了人类的精神神话的心脏。胡宽的语言就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剥开了事物的种种伪饰，种种“神圣的”假面，直达人性之深处的“病灶”。在那里，他剥离出人类精神的巨大毒瘤。胡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渎神者”。
《土拨鼠》是胡宽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它讽喻性地表达了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这首诗中，诗人以一种光芒四射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神奇的啮齿动物。土拨鼠有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生存哲学，“土拨鼠正跻身于先进种族之列。”然而，从土拨鼠千奇百怪的习性中，我们却看到了人类自己的影子：我们的尖嘴、我们的利爪、我们的文明的伪善和无聊，以及我们的全部兽性。
诗人对于文明世界和人性的洞察是超乎寻常的，他似乎具有一种先知般的特殊的敏感，就像他自己笔下的土拨鼠一样，过早地嗅出了我们这个“卡夫卡式”的世界里潜在的荒诞和危险。站立在文明的废墟之上的孤独的先觉者的目光，穿透了事物平凡的或花哨的表面，直达其隐藏在背面的荒诞。在这一点上，只有更晚一些时候的小说家王小波与他十分相像。然而，同样也只有在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真正发现他的意义。我们听到的是他喑哑的声音的空洞回响。难道我们就不能使自己的听觉变得更敏感一些吗？
正如其写作活动的独立性一样，胡宽对诗歌本身的理解也是独特的。胡宽这样表达了他的写作理想：
超越
最风行的梦——意识流
超越
酩酊大醉的思索
超越
浑浑噩噩的形势传声筒
超越
盘踞在肺叶里的凶恶的支气管哮喘
（《银河界大追捕》）
胡宽确实实现了自己的这一理想，他通过诗歌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自身的命运。他的想象方式和语言不仅完全摆脱了当时诗歌的成规，甚至摆脱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成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同时也显示了一个自由艺术家的独立的人格精神。“一堵墙，一堵质朴的城墙/也会无缘无故地卖弄辞藻”（《广告与诚实》），但胡宽的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处，它与当下大众文化的“休闲品格”格格不入，也与知识分子文化貌似优雅的“高蹈品格”无关，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像那些自以为是的“民间写作者”，以“民间身份”为标榜而骨子里却觊觎着权势。
对于胡宽个人而言，现实世界是一种绝对封闭的、孤独的生存空间。然而，胡宽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展开了其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幻想。也许惟有幻想才能超越现实生存的限制性。因此胡宽的诗的最大特征就是其独特的幻想性，而且不是一般的想象，而是一种将人的精神活动和想象力推向极限的、近乎疯狂的妄想。从表面上看，胡宽的诗具有某种“超现实”的妄想风格，然而，似乎惟有这种“超现实”的幻梦，才能真正表现出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诞和混乱。这是一种“患病”的写作，但它却包含了对“患病”的时代的疗救的可能。这一点正是胡宽写作的吊诡之处，它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艺术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揭示。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辩证法”。胡宽的诗充分体现了这一自相矛盾的“写作辩证法”。他的诗看上去显得十分的混乱，简直可以说就是“乱写”。正是通过这种“乱写”，他的诗才得以有效地介入到现实生活的深层，使各种各样的话语的混杂并陈，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和话语现象的混乱状况。另一方面，他通过“乱写”，破坏了制度化的话语秩序。这一点正是艺术民主精神的精髓。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那样：“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它永远从乱写开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