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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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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人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圪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

　　村里一个多年流浪在外的人突然回来了，穿着时兴的衣服，额上有一个疤。村人都在私
　　下议论，说他是个扒手，跟河南的一个大盗学的艺，有很高的行窃手段，是逃避城市公安部门的搜捕而回来的。大家又是害怕他又对他神秘，与他在一起，身上是不带钱的，即使有钱，也全放在鞋里。对于他到底在西安干些什么，没有人敢直接问他，但他同我们一伙去河堤上抬石垒堰，歇气儿了，他主动给我们讲他在西安吃过羊肉泡馍，吃过奶油面包，吃过腊汁肉和火腿香肠，穿过四双牛皮鞋，而且还有女人……他说到女人时，眼睛一眨一眨的。他嘲笑邻村的一个姓刘的青年也赶时髦戴口罩，但口罩是脏兮兮的；又嘲笑我的七堂兄把手电筒系上带儿黑天白天地斜挂在身上。一个月后，他又要走了，这次他没有去西安，而是要到新疆去，他说新疆是天下最肯包容的地方，地富反坏右、小偷、流氓、贫穷、不幸、可怜、受难的人去了都能接收。他已经同另一个村的一个人说好了去的，问我肯不肯去？我那时还真动了心，但我又难以相信他，更看不起他行窃的行为。我征询过与我友好的伯安，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新疆，那里冷得很，一尿尿就有个冰棍儿撑住了身子。而使我最终没能下成决心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得帮父亲写翻案的申诉书，父亲患了手颤的病，一提笔写申诉书手颤得握不住笔；二是我开始暗恋了一个女子。而邻村的那个人也没有去成，他的出身也不好，修河堤时他在南山崖上凿炮眼炸石头，明明是点燃了八个炮位的导火索，爆炸时却响了七声，他去查看时，那哑炮竟又“轰”地响了；他的尸体看看完整，但却拾不起来，爆炸起的碎石全钻进他的身上，烂得像个蜂窝。
　　在80年代中，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为“单相思”。诗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间。这首诗是为了追忆我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的感觉。爱着那个女子的时候，我没有勇气给她说破。十多年后写这首诗，我的读者并不知道它的指向。而巧的是，我的一位老乡来西安做事时，来到我家，提到他买过那本诗集，竟然在买书时那女子也在场，他们站在路边读完了全部诗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问他：“×××读过之后说什么啦？”他说：“她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我觉得很悲哀。这位老乡见我遗憾的样子，企图要安慰我：“她哪儿懂诗？倒是她抱着的那只猫说了一个字‘妙’！”他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我也随之笑了。我一时的感觉里，她是理解了我的诗。也一定明白了这是为她而写的，但她已经早为人妻了，她的灵魂只能指使了猫来评说！
　　我最早对她留意，应该追溯于在魁星楼上睡午觉。魁星楼在我们村的大场边，楼南边就是一直延伸到河堤的水稻田。两人多高的楼台上，四面来风，又没蚊子，凡是没结婚的人整个夏天的晚上和午休都睡在那里，村人叫“光棍儿”楼。这一个中午，吃过了午饭，我们去丹江玩儿了一会儿水，就爬上楼“呼呼”地睡着了。但一个鸟总在楼台边叫，我睁眼看看，就看见了她一边打着绒线衣一边从官路上走过去，绒线团却掉在地上，她弯下腰去捡，长长的腿蹬直着，臀部呈现出的是一个大的水蜜桃形。几乎她也是听到了鸟叫，弯下的身子将头仰起来，眼睛有点泊，脖子细长长地勾勒出个柔和的线条。我的心“咯噔”地响了一下。我是确实听见了我心的响声，但我立即俯下头去，害怕让她看见了我正在看她。从此，我就在乎起她了，常常就见到，见到就愉快。她与我不是一个姓氏，按村里辈分排起来，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她是该叫我叔的。