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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的耳朵是怎么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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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明大王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的逸闻和传说多不胜数，其中有很多不是事实。这是由于爱迪生自己的记叙模棱两可和人们以讹传讹的结果。

　　爱迪生少年时代耳聋的故事也是其中之一。他从12岁起在往返于波特休伦和德特路易特之间的火车上卖报纸和饮料，挣钱帮助维持家庭生活，同时赚些实验费和零花钱。不久他便把药品和化学器皿等搬进空闲的吸烟室，在卖完报纸后，钻进吸烟室，一心搞实验。

　　大家熟悉的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他正大作试验，列车突然倾斜，水里放着黄磷的罐子从架子上掉下来。罐子破碎，黄磷遇空气燃烧，周围成了一片火海。列车员史蒂芬森急忙跑过来，帮助他扑灭了火。但史蒂芬森大怒，向爱迪生打了几拳，有一拳头打在耳朵上，鼓膜破裂，爱迪生的耳朵从此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到了下一站，列车员把爱迪生推下车，接着，实验器皿和药品也被一点不剩地扔掉了。

　　不过，据爱迪生本人说，情况完全相反。他说：

　　“有一天，我上火车晚了，两手抱着一大捆报纸，勉强抓住已开动的车的把手，但力气不足，渐渐下滑。列车员赶忙伸手来拉，不凑巧抓住了我的耳朵，就这样硬把我拉了上来，当时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的生命得救了，但耳朵却聋了。”

　　就是说，列车员不但心眼不坏，反而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因此，此后两人一直相处得很好。据说，由于在车内失火，被勒令把实验器皿全部拿下车，是确有其事，这件事发生在1862年。而他变成聋子，则发生在两年前。

　　但是，爱迪生的耳朵似乎在这以前很早就不太好。据说，他出生不久，便得了重猩红热病，发了高烧。病总算治好了，但耳朵却不好使了。

　　爱迪生8岁时到附近一家小学读书，但听不清老师讲话，理解能力也差，因此有人嘲笑他呆头呆脑，最后终于休学，跟着母亲学习。这也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大概是因为老师和周围的人（或许连爱迪生本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听不清吧。

　　摄氏温度表的刻度

　　对温度和温度计的研究，从伽利略的时代起就很活跃。但是，科学家们各使各的温度表。到了18世纪初叶，统一温度表刻度的气氛高涨起来，并相继作了几种尝试。

　　最初的温度表是德国气象机械制造者G·D·华伦海（1686～1736年）于1714年前后想出来的。日本取华伦海的中国译名的第一个字，称作华氏温度表。他把氯化氨、水、冰的混合物作为最低温度，定为零度，把冰溶解的温度定为32度，把口腔的温度定为96度，后来，人们用这种温度表测出来水的沸点为212度，于是，沸点212度和冰点32度就被用作温度的起止点。华氏温度表主要在英美国家使用。

　　接着，法国的列米尔（1683～1757年）于1730年发表了把水的冰点定为零度，沸点定为80度的温度表。这种温度表称为列氏温度表。80这个数字是这样产生的：使用酒精的温度表，把冰点时的酒清体积定为1000，那么沸点就是1080。

　　目前，除英美以外，世界广泛使用的是摄氏温度表。这种温度表的命名是取瑞典人摄尔修于（1701～1744年）的中国译名的第一个字。摄尔修于1742年提出把水的冰点至沸点之间分成100份的温度表。不过，与目前使用的相反，是把冰点定为100度，把沸点定为零度。

　　但是，似乎很快就有人感觉到，这样用起来很不方便。据考证，J·D·克利斯（1683～1755年）很快就于第二年，即1743年把刻度颠倒了过来。因提出二名分类法而闻名于世的博物学家林耐（1707～1778年）也于1745年使用了把刻表颠倒过来的寒暑表。林耐本人在信中说：“是我第一个设计以冰点为零度，以沸点为100°的温度表的。”

