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献给居斯蒂讷侯爵先生
想不起在哪一年了，有位在德国业务关系极广的巴黎银行家，设宴招待一个结交已久却从未晤面的朋友。商人们通过书信往来在各地都交有这类朋友。这位朋友是纽伦堡某家颇具规模的商号的首脑，是个慈眉善目、心宽体胖的德国人。他高雅博学、极嗜抽烟，长着一副漂亮的、宽阔的纽伦堡人脸庞，方正的前额，秃顶上缀着几根稀疏的金发，正是个典型的日耳曼子弟。这个纯洁而高贵的日耳曼种族出过许多品性高尚的人，它那和平的风俗甚至在七番遭受入侵之后也不曾改变。这位外国人面带质朴的笑容，专注地听人说话，饮酒算得上有海量，看来爱好法国香槟不亚于爱好淡黄的约翰尼斯堡①酒。与几乎所有被作家们搬上舞台的德国人一样，他也叫赫尔曼。作为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的人，他稳稳当当地坐在银行家的筵席上，以闻名全欧的日耳曼人胃口又吃又喝，认认真真地打发伟大的卡雷默②的名菜佳肴。为了给客人作陪，主人还请了几位熟人，都是些实业家和商人，还有几位标致动人的女士，她们优雅健谈、举止大方，与日耳曼人的真挚热诚倒也颇为合拍。真的，如果你能象我一样见到这群人的欢乐聚会，见到他们缩回生意人的利爪，一意追求人生乐趣，你会感到难以憎恶重利盘剥或者诅咒破产了。人不能成天总干坏事。即使在海盗窝里，也能逢上几小时宁静甜蜜的时光，你如果那时恰好在他们贼船上，简直会以为是在玩秋千呢。
①约翰尼斯堡，德国地名，以产酒著称。
②卡雷歇（１７８４—１８３３），法国名厨师。
“我希望，赫尔曼先生离开我们之前，能给我们讲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德国故事。”
这句话是在用餐末果点时，一位脸色苍白的金发少女说的。她一定读过霍夫曼①的传奇和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她是银行家的独生女，是个可爱的姑娘，她的学业完成于竞技剧场②，她对那家戏院上演的戏十分入迷。此时宾客们正处于酒足饭饱之后的懒洋洋、沉默无言的舒服状态，那是由于有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消化能力而造成的。客人们背靠椅子，手腕轻轻搁在桌边，无精打采地玩着餐刀镀金的刀片。
①霍夫曼（１７７６—１８２２），德国作家兼音乐家，其小说以情节离奇著称。
②竞技剧场，巴黎的一所专演喜剧和通俗笑剧的戏院。
筵席到了这种将散未散的时刻，有些人玩着梨核；另一些人用拇指和食指搓着面包屑；情侣们用水果残核描着歪歪斜斜的字母；小气鬼们数着自己的果核并把它们排列在盘子里，就象剧作家把跑龙套人物安排在舞台深处一样。这种饮宴乐趣，布里雅－萨瓦兰①可不曾在他书中提及，尽管他是个巨细无遗的作者。仆役们都已走开。用餐末果点的时候，一切都失去控制、支离破碎、洗劫一空，活象激战之后的舰队。尽管女主人竭力把盘碟放回原位，它们还是散了一桌。有几个人注视着对称地悬挂在饭厅灰色墙壁上的瑞士风景画。没有一个客人感到厌烦。我们没见过什么人在消化一顿美酒佳肴时还会心情烦闷。人们在这种时刻都喜欢耽于一种无名的宁静之中，这是恰恰介于思想家的冥想与反刍动物的饱足之间的一种状态，在美食学上或可称之为肉体的忧郁状态。因而客人们自然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并为有个故事可听而感到高兴，哪怕是个毫无趣味的故事也行。在这种甜蜜的间歇，讲故事者的声音对于我们变得迟钝的感官总是显得极其悦耳，并给予感官以消极的享受。作为风俗画的搜集者，我欣赏着那些为蜡烛所照亮，因盛宴而红光满面，因微笑而显得开朗的面孔，它们表情各异，在烛台、瓷篮、水果和水晶器皿的掩映下，产生了有趣的效果。
①布里雅－萨瓦兰（１７５５—１８２６），法国美食家。
我的想象忽然被正好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客人的面容吸引过去。那是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相当肥胖，笑容可掬，一副证券经纪人的举止风度，看来头脑十分平庸，我先前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这时他的脸大概由于一道斜射的光线而变得阴暗起来，使我觉得换了一副相貌，变得面如土色，青一道紫一道，活象一个垂死者的脑袋。他象灯画上的人一样木然不动，眼睛傻呆呆地盯着一只闪闪发光的多面体水晶瓶塞。但他肯定不是在数这些小平面，而似乎是沉浸在对未来或者过去的荒唐遐想之中。我长时间打量了这张暧昧的面孔后，不由得想道：“他是有病，还是喝得太多？是不是由于公债跌价而破了产？是在设法蒙骗他的债主吗？”
“您看，这岂不是一副行将破产者的脸相吗？”我指着那位陌生人的脸对我邻座的女客说。
“哦，他是不够快活。”她答道，然后优雅地摇了摇头说：
“假如这个人也会破产，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拥有百万地产，原是帝国军队的供应商，是个脾气相当古怪的老实人。他续弦虽是出自金钱的考虑，却使他妻子十分幸福，他有一个漂亮女儿，却很久不肯认她。但在他儿子不幸死于决斗之后，他不得不把女儿接回家，因为他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了。就这样，那个可怜的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巴黎屈指可数的富翁的继承人。丧子之痛使这个可怜人陷于不时有所流露的忧伤之中。”
这时那供应商抬头望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打了个寒战，这目光是那么阴郁深思！其中无疑概括了整整一生的经历。可是他的脸突然变得快活起来，他拿起水晶瓶塞，用机械的动作，塞在他的盘子前面那个满满的凉水瓶上，微笑着朝赫尔曼先生转过头去。这个因口腹享受而心满意足的人大概心无二念，并没有想什么。于是我倒有点为自己在一个粗俗的富翁的ｉｎａｎｉｍａｖｉｌｉ①上滥用了我的占卜学知识而感到惭愧起来。在我一无所获地进行这种骨相学的观察的当儿，那位德国人已经享用过一撮鼻烟，开始讲他的故事。我难以逐字逐句地复述他的原话，因为他时常中途停顿或离题万里，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记述下来，对那个纽伦堡人的错误之处不予照录，只抓住其中富有诗意和情趣的部分，并老实不客气地象某些作家一样，忘掉在书名下面注明：译自德文。
①见本卷第７７页注①。
一 意念和事实
“共和七年，葡月月底，按如今的历法就是一七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有两个青年一早由波恩出发，于日暮时分来到离科布伦茨①几法里远的莱茵河左岸小城安德纳赫郊外。当时奥热罗将军摩下的法国军队正在据守右岸的奥地利人面前摆开阵势。共和国军的大本营设在科布伦茨，奥热罗部队的一支联队驻在安德纳赫。那两位旅行者是法国人。看到他们那身蓝白相间、缀有红色丝绒袖饰的制服，他们的军刀，尤其是那顶蒙着绿色上蜡帆布、插管一根三色翎毛的制帽，就连德国农民也能认出他们是军医。这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受到多数人的爱戴，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我们的军队所侵入的地方。当时，由于儒尔当将军不久前提出的征兵法令而中止医学实习的一些大家子弟，理所当然宁愿在战地继续自己的学业，而不愿受兵役的约束，因为那是与他们先前所受的教育和安逸的前途格格不入的。于是这些爱好和平、助人为乐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便在战争造成的种种灾难中做几件好事，并在残酷的共和国文明所经之处结交一些学者。这两个青年各自带有一张通行证和一纸由科斯特和贝纳多特②签署的见习医助委任书，去投他们所属的那个联队。两人都来自博韦市家道小康的资产者家庭，在那些家庭，外省人温良的习俗和正直的作风如同遗产一样代代相传。他们因年轻人天生的好奇心而于规定的就职日期之前就进入了战争的舞台，乘坐驿车到了斯特拉斯堡。他们的母亲出于谨慎只给了他们一小笔钱，他们却因拥有几个金路易而自以为富有了。当时共和国指券③已经跌到最低点，金价昂贵，因此这几个金路易的确是真正的珍宝。