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是浑身不觉的楞小子，还嘲笑过她的皮肤黑，腮上有一颗麻点，可现在却发现她黑得耐看，有了那一颗麻点更耐看。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人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涧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马上也去上工，并会以极自然的方式凑在一块儿劳动，那一天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说不完的话，而且话能说得风趣幽默；若是人群里没有了她，我出工是出工了却嗒然若丧，与谁也不说话，只觉得身子乏，打哈欠。生产队办公室与她家近，每天晚上去办公室记工分，原来是要弟弟去的，但我总是争先恐后，谋的是能经过她家院门口。她家的门总是半开半闭，望进去，院内黑黝黝的，仅堂屋里有光，我很快就走过去，走过去了又故意寻个原因返回来，再走过去，希望她能从院门里出来。有一次她是出来了，但院门外左侧的厕所里咳嗽了一声，她的嫂子的脑袋冒出了厕所土墙，姑嫂俩就隔了土墙说话。我贼一样地逃走了，千声万声恨那嫂嫂。心里有了鬼，我是不敢进她家去的，怕她家的人，也怕她家的狗。等我回到家里，我憎恨自己的怯弱，发誓明日上工见到她了，一定要给她说破我的心思；可第二天见了面，话说得多，却只是兜圈儿，眼看着兜圈要兜到圈中了，一拐又说起不咸不淡的话。于是，那时我老希望真有童话里的所谓“隐身帽”，那样我就可以戴上去她家，坐在她的小屋炕沿上，摸摸她照脸的镜子，摸摸她枕过的枕头。甚至幻想我们已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了约会的暗号，我掷一颗小石子在她家院里，她就立即出来，我们到那水磨坊后的杨树林子里去……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个很蛮横的人在一起挖地，他说：“我恨不是旧社会哩！”我说：“为啥？”他说：“要是旧社会，我须抢了×××不可，做不成老婆，我也要强奸她！”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想着她，但我恨死了这个人，我若能打过他，我会打得他趴在地上，扳了他的一嘴牙，让他的嘴变成屁眼儿的。
　　我已经感觉到她也喜欢我了，她的眼睫毛很长，对我笑的时候就眯了眼，黑黝黝的像一对毛毛虫。而且越来越大方，什么话我把她噎急了，就小孩子一样地叫喊“不么，不么”，拿了双拳头在我身上捶。那一个晚上，生产队加班翻地，歇气儿时在地头上燃了一堆篝火，大家都围上去听三娃说古今。她原本和几个妇女去别处方便了，回来见这边热闹，说：“我也要听！”偏就挨着我和另一个人的中间往里插，像插楔子般地插坐进来了。我双手抱了膝盖，一动不动，半个身子却去感觉她。半个身子的血管全都活跃起来，跳得“咚咚”响。三
　　娃说了一通古今，有人就让说“四硬”、“四软”、“四香”、“四臭”，还有“四难听”。这四溜句形象生动，但带点颜色。比如“四软”：新媳妇的舌头猪尿泡，火晶柿子女娃子腰。她就不好意思听下去，起身走了。她一走，三娃透漏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她的父母为她在找婆家哩，而且已经从山外，即关中平原的某县来了一个青年相亲了。我神情自然落寞，回家后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在荷花塘挖排水沟，看见一个黑红脸的小伙子也在塘边蹲着，观水里的游鱼，有人说那就是她家来的山外人。我走过去，问：“你是从山外来的？”他说：“嗯。你们这儿水真多。”我说：“听说了，女子嫁到山外，得尿三年黑水哩！”他说：“我们那儿能吃蒸馍！”我说：“蒸馍吃得你那么黑、那么瘦！？”他站起来要走，我不让他走，在排水沟里抓了一条黄鳝向他扔去，吓得他“哇哇”大叫。我就骂道：“你滚回山外去吧！”那么一个小男人，有什么地方比我好呢？他真的是来要把她娶走吗？晚上，我又去记工分，她也在办公室，站在门口给我使眼色，她是从来没有这么个眼色的，我是那么驯服，竟乖乖地跟了她走。我们一直走到黑乎乎的戏楼前，那里有个辘轳，她立在辘轳的那边，我立在辘轳的这边。我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临了，真想弯过身去拉拉她的手，但没出息的我浑身发抖，牙齿也“咯咯咯”地磕打。她说：“平叔，你冷啦？”我说：“不，不冷。”