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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魏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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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更成为士人求仕的途径之一。因之儒生众多,名师辈出,死于建安五年(200年)以后的巨儒有赵岐、卢植、郑玄、司马徽、宋忠、谢该、董扶、任安、杨厚、刘熙、士燮、王朗等。其中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127至200年),字康成,青州北海国高密县人,少为乡啬夫,北海相杜密见而异之。遣往太学就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到关中,师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门徒众多,以次相传授,鲜有入其室者。玄三年不得见,唯由高业弟子传授。玄日夜研读,不稍怠息。后融闻玄善算,乃召见,大奇之,玄因得质问疑义。问毕辞归。融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东归后,以“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会党锢事起,玄亦遭禁。玄本无意仕宦。至此,更埋首注经,博采众说,断以己意,不受今古文家法约束,卓然自成大家,人号“郑学”。范晔论曰: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稟,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清人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说: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
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说:
郑君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所治各经,不名一师,参酌今古文,与博士之经不尽合,然尊崇纬书,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众多。故汉魏之间,盛行郑氏一家之学。
在以经学为仕进阶梯的封建时代,各学派之间的异议与斗争亦不可免。拥戴郑氏者固然很多,与之争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吴人虞翻对郑玄所注五经提出了许多责难。继之,魏王粲、蒋济,蜀李譔,对郑注亦多异议。而反对郑学最力的是王肃。肃系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后他又成为专擅魏政的司马昭的妻父。王肃遍注群经,极力攻击郑氏。治郑学的孙炎、王基、马昭等亦出而驳王申郑。王肃为了与实力深厚、门徒众多的郑学相颉颃,乃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并据之撰《圣证论》,以攻讦玄。但伪品总会被人识破,结果,只欲盖弥彰,贻讥后世而已。
魏人鱼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尤精《左氏传》,为之作朱墨别异,对治经开一新法。人有欲从学者,遇不肯教,只说:“必当先读百遍。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又说:“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些教言,对于鼓励后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贾洪“特精于《春秋左传》”。薛夏“博学有才”,受到曹丕赏识,每呼之为薛君而不名。隗禧与人讲《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师还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研究魏世经学,须加注意的,即那时老庄玄学已经抬头,其影响于经学者亦非鲜浅。两汉时,由预言而发展成的图谶与经学相掺混。刘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弥漫。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注。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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