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不幸者”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没有逮捕权”（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逮捕”（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谈话！还有读报！问答晚会。每个工棚里的红角！完成计划的进度表。生产任务数字！五花八门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标语！
在那幸福的时代，缪斯在群岛阴森的广阔大地和无底深渊的上空翱翔。缪斯中第一个和最高的是司颂歌和口号的女神波吕许漠尼亚。
优秀的作业班将得到荣誉和奖励！
突击式地工作吧，你将得到拆抵！或如：
诚实地劳动吧，全家在等待着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这里有什么名堂吗？第一：如果已经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还在，没有被捕。第三：就这个样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过诚实的劳改营劳动你才能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击出征吧！”喂，谁能无动于衷呢？……
还有具有尖锐政治题材的戏剧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剧的塔利亚女神）呢？例如：红日历服务！活报剧！改编成戏剧上演的宣传审判会！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会主题大合唱！音乐滑稽剧“刑法典条文进行曲”（五十八条是瘸腿女妖）！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们去追求光明呀！
还有文教科的文娱干事呢！然后还有——无神论工作！最后是这些宣传队：
突击工作者们着了忙，
推起小车摇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评呀！——连突击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传队一到惩戒工段来举行一个音乐会：
听吧，伏尔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卫在工地上，
这就是说——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手
这就是说，在国保局里一
有共产党员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罚犯人，特别是惯犯们，马上就扔掉纸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还有这样的措施：一群优秀突击工作者访问强管连或惩戒隔离所，并带着一个宣传队。起初，突击工作者们想尽方法指责拒绝出工的犯人，向他们说明完成定额的好处（伙食会改善）。然后宣传队就唱了起来：
到处在热火朝天地奋战，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也在
战胜冰雪严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活，
为了有吃，有喝——
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请回营区，而且马上搬进突击队工棚（从惩戒棚），马上给他们吃的！艺术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传队外，各宣传队不脱产，只在演出口多领一份粥。）
还有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们自己的协助下同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只要深思一下，这里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意思就是，在作业班会议上将有一个犯人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全份口粮，他工作得不好，最好还是把二百克给我吧！
还有——同志审判会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们称为“同志道德审判会”！审理赌博、打架、偷窃等案件——但这难道是审判会干的事吗？并且，“道德”这个字眼儿发散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气息，后来就把它取消了。）从改建时期起（从一九二八年起），审判会开始审判旷工、装病、对财物照管不善、出产废品、损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审判会的成员中没有混进阶级异己的囚犯（只有杀人犯、当了“母狗”的盗窃犯、盗用公款犯和纳贿犯），那么审判会就会在自己的判决中向领导请求采取剥夺会见亲属、外面送来的牢饭、折抵刑期、假释以及将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转押他处等措施。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别有益的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创议是来自犯人自己的。（当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开始审判一个过去的富农分子，他就说：“你们的审判会是同志审判会，我对你们来说是富农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们无权审判我！”不知怎么办好了。请示了劳改营总管理局政治教育处，那里回答说；审判！一定要审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劳改营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呢？“不能听任劳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让他过去的犯罪习气旧病复发”（举例说，要使五十八条犯人不去考虑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远也不能脱离教育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很有帮助，那就是：每个杆子上和每个工棚里的扬声器！它们永远也不应当停止出声。它们应当从起床到熄灯一直不断地向犯人们解释怎样使自由的时刻接近；每小时报道工作进程，报道先进的和落后的作业班，报道哪些人在起妨碍作用。还可以推荐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同个别拒绝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实的犯人进行广播谈话。
