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簡文帝蕭綱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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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篇
壹《晚春賦》
待餘春於北閣，藉高宴於南陂。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嗟時序之囬斡，歎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石憑波而倒植，林隱日而橫垂。見遊魚之戲藻，聽驚鳥之鳴雌。樹臨流而影動，岩薄暮而雲披。既浪激而沙遊，亦苔生而徑危。（《初學記》三。案僧贊《筍言要》引作《春晚賦》。）
貳《秋興賦》
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傷二情之本背，更同來而匪方。複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洞庭之葉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與行子，必承臉而沾衣。紛吾間居有怡，優遊多暇。乃息書幌之勞，以命北園之駕。爾乃從玩池曲，遷坐林間。淹留而蔭丹岫，徘徊而搴木蘭。為興未已，升彼懸崖。臨風長想，憑高俯窺。察遊魚之息澗，憐驚禽之換枝。聽夜簽之響殿，聞懸魚之扣扉。將據梧於芳杜，欲留連而不歸。（《藝文類聚》三，案：此賦與《臨秋賦》張溥編入《元帝集》，誤。）
叁《臨秋賦》
火歇兮秋氣生，風起兮秋潦清。覽時興而自得，聊飛轡而娛情。遵二條之廣路，背九仞之高城。爾乃登長阪，息餘驥。攬筆舒情，沈吟屬思。草色雜而香同，樹影齊而花異。遙峰迢遞，縈沙斷絕。雲出山而相似，水含天而難別。（《藝文類聚》三。）
肆《海賦》
昔禹啟龍門，群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而盤礴。坎德氵存臻，水源深博。灌注百川，控清引濁。始乎濫觴，委輸大壑。測之渺而無際，望之杳而綿漠。鬱沸冥茫，往來日月。フ魄昏微，乍明乍沒。若夫長風鼓怒，湧浪砰磕。揚波於萬里之間，漂沫於扶桑之外。（《初學記》六）
伍《大壑賦》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極。悠悠既湊，滔滔不息。觀其浸受，狀其吞匿。曆詳眾水，異導殊名。江出濯錦，漢吐珠瑛。海逢時而不通，河遇聖而知清。嗟乎，使夫懷山之水積，天漢之流駛。彭潛與渭濕俱臻，四瀆與九河同至。餘乃知巨壑之難滿，尾閭之為異。（《藝文類聚》九）
陸《圍城賦》
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梁書·朱異傳》）
柒《述羈賦》
奉明後之沾渥，將遠述於荊楚。歎雲霞之漫，對江山之遙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吹甸。晚解纜乎鄉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既晏，誰與同。雲嵯峨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言而遄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頹。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返。（《藝文類聚》二十七）
捌《阻歸賦》（《梁書·劉杳傳》作《徂歸賦》）
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璿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景，總六翮而搏風。屬玄之啟異，逢玉弩之相驚。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伏鱉之雄氣，耀策馬之高星。地邇朔埸，疆鄰北極。壟樹饒風，胡天少色。上月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斂，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聞繁鉦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舞解鄉路之賒。（《藝文類聚》二十七）
玖《序愁賦》
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複玉觴浮宛，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謠。（《藝文類聚》三十五）
拾《玄虛公子賦》
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囬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文林而迭宕。忘情於物我之表，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為山而自高，不為海而彌廣。（《藝文類聚》三十六）
拾壹《舌賦》
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卻，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為一說之功。複有構扇之端，讒諛之跡。豔紫淩朱，飛黃妒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殲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鬥。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藝文類聚》十七）
拾貳《舞賦》
斷霞之昭彩，若飛燕之相及。既相看而綿視，亦含資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動步，な輕宣而逐吟。爾乃優遊容豫，顧眄徘徊。強紆顏而未笑，乍雜怨而成猜。或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拊。或前異而始同，乍初離而後赴。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眄鼓微吟，（《初學記》作「唱」。）囬巾自擁。發亂難持，簪低易捧，牽福恃恩，懷嬌知寵。（《藝文類聚》四十，《初學記》十五。）
拾叁《列燈賦》
