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再一次敢于为他们活着而欢欣鼓舞。他们试图挽救
虽古老却欢快宜人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明遗迹。
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如此自豪，因此称之为文艺复兴，
或文明的再生。
历史日期的危险性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次政治或宗教的运动。归根结底，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母亲顺服的儿子。他们仍旧是国王、皇帝、公爵统治下的顺民，并不出言抱怨。
不过，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他们开始穿五颜六色的服装，讲丰富多彩的话语，在装饰一新的屋子里过着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一心一意地盼望天国，把所有的思想与精力都集中在等待他们的永生之上。他们开始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说实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确成就非凡。
我经常告诫你们，要警惕历史日期的危险性。人们总是从表面上看待历史日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随着时钟“咔哒”一声，文艺复兴就此开始了。于是，城市和宫殿一瞬间被渴望知识的灿烂之光照得透明透亮。
事实上，很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划出这样一条截然的界限。13世纪当然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我想问问，13世纪是否仅仅就是一个充斥着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呢？显然不是！人民活跃异常，大的国家在建立，大的商业中心在蓬勃发展。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屋顶之旁，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纤细塔尖高高矗立，炫耀着前所未有的辉煌。世界各地都生机勃勃。市政厅里满是高傲显赫的绅士们，他们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来自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正为争夺更多的权力与他们的封建领主斗得不可开交。而行会成员们也仿佛突然醒悟到“多数有利”这一重要原则，正在以市政厅为角斗场，与高傲显赫的绅士们决一高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趁机混水摸鱼，竟捉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闪闪的鲈鱼，还当着那些又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弟兄的面，架锅生火、加料烹调，大吃大嚼起来。
当长夜降临，灯光昏暗的街道让辩论了一整天政治与经济问题的雄辩家意兴阑珊。为活跃气氛、点染市景，轮到普罗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国的游吟诗人登场了。他们用磁性的声音诉说着他们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谣唱颂浪漫举止、冒险生涯、英雄主义以及对全天下美女的忠心。与此同时，青年人再也忍受不了蜗牛似的进步，成群涌入大学，由此引出另一番佳话。
“国际精神”
我想说，中世纪是富有“国际精神”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费解，待我慢慢道来。我们现代人大多是讲“民族精神”的，这不难理解。我们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我们各自说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我们上着英国的、法国的或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我们一心想要研读外国才有某项专门学科，我们才会学习另一种语言，去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上学。可在13和14世纪，人们很少宣称自己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公民，我是波尔多公民，我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教会，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情谊。并且，由于当时教养良好的人士都会说拉丁语，他们便掌握着一门国际性语言，避免了愚蠢的语言障碍带来的麻烦。在现代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这种语言障碍无处不在，使得弱小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我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宣扬宽容和欢笑的伟大导师，其全部作品都写于16世纪。他生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可他用拉丁语写作，全欧洲都是他的读者。如果他活在今日，他大概只能用荷兰语写书。这样一来，能直接看其他语言的便只有500万到600万人。要想让其余欧洲人和美国人分享他的思想，他的出版商就不得不将其著作译成2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可要花上一大笔钱。更可能的情形是，出版商怕麻烦或冒投资风险，压根儿就不翻译他的书。
