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祷雨于桑林，据《艺文类聚》一二引《帝王世纪》是“祷于桑林之社”，可见桑林就是桑林之社。这个“社”字很重要。为什么祷雨必须于桑林之社呢？

　　据《吕氏春秋》高诱注说：“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淮南子》高诱注也说：“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故祷之。”上引《左传》昭公十六年说：“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看来桑林和雨确有密切的关系。这固然有科学的道理，但是古人所以把桑林和雨联系起来，是因为“社”本是祭祀先妣神、上帝和图腾的地方。

　　甲骨文已有社字。1949年前曾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发现的所谓“巨石文化”，就是用几块巨石堆积起来，用以祭祀。1949年后，在江苏铜山丘湾发现一处人祭遗址。据报道，这个遗址有三个时期的堆积：下层为龙山文化，上层为西周文化，中层为殷商文化。人祭遗址属于殷商文化层。整个遗址是以中部偏西的四块巨石为中心，围绕着巨石发现了人骨二十具和狗骨十二具。这四块巨石都是未经人工的自然石块，形状不规则，竖立土中。中心点的一块，南北西各一块，中间的一块最大，略呈方柱形状。考古学者认为就是殷商时期的社祭，是很有理由的。但是这样的巨石未必到处都有，所以有的地方只筑土为坛，而其四周或一旁必有林木，或桑林，或松柏，或枌榆，因地而异，未必都是一样《论语·八佾》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这显然是信口胡说，孔子知其不然，故责备宰我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但是我国古代东方沿海一带，自燕、齐、鲁、鄘、卫、陈、郑以及楚诸国，都是以桑林为社，甚至可以说这一区域是桑林文化区域。

　　社的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本来是祭祀先妣、上帝和图腾的地方。这一点，恐怕商周之际的人们也已经不甚清楚了，而在日耳相传的诗歌里却还保存着朦胧的记忆。如他们“求年”、“求雨”于方和社。方和社是略有不同的，甲骨卜辞里都是分别祭祀的。《诗·小雅·甫田》说：“以社以方，我田既臧”，《云汉》说：“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同样分别记载。

　　尚应特别指出：古代的国家就是建立在社的基础上的。甲骨卜辞屡见唐土（社）、亳土（社）和“祭社”的记载。大概每个“邑”里都有社，因此卜辞“作大邑于唐土”（《金》一一六），亦作“帝……唐邑”（《乙》七〇〇），可见邑之所在必定有社，故可通用。《逸周书·作雒》篇记载：乃建大社于国中，……：东青土，南亦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一方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

　　这一定是传自上古的遗制。它可以与甲骨卜辞的“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受年的记载互相印证。因此社的起源可能要比宗庙的起源还早，换句话说，最初只有社，而后父系社会时，父权成了社会的中心，因此祭祀父系祖先的宗庙也就上升于社之了。《尚书·甘誓》说：“用命尝于祖（庙），弗用命戮于社”，《左传》闵公二年“受命于庙，受脤于社”，已示社与宗庙的分化，因此，社之祭祀先妣、上帝和图腾的原始意义和作用，也终于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是在《商颂·玄鸟》、《长发》以及《大雅·生民》等诗歌里还保留着一点依稀的痕迹。如《玄鸟》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长发》诗曰：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两首诗是春秋时宋人为歌颂其祖先降生的故事而流传下来的，尽管记忆有些模糊，但它还保存着一定的真相。前诗只有“天”（帝）和玄鸟（图腾），而后诗里指出其先妣是有娥氏的女儿简狄。先妣、上帝和图腾构成了我国降生故事的“三位一体”。《大雅·生民》歌颂周人的降生故事则曰：阙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首诗记载周人始祖的降生比较详尽，但是它已缺少了图腾，不过它的先妣是姜嫄却是明确的。商周无论如何不是同一部落，他们的降生故事也有不同，前者是简狄吞了玄鸟的卵而生的。这种“卵生说”只流行于东北方；后者则是姜嫄“履大人迹”而“感生”的，大部分流行于西北方。但是在秦汉的古史系统里商周都成了帝喾（上帝）的子孙了。这是商周两族融合了的现象，也是世界上古史上普遍的现象，不足为奇的。

　　商的先妣曰简狄，周的先妣曰姜嫄，夏的先妣则曰涂山氏女。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１实始作为南音。

　　这个涂山氏之女的行动实际上和简狄、姜嫄差不多。《楚辞·天问》述这故事又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奇怪的是台桑的地名恰恰又有“桑”字。又据后人考证，涂山在今安徽淮北。那么恰好也在桑林文化区内。

　　据郭沫若、闻一多考证，古代的社就是高禖，也就是閟宫。但是春秋时已经把社—高禖和阙宫只作为男女幽会和交欢的地方了，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其原来是祭祀先妣、上帝和图腾的意义。如《鲁颂·閟宫》，其诗内容正和《生民》差不多。《毛传》云：“閟，闭也。”《郑笺》云：“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无事。”孟仲子曰：“是閟宫也。”为什么“常闭无事”呢？看来春秋时人们已经把它作为秽亵而不体面的地方之缘故，所以它常闭无事。据说，亡国以后的社叫做“阴社”，也是因为它不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是隐蔽着的。但是鲁国不是亡国，为什么他们的閟宫也常闭无事呢？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援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秦汉以后，天子后妃带领九嫔亲自到高禖，表面看来好像是提倡，实际却是限制。就是说，只有一定的时间才允许男女青年如此有限制的自由恋爱和放纵欢乐的相会，恩格斯曾经引用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一书里的例子说，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即在一个短时期内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性交关系。恩格斯说，这实际是人类在原始时代曾经实现过群婚制的残余。我国古代大概也是如此。但是春秋以后的人们已经认为是伤风败俗的行为了。例如孔子对于所谓桑间濮上之音就认为是“淫声”了。

　　清代研究春秋史的着名学者顾栋高在他的《褅祭感生帝说》。一文中说：自古帝王析求子嗣。必躬祷天地山川，殡妃不得与。

　　汉成帝祠河东寿畴，而昭仪在属车豹尾间，已为淫亵非礼，岂有帝喾端居不出，而令元妃偏行郊野，于惰为不合。于礼为非礼。这正是他不懂得人类婚姻史的发展，所以发生这样迁腐可笑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