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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丘吉尔正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请国王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安慰丘吉尔，国王提出向他颁发嘉德勋章，但丘吉尔认为在此时接受这一荣誉不太合适而谢绝了。丘吉尔最后在唐宁街发表了一项声明，“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他为不能完成对日本的战争而感到遗憾，但他宣称：“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两天以后，当艾德礼和新任外交大臣贝文准备飞往波茨坦去时，丘吉尔拒绝了艾德礼建议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波茨坦的邀请，而是到契克斯度过了一个沉闷的周末。他很快搬离了唐宁街，因为他对抛弃了他的英国民众深感失望，使他“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 当8月1日议会复会时，丘吉尔在下院已经是反对党的领袖了。他在走进议会时，保守党议员们高喊着“一个快活的好伙伴”来迎接他，但这喊声很快就被人数远远超过保守党的工党议员的胜利欢呼所淹没。这使丘吉尔深感不快。 丘吉尔在告别声明中的预言很快就更为迅速地兑现了。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丘吉尔再次走在议长身后到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不过这一次他是作为反对党领袖陪同新首相罢了。 在其后的日子里，丘吉尔也偶尔在议会作简短发言，对工党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访问西欧，接受纷至沓来的荣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各种奖章和礼品。9月，议会休会了。在决定今后何去何从之前，丘吉尔决定先度假。他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畔作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计划撰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11月，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创议设想，此后他又在多次演讲中提到这一思想，他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战后政治、经济问题的救世良方。 1946年初，他将保守党的领导事务交由艾登代理，自己应邀前往美国。他乘“伊丽莎白皇后号”先赴纽约。2月初，他应古巴政府之邀在哈瓦那作了短暂访问。3月4—5日，他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呼吁联合国成立维护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国家保持“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经验的秘密”；并力促“保持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的说法：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座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作为盟国在大西洋两岸的公众心目中仍保持着友好国家的形象，所以丘吉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大哗。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但杜鲁门似乎对此说法抱着赞赏态度。虽然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的讲话作公开评论，但丘吉尔向艾德礼报告说，在他讲话前后，杜鲁门似乎同样高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纳粹战犯尚在受审之时，丘吉尔就曾公开敦促及早恢复德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丘吉尔的许多朋友都曾劝他退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丘吉尔没有接受劝告。他宣布，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战胜工党，重主国政。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他说：“工党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时的工党政府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争使英国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严重削弱了的英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英国的战争支出超过250亿英镑，使国债增加了两倍，连续长时期地遭受轰炸使整个国家的财富损失了约1C4。与战前相比，英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出口贸易严重滑坡。 工党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本国工业生产增长。他们增加工业投资，对电力、运输、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和交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利用英联邦特惠制和金融集团的杠杆作用扩大贸易出口。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 在外交政策方面，工党政府走的是一条亲美反苏的“冷战”路线。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为此，英国与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政府在布鲁塞尔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1949年4月，英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之一，这也是英国在和平年代里所承担的最大的欧洲军事义务。1950年，英国和美国一道参加了对朝鲜的战争，1951年，英国又签订了对日和约。