她扑哧地笑了，突然说：“我家来了个山外人，你知道不？”一提山外人，我怒气不言传了，闷了半会儿，说：“是那个黑赖薯？”黑赖薯是红薯的一种，颜色发黑，常被用来作践人的。她没有恼，说：“老鸦还笑猪黑呀，你觉得我去不去？”我那时竟蠢，毫无经验，一瞬间里被她证实了相亲的事令我冲动。如果不愿意，那人能在你家住这么多天吗？既然你是同意着要去了，你来给我说什么，是成心羞辱我吗？我硬硬地说：“那是你的事，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她久久地立在那里，没有说话，还蹬了一下辘轳，后来转身走了。我们在无人处单独的说话就这么短，又是这么不欢而散。第一次的初恋，使我恋得头脑简单，像掮着竹竿进城门，只会横着，不会竖着。那晚分手后，我倒生气得不愿再见她，发誓不去想她。可是，不去想她，偏又想她，岂能不想她呢？我躺在牛头岭上的地里看云，猛地醒悟她能把这件事说给我，并且听了我的话生气而走，正是说明她心里还有着我呀！她或许面临两难，拿不定主意；或许是以此事来试探我的爱的程度？我翻身坐起，决定着寻个机会再见她一面，我要勇敢地捅破这层纸呀！苍蝇不停地在头上爬，赶飞了，但它立即又来，我觉得苍蝇是勇敢的，我得向苍蝇学习。但是一连十多天，却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以为她是跟了那山外人走了，后来才知道她被抽调到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早出晚归。文艺宣传队在西街的一座古庙里排演，我去了数次，每到庙后，听见庙里人声喧哗，就又怯于进去。那一个早晨，我是起床很早的，借口去荷花塘里给猪捞浮萍草，就坐在塘边的路上等她去庙里。她是出现了，但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人，我只好钻入荷塘，伏在那里，头上顶着一片枯荷叶，看着她从前边的路上走过。她的脚面黑黑的，穿着一双胶底浅鞋，走一条直线，轻盈而俊俏。不久，听三娃说，关中的那个黑小子回去了，原本十有八九的婚事不知怎么就又不行了。我听了甚为高兴，三娃那日是在猪圈里起粪的，我很卖力地帮了他一上午。
　　一个黄昏，是那种大而红的太阳落在山垭上，而红光又匆匆地灼蚀了我家厦子房土墙的黄昏。家里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趴在卧屋炕沿上看《水浒传》。先是听得见细风把落叶和柴草吹得在院子里沙沙地响，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只是月夜里石秀提了刀在青石街上奔跑。倏忽，院门里响了一下，有人问：“人在没？”故意踏动着沉重的脚步就走进来，一直到了堂屋门口。书上的光线暗了一下。我仄了头从卧屋小门往外一看，竟然是她！立即欢喜起来，欢喜得手脚无措，给她取凳子，又要取壶倒水，过门槛时竟把脚趾头踢了一下。她说：“哟，我这么重要呀！”我说：“你第一回来嘛……”她说：“看什么书？贼把你偷了都不知道！”她是手里拿着一块米饭的锅巴，嘴里还嚼着。我从炕上取了书给她看，她趴身子过来，她的头发毛哄哄地拂着了我的脸，我没有动。她把手中的锅巴喂给我，我小小咬了一口。我这时完全是在梦里，心跳得厉害，满脸通红，差一点在咬锅巴时咬向了她的嘴。但我又是不敢，额头上鼻尖上都是汗。接着，一种离奇的事发生了。我似乎感觉我的灵魂从身子里脱离出来，悬在了半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的身子开始忙乱地翻箱倒柜要给她找些可吃的东西，但堂屋没有；又搭了凳子去卸从木梁上吊下的竹篓里拿柿饼柿皮。柿饼柿皮也没有了，我骂了一句馋嘴的弟弟，站住发了一下呆，小跑去厨房的筛子里抓了一把红薯片儿给了她。她不接，母亲就从院外抱了一大捆干包谷秸从门里挤进来了。她大声说：“婆，你让我叔趴在那里看书，要把眼睛看坏呢！”
　　我们的恋情，发展到此即是最高潮了。这是一开始就注定不能成功的恋爱，以后在苗沟水库工地上，恋情还在继续，但直至我离开农村来到西安读书。两个人的关系都没有说破。大学暑假探亲时仅仅在路上见过一面，她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而且厮跟着她的侄女。我们只说过几句话，从此几十年没有遇见过。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包括爱情。有人告诉我，他们报社曾调查过100名未结婚的女孩子，竟有87人坦然地承认她们有过性的体验，且不是同一个男朋友。但也说：“没有刻骨铭心的快乐和痛苦，记不住什么细节了。”我羡慕着
