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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可以忍住不哭
连那架飞机正驾驶的太太和两名子女都在其中。当飞机下坠的瞬间，他的眼前可会浮现后舱的爱妻与孩子？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接到台北办公室的传真——
一个不幸的消息，张祖湘先生一家三口，也是此次空难事件的罹难者，其弟张祖全先生昨来电要我转告老师知晓。
马上拨了电话去，气急败坏地问：“怎么可能？我细细看过罹难者的名单，没见到张祖湘。”
“他用的是张国泰的名字，‘国’又被印成了‘固’。”秘书说，“您看看他太太林宜珍和女儿张馨文的名字就知道了，您不是送书给她，写过小妹妹的名字吗？”
放下电话，跑去客厅，把前几天的报纸全抽出来，趴在地上翻，翻到二月十七日的《世界日报》，果然看到他们的名字。
撕下那一页，放在书桌上。再走到厨房，妻正洗碗。
“我初中同学张祖湘一家三口，也在空难中死了。”我说。
妻噢了一声。“怎么现在才知道？”
“他弟弟打电话到办公室。”说完，便低头转身出去了。看到散落一地的报纸，草草收起来，放在茶几下，便去书房坐着。
女儿在客厅看冬季奥运女子花式溜冰的决赛，急着叫：“爹地！爹地！快来看，关颖珊要溜了。”
坐到她身边，关颖珊正做第一个三转跳。整场都露着轻松的笑容。
女儿还在鼓掌，我已经回到书房，写信，给祖湘的母亲。前两个月才见到她，跟我三十六年前第一次去永和祖湘家里时，好像没什么改变。丈夫的早逝，使她变得很坚毅，如同我母亲。
提起笔，原不知怎么写“敬语”，但是想想，写的就应该是说的，说的则是此刻的心情，也就平平顺顺地把自己的伤痛写了出来。再传真到台北办公室，交代全公司支援，并要秘书亲自把信送去。
心想，祖湘的母亲一定不会在她开的餐厅里。但还是拨了个电话去，弟弟接的，说生意不做了，布置成灵堂，又叫我等等，唤老母来。
电话窸窸窣窣的，隔了半天，才听见张伯母的声音，说了一声“喂”，又叫我一声“刘墉啊”，便突然山崩似的哭喊：“祖湘死得好惨哪！他没有了！太太、孩子都没了！祖湘的尸体到现在都没找到啊……”
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是呜咽地告诉她：“有什么我能尽力的，请告诉我，我整个公司都可以停工去支援。还有，以后我会代祖湘尽一份孝心……”
挂了电话，又交代了台北的职员去送花。走回客厅，女儿和太太正为关颖珊只得银牌叫屈。
“我好气！”女儿说。接着过来亲我一下，“爹地晚安！”进去洗澡睡觉了。
妻隔一下，从卧室出来，说：
“张祖湘，常听你提起，你们这两年见过吗？”
“他请我吃过饭，就在他的餐馆。”我说，“我们早认识了，他有一阵子在印尼，所以你没见过。”
“也可能见过，好像大大的眼睛。”
“长得很漂亮，小时候跟我蛮像的，也是大勺儿头。”我说，“所以他女儿跟小帆也很像，瘦瘦的，大勺儿头、大眼睛，她很喜欢我，从第一次见面，就会自己跳上我的腿坐着，叫我给她画娃娃，我还画过不少张呢！”我漫不经心地转换电视频道，转到卫星频道的《民视》，正播空难的新闻。
一片劫后的废墟，有人提着塑料袋正在清理。
“祖湘的尸体都还没找到。”我说，“怎么会烧不见了呢？真希望一切都不是真的。”转过头看妻，她正呆呆地盯着电视。我说：“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得到的第一个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就是他送的日记本，蓝色的皮面。那时候，我们十三岁，初中一年级。我也去过他在永和竹林路的家。当时那么小，居然会跑去他家，可见我们有多好。交情好，就不一样。他那小丫头跟我一见面就亲，一定是受她爸爸影响，也可能骨子里，那份情是会传下来的。她才比小帆大一岁，在台北，看到她，我就想起咱们的孩子。”
“大概就是两口子，带孩子去巴厘岛玩吧！”妻说。
“他弟弟说他是摸彩，抽到一张机票，心想何不一家去玩，就也为太太孩子买了两张票去。”
“真倒霉。”妻叹口气，“也是命。”
“我相信他到巴厘岛，一定会想到我。”
“为什么？”
“他知道我喜欢那儿的艺术。”突然有一种他为我而死的感觉，会不会因为我太赞美当地的艺术，而吸引他去呢？
把录像机里前一天没看完的带子拿出来。交给妻：“明天还掉吧！今天不看了。”
电话响，是儿子打来的，说明天坐早上的火车回来。
听他说坐火车，心里一轻，觉得比坐飞机好。但是我没说，只笑道：“你呀！说坐早上的，只怕中午都上不了车，我下午打球，三点，你能赶上吗？”没等他答，又加一句：“得了！得了！你不可能赶上的。”临挂电话，又沉吟了一下，对儿子说：“今天有个坏消息。”
儿子吓一跳：“什么坏消息？”
“我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一家三口，搭华航摔死了。”突然间，再也掩饰不住，心里像有个水库，崩溃了，我无法再说下去，泪水像雨一样滴下来，模糊了眼镜。摘下眼镜，泪水还是淌，落在电话上，滴到桌边，溅在地板上。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落泪的我，居然呜呜地哭了。
