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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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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而西北集团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找着可能的转机,那就是拥立新帝。他们选定的是幽州牧刘虞。虽然二人在拥立的事情上竭尽心智,但却并非是为了给联盟树立起一个终极的政治目标,来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刘虞这位忠厚的长者,对此则大为气恼,认为是“逆谋”,玷污了他的名声,坚决不做这个新皇帝。拥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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