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重温诗歌精神
作者：王小野
然而,仅仅满足于发现问题是不够的,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命题,需要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法国哲学家丹纳曾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阐述了一条规律:“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他以翔实的资料和雄辩的逻辑证明了,时代的精神与风俗概况与某种艺术的兴衰之间的密切关联,从古希腊雕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再到尼德兰绘画等等,而作为五大艺术之一的诗歌,同样受到此项规律的制约｡譬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带来的希腊悲剧的繁荣与当时希腊民气的昂扬向上紧密相关;哥特式建筑兴起于十一世纪社会的逐步安定,而凋敝于十五世纪的风俗瓦解;而荷兰绘画的勃兴,是因为当年其一跃成为欧洲最富庶､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如果不从历史角度进行谨严的分析,人们根本不能预料接下来的时代将会出现哪种艺术的繁盛局面｡正如,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无法预计到80年代诗歌的大流行,当然我们也更不清楚90年代后直至现在诗歌的日益边缘化,以至于诗人们以及诗歌爱好者们对此忧心忡忡,“小文人诗歌”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如果说,“小文人诗歌”的定义得以成立的话,那么导致这种局面的责任并不能怪罪于某类人群,责任会在历史中自行消解｡无疑,当局者拥有提出质问以及反思的权利,正如谭克修们所正在做的｡2006年正好距离1986年“诗人最后的晚餐”(指《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整整二十年,人们习惯性地回忆起当年火红的诗歌年代,今非昔比,如今诗歌已然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这与当前整体的社会精神是相吻合的,人们忙碌于日常的生计,商业文明压倒一切,消费主义盛行,物质利益受到过高的推崇｡诗歌属于人们的精神性追求,布尔乔亚的生活中是没有诗的,这在西方社会已经得到印证｡然而,再往深层考察,用马克思主义的惟物论来分析,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衍变,使得人们沉浸于节节升高的生活水准,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成为人们处世的原则｡诗歌,无疑是不实用的,它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注定了的｡
因此,“小文人诗歌”概念的出笼,只是对于当前诗歌困境的一种并不完整的反思,因为,在人们非常怀念的80年代,也并不是没有所谓的“小文人诗歌”｡本质上说,诗歌是不能简单地按照“是否小文人”来划分的｡换言之,“小文人诗歌”不能成为目前诗歌衰败的替罪羊｡
事实上,诗歌的诞生是人类生活的需要,它是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思索,以韵律与简练有力的词句组合起来,可以慰藉人们在生活中遭受若干苦难的心灵｡如果说,诗人不涉及现实,只是思考自然现象,宇宙奥秘,就被打入“小文人诗歌”的冷宫,着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我们可以举出若干的例子,古今中外,有多少经典诗作都是属于此类｡如果说,经典的意思是,经久不衰,久而弥香｡那么正是这样的诗歌才堪称经典,为千秋万代所传唱｡当然,这并不等于,现实主义诗歌就不能成就经典｡
曾有一位贤明的政治家说过,政府可能的最好形式是一种以街道歌谣来调和的绝对君主政体｡确实,民主社会的到来,没有选择诗歌作为政治表达的手段｡教育的普及,个人自由的放开,尤其是网络生活的发展,使得诗歌日益沦为完全个人化的精神游戏成为可能｡人们沉迷于言辞形式,词语组合,而不注重内涵的挖掘,满足于自己或者一个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如果说,一定要使用“小文人诗歌”这个概念,那么它应该被定义为“对诗歌精神的背弃”,即诗歌仅仅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存在,这样的诗歌写作者,无论是否关注现实,都难逃这个称谓｡显然,写自己的爱情经历也能写出“大”来,而写矿难并不一定就值得欣赏与肯定｡如果说,一个诗人在描述农民工问题的同时,只是抱着“为创造而创造”的目的,甚至在现实中背其道而行之｡那么,我们将会为这样的不是“小文人诗歌”的诗歌而羞赧｡实际上,这样的诗人到处可见,我们称之为“伪诗人”｡个中缘由,应该可以在人性以及时代特质分析中发现｡
高贵的诗人,需要高贵的阐述与高贵的题材,好诗歌是诗人本能的精致与现象资源的丰富的结合｡诗歌的精神,并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反映现实来判断,它呼唤的是对于生活的艺术处理,或言,诗性处理｡好的作品“既不可去教书,也不可去实施统治,甚至也不能激发我们去追求高尚的结局,但可从那种只是机械地生活中抽取片刻的思想,用适当的情感把这种思想固定在人的非机械情感的生存里那些伟大事实的景观里｡”(瓦·霍·佩特,英国批评家)
还是让我们用自己的理性来界定这些景观吧,起码这里应该充满阳光与暴风,以及春夏秋冬!此刻,惟一值得提倡的是,在我们纷纷质疑“小文人诗歌”的同时,再次温习一下诗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