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星期中，我都会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去参加国王的早朝，这时候我经常看到理发师在给他剃胡子，那样子初次看见真是十分吓人，因为那把刺刀差不多有两把普通镰刀那么长。这个国家有个风俗习惯，就是国王每星期只刮两次胡子。有一次，我说服理发师，请他把刮胡子刮下来的肥皂沫给我一点，我从中挑选了四五十根最粗硬的胡子茬。接着我找了一块好木头，把它削成梳背模样，又向格兰姆达尔克立契要了一根最小的针，等距离地在梳背上钻了几个小孔。我很巧妙地将胡子茬在小孔里装好，然后用小刀把它们削得尖尖的，这样就做成了一把很实用的梳子。我自己原来那把梳子的齿大多断了，几乎不能用，所以新梳子做得正及时。我知道这个国家里也不会有什么工匠能那样精巧，会照我原来那梳子的样替我另做一把。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好玩的事来，我空闲时的许多时光都花到了那上面。我请王后的侍女替我把给王后梳头时掉落的头发留起来。后来我还真积了不少。我和我的一位木匠朋友（他是奉命来给我干点零碎活儿的）商量了一下，他就在我的指导下，做了两把和我箱子里那几把椅子一样大小的椅子框架。在我设计安装椅背和椅面的地方边上，我又让他用细钻钻上许多小孔。接着我挑选最粗壮的头发往孔里穿，就像英国人做藤椅那样编织起来。椅子做成，我就把它们当礼物送给了王后。她把椅子放在房间里，常常当稀奇之物拿给人看。看到椅子的人也确实没有一个不说稀奇的。王后要我坐到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去，我坚定信念回决了她，坚持说我万死不敢把身体的那个部分放到那些宝贵的头发上去，那可是曾经为王后的头增辉的东西啊！由于我对机械方面有一定的才能，我又用这些头发做了一只约有五英尺长样子的很好看的小钱包，并且用金线把王后的名字织了上去。征得王后的同意后，我将钱包送给了格兰姆达尔克立契。不过说实话，这钱包是中看不中用，大一点的钱币它就吃不住，所以除了一些小姑娘们喜欢的小玩意外，她什么都不敢朝里放。

　　国王的最大爱好就是音乐，常在宫里开音乐会。他们有时也把我带去，把我放在箱子里再搁到桌上去听演奏。可是声音大的令我简直分辨不出那是些什么曲调。我相信皇家军队所有的鼓与号凑着你的耳朵一起吹打，也没有这里的声音大。我通常只能让人把我的箱子从演奏者坐的地方搬开，越远越好，然后关上门窗，放下窗帘，这才觉得他们的音乐还不难听。

　　年轻时我曾学过弹几下古钢琴。格兰姆达尔克立契房里就有一架琴，有一名教师每星期两次来教她弹奏。我之所以管那琴叫古钢琴，是因为它样子有点像古钢琴，而且弹奏的方法也一样。一次我忽发奇想，想用这件乐器给国王和王后弹一首英国的曲子。可这件事似乎太难办到了，因为那架古钢琴将近有六十英尺长，一个键差不多就是一英尺宽，就是我两臂伸直，最多也只能够着五个琴键；并且将琴键按下去也得用拳头猛砸才行，那样未免太费力，还不会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我准备了两根和普通棍棒差不多大小的圆棍，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头用老鼠皮裹起来，这样敲起来既不会伤琴键的表面，也不会妨碍音乐。琴前面放一张长凳，比键盘大约低四英尺。他们把我放到长凳上，我就斜着身子在上面尽快地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那边，一会儿又跑到这边，握着那两根圆棍，该敲什么键就狠狠地敲，这样算设法演奏了一首快步舞曲。国王和王后听了非常满意，可对我来说，这却是我一生以来所做的最剧烈的运动了。就是这样，我也只能敲到十六个键，结果就不能像别的艺术家那样同时弹奏出低音和高音了，这使我的演奏不那么完美了。