而600年前，这种情形根本不会发生。当时，欧洲人口中的大多数依然非常无知，不会读书识字。但对于那些有幸掌握了鹅毛笔这一高超技艺的人们来说，他们全都归属于一个国际文坛。它跨越整个欧洲大陆，不存在国界，也没有语言或国籍的限制。而大学正是这个国际文坛的坚强后盾。不像现代的堡垒或要塞，当时的大学是不存在围墙的。只要哪里有一位教师和一帮学生碰巧凑在一块儿，哪里就是大学的所在地。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现代又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如今，要建立一所新大学，其遵循的程序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的：某个富人想为他居住的社区做点善事，或者某个特定的宗教社团出于
将它的孩子们置于正当可靠的监督下的考虑，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教师一类的专业人才，决定建一所大学。于是，银行户头里先有了一大笔办校资金，它是大学的最初形态。接着，这笔钱被用来大兴土木，修建校舍、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最后，招聘职业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学生进校，这所大学便走上轨道了。
大学的兴起
不过在中世纪，情形却与现代截然两样。一位聪明人对自己说，“看啊，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这样一当他能在哪里聚集起几个听众，他便开始不辞劳苦、不吝口舌地传布他的思想，活像一个站在肥皂箱上摇唇鼓舌的现代街头演说家。如果他才思敏捷、言语生动，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人们就围拢来，听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他的演说沉闷乏味，人们也仅仅是耸耸肩膀，继续赶路。渐渐地，有一帮青年人开始固定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辞。他们随身还带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一听到仿佛很重要、很睿智的话语，他们便忙不迭地记录下来。某日，天公不作美，老师正讲在兴头上，突然下起雨来。于是，意犹未尽的老师和他的青年学生们一起转移到某个空地下室或者干脆就是“教授”的家，继续讲演。这位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席地围坐。这就是大学的开始。
在中世纪，“Unibersetas（大学）”一词，原意就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教师”意味着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房子里执教则无关紧要。
作为例子，我要告诉你们发生在9世纪的一件事情。当时，在那不勒斯的萨莱诺小城，有许多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吸引了许多有志从医的人们前来求教。于是就产生了延续将近1000年的萨莱诺大学（直到1817年才关闭）。它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医学智慧。这位伟大的希腊医生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曾在希腊半岛广施医术，造福于当地人民。
还有阿贝拉德，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神父。12世纪初期，他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千名热切的青年蜂拥到巴黎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聆听他渊博的学问。有一些不同意阿贝拉德观点的神父也站出来阐述他们的理论。不久之后，巴黎便挤满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有的学生自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赶来。这样，在一个塞纳河小岛的老教堂附近，诞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一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侣为那些想了解教会法律的人编纂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多年轻教士和俗家人纷纷自欧洲各地前来，听格雷西恩阐释他的思想。为保护自己不受该城的地主、小旅店老板和房东老大娘的欺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联合会（即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后来，巴黎大学的内部发生了争吵，原因我们不太清楚。一群对当局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
生，一起渡过英吉利海峡。最后，他们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为牛津的热情好客的小镇，找到了新家。这样，著名的牛津大学成立了。同样的，在 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发生了分裂。心怀不满的部分教师（同样带着他们的学生）迁移到帕多瓦另起炉灶。从此，这座意大利小城也能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了。就这样，一所所大学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地处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活跃的身影。
