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仕途初登 崭露锋芒(9)



  刘章得知陈天龙等人被捉的消息,正要亲赴曹相处请予宽大处理。不料行至半道,即有新禁令出,连忙差人去看,才知内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只得打道回府。
  曹操亲自审问陈天龙等人,最后当场判决:处陈天龙等五人斩首。处其余八人关监。陈天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不止。他万万没有想到曹操居然如此武断铁面,连皇亲也奈何他不得。他真悔、真恨、真悲哀,竟大声号啕起来了。
  第二日,将陈天龙等五人押至天龙教教祠门外空地上,宣读罪行,执行砍头。济南百姓倾城出动,赶来围观,刑场上人山人海,但却寂静无声。宣判之后,执行斩首时,才爆发出欢呼。
  为了彻底捣毁天龙教,曹操又令群众退去,将天龙教教祠一把火当场烧毁。
  一边冲天大火,正在燃烧;一边即按从祠内得到的纳银上贡名册,将从教祠没收的银两,按各册上记数,一一退还原主。凡逃离济南的人,其银两暂由相府保管。
  收到银两的百姓真是感激涕零,称曹操为救星。
  济南城发生的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曹操铁面无私的名声传播甚远。原先,因受天龙教的迫害而背井离乡远走他乡的人,又陆续回到济南来了。而且,其他地方的一些百姓,也纷纷往济南迁徙。一时间,济南成了天下太平之所,人民安居乐业,商店生意兴隆。
  但是,曹操在济南肃清贪污、罢黜无能的郡县官吏的举措,自然又得罪了不少宦官及外戚豢养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天龙教一案,使刘章对曹操恨得要死,便利用他皇亲的身份,去京城散布曹操的流言。于是,朝中上下的既得利益者,就都对曹操极端忿恨起来。
  朝中上下这多么人恨曹操,曹操的好日子自然不会长了。
  中平二年,即公元一八五年,朝廷下令,将曹操调为东郡太守。与济南相相比,东郡太守还更高一级,名义上曹操是升了官,而实际上,是把他从济南弄开。更有甚者,弄他到东郡任太守,显然是放在宦官能直接控制的地方,以便找机会加害于他。
  曹操生性十分敏感和机智,不会看不出这一阴谋。他左思右想,都没有更好的对付办法,于是,决定来一个大胆反常的举动———辞官,曹操的理由是,近来健康状况十分不佳,特向朝廷请长假回乡养病。
  曹操为什么有如此举措,内心是这样想的:当此时候,宦官想害他的机锋已露,必须识时务避其锋芒,目前只有请假回乡,不参与政事,才是避其锋芒的最好办法。另一方面,他想到,自己年刚三十,和他同年举孝廉的不少已是五十开外的人,即使日后等个二十年,待天下的乱局较稳定后再出来当官施展抱负也不算迟。
  朝中上下都大感意外,以曹操在官场风华正茂、才气横溢之时,居然告假回乡,实在不可思议。但既然曹操态度坚决,朝廷也只得恩准了他。
  曹操卸服解印,即日回到安徽老家谯县。他没有住到少年时候居住的地方,而是在谯县东面约五十里的地方,选一偏僻之地,建立了一座小茅屋,独自一人住在里面。他的目的是为了清静,少干扰,以便秋夏两季读书,冬春两季狩猎。如此不问政事,不理俗务,真正过一段独自静养的生活。
  可是,事实并不如曹操想的那么单纯,不久,就有人来找他了。当然来找他的并不是曹操日夕皆喜的山野之人,而是远道从京城赶来的。那人带来一封信,曹操看罢信才知道内情。
  原来,冀州刺史王芬、党锢之祸主角陈蕃的儿子陈逸、名道教法师襄楷、豪使周旌、著名的策士许攸等人共同阴谋政变,废立灵帝,诛杀宦官,以为陈蕃等人报仇。经许攸建议,他们决定拉曹操加入,因曹操在洛阳城居民间声望崇高,具有民心号召力。
  曹操读罢密函,顿觉不妥,赶快写信给许攸,明确表示: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详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让,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应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教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昔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曹操绝不是汉皇帝的“死忠派”。许攸敢建议找他,可能便已看出曹操的真实心态。因此,曹操的反对并非政治伦理,而是政治利害。他认为要废立君王,只有在像霍光对昌邑王、伊尹对太甲的情势下,才有可能成功。那是因为太甲及昌邑均刚上任,权力未稳固。而且内朝的皇亲,外朝的大臣都不支持皇帝,反而较倾向元老权臣的伊尹和霍光,所以废立之事有成功的可能。
  像王芬这种由地方发动的政变阴谋,无法在事件开始便控制政权,容易受到中央政府集合各地部队围剿,以七国之乱规模之大,都无法取胜,凭王芬以冀州之力,要想成功,几率太小,故不宜冒险妄动。
  曹操的分析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王芬等人既然意向已决,便决不会因曹操的反对而改变主意。至于曹操,已向来使表示,即使王芬等人不听他的劝告,要一意孤行,他曹操也不会去告发他们,装作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