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沈約《去故鄉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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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片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茚疏。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醜。乃淩大壑，越滄淵。茫茫積水，陵陵斷山；窮陰幣海，平蕪蒂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漵浦而捐袂。聽蒹葭之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皋而自憂，吊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樽酒而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少歌曰：芳淵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之之一顧。是時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起。甯歸骨於松柏，不賈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沈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蘅兮色已陳，願使黃秸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贍層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螻蟻而為塵。（《本集》，《藝文類聚》三十。）
作者簡註：
沈約，公元四四一年至公元五一三年，字休文，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西）人，先後在宋、齊、梁三朝做官，舊史一般稱他是梁朝人。沈約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足見其家族社會地位的顯赫。沈約從少年時代起就很用功讀書，白天讀的書，夜間一定要溫習。他母親擔心他的身體支持不了這樣刻苦的學習，常常減少他的燈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從二十幾歲的時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時間，終於寫成一部晉史。可惜，這部晉史沒有能夠流傳下來。
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科學家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只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後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負責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為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于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順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過大致如此。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為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後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後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裏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社會風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在史學上的反映。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不正確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標榜所謂“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為什麼要強調以孝治大下呢？正如魯迅所說，這可以掩蓋統治者的不忠，掩蓋皇位是“巧取豪奪而來”的不光彩的歷史。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宋書》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別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囬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時社會的動盪於此可見一斑。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舉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揚所謂“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目的是要為統治者的統治編織神聖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性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了。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隨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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