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人们欣赏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数读者也由此认识和了解了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这近百年的历史，《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久盛不衰的魔力。近些年来，随着各类管理技术的精细化和海外企业界对《三国》的重视，国内的三国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人们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努力开掘蕴涵于其中的管理学、领导学经验和谋略智慧，并试图指出这些经验和智慧对当今社会生活某一侧面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一切，都是极有创意的工作。 　　对《三国演义》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的内涵？十七年前，中国思想大解放的帷幕开启有年，青年学人从各个领域率直阐发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见解，在西安就读研究生的冯立鳌经学界前辈的悉心指点，带着对社会生活的细心观察和真知灼见，走进了《三国演义》的世界，写就了论析“三国”制胜谋略的论著，并以此在出版界、学界和市场上大获成功。1997年，冯立鳌总结他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心得，写了《〈三国演义〉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学》，明确表达了他对《三国演义》内涵的一种新认识。 　　我赞赏冯立鳌同志把《三国演义》当作历史文化著作和哲学著作来读的新认识，并赞赏他在《三国》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开创性运用。作者以文化的心态捕捉文化现象并安排体例结构，以哲学的视角去审视历史、提升事理，把《三国》研究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属于当代学人赋予《三国演义》的新的生命力。 　　全书将《三国演义》作为民族心理的沉淀物来看待，因而在许多地方涉及对某一社会阶层和对民族心理的剖析。如从儒、老思想影响熏陶方面入手，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状况，深刻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较强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脱的“归隐”心，分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现。又如对魏延与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对民族群体意识的解剖分析。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关系中孔明总体上的失误，又不把这种失误完全归咎于孔明个人，认为孔明的失误反映出了当时民族意识中的一个重大缺陷，从而认为“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结论。 　　为了分析的需要，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新方法，对人们异常熟悉但不曾注意的问题进行新视角的观察，这种观察本身及其所得结论均给人以开阔视野、深化认识的感受。比如书中借用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的某种方法分析曹操人格的类型，使对曹操的分析提纲挈领，抓住了根本。书中借用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心理理论，又摒弃了其中以“利比多”为核心的思想，专门用一个篇幅分析《三国演义》中人物潜意识的活动及人物之梦，以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人们能看到杨修从曹操“鸡肋”口令中揣测其不久退兵的合理性；能看到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时巧借闻雷来掩饰潜意识之“泄密事件”的应变能力。另外，魏延在孔明临终前梦见自己头上长了两角，如何反映了魏延长期受压抑而萌生的反抗心理，书中都有令人叹服的论证分析。 　　全书分析了刘备以仁为本的处世方法，分析了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式，也分析了司马懿“知雄守雌”、以柔克刚、以“不争”而取胜的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思维方式，并明确地比较了不同思想流派在政治实践上的所得所失，形成了政治哲学的新视角，也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增加了实践评判的内容。另外，作者系统扫描三国故事，升华出对待现实矛盾的十种处理方式，使哲学上的矛盾分析方法更具体、更形象。 　　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要靠当代人体认和赋予。冯立鳌对《三国演义》赋予了哲学的、文化的内涵，带着当代人的现实问题去思考它、破解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类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百宝囊”去搜寻例证。引导人们对《三国演义》作形而上的系统思考，这种方法应该是独创的。由于该书能给读者以理性的深层启迪，又未侵占人们的想象空间，因而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由此我相信读者的鉴赏力和市场的公正性。 　　该书若能对《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各个政治集团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作出更进一步的宏观上的把握和分析，对论析人物的选取若能更全面些，则能使读者对各个集团战略问题上的所得所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我期待作者在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的领域作出更大的建树，能不断写出更精彩的篇章。 　　李明华　　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