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虽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缩小全俄肃委的管辖范围”“它按照这个意图装腔作势了一番并且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就重新扩大了，十二月捷尔任斯基对《真理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者说：“现在我们需要特别敏锐地注意各种反苏派别和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紧缩了机构，但是提高了它的质量。”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博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博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第四三九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像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博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第四三三页）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第四三四页）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博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却一反常态，胆敢把自来水公司新首长泽纽克（一个“因自己的内在气质”使克雷连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物）的行为称作瞎胡闹J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有意识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专政直接的公开的敌人。”于是请各方面派检查团到自来水公司来然而各检查团都认为一切没有问题，水流得也正常。工农监察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送到工农监察院去。奥尔登博格尔干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毁、破坏、打烂自来水公司”，但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尽力阻碍他，阻碍他铺张浪费地去修理锅炉或用混凝土水箱来替换木制水箱。工人领袖们开始在自来水公司的大会上公开地说，他们的总工程师是“有组织的技术怠工的灵魂”，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样没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别使工农监察员和工会工作者的“血统无产阶级心理”感到难受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给水塔上的大多数工人站在奥尔登博格尔一边，看不到他的怠工。而这时正好赶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选举，工人们推出奥尔登博格尔作自来水公司的候选人，党支部当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总工程师在工人中的虚假威信，党的候选人看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党支部向区委会，向各级机关送去了一份决议，并在全体大会上宣布：“奥尔登博格尔是怠工的中心和灵魂，在莫斯科市苏维埃里他将是我们的政敌！”工人们则报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声“不对！”“撒谎！”那时党委书记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就面对面地向上千名无产阶级宣布：“我不想同你们这一群黑帮分子说话！”他表示，我们到别的地方说话去。
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万·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博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博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博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钢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第四五八页）。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五八页）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被告真心悔悟，判处他们……接受社会谴责！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进，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萨拉托夫审判。）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产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隆吉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藻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读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教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样。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资重物品这不是读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读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贝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读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科伊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选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选了文涅明）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八，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销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汉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当时已经有了，这一点要记住）。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罗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罗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像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舍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广好像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共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下一审判。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亚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重大案件。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萌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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