这两个见习医助年纪未满二十，他们以青年时代的满腔热情听从旅途中诗情画意的召唤。从斯特拉斯堡到波恩，他们以艺术家、哲学家、观察家的眼光观赏了选侯的领地和莱茵河沿岸地区。以科学为终生事业的人，在这种年龄便已经具有多方面才能和爱好了。即使在谈情说爱或是游山玩水之际，一个见习医助也应当为自己将来的发迹与成名积聚财富。因此这两个见习医助便深深沉醉在莱茵河两岸以及美因兹与科隆之间的施瓦本地区的景色中，那是一切有文化教养的人无不赞叹的。刚劲挺拔、丰富多姿的景物，对比强烈的地形变化，遍布的封建遗迹，郁郁葱葱，然而处处留下了战火的痕迹。路易十四和丢兰纳④曾纵火焚烧这个景色迷人的地区。东一处西一处的废墟，成了这位凡尔赛君王的骄横跋扈或者说远见卓识的见证，是他下令摧毁了昔日装点着德国这一地区的令人赞叹的城堡。看到这块美好的土地和覆盖其上的森林以及比比皆是的充满中世纪魅力的废墟，就能理解德国民族的特性，它的梦想和它的神秘主义。然而两位青年朋友在波恩逗留有双重目的，既为观光也为医学：高卢－巴达维联军和奥热罗师团的总医院就设在选侯宫。这两位初出茅庐的见习医助便去那里会见同僚，把介绍信呈交上司，并初步熟悉一下自己的职务。人们总以为自己家乡的景致和建筑比哪儿都好，两位朋友到了那里（也象到了别处一样），才摆脱了这种偏见。他们对装饰着选侯宫的大理石圆柱赞叹不已，便继续边赶路边欣赏气魄宏伟的德国建筑，每走一步，都发现一些古代和现代的瑰宝。他们漫步于通往安德纳赫的道路，不时沿着道路登上一座高耸于群峰之上的花岗石山峰的巅顶，从那里通过森林中断之处或是岩石凹陷的地方远眺夹于沙岸之间或在繁茂植物掩映之下的莱茵河。山谷、小径、树木，发出引人遐想的秋天气息，树梢尖开始染上金色，带上了标志着老年的褐黄暖色调；树叶落了，然而天空依旧湛蓝可爱，在夕阳斜晖的照耀下，干燥的道路宛如在景物中画出来的一道道黄色细线。两位朋友在离安德纳赫半法里之处走着，四周一片静谧，仿佛战争并未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他们沿着夹峙于奔腾咆哮的莱茵河两岸的高高的青色花岗岩峭壁上的一条羊肠小道行进，不久由峡谷的斜坡下来，峡谷尽头便是那座小城。小城秀媚地坐落在河边，为水手们提供了一个漂亮的港口。‘德国真是个美丽的国度！’两位朋友中间那位名叫普罗斯佩·马尼昂的喊了起来。他望见安德纳赫的上了油漆的房子，那些房子象放在篮子里的鸡蛋一般堆挤着，被树木、花园、鲜花隔开。而后，他又欣赏了一阵那千百幢宁静的住宅尖尖的屋顶、突出的桁梁、木头楼梯、房廊，以及在港湾随波摇荡的小船……”
①科布伦茨，德国城市。
②科斯特（１７４１—１８１９），当时共和国军队的首席医官；贝纳多特（１７６３—１８４４），当时的法国国防部长。
③指券，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制宪会议发行的证券，后因发行过多，价值剧跌，一七九八年秋已跌至原来价值的三分之一。
④丢兰纳（１６１１—１６７５），路易十四时代的名将。
当赫尔曼先生说出普罗斯佩·马尼昂这个名字时，那个供应商抓住凉水瓶，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似乎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颤，额头也沁出汗来。
“那位做过供应商的人姓什么？”我问身边那位殷勤的女客。
“泰伊番。”她答道。
“您觉得不舒服吗？”我见那位怪人脸色发白，就叫道。
“没什么。”他说，一面彬彬有礼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
“我在听故事呢。”他又对一齐朝他望着的客人们点了点头说道。
“我记不起另一个青年的名字，”赫尔曼先生说，“不过，从普罗斯佩·马尼昂的倾诉里，我得以知道他的同伴是棕色头发，相当瘦，性情开朗。为了讲故事方便起见，请允许我把他叫做威廉。”
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就这么无视浪漫主义的原则和地方色彩，给那个法国见习医助起了个德国名字，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两位青年到达安德纳赫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他们觉得，如果去找他们的上司，等他弄清自己身份，并在这个已经住满军人的城市里为他们安排一个军人的住处，必将花费许多时间，因此他们决定在离安德纳赫百步之遥的一家旅馆度过他们最后一个自由自在的夜晚。他们曾在峭壁上欣赏过这家旅馆在火红的落日映照下显得更为绚丽的色彩。这家旅馆完全漆成了红色，在周围的景物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这或许是由于它处于整个城区之外，或许是由于它那红彤彤的墙壁与绿油油的各种枝叶之间、它那鲜明的色彩与河水灰暗的色调之间的强烈对比使然吧。这座房子便由它的外部装饰而得名，这种装饰色彩大概始于难以追溯的年代，由它的创建者一时兴起而确定下来。这座在莱茵河水手中间颇有名气的房子虽已数易其主，但每位继承者都出于相当自然的商业上的迷信，一直小心保持了它的外观。红房子旅馆的老板听见马蹄声便来到门口：‘天老爷！’他嚷道，‘先生们，再晚一点你们可就要象你们在安德纳赫另一头扎营的多数同胞一样，不得不在外面露宿了。小店全都客满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睡张象样的床铺，我只好让出自己的房间。至于你们的马匹，我会叫人给它们在院子角落里放些铺草。今天连我的马厩里也睡满了基督徒。’他稍停一下又问：‘两位先生是从法国来的吗？’‘从波恩来！’普罗斯佩叫道，‘我们打清早起还什么都没吃过呢！’
“‘哦，要说饭菜的话，’旅店老板晃着脑袋说，‘十法里开外的人都到红房子旅馆来摆结婚筵席！你们将吃到王子的盛宴，莱茵河鲤鱼！这就说明一切了。’两位见习医助把坐骑交给老板照管，老板白费力气地喊着仆人。他们走进旅店的公共饭厅，一大群抽烟的人在那里吞云吐雾，白色的浓雾使他们起初看不清那些他们将与之相处的人。他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以后，凭着深知叫嚷无济于事的颇有哲学家风度的旅客那种讲求实际的耐心，从烟雾里辨认出了一个德国客店所必不可少的那些陈设：炉子、时钟、桌子、啤酒罐、长烟斗；四下里是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脸，犹太人的、德国人的、还有几个水手的粗糙的脸。几位法国军官的肩章在烟雾里闪烁，马刺和军刀不停地在石板地上叮当作响。有的人在玩扑克，有的争论不休，有的沉默不语，吃着、喝着或者来回踱着。一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头戴黑丝绒便帽，身穿蓝灰色围裙，带着线团、钥匙串、银别针，头发编成辫子，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德国旅店老板娘的特征。她的服装在那群版画一般的人中间色泽鲜艳得恰到好处，若用笔墨描绘却嫌俗气了。这个旅店老板娘极其机灵能干，使那两位朋友在失去耐心的时候又重新耐心等待起来。不知不觉中声音变小了，旅客散去了，烟草的云雾消散了。当两位见习医助的餐具摆上来，地道的莱茵鲤鱼出现在桌上的时候，已经敲过了十一点，大厅里人都走空了。在夜晚的寂静里，马匹吃草料和踢蹬的声音、莱茵河的喃喃低语，还有住满客人的旅店在大家上床睡觉时那种难以形容的漕杂声都隐约可闻。门窗或开或关；有些房间传来听不清楚的说话声；有些房间响起几声召唤。在这个乍静还喧的时刻，那两位法国人和那个忙于对他们夸耀安德纳赫、他的饭菜、莱茵酒、共和国军队以及他的妻子的旅店老板，都颇感兴趣地听见几个水手沙哑的喊声和一条船拢岸的声音。旅店老板一定很熟悉这些水手喉音很重的问话，他急忙走了出去。不久他又回来，带进来一位矮矮胖胖的男人，身后跟着两个水手，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和几只包裹。行李放在大厅以后，矮胖子亲自把箱子拎过来，放在自己身边，毫不客气地在两位见习医助的那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你们到船上睡吧，’他对那两个水手说，‘旅店已经客满了，权衡下来，还是这么办好。’‘先生，’老板对新来的客人说，‘我只剩这么点存货了，’他指着为两位法国人准备的饭菜，‘再也拿不出一块面包、一根骨头。’‘酸菜呢？’‘连我老婆的顶针都装不满。我对您说过，除了您身下这把椅子您就没有别的床位，除了这间饭厅就没有别的房间了。’听到这几句话，矮胖子用谨慎和害怕的目光，向老板、大厅和两个法国人瞥了一眼。
