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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的“小梧桐”






  抵北京的第一天,忙于看北京的街道,忙于看北京的建筑,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心里始终乱乱的。车子离开了机场,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里面有毛线衣,热得直冒汗,问身边的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前几天还下雪呢!今年的天气最反常,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来到北京的热浪下。第二天,我们去颐和园,大家都喊热。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长廊”……简直让人目不暇给。鑫涛拿着照相机,忙着拍屋檐,拍墙角,拍回廊,拍玉兰花,拍花窗及格子门……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颐和园的画栋梁,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发挥到极致,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
  我的“北京”印象,从“颐和园”打开序幕,却从“小梧桐”开始了第一章。“小梧桐”是有典故的。
  我自从抵北京,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交游广阔,但,从没有朋友,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而且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也是老北京了。刘平敦厚,也照顾我。知道我爱吃梨,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北京起风,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北京烈日当空,她送洋伞来……
  除了刘平和沈宝安,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韩美林是画家,也是陶艺家。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就对他大为倾倒。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他不爱说话,却用无数行动,来表现他的热情。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是个十分巨大的碗——爱不忍释,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里面的“鱼子点”是经过窑变,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一句话也不说,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韩美林长于画马,他画的马,绝不雷同,让我叹为观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要他终身不能作画,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也一起挑断。所以,至今,他不能爬山上坡,他握笔画画时,画笔常会掉下去。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很多,他自己说:
  “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只有拼命去创作!”因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而朱娅,他那可爱的、年轻的、温柔的妻子,就留在北京等他。对于韩美林,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
  “他比我大了很多岁,我嫁他的时候,家里都反对。但是,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又那么有才华,我对他,是怜惜加是崇拜,不管怎样,我都要跟着他的!”
  平淡的叙述后面,有多少故事?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文革时期的摧毁力,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在大陆,大家用“十年浩劫”四个字来称这十年,“浩劫”二字,才能形容那种灾难。我在大陆四十天,所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劫后余生”的。)在这时代中,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
  除了韩美林与朱娅,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夫妇,。他们这一对的故事,更加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感人肺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李世济,在台湾,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在北京就不同了。大街小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知道李世济。她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是京剧界的红人。她的先生唐在□,也是程砚秋的学生,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只有十六岁,对唐在□一躬到地,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唐老师!”这一喊,已经缘订三生,唐在□就这样陷进去,水深火热,保护了李世济这一辈子,每次,李世济登台,必然是唐在□为之操琴,两人间的默契,已到达天衣无缝的地步,听过他们表演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合一的境界。(关于他们两个的故事,我听得很零碎,李世济说,下次我去北京,她将详细向我叙述,让我写一本“厚厚的书”。)
  除了前面三对夫妇,我们当然还认识了许多许多人,像杨洁和她的先生大齐。杨洁是独行侠,她照顾我们的一切,包括安排行程、车子、换钱、吃饭……大齐却很少露面,杨洁我前面已经提得很多,但,真要写杨洁,还是要费一番笔墨。在大陆,很少有人有私家车,杨洁就有一辆,她的车子前凸后凹,伤痕累累,她依然能开着这辆车横冲直撞。有一次,她开车接我和鑫涛去吃饭,我为了礼貌,坐在前座,让鑫涛一个人坐后座。谁知,我才坐进车子,她就“呼”的一下把车子开出去了,我回头一看,鑫涛站在街边,还没上车呢?还有一次,我和鑫涛坐她的车子去一个地方,她认得那地方,却不太熟悉,另一位朋友叫她“跟车”。于是,她就跟着前面的车子开,一面开车,她一面和我们眉飞色舞地聊天,聊着聊着,她忽然说:“前面的车怎么转弯了?”她一拍大腿,明白了:“他要抄近路!抄就抄粑!”一个急转弯,她就跟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一路跟下去,巷子旁边没了人家,多出一条河来,再跟下去,前面连路都没有了,那辆车停下来,司机钻出车子,回头诧异地看着我们。杨洁这才急煞车,大叫一声:
  “跟错车子了!”这就是杨洁。(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间,都在国家女蓝代表队打球,她的编号是五号。打起球来,冲锋陷阵,锐不可挡,大家都称她“女篮五号”。她的故事和战果,曾被拍为电影,电影名也叫“女篮五号”。如今,她仍在体协做事,所以,我们一路的行程,都是她用体协的关系,招呼过去的。)
  写了一大篇关于我们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现在,要拉回到“北京的小梧桐”上来了。
  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每次出门都浩浩荡荡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老北京,大家不论祖籍何方,都能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每次大家一谈天,悦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我听得好舒服,好像进了电影配音间。但是,这些京片子对鑫涛和承赉都是个考验,他们两个是同乡,都说上海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差别甚多,鑫涛在我多年“教育”下,(我平时不喜欢他在我面前说上海话,而且时时刻刻纠正他国语的发音)还能勉强应付。而承赉就常常词不达意。有一天,承赉对我说:“我来北京好几次了,还没有见到北京的梧桐!”
  “哦?”我困惑地问:“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吗?”
  “有,有,有,好多好多!”承赉一叠连声说。
  “梧桐?”杨洁歪着脑袋,仔细思索:“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还没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
  “有啊有啊!”承赉急了,“是小梧桐啊!”