　　也有人说，1710年时就有人想出了这种刻度的温度表，并于1737年开始使用。由于这个原因，特别是英美国家不承认摄氏温度表的发明人。摄尔修于摄氏温度表的记号写作C。一般人都认为，这个C字是摄尔修于的英文字头，但英美国家却说，这是Centigrade（百分度）的字头。解释有分歧不好，因此到1948年，英美国家也作出妥协，从此统一解释是摄尔修于的字头。

　　从1967年起，把水的三态（水、冰和水蒸汽）的平均温度，改定为零点零一度，取代了以冰点为零度。但是，实际上这与原来的刻度表没有区别。

　　野口英世发现黄热病的真伪

　　野口英世（1876～1928年）被认为是教育方面的最高理想人物，他的传记在儿童中最受欢迎。他出生在福岛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小时一只手被烧伤，活动不便。这个被笑为“ 子”的精明少年，在小学校的小林荣老师、渡部鼎医生和血胁守之助医生等人的亲切保护和指导下，努力学习， 1900年留学美国，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细菌学家。

　　但是，并非野口英世的一切都是修身的教课书。他聪明，肯于学习，但另一方面，他自私自利，爱自我吹嘘。年青时浪费成癖，也喜欢同艺妓鬼混。他在箱根温泉认识了一对夫妇，对他们十分钦佩，希望和他们的女儿结婚，但条件是要求对方拿出很多钱作为去美国的旅费。但在启程前，同朋友们尽情玩耍，一夜之间几乎把钱全部花光。于是，又向血胁老师苦苦乞求，血胁老师非常吃惊，没办法，为野口向高利贷者借了钱。野口去美国后，一直没有回国，在日本长期等他回来结婚的那位姑娘，终于未能实现结婚的愿望。这种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当然没有载入儿童们阅读的传记。

　　野口英世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蛇的各种毒素、培养梅毒的纯病原体——螺旋体属（1911年），在因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而死亡的人的脑中和脊髓中发现螺旋体属（1913年），以及对黄热病的研究等。他对于黄热病的研究，最为人们所熟知。野日本人就是患这种病而死的，很多书都说野口发现了黄热病的病原体，其实这是不对的。

　　黄热病是中南美和非洲流行的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蚊子是这种传染病的媒介物。1918年，野口作为黄热病调查团的一员，被洛克菲勒研究所派往厄瓜多尔，仅仅在两个月后便在患者身上发现了钩端旋体属这种微生物，于是他宣布说这就是黄热病的病原体。厄瓜多尔政府为感谢他而送给他陆军军医监、名誉大校的称号，还召开了盛大的感谢会。

　　但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一种说法，说黄热病的病原体似乎是比钧端旋体属更小的、能通过磁器过滤器的病毒。还有很多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野口发现的可能是魏尔氏黄疸病的病原体。野口反复强调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美国终于肯定无疑地证明了黄热病的病原体是病毒。为了寻找最后的反驳论据，野口于1927年到非洲的阿克拉，在那里死于这种黄热病。那时他似乎已经感到他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甚至有人说，他是由于绝望而特意患黄热病死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杀。

　　第四纪冰川是否存在

　　庐山，飞峙在长江之滨，九江市南，平地拔起于鄱阳湖平原之上。山势巍峨，秀丽壮观，是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她不仅以悬崖、瀑布、云峰、密林引诱着古今中外文人雅士，为之诉诸笔墨，留下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招揽游人不远千里，前来领略诗人笔下的银河落九天之趣，寻觅醉人的春天。而且以她奇特的地表形态、特殊的堆积物吸引着地质、地理学家。自从本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把庐山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公诸于世之后，学者们为研究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的真伪，足迹遍布山野。赞同者与反对皆不乏其人，各说纷呈，莫衷一是。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是否存在的问题，成为我国地质、地理科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分歧意见最大的悬案之一。

　　在我国西部的高山和高原地区，在人迹罕见的南极洲和格陵兰岛上，终年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降雪在太阳照射下不断消融，在年降雪量大于年消融量的地区，积雪年年有余，形成终年积雪区，又称为冰川积累区。在年降雪量小于消融量的地区，积雪当年消融，又称为冰川的消融区。在年降雪量等于年消融量的地方，必然是终年积雪区的下部边界，冰川学上称为雪线。雪线以海拔高度表示，我国天山雪线的高度在3600～4200米，喜马拉雅山雪线的高度在6000～6200米。

