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也
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1968年4月13日，午夜。
1966年，毛主席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文革”迅速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运动，在运动刚开始的日子里，很多人热情高涨，那些年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擎起大红旗、勒上红袖标、晃着红宝书……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政治运动又来了。一提这几个字，单田芳就头疼，他可是鞍山曲艺界老牌儿的“运动健将”——不管你多么敬业、多么忠诚、多么无辜，只要政治上出现一点儿风吹草动，绕来绕去，最后倒霉的还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个结果几乎变成了铁定的规律。
每当运动临头，单田芳心里就敲小鼓，他暗自埋怨：“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何必呢？把‘人整人’的劲头儿用到本职工作上、用到国家建设上，多好。”
想归想，在实际工作中还得“随大流”。历史大潮面前，没有谁能抗拒得了，当局者能保持相对清醒的思维，已经很难得了。
“文革”全面展开之前，辽宁省辽阳县的唐家房子是曲艺团搞“四清”的点儿，当时，队员们正清得来劲儿，忽然，鞍山的指示到了，召所有“四清队员”火速回城，参加新运动。
什么运动呢？集中学习，批判“三家村”。矛头一致对准了并不相识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先是文化局派的工作组领着读材料，然后再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随后，开始“引火烧身”，说白了就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
这次，风头儿很紧，文化局的头头脑脑都把行李搬到曲艺团，住下了。团里的人被分成多少拨儿，一个接一个同领导谈话。当然，运动气氛被渲染得格外神秘，哪怕个别谈话也要像瞧妇科病似的，紧闭房门、拉严窗帘，彼此一脸阶级斗争地秘密进行。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有领导小组那几个核心人物掌握谜底。
谈话阶段结束，便开始张贴大字报。文化局、曲艺团的大院里立刻热闹起来，你贴我一张，我贴你十张，而且越贴越上瘾，越斗气儿越足。时间不长，大字报就臭街了，形形色色的揭发、诋毁、谩骂……铺天盖地，乃至曲艺团大院里根本就找不着抹糨糊的地方，甚至连厕所里都罩得严严实实。单田芳苦笑了一下，想，挺好，拉屎撒尿都不耽误政治学习。
据说，书法家启功先生正在北京，他也在运动中被抽调出来，专司书写大字报。事后，他对人调侃：“有的是笔墨纸张，有的是豪言壮语，抓过来就写呗。我的字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取名‘大字报体’。”
同期，还有打扫卫生的沈从文。晚年，他曾对年轻人讲：“我一个人包着几间厕所，打扫得可干净了。”说完，放声大哭。想必清理便池中的秽物并不是全活儿，此外，他肯定还要被迫阅读墙上那些诋毁、侮辱他的大字报和小字报。
群众运动这种差使，怎么能少得了单田芳陪绑呢？一大早，兴师问罪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迎着曲艺团的大门，尺幅最大、字数最多、标题也最醒目：“单田芳”三个大字故意套红，前边的黑体字赫然标注着“反党黑头目”。主题也是横眉立目的那种：“单田芳，你要彻底交代问题！”末尾还缀着三个巨大的惊叹号，活像三条无情的棍棒。说实在的，单田芳看到攻击自己的大字报，又可气，又好笑，内心还夹杂着深深的恐惧——这些信口开河、污人清白的词儿是从哪儿扣出来的！
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团里的批判大会便拉开了帷幕。大家刚一落座，单田芳就成了众矢之的。从发言策略上可以看出眉目，整个场面酷似打球，有主攻手，有二传手，有前锋，有后卫……这可不是喝茶聊天闹着玩儿，真要上纲上线啊。当场发言的人酷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审判官”，你拍桌子我瞪眼，好像全世界的真理就掌握在他们几个手里，别人只有老实交代、被动挨打的份儿。
“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天啊！这是怎么啦？”单田芳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做梦，可是，他骗不了自己的感官，也糊弄不了自己的心——原来，这就是人性！不只评书作品里出现那些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如今，自己身边背后，活生生的，这不多得是嘛！单田芳的心重重地沉下去，他暗中叫苦：有“朋友”出卖，这次政治运动自己无论如何是跑不掉了。
常言道：“好马出到腿上，好汉出在嘴上。”但是，嘴巴好使未必就是福音。“文革”当中多少无辜的冤魂毁在了嘴上？就算讲话很不是地方，也不应该因言获罪、因言致死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多啦。
