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河流的火焰与锻打的玫瑰
作者：霍俊明
——《天才，一个预言》
谁都不能逃过时间这漫漫水域。而诗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获得和时间对话与共渡的权利，尽管“时光流逝比幸福的泪水还迅疾” (《坍塌》)。诗人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时光中，感受它的流逝。它是如此的强大，而个体的生命却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在时光的河流中跳出好看的浪花。先是喧嚣，然后才是寂静。我尊敬所有生命在时光中的爱与死、弱小与悲壮，所以醉心地用文字歌唱。”
阿毛写诗时间很长了，换句话说她一直在坚持用诗歌——独特的文体——这种话语方式来言说时间背景中的宁静抑或悲伤。她的诗歌被《诗刊》的“青春诗会”慨然接纳，这是对她的诗歌写作的一个小小馈赠和安慰。也许，诗人看重的并不是这些。真正的诗人恰恰为真诚、良知和回忆去抒写内心的震悚和容留。在时间之筛悄悄洒落的夜晚，静静倾听诗人阿毛用文字和想象共同构筑的古老诗歌的金黄色的蜂巢，观看精湛的手艺锻造的诗意和诗艺的双重丰足的成色，自己的内心便和诗人一起进行着难得的旅行——精神的跋涉之旅。此时，窗外绽放的花朵的躯干在春天的黑色河流中如火焰般抖动，这种最初的灿烂与阿毛的诗歌形成了某种别致的对称和不容忽视的隐喻。
“所有的战争，在一面午夜的镜子里／被诗人看到，它的血和泪，／它的空虚与寂寞，它的孤苦与无助……／这些都只是时间的长河里／不断冒出与破灭的水泡／其实，不止有诗人看得见／我们都看见了，／谁不是这样的水泡呢?／爱不爱都一样，恨不恨都一样。”(《午夜的诗人》)夜晚与河水，镜子与灵魂，虚幻的水泡和冷酷的时间，这些独到的意象和弦在复杂纠结的异质混合中，低低弹奏着断续的内心感动。在时间阔大粗砺的阴影下，精神秉持的火焰才会对不朽而冷静的时间构成美好而艰砺的探询景象，尽管时间的风暴在春天也弥漫不息……
阿毛是一个宁静自足的诗人。这在一个科技图腾、物欲霸权、感官膨胀、快感泛滥的削平深度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弥漫的今天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我滞留在不让人看见的某处，／用静默反抗一切的喧嚣／就这样相信躯体的伫立往往能让／一个人的精神前进许多／诗歌就像我们的前世站在不能看见的来处”。
(《天才，一个预言》)诗人面对时间和世俗之物，面对词语的原初矿藏，面对生存与语言的临界点需要的确实是这种不为喧嚣而止息的内心的探险风暴的边缘立场，是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严酷的辩难、盘诘。可以说，阿毛做到了这一点。在古希腊的神柱上镌刻着一个古老的铭文一“认识你自己”。这存在主义的人类个体的追问，这永远的斯芬克斯之谜，在苍茫的暗夜中注定吸引着重复而不舍的追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永远在路上。《3月10日的双鱼》在生存和诗歌的双重追问中具有了坚硬而明朗的质地和可贵的诗歌手艺的成色一“还会有风来，这一阵风和那一阵风／相同或不相同，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想从前和今后，我们比就要碎裂的瓷器有希望。”风在四季盘旋轮回，而个体的生命和凡庸中短暂的“希望”最终只能像“碎裂的瓷瓶”，躯骸进碎，伤痕累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然后，我们去了，／然后风说，她们是一片片薄纸／和刚刚到来的风一起走了／但是却留下了的诗歌／是的，留下了诗歌。”生命的存在和意义，是诗歌的存在使之丰含、深邃、持远，尽管呼吸的身体最终被清风吹走，如薄纸，由青春飞到暮年，直到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终点——死亡。在此意义上，阿毛是向死而生、向诗而生的人，诗如闪曳的火焰烛照了难名的无边暗夜，生命也在忧虑中获得了常人难以想见的勇气和钻透人心的长久膂力。
我对女诗人慎用女性主义诗人一词，这个词汇太敏感也太偏狭，也往往于事无补。我更愿意在尊重诗人真切的不可替换的独特体验中来解读阿毛的诗歌文本。《女人辞典》、《爱情教育诗》、《我和我们》、《水永远回不了家》、《女诗人》、《看见一朵花全部的过程》等诗在更为宽阔的视阈和理性的审慎考量中，对生存个体、女性体验、生命涌动，在独自、对话、叙事性因素、戏剧性场景和反讽悖论设置中(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阿毛的小说写作)提升了文本的暗示能力和对生活细部的梳理以及对难以命名事物和体验的深层次挖掘与发现。“我的雪在文字里飘来飘去／像玫瑰在眼里，披肩在双肩／文字却在雪里哭／因为它冷啊，真的冷”。(《雪在哪里不哭?》)内心的风雪突突，青春的美好已如风中枯涩的玫瑰，而与之对称的则是女孩的温暖的爱意。诗人似乎在强调也在担心，女孩的将来会不会和今天的“我”一样在物质的虚拟“幸福”中迷失于自我的镜像，无奈而辛酸。人、情感和文字都在黑色的雪野寒冷地哭泣? “白雪落到我的头上。我知道”。这个白雪，不只是天空垂降的自然之物，它更大程度上是生命的寒冷和时间的残酷。
阿毛的诗曾专注于抒情隐喻质地的追附，沉浸于一方情感的天空，低郁地言说失落的痛苦和敏感的尖锐，带有乌托邦的遥远希冀与不可知的偶然的破碎感。而近年来阿毛的诗作则用优异而老到的
“口语”更为细腻地擦拭尘世中生活的纹理和细部，这种写作的转向和对当下时代“噬心”主题的深入挖掘、勘探和楔入，其需要的不只是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的勇气和对当下“口语”诗歌的时髦的依从。《当哥哥有了外遇》是近年来少有的优异的“口语”之作。“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诗人将可能的痛苦的“灾难”拉回到我们并不宽裕的生活面前，使我们在与生存的对称和对抗的黑暗视阈返观灵魂。阿毛在其他的同类诗作中都做到了“在语感的自然充溢的流淌中升腾起另一种有意味的具有‘背后的黑暗’的阔大场阈和审美生成空间。”(见拙作《真实的黑暗来自俗世的反面》，《诗刊》2004，3月下半月刊)
作为整体和个体的人，与之生存最亲近的事实和现场就是自然，二者之间神秘而本真的契合成为人类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之一。正如盲诗人荷马所虔诚赞咏的：“我要歌颂大地、万物之母、坚固的根基。它养育一切在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在海上活动和在天上飞翔的创造物。它们都靠它的丰饶而生存。”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也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在本源性上本体性的相关性：“生命和思想的呈现与发展都不只是偶然的，而且是有结构的，与大地物质的轮廓及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而阿毛正是在文字、想象和生存现实中展示内心与自然的交流和倾听——
“我一直这样，习惯孤独与安静／和没有声音的事物成为至友／星星、石头、水、树、草／我爱它们的时候，它们也不说话／像盲者习惯黑暗，聋者习惯无声／／我把一些幸福或痛苦的秘密／画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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