当然还有报刊，报刊！—一我们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国有出版自由的真实证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个国家里还能让犯人有自己的报刊呢？
报纸第一类是墙报，手写的，第二类是大印数的。两类报刊都拥有一些鞭挞（犯人们的）缺点的无所畏惧的劳改营通讯员，这种自我批评受到领导的鼓励。至于领导自身对这种劳改营自由报刊的重视程度，德米特拉格的第四三四号命令中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极大部分短评没有得到反应。”——报纸还刊登突击工作者的相片。报纸作指示。报纸揭发问题。报纸还阐明阶级敌人的动向——以便给予他们以更沉重的打击（报纸——契卡行动科的优秀合作者！）。一般说，报纸反映着劳改营的生活进程，它对后代子孙是不可估价的证明材料。
举例说，阿尔汉格尔斯克关押所的报纸在一九三一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犯人生活的富足兴旺景象：“痰盂、烟灰缸、桌子上的漆布、无线电广播装置、领袖们的肖像和墙上宣传党的总路线的鲜明标语……——这就是被剥夺自由者所享有的应得果实！”
啊，多么昂贵的果实！这在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还是这个报纸在过了半年以后写道：“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地开始工作……生产财务计划完成率提高了……伙食却减少和变坏了。”
咳，这没有关系！这恰恰是没有关系的！后者——是可以纠正的。
这一切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呀？……哦，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完美的事物寿命多么短促！这种紧张而有朝气的乐观的旋转木马式的教育制度往哪里去了？！而这种教育制度是来自先进学说的基础，它曾许愿说，再过几年我们国内就不会有一个罪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特别有这种感觉）。突然，冰川期到来了（当然是很需要的，完全必要的），——于是，各类创新的柔嫩花瓣纷纷凋落了。突击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劳改营的报纸呢？突击、捐献、认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呢？文化委员会和同志审判会呢？扫盲和职业技术训练班呢？当已经下令把扬声器和领袖们的肖像从隔离区里收拾掉的时候，这又算得了什么！（痰盂也不摆了。）犯人们的生活马上黯然失色了！它马上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最重要的革命监狱成果！（但是我们毫不反对；党的措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有艺术性的有诗意的标语形式已经不受重视，标语变得非常简单：完成！超额完成！当然，谁也没有直接禁止美学教育，禁止缪斯飞翔遨游，但它的可能性大大地缩小了。拿沃尔库塔的一个营区为例。九个月的冬天结束了，三个月的凑凑合合、可怜巴巴的夏天已经来临。营区的讨厌而肮脏的外观使文教科长心里疼痛。在这样的条件下罪犯不可能真正地去思考他自己置身于外的我们那个制度的完美。于是，文教科就宣布几个星期回义务劳动。犯人们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做“花坛”——不是用什么花草，这里什么也不长，而是干脆在毫无生意的小土丘上巧妙地铺砌苔藓、地衣、碎玻璃、卵石、炉渣和碎砖，以代替花卉。然后在这些“花坛”四周设置抹灰泥用的板条做成的栅栏。虽然效果不像高尔基公园里的那样好——但文教科对此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说，过两个月一下雨就会把一切都冲掉。冲掉又怎么啦。明年重新再做就是了。
还有，政治谈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独劳点里，从苏霍别兹沃德诺耶来了一名宣讲员（这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后把犯人们赶去听讲演。这个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作需要而及时的讲演：“关于希腊爱国者的斗争”。犯人们昏昏欲睡地坐着，一个躲在另一个的背后，毫无一点兴趣。宣讲员讲述爱国者们受到的可怕迫害，讲到希腊妇女们含着泪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演结束了，一个从里沃夫来的带点傻气但又颇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来问道：“首长公民！请您说：——我们可以给谁写呢？……”这一来，说实在的，已经把讲演的积极影响化为乌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来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这样一些：在犯人给长官的申请书上注明完成定额情况和他的表现；给各房间分发经过检查的信件；合订报纸共藏起来免得被犯人卷烟抽掉；一年三次举行业余文艺表演；设法给美术家们搞来颜料和画布，以便他们能装饰营区并为长官们的私邸画画。稍稍给行动特派员一点帮助，但这是非正式的。
在此种种以后，无怪充当文教科工作人员的不再是一些主动热情的指导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头傻脑、死气沉沉的角色。
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时把它们打开，取出信件，重新关上——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挂在营区内显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别写有：“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致苏联部长会议”，“致内务部长”，“致总检察长”。
请写吧！——我们有言论自由。至于该送到哪里，该送给谁，这由我们来解决吧。这里有专门阅读这些东西的同志。
投进这些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呢？赦免申请书？
