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法国革命向世界宣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简单生活”的乐趣

　　当我们谈到“革命”时，我们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根据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说法（俄国人对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革命就是“在短短数年之内，迅猛地推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一度曾显得那么天经地义、那么不可动摇，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者也不敢摇动笔杆去攻击它们。然而经过一次革命，那些迄今为止构成一个国家旧有的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根基，在短时期内便土崩瓦解了。”

　　在18世纪，当古老的文明开始腐朽变质，法国就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经过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专制统治，法国国王成为了一切，甚至国家本身。以前曾为封建国家忠实服务的贵族阶层现在被解除了所有职责，整天无所事事，最终沦为凡尔赛宫廷浮华生活的点缀品。

　　可是，这个18世纪的法国却一直靠着天文数字的金钱来维持开销。这笔钱完全来自于形形色色的税收。不幸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势又无法强大到使贵族和神职人员也分担税收的地步。这样一来，巨大的税务负担便完全落到了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身上。当时的法国农民住在透风漏雨的茅屋棚户里，过着困顿劳苦的生活。随着与庄园主们过往的密切联系一去不返，他们现在成为了冷酷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好收成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赋税，自己一点好处也留不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辛勤劳作，去榨干身体的最后一分劳力呢？因此，他们便大着胆子，荒废农事。

　　这样，我们便看到以下画面：一位法国君主在一片空虚的浮华装饰中，穿过皇宫里一间接一间的宏伟大厅，身后习惯性地尾随着一群趋炎附势、想为自己谋个好差事的阿谀吹捧的贵族。所有这些人全部靠盘剥生活惨如牲畜的农民生活。这是一副令人非常不快的图景，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天朝旧制”从来都存在阴暗的另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关系的富裕的中产阶级（通常的联姻方法是某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嫁给某个穷男爵的儿子），再加上一个吸纳了全法兰西所有魅力人物的宫廷，他们齐力将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带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翩翩仪态和风情万种的社交谈话成为了上层社会最流行的时尚。由于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头脑没机会在政治经济的问题上施展才华，他们便只能悠闲度日，把时间耗费在最抽象的空谈之上。这显然是浪费资源。

　　由于思想方式和个人行为方面的时尚如同时装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很自然的，那个年代最矫揉造作的“社会精英”们会对他们想象中的“简单生活”也派生出极大的兴趣来。于是，法国（及其殖民地与属国）的绝对拥有者与无可质疑的主人——法国国王与王后，再加上一大群溜须拍马的廷臣们，他们穿上挤奶女工和牧童的服装，住进一些滑稽可笑的乡村小屋里，像健康淳朴的古希腊人一样嬉戏游乐，充分体验“简单生活”的乐趣。簇拥在国王与王后周围的，有宫廷弄臣的长袖善舞与诙谐滑稽，有宫廷乐师演奏的轻快活泼的小步舞曲，有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的昂贵而造作的新奇发型。最后纯粹出于无所事事和极端的烦闷，这个绕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为逃避喧嚣嘈杂的巴黎而在市郊修建的一所大“舞台”）旋转的小圈子里的人们开始一个劲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距离最远、最无关的话题来，如同一个挨饿的人只知道谈论面包和美餐、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只关心哲学一样。

　　“社会批评”的焰火

　　当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暴君的危险敌人伏尔泰开始在他的《风俗论》里掷出批判的炸弹，抨击法兰西现存秩序里的一切东西，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叫好。由于观众太多、太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仅售站票的戏院里上演。当让·雅克·卢梭点染着热爱自然的感伤油彩，为他的当代同胞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于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像对儿童一样，卢梭对原始人的生活也毫无了解，可他却被公认为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所有法国人都倾心不已。于是在这片“朕即国家”的土地上，人们带着同样的饥渴捧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为他“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呼吁，流下感动而辛酸的热泪。

　　伟大的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里，两个思维敏锐、观察力非凡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并嘲笑了上至国王下至陛下的600个糕点师傅在内的一切事物。这本小册子很快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出四版，并为孟德斯鸠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招来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书中，一位虚构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细致比较，大力宣扬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进步制度取代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当巴黎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一系列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包罗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来自公众的反应相当热烈。22年过后，当28卷本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也付诸发行时，警察方面珊珊来迟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惰。它对整个法国社会所做的重要但异常危险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布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告诫，当你阅读某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有关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即这次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们所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虽然革命的舞台上通常站满了乌合之众的身影，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分子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人将饥渴盲目的大众用作他们威力无比的盟军。然而，引发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少数几个拥有杰出智慧的人物提出的。一开始，他们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为腻烦透顶的女士先生们展示智慧与奇思异想的火花，作为新鲜的娱乐。这些赏心说目但危险无比的客人们玩起了“社会批评”的焰火，几粒火星不小心从与这座大房子一样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不幸落到了堆满陈谷子烂芝麻的地下室，引起了火苗。这时，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房主尽管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倍感兴趣，可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产业。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扑灭火头，所以火势蔓延开来，导致整座建筑都被吞噬在熊熊大火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到1791年，是人们还或多或少努力为法国引人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无人能够控制。

