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簡文帝蕭綱《箏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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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竹，弄玉有嗚鳳之簫焉，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聳幹孤峙，負陰拂日，停雪棲霜。乍，玄嶺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懷芳。奔電碭突而彌固，嚴風掎拔而無傷。途畏峰澀，人群罕至。乃命夔班，翦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鎪綺媚。既而春桑已舒，暄風ㄙ曖。丹荑成葉，翠陰如黛。佳人采掇，動容生態。值使君而有辭，逢秋胡而不對。裏閭既返，伏食蠶饑，五色之糸參雖亂，八熟之緒方治。異東垂之野繭，非山經之漚絲。於是制弦擬月，設柱方時。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徘徊而蘊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間發，美態孤生。若將往而自返，似欲息而複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怦怦而不寧。如浮波之遠騖，若麗樹之爭榮。譬雲龍之無蒂，如笙鳳之有情。學離之弄響，擬翔鴛之妙聲。朱弦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咸池。王贊既工，阮賦亦奇。曹後聽之而歡宴，謝相聞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別之心，臨流送歸之目。隴葉夜黃，關雲曉伏。睹獨雁之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弄響，聞茲弦之一彈。足使遊客戀國，壯士沖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移北裏。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之宴私。方美珥而不減，擬甘橘而無嗤。聞削成於斜領，照玉致於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悲翠之香帷。腕凝紗薄，佩重行遲。爾乃促筵命*，（《藝文類聚》《初學記》）作「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黛眉如掃，曼睇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奏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鉤竿復發，蛺喋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鳥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足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覃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忘歸。於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縈纏。參差容與，顧慕流連。落橫釵於袖下，斂垂衫於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續弦。照瓊環而俯撚，度玉爪而徐牽。見微顰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故乃宋偉綠珠之好聲，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前，言韜輝而恥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文苑英華》七十一，又略見《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
蕭綱（簡文帝）簡註：
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監六年封晉安王，曆南兗州刺史、丹陽尹、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曆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為揚州刺史，三年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廢，幽於永福省，遇弑。賊偽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侯景伏誅，追諡日簡文皇帝，廟號太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老子私記》十卷，《莊子講疏》二十卷，《談疏》六卷，《灶經》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附錄：
梁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作為政治家，都失敗了，作為文學家，開創了影響很大而頗有爭議的新風氣。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文學觀念，有著十分引人注目的特點。
蕭綱的文論，散見於各篇書信。總的特點，一是重視文學與個人生活體驗（而不是理念）的關係及抒情特徵，二是反對宗經復古，三是提倡雅俗結合。《答張纘謝示集書》說：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為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成風；秋雨且睛，簷梧初下；浮雲在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噴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開頭一節，強調文學的價值，與《文心雕龍·原道》篇的開頭大意相同，但並不轉向宗經。繼而對揚雄、曹植菲薄文學的意見表示不滿。最後一段鋪張之文，與《詩品》論詩的緣起與抒情功能，只是辭面小異，意思全同。“寓目寫心，因事而作”，正是強調詩是生活感情的表現。《與湘東王書》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閘緩。……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曆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封信理應視為南朝最重要的文論之一。作者明確提出，經典有經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學是兩囬事。文學作品去模仿非文學的儒家經典，既沒有必要，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論與《文心雕龍·宗經》之針鋒相對，是顯而易見的。作者還指出，文學創作，歷代各異，不相蹈襲，不能以某一種固定的標準來言是非。最後“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是以自謙之辭，表示肯定的意見。即古人無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則今人也不妨如此。這些話都說得很透徹，很有見地。其實，魏晉以來文學的主流，正是脫離經典的規範，不斷翻陳出新，只是沒有人公開提出這樣的理論觀點罷了。信的開頭，攻擊“京師文體”有浮疏闡緩之疾，後面又說謝靈運詩“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學謝的人“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都是反對過於典雅深密的文風。這同反對宗經復古也是一致的。蕭綱詩或學民歌的俗豔流蕩，或為新體詩的輕快圓轉，所以在理論上，也反對過分雅化，要求雅俗結合。《勸醫文》更明確說：“或雅或俗，皆須寓目。”關於這一點，《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得最詳細，《概說》中已經提及了。作者蕭子顯與蕭綱的關係很密切，詩風也相近。
蕭繹的文學觀，主要反映在《金樓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學”分為“儒”與“文”二類，又把“今人之學”分為“儒”、“學”、“文”、“筆”四類。從儒與文區別來說，是要分開經學與廣義的文學；從文與筆的區別來說，是要分開實用文章與抒情詩文。這種細緻的區別，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經學與文學分開來，他當然也不主張文學去宗經了。至於文筆的區分，蕭繹能夠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強烈的抒情特徵和聲音與辭采之美來確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對文學性質之認識的新水準，這在本編的《概說》中已經說明，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蕭綱、蕭繹的文論雖不像《文心雕龍》、《詩品》那樣具有系統性，但他們在一些涉及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見解。如主張情感的解放（所謂“文章且須放蕩”），重視文學的特性和美質，反對經典的束縛，提倡新異的創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晉以來“文學自覺”的進展。但長期以來，他們的觀點不但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同為梁代的蕭子野，在其《雕蟲論》中表達了與蕭綱、蕭繹完全不同的文學思想。“雕蟲”的題名，就是取於揚雄《法言》中以經學觀點菲薄辭賦的話：“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文章開宗明義：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
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觀念為根本，認為自楚辭起，已是“思存枝葉”，對於這以後的文學，基本上都取否定態度。即使它對南朝文學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評，但根本否認了不能為維護統治秩序發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學作品。這比劉勰的宗經，走得更遠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樣情況。西魏時，宇文泰曾命文士蘇綽仿《尚書》體作《大誥》，以革除南方文學的“浮華”之弊。又據《北史·文苑傳》：“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蕭子野與蘇綽的文學觀，關鍵實際不在於提倡樸素反對華麗（這屬於美學風格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否認文學有存在的價值（他們推崇《詩經》，並不是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也否認有實用文章與文學作品的區別。這對於文學發展當然是極其不利的意見，對於後代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初封琅蚜王，後封會稽王。桓溫於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廢司馬奕後，於同月己酉日立他為帝，改年號為“咸安”。
司馬昱繼位後，一切聽命於桓溫，形同傀儡。公园三七二年七月，司馬昱病危，宣佈立子昌明為太子，並在一天一夜之內，連發四道詔書，請以大司馬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的桓溫入京輔政。桓溫不理睬，司馬昱只好寫下遺詔，授權桓溫可以依據周公輔助成王的故例攝政；如果太子不值得輔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稱帝。郎中王坦之接到這詔書，極力勸諫，並當著司馬昱的面將詔書撕成碎片。司馬昱*地說：“天下本是取來之物，卿何必如此著急呢？”王坦之反駁說：“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能私自授予他人!”司馬昱沉吟良久，無話可答，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遺詔，改成：“家國大事都要一一稟告大司馬(桓溫)，太子要象劉禪對待諸葛亮一樣，敬重桓溫。”
第二天(己末日)，司馬昱死于建康宮中。司馬昱死後的廟號為太宗，諡號為簡文帝。
落落校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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