　　她们，也幸运着我的经历。欢乐和烦恼是生命的基本内容。作为人，就是要享受欢乐也要享受烦恼，而苦难构成了我们这50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拯救苦难惟一的是爱情，不管它的结局如何。在漫长的有生之途，我们是一头老牛了，反刍的总是甜蜜。前几年流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歌曲《小芳》，虽然我在厌恶着歌曲是唱那个抛弃了真情过后又有一丝淡淡的忏悔的男人，可每当听人唱起，却也想起了那个我本不是她的叔，她却口口声声叫我叔的女子。古人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成。古人说这话的时候其意是要批评的，但人的本性里确有一种珍贵得不到的东西的秉分。初恋常常是失败的，而事过境迁，把人性中的弱点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这就是初恋对于人到中年者的意义。每个人都要恋爱，每一本书里都写着爱情的故事，所以，我的这一段初恋并不足夸，我也不愿意将在乡下的5年写成苦难加爱情的内容。炫耀失败的恋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的话题。我或许有虚名，但我并未成功，我之所以记录着这件事，因为这段生活无法回避它。如今，或许我已经要老起来了，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喜欢讲述往事。孩子说：“爸爸真可怜！是谁制造了这种罪恶的深渊？是‘文化大革命’吗？是毛泽东吗？”我严厉地批评了孩子，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走出的每一步，是有着具体的国际大背景的，有着具体的天地大自然的环境的，有着具体的共产党内部矛盾状况的。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农民出身，如果设身处地的为他领导的政府着想，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所谓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那是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语，未达到质变的常规期，芸芸众生哪里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文化大革命”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又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在积极响应着。亲自经历了的我，如果现在一味地倾诉苦难，一味地怨天尤人，那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性。只有冷静地反思，检讨那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我们自身的缺点，以防我们的国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才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孩子的东西。在苦难中，精神并不一定是苦难，这犹如肮脏的泥潭里生出的莲却清洁艳丽。当然，那时人的理想是非常简单和渺小的，“吃过了吗？”这句话是人与人见面最关切的问候和祝福。给一碗稀饭可以使我们感激涕零，一个烧饼足可以使一个人的灵魂变异。记得当时批林批孔，村里人议论最多的就是不能理解林彪：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难道还没有他的好吃的吗？好喝的吗？他竟要谋害毛主席？！人活到了温饱状态，就心思多了，心思多了又不能实现，痛苦随之产生。现代社会的人的痛苦不是一件两件，是周身的，充满了细胞的，说也说不清的痛苦。我说这样的话，更年轻的人是不大相信的，这是我的经历，是我经历后的体会。我不希望别人能有我这种体验。我只是在记下我个人的经历时，把倾诉苦难变成歌颂苦难和歌颂苦难中的爱情。
　　1970年，我暗恋的人上水库工地了。