何解凍之嘉月，值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南油俱滿，西漆爭然。蘇征安息，蠟出龍川。斜暉交映，倒影澄鮮。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跡同大樹。競紅蕊之晨舒，蔑丹螢之昏騖。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藝文類聚》八十）
拾肆《對燭賦》
雲母窗中合花氈，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搖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取正，推欞窗而畏寬。綠炬懷翠，朱蠟含丹。豹脂宜火，牛耐寒。銅芝抱帶複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昭曜，見蜜淚之躇跎。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焰動風過。夜久惟煩鋏，天寒不畏蛾。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迥照金屏裏，脈脈兩相看。（《藝文類聚》八十，《初學記》二十五）。
拾伍《眼明囊賦（並序）》
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玉為眼明囊，因競淩晨取露以拭目，聊為此賦。
爾乃裁茲金鏤，制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翦輕羈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逼。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夭桃於暮春。（《藝文類聚》七十）
拾陸《梅花賦》
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雜，條繁幹通。寒圭變節，冬灰徙筒。並皆枯悴，色落摧風。年歸氣新，搖雲動塵。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而被銀。吐豔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綴而珠離，且冰懸而雹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心而插故。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掛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花而傍。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閑。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夾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舉茲輕袖。或插鬢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鬟前之大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長落盡，賤妾為此斂娥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拾柒《採蓮賦》
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花兮丹複紅。臥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之實。唯欲囬渡輕船，共采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橫流而不前。於是素腕舉，紅袖長。囬巧笑，墮明。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綰裳。人喧水濺，惜虧朱而壞妝。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遠。歌曰，常聞蕖可愛，採擷欲為裙。葉滑不留糸延，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樂，唯有妾隨君。（《藝文類聚》八十二）
拾捌《修竹賦》
有便娟之茂條，寄江上而叢生。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雲母之名。日映花靡，風動枝輕。陳王歡舊，小堂佇軸。令餞故人，亦賦修竹。伊嘉賓之獨劭，顧餘躬而自恧。（《藝文類聚》八十九，《初學記》二十八。）
拾玖《鴛鴦賦》
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帶，乍拂菱華。始臨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複宜顰。既是金閨新入寵，複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藝文類聚》九十三）
貳拾《賦》
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徵吟。（《藝文類聚》九十三）
文學常識：
《藝文類聚》是唐代開國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的類書，歐陽詢主編，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成書。此書分四十六部，每部又列子目七百二十七，全書約百余萬言。此書分類按目編次，故事在前，均注出處。所引詩文，均注時代。作者諳于題目，並按不同的文體，用“詩”、“賦”、“贊”、“箴”等字標明類別。和其他類書相比，此書在輯存文獻的方法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與“文”兩條龍並成了一條龍，變更了類書的常規體制，也即事與文兼。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大量保存了自漢至隋的詞章名篇之功。
《初學記》，三十卷，是唐人撰修的一部類書。唐玄宗為方便他的兒子學詩作文時引用典故和檢查事類，而命集賢院學士徐堅、張說等編輯此部類書。這是一部以知識為重點的類書，既有豊富知識，又便於臨文檢查。因其目的主要是為因應皇子們初學詩文的需要而編輯，所以取名《初學記》。全書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個子目，每個子目內部又分『敍事』、『事對』、『詩文』三部分。內容豊富，包羅萬象。而且此書與其他類書不同的是，其他類書只把材料按類摘抄，條與條之間，幾乎沒有聯繫，僅僅是資料的彙編。而此書則經過精心編撰。把類事連貫起來，成為一篇文章，其體例更近似現代的百科全書，其知識性非常高，故被視為評價較高的一部類書。
附录：《藝文類聚》和《初學記》