“讲到这里我要提请你们注意，”赫尔曼停下来说道，“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真名及其经历；只有他的证件说明他来自亚琛①，用的名字是瓦朗费，在新维德②郊外拥有一家相当大的别针工厂。他象所有德国厂商一样，穿着一件普通呢子礼服，一条短裤，一件墨绿丝绒背心，脚上穿一双皮靴，腰间系一条阔皮带。他长着一张圆脸，举止坦率真诚，但那天晚上他很难完全掩饰住内心的恐惧，也许是折磨人的忧虑。旅店老板则始终认为这个德国人想逃到国外去。后来我得知，他的工厂由于战争时期不幸经常发生的偶然事件被烧毁了。尽管他的神情总是忧心忡忡，但他的相貌还是显得十分和善。他仪表堂堂，特别是长着个肥大的脖子，他的黑领结更衬托出脖子的白皙，威廉曾经嘲讽地指给普罗斯佩看……”
①亚琛，德国东部城市。
②新维德，德国城市。
听到这里，泰伊番先生喝了一杯水。
“普罗斯佩殷勤地邀请那位商人共进晚餐，瓦朗费并不客套，就象一个自认有能力报答这个有礼貌的举动的人那样接受了邀请，他把箱子平放在地上，脚搁在上面，脱掉帽子，坐在桌边，去掉手套，解下别在皮带上的两支手枪。老板迅速送上来一份餐具，三位客人便开始静静地满足他们的食欲。大厅里空气太闷热，苍蝇太多，因此普罗斯佩请老板打开朝着大门的那扇窗换换空气。窗用一根铁棍闩住，铁棍插在窗框两角的窟窿里。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在两扇窗板上还各装有一个螺母，用两根螺栓固定起来。普罗斯佩偶然看到老板如何开窗。
“既然我谈到事情发生的地点，”赫尔曼先生对我们说，“我就应当给你们描述一下旅馆内部的格局，因为这个故事的兴味有赖于对出事地点的精确了解。我所说的那三个人所在的大厅有两扇通向外面的门。一扇门开出去便是沿莱茵河岸通往安德纳赫的大路。那里，在旅店前面当然有个码头，那位厂商租用的船只就泊在那里。另一扇门通向旅店的院子，院子围墙很高，当时挤满牲畜马匹，因为马厩里已住满了人。院门方才已经严严实实地闩上了，因此老板为了快一点而让那位厂商和两名水手由朝着大路开的那扇门进来。依照普罗斯佩·马尼昂的意思打开窗子以后，老板便去关这个门，把门闩插进门洞，并旋上螺丝。让给两位见习医助睡的老板的房间，与大厅相连，与厨房也只隔一堵薄薄的墙壁，老板娘和她的丈夫可能就在厨房过夜。女仆刚才出去，到牲口棚、谷仓或是随便什么地方找安身之处去了。不难理解，大厅、老板的房间和厨房，与旅店其余部分是多少有点隔绝开来的。院子里有两条大狗，它们低沉的吠声说明这是些警觉而且易怒的警卫。‘多么安静，多么美好的夜啊！’威廉望着夜空说道，这时老板关好了门，水波拍岸的声音便是唯一可闻的声响了。
‘先生们，’厂商对两位法国人说，“请允许我请你们喝几瓶酒，配你们的鲤鱼，喝点酒能使我们消除一天的疲劳。从你们的外表和衣着来看，我想你们同我一样，今天也赶了不少路了。’两个朋友接受了。于是老板就从厨房的门出去，到地窖里拿酒，这地窖无疑便在房子这一部分的下面。当老板拿来五瓶好酒放在桌上时，他妻子已经上完了菜。她又以主妇的目光对大厅和菜肴巡视一遍，觉得确已虑及客人的一切需要，便退入厨房。老板也被邀请一起喝酒。四位酒友没有听到她躺下的动静。但过一会儿，在他们谈话声音低一些的时候，他们听见一种有力的鼾声，这鼾声由于她栖身的阁楼的空心隔板而变得更加嘹亮，使几位朋友，特别是老板，微笑起来。半夜时分，当桌上只剩下饼干、干酪、干果和好酒的时候，客人们，特别是那两个法国人，变得爱说话了。他们谈到自己的家乡，学业和这场战争。最后，谈话热烈起来。普罗斯佩·马尼昂以其庇卡底人的直爽和天性善良温柔的人的天真，想象自己的母亲在这时候，当他在莱茵河畔的时候，正在干什么，这使那位逃亡的商人冒出几滴泪花。‘我看见她，’普罗斯佩说，‘正在做上床以前的晚祷。她一定没有忘记我，一定在问：我可怜的普罗斯佩现在在哪儿？如果她在打牌时赢了邻居几个苏，也许就是赢了你的母亲（他碰了碰威廉的胳膊肘），她就会把钱投进那个红色的大瓦罐里，瓦罐里攒着购买那块嵌在她在莱舍维尔的小小产业中间的三十阿尔邦地所需的款子。这三十阿尔邦地足足值大约六万法郎。那可真是块好地！啊，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得到这块草地，我将在莱舍维尔度过一生，别无他求！我父亲曾多少回想要得到这三十阿尔邦草地和蜿蜒流过草地的美丽溪流啊！他还没能买下这块地就去世了。我当年常在那里玩耍！’‘瓦朗费先生，您就没有您的ｈｏｃｅｒａｔｉｎｖｏｔｉｓ①吗？’威廉问道。‘有的，先生，有的，然而都已经实现了，而现在……’那个老实人没把话讲完就沉默了。‘至于我，’老板脸色微酡，说道：‘去年我买下了我已经想了十年的一个果园。’他们这么聊着天，象所有被酒力打开话匣子的人一样，相互之间都产生一种旅途中常见的短暂的友情，以致到了睡觉的时候，威廉要把自己的床让给商人。‘我可以和普罗斯佩同睡一张床，这不是第一回，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回，所以您就更无须客气了。您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老人理应受到尊敬。’‘不必了！’老板说，‘我老婆的床上有好几条床垫，你们拿一条铺在地板上就行了。’说着他就去关窗，这个谨慎的举动弄出了一些声响。‘我接受你们的好意。’商人说，然后他又压低声音看着两位朋友补充道，‘我承认我也希望如此，我感到我的船夫们很可疑，今天晚上我能同两个诚实善良的年轻人、两个法国军人作伴真是不错。我箱子里有价值十万法郎的钻石和金子呢！’
①拉丁文：心愿。
“两位青年对这番冒失的知心话亲切而有分寸的反应使善良的德国人放了心。老板帮客人们铺了一张床。然后，当一切都已安排妥帖，他就对他们道晚安，自去睡了。商人和两位见习医助拿他们各自的枕头打趣了几句。普罗斯佩把他和威廉的医用器械包搁在褥子底下，使褥子隆起，以代替他所没有的长枕。而这时瓦朗费出于过分的谨慎也将皮箱搁在床头。‘咱们俩都躺在自己的财产上：您躺在您的金子上，而我则躺在我的工具袋上。只是不知道我的工具能否为我挣来您已经挣得的那么多金子。’‘这是大有希望的，’商人说，‘勤奋和正直可以赢得一切，不过还要耐心。’不一会儿，威廉和瓦朗费都睡着了。普罗斯佩·马尼昂却未能入睡，这也许是由于床太硬，也许是由于过分疲劳引起失眠，也许是由于命中注定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他的思路不知不觉走上了邪道。他老是想着那个商人枕着的十万法郎。对他来说，十万法郎是一笔天上掉下来的极其庞大的财富。最初，他以种种不同方式使用这笔钱，建造一座座空中楼阁，我们在入睡前都曾这样津津有味地建造过这类空中楼阁。在这种时刻，种种朦胧的形象在脑海里浮现，而且时常由于夜的寂静，思想获得了一种魔术般的威力。他实现了母亲的夙愿，买下了那三十阿尔邦草地；他娶了博韦的某某小姐，他们之间家产的悬殊原本是不允许他有这种梦想的。他用这笔钱替自己安排了美妙无比的一生，他看到自己幸福、富有，成为一家之长，在本省备受尊敬，也许还当上了博韦市长。他那庇卡底人的头脑发热了，开始寻找起使幻想变为现实的办法来。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在理论上构思一桩罪行。他在梦想着商人的死亡的同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些金子和钻石。他眼花缭乱，心跳起来。谋划罪行无疑已构成犯罪了。他被这堆金子迷了心窍，又以杀人犯的逻辑从道德上麻醉自己。他问自己，这个可怜的德国人是否真有必要活下去，又设想此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总之，他在策划一件保证不受惩罚的罪行。莱茵河对岸是奥地利人的占领地；窗底下有一条船，船上有船夫；他可以割断这个商人的喉管，把他扔进莱茵河，带着箱子从窗口逃出去，给船夫一点金子，逃到奥地利去。他甚至估算了自己使用外科器械的熟练程度，以便在要他的牺牲品的脑袋时不让他发出一声喊叫……”
这时泰伊番先生又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喝了口水。
