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蘇軾《留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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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複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是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譯文』
古代所謂的豪傑之士，必定有超過常人的節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氣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寶劍跳起來，挺身去決鬥，這可談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稱“大勇”的人，當突然面臨意外時不驚慌失措，當無故受到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的抱負很大，而他們的志向又很遠。
張良從圯橋上老人的手裏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麼能斷定這位老人不是秦朝隱居的有識之士出來考驗張良的呢？觀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達自己意見的，都是聖人賢士相互間勸誡的道理。世人未加細察，以為他是鬼怪，這就不對了。而且，老人的用意並不在那本兵書上。當韓國滅亡的時候，秦國正強盛，用刀鋸、鼎鑊*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無罪被殺的人，多得數也數不清；這時即使有孟賁、夏育再世，也無所施展。一個立法嚴厲、苛刻的政權，它銳利的鋒芒不能觸犯，而當它走到末路時就可以乘虛而入了。但張良卻忍不住憤恨之氣，憑藉一個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鐵椎的一擊來達到目的。當時，張良雖然死裏逃生，實在是已經走到了死亡的邊緣，真太危險了！擁有萬貫家財的富家子弟，決不肯死在盜賊的手裏。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身體寶貴，死在盜賊之手不值得。張良有超過世人的傑出才幹，他不去規劃伊尹、周公那樣安邦定國的謀略，卻想出了荊軻、聶政那樣行刺的下策，完全因為僥倖才得以不死，這正是橋上那位老人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行為重重地刺激他，讓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後才可以去完成偉大的事業，所以說：“這小夥子值得一教的。”
楚莊王攻打鄭國，鄭襄公袒露著身體，牽了羊去迎接。楚莊王說：“鄭國的國君能低聲下氣地對待我們，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於是就從鄭國撤兵。越王勾踐被困在會稽山，就投降吳國做吳王的臣妾，三年中絲毫沒有懈怠。如果只有報仇的志向，而沒有屈從忍耐的功夫，那不過是普通人的所謂剛強。那位老人，以為張良的才幹綽綽有餘，就擔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剛強銳利之氣，使他能夠忍受住小的憤怒而去完成遠大的計畫。為什麼要這樣呢？老人與張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卻命令他做僕人、婢妾的事情，而張良卻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責怪老人，這樣秦始皇當然不能使他驚怕，而項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觀察漢高祖劉邦所以取勝、而項羽所以失敗的原因，就在於能夠忍耐或不能忍耐。項羽正因為不能忍耐，所以雖然百戰百勝卻輕易出兵。高祖劉邦能夠忍耐，保存強大的兵力以等待項羽的衰亡，這是張良教會他的。當淮陰侯韓信攻佔了齊地，想自立為王時，劉邦勃然大怒，並且顯露於言辭和臉色。由此看來，劉邦還有剛強而不能忍耐的盛氣，除了張良，又有誰能替他補正呢？
太史公司馬遷曾猜測張良一定是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漢，但實際上張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婦、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氣概並不相稱，所以我以為這就是張良所以為張良的特別之處啊！
關於蘇軾：
蘇軾，公元一零三七年至公元一一零一年。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嘉佑進士。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後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貶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時追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在政治上屬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擅長行書、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存世書跡有《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等。畫跡有《枯木怪石圖》、《竹石圖》等。
落落校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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