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大，难以用反动的方式摧毁。
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紧随
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
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民族情感
假设我们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措施，那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吧，但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要知道，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持续不断的战乱记忆犹新的人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真心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朝着一个似乎最能保证欧洲长治久安的方向，重新安排了欧洲地图。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出于任何有恶意的用心。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旧式外交学校毕业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这是一个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不过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方面，他显得极端地冷酷无情。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却宣扬过一种新信条——“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划的限制，与圆颅骨或阔鼻梁也没多大关系。民族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儿童宣讲法兰西的伟大时，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不久之后，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穿过封建城堡的废墟，发现他们伟大种族最久远的尸骨。而他们则自愧为这些伟大祖先的孱弱子孙。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历史发现的结果往往都引发出一阵阵对古老祖国的新生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坚信其伟大祖先的至高荣耀。
可维也纳会议无视人们的情感。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它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一道，统统列入了禁书目录。
不过历史对于所有会议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无情嘲弄。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但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将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以惨败收场。
南美革命和门罗宣言
有意思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是从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无暇他顾，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于他，而拒绝承认1808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首航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出于一阵突发的博爱与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此前只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可他们的后悔与他们的冲动来得一样快。法国人很快又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了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议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决不利用和谈的机会加害他。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便死于一所法国的监狱。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这样，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大革命时代，他到访过巴黎，亲眼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状况。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返回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也成为革命将领之一。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出逃他乡。
在接下来的5年里，玻利瓦尔独力领导着这项岌岌可岌岌可危、似乎注定无法成功的事业。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支持，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 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从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使西班牙殖民者疲于应付。很显然，西班牙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反叛一一镇压的，必须紧急救助于神圣同盟。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担忧。如今，英格兰船队已取代荷兰人，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神圣同盟的行动。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正在此时，英国内阁发生人事变动。辉格党被踢出局，由托利党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使外交手腕的乔治·坎宁担任了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将非常乐于以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支援美国。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将把神圣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企图，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行为的具体表现”。四周以后，英国报章刊载了“门罗主义”的全文，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做出抉择。
