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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我是生活在“老人国”里，那绝不为过。
家里的老人，正如我岳父所说“九十、八十、七十”，真是排排坐。
所幸九十的依然散步，八十的仍然打球，七十的总爱旅游。自从附近图书馆有了中文藏书，不借白不借，更常见三位老人一起低头苦读。图书都由我老婆借来，交给女儿，由小丫头负责老人登记借书的工作。原因是老人常看“儿童书”。
童书的字大、故事短，老人家容易看，又不会“瞻后忘前”，所以抢着看。
老人就像孩子，要管束他们的行动和吃喝，不准他们逞强，以免伤了身；也不准多吃，免得太胖；还不准吃油，免得胆囊痛、血脂高。我和妻总做“坏人”，管这些老人家。
看孩子如同看自己的过去，看老人如看自己的未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想自己有一天也会老，便能多体谅老人的悲凉。
秋天和黄昏都是最美的。总盼遮住一些风寒，让红叶多留些时；总盼往高处站，好多见到一些黄昏。
把这些衷心的盼望写出来，成为以下三篇以“寻找黄昏”为主题的文章。人老了，不再走得动，不再拿得出。就仿佛风烛残年，求自己的烛火不灭，已经不容易，哪里还能想去“照亮别人”？
◎坚持地活下去
我的三姨过世了，家人来电话报丧，说最好斟酌我母亲身体的状况，决定瞒还是不瞒，免得八十九岁的老人，受不了打击。
放下电话，好为难，看老母的房门半掩着，传出电视的声音，就若无其事地踱进去，陪她看了一下电视，又装作偶然想走的样子，问：“三姨。”
“死了是吧？”老人居然抬头看我一眼，淡淡地说，“胃癌，拖不久，死了也好！活着受罪。”
我一惊，原想装作问她三姨的情况，没想到她会劈头来这么一句。
“早上四点死在广州医院。”我轻声说，说完赶紧溜了出去。
中午，老人出来吃饭，很平静地告诉我的岳父、岳母：“我妹妹死了！我带大的，居然死在我前头。”
大家看她不怎么伤心，都默默地点点头，没多说。
接连几天，我晚上写稿时，都一边听着背后老人房间的声响，怕听到“被窝里的哭泣”。所幸，她照常看电视，照常打开房门看我一眼，也照常关灯，传来鼾声。
“你的表现不错，大家原来怕你太伤心，还不打算告诉你呢！”过了一个星期，我对母亲说。
“有什么好伤心？八十二，也不算短寿了。活着，她不能来看我，我也没法去看她。死了，倒还近一点！”老人淡淡地回答。
母亲年过八十，人生观就改了，渐渐不再关心家人以外的事。尤其前两年从台北回来之后，更是心如止水。心不动，反而更健康了。
“有什么好操心的？年岁大了，自己管自己，能好好活着就好。”
她三十年前教会的老朋友，倒还有两位保持联系。老人们通电话很有意思——
“谁谁谁，还活着吗？不错！不错！”
“你还好吗？我还好。”
那种问安的方式，是“无建设性”的，不像以前，会叮嘱对方多吃维生素，或主动寄两瓶过去。
放下电话，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谁还活着呢！让我算算，嘿，九十多啦！”
不晓得老夫老妻的情怀是否也会改变。
认识好几对老夫妻，年轻时形影不离，老了，反倒天各一方。有时候是因为子女分在地球的两边，老爸守着儿子，老妈守着女儿。有时候则因为兴趣不同，老头子爱搞社区活动，成天去开会请愿；老太太爱种花种菜，宁愿在美国孩子的家里当“老农”。
我儿子中文老师的父母最有意思，老夫老妻一年见不到一面，只有逢年过节，才在电话里大声喊：“你好吗？”“你好吗？”
两个人耳朵都不好，各喊各的，谁也没听见，到后来，只是猜着说：“好就好！”然后，挂上电话，还自言自语地点着头：
“好就好！好就好！”
二十年前看周弃子先生的书，说他老来奉行“疾不问、死不吊”，意思是“不探朋友的病，也不参加丧礼”。当时我觉得他好薄情。
也记得有一次读到古人诗句：“不喜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好书来。”觉得那人真自私，只希望朋友来访，自己不去回拜；只盼别人来信，自己懒得动笔。
最近再想到这些句子，却有了另一种感触。
人老了，不再走得动，不再拿得出。就仿佛风烛残年，求自己的烛火不灭，已经不容易，哪里还能想去“照亮别人”？
人老了，对死亡的感觉也淡了。经历了年轻时祖父母的死，中年时父母的死、老师的死、朋友的死、手足的死，甚至晚辈的死，由最初的“恨天”，到后来的“知命”、“认命”，死已经成为不得不慷慨面对的事。加上老来的辛苦、病痛和寂寞，那死，甚至真成为了一种“解脱”。
怪不得老人们会在别人让他“上座”的时候，笑说：“这是年年坐上座，渐渐入祠堂。”又在参加老朋友丧礼时，自称是“去排班”。
当然，老人家的爱心还在，只是不再激情，不再表现，知道大家都好，就成了。