“普罗斯佩慢慢地、悄无声息地爬起身来。等他确信没有弄醒任何人后，便穿起衣服走进大厅。然后，以突然生出的急智，和囚徒、罪犯在实行他们的计划时从不缺乏的机敏和意志，他拧下铁闩上的螺栓，毫无声息地将铁闩从窟窿里拔出来，靠在墙边，又压住铰链不让它们发出声响，打开了护窗板。月亮苍白的光线投在这个场面上，使他可以模糊地看到威廉和瓦朗费睡觉的房间里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时他曾停了一会儿。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那么沉重，他几乎被吓住了。他害怕自己不能冷静地行动，他的手在发抖，脚板象踩在烧红的煤块上一样。然而他的计划执行得那么顺当，使他把这种命运的眷顾看成一种天数。他打开门窗，回到卧房，拿出手术器械包，寻找完成他的罪行最适当的工具。‘当我走到床边，’他对我说，‘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就在他集聚全身力量举起手的瞬间，他仿佛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并且觉得看见一道亮光。他把工具扔在床上，逃到另一个房间，走到窗前。在那里，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但他感到自己道德力量薄弱，害怕再度屈服于自己所曾受到过的诱惑，便猛地跳到大路上，沿着莱茵河来回散步，仿佛在为旅店站岗放哨。在这样急促的散步中，他多次走到了安德纳赫，也多次折回来一直走到山坡，他们就是从那个山坡下来走到旅店的。夜是那么静寂无声，他又那么信任那两条看门狗，所以他常常忽视那扇开着的窗户。他想使自己疲劳，以引起睡意。然而，由于他在万里无云的天宇下这么走着，欣赏着美丽的星辰，也许还由于为夜间清新的空气和水波忧伤的低语所打动，他又陷入了沉思，这把他逐渐引回健康的、有道德的思路。理智终于彻底驱除了他一时的疯狂。他所受的教育、宗教的训诲，特别是，他对我说，到那时为止他在父母家所过的简朴生活的回忆，战胜了他的邪念。当他在莱茵河畔倚着一块巨石长时间地沉醉于这样的遐想之后归去的时候，他说他不但能在亿万法郎的金子旁边入睡，甚至能在金子旁边守夜。当他的正义感在这场战斗中重又高傲地、坚强有力地站立起来时，他充满赞美和幸福之情跪下来感谢上帝，重新觉得幸福、轻快、满足，就象他第一次领圣体那天一样，那天他觉得自己堪比天使，因为他一整天既没有在言语上，更没有在行为上犯过罪孽。他回到旅店，关上窗门，一点也不怕弄出声响，然后立即上了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困乏使他毫无抵抗地被睡意所征服，他脑袋碰到褥垫不久便进入了最初那种奇妙的、似睡似醒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沉睡的前奏。在这种时候，知觉渐渐麻木迟钝，活力渐渐消失，思路有头无尾，感官的最后几下活动就象做梦一样。‘空气多闷啊，’普罗斯佩想，‘我好象在呼吸潮湿的蒸汽。’他睡意朦胧地把这种感觉归因于室内的温度与野外新鲜空气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结果。但他不久又听见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很象喷泉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驱使下，他想起身招呼旅店老板，叫醒商人或者威廉。不幸他这时想起了那只挂钟，觉得那是钟摆的声音，于是他就在这种朦胧的感觉中入睡了。”
“您想喝水吗，泰伊番先生？”主人见那位供应商机械地拿起水瓶，便问道。
水瓶空了。
赫尔曼先生因银行家的问话而稍微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第二天早晨，”他说，“普罗斯佩·马尼昂被一种巨大的声音惊醒。他似乎听见尖厉的叫声，神经感到一阵剧烈的震颤，当我们睡醒时仍然感到在睡梦中便已开始的难受的感觉时便会这样。这时我们身上发生了一种生理现象，说通俗些就是惊跳起来，这种现象虽然包含着许多对科学极有趣的事实，却尚未得到充分观察。这种极度的惊恐也许产生于我们身上两种本性的过于迅速的结合，当我们睡着时这两种本性几乎总是分开的。通常这种惊恐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在可怜的见习医助身上却有增无减，引起一阵可怕的抽搐。他见到在他的床与瓦朗费的床之间有一汪鲜血。可怜的德国人脑袋掉到地上，身子留在床上。所有的血都从脖子里喷出来了。看见商人仍然大睁着的直勾勾的眼睛，看见自己毯子上、甚至手上沾着的血污，认出丢在床上的他的外科器械，他昏了过去，倒在瓦朗费的血泊里。‘这已经是对我那些邪念的一种惩罚了。’他后来对我说。等他恢复知觉，他发现自己在大厅里，坐在一张椅子上，周围站着法国士兵，面前是专注而好奇的人群。他呆呆地看着一个共和国军官在听取几位证人的证词并进行笔录。他认出了老板、他的妻子、那两个水手，以及旅店的女仆。凶手用过的外科器械……”
这时泰伊番咳了一声，掏出手帕擤了擤鼻子，又擦了一下额头。只有我注意到这些相当自然的动作，所有宾客的眼睛都盯着赫尔曼先生，贪婪地听他讲故事。供应商将肘弯搁在桌上，右手支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赫尔曼。这以后，他再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激动或感兴趣的神情，然而他一直面如土色，心事重重，跟他玩弄那只冷水瓶塞的时候一样。
“杀人犯用过的外科器械连同医用器械包和普罗斯佩的皮包、证件一起放在桌上。众人的目光时而落在这些物证，时而落在那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眼睛黯然无光，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的年轻人身上。外面隐隐约约的嘈杂声说明旅店门前还有一大群人，都是被发生凶案的消息和大概想看一眼凶手的愿望吸引来的。设在大厅窗户下的哨兵的脚步声和他们的枪支发出的声音，盖过了人们交头接耳的嗡嗡声。但旅店关着门，院子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普罗斯佩·马尼昂受不住那个写证词的军官的目光，他感到有人按了按他的手，就抬起头来想看这个在一群敌意的人中间充当他保护人的是谁。从制服上他认出这是驻在安德纳赫的那个联队的主任军医。军医的目光那么锐利，那么严厉，竟使可怜的年轻人哆嗦起来，头倒在椅背上。一个士兵让他闻醋，使他马上恢复了知觉。然而他那慌乱的眼睛显得那么没有生气，那么缺少理性，以致军医摸过他的脉，对军官说：‘上尉，在目前是不可能对这人进行审讯的了。’‘好吧，把他带走。’上尉打断医生的话，对一个站在见习医助身后的伍长说。‘该死的孬种，’那士兵低声对他喝道，‘你至少也试试在这些德国佬面前走得硬气些，给共和国挣回些面子呀！’这一声喝使普罗斯佩·马尼昂清醒过来，他站起身，走了几步。但是当门打开，他感到外面空气的刺激并看见人群涌进来时，他的力量又消失了，双膝发软，脚步踉跄。‘这个天杀的江湖医生死两回也应该！你走啊！’两个士兵说着伸手把他架住。‘啊！这坏蛋！坏蛋！就是他！就是他！他在那里！他在那里！’他觉得这些话发自同一个声音——那跟着他、咒骂着他的人群乱哄哄的声音，这声音一步比一步响。从旅店到监狱的这段路上，跟着他走的老百姓和士兵们的喧闹声、三五成群地议论着的人们的低语声、天空、新鲜空气、安德纳赫的市容、波光粼粼的莱茵河水，这种种印象在见习医助的心灵里都是模糊不清，黯淡无光的，和他醒来以后的所有感觉一样。他说，他有时候简直以为自己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在牢里。”赫尔曼先生停下来说，“我和大家一样，在二十岁的时候也是个热血青年。我想保卫自己的国家，我在安德纳赫附近组织并指挥一支义勇军。几天前的夜间，我们与一支八百人的法国部队遭遇。我们最多只有二百人，我的间谍把我出卖了。我被投入安德纳赫的监狱。当时为了杀一儆百拟议将我枪决。法国人说要报复，但他们想在我身上实行的报复并没有在选侯的领地实现。我父亲求准了三天缓刑，以便去请求奥热罗将军赦免。将军赦免了我。因此当普罗斯佩·马尼昂入狱时，我见到了他，他引起我深切的同情。尽管他苍白、憔悴、沾着血污，他的面容却有一种诚实、清白的神情使我深受打动。在我心目中，德国就活在他长长的金发和他的蓝眼睛里。他正是我的垂危的祖国的形象。