我國的古籍，舊時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然而有一種書，習慣上列入子部，但它們非子非集，非經非史，內容兼賅四部，體例則以類相從，這就是類書。“類書”這一名目，最早出現在北宋人編的《崇文總目》中，在此以前通稱之為“類事”。所謂“類事”，就是捃摭（ｊùｎzｈí）群書，區分臚列的意思。所以一般的類書都分設許多門類，包羅各方面的資料，諸如經史百家的言論，典章制度的由來，詩文辭藻的精華，乃至風土人情、禽獸草蟲等等，靡所不載，稱它是我國古代的“百科全書”也無不可。
類書起源于曹魏的《皇覽》。據《三國志》記載，這部書主要是撰集經傳，類比群言，為魏文帝博覽取鑒準備的。到了南北朝時期，文風發生了變化，詩文以數典為工，人人以富博自矜，不僅前代的《皇覽》成了屬文時取材的寶庫，而且還編纂出一批新的類書。其中對後來影響最大的是梁代的《華林遍略》和北齊的《修文殿御覽》可惜它們久已亡佚，從今天僅存的斷篇殘簡，已無法考察原本的面貌。
由隋入唐，六朝的駢儷習氣依然盛行，文士們臨文取資的要求有增無已，加上封建帝王為要誇示“文治之盛”而給予支持，因而自唐高祖到玄宗的一百年間，便有三部大類書問世，即虞世南在隋大業中以個人力量編成的《北堂書鈔》、唐代官修的《藝文類聚》和《初學記》。再加上後來白居易撰集的《白氏六帖》，並稱為“唐代四大類書”。這四大類書對於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和文史研究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這裏只擇要介紹《藝文類聚》和《初學記》。
《藝文類聚》一百卷，是歐陽詢、令狐德棻等十餘人奉詔編撰的，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武德七年奏上，歷時三年之久。全書約百余萬言，分為四十六部（卷八十一、八十二作一部計），有子目七百二十七個。據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的統計，《藝文類聚》引用書籍達一千四百三十一種，經史子集，皆有輯錄。
《藝文類聚》的編排體例，從部目看，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後是衣食住行及動植災祥等，反映出封建時代敬天尊君的正統觀念。從內容看，先列“事類”，後引詩文，例如卷一“天部”第１頁，先列《周易》、《尚書》、《禮記》等關於“天”的論述，然後在“詩”的部分載晉傅玄的《兩儀詩》等，“賦”的部分載晉成公綏的《天地賦》，“贊”的部分載晉郭璞的《釋天地圖贊》，“表”的部分載宋顏延之的《請立渾天儀表》，這種先“事”後“文”，匯二者為一編的做法，是歐陽詢等人在類書編纂上的一個創造。
《藝文類聚》以前的類書，偏重類事，不重采文，即使由詩文中取材，也只是隨意摘句，不錄片斷。如果要查找與某事有關的詩文作品，則需要去翻檢總集，總集與類書在那時是嚴格區別的。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中說：“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文選》（梁蕭統撰），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他已經深刻感到了“文”與“事”的分離是前代類書的一大缺陷，給使用者造成極大的不便。正是為了克服這個弊病，“使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藝文類聚》採取了“事居其前，文列其後”的新體例。這不但使得類書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讀者臨事取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後來越顯示出它保存古文獻的重要性，為後世建樹了始料所不及的功勳。《藝文類聚》的先例一開，後起的類書便紛紛效法，宋代的《事文類聚》、清代的《淵鑒類函》是如此，象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這樣的鴻編巨帙，同樣遵循著“事”“文”並舉的成規。
《藝文類聚》在南宋紹興時（公元一一三一年至公元一一六二年）曾經刊刻過，到明代又有多種刻本。清代學者利用《藝文類聚》頗為勤密，但所用的都是明刻本，始終未能見到宋紹興本。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出版了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宋紹興刊本（汪紹楹認為當是宋末元初的複紹興刻本）。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又排印出版了汪紹楹的校定本，這是在宋紹興本的基礎上，用馮舒“校宋本”和明刻諸本匯校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便於使用的本子。
據汪紹楹先生考證，《藝文類聚》的傳本大體是完整的，但並非完善無缺，遠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闕佚。例如書中雜有蘇味道、李嶠、沈佺期、宋之問的詩，而此四人都後於歐陽詢，本書是不能予收的，查《初學記》可知，這是宋人刻書時據《初學記》補入的。另外，書中還有其他經後人妄改的錯誤。
《藝文類聚》問世後一百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命集賢學士徐堅等撰集《初學記》三十卷。唐劉肅的《大唐新語》卷九記其事始末雲：“玄宗謂張說（按，張說當時以宰相知集賢院事）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按指《修文殿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以《初學記》為名。”可見此書是給玄宗諸子檢索辭藻典故用的，因而它要求比別的類書簡括，《四庫提要》稱讚它“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之下遠矣”。
《初學記》全書六十多萬字，共分二十三部，下列三百一十三個子目，類目的劃分大致與《藝文類聚》相似。和《藝文類聚》不同的，是《初學記》搜集的資料在每一子目下按“敍事”、“事對”、“詩文”三部分排列。“敍事”部分，雖然雜取眾書，但經過精心編排，前後若相連屬，成為一篇對子目標題的系統說明。例如卷一“天部”第一頁，先引《河圖括地象》、《物理論》解釋天的生成，次引《爾雅》、《廣雅》說明天在不同時節和地域的種種異稱，再引《纂要》列舉與天相關的各類名詞，最後引《五經通義》介紹天神，可以說在那個時代關於“天”的基本知識這裏都有了。“事對”部分，是把引用的資料概括為對偶，以備寫詩綴文時採用。例如“天部”第二頁有“九重”和“八柱”為對，是從《楚辭·天問篇》的句子裏提煉的。“詩文”部分，先賦後詩，再接引其他文體，這是為初學作文者提供的範文。因為選材比較精當，《初學記》很早便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宋人劉筠（子儀）酷愛此書，認為“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司馬光《溫公續詩話》）。