　　从1792到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和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民主政制的努力。不过，法国大革命最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多年的骚动和许多真心实意的改革尝试统统付诸流水的结果。

　　理论教授、生意人和讨巧家

　　当法国背负起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国库总是空空如也、面临倒闭的边缘，并且再没有一项新的税目可以用来增加收入，连好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猎手，可极其缺乏政治才华）也模糊地感觉到，应该是做点什么来补救的时候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他刚刚60出头，是一个正处于迅速消失之中的贵族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确实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危局。不幸的是，他无法创造奇迹。由于再不可能从衣衫槛楼、面有菜色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因此必须让从未出过一个子儿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必要的义务了。不过，此举也使得蒂尔戈沦为了凡尔赛宫最招厌憎的人物。更糟的是，可怜的财政大臣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这位女士对任何胆敢在她的听力范围内提到“节俭”这个可恶字眼的人们，都—一报以冷若冰霜的怒容。很快，蒂尔戈便为自已赢得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绰号，自己的官位当然也发发可危。1776年，他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紧接“理论教授”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工作勤勉、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名为内克尔，通过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大发横财。他野心勃勃的妻子赶鸭子上架，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府宝座，以便为她的宝贝女儿谋取更好的攀爬之阶。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成为19世纪初期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和蒂尔戈一样，内克尔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1781年，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回顾。可路易十六除了被这份复杂的报告弄得满头雾水外，便再未能明白更多的事情。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北美，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事实证明，这次远征耗资之巨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国王要求内克尔搞到急需的资金。可是他非但没捧着大把现金来觐见陛下，反倒呈上了另一份充斥着更多统计和数字的枯燥报告。更有甚者，他居然也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之类的讨厌字眼来了，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1781年，他因“工作无能”被国王解职。

　　在“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相继下台后，接着登场的是一位伶俐讨巧、极其使人愉快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完美政策，他保证每月付给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回报。此君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一心只想飞黄腾达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工厂和不择手段的撒谎欺瞒，在仕途上混得一帆风顺。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可他是一个聪明人，不愿意得罪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简便迅速的补救办祛：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可它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后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内，又有8亿法郎添加到法国的总债务上。可这位魁力非凡的财政大臣似乎从不知道担心为何物。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总是在国王与可爱的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要求上欣然签上自己的大名。要知道，王后年轻时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脾气，此时此刻要她节俭是不太现实的。

　　最后，甚至连对国王一直忠心耿耿的巴黎议会（一个高级的司法机构而非立祛机构）也无法坐视局势发展下去，决定要做点事情了。而卡洛纳还一心想再借八千万法郎的外债。那个一个特别糟糕的年景，粮食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将完全破产。国王一如既往地对局势的严重性浑然不觉。征询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被取消以来，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从来没召开过。不过，以路易十六典型的优柔寡断，他拒绝走得太远。

　　为平息公众的不满，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仅仅意味着全国的显贵们齐聚一堂，在绝不触犯封建地主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的前提下，讨论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要指望这个社会阶层为属于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悲苦同胞们的利益，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行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与会的127名知名人士断然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特权。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便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显贵们说“不”，街头的人们就开始砸碎玻璃并做出其它种种不象样的事情来。知名人士逃跑了，卡洛纳随之也被解职。

　　红衣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一个平庸无奇的家伙，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迫于饥饿民众的暴动威胁，路易十六只得同意“尽量可行地”迅速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辞的允诺当然不能使任何人满意。

　　三级会议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从没出现过这么饥谨难熬的严冬。庄稼要么被洪水冲毁，要么完全冻死在地里。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几乎死绝了。虽然有私人救济在试图尽一点微薄之力，可面对1800万嗷嗷待哺的饥民，这点救济实在是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哄抢粮食和面包的骚乱。在一代人之前，这些骚动本来可以靠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现在已经结出硕果。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将是完全无效的。况且，士兵们同样来自于群众，他们对于国王的忠诚是否继续可靠呢？在此危急关头， 国王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对国王的信心。可路易再次犹豫不决。