在我看来，他不是杀人犯，而是牺牲品。在他经过我窗口的当儿，他向不知何方投去一个痛苦哀伤的微笑，那是获得了暂时的一线理智之光的精神病患者的微笑。当我见到监狱看守时，我向他打听新犯人。‘他到地牢后就没有讲过话。他坐着，双手抱住脑袋，不是睡着了便是在想他的事情。听法国人说，他明天就清账了，二十四小时内他将被枪决。’那天晚上，我利用监狱放风的短暂时间，一直站在那犯人窗下。我们一起交谈，他原原本本地向我叙述了他的故事，并且相当准确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在这第一次交谈后，我已不再怀疑他的清白。我请求并获准在他身边呆几小时。我见过他好几次，这个可怜的孩子直率地将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认为自己既无罪又有罪。他想起自己曾经受到过的可怕的诱惑，害怕自己在睡眠中梦游病发作，犯下了他醒时曾经想犯的罪行。‘可是你的同伴呢？’我问他。‘噢！’他热切地叫道，‘威廉是不会……’他甚至没把话讲出来。我听见这热情的、充满稚气和道德感的话，便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醒来后，’他又说，‘一定是吓昏了头，赶紧逃跑了。’‘也不喊醒你。’我说，‘但你是很容易辩护的，因为那样的话瓦朗费的箱子就不会被偷走了。’他忽然泪如雨下：‘哦，是的，我是无罪的。’他叫道，‘我没有杀人。我记起我的梦来了。我在和中学里的伙伴们竞走，我不可能在梦中奔跑的时候割掉那个商人的脑袋。’然而尽管有时一线希望给他带来片刻安宁，他仍然感到悔恨的重压。他曾经举起手要割那个商人的脑袋，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自我审判，觉得不能在思想上犯罪之后问心无愧。‘然而我是善良的啊！’他叫道，‘我可怜的妈妈啊！也许她现在正高兴地和女邻居们在她挂着壁毯的小客厅里玩纸牌吧？只要她知道我曾举起手来要谋害一个人……唉，她就会死去！而我却下了狱，被控犯下了罪行。我即使不曾杀害那个人，也肯定要害死我妈妈了！’他说这几句话时没有哭泣，而是在庇卡底人常有的一时暴怒驱使下朝墙壁一头撞去，如果不是我拦住他，他的头就会在墙上碰碎了。‘还是等待你的判决吧。’我对他说，‘你会被开释的，你是无罪的，而你母亲……’‘我母亲，’他愤怒地喊道，‘她在这以前就会知道对我的指控，在小城市都是这样的。可怜的母亲会忧郁而死。何况我并不清白。你愿意知道全部真相吗？我感到我已经失去了良心的贞洁。’说完这句可怕的话，他坐了下来，双手合抱胸前，低着头，神色阴郁地凝视地面。这时候看守过来叫我回自己房间，我充满友情地拥抱着他，不愿在我的难友情绪如此低沉的时候将他抛下不管。‘忍耐着点吧，’我对他说，‘也许一切都会好的。如果一个诚实的人的声音能够消除你对自己的怀疑，那么请记住我是尊敬你和爱你的。接受我的友谊吧，如果你心胸无法平静，那就凭借我的心胸睡觉吧。’第二天九点，一名伍长、四名步枪手来带见习医助。我听见士兵们的声音就凑到窗口。那位青年在穿过院子时望了我一眼。我永世难忘他实行的报复并没有在选侯的领地实现。我父亲求准了三天缓刑，以便去请求奥热罗将军赦免。将军赦免了我。因此当普罗斯佩·马尼昂入狱时，我见到了他，他引起我深切的同情。尽管他苍白、憔悴、沾着血污，他的面容却有一种诚实、清白的神情使我深受打动。
“在我心目中，德国就活在他长长的金发和他的蓝眼睛里。他正是我的垂危的祖国的形象。在我看来，他不是杀人犯，而是牺牲品。在他经过我窗口的当儿，他向不知何方投去一个痛苦哀伤的微笑，那是获得了暂时的一线理智之光的精神病患者的微笑。当我见到监狱看守时，我向他打听新犯人。‘他到地牢后就没有讲过话。他坐着，双手抱住脑袋，不是睡着了便是在想他的事情。听法国人说，他明天就清账了，二十四小时内他将被枪决。’那天晚上，我利用监狱放风的短暂时间，一直站在那犯人窗下。我们一起交谈，他原原本本地向我叙述了他的故事，并且相当准确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在这第一次交谈后，我已不再怀疑他的清白。我请求并获准在他身边呆几小时。我见过他好几次，这个可怜的孩子直率地将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认为自己既无罪又有罪。他想起自己曾经受到过的可怕的诱惑，害怕自己在睡眠中梦游病发作，犯下了他醒时曾经想犯的罪行。‘可是你的同伴呢？’我问他。‘噢！’他热切地叫道，‘威廉是不会……’他甚至没把话讲出来。我听见这热情的、充满稚气和道德感的话，便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醒来后，’他又说，‘一定是吓昏了头，赶紧逃跑了。’‘也不喊醒你。’我说，‘但你是很容易辩护的，因为那样的话瓦朗费的箱子就不会被偷走了。’他忽然泪如雨下：‘哦，是的，我是无罪的。’他叫道，那充满思想、预感、听天由命和说不出的悲伤忧愁的眼神。这是种无言的然而可以意会的遗嘱，通过它，一个人将自己失去的生命留给他最后一个朋友。那天夜里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严酷、十分孤单的一夜。但他那苍白的脸色也许表现了一种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来自对自己新的评价。也许他因悔恨而净化了自己，也许他认为自己在痛苦和羞愧中洗清了过错。他步伐坚定地走去，而且一早就已洗净了他无意中沾染的血污。‘在睡梦中我的手不可避免地浸到了血泊里面，因为我睡得很不安稳。’他在前一天曾用可怕的绝望语调对我这么说过。我得知他要去战地法庭受审。联队两天后就要开拔，联队长官不愿意没在犯罪地点伸张正义就离开安德纳赫。整个庭审期间，我担忧到了极点。最后，中午时分，普罗斯佩·马尼昂被带回来了。我当时正照例在散步。他看见我便过来投入我的怀抱。‘完了。’他对我说，‘毫无指望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来说，我是个杀人犯。’他傲然昂起头来，‘这样的不公道使我完全成为无辜的了。我如果活着将永远烦恼不安，我的死却将是无可指摘的。可是究竟有没有来世呢？’整个十八世纪所思考的无非就是这个突如其来提出的问题。他沉思起来。‘你到底是怎么回答的？’我问他，‘问了你什么问题？你不曾象对我讲的那样原原本本、不加矫饰地把事实说出来吗？’他定睛凝视了我一阵儿，接着，在这个骇人的停顿之后，他开始狂热地、兴奋地说起来：‘他们开头问我：“你夜间走出过旅店吗？”我说：“是的。”“从哪儿？”我脸红了，答道：“从窗户。”“你把它打开了？”“是的。”“你真够小心的，旅店老板一点都没听见。”我张口结舌了。那几个水手声称看见我一会儿去安德纳赫，一会儿去树林，来回奔忙。他们说，我这样打了几个来回，把钻石和金子埋藏掉了。而箱子又始终没找出来。再加上我一直受到悔恨的折磨。我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一个无情的声音就对我叫道：“你曾经想犯这个罪！”一切都反对我，包括我自己……他们问到了我的同伴，我彻底为他做了辩护。于是他们对我说：“我们应该在你、你的同伴、老板和他的妻子中间找出一个罪人吧？今天早晨，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听到这个见解，我哑口无言，浑身无力，丧魂失魄了。我对朋友比对自己更有把握，我不能加罪于他。我明白，我们两人都被看成这件凶杀案的同谋共犯，我则是两个人中间比较笨的一个。我想用梦游症来解释这件罪行，并为我的朋友开脱。我讲得语无伦次。我完了！我从法官们的眼色里看到了我的判决。他们露出不信任的微笑。一切都清楚了，再没有任何疑问。明天我将被枪决。我已经不再想我自己，’他又说，‘而是在想我可怜的母亲了。’他停下来，仰望天空，却没有流泪。他的眼睛是干的，并且剧烈地抽搐。‘弗雷德里克！’哦！那个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对，正是这个名字！”赫尔曼先生带着胜利的神色叫起来。
我的女邻座踢了踢我的脚，对我指着泰伊番先生打了个暗号。供应商漫不经意地把手遮到眼睛上，可是透过他的指缝，我们觉得看见他的眼睛闪着阴郁的火光。
“倘使他的名字就是弗雷德里克呢，嗯？”她附着我的耳朵说。
我瞟了她一眼，仿佛说：“别作声！”
