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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北宋时期，四川有一个名叫苏序的人，从小不爱读书，晚年却读起书来，还写了不少诗。苏序有三子，依序是苏澹、苏涣、苏洵。苏澹和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更是进士及第。衰落的苏氏家族开始中兴，并为五代以来的眉州贡举破了天荒，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后来眉州出了学者千余人，苏氏一家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两个哥哥高中进士，对苏洵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但苏洵还是游荡四方，不用功读书。十八岁上苏洵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十九岁结婚以后干脆就不再读书了。
苏洵的妻子程氏，是大理事承程文应之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文化修养。她对苏洵的所作所为，非常忧心，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担心她的夫君会从此断送了前程。苏洵也察觉到妻子的忧虑，开始悔其少时不学之过。二十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幡然悔悟，终日端坐，奋发力学，不再出游。苏洵在二十九岁时再度赴京考进士，尽管他为人聪慧，辩智过人，但因其所学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不合，结果还是没有考上。三十七岁时，宋仁宗举办特考，他再度赴试还是没有考上。就在此时，他在异乡接到父亲苏序的死讯，急急赶回家中奔丧，心中非常难过。
常人受到这样的剌激，通常都会放弃读书。但是苏洵却由此领悟到，人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读书，故此绝意功名不再走此科举之路，开始为自己而读书了。苏洵毅然烧掉过去为考试而做的几百篇文章，重新阅读古书。他忽然发现不为考试而读书，书中的精华反而尽赴眼底，真正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了。
苏洵如此用功八年，前五年养精蓄锐，不写一文。五年之后，方才动笔将心中的所积所感一吐为快。他的文章文风古朴、文理深邃、文意幽远，得到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赏识。嘉佑元年，苏洵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赴试，一举成功，双双及第。两个儿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父亲纯朴的文风。苏洵与苏轼、苏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三曹”以后的“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可惜苏洵年寿不永，死时仅五十八岁。
苏洵的大儿子就是苏轼、苏东坡，号老泉山人。“苏老泉”实际上说的是苏东坡，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称谓搞错了。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才开始后悔读书太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及早想一想“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提高警觉性。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有最佳“黄金期”，也就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今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犹悔迟”了。
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退名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像五代时期的梁灏都八十二岁了，殿试的时候对答如流，在众多的士子里面夺魁做了状元。
北宋年间有个文人叫梁灏，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就离状元近一步”。梁灏从后晋天福三年开始应试，历经后汉、后周，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
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
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
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
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梁灏为北宋太宗时的进士,中状元时年方二十三岁。辽军攻打宋朝时,梁灏曾上书朝廷献策，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中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所以后人将梁灏画成白须皓首的样子，实属传说中的误会。
梁灏(963-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状元，人称父状元，曾任峡路安抚使、关右安抚使、翰林学士等职，在任开封府尹时暴病卒，年四十二岁。梁灏的儿子梁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中状元，人称子状元，曾任著作郎、户部勾院等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梁灏父子二代状元，为官清正，皆有著作传世。直到现在其家乡东平县，仍有一“父子状元坊”，上有书法名家金一凤手书的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此外尚存梁灏、梁固及其家庭墓群及宋碑两方。
历史上的有名的长寿老状元，唐代属柳公权（778-865年）寿数最高，八十八岁；宋代属黄裳（1044-1130年）寿数最高，八十七岁。他们也都是长寿状元，而非八十岁以后考中的状元。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名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向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上面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记载：祖莹“八岁能通《诗》、《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由是声誉甚盛，时号为圣小儿。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人云：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以文学见重，常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
祖莹好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时沉缅于书籍，夜以继日地苦读。父母担心他身体会出毛病，禁止他读书，晚上不给他火种。他暗将火种藏在灰里，等到父母都睡熟了，就用被子把窗户遮盖起来，点起灯读书。中书监高允赞叹说：“此子才器，远非诸生所及，必当前程远大”。
有一次，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学生都已经到齐了，祖莹因为夜里读书太迟，睡过了头。他慌忙之中误将同房学生李孝怡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登上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张天龙很严厉，祖莹不敢再回去换书，就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李孝怡发现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天龙，所有的人都极为惊异。
高祖得知此事后，招祖莹入宫，令诵五经章句并陈述大义。听后大加赞赏，开玩笑说：“昔尧流放共工到幽州北裔之地，这么差的地方，怎么忽然出来个神童呢”？祖莹后官至三司，进爵为伯。
另外一个人就是唐朝的李泌，他七岁的时候下棋，就能够以此为题，当场赋诗。李泌是宋朝以前最大的藏书家，在他父亲李承休一辈已有藏书两万余卷，到李泌相德宗、封邺侯的时候，藏书已过万余卷。韩愈有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世将藏书之处称“邺架”。
李泌是历史上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但论智论功，似乎又在此二位之上。诸葛亮累死于蜀汉，刘伯温被迫服毒身亡，相比之下，李泌就比他们都高明多了。
李泌，字长源，唐朝中期赵郡中山人，自幼时以“奇童”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以后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帝，其间四落四起，位至宰相，封邺县侯。
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的大劫而能不垮，实赖两人之力：外面靠郭子仪东征西讨，朝中靠李泌运筹帷幄。李泌不但在军事上出谋划策，为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做出贡献；而且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之时，还为朝廷选荐、保全了一批中唐名将如韩晃、李晟、马燧等人。至于处理与回鹘、吐蕃等异族关系，李泌献言建策，为当时唐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其他如兴屯田、定人事、开财源等，李泌也无不与之，多谋善断，屡见奇效。
李泌的奇功之一，一身兼任总长、外长、财长等数职；奇功之二是对皇帝家务的全面介入。皇帝的家事历来就属于“闲人免进”之列，否则就是找死。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骨肉相残，导致政局大动荡甚至皇权崩溃的事例太多了。李泌之时，朝廷之脆弱实在容不得再祸起萧墙了。于是李泌以其过人的才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皇室调停人，竭力修补肃宗与玄宗之间的对立，苦苦维护肃宗父子间的正常关系。他甚至甘冒杀身灭门的风险，阻德宗废立太子、谏肃宗宠立张后。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
李泌之奇，还奇在他同皇帝之间奇迹般的君臣关系。李泌曾对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李泌始终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则“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曾强迫他娶妻食肉。
尽管李泌因遭权佞忌嫉，四次罢官下野，但新帝即位，立即便征召李泌。连为四帝宠幸，史所罕见，其因一则李泌忠心可鉴，所言所行无不为皇帝江山；二则李泌智比张良，洞彻人性，宠辱不惊，功高不傲，功成即去。三则李泌进谏建言极具策略，总是设身处地，循熏善诱，感悟帝心。
《旧唐书》把李泌并入八人合传中， 篇幅不过区区千多字，且评价极低，指责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欧阳修《新唐书》虽有所匡正，语近公平，但也未充分重视。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惜笔墨，于客观之中还了李泌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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