不仅有这种东西。有时还有告密情（初出茅庐者写的）——文教科自然会分清，它们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该拿到旁边的办公室去的。还有什么呢？没有经验的读者就猜不到了！还有——发明！非常伟大的发明，这种发明应当使现代的整个技术根本改观，至少可以把发明者从劳改营里释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诗人也一样）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呀！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时候，在抬担架和挥丁字镐的时候（找不出别的更合式的时间），这些尤拉纳斯女神的侍从们蹙着额头，努力在发明什么足以使政府吃惊和燃起它的贪欲的东西来。
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杰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
有的人，虽然很少见，——突然被带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不会解释，不会说出来，免得把事情搞坏，而在劳改营里则谁也猜想不到，为什么正是把他带走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过些时候又被送了回来（他现在也不会说，免得被当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层浓厚的烟幕。这是合乎犯人们的性格的：用讲故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这个在天堂岛屿呆过的人，曾看到过导管的另一端：发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里是怎样阅看的。这里我允许自己使这本不愉快的书的耐心读者稍稍开开心。
有一个叫特鲁什里亚科夫的，过去是苏军中尉，在塞瓦斯托波尔受震伤后，被抓去当了俘虏，后来在奥斯威辛呆过，这一切经历使得他的神经似乎有点不正常。他从劳改营里提出的某种设想颇能引起上面的兴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学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这里他成了真正的发明喷泉，长官们刚否定了他的一项发明——他马上就提出第二项。虽然他没有把任何一项发明搞到计算的程度，但他是那么充满灵感，气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们不仅不敢怀疑他在搞欺骗，而且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很严肃的工程师坚持说，特鲁什里亚科夫以其思想深度来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牛顿。诚然，我并没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制他本人提出的雷达吸收器的任务，他要求得到高等数学方面的帮助，我被作为数学家派到他那里。特鲁什里亚科夫对任务作了这样的说明：
为了使飞机或坦克不反射雷达波，它应当拥有某种用多层材料（这是什么材料，特鲁什里亚科夫没有告诉我：或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选定，或是因为这是发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盖物。电磁波在这些层的边界上经过前前后后多次折射和反射，应当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现在我的任务是，虽不知材料的性能，但应当利用几何光学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来证明一切都将像特鲁什里亚科夫所预言的那样——而且还要选定层次的最佳数！
不言而喻，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特鲁什里亚科夫也什么都没有做成。我们的创作联盟也就解体了。
不久，我作为图书管理员（我在那里也当过图书管理员），收到特鲁什里亚科夫送来的一份馆际（从列宁图书馆）互借预约单。那上面没有指明作者和书名而写着：
“随便什么关于洲际旅行技术的东西。”
因为当时只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宁图书馆除了儒勒·凡尔纳以外，几乎什么也不能给他提供（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当时很少想到）。在准备飞向月球的尝试失败后，特鲁什里亚科夫又被扔进了无底深渊——回到了劳改营。
信件还是从劳改营里源源而来。我被派进（这一次是作为翻译）清理从劳改营送来的成堆的发明和专利申请书的工程师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译人员，是因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许多文件送来时都是用德文写的。
但是，这并不是申请书。而且，也不是自愿写出来的东西。读它们的时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这是一些从德国战俘那里逼取、强求、压榨出来的东西。因为很清楚，总不能把这些德国人在俘虏营里扣留一辈子：就算在战后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后还得把他们放回老家去。所以应当在这些年内把可能对我们国家有用的东西都从他们那里套出来。至少取得被带到西方占领区去的那些专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象这是怎样搞出来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认真的德国人报告：有什么专长，在哪里工作过，担任什么工作。然后，必定是契卡行动第三科挨个儿把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叫到办公室去。先是尊敬地（这使德国人受宠若惊）详细询问他们战前在德国做过的工作种类和性质（他们已经开始想，是否将要让他们离开劳改营去做享受优待的工作）。然后从他们取得不泄密的书面具结「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国人是不会做的」。最后对他们提出硬性要求：书面叙述他们生产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点和那里采用的重要技术的新成就。德国人明白了他们在夸耀自己过去的地位时，已落入了怎样的陷阱，但已经晚了1他们现在不能什么也不写——他们受到恐吓说如果这样做就永远不放他们回国（按那些年代的情况来判断，这看来是很可能的）。