梅特涅退缩了。从个人来说，他倒很乐意冒触怒美国的危险（自1812年失败的美英战争后，美国的陆海军一直不被重视），不过坎宁满含威胁的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存在的麻烦使他不得不谨慎从事。于是，拟议中的远征被无限期搁置了，南美及墨西哥最终获得了独立。
拜伦的希腊
至于在欧洲大陆，骚动来得迅猛而激烈。1820年，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充当和平警察的角色。不久之后，当意大利“烧炭党”（由烧炭工人组织的秘密会社）为统一的意大利大做宣传，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时，奥地利军队又被派驻意大利，执行同样的“和平”使命。
俄罗斯也传来了坏消息。亚历山大沙皇的去世引发了圣彼得堡的一场革命。因为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这场短暂的流血斗争最后导致大批优秀的俄罗斯爱国者被绞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他们只不过不满于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统治，希望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在艾刻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纳，梅特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得到欧洲各宫廷继续支持其政策的保证。各国的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准时到达这些风景宜人的海滨胜地（它们是奥地利首相度夏避暑的常地），共商“稳定”欧洲的大计。他们一如既往地承诺全力镇压起义，可每个人对能够取得成功都心中没底。人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骚动不宁，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发发可危。
不过，真正的麻烦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蛮族人侵西欧的门户。起义最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该地原为古罗马达契亚行省，于公元3世纪脱离了帝国。从那时开始，摩尔达维亚就成了一块如阿特兰蒂斯洲（传说大西洋中一块沉没的大陆）一般的“失落的国土”。当地人民仍旧讲古罗马语言，自命罗马人，将他们的国家也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王子发动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俄国会支持他们的斗争。不过梅特涅的特急信使不久便风尘仆仆地奔行于前往圣彼得堡的大道，为俄罗斯统治者捎去了首相先生的信息。沙皇完全为奥地利人关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观点所说服，最终拒绝对罗马尼亚人施以援手。易普息兰梯被迫逃亡奥地利，沦为奥地利监狱的囚徒达7年之久。
在1821这个多事之秋，希腊也发生了针对土耳其人的暴乱。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团体便一直在筹备起义。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扯起独立大旗，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报复。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并在1821年复活节那天，将这位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处以绞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为以牙还牙，希腊人屠杀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而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杀死2．5万名东正教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作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可梅特涅却大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食其果”（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首相殿下对俄国沙皇所说的话，“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生自灭”）。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前往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人民。应土耳其的要求，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旗帜又飘扬在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的上空。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维持着当地的治安，而梅特涅密切注视着局势地发展，静待这一“扰乱欧洲和平的举动”变成陈年往事的那一天。
可英国人又一次打乱了梅特涅的如意算盘。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它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海军，而是它为数众多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暗藏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区别的标志。不过，他们却不承认别人有权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在某件事情上政府做错了，他们便毫不犹豫
地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的自由表达的权力，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大众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喜欢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越他们的杰出个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相距多遥远，无论多势单力孤，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人民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他们紧盯手边的事务，为日常生计忙个不停，很少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娱乐性冒险”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卑贱人民而战的“古怪”邻居，他们却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勇气与骑士精神的真谛。
甚至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也动摇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援助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的诗歌打动过全欧洲的男男女女，使他们一掬同情的热泪。三个月后，消息传遍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诗人英雄式的死亡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所有欧洲国家，人们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四处奔走呼吁。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去希腊。钱物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正在那里挨饿的起义者。