哭了一下，收住，回复了平静：“I am ok！你放心，没什么。”
儿子试着安慰我，吞吞吐吐地说：“其实一家失事，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还少些打击。”
才平复的我，突然叫起来：“不！不！就因为他的女儿也死了，所以我更伤心，他女儿好可爱，才跟你妹妹……”
泪水又像雨似的落下来。
挂上电话，擦干眼泪，走回客厅，看见妻别过脸去，也正偷偷擦眼泪呢。
静静地，进去洗个澡。又细细地清洗了浴缸，刷牙，关灯，到整个屋子里检查一下，再倒了杯水，端回卧室。
“我早给你倒了水。”妻说。
“我忘了。”
把水放下，走到女儿的床边，小丫头已经睡熟，小手弯着，放在脸颊边上。
帮她把被盖好，又把垂出床边的被角塞回去，免得愈垂愈多，整条被都掉在地上。
再回头亲亲小丫头，她缩了缩脖子，笑笑地，翻个身。正好，我的泪水落下，滴在她长长的头发上。
【附记】
第二天起床，把报纸拿来，再看一遍罹难者的名单。许多都是一家人，有高官、有校长、有老师，甚至有一家十三口的。连那架飞机正驾驶的太太和两名子女都在其中。
当飞机下坠的瞬间，他的眼前可会浮现后舱的爱妻与孩子？
没有人会故意失误，祸及自己和最爱的家人。
我不知怨谁，怨人？怨天？怨命运？
妻买了一束白菊，供在西窗前。
我站在窗前默默地祝祷，愿空难的每个人，在那惊恐的瞬间过去，都能释然地告别这人间的肉体，平安往生……
◎嘘！请让我静静地走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
去年中秋节的第二天，跟朋友约好打球，路上觉得眼前的东西亮亮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可能要病。
果然网球才打不久，肚子就痛，强忍着打了几局，实在受不了，只好请朋友把我送回家。
冲进屋子，钻进厕所，就崩溃似的泻肚子。起先只是泻，接着吐。吃了止吐药下去，马上又吐出来。试着坐进放热水的浴缸里，还是止不住。
就这样，持续几个小时，皮肤上的血管全凹陷了下去，眼前白茫茫的，要晕倒。
已经没办法移动，只好叫了救护车。才十分钟，警察、医生、救护车全到了。里里外外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对讲机的呼叫。
我被抬上了担架，转出卧室，进入客厅，太太扶着担架，女儿跟在后面，临出大门，看见九十岁的老母正守在门口。
她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惊恐，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用很坚毅的语气对我说：
“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车子呜啦呜啦地开到医院，先抽这个、验那个，再插上管子打点滴。
家庭医生和邻居都来了，站在床边跟妻子讨论病情。不知为什么，胃里乱，心也乱，觉得周遭一点点声音都使我不安，即使是人们的慰问与小声的交谈。
那一刻，我只想静静地忍着痛苦，面对自己，面对生命。
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瑞典的电影《Sofie》，描写住在瑞典的一家犹太人。
经历了困顿、流离、数十年的苦难。一个病重的犹太老人走进客厅，盯着逝去妻子的画像，再回到自己的卧房。
孩子到床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人颤抖地示意，请大家出去。
“我想一个人，因为如果亲人在场，舍不得，我的灵魂不会快乐。”
大家在门外守着，再进去时，老人已经死了。
看电影时，我就猜想：犹太人是不是有这种习俗，宁愿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是不是也像佛教徒一样，认为亲人的哭喊，只会使死者舍不得离开，造成灵魂不安，而无法“平安往生”？
接着看《爱因斯坦传》，写父亲在意大利病危，爱因斯坦由瑞士赶去。
父亲只跟他见见面，谈了几句，就一个人关在卧房，等爱因斯坦再进去探视，父亲已经死了。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也用了同样的方法，面对死亡。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我有了很深的感触。
死亡与病痛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只能由死者和病者自己去面对。
当病况尚佳，医生、家人的几句安慰，还能唤起一些生机，使“躺着的人”露出些笑容。
但是，当有一刻，药石罔效，大限将至，就只有由那重病的人，独自面对死亡。
死是“大痛”，在那“大痛”时，自己忍痛都办不到了，哪还有心情听别人的言语。
死是“大限”，在死的另一端，是谁也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就如同被推下悬崖的人，有谁还能回顾？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最起码，我在重病时，宁愿有个独自安静的环境，让我能面对自己，面对生死。