深感内疚和压抑的德国人勉强拿笔写了……由于无知的契卡行动人员没有能力深究供述的实质，而只根据页数作评价，才使他们获救并免于供出重要的机密。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则几乎永远也抓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供述或者是矛盾百出的，或者故意笼上一层学术性的迷雾而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或者一本正经地去说明那些连我们祖辈都已清楚知道的“新成就”。
但是那些用俄文写的申请书——它们有时奴颜婢膝得令人吃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在劳改营那里，在恩赐的可怜的星期日，这些申请书的作者小心地防备着邻居知道他们写的内容，大概撒谎说是在写赦免申请书。他们的低等智能是否能预见到，阅读他们呈送至高无上君主的字迹工整的报告的，将不是懒惰成性的饱食终目的领导，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犯人。
我们翻阅一份写了十六大页（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来的纸）的设计详尽的建议：1．“关于利用红外线警卫犯人隔离区”。2．“关于利用光电管计算通过劳改营门岗的人数”。还附有图纸，狗崽子。还有技术说明。序言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虽然因为犯了罪按五十八条被判长期监禁，但我
在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并愿协助
对我周围的凶恶的人民公敌实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将
蒙见召而离开劳改营并获得必要的资料，我保证可以建
立起这一套系统。
竟有这样的“政治犯”！这份报告在我们手上传阅时伴随着感叹声和劳改犯式的骂娘声（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下来写了如下的评语：该设计方案技术上不合规格……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规定……不赢利……不可靠……结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劳改营的警卫……
犹大，你今天在远方的劳改点上做的是什么梦？我要把一根杆子插进你的喉咙，让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这是沃尔库塔寄来的一包文件。作者抱怨说，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我们的祖国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他写道，他在沃尔库塔经常思考这件事，他愿意从铁丝网后面来帮助党和政府。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标题为
PAH——原子核衰变但这个方案（听熟了的话）由于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缺乏技术书籍（好像那里有文艺书籍似的！）他未能加以完成。因此，这个野人请求暂时只要给他寄一本放射性衰变指南来，在此以后他保证很快就能完成自己的PA月设计方案。
我们坐在桌子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并且几乎同时做出了一样的两行短诗：
你这个PAH（拉亚）
能搞出个鸡……！
然而，在劳改营里确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在衰竭和毁灭，但我们亲爱的部领导却并不急于在那里发现他们，给他们找到比较相当的用武之地。
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奇热夫斯基在他的全部劳改期内，一次也没有在“沙拉什卡”里找到一席之地。奇热夫斯基在进劳改营之前在我国也是很不吃香的，因为他把尘世的革命和生物过程同太阳的活动性联系起来。他的整个科学事业是异乎寻常的，研究课题是出乎意外的，容纳不进科学的方便框框中去。当时人们不理解怎样把它们用于军事和工业目的。在他死后，我们现在读到赞扬他的文章；判明了心肌梗塞由于磁暴而增长（十六倍）的现象，作出了感冒流行病的预报，探索了根据血沉曲线早期发现癌症的方法，提出了关于Z——太阳辐射的假说。
苏联宇宙航行之父科罗廖夫虽然被送入过“沙拉什卡”，然而是作为航空学家被送进去的。“沙拉什卡”的领导不允许他从事火箭研究，他就只好在夜里去搞。
（我们不知道，朗道是被送进了“沙拉什卡”还是被运到远方的岛屿上去了——他的肋骨被打断，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卡皮察出来说情救了他。）
我国的大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以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现在他带着服完十年徒刑后仍令人惊奇地保持着的孩子般真挚的笑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死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在劳改营里又害了一场营养不良性腹泻病。在此以后，让他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人口处当守门人（男犯洗澡时另派身强力壮些的，他在那里顶不住）。他的任务是：只放赤身裸体空着手的妇女进洗澡房，要她们把一切东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别是乳罩和裤衩，因为卫生科认为这些东西里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处，而妇女们恰恰不想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设法带着它们通过洗澡房。斯特拉霍维奇的外表是这样的：一把大胡子象凯尔文勋爵，前额像悬崖，有普通人的两倍高，简直不能称为前额。妇女们对他又是恳求，又是詈骂，又是生气，又是嘲笑，邀请他到墙角的一堆桦树条帚上去……——这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是无情的。那时她们就一致愤恨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阳萎症患者。有一天突然把这个阳萎症患者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多不少——去领导国内第一个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至于那些被听任在一般劳动中毁灭的科学家——我们就不知道了。