他们年轻时争强好胜的脾气也改了，表面上虽然不再较劲，私下还是偷偷在比，比谁活得久，活得健康。
“人老了，就是在偷生。”我的老母说得好——“偷偷地，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坚持地活下去。”
三姨的死，没把她打倒。
她最近吃得更多，且散步的距离更远、时间更长了。要儿女干吗？看看！还不如护士。天天看到护士，一年见不到孩子。
◎一家人的娘
陪老母参加一位老人的丧礼。教堂里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却听到一个女人在哭泣，想必是老人的女儿。
“不是她女儿，”老母在我耳边说，“是她的护士，照顾了她七年。”
老人的女儿也在场，没哭，还笑着为她丈夫介绍那位护士，反而像是来吊唁的朋友。
“朋友多半死了。”老母又偷偷对我说，“活得愈老，愈没朋友。再老，就连护士都死了。”哼了一声。“不过，要儿女干吗？看看！还不如护士。天天看到护士，一年见不到孩子。”
在图书馆，发现门口坐了一排黑人。
“今天放黑人文化的电影吗？”我问图书管理员。
“不！今天演木偶戏。”
“木偶戏不是小孩子看的吗？”
“对！所以管家都在门口等着。”
说着，就见一批白人孩子又叫又笑地冲出来。黑人管家马上迎过去，拿着外套，为孩子穿上。
两个小孩子还抱着黑管家的脸，左亲亲，右亲亲。
看纪录片《马莎和以叟》（Martha＆Ethel）。片中，七八十岁的两个老太太接受访问。
“这是我的家，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外人，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爱他们。”黑人老太太说。
“是啊！是啊！我知道，孩子是你的，我早就知道！”白人老太太笑着。
镜头一跳，是个中年女士：“小时候，有一天我去拿信，看到上面名字写的是马莎，却不是我们家的姓。我就奇怪地说：‘多滑稽呀！把姓写错了。’直到后来，我才弄懂，她是管家，不姓我们家的姓。”
“是啊！”另一个孩子说，“当我知道她是拿薪水的时候，我惊住了，受到好大的打击。心想，她应该是真爱我的，不是为了赚钱才爱我。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在我身边，妈妈却常不在家。”
纪录片里演出孩子把老管家接去住，又陪着老管家去寻根、探亲的画面。
一群黑人围着白发的黑人老太太，以及旁边高大的白人女子。
“看我的肢体语言，就知道我是谁带大的。”白人女子说。
黑人老太太笑着搂搂她：“我可爱的女儿。”
然后，老管家婉拒了亲妹妹留她养老的好意，跟着“白人女儿”回家了。
附近住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四十多岁的太太又生了个儿子。太太应酬多，幸亏有位贴心的管家。管家是马来西亚人，小娃娃也就说了一口流利的马来语。
虽称管家，倒像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外出，连到欧洲旅行，管家也随行。因为孩子总跟管家睡，没管家，就闹。
最近医生一家移回了台湾。不知为什么，管家没拿到签证。大家还是一起上飞机，到桃园中正机场，医生一家入境，管家则转机，回马来西亚。
据说，那机场中的生离，像死别。管家哭，孩子喊。哭喊的话，大家都不懂，是“他俩”的话。
父亲生前一位旧交，旗人、老家庭。见面不但鞠躬，还要“打千”行礼。
他家一位女管家的规矩也真多，似乎进门、出门、端菜、奉茶，都有一定的动作。
孩子全是她带大的，常对她做出些撒娇的举动，只是动作都一闪即逝，唯恐伤了礼数，被父母骂。
女管家也知道分际，无论熟客多尊重她，她绝不上桌吃饭，菜收拾完了，茶端上，麻将声起，再一个人躲在厨房用餐。
父亲过世十年，那家男主人也死了。女主人出去工作，不知怎的，反而欠下一屁股债。付不出管家的薪水，女主人请她自谋生路。
“谋什么生路？”管家一笑，“从年轻就进这门儿，死也死在这门里。”于是她不再支薪。
又过些时，她不但不拿钱，还拿出钱来。把腰上缠的一条布缝的褡裢，一点点剪开，掏出里面的小金块，出去卖了，给孩子缴学费。
五个孩子，结婚的结婚，出去的出去，全走了。剩下两个老太婆，挤在一栋小公寓里。
前年，母亲回台湾，去了一趟。老管家八十了，还打千为礼。
老夫人也还穿锦袍，喝盖碗茶，说吉祥话。不小心把茶打翻了，老管家弓着背，趴在地上擦。
“当心你的老腰！当心你的老腰！”
老夫人拍拍她，又抬头，看着我母亲，眼眶湿了：
“二十多年了，剩下什么？剩下两老。多亏有她，做完我孩子的娘，又做了我的娘。”人“瑞”多没意思！还是人“端”有道理。活到头了，活到人生的一端，所以叫人端。
◎可爱的人“端”