在英国，约翰·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看到了打击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机。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派出了军舰。法国自十字军东征后便一直自诩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它的舰队也不甘落后地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彻底摧毁。在欧洲，从来没有哪场战役的消息受到过如此热烈的公众欢迎。西欧和俄国人民在国内深受压抑的自由渴望，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希腊和
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正式宣布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破产了。
如果我试图在短短一章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书籍。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面对维也纳会议苦心经营来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它是第一次成功的突防。虽然压迫的堡垒依然存在，虽然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终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还得第18年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大力推行着令人窒息的警察统治。乍看上去，这套体系几乎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可怜的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9年“和平生活”的折磨。事实证明，屈辱的“和平”甚至比帝国时代的10年战争还要悲惨。现在路易消失了，继位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所属的著名的波旁家族，他们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路易永远记得他兄弟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传到哈姆的那天早晨，他既恐惧又悲愤。这一幕一直索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君主会遭到如何下场。可查理却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在未满20岁时就已欠下5000万巨债的花花公子，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最终也不打算有所长进。当他一接替哥哥做了法国国王，他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的新政府（这一评论是由并非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惠灵顿公爵做出的，查理的胡作非为可见一斑）。可以说，他的统治方式甚至使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当查理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
自由派报纸，并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国会时，他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1830年7月27日夜，巴黎爆发了一场革命。同月30日，国王逃往海岸，乘船去英国。一出“15年的著名闹剧”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被彻底赶下了法国王位。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此时，法国本可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政府，但这样的行动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欧洲的形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一簇反叛的火花越出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桶。维也纳会议强行将荷兰与比利时合并，可这个新尼德兰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大败笔。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虽然也算个工作刻苦、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太缺乏必要的策略与灵活性，不能使两个心怀怨意的民族和睦相处。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逃难的天主教士涌入比利时，身为新教徒的威廉无论想做点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立即被众多激愤的臣民指为“争取天主教自由”的新一次企图，受到众口同声的拦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当局的群众暴动。两个月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推举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即科堡的利奥波德为他们的新国王。两个本不该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键。不过自此之后，它们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彼此和睦相处。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里程不长的铁路，消息的传播还很缓慢。不过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到达波兰，立刻引发了波兰人与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激烈摩擦，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年之后，战争以俄国人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他们以臭名昭著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的秩序”。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任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拥有统治波兰的神圣权利。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以亲身的磨难证明了，神圣同盟的“兄弟之情”在神圣沙皇那里不只是一纸空文。