  “小梧桐?”我更困惑了:“它们长不大?是特殊品种吗?会结梧桐子吗?”我的一连串问题,突然引起了初霞的一阵爆笑。到底,知夫莫若妻,她急忙代承赉翻译:
  “他说的不是梧桐,是胡同。北京不是有很多著名的小胡同吗?”这样一说,全车大笑。从此,“北京的小梧桐”就是我们这一路的笑料。承赉个性随和,热情开朗,是个最好的朋友,从不以我们的大笑为忤。只是,从“小梧桐”开始,他一路继续闹过无数类似的笑话。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在承赉说没见过小胡同的第二天,韩美林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们,北京最著名的国画大师李可染,欢迎我们去他家里小坐。这消息让我和鑫涛都不之雀跃。鑫涛爱画,已迹近于“痴”,对李可染大师,早已崇拜多年。我们刚到北京时,鑫涛就问过朋友们:“能否拜见李可染?”韩美林听了,并没多说什么,谁知,他立刻就作了安排。而且,他说,李可染也很相见我们呢!
  “不过。”韩美林最后说:“李可杂住在一个‘小梧桐’里,听说路不大好找!”我们大家笑着,开心着,兴奋着。“小梧桐”有名有姓,怎会不好找?大家就按照时间,晚上八时,去拜见李可染,同时,也见一见北京著名的“小梧桐”。
  我们都没想到,北京的胡同里没有路灯,(事实上,北京的大街上,四处灯也不很明亮)而胡同是曲里拐弯的,胡同中往往还套着胡同。我们这一群人,分了两路,我、鑫涛、承赉、初霞、韩美林是第一路,朱娅带着其他几个人,另外乘车来。我们的车子,开始在黑暗的小胡同中东绕西绕,就是找不着李大师的胡同,司机下车问了好多次路,又向前,又退后,又左弯,又右拐,这“北京小梧桐”实在厉害!你就闹不清它有多小枝桠!终于,我们总算找到那胡同了,又开始对门牌。原来,这胡同中的旧建筑已经拆了,现在盖了许多公寓,李大师就住在其中一座的四楼。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门牌,这时,李大师已派了两个人,手持手电筒,站在楼梯口等我们。
  “对不起。”接我们的一位先生说:“这栋楼的公共配电因为没缴费,被停电了,所以,整个楼梯都很黑,大家要小心一点走上去!”他们用手电筒照着,一前一后地为我们开路。这时我真是新奇极了,走了黑胡同,又要走转达楼梯。心想,李大师如果晚上要出门,岂不是太不方便?幸好,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说了:“李老师就快搬家了,新房子有花园,是平房,对李老师来说,比这公寓合适多了!”
  这才安了我的心。我知道李大师已经八十一岁了,这样的黑楼梯,实在不太安全。
  终于,我们到了李大师的门口,房门大开着,我们还没进去,一串喜悦的、热情的笑声就在迎接着我们了: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大家,走了好一段黑路!”
  李大师站在门口相迎,他的夫人也站在门口相迎,李大师面色红润,笑容可掬,看来既亲切,又平和。师母更加高兴,一直把我们往屋里让,嘴中喃喃抱怨着,说他们的儿子李小可很相见我,今晚却无法联络上,实在太可惜了!(后来,在李世济的清唱会上,我还是见到了李小可。)
  我们走进了李大师的画室,这间画室很小,一张大书桌已占去一半面积,书桌对面,有一张沙发,沙发的小几上,准备了各色点心,师母说,知道我们要来,特地去北京饭店订做的!画房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书,书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李大师的大画。我们忙着看画,忙着吃点心,忙着向李大师表达我们的崇拜,简直是手也忙不赢,眼也忙不赢,口也忙不赢!李大师的兴致很高,要我们来以前,他已经为我和鑫涛,写了“墨缘”两个字送给我们。当他看到我们真心喜爱他的画时,他笑吟吟地说:“刚刚让你们走了半天的‘黑路’,现在,让你们看一看我的‘黑画’!”原来,李大师在文革时期,备受侮辱,红卫兵称他的画为“黑画”,而大肆攻击。李可染的画风,是长于用墨,一张大画,重重的山,弯弯的水,仅仅用墨,就看出无限层次。能把中国的笔墨,发展到这种境界,难怪李可染要成为“国宝”画家了。鑫涛对李可染,本就崇拜万分,现在,见到他老人家本人,他就更“震慑”得大气都不敢出。李大师却和气得很,他高兴地出示着他的作品,一张一张摊开来给我们看。我们的第二路人马也到了,几个人一站,就挤满了李大师整个画室,大家又看画,又赞叹,又聊天,真是不亦乐乎。而师母,整晚笑嘻嘻地拿着照相机,在那儿兴冲冲地拍照,拍我们,拍画,拍李大师……我更一次证明,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在扶持着。那晚,对我们大家,都是个难忘的晚上!当我们兴尽而归,又走下黑楼梯,黑胡同的时候,鑫涛才吐出一句话来:
  “真没想到,这北京的小梧桐,藏着这样的艺术家,从此,我对北京的小梧桐,真要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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