　　在雪线以上的地区，由于降雪长年积累，雪层越堆越厚。疏松多孔的雪花在压力和阳光照射下，六角形的冰晶变成较紧密的、乳白色圆形冰粒，最后变成致密的、透明的、浅蓝色的冰体，称为冰川冰。厚达百米左右的冰体，在缓慢而持久的压力下具有可塑性，并且在地面流动，这种长期存在的、沿着斜坡缓慢流动的冰体，就是冰川。终年积雪不流动者，不能叫冰川，河流冬季暂时结冰现象，也不是冰川。

　　世界上现代冰川覆盖的面积约有163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的11％。如果世界冰川全部融化，世界海面将升高66米。分布在两极地区的大面积冰盖，称为大陆冰川，如南极洲、格陵兰的冰川；分布在山岳地区、流动在山谷之中的冰川，称为山岳冰川，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的山岳冰川。冰川流动的速度很慢，每天只有数厘米到数十厘米。

　　冰川存在于寒冷地区的雪线以上。据测定我国现代冰川的雪线年平均温度在—8℃～-1℃不等。但年平均温度在0℃以下的地方不一定都发育有冰川，如我国的青藏高原、黑龙江省北部以及亚洲北部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降雪量少而不能形成冰川。可见寒冷的气候是冰川形成的必备条件，丰富的降雪是冰川形成的物质基础。只有在雪线以上，年降雪量大于年消融量的地方才能形成冰川。

　　地球上的气候是有波动性的。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上，尽管温暖时期是主要的，但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寒冷的时期。在寒冷时期里，全球冰川面积扩大，称为冰期。在较温暖的时期里，冰川面积缩小，称为间冰期。目前已经确认在6～7亿年前的震旦纪、2～3亿年前的石炭二迭纪和距今2～3百万年以来的第四纪，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我们现在是处在第四纪冰期向间冰期的过渡时期。地质历史上古老的冰川由于年代久远，它们的遗迹遭受后期地质作用的破坏，很难再了解它们活动的具体情况，只能根据沉积岩层的特点，确定当时曾经发生过冰川活动。第四纪大冰期，由于年代较近，尚可查清其活动情况。现已查明第四纪大冰期中，有几个亚冰期和间冰期。第四纪最大冰期时，冰川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32％，当时的北美和欧洲的广大地区均为冰川覆盖，属于大陆冰川类型。

　　冰期气候来临，必然引起动植物的迁移，甚至引起一些种属的灭亡。巨厚的冰层，在地面缓慢流动，必然引起地面形态的巨大改造。在山岳冰川地区往往形成鱼鳍状的岭脊——刃脊、尖角状的山峰——“U”形谷等冰川刨蚀作用形成的地貌。冰川在运行过程中，像巨大的推土机工作时的情景一样，铲刮着地面的岩石，在岩石上留下磨光面、擦痕；被掘起、搬运的物质毫无分选地堆积在一起，大小混杂、排列无序，这是冰川作用的堆积——冰碛物的重要特征。这些冰碛物分布在冰床的底部、冰川的侧缘、冰舌的尾端，形成底碛陵、侧碛堤、终碛垅等冰川堆积地貌。

　　冰川作用形成的地貌和堆积物，与流水作用形成的地貌和堆积物具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冰川的刨蚀与堆积作用形成的地貌、冰川的特殊堆积物以及寒冷生物群的存在，就成为古冰川地质作用的依据。地质、地理学家正是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去恢复第四纪的地质历史。

　　欧洲和北美的第四纪冰川的遗迹，早在 100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并进行了研究。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虽有一些外国地质、地理学家在我国进行地质调查，足迹遍于南北，但没有人明确提出过中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问题。最早提出我国东部有第四纪冰川存在的是李四光先生。早在1922年，他在大同盆地和太行山东麓等处，发现漂砾（冰碛物中较大的冰碛石），有些漂砾上留下了经冰川磨擦形成的条痕，并据此断定其为冰川作用的产物。但因冰川地貌大多已经毁灭，因而太行山东麓冰川流行之说，并未得到人们的公认。