意大利同样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不过当滑铁卢战败之后，她离弃了他。在一阵突发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在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一切依然照旧。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一一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返工作岗位，“和平”被紧紧地维护着。又过了18年后，人们才再度发动了一场更为成功的革命，彻底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可恶遗产中解放出来。
欧洲革命的风向标
率先举事的又是法国。法国是欧洲的革命风向标，任何起义的征兆都首先由此地显露出来。继任查理十世担任法国国王的是路易·菲利普，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支持雅各宾党，曾对其表兄国王的死刑判决，投下了至关重要的赞成票。他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博得了“平等的菲利普”这一绰号。最终，当罗伯斯庇尔打算纯洁革命阵营，肃清所有“叛徒”（这是他对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他的儿子也被迫逃离革命军队。从此，年轻的路易·菲利普浪迹四方，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还花过好几年时间致力于探索美国的“远西”地区。拿破仑垮台后，菲利普回到巴黎。比起愚不可及的波旁表兄们，他显得聪明多了。他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常常腋下夹一把红雨伞，去巴黎的公园散步。像天底下所有的好父亲一样，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小孩子。可惜法国已经过了需要国王的时代，但路易·菲利普却始终未能理解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一大帮群众吵吵嚷嚷地涌进杜伊勒里宫，粗鲁地赶走了菲利普陛下，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
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梅特涅漫不经心地评论说，这只不过是“1793年闹剧”的重演。其结果无非是迫使盟军再度进驻巴黎，终止这场烦人的“革命演出”。可仅仅只过去了两个星期，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公开的起义。梅特涅躲开愤怒的民众，从普拉茨宫的后门悄悄溜走了。奥皇斐迪南被迫赋予臣民们一部宪法。它包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梅特涅在过去33年里尽心竭力加以压制的那些革命原则。
这一次，全欧洲都感觉到了革命的震动。匈牙利毅然宣布独立，在路易斯·科苏特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这场势力悬殊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者，终于使匈牙利保全了君主统治。随后，哈布斯堡王室设立起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大部分他们无法在公开战场上击败的匈牙利爱国者。
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赶走了自己的波旁国王，宣布脱离那不勒斯独立。在教皇国，首相罗西被谋杀，教皇仓皇出逃。第二年，教皇率领着一支法国军队重返自己的国土。从此，法军不得不一直留在罗马，防范臣民们随时可能对陛下发动的袭击。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支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而罗马最终成为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半岛北部，米兰和威尼斯在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大力支持下，起而反抗自己的奥地利主子。可老拉德茨基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挺进波河平原，在库拉多扎和诺瓦拉两地击败了撒丁军队。阿尔伯特被迫让位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几年之后，伊曼纽尔终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在德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震波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示威。人们高声吁求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巴伐利亚国王由于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浪费在一位伪装成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士身上（该女士名为洛拉·蒙特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被一群愤怒的大学生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尊贵的国王被迫站在街头巷中的战死难者的灵枢前，向这些不幸的抗议者脱帽致哀，并承诺组建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全德各地区的550名代表聚集在古老的法兰克福，召开国会大会，代表们推举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作统一的德意志德国的皇帝。
可不久之后，风向仿佛又转了。昏庸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忠实于他们的战争主子。刽子手们忙个不停，一个劲地往革命者脖子上勒着绞索。哈布斯堡家族素来有一种奇特的偷鸡摸狗的天性，他们再度站稳脚跟，并迅速增强了自己控制东西欧局势的能力。他们以精明圆滑的外交手腕大玩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利用其它日尔曼国家的嫉妒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升任帝国的皇帝。在其接连失败的漫长磨难中，哈布斯堡家族学会了忍耐的价值。他们懂得如何静待时机。当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正起劲地大谈特谈，深深陶醉于自己激昂动人的演讲时，奥地利人却在悄悄调兵遣将，准备着致命的一击。最终，他们突然解散了法兰克福国会，重建起虚有其表的旧日尔曼联盟，因为它正是苦心积虑的维也纳会议试图强加给整个德意志世界的。
在出席这个奇特国会的一大群不谙世事的爱国者中，有一位心机深沉的普鲁士乡绅。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整个吵吵嚷嚷的会议，自己少有说话，但把一切熟记在心。此人名为俾斯麦。他是一位厌恶空谈，崇尚行动的强人。他深知（其实每一个热爱行动的人都知道），滔滔的演说最终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爱国方式。俾斯麦属于那种老式外交学校的毕业生，高明且世故。他不仅能在外交上轻易蒙骗对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骑马方面，也同样远胜他们。
俾斯麦坚信，要想德意志成功跻身欧洲列强之林，必须由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日尔曼国家来取代目前许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效忠思想，他支持自己服务的霍亨索伦家族，而非昏聩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做这个新德国的统治者。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清除奥地利对德意志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为施行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进行着必要的准备。
