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离困境:重整山河的旧思路(1)



  历史总会在不经意处显露出她戏剧性的一面。长久以来就被士大夫认定为变乱皇权的两大毒素——外戚和宦官,居然在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到辛未(公历9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时间里,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疾风骤雨的宫廷政变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1此次政变的导火索是宦官杀了外戚大将军何进。随即何进家兵发难,围攻南宫。担任宫内卫戍任务的虎贲中郎将、袁绍同父异母弟袁术火烧宫门。张让、段珪等部分宦官在慌乱中裹挟天子、何太后和陈留王协(即后来的献帝)仓皇逃往北宫,中途何太后被尚书卢植截留。稍后车骑将军何苗增兵南宫,何进家将与何苗不和,认定是何苗导致了何进之死,并且有保全宦官的嫌疑,两部遂发生火并,何苗被杀。而何进、何苗兄弟先后丧命,日后何太后归政,已无何氏外戚可以凭借,自此断绝了外戚专政的可能。
  2士大夫介入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八月宫廷政变爆发后,先是袁术充当了急先锋,这与他宿卫宫省的职责有关。随后,太傅袁隗与司隶校尉袁绍迅速做出反应,“矫诏”清除了宦官在外朝的党羽。此举,可以看作士大夫已经从理性行政的空间中挣脱出来,付之武力的表现。而“矫诏”虽然在形式上还有依托皇权的色彩,但它的出现,足以显示出士大夫已经学会了利用皇权,以此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图谋。从事态进一步演变的过程看,袁绍俨然已经成为操控全局的首脑人物,由他下令开始了对宦官群体的大肆杀戮,其景象大为血腥和恐怖,“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3张让等虽裹挟天子和陈留王逃离洛阳城,但河南尹王允随即派出中部掾闵贡予以阻截,张让等投河而死。自此,宦官被彻底肃清。
  如果照此态势发展下去,在宦官和外戚两亡的情况下,下一步的结果顺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权,他们也许会因为宿敌的消失,而致力于朝纲的修整,抒发一下他们被压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怀。
  而如何使国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长久以来,士大夫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使用经学所提供的政治修复机制,试图实现皇权的独立自强。
  在汉代,经学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且有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功用。在建章立制的同时,经学还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复机制。这就是源于天人感应学说的灾异警示,其在东汉政治事务中的应用,大致是以这样一个程序来体现的:先言灾异的发生,显现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经书大义,继而切入人事,从而来表达士大夫对于政治现状的理解,最终是要把灾异的出现归结在现实中人的因素对政治的干扰上。确切地讲,在这时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干政,造成了皇权下移,导致政治败坏的层面上,从而对“天谴灾异”作出解释。举例来说,如出现日食,和帝时的司徒丁鸿就把它理解为“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进而可以导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采用这样的灾异警示,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刚”,“王不可以不强”(《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皇权要独立自强就成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职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转政治的颓势。
  范晔在《后汉书》中多次论及东汉中后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后汉书》卷四三《朱乐何列传》范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