的确，对于我们的时代里那些惯于聆听数学和几何原理的人们来说，这些早期教授们所讲的东西未免有点荒谬可笑。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13世纪，并非一个完全停滞不前的时代。在年轻一代里面，蓬勃的生机和焕发的热情四处洋溢。即便仍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可他们内心是躁动的，急于求知的。正是在这片不安和躁动中，文艺复兴诞生了。
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
不过，就在中世纪世界的舞台最后落下帷幕前，还有一个孤独凄凉的身影从台上走过。对于这个人，你需要了解比他的名字更多的东西。他就是但丁，父亲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属于小有名气的阿里基尔家族的一员。但丁生于1265年，在祖辈们生活的佛罗伦萨长大。在他成长的年代，乔托正致力将阿西西的基督教圣人圣方济各的生平事迹，画到圣十字教堂的四壁上。不过在少年但丁上学的路上，他经常会惊骇地看到一滩滩血迹。当时的佛罗伦萨分为两派，教皇的追随者奎尔夫派和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彼此刀戈相向，流血与杀戮延免不休。这些血迹就是恐怖的见证，它们给少年但丁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
当但丁长大以后，他参加了奎尔夫派。原因很简单，他的父亲是奎尔夫派成员。这就像一个美国孩子最后成了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仅仅因为他的父亲碰巧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不过数年之后，但丁看到，若再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意大利将因成千个小城市出于妒意而相互倾轧，最终走向毁灭。于是，他改投了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
他的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寻求北方的支持。他希望能有一位强大的皇帝前来整顿意大利混乱的政局，重建统一和秩序。可惜，他的等待成空，梦想化为徒劳。1302年，吉伯林派在佛罗伦萨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其追随者纷纷被流放。从那时开始，直到1321在拉维纳城的古代废墟中孤独死去为止，但丁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着许多富有的保护人餐桌上的面包果腹。这些人本来将为后人彻底遗忘，仅仅因为他们对一位落魄中的伟大诗人的善心，他们的名字流传了下来。
在长年的流亡生涯中，但丁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一种需要，他必须为当年自己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种种行为辩护。那时，吉伯林人的灾难还未发生，他还能经常漫步在阿尔诺河的河堤上，怀念着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虽然她早已嫁为人妻并不幸死去，可但丁仍希望能偶尔抬起头来，在恍惚的空气中，瞥见她美丽可爱的幻影。
但丁的政治雄心彻底以失败告终。虽然他曾满怀赤诚地为生养他的佛罗伦萨效力，可在一个腐败的法庭上，他被无端指控为盗取公共财富，处以终身流放的刑罚。如果他胆敢擅回佛罗伦萨，就将被活活烧死。为了对着自己的良心、对着同时代的人们洗清冤屈，作为诗人的但丁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详细叙述了导致他事业失败的种种因素，并描绘了
无可救药的贪婪、私欲和仇恨，是如何把自己全心热爱的美丽祖国变成了一个任邪恶自私的暴君们相互争权夺利的战场的。
他向我们叙述了在 1300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在一片浓密黝黑的森林里迷失方向，而前路又被一只豹子、一只狮子、一只狼阻挡住了。正当他四顾仿惶进退不得的绝望时刻，一个身披白衣的人物从树丛中浮现。他就是古罗马诗人与哲学家维吉尔。圣母玛利亚和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在天上看到了但丁的危险处境，特意派维吉尔来将他引出迷途。随后，维吉尔领着但丁踏上了穿越炼狱和地狱的旅程。曲折的道路将他们引向越来越深的地心，最后到达地狱的最深处，魔鬼撒旦在这里被冻成永恒的冰柱。围绕着撒旦的，是那些最可怕最可恨的罪人、叛徒、说谎者，以及那些用谎言和行骗来欺世盗名的不赦之徒。不过在这两位地狱漫游者到达这个最恐怖之地前，但丁还遇见了许多在佛罗伦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皇帝们和教皇们，勇猛的骑士和满腹牢骚的高利贷者，他们全都在这里，或者被注定永远受罚（罪孽深重之徒），或者等待离开炼狱前往天堂的赦免之日（罪孽较轻微的）。
但丁讲述的是一个奇特而神秘的故事。它是一本手册，满满地书写着13世纪的人们所做、所感觉、所害怕、所祈求的一切。而贯穿这一切的，是那个佛罗伦萨的孤独流放者，身后永远拖着他绝望的影子。
新时代的热情者
是啊！当死亡之门即将在这位忧郁的中世纪诗人身后重重关闭之时，生命的大门才刚刚向一位日后将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婴孩敞开。他就是著名热情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阿雷住小镇的一位公证员的儿子。
