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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

  谥号与庙号不同,这似乎是不待考证的问题。但是《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死谥。

  ”孔颖达为之疏说:“殷以上有生号,仍为死后之称,周则死后立谥。”我们前面说过:殷商的庙号是殷商后人在宗庙里为纪祀其祖先而用天干为名,故称庙号,当然也是死后所称,而周人称之为谥号。孔颖达又说:“周则死后立谥”,那么只是名称的不同,而都是死后所称,却是相同的。然而后来的经学家、史学家对于庙号也有生称之说,如商汤征伐夏桀时,许多周围的戎狄都很拥护汤的行动,称汤为“武王”,这明明是生前所称,因此与庙号相同,认为庙号也是生称,而非死后所称。这样的争论实际是毫无意义的。

  第一,周族的起源问题。《史记·周本纪》在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的故事之后说:姜嫄为帝喾元妃生后稷后“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就是说,帝喾就是后稷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帝喾是殷商的始祖,怎么在《周本纪》里认为帝喾是周的始祖呢?在《史记·殷本纪》里却同样说,契的母亲是简狄,姜嫄是帝喾元妃,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不就殷商与周成为父子兄弟关系了吗?

  据1949年后考古学者在陕西东北、武功、长武、彬县周原等地发掘,确知殷周为两个民族,族原不同,姓氏文化自然不同。远在两千年前就有“疑古”的谯周(三国时蜀人)提出疑问了。他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着名。其母有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喾誉次妃明也”又《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谯周的意思是帝喾不可能是与简狄同时代的人。后稷是古代管理农业的职官,不可能由尧至周一个人担任,否则他的年龄可能活至千年以上。这当然是很可疑的。故此他又说:“若以不密亲弃之子,至文王千有余岁,惟十四代,实亦不合情事。”

  第二,庙号与谧号是两种不同的挂名制度。《周本纪》文王前的世系记载是: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一作公非辟方)—高困(一作高圉侯侔)—亚圉(一作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一作组绀诸盩)—古公禀父—季历—文王昌倘使把这世系表与前引殷商世系表相比较,我们立即可以看出殷周世系、名号的不同。就是殷商自契至帝乙帝辛都是以天干纪名(庙号),而周人却没有一个用天干纪名的。这是为什么?而且殷商自契至帝辛共经三十一世,中间还有兄终弟及,不是直系,而是旁系,为什么周自后被至文王仅十四世?由此可见周的年代决不能远“在陶唐虞夏之际”。如果后稷确与尧舜同时,那么后稷只是“世官”,并不固定一人世袭,或者是不窋到公刘,因奔窜于戎狄之间,所以其世系中间有“失载”,残缺。这样,季历、文王才能与帝乙帝辛同一时代。按照原始社会程序,父子直系继承以前往往中间还有一段兄终弟及的阶段,而先周(文王前)阶段一直都是父子继承,这也是大为可疑的。总之,殷有庙号,周有谥号,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王国维说谥号是后人对其祖先的功德所加的美称,如汤武王、周文王、武王都是生前已这样称呼了,如西周成、康、昭、穆、共(恭)、懿诸王,都见子西周时的铜器铭文;成,康、昭、穆、恭、懿都是美称。郭沫若认为后来的厉王、幽王,厉、幽也不是贬词,春秋中期以后才有死后谥号的说法。

  战国以后七国称王,他们在生前已经以美好的谥号相称当时还出现一本《逸周书》,其中有一篇《谥法》,虽有少数贬词,如哀、悼之类,那也只是短命而亡的意思,并没有对当时君主制度政策进行丝毫批评。秦始皇统一天下,他又废除谥号。汉代开始又恢复谥号,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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