当我们总是要病人“静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他“静死”——
安安静静地死去。
从那次大病到今天，已经半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常浮起两个画面。
一个是妻在床边对我说“孩子没害怕，已经睡了”。
一个是老母站在门边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很感动。
短文写一位老父病危，大家围在四周哭泣的时候，其中一个儿子突然说：
“爸爸，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我想，当有一天，我将“永远地离开”，我只想听见家人对我说两句话——
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好好走吧！家里的一切，请你放心。
前一句话，肯定了我的存在；后一句话，让我没有牵挂。
然后，就请安静——
嘘！不要哭，不要怕！只轻轻地挥手，让我静静地起程，在另一个国度等你们相聚。
◎人生何必重新来过
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一位从来不碰股票的朋友，第一次“进场”，就赔了钱，真可以用“悲痛欲绝”来形容。
“本来想赚一笔，没想到，才买，就大崩盘，赶快认赔杀出。”朋友低着头说，“可是才卖，隔两天又涨了。”听声音，他几乎要哭出来。“你知道，我就这么一点钱，一下子赔掉三分之一，气得真想跳楼。”
“你当时为什么不等两天，看看情况再脱手呢？”我问。
“就是啊！我就是后悔，骂自己为什么那么急着卖，如果等两天，不但不赔，现在还赚了。”他狠狠地敲自己的膝盖。
我拍拍他：“如果时光倒流，你完全不知道后来会涨，现在又回到崩盘的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就不卖了？”
他想了想，抬起头，盯着我说：“我还是会卖。”
“为什么？”
“因为我年岁大了，孩子还小，我不能不为孩子留个老本。”他突然变得很肯定，“我不能冒险！”
“这就是了！”我说，“时光倒流，你还是一样，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他先没说话，突然笑起来：“是啊！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以前办公室有位女职员，长得很漂亮，但是命很不好。
“要是当年我爸爸不那么早死……”总听见她对同事说，“我也不会休学，不会那么小就去做事，不会碰上那个浑蛋，不会十九岁就拖个孩子，不会又被甩了，苦成这样。”
她很聪明，学得快，动作快，又有耐性。几个主管常私下讲：“她要不是高中都没毕业，真可以把她升上来。”
最近又遇到她跟几位老同事，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
算账的时候，我把账单抢过来。她在桌子另一头笑道：“连税二十三块，对不对？”
我吓一跳，说：“你真厉害！”
“我很聪明的。”她歪着头，“你不是早知道吗？”
“是啊！”我感慨地说，“你当年要不是父亲死得早，说不定今天当教授了。”
她没答话。别的同事却接过话：
“她现在不谈以前了。”
“对！”她用咬着牙的表情说，“我儿子刚考上布朗士科学高中，你知道吗？有了他，我很满足。”想了想，又加一句：“如果重新来过，也不会有这个儿子，不是吗？”
看电视《真情指数》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访问名作家柏杨。
“我只因为一行字，被关了九年二十六天。”柏杨回忆过去那段被迫害的日子，沉沉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失去了生命、健康和人格权……”
“如果把那十年牢放在你面前，你是不是就不写了？”蔡康永问。
柏杨一笑：
“不写不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个性造成的悲剧。”
前年暑假，搁下台北忙碌的工作，飞到安克拉治，与由纽约飞去的太太、儿子和女儿碰面，再一起游阿拉斯加。
不知是否在桃园机场吃坏了，从上飞机就开始胃痛，而且一路痛下去。
饭后特别厉害，天气愈冷愈糟，仿佛有把尖刀在胃里绞，怎么吃药都不管用。
夜里，躺下来就更痛了。疼得浑身冒冷汗，湿透了睡衣和床单。但我忍着，不吭气，听一双儿女的鼾声。
就这样，我躲在厚厚的羽绒衣里，陪着一家人，由安克拉治坐汽车、坐火车、坐船，游了一个又一个冰河，去了北美最高的麦金利山，再转往北极圈的费尔班克。
十几天的旅行结束，回纽约看医生，才知道是胆囊发炎。
“早不犯晚不犯。”我对医生抱怨，“为什么难得一家人旅行的时候犯了。”
“蛮危险，当时要是破了，就麻烦了。”医生笑，“不过，你不是也玩下来了吗？”