关于那些在科学发明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被捕和消灭掉的人（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就研制出了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我们能从哪里得知呢？他们的发明随着发明者的被捕被封存了。
在劳改营的散发着恶臭的缺氧的气氛中，文教科冒着黑烟的灯光，一会儿迸发，闪烁，一会儿只发出隐约可见的微明。但就是这样的灯光，人们还是从各工棚、各作业班走出来，汇集到那里去。有一些人是抱着实际的目的：从书籍或报纸里撕下纸来卷烟抽，搞点纸去写赦免申请书，或者用这里的墨水写点什么东西（在工棚里不能有墨水，就是在这里也是糊起来的：因为可以用墨水来盖假戳子！）。有的是去炫耀一番：瞧，我是有文化的！有的是为了到已经厌烦的本作业班外面去找些新人厮混厮混，说说闲话。有的是去听点东西来给“教父”打小报告。但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疲乏的人为什么不在板铺上躺躺，休息一下酸痛的身子，反而不可解释地被什么东西吸引着到这里来度过晚上短短的半个小时。
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觉使心灵稍稍感到一点清爽。虽然到这里来的与现在坐在作业班的“小车厢”上的那些人一样，同样是饥饿的人，但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口粮，不是粥，也不是定额。在这里说的不是组成劳改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这上面也就包含着心灵的抗议和头脑的休息。这里说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往事，那是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过的。这里也谈论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落入监牢的幸运儿在外面过的快乐得难以形容的行动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也议论艺术，有时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乐到那里去！”
灰烬从纸上掉下来，轻轻落在键盘上。
老契卡人员没有错，这首奏鸣曲真的是描写劳改营的声
如果在劳改营里出现个诗人——允许他做的事情是在讽刺犯人的漫画下写题词和创作顺口溜——也是讥讽违反纪律的犯人的。
诗人也好，作曲家也好，不可能有别的主题。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长官做出什么可以触摸到的、有用的、可以拿到手的东西来。
散文作家在劳改营里则根本不可能有，因为他们永远不应当有。
当俄罗斯的散文进了劳改营的时候，一个苏联诗人悟到了这一点。过去了！——没有回来。进去了！——没有浮出来……
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规模，关于遇害者的人数，关于他们可能达到的水平——我们永远也作不出判断。关于在起解前赶紧烧掉的笔记本，关于已经写好的片段和那些装在脑袋里并与脑袋一起扔进了冰冻的万人坑里的庞大构思，谁也不会给我们讲了。涛还可以用嘴唇贴着耳朵朗读，还可以记住并把它们或关于它们的记忆传下来，——但是散文一般不会预先讲出来的，它存在下来比较困难，它太庞大，太不灵活，与纸张关系太大，因此很难通过群岛上的种种波折。谁能在劳改营里下决心去写呢？例如A·别林科夫写了——落到了“教父”手里，反弹回来就是加刑。再如M·H·加里宁娜，她根本不是个什么作家，不过在记事本里写下了劳改营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将来会对什么人有用”。可是——落到了行动人员手里。她——关进了禁闭室（还算便宜对付过去了）。再如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格一夫，他是个不加看押的犯人，在营区外某地写了四个月的劳改营大事记，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把它埋进了地里，自己则从这个地方永远被赶走——大事记就这样留在地里了。在营区里不行，在营区外也不行，在哪里行呢？只有在脑袋里！但诗可以这样写，散文却不行。
我们这些受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和司史诗女神卡利俄珀养育的人有多少遭到了毁灭，是无法根据我们几个幸免于难的人用任何外推法计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并没有活下来的概然性（拿我为例来说，我把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从头到尾回忆一遍后，确信我是本应死在群岛上的——或者是为活下来而百般迁就，以至失去了写作的需要。救了我的是一个附带的因素——数学。这个因素怎样能运用在计算当中呢？）。
从三十年代起所有称为我国散文的东西——只是流入地下的湖泊留下的泡沫。这是泡沫，而不是散文，因为它没有反映出这几十年所有主要的东西。优秀的作家们扼杀了自己最优秀的本质，他们置其实于不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全自身和他们的作品。那些不能放弃深度、特点和耿直的作家在这几十年内不可避免地需要把脑袋搬一搬家——大都是通过劳改营，有的则通过在前线的丧失理智的逞勇好强。
一些哲学散文家、历史散文家、抒情散文家、印象派散文家、幽默散文家就这样走入了地府。
然而，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
我斗胆最概括地来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不管世界已经存在了多少时候，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可融合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样，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仅把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还把那些因家庭或因个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话，把凡是不需要靠双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层——那么这种划分几乎将是囊括无遗的。