　　前边我已经提到，国王是一位具有杰出理解力的君王。他常吩咐人把我连箱子一起带到他房间里去，放到桌上之后，他再命令我从箱子里搬出一张椅子来，在箱子顶上离边沿三码的地方坐好，这样我和他的脸就几乎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我和他以这样的方式交谈了几次。有一天，我冒昧地对他说，他对欧洲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表现出一种鄙视，这似乎与他超人的智力不大相称。人并不是躯体大头脑就发达，恰恰反反，在我们国家，我们注意到，最高的人往往最没有头脑；在其他动物里，蜜蜂与蚂蚁和许多大一点儿的动物比起来，更具有勤劳和聪明伶俐的好名声。所以，虽然你把我看得微不足道，我倒还希望有生之年能为你做几件了不起的事情，让陛下你看看。国工仔细地听我说着，渐渐开始比以前对我更有好感。他要我尽可能详细地给他说说关于英国政府的情况，因为虽然君王们一般都喜欢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从我以前的谈话中推想，别的君主也都是这样的），要是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却也乐意听听。

　　可敬的读者，你替我想想看，那时我曾多么渴望我有德谟西尼斯[注]或者西塞罗[注]的口才啊！那样的话，我就能够用最恰当的语言，最精美的词句来描述我国的丰功伟绩、国泰民安，以此来歌颂我那亲爱的祖国。

　　我首先告诉国王，我国领土由两个岛屿组成，三大王国统归一位君主治理，此外在美洲我们还有殖民地。关于我们那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我详详细细说了老半天。接下来我详尽地谈了英国议会设立的情况。议会的一部分由一个著名的团体组成，称为上议院；上议院成员的血统最高贵，世界最古老、最富足的祖传产业。我又说到，这些人在文武方面都一直受到特殊的教育，使他们生来就有资格做国王或王国的参议；使他们能帮助国家立法；能成为所有上诉都被得到合理处理的最高法庭的法官；能具有勇敢、方正、忠诚的品格，随时都准备充当捍卫君主及国家的战士。他们是王国的光荣和栋梁，是他们盛德隆名的祖先的好后代；他们的先人因具有种种美德而享有盛名，子孙后代就因此一直兴旺不衰。这些人之外，上议院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享有主教称号的圣职人员，他们的专门职责是管理宗教事务，带领教士向人民宣传。这些人由国王及其最英明的参政在全国范围内，从生活最圣洁、学识最渊博的教士中寻找和选拔出来，他们不愧是教士和人民的精神领袖。

　　议会的另一部分叫下议院，议员都是些重要的绅士，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这些人才能卓越，爱国心强，能够代表全民的智慧。这两院人士组成了欧洲最严正的议会，整个立法机关就交由他们和君主一起掌管。

　　我把话题又转向了法庭，法官们都是些可敬的德高望重而又通晓法律的人，他们主持审判，对人们的权利及财产纠纷作出判决，同时惩恶扬善，保护弱小。我还提到了我国节俭的财政管理制度，提到了我国海陆军队的勇武与战绩。我先估算一下我们每个教会或政党大约拥有几百万人，然后再统算出我国的总人口是多少。我甚至提到了我们的体育和娱乐以及每一件我认为能为我国增光的琐屑的事。最后我对英国近百年来的主要事件作了一番简要的历史的叙述。

　　我被召见了五次才谈完这些事，每次历时几个小时。我谈的一切国王都听得很仔细，他还不时地记些笔记，要问我的问题都写成了备忘录。我这几次长篇谈话结束以后，国王在第六次召见我的时候，就一边对照着笔记，一边逐条逐项提出了他的许多疑点、质问和不同意见。他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培养年轻贵族的身心？他们在早年那最可以受教育的时期一般做些什么？一旦有一个贵族绝了嗣，议会就会商议怎样补充这个缺额？那些将被封为新贵的人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必要的条件？会不会由于国王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给哪位宫廷贵妇或首相行一笔贿赂，或者违反公共利益阴谋加强一党势力，就能使这些人升为贵族？这些新贵对本国的法律具备了哪些知识？怎样获得的这些知识？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只得上法庭时，他们又怎样来裁判他们同胞的财产纠纷？难道他们从不贪婪、偏私、不缺钱花就不会接受贿赂，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我说到的那些圣职官僚是不是总是因为他们对宗教事务具有渊博的知识，生活也非常圣洁，才被提升到那样的高位的？难道他们做普通牧师时就从未趋时附势？从未卑躬屈膝在什么贵族门下充当低贱无行的牧师？选进议会后，他们难道不是继续对贵族的意志百依百顺吗？