说句公道话，单田芳也有人格弱点，他太直率，没有城府，尤其是扎进朋友堆儿里，精神头儿一来，总会跟人家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地交心。不管这个事儿多么犯忌讳，只要一过
脑子，必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毫不含糊。口无遮拦，快人快语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个人品性，即使意识到了也难以纠正，哪怕到了胡子一大把的年纪，也未必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
听听批判大会上的“揭发材料”，就知道单田芳是多么单纯了。可以肯定，这些话绝非空穴来风。可怕的是，有些人故意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倘若再和当时的政治挂钩，说不定会酿成家破人亡的现实悲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大概《红楼梦》里的家人小厮们大打“太平拳”就是这种心态。落井下石、卖友求荣等下流行径为人所不齿，然而，这种民族劣根性却潜藏得很深，极易在大是大非面前彻底暴露。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两口子都可能出现那副绝情的嘴脸，遑论普通朋友、一般同事哩。
单田芳低着头，面色阴沉，耳朵里灌满了对他愤怒的声讨与挞伐：
“你在背后说，现在挣钱少，不如单干好……”
“你影射新中国比不上旧社会……”
“你替反革命老子叫屈鸣冤，到处散布对政府的不满……”
辩解还有什么用？人家嘴大，自己嘴小。经过精心组织策划，套上你就跑不了。单田芳费了半天唾沫，还是被扣上了大帽子：“态度恶劣，对抗运动，存心和革命群众唱对台戏……”
还搜集其他证据干嘛？仅凭这三条就够了。很快，单田芳被划进了问题严重的垃圾堆里，和团长张树岭、师兄杨田荣等人一起关进了职工食堂。
见单田芳也被关押起来，张树岭莫名其妙地问：“怎么回事儿？”单田芳耸了耸肩膀，自嘲地说：“他们怕你们几个太寂寞，派我来调剂调剂，呵呵呵……”
都被羁押在“小号”里了，有什么可乐的？这就是单田芳的脾气，再苦也得活着。
说是“小号”，其实并非监狱里那种限制罪犯人身自由的小牢房，不过取一个吓人的名字，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反省。白天被组织监控，晚上还能回家吃饭睡觉。采取特殊的管理形式无非是想敲山镇虎，给当事人施加一种精神压力。单田芳心里没鬼，上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是不就范。他梗脖子硬挺，凭经验判断，似乎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次运动非同一般，或许，要出大事情了。
果然，“小号”里的人很快被释放出来，交代问题的事儿也搁起来不提了。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各大院校已经开始“全国大串联”，普通群众也可以组织起来“造反”！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谁还管什么工作组、学习会？“嗡”的一声，放羊了！
“革命”的洪流迅速波及到偏僻的鞍山，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你说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街面上出现了各种来头的政治旗号，往往是一拨儿拥护张三，另一伙儿保护李四——彼此政见不同，难免产生摩擦、互相攻击。小城市，一宿就乱了。关在“小号”里的人谁还理会呀？团里那些活跃分子都争先恐后地上街闹革命去了。
乱了正好，回家歇着，免得吵吵嚷嚷耳根子不清净。单田芳揣着躲清闲的心思，悄悄地猫了起来。
曲艺团里的两拨儿“造反派”，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平常的好朋友、好同事，甚至兄妹父子都闹翻脸了，纷纷红着眼珠子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上。文艺界分成了互相敌对的两派势力，一个叫“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另一个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他们到处鼓唇摇舌拉山头，管你是谁，必须要有个态度，不是同志，就是敌人。