　　70年代大兴着水利基本建设，丹凤县一举上马了三个大的水库工程。回过头来看，那种人海战术的做法和1958年大炼钢铁一样，但，凡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人又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环境也正是那时完成了改善。以至于邓小平时代开始，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得到大的发展，却与那基本生产环境的改造不无重大关系。棣花公社修建的是苗沟水库，离我们村10里路。第一批进入工地的全部是基干民兵，并且都以连队的组建形式分片施工。后来工地全线铺开，需要大量的劳力，公社给各生产大队分配了名额指标，各生产大队又把名额指标下达到了每个生产小队，三四千人的施工大军就呼呼啦啦拥上工地了。我没能去，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也抗拒着完成上边分配的名额，我只能窝在村里。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每日同老弱病残们在田地里劳动。我的生活无聊苦闷，常常一整天里不说一句话。邻村有个矮子，他比我还矮，人叫“勾子粗”，是说他吃稻皮子炒面时一次拉出的屎粗得像镢把。往常我是极看不上他的，碰见了，总问：“痔疮好了没？”他会瞪着眼睛恨我。可再没有了说话的人，我俩倒成朋友了。我真不明白我俩怎么就能成了朋友，一块去南山沟给猪寻草打糠，一块拿了镢头去条子沟浅山里挖树根疙瘩。他能吃苦，也肯帮我，在山上坡陡的地方，他总是先用镢头前边挖脚窝，自己踩着过去了，然后才让我过。帽山上有一户人家，屋后洼地里种着菜。我们去那里割草时免不了偷吃萝卜。一次被人家发现，放出狗来咬我们，他大声叫喊着要我跑，但我跑不快，眼看着要被狗撵上了，已经跑远了的他扬着镰刀又折回来，狗就扑倒了他，将腿咬伤。在白茅岭上砍柴，他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我也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饼子就揣在怀里，柴砍好了，我蹲在那里大便，一起身，怀里的饼子掉下来，竟滚动着直往粪便处去，眼看着就要碰着粪便了，饼子停下来。我捡起了饼子，吃不下去，他把他的饼子让我吃，而把我的饼子吃了，说：“我不嫌的，又没撞着屎！”他待我样样都好，但他是个没趣味的人，劳动毕了，他就坐在那里搓身上的泥垢，搓一个黑卷儿丢去，又搓一个黑卷儿丢去。我说：“人是女娲用土捏的，你会把自己搓小的！”他不知道女娲是谁。我说：“你连女娲造人的故事都不知道，你没上过中学？！”他羞愧地笑笑。我于是又说笑话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可我觉得他应该笑的时候他不笑，不该笑的时候他却笑了，使我顿失了再说笑话的兴趣。
　　“勾子粗”是我的劳动伙伴，不是说话的对应人，我就谋算着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从工地回来取粮时，他讲了许许多多工地上热闹的事。比如宿舍的油毛毡棚是如何搭在沟底的；下雨天山坡上滚下石头，怎样把棚顶砸出一个洞来；几十人的大灶又怎样让不会做饭的人做饭；晚上的大探照灯照在坝基上一队一队比赛着打夯；而5天一次的文艺晚会一直从晚上演到夜里两点……我没有问那个她在没在水库，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说给他，让他将一份喜悦扩大成两份喜悦。可他是长嘴男，我忍住了
　　，没有对他说。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各生产队都没按要求上足劳力，所以若去工地，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另外，工地指挥部的人到棣花民工连来希望推荐一名能写字的人去做宣传员，大伙儿没有字写得好的，有人提到了我……我不做声了，第二天找到了队长，提出去水库工地，队长不允许。又过了两天，天下起大雨，不能出工，又没处去串门，抱着头睡了一会儿，闷得要命，我就装了一口袋包谷糁，对父母说我要去水库呀！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出了门，一个人戴一顶破得没了帽沿的草帽走了。我好犟，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后果：工地上肯不肯接纳？队长会不会惩罚？父母又作如何想呢？我赶到了工地，民工午休起来快要开下午工了，但我还没有吃饭。堂弟领我去见了棣花民工连的负责人，又领我去灶上问还有没有剩饭？正好剩着一盆子糊汤面，我蹴在那里吃了三碗。民工连负责人问：“饱了没？”我说：“饱了。”他说我估摸你也该饱了！