　　接下来他还特别想知道，选举我称为下议员的那些人，经常会用什么样的方法？一个外乡人，如果他腰包里有的是钱，是否就可以鼓动选民投他的票，而不选举自己的地主或邻近最值得考虑的绅士？我承认这事既很麻烦又很费钱，没有薪金和年俸的人往往因此弄得倾家荡产，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要那样强烈地渴望往这个议会里挤呢？这看起来像是大家品德极高，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但国王却怀疑那是否是真的出于至诚？他还想知道，这些热心的绅士会不会想到以牺牲公众利益来迎合一位软弱、邪恶的君主和腐败内阁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破费的金钱和精力得到补偿？他还提了许多别的问题，并且在这方面就各个部分逐一对我细细盘问，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异议。不过我想不好也不便在此复述他的话。

　　关于我谈到的我国法庭的情况，国王也想了解几点；这一点上我比较能够胜任，因为我从前曾在大法官法庭上打过一场历时很久的官司，花了不少钱才得到判决，几乎搞得倾家荡产。他问我裁决一件案子的是非一般需要多少时间？得花多少钱？如果判案明显不公平，故意与人为难，或者欺压一方，辩护人和原告有没有申明抗辩的自由？是否发现教派或政党对执法的公正有影响？那些为人辩护的律师是否受过衡平法常识的教育？他们是否只了解一些省、国家及其他地方性的习俗？律师或者法官们认为自己有任意解释法律的自由，那他们也参预起草法律吗？他们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为同一桩案子一会儿辩护，一会儿又反驳，还援引先例来证明自己意见前后矛盾却依然有理？律师这一帮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为人辩护，发表意见，是否有经济补偿？尤其是，他们允不允许被选为下院议员？

　　他随后又对我国的财政管理进行攻击。他说，他认为我的记忆力很差；我算算我们的税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可我接下来又提到了各项开支，他就发现有时超支一倍还不止。这一点上他记的笔记非常具体详细，因为他说他本来倒是希望了解一下我们的做法或许对他是有用的，计算时不会被人欺蒙。但是，如果我对他说的是真的，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王国怎么也会像私人那样超支呢？他问我谁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又上哪里去弄钱来还债？听我说到那些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战争时，他非常吃惊，说我们一定是一个好争吵的民族，要不就是我们的四邻全是些坏人，而我们的将军肯定比我们的国王还有钱。他问，除了进行贸易。订立条约，或者出动舰队保卫海岸线之外，在我们自己岛国以外的地方还有我们什么事？最令他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他听我说起一个正处于和平时期的自由民族居然还要到国外去招募一支常备军。他说，既然领导统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认可的代表，他想像不出来我们还要怕谁？又要同谁去战斗？他说他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一个人的家由他自己或者子女家人来保护，难道不强似用少许钱到街上胡乱找六七个流氓来保护？这些流氓要是把全家人都杀了，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吗？

　　我通过计算几个教派和政党的人数推算出我国的人口总数。他笑话我这种计算方法，说这方法真是离奇。他说他不明白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有人为什么非得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不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起来。无论哪一个政府，要是它强迫人改变自己的意见，那就是专制；反过来让人公开自己对大众不利的意见则又是软弱，虽然可以让人在自己家里私藏毒药，却不能让他拿毒药当兴奋剂去四处兜售。

　　他又说，我谈到贵族绅士的娱乐活动时曾经提到了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约是什么年龄开始玩这种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才不玩？要玩掉他们多少时间？会不会玩到倾家荡产？卑鄙邪恶的人会不会因玩这种游戏的手段高明而变成巨富，以至我们的贵族老爷有时也得仰其鼻息，终日与下流人为伍，完全不思上进？而赌输之后，贵族老爷们会不会也去学那些卑劣手段并用之于他人？

　　他对我叙述的我国近百年来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恶果。

　　国王在他另一次召见我的时候又不厌其烦地将我所说的一切扼要地总结了一下。他把自己所提的问题与我所作的回答作了一番比较，接着把我拿到他手里，轻轻地摩挲着我，发表了这样一席话，这席话连同人说话时的态度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小朋友格里尔特里格，你对你的祖国发表了一篇最为堂皇的颂词。你已十分清楚地证明：无知、懒散和腐化有时也许正是做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唯一条件；那些有兴趣、有能力曲解、混淆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我想你们有几条规章制度原本还是可行的，可是那一半已被废除了，剩下的全被腐败所玷污。从你所说的一切来看，在你们那儿，获取任何职位似乎都不需要有一点道德，更不用说要有什么美德才能封爵了。教士地位升迁不是因为其虔诚或博学；军人晋级不是因为其品行或勇武；法官高升不是因为其廉洁公正；议会议员也不是因为其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不是因为其智慧而分别得到升迁。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到现在为止还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你口里挤出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的同胞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