那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和一般思想）。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描写、思考）上层人，即描绘自身、自己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思考下层人，“小兄弟”。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即描绘自己。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第四个领域——这就是全世界的民间创作。在这方面闲暇时间是一个分数，它以微分系数的形式分配给单个的人。无名的贡献——不是有意编出来、而是在幸运时刻灵机一动而形成的形象、说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数。但创作者却多得不可胜数，这几乎都是一些受压制的满腹牢骚的人。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一年惩年地口头相传，经过了几十万次的淘汰、冲洗和琢磨。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民间创作的黄金沉积。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冷漠无情的，因为在它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备尝艰辛的。属于第四领域的文字创作（“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全是萌芽状态的、无经验的、不顺畅的，因为这里总是缺少个人的才能。
第三领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样的无经验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无结果的、无创造艺术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样犯了革命者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把高等阶级的缺陷都归咎于它本身，而不归咎于整个人类，没有想象到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有效地继承下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颜婢膝的崇拜。
第二领域（“从上而下”）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这样一些人所创造的，他们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义感强于他们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们的艺术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这个领域有一个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些作者同情、怜悯、哭泣、愤懑——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们总是从旁边和从上面来观察，怎么也不为下层人设身处地着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脚已经跨过了篱笆，却不能移过第二只脚去。
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就是这样在奴役中形成的，阳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同时进行了这种试验。
把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投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游览参观，而是让他们变成残废，死亡，并且毫无回去的希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多老练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当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这样，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妨碍上层理解下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悯——消失了。怜悯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启蒙作家！）们的推动力——怜悯也迷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自己未能分担厄运，由此之故他们认为自己更加责无旁贷，应当大叫大喊去揭发不公平现象，同时却忽略了彻底去观察下层、上层、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为数最多的是业余文娱活动的参加者。这个职能——指导业余文娱活动，仍留给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轻时所担负的一样。在个别岛屿上，业余文娱活动的产生和消失好似来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样合乎规律的，而是突发性的，出于一些领导上知道而犯人却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文教科长半年一次要在总结报告中写进点什么东西，也许是上面的什么人要来。
在荒僻的劳改点上是这样做的——文教科长（在营区里通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担任的教育员代替他转来转去）把手风琴手叫来，对他说：
“听着。搞起个合唱队来！一个月以后就得给我演出。”
“首长公民，我可不识谱呀！”
“你要他妈乐谱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别人跟着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组织班子，有时与戏剧小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练呢？文教科的房间派这种用场嫌小，需要宽敞一些，而俱乐部礼堂当然是没有的。一般派作这种用场的是劳改营的食堂——那里永远被烂菜场的蒸气、腐烂的蔬菜和煮熟的鳝鱼的气味熏得恶臭难闻。食堂的一面是厨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临时搭的木板台。晚饭后合唱队和戏剧小组就聚集在这里（环境——如A·格-曼画的图中所见。只是画家画的不是本营的业余文娱活动，而是外来的文化宣传队。现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钵，把最后几个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进观众来了。读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个农奴女演员们有多少快乐的表情）。
