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抵抗的诗歌（节选）
作者：方文竹
“人与万物一体”，体现了维柯意义上的人类的原初诗性。因此，诗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而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回忆”（类似柏拉图），以达到灵肉统一的“天启”状态，并找回了自己。诗人找回自己的同时，也就找回了人类。“诗人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只不过，这位“代言人”是“不立文字”的。
世界之成世界亦即“世界化”是不能科学论证的，惟有诗人的“存在—语言”之思使“世界化”成为可能。
包括诗歌在内，中国艺术的上等境界是道，或说道的境界也是诗歌艺术的境界。道是未穷尽的，也是说不清楚的，但在其看似任意之中又可以界定为四种境界：深。远。高。古。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诗的思维。作为一个心灵的层次，道既是模糊的，又是及物的。“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这种“及物”与西方诗寻找“象征的森林”(波德莱尔)和“客观对应物”(艾略特)不同，中国诗的思维方式是“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陆象山)，主客不分，物我一体。
汉语的思维方式这种轻工具轻实体、重整体重功能，决定了中国的诗歌是一种现成的诗歌。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是诗，但中国文化的思维是诗性思维，它提供了汉语诗歌生成的依据和条件。
这就说明中国的诗歌更是一门心灵的艺术，她强调体悟、心领、意会，强调经验、体验、直觉。中国诗歌更是诗歌。在今天，“口语”派和“叙事”派无论如何“反诗”，但再“超以象外”也必“得其环中”——上述四种境界。只是诗的表现方式不同罢。我们天天说中国诗歌为“汉语诗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从大的语境来说，汉语诗歌、汉语诗人与“文化模式”是一种什么关系？稍有一点心智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我一向认为，诗歌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寻找与发现。“天地有大美而言”，勿宁说，“天地有大诗”“隐”而不“显”。同时我还认为，属于民族的所有诗人都是在完成着同一首诗。但她又不是史诗，因为史诗是一种完成形态，真正的诗歌总是保持着她的未完成的永远的开放形态。我发现自己的每一首诗与同代人的诗歌都有一种互文性。
我的一位从未写过诗的朋友说得好，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是很幸福的，幸福就像面对一座开采不尽的富矿。或许他的“幸福”和我的“幸福”不尽相同。但我的“幸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着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及新诗开创以来的一系列传统，有着经史百家和各种艺术的润泽有着“江山之助”有着汉语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坚持生活、观察、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和融合，对母语的高度敬畏。任何人也逃脱不了“文化模式”。而“伪先锋”们一味拜倒在西方大师的脚下(当然，对于异域诗歌的了解借鉴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新诗在形式和内在形式方面挪用了西方诗歌)，最终会“迷途知返”的。
诗歌之根在个人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合一。
词与物作为一个诗歌话题，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巨型语码系统，加入了文化的语境之中。是谁赋予了诗人的话语权？在这里我总是想起了我的硕士导师张法教授常说的一句话：“有限性意识的自觉。”
诗人要做的不是创造，而是寻找与发现。通过发现而建构。荣格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在“众语喧哗”的时代，更要提倡一种“内敛”的诗歌和诗学。诗人急于发言的“在场”，使得“在场”本身大打折扣。诗歌的功能和诗人的本领在于以克制的“在场”唤起无以穷尽的“不在场”。“在场”和“不在场”都是具体的诗性事物。“在场”的诗人通过自己独到的“词汇库”纵横相交于“非在场”的隐秘世界。这个“相交”是血肉相连的。
“不在场”是“在场”的数倍甚至无数倍的诗性繁殖，它不仅沉积着过去，更孕育着未来，体现了诗人的灵心妙运。每一位杰出的诗人都是一座“富矿”。
诗人是能“聆听无底深渊的声音”的人(德里达)。
从语言到语言，从而结成语言的链条；从词语的外部到词语的内部，从而形成词语内部的循环：这就是“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批驳它们，仅需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想象一段语言就是想象一段生活。”否则就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惟名论”之嫌。奇怪的是，越是简单的道理就弄得越是复杂起来了。
如果说，“诗到语言为止”，勿宁说语言到诗为止。一方面，诗由语言建构，诗的本质要通过语言的本质来理解；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诗解放、敞开了日常语言并使语言成为可能，因此又可以说语言的本质必须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
词与物。语言是要打磨的，关键是她的暗示性和无穷延伸性。语言的变化，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事物的变化。显然，主观上的“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诗）是一回事，客观效果上“到语言非止”“隐喻”（诗性）是另一回事。真正的诗非文字所能囊括，“目击道存”，“得意忘言”，真正的诗就是诗性本身。
诗在语言中让常驻者驻定。
诗人所要寻找的不是诗。诗人所要寻找的是诗性。诗人的灵感来自诗性。诗不是来自生活，诗来自诗性。
“诗性”，类似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集合”。每一个词或在场的东西或存在物在表面上看来虽是最真实可见的，但实际上它却是无穷的不在场的东西的一个集结点(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如著名的“壶”的例子。壶之为壶，她的原初性，就在于它集合了许多与其相联系的东西：可以装入水、酒、奶，进一步联想到泉、雨露、解渴、提神、营养，甚至友谊、展览、祭神等，壶本身还有原料、制作、工艺等，以至无穷。海德格尔将之称为“天、地、神、人的共融”。
诗，无疑是使存在者入于存在之澄明之涌现的光亮中。也只有诗人才能在任何一存在物中体验和找到它所“集合”的无穷。显然，“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的诗是“遮蔽”的诗，它使“存在”处于晦暗不明之状态。
方法大于真理。真理在于阐释。“深度写作”是一部分诗人的追求，“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是一部分诗人的喜好，其实，在一定的语境里，“拆解深度”的平面化也是一种“深度”。问题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或途径达到“深度”或“拆解深度”。多年来，汉语诗歌的一大误区就在这里。过河拆桥式的过分强调终极目标导致诗性(诗歌手段其实就是诗歌目的)的流失，带来的后果是各种非诗的泛滥、公共写作、阳光写作、概念解说甚至是诗歌准意识形态化。这个沉痛的教训还少吗？
诗必须是诗，虽然这是一句老话，但说在这个语境里，是何等的切题!
写诗与年龄。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写诗跟年龄相关。还有一种说法：青年写诗，中年写小说，老年写散文。我不明白：写诗与年龄之间有什么内在的秘密联系？如果说有这种联系，那就排除了诗歌与个人经验、历史和内在体验的关联，个人成长史意义上的诗歌进化论也就一同破产了。一部诗歌史证明，许多大师级诗人越到老年越精熟。比如叶芝、米沃什、斯蒂文森等等。那些年岁大的人写不出诗来，只能说他的诗性已经干枯了。诗歌仅仅属于青年吗？其实，小说和散文是诗歌的放大和扩展。诗歌是一种基质。有“作家”认为：小说将写作者“抽空”了。有“作家”认为：散文将写作者“掏干”了。反过来也可以反驳说：诗歌将小说和散文“压缩”了同时也“曲隐”了，而这，更是美学的。可见，按照“青年写诗，中年写小说，老年写散文”这个逻辑，一个作者的写作能力越来越下降。事实上，老年更具诗性，问题是怎样去唤醒她。写到这，我自然转引大家都知道的辛弃疾的一阕《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