“玩下来了。”我回家对妻说，“一路痛苦地玩下来，为了补偿这次的遗憾，我改天要重走一次。”
转眼，两年过去了。常想到那次的“痛苦之旅”，常把当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看。
每一次“快门”，记忆中似乎都是在疼痛中按下的，摄下了妻子儿女的笑。
妙的是，我居然没有漏过任何精彩的景色，即使在风雪中游冰河的那天，仍然站在甲板上拍下许多很好的画面。
我开始自问：我漏掉了什么？有什么遗憾？我只是少吃几餐美食，少睡了几个大觉。其实什么壮阔的风景，我都没错过。
甚至可以说，因为在痛苦中，那冰河的冷、硬、蓝，变得更悲壮，印象更深刻。
也因为我忍着剧痛，作了牺牲，使我对家人，更多了一种特殊的爱。
想起有一次跟朋友打网球，正巧以前的教练经过，我就问他：“你觉得如何？”
“很烂。”他扮个鬼脸，“很多该接到的都没接到，很多该赢的没赢。”接着对我喊：“但是很精彩！”
“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
“有些人的球打得好，两边在底线抽来抽去，好，但是不精彩。”他笑道，“你们两个虽然技术不好，却很拼，所以跑来跑去，很精彩。”
我常回味他的那句话——
打一场很烂，却很精彩的球。
我也常回味那次的阿拉斯加之行，觉得那就是一次很烂却很精彩的旅游。
人生就像这么一场球、一次旅行。
我们可以遭遇很坏、命很苦、表现很差，该赢的都没赢。
但是，在那苦难中，我们也坚持到底，度过几十年的岁月。看着大时代的变迁，看着恋人的来去、子女的成长、世事的繁荣与萧条。
无论甜或苦，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我们确实可能打了一场很烂的人生球。
幸亏它很精彩。
回忆中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
而既有的已经有了，既失的已经失了。在我们阴错阳差中诞生的下一代，已经成行成荫了。
人生啊！就是如此，已经完满！
何必重新来过！
◎我便不再失落
今天谁死了，明天的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所爱，难道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加在他们的身上吗？
学生
深夜，在纽约接到一位听力有障碍的女孩子的来信。
信上只是用签字笔写着寥寥几个大字：
老师，我没考上，心情很乱。
赶紧传真过去，叫她一切要想得开。考不好，明年可以再考。而且有那么好的文采，好好写文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名作家……
接着，焦虑地盼她回信，也想打电话给女孩的母亲，问问小女生的情况。对于一个到高三，却突然失聪的孩子，这考试的失败，会是多大的打击。
我想到第一次，那母亲带着女儿来找我，眼睛里露出的忧伤，但我现在能跟她说些什么呢？
正犹豫，女孩子居然传真来了，语气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老师，是我哥哥看榜看错了。我考上第一志愿，我好高兴哦！……
我也好高兴，立刻写了贺函传过去。
嘟的一声，传真机开始动，我的眼前则浮现一个快乐的面庞，亮亮的笑笑的。
但是，我也知道，恐怕从现在开始，就不容易再接到她的信了。也可能起初还有一两封，然后就失去了音讯。
多年来，每当“联考”将近，总会接到许多小读者求援的电话，也有家长陪着，来当面咨询的。
“大学联考”，好像深秋的天气，把一年来的小病都逼出来。亲子的代沟、手足的摩擦、朋友的失和，甚至只是一点芝麻大的小事，都能成为小女生、小男生厌世的原因。
于是忙着回信、忙着约见。只是每次握握手，拍拍肩膀，送他们出门，虽然他们的笑容像是轻松多了，但是背影的脚步，还是那么沉重。
“联考”，毕竟横在眼前，要他们自己去面对啊！
而后放榜了，有悲，有喜。悲的，又是一年通信；喜的，便逐渐失去消息。
只在年节贺卡上知道，他们都参加了社团，有了亲密的朋友、留学的理想和许多已经实现的梦想。
他们都走远了，我还站在这儿。
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母亲
九十岁的老母，最近常问八岁的孙女：
“你爱不爱奶奶？奶奶死了，你会不会想奶奶？会不会哭？”
每次听她这么问，心里就怪怪的。觉得老人家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又叫小孩怎么答。
倒是有位朋友，对他老母有着相反的想法。
“我娘原来跟我弟弟在美国，总在电话里哭，说好想我。所以把她接来台北，跟我住。”朋友说，“可是，有一天我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问候她，她居然说在打麻将，匆匆忙忙挂了我的电话。”叹了口气。
“那时候哭，非要我接她回来不可，现在却连三句话都懒得跟我说，她怎不想想，我在办公室多忙，还打电话关心她。”
“你应该为她高兴啊！”我说，“她找到了牌搭子，不寂寞了，不再需要你。”
“但是，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女儿