自妻退休，家里的老人家就快活了，因为妻有空，可以常常开车，送他们去“华侨老人中心”玩耍。
第一天去，正逢庆生会，八十七岁的老母和七十四岁的岳父，都恰好那个月生，于是坐上了寿星席。每人头戴尖顶小花帽，襟前挂上寿星红条，吹蜡烛，切蛋糕。全场上百位老人则吹纸做的伸缩小哨子，此起彼落，好不热闹。还有老太婆唱“老小歌”：
“人生七十才开始，八十不过小老弟，九十还在流鼻涕……”
唱着，一位老先生的鼻涕，就流到了“围嘴”上。
庆生会完毕，一群老人你推推我，我挤挤你，有说有笑地出来。老人中心外面，早停了一大排车子，见老人出来，各家儿女都跑过去搀。各自拉拉扯扯地把老人送上车，却还见老人们把手伸出窗外叫喊。
有个老先生的家人没来，看大家都走了。居然坐在地上大哭：
“我回不了家了！我不认得家啊！”
回家一路上，从没见三位老人如此兴奋过。尤其我老母，因为年事最高，今天坐上了首席，主持“切蛋糕大典”，更是得意非凡。
“哼！别说我最老，好多比我年轻十岁的，还不如我呢！”老母扯着嗓门说，“没想到，人‘端’、人‘端’，今天真成了人‘端’。”
自从四十年前，在台北的和平长老教会，听老牧师证道时，把“人瑞”说成“人端”，老母就把“人端”挂在了口上。
“本来嘛！人‘瑞’多没意思！还是人‘端’有道理。”老母说，“活到头了，活到人生的一端，所以叫人端。”想了想，她又笑了：“咱们家有两个人端，一个是我，一个是孙女，我在这一端，她在那一端。哈哈！多有意思。”
家里的两位人端，相差七十二岁，倒是挺能打成一片。我常跟女儿玩不到二十分钟，就觉得累。老奶奶却能跟孙女玩上几个钟头。
我发现小丫头也特别爱找奶奶，因为她跟我玩会输，跟奶奶会赢。最起码，她跑得比奶奶快。又因为奶奶耳朵不好，小丫头连躲迷藏都占优势。
只是，这一老一小，玩起来十分吵闹，常影响我创作。譬如她们从路边捡来许多生核桃，剥了皮，当弹珠扔。核桃撞核桃，啪啪有声。
接着，老奶奶又发明把两个干核桃放在双手间搓，让核桃壳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
前两天，居然传来金铁交鸣，我吓一跳，冲去看，原来一老一小，各拿一支金属拐杖，学武侠片里的大侠斗剑。
我站在一旁观战，看她们由这头打到那头，既怕小的打到老的腿，又怕老的打了小的手。最后不得不下令：停战！
回到书房，才坐定，却看一老一小已经移师窗外。由小丫头踢球，老奶奶“打”球。
快九十岁的老人家，把拐杖倒拿着，举得高高的，等球一踢过来，就狠狠一抡，用拐杖的把手，将球打出去，居然打得又高又远。
我突然了解，高尔夫球是怎么发明的。
只是既然比赛，旁边又没裁判，祖孙二人就经常争执。在小丫头心里，那不是老奶奶，是玩伴，而且是一种特殊“性别”的玩伴。
“爸爸、哥哥和公公是男生，妈妈和婆婆是女生。”小丫头说，“奶奶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是老太婆！”
据说今天下午，老太婆带着小丫头到公园荡秋千时，又有了争执。小丫头要奶奶推，奶奶推得不好，小丫头不高兴。
回来，两人倒是挺开心。
“她跟我吵架，不理我，可是有人理我。”老奶奶在餐桌上说。
一家人全停下了筷子：“谁？”
“我们碰见另外一个老太婆，也带着孙女。那个小丫头主动过来推我们的小丫头。那个老太婆，也过来，叫我坐上秋千，她推我。”老奶奶眼睛里闪出一种特别的光，“她死命推，把我推好高好高，我直害怕，可是，真过瘾！”
我常想，老人家老了，动作慢了，语言简单了，声音变大了，情绪也变得更直接。
他们要我们搀扶、接送、哄骗，还有一份特别的固执。只是因为记忆差，才吵完架，他们已经忘了。
那天老人中心庆生会，我的老岳父带了录影机，录了许多画面。三位老人家常拿来放，一边放，一边叫好。
荧屏上是上百位老人，里面有抗日战争的英雄，也有常春藤盟校的教授和来美大半辈子的老华侨。但是，当彩带飞舞，哨声四起，又有一拍没一拍地唱生日快乐歌时，我真觉得——
那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常听人说：“如果倒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似乎当他们回到那个时候，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改变后半生。
只是我想，如果真把我放回以前，我还是会做出当年的决定。我依然会糊涂、依然会放浪、依然会犯错。那错误也依然会使我受累，甚至累一生。
这些错误的步子，确实因为我年轻、冲动、不懂事。但是话说回来，也正因为那些特质，才称得上年轻啊！
为了换取年轻，我宁愿再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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