单田芳在家也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做必要的表态，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打那以后，单田芳也不觉得孤单了，煞有介事地穿上“造反派”的标准服装，举着红语录，四处串联。说是串联，其实啥也不干，大部分时间都顶着革命的名义游山玩水。而那些热衷于派性之争的人则惟恐天下不乱，各种组织之间甚至发生“武斗”，打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单田芳却远远地躲在家里，不肯参与，他的行为底线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伸手——群众之间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互相动家伙儿？千万不能造这种孽。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文革”中也有相似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写大字报谴责和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一些，境界要高一些。”回首那段狂乱的岁月，单田芳同样为自己头脑清醒、远离武斗而倍感欣慰。多年以后，重新检视个人的历史，对于绝大多数整过自己的人，他并不记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做出种种反常的举动。既然都是受害者，又何必揪住不放，斤斤计较呢？”也许，单田芳这种想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超脱”和“更高的境界”吧。
1968年3月，外边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群众“武斗”不断升级。巴掌大的鞍山城，今天抄了一位老干部的家，明天又捉住一名反动学术权威……街头巷尾的气氛紧张而微妙，哪怕参加过造反组织的也是人人自危，惟恐别人身上的“无妄之灾”会忽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单田芳夫妇同样是提心吊胆，王全桂怕丈夫给对立面“掏走”，索性动员丈夫搬家。鞍钢第二宿舍像是较为安全的“避风港”，那里是“钢都大联合”的总部，平时住着一二百人
，好歹可以互相照应，起码也能壮壮胆子吧。主意拿定，单田芳收拾好东西，就搬了过去。没有想到，这座普通的职工宿舍楼竟成为单田芳跌入“人间地狱”的起点。
当时，一次群殴事件就发生在鞍钢第二宿舍，它使青年单田芳经历了血与火、灵与肉、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从此，他与家庭的命运急转直下——劫难叩门，十年暗无天日的炼狱生涯积聚在前边等着呢。显然，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不过是政治运动中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挨到了4月，也就是单田芳刚刚搬家不久，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牌子还没挂稳当，就把矛头指向单田芳所在的“钢都大联合”。“钢都”属于老资格，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上上下下足有几十万人，怎么会把乳臭未干的“革委会”放在眼里？为了争地位，“钢都”立刻派人进京上访，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一个公正的说法。
与此同时，鞍山的形势急转直下，“钢都”与“革委会”难免一场冲突。双方都寻求军队的支持，甚至私下购买枪支弹药武装队伍，一旦发生冲突，双方绝不手软。
鞍钢第二宿舍楼前的群殴，一触即发。
4月12日，大批学生在“革委会”的指使下包围了这座建筑。毫不知情的单田芳朝楼下一望，天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情绪激愤的围攻者。当天下午，对方下达了最后通牒：楼内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后果自负！
僵持到第二天清早，还是没达成妥协。外边的人急了，学生们群情激愤，直往楼里冲。“钢都”这边也不示弱，一方面召集紧急会议，组织抵抗，一方面电告辽阳、海城的兄弟单位迅速救援……宿舍楼主事的造反派头头儿抡着拳头叫嚷着，“哗”的一声，竟然从床下拽出满满的两箱手榴弹。据守大楼的“造反派”还有一百多人，有一个算一个，每人发两颗。文艺界的同志也不例外，虽说只剩下单田芳他们四个，派发数额反倒增加了一倍，人手四枚手榴弹。其实，多发两枚也不起任何作用，这些文化人根本就没有摸过真正的弹药，到底怎么用，谁也不清楚。掖在身上，不过是壮壮胆子。
这时候，楼外开始发动进攻，一霎时，撞击声、粉碎声响成一片。里边的人则居高临下，隔着门窗扔石头、石片。守方的强悍势头刚过，随即又引来了楼外新一轮的攻击……
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战斗持续到中午，“革委会”的人再次组织突击，宿舍大铁门很快遭到了破坏，“钢都”的第一道防线失守。楼外的人们不顾四处乱飞的石块儿，直往里冲……
里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手有限，地盘狭窄，在外面的攻势面前，一寸一寸地往后退缩。忽然有人惊呼：“外边冲进来了！”果然，戴柳条帽儿的学生已经冲破了宿舍楼办公室的大门……
单田芳他们四个“文化人”夺路而逃，从二楼上三楼，最后躲进了四楼的厕所里。每个人的心都止不住怦怦狂跳，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活像拉风箱似的。大家呆呆地望着那几颗手榴弹，这些倒霉的玩意儿不但没能壮胆，反倒成了累赘，万一被“革委会”的人逮住可怎么办？有一百张嘴也洗刷不干净啊。