彼特拉克的父亲与但丁同属一个政治党派。他同样在吉伯林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因此彼特拉克出生在佛罗伦萨之外的地方。在15岁的时候，彼特拉克被送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以便日后像他父亲一样当一名律师。不过这个大男孩儿一点儿不想当律师，他厌恶法律。他真正想作的是一位学者和诗人。正因为他对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梦想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像所有意志坚强的人们一样，他最终做到了。他开始长途漫游，在弗兰德斯、在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在巴黎、在列日、最后在罗马，到处抄写古代手稿。随后，他来到沃克鲁兹山区的一个寂静山谷里居住下来，勤奋地从事研究与写作。很快，他的诗歌和学术成果使他声名鹊起，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去为学生和市民们讲学。在奔赴新工作的中途，他必须路过罗马。作为专门发掘被遗忘的古代罗马作家的编辑者，彼特拉克在罗马城早已家喻户晓。市民们决定授予他至高的荣誉。那一天，在帝国城市的古代广场上，彼特拉克被加冕了诗人的桂冠。
从那时开始，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满着无穷的赞誉和掌声。他描绘人们最乐意听到的事物。人们已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神学辩论，渴望丰富多采的生活。可怜的但丁情愿不厌其烦的穿行于地狱，就让他去好了。但彼特拉克却歌颂爱、歌颂自然、歌颂永远新生的太阳。他绝口不提那些阴郁的事物，它们不过是上一代人的陈词滥调。每当他莅临某座城市，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蜂拥去迎接他，就像欢迎一位征服世界归来的英雄。如果他碰巧和自己的朋友、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道，欢迎的场面会更加热烈。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接受任何新鲜的东西，并常常一头扎进几乎为人遗忘的图书馆仔细搜寻，看看是否有运气发掘出维吉尔、奥维德、卢克修斯或者其他古代拉丁诗人散佚的手稿。两人都是本分善良的基督徒，谁不是呢？所有人都是好基督徒！但没必要仅仅因为某一天你注定死去，就成天拉长着阴沉的脸，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示人。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快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追求幸福。你想看到证据吗？好的。拿一把铲子，往地里掘几尺看看！你发现什么了？美丽的古代雕塑，优雅的古代花瓶，还有古代建筑的美妙遗迹。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全是这个星球上曾存在过的最伟大帝国留给后人的。他们统治全世界整整一千年。他们强壮、富有、英俊（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会知道）。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永远进不了天堂。最多，他们能在惩罚较轻的炼狱度日，但丁不久前才在那里拜访过他们。
可谁在乎呢？能够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快活一遭，对任何凡人来说已经胜似天堂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此世的生命只有一次，仅仅因生存的单纯乐趣，我们也应该幸福一点，快活一点。
简而言之，这就是刚刚开始在许多意大利小城洋溢开来的时代精神，遍布在它们狭窄昏暗、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
你知道什么是“自行车狂”或者“汽车狂”吗？有人发明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几十万年以来一直凭借缓慢而劳神费力的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高兴得快发疯了。现在他们能借助自行车轮之力，轻快迅速地翻山越岭，享受速度的乐趣。后来，一个聪明绝顶的工程师又造出了第一辆汽车。人们再不用脚踩着踏板，蹬呀蹬呀蹬个没完。你只需舒舒服服地坐着，让马达和汽油为你出力。所以，人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每个人开口必口都是罗尔·罗伊斯、廉价福特、化油器、里程表和汽油。探险家们不辞辛苦地深人未知国土的心脏地带，为的是发现新的石油资源。苏门答腊和刚果的热带雨林可以为我们供应橡胶。石油与橡胶一夜之间变成如此宝贵的资源，以至人们为争夺它们不惜刀兵相见。全世界都为汽车而晕头转向，小孩子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先学会了说“汽车”。
在14世纪，面对重新发现的古罗马世界湮灭已久的美，整个意大利都为之疯狂了，其情其景正如同我们现代人对汽车的狂热。很快，他们对古罗马的热情又感染了整个欧洲。于是，发现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可以成为人们举行狂欢节的理由。一个写了一本语法书的人，广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现代造出一种新火花塞的工业发明家。人文主义者，即那些致力于研究“人类”与“人性”，而非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神学探索上的学者，他们受到的赞誉和崇敬远远高于刚刚征服食人岛凯旋而归的探险英雄们。
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大有利于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事情。土耳其人再度发动了对欧洲的进攻。古罗马帝国最后遗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重重围困。1393年，东罗马皇帝曼纽尔 帕莱奥洛古斯派遣特使伊曼纽尔 克里索罗拉斯前往西欧，向西欧人解释拜占廷帝国发发可危的处境，并请求他们的支援。可援军永远不会到来。