據《宋史·西蜀孟氏傳》，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一零一六年），《初學記》在西蜀雕板印行，此本今已不傳。現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十年（公元一五一三年）安國的桂坡館刻本。明、清兩代的其他刻本都源出安本，唯乾隆時內府古香齋刻巾箱本，在據安本刻板前似做過一些校改。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排印出版了司義祖的點校本。該書以古香齋本作底本，附有安本和清人嚴可均、陸心源校錄的異文，第二十五卷後還錄有嚴、陸所見本與安刻及古香齋本絕異的文字。這是目前《初學記》最完善的本子。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重印此書時’又由許逸民編制了本書“事對”和引書索引，可以省些翻檢之勞。
今本《初學記》可以肯定是徐堅的原書，不過其中也有竄亂舛（ｃhｕǎｎ）訛之處。唐李匡乂《資暇集》已對卷一月門以“吳牛喘”對“魏鵲飛”提出批評，清代學者又指出所載揚雄《十二州箴》多出涼、潤二州，是“後世妄人所增”。司義祖的《點校說明》還舉出卷十六磬門訛“鼓廣”為“股廣”的錯誤，並要求讀者在使用此書時注意甄別，不可輕信。
《藝文類聚》和《初學記》在今天有什麼重要作用呢？
《藝文類聚》引用隋以前的文籍一千四百多種，有人計算過，現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是今天失傳的書，而且其餘百分之十的徵引，也因為它所援用的是唐以前的古本，在今天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初學記》收文的下限較《藝文類聚》為晚，包括了初唐的詩文，引書存佚的情況同《藝文類聚》相差不多。所以說，《藝文類聚》和《初學記》留給我們的無量功德，就是它們保存了豐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獻。不過這一功德，卻並非出於編纂者的本意。
由於《藝文類聚》和《初學記》是古文獻資料的淵藪，因而在整理古籍時，它們一可用作校勘；二可用來輯佚。舉例來說，《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引《韓子》四條，其中有兩條不見今本《韓非子》，而見今本《淮南子》，經查《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箭門，才發現是《御覽》的纂輯者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詳見中華書局《藝文類聚前言》）又如司義祖的《初學記點校說明》亦舉一例，今本《史記·秦始皇本紀》有“今年祖龍死”句，《初學記》卷五引《史記》作“明年”，清人考證作“明年”是正確的。至於用這兩種類書校勘古代流傳下來的總集、別集，或是校勘明清人抄撮而成的各類文集，在今人的整理本中比比皆是，這裏不再一一列舉了。說到利用類書來輯佚，早在北宋時人們就這樣做了，明、清之季，此風大盛，蔚成巨業。例如詩文的輯本，明馮惟訥輯有《古詩紀》、梅鼎祚輯有《文紀》、張溥輯有《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清嚴可均輯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動輒上百卷，可謂洋洋大觀。其主要資料來源就包括《藝文類聚》和《初學記》在內。對於文史研究工作而言，《藝文類聚》和《初學記》又是各種專題文獻資料的彙編。兩書引錄的資料是按門類編輯的，並且因為所引原書的失傳，很多資料已經起到第一手資料的作用，研究工作者由此入手，即可獲得比較豐富、比較系統、比較原始的材料。總之，無論古籍整理工作還是文史研究工作，科學地使用類書，都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蕭綱（簡文帝）簡註：
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監六年封晉安王，曆南兗州刺史、丹陽尹、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曆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為揚州刺史，三年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廢，幽於永福省，遇弑。賊偽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侯景伏誅，追諡日簡文皇帝，廟號太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老子私記》十卷，《莊子講疏》二十卷，《談疏》六卷，《灶經》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附錄：
梁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作為政治家，都失敗了，作為文學家，開創了影響很大而頗有爭議的新風氣。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文學觀念，有著十分引人注目的特點。
蕭綱的文論，散見於各篇書信。總的特點，一是重視文學與個人生活體驗（而不是理念）的關係及抒情特徵，二是反對宗經復古，三是提倡雅俗結合。《答張纘謝示集書》說：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為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成風；秋雨且睛，簷梧初下；浮雲在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噴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開頭一節，強調文學的價值，與《文心雕龍·原道》篇的開頭大意相同，但並不轉向宗經。繼而對揚雄、曹植菲薄文學的意見表示不滿。最後一段鋪張之文，與《詩品》論詩的緣起與抒情功能，只是辭面小異，意思全同。“寓目寫心，因事而作”，正是強調詩是生活感情的表現。《與湘東王書》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閘緩。