在这几个难兄难弟中，单田芳算是老大哥，他的意思是：“哪怕被人打死，这几颗手榴弹也不能使用，否则，有理也讲不清了。为了不招惹麻烦，立刻把它们处置掉！”身上不能带，楼里又没地儿藏，正着急的时候，忽然吹来一阵凉风，轻轻地推开了厕所的小门，单田芳下意识地朝里看了看，蓦地眼前一亮，说：“哎！把这几颗手榴弹塞进大便池里，再放水一冲……”四个人全都同意。可惜，下水管是弯的，手榴弹是直的，塞进去的东西死死地卡在了管子当中。时间紧迫，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暂时不被发现就行。包袱甩掉了，几个人相视而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谁也不觉得这是在掩耳盗铃。
第二宿舍楼外边，冲进来的造反派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寻，房间、走廊、地下室，甚至连厕所都不放过。看来，躲在厕所里也得给“革委会”抠出来，还是再挪个地方吧。四个人像无头苍蝇似地瞎跑乱撞，很快就被冲散了，只剩下单田芳和另一位更年轻的伙伴儿，俩人气喘吁吁，面面相觑。干脆，上四楼阳台，躲避一阵儿算一阵儿，说不定能蒙混过关。
大楼里一片漆黑，外面却是皓月当空。探照灯打出许多雪亮的光柱，围着大楼左摇右晃。外面的队伍越来越多，不但有学生，军队也介入了。跑？恐怕肋生双翅都飞不出去。
单田芳他们蹲在阳台上喘粗气。伙伴儿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着问：“师兄，怎么办啊？出去，还是……”他不错眼珠儿地盯着单田芳，似乎这位师兄的表情里藏着什么好主意。
单田芳没有吱声，其实，他也紧张得要命，思绪绞成了一团乱麻，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子里打滚儿，去还是留？似乎怎么走都是一盘死棋。
大概夜里十一点钟，外边的高音喇叭开腔了：“‘钢都大联合’的反革命分子们，你们已经被革命群众层层包围了！你们已经日暮途穷了！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举手投降。否则，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你们一切后果自负！现在到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向革命群众谢
罪的时候了！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将保障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要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否则就是自绝于革命，自绝于人民……”
这个满口火药味儿的广播每二十分钟一次，方圆几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单田芳身边的小伙伴儿又哆嗦开了，他嘴唇青紫、结结巴巴地催促道：“师兄，赶快，拿个主意吧。”单田芳叽里咕噜地转着眼珠子盘算：“看形势，无论如何得出去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赌，也只有赌这一把了。”
就这样，单田芳和那位小伙伴儿从四楼下到一楼，高高地举起双手，缓缓地走出了沉重的大铁门，一步一步地迈进了“探照灯群”雪亮的光圈里。人们的眼睛已经花了，除去刺目的白光，什么也看不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1968年4月13日，午夜。
单田芳和同伴被押进了投降队伍。单田芳插到后三排，也像别人那样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忽然从斜刺里冲进来三个学生，他们高声质问：“谁是‘钢都’的？滚出来！”
单田芳和那个同伴都是“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的成员，敢承认吗？同伴嫩点儿，居然对人家说：“他和我，都是……”还没等伙伴说完，单田芳慌忙拽了拽他的衣襟，可惜为时已晚，三个学生立刻想卷袖子抓人。千钧一发之际，看守“俘虏”的解放军战士跑过来，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
学生态度蛮横，梗着脖子说：“我们是‘学校造反团’的，要提他们几个审讯！”
“不行！没有‘革委会’的命令，谁也不准提！”
双方激烈地争执起来，一边要抓人，一边就不让，到底还是解放军牛气，他们态度坚决，不松一点儿口，争执得不耐烦了索性背过身去不答理那三个学生了。“学校造反团”的人碰了软钉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闭上干涸的嘴巴，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回想起来就后怕，直到老年，单田芳还念念不忘：“幸亏当时没被他们提出来。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就算出了人命，又能到哪儿叫屈鸣冤去？倘若出现那种悲剧，恐怕十年之后，三尺书台上也就没有我单田芳啦。”
历史总是这样偶然，无数个偶然的链条串起来，便成了必然，变作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虽说，单田芳侥幸在鞍钢第二宿舍死里逃生，但是，厄运并未因此而放过他。更大的灾难说话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