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权继业与孙氏政权的巩固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临死时，令长弟孙权作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时，东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虽已有会稽、吴、丹杨、豫章、庐陵五郡及江北庐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区居民还多受强宗豪帅的控制，不接受孙氏政权的征调，而土著豪杰及因逃避兵祸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观望形势，以自己的安危利害决定动向。他们和孙氏政权并没有建立牢固的君臣关系。正因为这样，孙策刚死，原为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就“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说明当时逃离孙氏政权的民丁并不在少数。本来已经和周瑜过江准备投靠孙策的鲁肃，这时也有北还的意图。甚至连孙权的从兄孙辅也“恐权不能保守江东”，背地里“遣人■书呼曹公”。孙权另一从兄孙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机夺取会稽，幸赖会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孙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说明怎样安定人心和巩固政权是孙权的首要任务。好在这时孙权年已十九岁，他虽不及孙策那样英武善战，但也已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当建安元年孙策刚平定江东各郡时，权年十五，已经做过羡阳县县长，继为行奉义校尉，跟随孙策征战，表现了一定的才能和识见。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统事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团结部属 　　除了重用原来孙策时的文武要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畯等都受到亲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权甚为器重，待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到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赏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2）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很早就有百越与汉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修筑了从咸阳直接通往会稽的驰道，并谪发内地罪人至江南，加强了南北联系和民族融合。汉武帝几次将东瓯、东越的人民迁徙到江淮之间。随着秦汉四百年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越人民之间的民族界限也越来越淡薄。许多沿江和平原地区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阂。孙氏在江东建立政权后，为了与强大的曹操等势力抗争，更加紧对广大山区汉越人民的镇抚。当孙策进入曲阿，驱逐刘繇时，已有军队数万人。他对周瑜说：“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说明孙策要彻底平定吴、会二郡，就必须令二郡山区越民纳入其统治之下。孙策死时，因“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吴郡各县县长甚至不敢离开县城给孙策送葬。因此，孙权统事之初，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203年），孙权“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山越反抗剧烈之县）令长”，分别镇压山越。另外，会稽南部都尉贺齐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获山中名帅洪明等五人，料出兵万人。以后仍不断对山越用兵，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毕竟从山民中榨取了一定数量的兵员和物资，从而增强了孙氏政权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孙权也镇压了其他的反抗势力。如上述庐江太守李术，原为孙策所表用，孙策死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命术送回叛者，术回答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进军攻术于皖城，枭术首，徙其部属三万余人。又建安九年（204年），权弟丹杨太守孙翊为郡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与翊亲信旧将孙高、傅婴共设谋杀览、员。权闻讯，从椒丘（今江西南昌市）赶到丹杨，族诛览、员余党。 　　（3）三征江夏，斩杀黄祖 　　荆州居吴上游，孙吴早就图谋攻取荆州。江夏守将黄祖曾射杀孙坚，更成为被孙氏讨伐的借口。建安八年（203年），孙权又攻黄祖，正胜利进军之际，“而山寇复动”，因之孙权不得不回军镇压山越。建安十二年（207年），权再次“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次年春，权第三次出击黄祖。祖水军横置两蒙冲，挟守沔口（即夏口），蒙冲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权前锋董袭、凌统各率敢死士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船，突入蒙冲内。董袭用刀切断两绁，蒙冲乃漂流。权军遂得前进，吕蒙在前亲枭黄祖手下水军都督陈就之首。于是将士乘胜，水陆并进，遂屠其城，祖逃走，被追及斩首，虏获男女数万口。 　　经过以上各种措施，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