赫尔曼继续说了下去：“‘弗雷德里克！’那见习医助叫道，‘弗雷德里克怯懦地把我丢下了！他大概是害怕了。也许他躲在旅店里，因为那天早上我们的两匹马还在院子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真是难解之谜啊！梦游症！梦游症！我这辈子只犯过一次，还是在我六岁那年。’他脚跺着地说，‘难道我还要将世上所有的友谊从这里带走吗？难道我还必须怀疑那始自五岁，在中学、大学时期一直保持下来的亲如手足的友谊，而死两遍吗？弗雷德里克在哪里？”他哭了。看来我们是重感情胜于自己生命的。‘我们回去吧。’他对我说，‘我宁愿呆在地牢里。我不愿被人看见我在哭泣。我将勇敢地去死，但我不会不合时宜地硬充好汉，我承认我惋惜自己年轻美好的生命。昨天我彻夜未眠，我回忆起童年的情景，我看见自己在那片草地上奔跑，也许正是对这些草地的回忆导致我的死亡。我本来是有前途的。’他顿了一下又对我说，‘十二个士兵，一个少尉叫道：枪上肩：瞄准，放！一阵鼓声。而且声名狼藉。这就是我现在的前途。哦！上帝有灵，不然这一切就太愚蠢了。’说着他抓住我，用双臂紧紧地拥抱我，‘啊！你是我可以与之倾诉衷肠的最后一个人了。你将获得自由，你！你将见到你的母亲！我不知道你富有还是贫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他们不会一直打下去的，这些人。那么，等他们讲和了，你就去博韦。如果我的母亲听到我的死讯后能够活下去，请你到那里找到她，告诉她这句使她宽慰的话：他是无罪的！她会相信你的！’他又说，‘我会给她写信，但你将替我看她最后一眼，你对她说，你是我拥抱过的最后一个人。她会多么爱你啊！可怜的妈妈！爱你，我最后一个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被回忆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然后他又说：‘这里的士兵和军官我全都不认识，他们全都憎恶我。没有你，我的无辜将成为上天与我之间的秘密。’我向他发誓要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他的最后意愿。我的话和内心情感的流露感动了他。过了不久，士兵又来找他，把他带回战地法庭。他被判有罪。我不知道在宣布这个判决的当时或以后有些什么程序，也不知道那位年轻的医生是否依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了辩护。他预料自己第二天早上将去赴刑，整夜都在给他母亲写信。‘我们俩都将获得自由，’第二天我去看他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听说将军已经签署了你的特赦令。’我默默地看着他，想把他的面容铭记在我心中。他又带着厌恶的神情对我说，‘我曾经怯懦得可悲，我整夜都在向墙壁请求饶命。’他指着牢房的墙壁说，‘是啊，是啊，我曾经绝望地嚎叫，愤愤不平，经受了最可怕的、精神上的临终痛苦。——那时候我是单独一人！而现在我却在想别人会怎么说……勇气是件可拿过来穿的外衣。我应当体面地去死……，所以……’”
二 两种裁决
“噢！别讲下去！”那个要求讲故事的少女急忙打断纽伦堡人叫了起来，“我不愿听到结局，愿意相信他得救了。如果今晚我听到他被枪决，我会睡不着觉的。结尾请您明天再说吧。”
我们起身离席。我的女邻座挽住赫尔曼先生伸出的手臂，对他说：“他被枪毙了，对吗？”
“是的，我目睹了他的受刑。”
“怎么，先生，”她说，“您竟然……”
“是他要这样的，夫人。给一个活人出殡，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无辜的人，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这个可怜的青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只活在我身上了！他说，他愿我将他的最后一息带给他母亲。”
“您见到她了吗？”
“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我来法国为他母亲捎来这句美好的话：他是无罪的。我是象朝圣一样到那里去的。但马尼昂老太太已经憔悴而死。我在烧掉我所保存的那封信时深为感伤。你们大概会笑话我这种日耳曼人的情感冲动，但是我通过这个永远无人知晓的秘密看到了一幕极其哀惋的戏剧，那弃于两座坟墓之间、不为人世所知的诀别将被这个秘密埋葬掉，就象在荒漠中遭遇狮子的旅行者所发出的喊声一样。”
“假如有人把您领到这客厅里的某一个人面前，并告诉您：‘这就是凶手！’那岂不将是另一幕戏剧吗？”我打断他的话问道，“您会怎么办？”
赫尔曼先生过去取了他的帽子走出去了。
“您真是血气方刚、做事莽撞。”我的女邻座对我说，“您看泰伊番！瞧吧！他坐在靠背椅里，在那边，壁炉旁边，芳妮小姐正端给他一杯咖啡。他微笑着。一个被刚才讲的故事折磨着的凶手难道能表现得这样泰然自若吗？他的神态不是完全象个温厚长者吗？”
“是的，不过您可否去问问他，他在德国打过仗没有。”我叫道。
“有何不可？”
于是我的女邻座便向供应商走去，女人们在某件事正合她们心意或者好奇心十分强烈时是不乏这类胆量的。
“您到过德国吗？”她问他。
泰伊番差一点把茶杯掉到地上。
“我吗？夫人。没有，从来没有。”
“您说什么，泰伊番！”银行家打断他说，“您在瓦格拉姆战役①里不是干过粮食供应吗？”
①瓦格拉姆，奥地利小村，一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拿破仑大败奥军于此。安德纳赫凶案发生于十年之前，因此泰伊番的“健忘”就更显得笨拙了。
“哦，是的！”泰伊番先生答道，“那一次，我是去过。”
“您弄错人了，这是个好人。”我的女邻座回到我身边对我说。
“好吧！”我喊道，“在晚会结束前，我将把凶手从他藏身的污泥中驱赶出来！”
有一种精神现象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这种现象惊人的深刻，却又太简单以至于无人理会。倘若两人在客厅相遇，而其中一人或因知道对方一件肮脏的隐私，或因某种秘密状况，甚至因为将要施于一方的报复，而有权鄙视或憎恨另一人，这两个人会互相猜出并预感到隔开、或将要隔开他们的鸿沟。他们不知不觉地观察着对方，留神着自己；他们的目光、手势，难以言传地流露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有一块磁石。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吸引力最强，是复仇还是罪行，是憎恶还是侮辱。正象教士见魔鬼在场时无法奉献圣体一样，两个人都感到局促、警觉；一个彬彬有礼，另一个忧郁阴沉，哪一个都一样；一个脸红或苍白起来，另一个浑身发抖。复仇者往往和被害者同样怯懦。极少有人有勇气伤害别人，即使确有必要；许多人由于不愿声张或是害怕悲剧的结局而一声不吭或宽恕了对方。这种灵魂和感情的相互渗透造成了我同供应商之间的神秘暗斗。自从我在赫尔曼先生讲故事时第一次问他话以来，他就回避着我的目光，但也许他也回避所有客人的目光。他与银行家的女儿、不谙世故的芳妮交谈，无疑是由于和所有罪人一样，感到有与清白的人接近的需要，以求在她身上找到安宁。然而我虽离他很远却一直听着他说话，我锐利的目光吸引着他的眼睛。当他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窥视我时，我们却目光相遇了。他立即垂下眼皮。泰伊番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急于中止这种刑罚，便坐下打牌。我过去把注下在他的对手方面，并希望输掉这笔赌注，结果如愿以偿。我接替了那个下台的牌客，和凶手面对面地坐着……
“先生，”当他发牌给我时，我对他说，“能否请您扣除得分呢？”
他相当匆忙地将筹码从左手移到右手。我的女邻座已来到我身边，我意味深长地瞥了她一眼。
“您是不是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我对供应商说，“我很熟悉这位先生在博韦的家族。”
“是的，先生。”他答道。
他的牌掉了下来，脸色发白，双手捧住头。他请一位在他那一方下注的客人接替他，站起身来。
“这儿太热了，”他叫道，“我怕……”
他没说完话，脸上突然显出极为痛苦的神情，蓦地走了出去。主人陪着泰伊番，似乎对他的状况极为关切。我和我的女邻座相互看了一眼，我发现她的眉宇间充满一种无名的悲苦神色。
“您的行为是否十分慈悲呢？”当我输了牌离开桌子时，她把我拉到一个窗台那里问我道，“您想获得审阅人们灵魂的能力吗？为什么不听凭人间和天上的法庭去制裁罪人呢？我们即使逃过前者也决计逃不过后者！高等法院院长的特权难道这么值得羡慕吗？您几乎已经在行使刽子手的职权了。”