　　在外省的许多地区，新思想的追随者们纷纷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间，也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没有代表权便拒不交税” 的呼声（这一口号是 1／4世纪前由北美殖民者首先喊出的）。法兰西面临全国性大混乱的边缘。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挽回王室声誉，政府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以往异常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一时间，一股铺天盖地的印刷品的洪流席卷了法国。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被别人批评。超过2000种形形色色的小册子被一齐抛到市面上。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斥责与叫骂声中黯然下台。内克尔被紧急召回，重任财政大臣，尽其可能地安抚这场全国性的精神骚动。消息传出之后，巴黎股市暴涨了30％。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人民暂缓了对专制王权的最后判决。1789年5月，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全法兰西最杰出的头脑将汇聚一堂，这肯定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将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设成健康幸福的乐园。

　　有一种普遍的思想认为，人民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往往引来灾难性的结局。特别在一段极其关键的时间里，它反而束缚了所有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尔不仅未能将政府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反而让一切顺其自然。此后，在关于何为改造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上，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法国各地，警察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巴黎郊区的居民们在职业煽动家的领导之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公然扮演起在动荡不安的岁月本属于自己的角色来——革命的领袖们在不能通过立法途径达到目的时所运用的野蛮暴力。

　　作为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让步之举，内克尔同意他们在三级会议里获得双倍名额的代表权。关于这一问题，西厄耶神甫写作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何为第三等级？》。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第三等级（对中产阶级的另一称呼）应该代表着一切。他们过去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获得应有的地位。他的书表达了当时关心国家利益的大多数人们的情感。

　　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混乱状态下开始了。待到结果公布，一共有308名神职人员代表、285名贵族代表和621名第三等级代表将要收拾行装，前往凡尔赛宫。不过，第三等级还将携带额外的行李，即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内容写的是他们的选民所申诉的种种抱怨与冤情。舞台终于准备就绪，为拯救古老法国的最后一幕大戏即将开场上演了。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情绪很不好，常常想发脾气。神职人员和贵族们也公开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项神圣的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他们各自的冤苦。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执行陛下的旨意。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为这个非法会议所匆忙布置的会场）庄严宣誓。他们坚持要求所有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应该在一起开会，并将他们的决定通知了陛下。国王最终屈服了。

　　作为“国民会议”，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国家体制。国王大发雷霆，可旋即又犹豫不决。他宣称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绝对君权。随后，他便出去打猎了，把对国家大事的所有烦恼焦虑统统抛掷脑后。等陛下满载着猎物归来，他又让步了。按照陛下的神圣习惯，他总是喜欢选择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当人民吵吵嚷嚷，提出A要求，国王对他们严加斥责，不给他们任何好果子吃。之后，当陛下的宫殿被一大群喧声震天的穷人包围，国王便投降了，答应给人民要求的东西。不过此时，人民提出的已经是A要求加上B要求。这样为时已晚的情形一演再演。当陛下正准备屈服于自己热爱的人民，向同意A要求及B要求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时，人民又不乐意了。他们威胁说，除非陛下答应A要求加B要求加C要求，否则便杀死他全家。就这样，人民的要求从一个单词开始，一项项增加，直到写满整页白纸，直到陛下糊里湖涂地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党与国王之死

　　很不幸的是，习惯于缓慢行动的陛下总是比情势的发展落后半拍。他从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当他将自己高贵的头颅搁放在断头机上，他仍觉得自己是一个饱受迫害与虐待的人。他倾尽自己可怜而有限的能力，来关爱自己的臣民，可这些家伙回报他的却是天底下最不公正、最没良心的对待。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我经常告诫你们，对历史追问“假如”，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许能够随随便便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精力充沛一些、心肠狠毒一些的人，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国王并不仅仅是孤身一人。“即便”他拥有拿破仑般的冷酷无情、横扫千军的力量，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他的生涯也很可能因其妻子的行为而被断送。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皇太后玛利亚·特利莎的女儿。她的身上综合了在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中世纪宫廷长大的年轻姑娘所具有全部美德与恶习。她的行动常常使路易的处境雪上加霜。

　　面对三级会议的威胁，玛丽·安东奈特决定采取行动，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尔被突然解职，忠于国王的军队也收到秘令，开始向巴黎开拔。当消息传开，愤怒的人民开始猛攻巴士底狱。1789年6月14日，起义的人们捣毁了这座熟悉且倍遭憎恨的政治犯监狱。它曾经是君主专制暴政的一个象征，但现在只是用作关押小偷和轻微刑事犯的城市拘押所。许多贵族预感形势不妙，纷纷出逃国外。但国王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在巴士底狱被攻占那天，他优哉游哉地去皇家林苑打了一天猎，最后载着了几头猎获的母鹿，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凡尔赛。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投人运转。在巴黎群众的强烈呼声之下，国民议会废除了王室、贵族及神职人员的一切特权。8月27日，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即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到目前为止，局面还在控制之中，但王室依然未能从中汲取教训。人民普遍怀疑，国王会再次密谋，妄图阻挠这些改革措施。结果在10月5日，巴黎发生了第二次暴动。震动波及到凡尔赛，一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市内的宫殿，骚乱才稍微平息下来。人们不放心路易呆在凡尔赛，他们要求能随时监视他，以便控制他与在维也纳、马德里及欧洲其它王室亲戚们的秘密联系。