在英国的赞许下，日本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赞成和支持工党政府的路线，在内政和经济方面则持坚决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只是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而并不能适应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丘吉尔反对工业国有化、反对在某些经济领域里实行国家监督，反对进行社会改革，其实工党的这些政策许多都是他在二十世纪初所主张的。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的私人医生莫兰曾说：“丘吉尔听说保守党有人提出必须制订个政策时，很生气。他说，反对党领袖的责任就是攻击现政府，只有这一点，没有其他。” 英国在这段时期内面临的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平安完成使印度实现独立的过渡。当时印度次大陆教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穆斯林领导人真纳坚持实行印巴分治，主张成立新国家巴基斯坦。1947年2月，工党政府面对印度次大陆现状，宣布至迟于1948年6月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保守党内部以前印度总督哈里法克斯勋爵为首的一派支持政府的计划。但丘吉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担心英国一旦撤出，必然爆发教派之间的流血冲突；事情后来果真如此。同时，他也为大英帝国的日趋没落而深感痛心。 1948年5月，丘吉尔赴海牙参加了“欧洲统一运动”成立大会并出任大会名誉主席。 1949年8月，丘吉尔作为以赫伯特·莫里森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委员会咨询会议。由于咨询代表们意见不一，会议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在社会活动之余，丘吉尔除画了许多写生、养了几匹赛马之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撰写六卷本、长达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利用了许多官方文件和他与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私人通信及来往电报，经过思考梳理之后口述出来，由秘书整理出文字。美国的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首先得到连载丘吉尔此书的权利。这部巨著的稿费超过了丘吉尔此前得到的稿费之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在离任的这些年中，丘吉尔衰弱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渴望“复仇”和“改变1945年选民们对他的判决”使他精力充沛、勇气十足。他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天。1950年1月11日，艾德礼宣布2月3日解散议会，2月23日举行大选。丘吉尔闻讯，马上从马德拉度假地飞回伦敦。大选结果仍然是工党占多数，但与保守党之间的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具体数字为工党315席，保守党298席。两大党席位如此接近，通常很快会再举行一次选举。 1951年9月，英王在做肺癌手术之前，敦促艾德礼秋季举行选举，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艾德礼宣布10月4日解散议会，25日举行大选。这次保守党提出了两项新的施政措施，一是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一年建设30万所住宅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在竞选中工党新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借英国与伊朗之间因英伊石油公司被伊朗国有化而导致的危机向丘吉尔询问：英国政府该不该同伊朗打仗？丘吉尔反击说，莫里森“正在散播保守党想要进行另一场世界战争。我十分肯定，如果一个强有力的保守党政府在掌权，波斯危机决不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丘吉尔还巧妙地指责工党政府“软弱无力和犹豫不决”。丘吉尔说，他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无论如何，扳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栓机的不会是英国人的手指。 大选揭晓后，保守党获321席，工党295席。丘吉尔在伍德福德选区再次当选。艾德礼到白金汉宫辞职之后的几分钟内，丘吉尔被国王召见，奉命组阁。丘吉尔任命艾登为外交大臣，巴特勒为财政大臣，利特尔顿为殖民地事务大臣，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为内政大臣，蒙克顿为劳工大臣，伍尔顿为枢密院长，索尔兹伯里（克兰伯恩）为掌玺大臣，伊斯梅为联邦事务大臣。国防大臣暂由丘吉尔兼任，等到亚历山大元帅从加象大总督任满归国后再由他担任。 1952年初，丘吉尔赴美与杜鲁门会晤，商讨加强英美合作问题。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再一次强调了英语民族的团结这一主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丘吉尔访美时说，他仍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一如既往。”丘吉尔还表态支持美国参加朝鲜战争。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2月，英王乔治六世逝世。3月，斯大林逝世。6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在仪式举行中，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以表彰他对大英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6月23日，丘吉尔在宴请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时出现轻微中风，身体左半出现麻痹症状。到8月之后他已渐渐恢复，18日开始主持内阁会议。10月初在于马盖特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获得很大成功。此前因他生病，人们已经在议论他的辞职和保守党更换领导人的问题。他就此谈到自己的看法：“以我之高龄，现在仍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决非因我贪恋权势或官职，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以某种影响，尤其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以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必须前往百慕大参加英美法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只好由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代他领奖并致答辞。