“您分享并鼓励了我的好奇心，却又来对我说教！”
“因为您叫我深思了。”她回答我。
“那么，与恶棍讲和，向受害者开战，并且对金钱顶礼膜拜吧！”我又笑道，“现在不谈这些了。请看那位走进客厅来的年轻姑娘。”
“那又怎样？”
“三天前，我在那不勒斯大使的舞会上见过她，我已经热烈地爱上她了。行行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还没有人能够……”
“她就是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她继母不久前才把她从修道院接回来，”我的女邻座说，我几乎没听见她说什么，“她在修道院很晚才结束学业，因为她父亲许久没肯认她。她是第一次来这里。她十分美貌，十分富有。”
说着，她嘲讽地微微一笑。这时我们听见一阵猛烈而抑制住的叫声，叫声似乎来自隔壁的一个房间，并在花园里微弱地回荡。
“这不是泰伊番先生的声音吗？”我嚷道。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于这个声音，可怕的呻吟传进我们的耳朵。银行家的妻子急忙向我们跑来，把窗户关上。
“这是为了避免出事。”她对我们说，“假如泰伊番小姐听见她父亲的喊声，她很可能会歇斯底里的。”
银行家回客厅来找维克托莉，低声对她说了句话。少女立即叫了一声，向门口奔去，不见了。这个事件引起很大骚动。牌局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向邻座打听。低语声渐渐变大，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
“泰伊番先生难道自……”我问。
“自杀了！”我那爱挖苦人的女邻座说，“我想，您会高高兴兴地给他戴黑纱吧？”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可怜人得了一种病，”女主人答道，“这种病的名字布鲁松先生常对我说起，我却仍是记不住。他刚才是旧病复发了。”
“这是属于哪一类病症呢？”一位预审推事忽然发问道。
“哦，那是种可怕的病痛，先生。”她回答说，“医生们也无药可施。那种痛楚看来是刻骨镂心的。有一天，这个不幸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的时候发作过一回，我不得不躲到邻居家去，免得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怖的叫声，想要自杀。她女儿当时只好让人将他绑在床上，给他穿上疯人的紧身背心。这个可怜人以为脑袋里有些动物在吸他脑髓，每根神经都一阵阵地剧痛，象被锯子锯，又象被猛力牵扯。他脑袋疼得那么厉害，连为了减轻这种疼痛而做的艾灸也感觉不出来。但他后来聘请的医生布鲁松先生不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种神经性的毛病，一种神经炎症，应当用蚂蟥放在脖子上、用鸦片敷在脑袋上来治疗。果然，发作次数减少了，每年只有一次，在晚秋时节。泰伊番先生恢复健康以后总是不住地说，他宁愿受车裂之刑，也不想再吃这种苦头。”
“那他看来是疼痛至极了！”一位证券经纪人说，这是个沙龙里的才子。
“噢！他去年差点送了命。”她又说，“他独自去他的田庄办一件要事。也许是由于缺乏救护，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象死了一样。后来洗了个热水浴，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是不是一种破伤风？”那位证券经纪人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他害这个在军队里得的怪病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说，有一次他跌倒，一块木片扎进了脑袋。但布鲁松觉得有希望治好他。据说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毫无危险地治好这种病，用的是氢氰酸。”
这时一个比先前更加尖厉的叫声响彻整座房子，使我们恐怖得浑身冰冷。
“听，这就是我时常听见的喊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喊声使我从椅子里惊跳起来，使我神经难以忍受。不过说也奇怪，这可怜的泰伊番尽管受着这样闻所未闻的痛苦，却从来没有生命之虞。而在这种可怕的折磨的间歇里，他吃喝无异于常人，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一位德国医生对他说，这是一种脑风湿症，这与布鲁松的意见颇为一致。”
我离开聚集在女主人身边的人群，陪着泰伊番小姐出去，有个仆人来找她……“上帝啊！我的上帝！”她哭着叫道，“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上天，使他受这样的痛苦？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陪她走下楼梯，在扶她上车时我看见她父亲在车中弯成两截。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止住他的呻吟。不幸他瞥见了我，他的脸皱蹙得更加厉害了，一声痉挛的喊叫划破空气，他向我投来一个吓人的目光，马车开走了。
这席酒宴，这次晚会，在我的生活和情感上产生了痛苦的影响。我爱上了泰伊番小姐，也许恰好因为荣誉感和廉耻心都禁止我与一位凶手联姻，哪怕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在哪家人家能碰到维克托莉，就让人介绍我到哪家去。往往在我对自己发誓不再见她之后，当天晚上我就又在她身边了。我无限欢乐！我的充满幻梦的、惬意的、正当的爱情，带有一种犯罪的感情色彩。当泰伊番碰巧与他女儿一起时，我因向他行礼而看不起自己，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克托莉不仅是个美人儿，而且有教养，有才华，有风度，没有丝毫的学究气，没有哪怕最轻微的自命不凡。她言谈极有分寸，性格里有一种忧郁的风韵，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至少她使我相信她爱着我。她有一种仅仅为我而发的微笑，对我说话时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啊，她爱我！但她也爱她父亲，她对我夸耀他的善良、和蔼和高尚。这些赞扬就象尖刀一样刺着我的心。
有一天，我差一点成为这桩罪行的同谋，泰伊番家的富裕就是建筑在这件罪行的基础上的：我曾想向维克托莉求婚。然而我逃走了，我旅行去了，到了德国，到了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见到维克托莉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我看到她身体很好，心情愉快，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情感却异乎寻常地重新猛烈燃烧起来。我担心自己的顾虑变成一种偏执狂，便决定组织一个良心法庭，以期弄清这个有关高级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我回来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于是前天我召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我请来了两位英国人，一位是使馆秘书、一位是清教徒；还请了一位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前任部长；两个依然天真无邪的青年；一位教士，是个老人；还有我从前的监护人，他是个单纯的人，他对我所作的监护是法院纪录中最完美的；此外，还有一位律师，一位公证人，一位法官。总之，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都请来了。我们先是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大声喧嚷一番，然后，在上餐末果点时，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隐去了我的意中人的名姓，我要求大家给我一些忠告。