用什么东西招引犯人来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呢？在营区里的五百人中，也许有三四个真正的歌唱爱好者——那么合唱队由谁来组成呢？合唱队中的相会对男女混合营区说来就是主要的诱饵！被任命为合唱队指挥的A·苏济觉得奇怪，他的合唱队怎么会那样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彻底教会——一批批新的参加者纷至沓来，他们一点没有嗓子，从来也没有唱过歌，但都要求参加。拒绝他们，不考虑刚刚苏醒的向往艺术的志趣将会是多么残酷！然而，一排练起来，合唱队员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许业余文娱活动参加者熄灯后两个小时内在区内走动——去参加排练和从排练归来，这两个小时被他们用来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在音乐会正要开始前，把合唱队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营（解送的事与喜乐会不属同一部门管辖）；文教科长把合唱队指挥（就是那个苏济）叫去说：
“你出了力——我们很赞赏，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到音乐会上出面，因为五十八条犯人无权指挥合唱队。所以请你给自己培养一个副手：挥挥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对于某些人说来，合唱队和戏剧小组不光是聚会地点——而且还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毕竟还存在，一般说——还存在……瞧，从仓库里送来了粮食袋上弄下来的褐色粗纸，发给大家抄写角色台词。传统悠久的剧院工作程序呀！还有角色的分配呢！还有考虑谁将和谁在戏里接吻呢！谁穿什么！怎样化装！看起来将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还可以拿起真正的镜子，看到自己穿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连衣裙，两颊上还有红晕。
幻想起这一切来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剧本！这是些什么剧本呀！这些专用集子，上面打着“只供古拉格内部使用！”的戳子。为什么——只供？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喂猪的泔水，在外面没人喝它，那就倒到这里吧！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给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剧本找到的出路。谁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轻松喜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这种剧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劳改营的图书馆里有高尔基的书，但它的好多页被撕下来卷烟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劳改营里，文学家H·达维坚科夫凑集了一个戏剧小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不平常的小剧本：写拿破仑在莫斯科（大概能够上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排练——好像，有什么能妨碍演出呢？主角由过去的女教师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沦陷区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导演也很满意。突然，在一次排练时出了乱子：其余的妇女起来反对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传统性的，导演本可应付过去。但妇女们叫嚷的是：“角色是爱国的，可是她在占领区跟德国人……！滚开，毒蛇！滚开！德国人的臭……，趁着还没有把你踩烂！”这些妇女是社会亲近分子，也许还有五十八条的，只是没有触犯叛国罪那个分条。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行动科教唆她们的？但是身上背着那个条文的导演不能为女演员辩护……于是季娜就大哭着走掉了。
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我不需要干净的内衣，
请不要把门打开！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恶的野兽！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
怎样把你：
像鸟一样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仑不会再次受到嘲弄，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不会再次受到颂扬j戏根本不会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乐会不开了。这样，业余文娱活动就进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会终止了。直到下一次来潮。
它就这样像抽风似地活着。
有时，一切都已经排练好，所有的参加者都完整无缺，在音乐会前谁也没有被捕，但是北铁劳改营文教科长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节目单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许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们求也没用！”——说着就亲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却想要念我心爱的恰茨基“的一段独白——“但法官是谁？”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习惯念这段独白——而且纯粹是从朗诵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我没有发觉它会有讽今的意味，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把“但法官是谁？”写上节目单并被他们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长前来观看排练，听到下面这一句就已经跳了起来：