拿破仑三世的无能
与此同时，意大利己经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摆脱其深受憎恨的奥地利主子。意大利的统一工程是由三位杰出人士携手完成的。他们分别是加福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三人之中，加福尔这位配戴钢丝边近视眼镜的建筑工程师扮演的是一位思想缜密的政治领航员角色。为躲避奥地利警察无所不在的追捕，马志尼在欧洲各国的阴暗阁楼里度过了大部分岁月。他充分发挥个人的演讲才华，出任激发民众热情的首席煽动家。而加里波第和他那群穿红衬衣的粗鲁骑士们则负责唤起意大利人狂放的想象力与形象感。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本是共和制政府的忠实信徒，可加福尔主张君主立宪。由于两个同伴都承认加福尔在把握政治方向上高人一筹的能力，他们便牺牲为自己热爱的祖国谋取更大幸福的雄心，接受加福尔更为现实的主张。
就像海斯麦支持他所效忠的霍亨索伦家族一样，加福尔倾向于意大利的撒丁王族。他以极大的耐心和高明的手腕，一步步引诱撒丁国王，直至陛下最终能担当起领导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重责。欧洲其它地区的动荡局势为加福尔的伟大计划助上了一臂之力。其中，为意大利统一贡献最多的，莫过于它最信任的（常常也是最不可信任的）老邻居法国。
在这个总是骚动不安的国家里，1852年10月，执政的共和政府突然却不出意料地垮台了。前荷兰国王路易斯·波拿巴的儿子，那位伟大叔叔（拿破仑）的小侄子拿破仑三世重建起帝国，并自封为“得到上帝恩许和人民拥戴的”皇帝。
这位年轻人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因此他的法语中带着一股刺耳的条顿腔，如同他威风一世的拿破仑叔叔一生都未摆脱自己著名的意大利口音一样。他竭力运用着拿破仑的声望和传统，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不过他树敌太多，对能否顺利戴上已经准备就序的王冠，心中不免缺乏自信。诚然，他赢得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好感。可女王毕竟是一位不够出色且极易被奉承话打动的老好人，想讨她的欢心算不上一件难事。至于其他的欧洲君主，他们总是以一种令人屈辱的高傲态度面对满脸谀笑的法国皇帝。他们夜以继日、朝思暮想的无非是如何设计出一些有创意的新方法，来表现他们对这位一夜暴发的“好兄弟”的深刻蔑视。
因此，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寻找一个打破敌意的办法，无论通过施恩还是加威。他知道，对于“荣誉”的渴望仍深深驻留在法国人心间。既然他无论如何都得为自己的王位赌上一把，那不如进行一场豪赌，将整个帝国的命运押上去。恰值此时，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攻击为他找到了借口。在随之而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与英国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共同对抗俄国的沙皇。这是一桩代价高昂、但所得甚微的冒险，无论对俄国、英国、法国，都谈不上收获了多少荣耀或尊严。
不过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国王有机会自愿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当战争结束后，加福尔便能够堂而皇之地向英法两国索取回报。
在充分利用国际局势，使撒丁王国得到欧洲列强更多的重视之后，聪明的意大利人加福尔在1859年6月又挑起了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他以有争议的萨伏伊地区和确实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了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法意联军接连在马戈塔和索尔费里诺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几个前奥地利省份及公国被并入了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佛罗伦萨成为了这个新意大利的首都。到1870年，驻守在罗马的那支法国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他们前脚刚离开，意大利人后脚就踏进了这座永恒的名城。撒丁王族随之入住了老奎里纳宫——一位古代教皇在康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起来的行宫。
于是，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躲进了梵蒂冈的高墙大院之中。自那位古代教皇于1377年从流放地阿维尼翁返回之后，这里便一直是他的不少继任者的居所。教皇陛下大声抗议意大利人公开抢夺其领地的专横行为，并向那些同情他的忠诚天主教徒们发出了许许多多的吁告信。但是，应和他的人为数很少，并且还在不断减少之中。因为人们普遍得出了一个认识：一旦教皇从世俗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他便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解决困扰当代人的精神问题上。摆脱欧洲政客们琐细的纷争，教皇反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这明显对教会事业大有助益。从此，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了一股推进社会与信仰进步的国际力量，并且能够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为明智地估量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
维也纳会议将整个意大利半岛变为一个奥地利省份的企图就这样流产了。
俾斯麦“三部曲”
不过德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时时带来新的动荡。事实证明，它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1848年革命的失败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大批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德国人都流失了。这些年轻人移民去美国、巴西及亚非的新兴殖民地重新开始生活。他们未竟的事业由另一批气质截然不同的德国人接手过来。
继全德国会垮台及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统—国家的努力失败之后，在法兰克福，又召开了一个新议会。其中代表普鲁士利益的是我们在前几页里讲到过的冯·奥托·俾斯麦。现在，他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的充分信任。这是他大展宏图所需的一切条件，至于普鲁土议会或人民的意见，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曾亲眼目睹过自由主义者的失败，深知若想摆脱奥地利的干扰，必须发动一场战争。于是，他悄悄着手加强普鲁士的军队。州议会被他的高压手段激怒，拒绝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可俾斯麦根本不屑讨论这个问题。他抛开议会自行其事，用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及国王提供的金钱来扩军备战。随后，他开始四处寻找一项用以激发所有德国人爱国热情的民族事业。他终于找到了。