“给我出点主意吧，朋友们！”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象讨论一项法律草案一样，详尽讨论这个问题。我会叫人拿来票箱和选票，你们将完全按照秘密投票的规则投票赞成或反对我的婚姻！”
大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那位公证人起身告辞。
“我要去立一份契约。”他说。
酒力使我从前的监护人沉默了，他自己还需要有人监护，以免在回家时发生意外。
“我明白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正是有力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席上一阵骚动。
一位曾为富瓦将军①的孩子们以及富瓦将军墓签名认捐的财主嚷道：
“和道德一样，罪行也有程度之分！”
“饶舌鬼！”前任部长用肘弯碰我一下，低声对我说。
“有什么使你为难的？”一位公爵问道，他的财产就是在废除南特敕令②时，从那些反抗王命的新教徒那里没收而来的。
①富瓦将军（１７７５—１８２５），法国将军，曾任众议员，清廉正直，深得人心。死后妻子儿女陷于贫困，全国募捐帮助。
②南特敕令，法王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的敕令，规定天主教是法国国教，同时宣布胡格诺教派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重新迫害新教徒，使许多新教徒逃往国外。
律师站了起来：“公爵说得对，在法律上，提交我们的这个案例并不造成任何困难。”这位法律的代言人叫道，“不是有时效规定吗？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您一定要把这事情提交什么裁判所，那就去忏悔所吧。”
《法典》的化身说罢坐下来，喝了一杯香槟酒。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善良的教士站了起来。
“我们被上帝创造出来时便已是脆弱的，”他坚定地说，“如果您爱上了这桩罪行的女继承人，您就娶了她，满足于母亲的财产，而将父亲的财产散给穷人。”
“然而，”一位无情的爱挑毛病的人（这种人在社交场合并不少见）叫了起来，“那位父亲也许只是因为发了财才结了一门好亲事，他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这种罪恶的果实吗？”
“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有些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的前监护人自以为能用一句醉汉的警句妙语来点醒众人。
“是啊！”使馆秘书说。
“是啊！”教士嚷道。
这两个人想法并不一致。
一位空论派①站了起来，他曾在一百五十五名选举人里因缺少一百五十张选票而未能当选。
①空论派，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多为大学教师或律师，言论空泛晦涩，玩弄术语，故名。
“先生们，这个精神本质的惊人事件乃是社会所面临的极为超出常态的一个事件。”他说，“因而，应取的决定，当为我们良心的即时抉择，一个突如其来的概念，一个有教益的判断，我们悟性的稍纵即逝的细微差别，犹如构成我们鉴赏趣味的电光石火一样。投票吧。”
“投票吧！”我的客人们齐声说道。
我令人发给大家每人两个球，一个红球，一个白球。白色象征贞洁，表示反对这个婚姻；红球则表示赞成这门婚事。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表决。我的朋友共有十七人，九票构成绝对多数。每个人都过去将球投入窄颈的柳条篓子。篓子里有编上号码的弹子，当赌客们去摸号的时候，弹子就在里面晃动。我们都被相当强烈的好奇心所激动，因为这种净化的道德感的表决确实有点特别。计票时我发现九个白球！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惊讶，但我还是决定数一数我的法官里面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数目。这些决疑断难的年轻人恰好是九个，九个人都是一个心眼！
“哦，哦！”我暗想，“他们内心都一致赞成这门亲事，而明里却一致反对我去结这门亲。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那位岳父住在哪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冒冒失失地问我，他比别人掩饰得少些。
“没有岳父了！”我叫道，“以前我的良心清楚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无须你们的裁决。而现在它的声音变弱了，我之所以失去勇气，是因为我在两个月前收到了这封诱人的来信。”
我从皮包里取出如下一份讣告给他们看：
泰伊番股份公司经理，原军队粮食肉类供应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金马刺勋章获得者，巴黎国民自卫队第二团第一掷弹兵连连长，冉－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五月一日逝世于儒贝尔街公馆。敬请台端参加出殡、祭奠和安葬仪式，仪式订于……
……谨此讣闻
“现在该怎么办？”我又说，“我将从很广的范围向你们提出问题。泰伊番小姐的地产浸透了鲜血，这是毫无疑义的，她父亲的遗产是块ｈａｃｅｌｍａ①。这我都知道。但普罗斯佩·马尼昂没有留下继承人，我也没找到在安德纳赫被害的别针厂主的家庭。把财产交给谁呢？我没有权利透露一个偶然发现的秘密，在一个无辜少女的嫁妆里添上一颗割掉的脑袋，使她做噩梦，剥夺她的美丽的幻想，对她说：‘你所有的钱都沾满了血污。’从而在她心目中再一次杀死她的父亲。我曾经向一位老教士借过一本《良心问题辞典》，但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对我的疑难的解答。为普罗斯佩·马尼昂、瓦朗费、泰伊番的灵魂设坛超度吗？我们早已是十九世纪了。创办一所救济院或设置一笔道德奖金吗？奖金会被骗子们得去。至于我们的大部分收容院，我觉得它们多半已经成为罪恶的庇护所了。况且这类用途多少有利于虚名，能否成为一种补过的办法呢？我应当那么做吗？再说，我在恋爱，热烈地恋爱，我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无缘无故对一个过惯奢华、优雅和充满艺术享受的生活，喜欢在滑稽歌舞剧院慵懒地听罗西尼的音乐的少女，建议她放弃一百五十万法郎家产，去施舍给那些痴呆老头或者假装得了癞病的人，她会笑着掉过头去不理睬我，她的心腹侍女会说我是个恶作剧的家伙。如果在爱情的令人心醉的时刻，我向她赞美俭朴生活的乐趣和我在卢瓦尔河畔的小房子的话，如果我以爱情的名义请她牺牲巴黎的话，这首先是在说谎，虽然是个动机高尚的谎话；其次，我也许会因此失去这个爱好舞会、首饰，并且目前还爱着我的少女的欢心，从而得到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她会被某个修长俊美、也许还有卷得很好的小胡子、会弹钢琴、会谈论拜伦爵士，而且骑术高明的军官从我这儿抢走。怎么办？先生们，行行好，出个主意吧……”
那个正派人，我提起过的那个很象珍妮·迪恩斯②的父亲的清教徒，直到那时为止还未发一言，这时他耸耸肩膀对我说：
“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
①希伯来文：血地。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相传是犹大用出卖耶稣的三十元银币买下的。
②珍妮·迪恩斯，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
何友齐/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