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获奖评语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的演说。” 1954年初，丘吉尔为了实现“和平缔造者”的理想，曾试图会见苏联领导人，但马林科夫于第二年2月下台，丘吉尔的苏联之行也就不再提起了。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他已准备让艾登接他的班。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80华诞，除了家里按惯例为他举行了庆祝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为他举行了特别祝寿会。各党议员送给他不少礼物，还有两块直径3英尺的大蛋糕。 他正式辞职的日子是1955年4月5日。在这之前，他召回了在远东参加国际会议的艾登。4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女王夫妇应邀参加，并向即将退休的首相致以良好祝愿。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前往白金汉宫递交了辞呈。丘吉尔搬出唐宁街10号时，《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 “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由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旁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祝贺的群众打招呼。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丘吉尔回到了恰特韦尔庄园，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除了到世界各国访问和旅游，大多数时间是在此度过的。 艾登就任首相之后仅8天，就宣布5月6日解散议会，5月26日举行大选。丘吉尔继续在伍德福德选区当选。保守党的多数席位也有了增加，由多17席增至多58席。但丘吉尔已不常去议会开会了。他为准备出版他的《英语民族史》花了不少时间。1956年4月，他第一次访问前联邦德国，接受因他对欧洲统一的贡献而颁发给他的“查理曼奖”。1957年5月15日，英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8年11月，丘吉尔前往巴黎接受戴高乐总统颁发的“解放奖章”。1959年大选中丘吉尔继续当选，当年11月30日他85岁诞辰时，他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1962年和1964年他两次跌交，前一次摔断了背部一根骨头，后一次摔断了腿骨，这说明他已经很虚弱了。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决议，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决议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1964年7月，由当时的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议，就丘吉尔对议会、对国家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并“载入议会记录”。1964年11月30日，他度过了90岁诞辰。女王赠送了礼物，新任工党首相威尔逊也前来祝贺。全国和世界各地雪片般地涌来6万多封贺信、贺电。许多人来到海德公园街他的住所外看望他；他穿着战时式样的古怪服装向人们致意。1965年1月9日他卧床不起，第二天经医生诊断为再度中风。此后他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接连14天一动不动，仅有微弱呼吸。到1月24日，整整70年前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逝世的日子，一代英国名相温斯顿·丘吉尔渐渐停止了呼吸，走到了他伟大一生的终点，享年91岁。 丘吉尔逝世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为他举行国葬。这一决定是7年前麦克米伦首相任内由女王提议作出的。葬礼定于1月30日举行。此前议会休会，在威斯敏斯大厅举行瞻仰遗容的仪式。灵柩先由议院议长和3个政党领袖在四周守护，后来又换上国防和陆海军三军4位参谋长守灵。前来向丘吉尔表示敬意的瞻仰队伍据估计竟超过32万人。 丘吉尔生前曾希望以军人的葬礼安葬，并在好几年前就亲自以《葬仪手册》的书面记载为自己的葬礼仪式作了详细安排。举行葬礼那天，按照仪规将灵柩用炮车由威斯敏斯特拉到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仪式。来自许多国家的几十位国王、女王、总统、总理和特使们在大教堂里恭迎灵柩到来。仪式结束后，灵柩用游艇从塔山运到滑铁卢，再改用火车运往丘吉尔的诞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一个小车站。游艇离开码头时，鸣礼炮19响，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在空中成分列式。葬礼在不同的地点持续了好几天。最后，丘吉尔被安葬在布伦海姆宫附近布雷登教堂的小墓地。温斯顿·丘吉尔的父母都葬在这里。 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人物，也是一位经常被人误会和曲解的人物；他有一些明显的弱点，但更具许多极为突出、超乎常人、出类拔萃的优点。对于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作用和崇高地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或许对他最准确的评价出自对他最熟识的人。他的同事也是对手的艾德礼曾经很含蓄地评论道：“丘吉尔像一张多层饼，其中有一层肯定是包括了17世纪。18世纪在他说来是明明白白，还有19世纪，当然还有一厚层是20世纪。”盟军最高统帅和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这样回忆丘吉尔：“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要想争辩过他确实是很困难的。……我钦佩他，也喜爱他。……他是一位对战争发展和军事史有深刻研究的专家，即使和他讨论纯专业问题，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如果他不是那样伟大，他就会使我的工作更加艰巨；因此，尽管他对一些重要决定并不喜欢，但对他的一贯彬彬有礼和热诚支持，我始终表示无限感激。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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