　　1931年李四光到庐山考察，首先发现这里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尤其对山上及山麓的冰碛物特别重视，为证明其第四纪冰川活动的存在，他于山上山下反复搜集证据。在山上，他确认了大坳、鼓子寨、黄龙、五乳寺等冰斗，王家坡、大校厂、七里冲等“U”形谷以及悬谷等冰蚀地貌；在山上和山麓还发现广泛分布的冰川泥砾、冰川漂砾和纹泥等冰川堆积物，以及它们堆积而成的终碛堤、侧碛堤、中碛堤等冰川堆积地貌；在一些基岩或岩块上还发现条痕石、冰溜面、羊背石等冰溜遗痕。

　　李先生从冰川地貌、冰碛物及冰溜遗迹三方面的论证论证了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之后，又根据冰碛物的特征和分布特点，研究了第四纪冰川作用的历史，把庐山第四纪大冰期划分为三个亚冰期。他认为庐山冰碛物中绛色坚硬泥砾，代表了最老一次冰期的堆积物，命名为鄱阳湖冰期；赭色疏松泥砾，代表了较新一次冰期的堆积物，命名为大姑冰期；分布在庐山800米以上的、黄色极疏松的泥砾，代表了最新的次冰期的堆积物，命名为庐山冰期。其中大姑冰期规模最大，冰流直达山麓地带，庐山冰期是规模较小的山谷冰川，冰流活动仅限于海拔800米以上。

　　李先生将这些观点于1937年写成专著——《冰期之庐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直到1947年，才得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的形式正式发表。这部专著在国内影响很大，为中外许多学者所承认，在我国大专院校有关教科书中被广泛应用，庐山成为我国研究第四纪冰川的标准地点，作为第四纪冰期对比的依据。后来李先生在安徽的黄山、九华山及浙江天目山等地，陆续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如此，中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地质作用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地球上的气候，在第三纪的晚期（距今1000～1200万年前）已经明显变冷，第四纪以来曾有过几次寒冷与温暖的交替，这已被古冰川作用的遗迹、古生物以及第四纪冰川沉积物的研究所证实。欧洲和北美的第四纪冰川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划分为四次冰期和三次间冰期，并得到一致的公认。英国和前苏联划分的冰期次数更多。虽有人对冰期次数的划分有分歧意见，但对上述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未发生过怀疑。早年在中国的外国人，只有匈牙利人劳兹和德国人塔裴尔等少数人，认为中国西部高原冰蚀地貌和冰碛物分布颇广，其海拔高度较现今冰川所在之地为低，但也未提及东部古冰川问题。德国人李希霍芬在我国从事地质工作前后近30年，也认为中国东部无第四纪冰川可言。

　　当李四光发现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之后，中外地质、地理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正如李先生所说：“然疑者疑之，反对者仍如故也。”当时在中国工作的、曾看过北欧很多冰川遗迹的瑞典人安特生，认为这些冰川遗迹与北欧不像（一样），而持怀疑态度。也有的人背地里对李先生说：“这在欧洲就是冰川遗迹，在中国嘛……。”言外之意这在中国就不是冰川。德国人费斯曼教授本来持怀疑态度，后来两次去黄山，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表示赞同。尽管如此，但持不同看法者仍大有人在。巴博尔对庐山地貌和沉积物的成因，解释为流水作用和坡积、洪积所产生的结果。巴博尔和德日进断定中国无第四纪冰期存在，至少不过有数次干冷与湿热的循环而已。在我国，丁骕教授对庐山第四纪冰川也持有异议。否定派主要的论点是：中国所处纬度较低，冰期来临之时，温度虽下降，但还不足以发育成冰川；或认为第四纪之初，中国的气候过于干燥，没有足够的降雪量，也不足以演变为冰流；甚至还有人认为地球两极位置有变化，当时北美及北欧更接近于寒带，所以发育有大陆冰川，而中国更近于赤道，气候未必寒冷，不可能形成冰川。可见当时的反对者未从事实上提出反驳意见，实际工作做得不多，只限于从冰川形成的气候条件上去否定。正如李先生所说：“惜其议驳空疏，多未中要肯。”所以，他力排众议，仍完成《冰期之庐山》专著。