罗马天主教世界一点不喜欢这些希腊的天主教徒，倒情愿看他们受到邪恶异教徒的惩罚。不过，不管西欧人对拜占廷帝国及其属民的命运有多么漠不关心，但他们对古希腊人却深感兴趣。要知道，连拜占廷这座城市也是古代希腊殖民者于特洛伊战争发生5个世纪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的。他们很愿意学习希腊语，以便直接研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及柏拉图的原著。他们学习的愿望极为迫切，可他们没有希腊书籍，没有语法教材，没有教师，根本不知从何着手。这下好，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得知了克里索罗拉斯来访的消息，马上向他发出邀请。城市的居民们“想学希腊语都快想疯了”，阁下是否愿意来教教他们呢？克里索罗拉斯愿意来，真是太好了。于是，欧洲的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开始领着几百个求知若渴的热血青年学习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些年轻人都是千辛万苦，甚至沿途乞讨赶到小城阿尔诺的，住着肮脏的马厩或狭窄的阁楼，为的只是学会希腊语，以便进人到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伟大世界中去。
最后的狂热
同时，在大学里面，老派的经院教师还在孜孜不倦地教着他们的古老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一边阐释《旧约》中隐含的神秘意义，一边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著作里希奇古怪的科学。他们先是惊慌恐惧地旁观事态的发展，继而便勃然大怒。这些人简直走得太远了，真是离谱！年轻人竟然一个个都离开正统大学的演讲厅，跑去听某个狂热的“人文主义分子”宣扬他“文明再生”的新理论。
他们跑去找当局告状。他们怨声载道。可是，你能强迫一匹脾气暴烈的野马喝水，你却不能强迫人们对不感兴趣的说辞竖起耳朵。这些老派教师的阵地连连失守，人们都快不理睬他们了。不时地，他们也能赢得几场小胜利。他们和那些从不求得幸福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联合作战。
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旧秩序与新生活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一个面色阴郁、对美怀有极端憎恨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侣是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他发动了一场堪称英勇的战役。每天，他雷霆般的怒吼回响在玛利亚德费罗大厅宽敞的四壁间，警告着上帝的神圣愤怒。“忏悔吧！”他高喊道，“忏悔你们忘记了上帝！忏悔你们对万事万物感到的欢乐！它们是不圣洁的，衰落的！”他耳里开始听到各种声音，眼中看见燃烧的利剑纷纷划过天际。他向孩子们布道，循循善诱这些尚未被玷污的灵魂，以免他们重蹈他们的父辈走向毁灭的歧途。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全心全意地侍奉伟大的上帝，并自诩为他的先知。在一阵突然的狂热发昏之中，心怀恐惧的佛罗伦萨市民答应改过，忏侮他们对美与欢乐的热爱。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书籍、雕塑和油画交出来，运到市场上放成一堆，以狂野的方式举行了一个“虚荣的狂欢节”。人们一边唱着圣歌，一边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与此同时，那位多明我会僧侣萨佛纳洛拉则将火把投向堆放的艺术品，将这些珍贵的物品付之一炬。
不过当灰烬冷却，发昏的头脑也清醒下来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已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竟使得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刚开始学会去爱的事物。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洛拉，将他关进监狱。萨佛纳洛拉受到严刑折磨，可他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直尽心尽力地过圣洁的生活。他很乐意毁灭那些蓄意与其信仰相违的人。无论他在哪里发现罪恶，消灭这些罪恶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位教会的忠诚儿子眼里，热爱异教的书籍与异教的美本来就是一种罪恶。不过，萨佛纳洛拉完全孤立无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打一场无望的战争。罗马的教皇甚至从未动一根指头来搭救他。相反，当他“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佛纳洛拉拖上绞刑架绞死，并在群众的吼叫欢呼声中焚烧其尸体时，教皇毫无表示地默许了。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无可避免。如果生在11世纪，萨佛纳洛拉将肯定成为一名伟人。可他生在15世纪，所以他不幸担当了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导者。不管好也罢坏也罢，当教皇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了收藏希腊和罗马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博物馆，中世纪确实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