　　与此同时，国民会议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米拉波是一位贵族，后来成为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不幸的是，没等他能够挽救国王的地位，他便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他的死使路易开始真正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6月21日傍晚，国王悄然出逃。不过国民自卫军从一枚硬币的头像上辨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附近将他的马车截住。路易被灰溜溜地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完成使命的国民议会成员便各自回家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议会未竟的工作。在这群新聚集起来的立法会议代表中，有许多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其中最大胆、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派别是雅各宾党，因其常常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这些年轻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专业人员）喜欢发表慷慨激昂、充满暴力色彩的演说。当报纸将这些演说传到柏林与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便决定采取行动，以拯救他们的好兄弟、好姐妹们的性命。当时，列强们正忙于瓜分波兰。那里的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自相残杀，使整个国家成为了一块任何人都可以分一杯羹的肥肉。不过在争夺波兰之余，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还是设法派出了一支军队去人侵法国，试图解救路易十六。

　　于是，整个法国突然陷入了一股普遍的恐慌之中。多年饥饿与痛苦所累积的仇恨，此时达到了可怕的高峰。巴黎的民众对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动了猛攻。忠于王室的瑞士卫队拼死保卫他们的主子，可一生犹豫不决的路易此时又临阵退缩了。当冲击王宫的人潮正要开始退却，国王却发出了“停止射击”的命令。灌饱了廉价酒精民众，趁着血液里的酒精的作用，在震天的喧嚣声中冲进王宫，将瑞士卫队的士兵斩尽杀绝。随后，他们在会议大厅里捉住了路易，立即剥夺了他的王位，将他关进了丹普尔老城堡。昔日高高在上的国王如今沦为了阶下囚。

　　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继续推进。恐慌变成了歇斯底里，使善良的男人女人们变成了凶残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1个星期，民众冲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在押囚犯。政府听任暴民们为所欲为，不加一点点干涉。由丹东领导的雅各宾党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危机要么以革命的彻底胜利告终，要么以为首者的人头落地收场。只有采取最极端、最野蛮的方式，才能拯救自己的性命于危局之中。1792年9月对日，立法会议闭会，成立起一个新的国民公会。其成员几乎全部是激进的革命者。路易被正式控以最高叛国罪，在国民公会面前受到审判。他被判罪名成立，并以361票对360票的表决结果（决定路易命运的额外1票，是由他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所投）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平静而不失尊严地走上了断头台。他至死也没了解导致所有这些流血与骚乱的原因。他太高傲，也不屑于向旁人请教。

　　随后，雅各宾党将矛头转向国民公会中一个较温和的派别——吉伦特党人。其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南部的吉伦特地区，他们也因此得名。一个特别革命法庭成立起来，21名领头的吉伦特党人被判处死刑，其余成员纷纷被迫自杀。他们都是一些诚实能干的人，只是过于理性、过于温和，难以在恐怖的岁月中苟全性命。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和平恢复以前”，暂停宪法的实施。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一个小型“公安委员会”接管了一切权力。基督信仰与公元旧历被废除。一个“理性的时代”（托马斯· 潘恩在美国革命期间曾大力宣扬的）带着它的“革命恐怖”，终于莅临人世。在1年多的时间里，善良的、邪恶的、中立的人们被大批屠杀，死于“革命恐怖”的人数平均高达每天70—80人。

　　国王的专制统治被彻底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对民主怀着如此深厚的热爱，以至不能不杀死那些与他们观点相悖的人。法兰西被变成了一所屠宰场。人人自危，相互猜疑。几名老国民议会的成员自知将成为断头台的下一批候选者。出于纯粹的恐惧，他们最终联合起来反抗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同伴处死的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真正的民主战士”试图自杀，但没能成功。人们草草包扎好他受伤的下颚，将他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6月27日（根据奇特的革命新历，这一天是第2年的热月9日），恐怖统治宣告结束，全巴黎市民如释重负地欢欣舞蹈。

　　不过，法兰西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使政府必须控制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物手中，直到革命的诸多敌人被彻底驱逐出法国的本土。当衣衫槛楼、饥肠始键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各条战线浴血奋战，击败大革命的每一个凶险敌人时，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成立起来。他们统治了法国四年。之后，大权转移到一个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将军手里，他在1799年担任了法国的“第一执政”。此后的15年，古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