　　《冰期之庐山》发表后，中国第四纪地质历史的研究，由此另开一幕。几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地学工作者先后在我国东部的大兴安岭、太行山东麓、大别山、黄山、九华山、天目山及鄂西山地等也发现了许多冰川遗迹，划分了冰期。并以庐山地区为标准，进行不同地区的冰期对比。60年代初，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纳里夫金，波兰的库萨尔斯基等人都著文支持李四光的见解。这样，我国许多地质、地理工作者对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似乎已不再怀疑，有的地方还直接用冰期和间冰期的概念，来划分第四纪地层的相对新老。实际上对庐山冰川问题，仍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1963年黄培华首先在《科学通报》上著文，对庐山地区的冰川遗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继而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曹照垣、吴锡浩等人先后又在《科学通报》上发文反驳。然后黄培华又从沉积物、地貌、冰川形成条件和古生物等方面，动摇庐山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30年代争论的问题，过了30年之后，纷争再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论战只能在僵持中平息。

　　近几年来，在第四纪地质或第四纪冰川的有关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对庐山冰川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纷纷著文发表自己的见解。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士研究所所长施雅风先生，在1981年《自然辩证法通讯》第二期上，发表《庐山真的有第四纪冰川吗？》一文，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庐山冰川真伪问题的争论。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撰文陈述各自的理由。争论是剧烈的，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但争议的双方都是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科学态度，去探求真理。

　　目前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争持不下。简单归纳他们对庐山冰川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堆积物方面

　　冰川论者认为，庐山山麓，冰川作用形成的泥砾堆积布广泛，西北方向至新桥、羊角岭，北至八里坡，东北方向至姑塘、白石嘴。它们是粘土、砂和砾石，大小混杂，毫无分选，其中还夹有直径2～3米的巨大块石，有些砾石上留下冰川磨擦的条痕。具有这样特征的堆积物，除去冰流运输之外，没有任何解释能说明其成因。

　　非冰川论者则认为，庐山山麓这一套特殊堆积物不是冰川所搬运，而是古代泥石流或融冻泥流堆积所形成。并认为形成条痕砾石和基岩擦面的动力不仅限于冰川作用，泥石流、山崩、滑坡和断层都可以导致这种形态的产生。庐山西麓的巨大块石，从山麓向边缘，直径有减小的趋势，显然不同于冰川堆积。山麓地带的所谓冰碛物，是典型的山洪泥石流扇形地。

　　2.关于地貌形态方面

　　冰川论者认为，庐山不仅山麓有第四纪冰川堆积物，山上还有各种冰蚀地貌，正是由于冰川在山上的刨蚀作用，大量碎块被冰流输送到山下，才形成山麓冰川堆积。山上冰蚀地貌，虽经冰川消融之后的流水破坏，但像天目山东北的大坳冰斗，仍不失为典型的冰斗，与其高度相近的还有几个冰斗，代表了古代雪线。小天池至长岭头的王家坡槽状“U”形谷地，谷身笔直而无山嘴，谷底平坦而宽广，与流水侵蚀成的“V”形谷地，在形态上极不相同。现今王家坡谷中之流水，不在谷底最低处，而在其一旁，乃是冰川退缩之后，现代流水循古代冰川侧缘河继续下切的结果。此外还有悬谷、冰阶等冰蚀地貌也是冰川作用留下的地貌形态。

　　非冰川论者认为，大坳冰斗没有斗门槛和平坦的斗底，不宜称为冰斗。这个“大坳冰斗”实是山坡块体运动和流水侵蚀的共同产物。王家坡“U”形谷位于一个完整的向斜构造中，谷壁的陡峭程度和谷壁坚硬砂岩的倾角一致，用向斜构造谷地解释王家坡“U”形谷是极其方便的。同样认为李先生所指的其他几条“U”形谷，都是向斜谷或是被软弱地层控制的次成宽谷。由此认为冰川论者对庐山地貌的解释是一种误解。