下午你就得掮石头呀，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我点着头，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工地上的规定是，每人每天必须从河滩或采石场掮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方可以记一个10分工，然后在灶上吃饭——在灶上吃饭，国家给每人每月补贴15斤白面。我掮了一下午石头，累得黑水汗流，但我掮的不足一方，收工的号角一响，我坐在河滩里，浑身散架一般。贾塬村的高启对我说：“我考你个问题，世上啥最沉？”高启是个政治人才，在村时就和我的那个本族的哥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我说：“过秤的锤，棉花里的水，你的心，我的腿。”高启哈哈大笑，却说：“你的腿？就那麻杆子腿？”我说：“我这腿实在沉重得抬不起来啦！”晚上，我和堂弟搭铺睡在油毛毡工棚里。一夜风声雨声，声声烦心，我想这样下去我怕是不行的，我并不是冲着掮石头来的，我为的是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第二天，堂弟就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福印，然后就要我到指挥部门前那儿溜达着。我依计行事，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两圈，就伸了脖子看别人下棋。我爱下棋，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眼瞧着红方架了炮，准备跳马逼宫，黑方竟还只攻一个小卒，我就蹲下去替他走了一步，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掌。扭过头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四方脸，红卫服，我说：“走得不对？”那人说：“你是不是叫贾平娃？”我的大名叫贾李平，是纪念在金盆村李家大院出生的。但乡下呼孩子爱挂一个字而加个娃的口语，我就一直被人叫小名叫到了十八九岁。我说：“嗯。”那人又说：“你写过大字？”我说：“在学校写过大字报，也写标语横幅。”那人拿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我又瘦又小，形象委琐。这时候，我的心还牵挂着汉楚河上，红方果然逼宫，黑方护士，黑方是不应该护士的，得紧急出将。我嘟囔了一句：“臭棋！”看见了不远处堂弟在给我使眼神，才猛地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指挥部的，立即又说道：“我搭梯子在商镇街道的墙上写过斗大的标语哩！”那人说：“是不是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我叫张福印。”
　　这天夜里，是应该写上一笔的。我已经感觉到我会到指挥部去的，这将是我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以普通民工的身份睡在这里了！天黑又开始下雨，雨点在油毛毡棚上杂乱地响着。一盏灯吊在棚中的柱子上，无数的飞虫在纠缠。40多人睡在一起，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拉二胡，难听得像推碾子；更多的人躺下了，叽叽喳喳说话；有人就时不时张嘴出气，发着长声，似乎这一声会把骨骨节节里的疲乏能嘘出来似的，听着的人也感觉到了舒坦；有人让同铺的人帮捶打脊背，说往上往上，往左往左，然后是对对对的很舒服的哼哼，有人就说你是在日×吗？哼哼得把人的××都逗硬起来了！有人在放了很臭的屁；有人说着什么有人应了言，最后争论不休，突然翻脸，相互日娘捣老子地对骂起来。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她，也没问堂弟她住在哪儿？从我们的工棚门口，可以看到水沟对面半坡处的另一个工棚，有男人和女人在棚前的灶口烧火，红堂堂的光里，他们在打情骂俏。我睡不着，拿起紧挨着我们铺位的一个姓雷的人枕头边的一本书翻起来。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没封面，也没了封底，揉搓得四角都起了毛，但里边的文章吸引了我，竟一气看了十几页。几年后我上了大学，一天，见同宿舍的同学拿了一本书，名叫《白洋淀纪事》。