在德国北部有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因。它们自中世纪起便是麻烦不断的是非之地。两个国家都住着一定量的丹麦人和一定量的德国人，虽然一直由丹麦国王统治，可又不属于丹麦的领土。这种奇怪的情形导致了无穷无尽的纷争。我不是故意在此提出这个早被遗忘的问题，最近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似乎已彻底解决了它。不过在当时，荷尔施泰国的德国人高声抱怨丹麦人的虐待，而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则拼命维护他们的丹麦传统。一时间，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当德国男声台唱团和体操协会还在倾听“被遗弃兄弟”的催人泪下的演说，当许多内阁大臣还在试图调查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普鲁士已经动员它的军队去“收复失去的国土”。作为日尔曼联盟的传统领袖，奥地利当然不允许普鲁士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单独行动。哈市斯堡的士兵也被调动起来，和普鲁士军队一道杀入了丹麦的国土。丹麦人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无奈势单力孤。奥德联军最终占领了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国。
随后，仰斯麦开始着手他大德意志计划的第二个步骤。他利用分赃战利品的机会，挑起与奥地利的激烈争吵。哈布斯堡家族一头扎进了俾斯麦设好的陷阶。俾斯麦及其将军们缔造的新型普鲁士军队侵入波西米亚，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最后一支战斗力尚存的奥地利军队也在萨多瓦和柯尼格拉茨全军覆没了。通向维也纳的大道从此敞开，只待普军进入。不过俾斯麦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他在欧洲政治舞台的驰骋亟需一位新朋友的相助。他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开出非常体面的议和方案，让他们放弃日尔曼联盟的领袖角色。不过对那些帮助奥地利的德意志小国，俾斯麦一点没有心慈手软。他一日气将它们全部并入了普鲁士。这样，大部分的德意志北方小国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所谓的北日尔曼联盟。得胜的普鲁士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领袖。
面对俾斯麦一连串疾如闪电的扩张与吞并，欧洲人吃惊得喘不过气来。英国显得漠不关心，但法国人却流露出不满之意。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控制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伤亡惨重，可什么也没捞到。
1863年，拿破仑三世进行了第二次冒险行动。他派出军队，试图将一位名为马克西米安的奥地利大公强加给墨西哥人民做他们的皇帝。可当美国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拿破仑先前的努力便全部付之东流了。华盛顿政府迫使法军撤除墨西哥，使墨西哥人有机会肃清敌人，最终枪毙了不受欢迎的外国皇帝。
面对糟糕的局势，拿破仑三世必须再找机会为自己的皇冠涂上一层荣耀的油彩，才能稳定国人的情绪。北日尔曼联盟正蒸蒸日上，看来用不了几年，便会成为法兰西的危险对手。因此，法国皇帝觉得发动一场对德战争于其王朝是大有益处的。于是他开始寻找开战的借口，在饱受革命之苦的西班牙，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当时，西班牙王位碰巧空缺，正期待着继承人。本来，王位先被许给了一支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旁系。由于法国的反对，霍亨索伦们便礼貌地放弃了。不过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已显出患病的迹象，深受他的漂亮妻子欧仁妮·德·蒙蒂纳的枕边风影响。欧仁妮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的爱女，其祖父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是驻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一位美国领事。尽管天性聪明，可像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她接受的教育极其糟糕。她完全受到一帮宗教顾问的摆布，而这些人对普鲁士的新教徒国王深为憎恶。“要大胆”，皇后对她的丈夫如是说道，可她却省略了这句著名的普鲁士格言的后半句。它告诫英雄们，“要大胆，但绝不要莽撞”。对自己的军队深有信心的拿破仑三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向他保证，“国王本人绝不允许再有一位霍亨索伦王族的候选人竞逐西班牙王位”。由于霍亨索伦家族刚刚放弃了这一荣耀，提出这一要求完全是多余的，俾斯麦如此照会了法国政府。可拿破仑三世仍不甘心。
时间是1870年，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的渡假地游泳。一天，一位法国外交官觐见了国王，试图旧话重提。可国王愉快地回答说，今天天气真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了，对这个议题没必要浪费更多的口舌。作为一种例行公事，这次会面的谈话被整理成报告，通过电报发给负责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为普鲁土和法国新闻界的方便，俾斯麦对这则消息进行了“编辑加工”。许多人指责他的行为。但俾斯麦托辞说，自古以来，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任何文明政府的权利。当这则经过“编辑”的电报发表之后，柏林的善良人们觉得他们留着白胡须的可敬国王受到了矮小自负的法国外交官的无理取闹，而巴黎的好人们同样怒气冲天，认为他们彬彬有礼的外交使节竟在一名普鲁士皇家走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这样，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战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做了德国人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羞耻地垮台了，随之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号召人民做好准备，打一场抵御德国入侵者的巴黎保卫战。巴黎坚守了漫长的五个月。在该城陷落的十天前，普鲁士国王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它由德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宣布登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一阵轰天齐鸣的枪炮声告诉饥饿难耐的巴黎市民，一个新的日尔曼帝国取代了以前老旧弱小的条顿国家联盟。强大的现代德国出现在了欧洲的政治舞台上。
以这种粗鲁草率的方式，德国问题最终获得了解决。到1871年末，即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召开56年之后，它所精心建构的全部政治工程已经被彻底消除。梅特涅、亚历山大、塔莱朗本想赐予欧洲人一个持久稳固的和平，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招致了无穷无尽的战争。紧随18世纪的“神圣兄弟之情”而来的，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时代，它的影响所及至今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