　　3.关于冰川形成的条件

　　冰川论者认为，第四纪古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随着冰期的来临，北半球寒冷气候带南移约10度左右。位于我国北方极端严寒的西伯利亚，成为北半球冷空气的策源地，强大寒流爆发南下，使我国东部比世界同纬度地区气温低下。湿热的夏季风减弱，其影响范围向南萎退，导致雪线降低。现在庐山牯岭年平均气温约11.4℃，平均降水量为1834毫米。据第四纪生物群推算，冰期时我国东部中纬度地区气温要下降7～15℃，庐山平均气温可达—5°～-2℃，完全符合冰雪积累的条件。加之庐山位于江湖之间，突起于平原之上，相对湿度特别大，终年云雾缭绕，太阳辐射被反射，所以冰期时庐山气温较低，降雪量丰富，存在着发育冰川的有利条件。

　　非冰川论者则认为，第四纪冰期来临时，我国东部只有高于3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才有发育冰川的条件。庐山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据牯岭气象站记录。1834毫米的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4～7月份。但那时的降雪只出现在庐山3000米高空，气温低于—6℃，那时庐山地面气温为6℃，若要夏季降雪，温度的下降值至少为16℃，这样剧烈的降温幅度，在中纬度出现的可能性很少。他们还根据陕西省太白山、台湾省玉山、第四纪末次冰期雪线的高度在3500米到3700米左右，日本本州末次冰期雪线位于2500米左右等事实，估计位于上述三点之间的庐山，当时的雪线应在3000米左右。并由此认为庐山第四纪发育冰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从冰川发育的冰雪积累区要大于消融区的比例关系上，否认庐山冰川的存在。

　　由上述可知，目前对庐山、以及中国东部其他一些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在认识上还存在重大的分歧。从30年代的争论，一直延续到80年代，认识都未统一，说明问题是复杂的。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界有些地质现象，在成因上是可以多解的，因为不同的地质作用，可以产生相似的地质现象。另一方面是调查者对事实的观察可能有出入，而事实本身——古代地质作用留下的遗迹，又受后期地质作用的叠加和改造。现象本身变得模糊、复杂，加之对问题的分析又有各自的观点，这样所得结论不同就并不奇怪。

　　应当指出，80年代的争论比起3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争论双方不仅从理论上去探讨冰川形成的条件，更重视对实际资料的分析和对比。相信随着讨论的深入，双方都会发现各自的观点存在着的矛盾和弱点，必然会更加深入地观察事实本身，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和细节。长期争论的悬案，定将是在对客观事实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得到了结。

　　古墓中的铝片从哪里来

　　欧洲人写的化学史上把铝的发现归功于丹麦人奥尔斯德和德国人韦勒。1824年奥尔斯德将氯化铝用钾汞齐还原，提炼出杂质很多的金属铝。1827年韦勒用金属钾直接从氯化铝中离析出质量较纯的铝，并说明了铝的很多性质。所以多数化学家认为韦勒才是铝的真正发现者。100多年来，铝是欧洲人发现的这一说法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

　　1952年12月1日，江苏省宜兴县精一中学的学生们在平整操场时发现了一座古墓。经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考证，墓的主人是西晋平西将军周处，也就是民间传说《周处除三害》的周处。周处死于公元297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了。

　　考古工作者从周处尸骨的腰部发现 17件带有镂孔花纹的金属带饰（17件是指较为完整的带饰，另外还有少许小残片，没有统计在内）。其中一小块残片经南京大学化学系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分析，发现这块残片是以铝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消息传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化学工作者、冶金工作者、地质工作者的极大重视。不少刊物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加以评价。从此，铝究竟是谁最先发现的，成了一个“悬案”。

　　1958年，东北工学院金属冶炼教研室从南京博物院取了一小块残片，作了光谱分析、化学分析、全相显微分析，结果证明这块残片是以银为主要成分的合金。

　　东北工学院的结论与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结论完全相反，引起了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重视。1958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也索来一块残片进行分析，结果证明这块残片的主要成分是铝，而不是银。1959年，他们又索来几块残片，再次进行分析，结果一片是铝合金，另外两片则是银合金。同年，东北工学院对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分析过的残片再一次分析，证明这些残片确是两种合金：一种是银合金，一种是铝合金。