从小学一年级，女儿就天天写英文日记。当然，写的都是我知道的事，譬如宠物螳螂的生活、她的生日、全家的旅行和来访的朋友。
二年级，她的中文进步了，就中英文混着写，遇上不会写的中文字，则用英文拼。我常在她写完之后，立刻看一遍，把那些她不会写的中文注在旁边。
这时的日记内容也进步了，不但写得较长，而且观察得较细，譬如家里的浴室施工，到了结账的日子，工人竟然得参考小丫头的日记，计算他们的工时。
但是，就在前两天，她跟妈妈去书店，带回一本新的日记本。
花花的封面，鲜艳得像一册日本少女漫画书。
“这是日记本吗？”我说，“不像。”
“当然像。”女儿一把抢过去，“我同学都用这种，上面有锁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把小锁，还有两把小钥匙。我才注意到，那日记本上果然伸出个金属环，显然是用来挂锁的。
“何必用锁呢？”我笑笑，“你又没什么秘密。”
小丫头居然一下子转过身去：“我当然有秘密。”说着，便听见咔的一声，把日记本锁上了。
“她居然不让我看了！”晚上，望见女儿桌上鲜艳的日记本，我摸了摸上面的小锁，对妻说，“不知道她的钥匙放在哪里？”
“藏起来了。”妻说。
“她居然不让我们看了！”我又说了一遍。
“她有她的秘密啊！”
“你难道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吗？”
妻与子
要乘夜里十一点的飞机回台湾，一家人吃我行前最后的晚餐，偏偏电话猛响，全是附近邻居太太打来，找妻的。
“今天晚上走。”“今天晚上走。”“今天晚上走。”
每通电话，她都这么答。
“什么事啊？”我忍不住问。
“还不都是要请我吃饭。”妻笑笑，“你在家，她们知道我忙，又知道你早上起来晚、下午要写作，不敢打电话。知道你要走，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约了。”
“看样子，我走了之后，你还是很忙。”
“是啊！带着一老一小，到处吃，有一次跟谁谁一家，开车开到长岛高速公路五十多出口，有个‘小冒险乐园’，女儿高兴死了。”
晚餐还没完，儿子先离桌了。噔噔噔地上楼，又噔噔噔地下楼，背着旅行袋，提着小电脑，说要先我一步，回波士顿了。
“怎没早说，我以为你要在家多待一阵。”
“儿子是特别回来送你的。”妻说。
“可是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一步，祝爸爸一路顺风。”儿子就跳上车，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送我上机场的车子来了，一家人站在门口送行。
听见里面电话响，没去接。
女儿又哭了。
坐上车，不太敢回头。心想，还是儿子先走，场面比较轻松。
看家门已远，想必他们都进去了。我像是一只离群的大雁，在夜晚飞向远方，有种好失落的感觉。
我
深夜，在台北看报。读到余光中的文章《日不落家》，写他的四个女儿，分散在世界各地，各有所学，各有所成，各有所爱。
每次世界气象预报，都成为余教授伉俪最关心的事，关心孩子住的地方，是不是有了风雪。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
余教授形容孩子就像“一窝小白鼠”，过去四只“小白鼠”，加上两只“大白鼠”，叽叽喳喳，喧成一片，只是而今，“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
觉得眼角有点湿，拿起电话，拨到太平洋的另一侧。
是妻的声音，很匆忙的样子。
“我刚读到一篇余光中的好文章……”
“带回来给我看。”
“你在忙什么？”
“附近有游园会，我们正要出门。”
“那就快走吧！”
挂上电话，想起那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老母的事，先有些失落，却跟着一想，有了种好轻松的感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今天谁死了，明天的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所爱，难道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加在他们的身上吗？
孩子大了，有了他们的秘密，他们的世界；父母老了，有了他们的艰苦和苦中之乐；我们离家时，另外一半有他所承受的重担和疏解压力的方式。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将离开这个世界。我宁愿听见病房外，孩子们商议如何去度假，也不希望见到他们忧戚的面容和呼天抢地的画面，使我“走得”难上加难。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想起阿B的一首歌，我心想：
“我便不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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