翻读了几页，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十几页，突然觉得被窝那边凉飕飕的，似乎还有什么在动，用脚一挑被子，天呀，一条蛇就盘在那里！我吓得跳了起来。全工棚的人都跑过来，他们要砸死那条蛇，尤其拉二胡的那个，叫嚷着剥了皮可以做二胡音箱。我没让砸，而是要堂弟用棍子挑了甩到工棚外的水沟里去了。我是怕蛇的，但我不害蛇，因为我属龙，龙蛇是一类，何况母亲告诉我，她怀上我的时候，梦见一条大蛇缠住了她的腰。而在一年前我去牛头岭上翻红薯蔓子，拔下了一些猪爱吃的草，就拢成一小捆放在地头，放工后我是将草捆儿像围巾一样搭在脖子上回的家。将草捆从脖子上取下来扔给了猪，草捆里竟爬出一条小彩花蛇。这第二次与蛇遭遇，使我那个夜里不敢睡，后来把铺移到棚中的柱子下边。
　　第二天，我到了指挥部，福印和安付在那里油印一份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还有两个人坐在椅子上抽烟。福印介绍说那两个人是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后来我才知道，总指挥是公社书记兼任的，不常呆在工地——我对两位副总指挥笑了笑。我不喜欢那个黑脸的，他很严肃，烟吸得狠，口鼻又不出烟雾；那个矮胖子说了一句：“瞧他那手，细长细长的，天生吃文艺饭的！”福印就让我提了一罐红油漆，拿了一支大排笔，指令着去工地上下的崖壁和大石头上书写标语。我当然明白这是在考试我啦！整整的一天，我写下了无数的标语：“农业
　　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我自信我的字是写得好的，因为指挥部房子的墙上有福印和安付他们写的标语，字的间架结构明显不如我，但我为了使每一个字都饱满有力，就用绳子把我吊在半崖上去写，红油漆就淋了我一鞋一裤子。福印陪着那个矮胖子领导，后来知道叫李治文，来工地看我写字，他们也惊奇我字写得这么好。我倒张狂了，说：“作文比字好！”他们就笑了，说：“今天起你就是指挥部的人啦！”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8分工，近乎我在村里劳动一天的三倍工分，而且还可以拿到每月两元钱的补贴费，这是民工连的人享受不到的。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深水潭里去游泳，脱得精精光光，大呼小叫。我发誓要保住这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长久地留用我。我游泳的深水潭在工地的下河滩，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这里，但偏偏我暗恋着的人出现了。我是正从水里钻出脑袋，就看见了她从远处走过来。我“啊”了一声，立即潜下水去，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当她已经走过了水潭，我穿上了衣服在后边叫：“喂！喂——！”她怔了一下，一下子跑过来，说：“听说你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你到指挥部去啦？”我说：“下午才算正式去的。”她是比在村里时又有些黑了，但脸庞更加有轮廓，还新洗了头，头发蓬松光亮。她本是要去河下游那户人家里借东西的，突然决定不去了，领我返回，去了她们的宿舍。原来她和一帮年轻的女子住在离我们工棚较远的一户山民家。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她说：“小叔。”她们说：“小叔？你这小叔如果再能高一头，就是个好叔啦！”“嗯，嘴大，嘴大吃四方，只是嘴唇厚了些。”“身体还好嘛！”她们嘻嘻哈哈作践我，然后就往外走，还说：“走呀走呀，咱们出去吧！”竟还拉闭了门。但她还是把门拉开，又开了窗子，坐下说：“她们胡扯！”我拿了眼睛开始大胆地看她了，她的目光先是迎着，后来眼里满含了笑意，终于不好意思，做个鬼脸，俯身往大的木板床上爬，要去取放在窗台上的核桃。她爬动如兔子，两只脚乍起，而一只鞋就掉下去，赤着弓弓的脚背和染着红颜色趾甲的脚趾头。那时候女孩子用指甲花捣碎了染指甲，但一般染手指甲，染脚趾甲的我仅见到她。我又“嗡”地一下要迷糊了，耳根下觉得麻痒，用牙咬舌头，伸手过去要捏一下那脚，但手伸出了并没有落下，一只狗悄无声息地坐在门口，它叫了一声：“汪！”把我吓得坐在那里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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