……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曆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封信理應視為南朝最重要的文論之一。作者明確提出，經典有經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學是兩囬事。文學作品去模仿非文學的儒家經典，既沒有必要，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論與《文心雕龍·宗經》之針鋒相對，是顯而易見的。作者還指出，文學創作，歷代各異，不相蹈襲，不能以某一種固定的標準來言是非。最後“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是以自謙之辭，表示肯定的意見。即古人無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則今人也不妨如此。這些話都說得很透徹，很有見地。其實，魏晉以來文學的主流，正是脫離經典的規範，不斷翻陳出新，只是沒有人公開提出這樣的理論觀點罷了。信的開頭，攻擊“京師文體”有浮疏闡緩之疾，後面又說謝靈運詩“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學謝的人“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都是反對過於典雅深密的文風。這同反對宗經復古也是一致的。蕭綱詩或學民歌的俗豔流蕩，或為新體詩的輕快圓轉，所以在理論上，也反對過分雅化，要求雅俗結合。《勸醫文》更明確說：“或雅或俗，皆須寓目。”關於這一點，《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得最詳細，《概說》中已經提及了。作者蕭子顯與蕭綱的關係很密切，詩風也相近。
蕭繹的文學觀，主要反映在《金樓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學”分為“儒”與“文”二類，又把“今人之學”分為“儒”、“學”、“文”、“筆”四類。從儒與文區別來說，是要分開經學與廣義的文學；從文與筆的區別來說，是要分開實用文章與抒情詩文。這種細緻的區別，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經學與文學分開來，他當然也不主張文學去宗經了。至於文筆的區分，蕭繹能夠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強烈的抒情特徵和聲音與辭采之美來確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對文學性質之認識的新水準，這在本編的《概說》中已經說明，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蕭綱、蕭繹的文論雖不像《文心雕龍》、《詩品》那樣具有系統性，但他們在一些涉及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見解。如主張情感的解放（所謂“文章且須放蕩”），重視文學的特性和美質，反對經典的束縛，提倡新異的創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晉以來“文學自覺”的進展。但長期以來，他們的觀點不但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同為梁代的蕭子野，在其《雕蟲論》中表達了與蕭綱、蕭繹完全不同的文學思想。“雕蟲”的題名，就是取於揚雄《法言》中以經學觀點菲薄辭賦的話：“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文章開宗明義：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
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觀念為根本，認為自楚辭起，已是“思存枝葉”，對於這以後的文學，基本上都取否定態度。即使它對南朝文學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評，但根本否認了不能為維護統治秩序發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學作品。這比劉勰的宗經，走得更遠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樣情況。西魏時，宇文泰曾命文士蘇綽仿《尚書》體作《大誥》，以革除南方文學的“浮華”之弊。又據《北史·文苑傳》：“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蕭子野與蘇綽的文學觀，關鍵實際不在於提倡樸素反對華麗（這屬於美學風格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否認文學有存在的價值（他們推崇《詩經》，並不是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也否認有實用文章與文學作品的區別。這對於文學發展當然是極其不利的意見，對於後代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初封琅蚜王，後封會稽王。桓溫於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廢司馬奕後，於同月己酉日立他為帝，改年號為“咸安”。
司馬昱繼位後，一切聽命於桓溫，形同傀儡。公园三七二年七月，司馬昱病危，宣佈立子昌明為太子，並在一天一夜之內，連發四道詔書，請以大司馬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的桓溫入京輔政。桓溫不理睬，司馬昱只好寫下遺詔，授權桓溫可以依據周公輔助成王的故例攝政；如果太子不值得輔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稱帝。郎中王坦之接到這詔書，極力勸諫，並當著司馬昱的面將詔書撕成碎片。司馬昱*地說：“天下本是取來之物，卿何必如此著急呢？”王坦之反駁說：“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能私自授予他人!”司馬昱沉吟良久，無話可答，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遺詔，改成：“家國大事都要一一稟告大司馬（桓溫），太子要象劉禪對待諸葛亮一樣，敬重桓溫。”
第二天(己末日)，司馬昱死于建康宮中。司馬昱死後的廟號為太宗，諡號為簡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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