　　1964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对周处墓中出土的16件较完整的金属饰带（出土时为17件，有一件后来在辗转中被弄碎了）和全部金属碎片，进行了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三种方法检验的结果是：全部较完整的金属饰带都是银合金，小块金属残片中有银合金也有铝合金。小块金属残片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发现银合金是饰带的残片，而铝合金的残片形状不规则，难以确定是否是饰带的残片。

　　1976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利用电子探针再次对这些金属饰带残片进行分析，结论和物理研究所一致。

　　为什么完整的饰带是银合金的，而残片中有银合金的，也有铝合金的呢？不少考古工作者对铝片的来源产生了怀疑。

　　从人类利用金属的历史来看，人类所以最先发现了铜，这是因为地壳中存在着自然状态的铜，以及铜容易从含铜矿石中分离出来的缘故。虽然铝在地壳中分布极为广泛，几乎占地壳中全部金属的三分之一，差不多比铁多一倍，但是由于铝的化学性质极为活泼，极易与氧相结合，化合为三氧化二铝。因此在地壳中自然状态的铝少极了，70年代末前苏联地质学家才在西伯利亚玄武岩里发现了直径为一毫米的自然铝簿片。由于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自然铝，那么西晋人或者西晋以前的汉朝人，不可能从自然状态的铝中获取铝。要得到铝就必须从铝矿石中提炼。铝与氧结合极为紧密，用冶炼铜、铁、铅、锌的方法，是无法从铝矿石中提取出铝来的。正因为如此，自1825年科学家们获得铝后，整理20年铝只能是实验室的观赏品。直到1854年德维尔用钠作为还原剂才生产出较多量的金属铝。又过了32年，美国人霍尔和法国人赫罗尔特才发明了电解法提取金属铝，金属铝的生产才走上工业生产的轨道。但是，由于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利用电，铝的产量很低，每年全世界不过只生产几十吨。1600多年前的西晋，科学技术肯定要比19世纪的欧洲落后，连电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冶炼技术主要是木碳还原法。近代实践证明，碳法炼金是无法从铝矿石中还原出来铝来的。如果周处墓中的小铝片真是晋代人提炼出来的，那么他们肯定是用了其他方法。然而，遗憾的是无据可查。如果晋代人真会提炼铝的话，那么用铝做的装饰品，绝对不会只有周处一个人佩戴。而从很多西晋古墓中，从来没有发现过铝制品。因此不少科学家认为，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对周处墓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考证，发现周处墓曾于1350年和1860年两次被盗。会不会是这两次盗墓时有人将铝片混入墓中的呢？ 1350年欧洲人还没有发现铝。1860年虽然铝的产量略有增加，但是由于用钠还原成本较高，其价格比黄金还贵，主要用来制造首饰。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向世人炫耀自己的富有和高贵，命令工匠用铝制造了一顶盔帽和一套餐具。1889年英国皇家化学协会为了表彰门捷列夫的功绩，赠送给他铝制的花瓶和酒杯。暹罗国王去巴黎参观博览会，带回国的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条铝制的表带。一个俄国公爵夫人只因戴了铝制的手镯、戒指、耳环参加宫廷的一次舞会，而轰动全国。那时，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铝制品的，甚至连看都看不到。很难想象，一个盗墓的窃贼能买得起铝制的首饰，会戴着这种贵重的首饰去掘墓？因此周处墓中的小铝片，不可能是盗墓人混入的。

　　后来，经过夏鼐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第三次盗墓的痕迹。夏鼐还指出1952年12月1日周处墓被打开后，有些人在考古工作队来到现场前，进入墓内，私自取走了一些文物，墓内留下了明显的扰乱迹象。因此夏鼐认为，周处墓中的小铝片很可能是这些人说入的，而不是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

　　当然，反对这种说法的人也不少。因为发掘出来的铝片，上面锈迹斑斑，不像是后世混入的。那么，周处墓中的小铝片，究竟是晋代的还是近代的呢？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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