“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敌意是毫不妥协的。”
当我念到：
请向我们指出，祖国的父辈们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这些明抢暗夺罪行累累的人们？……”
他顿着脚做着手势，要我立即从台上滚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几乎当了演员，只是因为嗓音太弱才没有当成。现今在劳改营里我不时参加演出，力求在这短暂的、不真实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奋的女人的面孔。当我听到古拉格系统里存在着由犯人组成的脱产的专门戏班子——真正的农奴剧院！——就渴望能进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轻松地喘喘气。
在每个省劳改营管理局属下都有农奴剧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个。最著名的是——内务部上校马穆洛夫的霍夫林诺农奴剧院。马穆洛夫死死钉住不让一个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员从红普列斯尼亚递解监狱漏出去。他的代理人还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这样在自己手下凑成了一个大话剧班子和初具规模的歌剧团。这是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东西——“我的剧院比邻居的好！”在别斯库德尼科沃劳改营里也有一个剧院，但远逊于此。地主们带着自己的演员彼此往来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时，米哈伊尔·格林瓦尔德忘记了用什么调来为女歌手伴奏。马穆洛夫当即给了他十昼夜的冷禁闭室，格林瓦尔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岛屿上，都有这样的农奴剧院。在那里，这些剧院几乎成了城市剧院，差点儿成为模范剧院，它们在城市的剧场里为自由人演出节目。在头几排位子上坐着当地内务机关的大头头和他们的太太，带着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着自己的奴隶们。押解队员则带着自动步枪坐在幕后的包厢里。演出后，赢得掌声的演员被运回劳改营，犯有过错的，则送进禁闭室。有时连掌声也不让享受一下。在马加丹剧院里，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舍夫中途制止当时颇有名声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众还礼：“够了，科津，没有什么可点头哈腰的，走！”（科津企图上吊自杀，被人从绳索上救了下来。）
在战后年代有许多知名演员通过了群岛，除利津外，还有：电影演员托卡尔斯卡妮、奥库涅夫斯卡哑、卓娅·费多罗娃。对于鲁斯兰诺娃的被捕入狱，群岛上一度议论纷纷。关于她在哪些递解站上蹲过，被送进了哪个劳改营，传闻互相矛盾。有人担保说，她在科雷马拒绝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属实。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战争初期在卢加附近的自己的别墅里陷入了占领区，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德国人举行过音乐会（他的妻子，钢琴家，当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宾斯克劳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记住了他们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脑上把她贴在自己胸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着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声来。
咳，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粮的价值嘛……
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够进那个歌舞团。不久，他们离开了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也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尔卡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他们坐着卡车去作例行的演出时撞了火车。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格拉兹涅克。以我自身而论，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测的。我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经有多少次竭力去争取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为受到挫折而绝望，而这种挫折实际上倒是走运。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娅、舒罗奇卡·奥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卢加的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小组里。在我们被解散赶走以前，我们上演过一些节目。我参加这种业余文娱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是精神上的软弱，是屈辱。一个小小的中尉米罗诺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别的娱乐，可以醉醺醺地来到劳改营里下令：“过十分钟我要看演出！”演员们从被窝里被提了出来，从劳改营的炉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锅煮着什么东西）——过一会我们就在灯光通明的舞台上，对着只坐着一个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旷的大厅，唱歌、跳舞、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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