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叶，新兴的美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进行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这就同英法在经济利益上发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并相互纠缠在一起，因而导致了一场世界贸易战。随后美国发动了对英国的第二次战争。在这场贸易战争中，整个世界被杜邦家族搅得满天风雪，遍地寒彻。

　　1. 皮埃尔巴黎显威风

　　伊雷内经营火药厂，善于瞄准目标，抓住机会，迅速行动。他十分注意搜集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深入研究分析，做出准确预测。当他发现美国和英国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关系日趋恶化、紧张的时候，他预料两国必将进行第二次战争。于是他一方面派出得力的雇员向美国军方进行推销，一方面紧锣密鼓地采购原料，加紧生产。

　　然而，尽管伊雷内运足力气抓销售，但到1812年元月，即英美第二次战争爆发前，收回的订单总额不到3万美元，而政府计划的订购总额是215000美元，那就是说，有6/7的订购单落入其他火药厂家手中去了。就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政府一贯歧视法国移民工厂，尽管战争迫在眉睫，他们也宁愿照顾本国人办的火药厂，而不使利益落入外国佬腰包。不过没过多久，当战争开始以后，由于美军远征加拿大连吃败仗，战事吃紧，急需增加军火，而那些小厂又供应不上的时候，就出现了转机，接到了美国军方大量的订单。

　　伊雷内大发横财的机会终于到了。战争爆发的第一年仅美国陆军订货总额达到20万磅，第二年 （1813年）达到30万磅。

　　趁此大好时机，伊雷内又把杜邦家族的发财计划扩展到毛纺织领域，帮助他的哥哥维克多在白兰地河畔建造了一家毛纺织工厂。毛纺织厂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事业，它的建造，使美国对毛纺织需求的压力得到了缓解，美国政府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奖励。

　　当时的杜邦家族可谓事事畅通，兴旺发达了。

　　然而这时远在巴黎的老杜邦皮埃尔，财运非常不好，已面临破产境地。

　　他的破产，其间接原因是受法国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直接原因则是应他的朋友银行家比铁尔曼的怂恿，轻率地插手风险极大的金融事业的结果。

　　皮埃尔是于1802年拿破仑发布对旧王党派特赦令后，回到法国巴黎的，以后一直住在巴黎未回到他的儿子身边。他在巴黎日夜做着发财梦，但财神爷好像不怎么光顾他。不过在政治方面，他却似乎有点灵气。为了挽回经济上的败局，他把精力转向社会活动，妄图回到法国政府中去以期获得另一种成功。

　　在美法两国领土交易中充当掮客并获得成功以后不久，皮埃尔加入了巴黎工商协会，过了大约三年时间，他就被选为这个协会的副会长，从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在巴黎之活跃程度与声望之高了。

　　皮埃尔还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大出风头，提高自己的声望。

　　为了夺回同英国在特拉华加角战役中失去的大西洋的制海权，皮埃尔领导工商协会，发起援建战列舰的捐款运动。此举不仅受到巴黎舆论界的赞扬，而且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

　　皮埃尔天生就有不畏强权的性格，为了自己的某种立场或利益，他竟敢与拿破仑抗衡。

　　拿破仑由于连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弄得民穷财尽，国库空虚，财政吃紧，便命令银行停止正币支付，这对工商业是一个沉重打击。皮埃尔以工商协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散发传单，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惹得拿破仑十分恼怒，皮埃尔的声明书全部被扣押。

　　1814年初，欧洲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操纵的政府面临着崩溃危机。4月份之后元老院宣布废除拿破仑，请路易十六回国，恢复波旁王朝，并组织了临时政府。皮埃尔·S.杜邦由于曾是路易十六王朝的旧臣被委任为国务秘书长。他参与了对拿破仑及其政府大量的处置工作，签署了勒令拿破仑退位的文告，并下令将拿破仑放逐到厄尔巴岛。

　　国务秘书长不仅有处理政府日常工作的权力，而且参与一些重大决策，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位置。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拿破仑趁法国出现大动乱之机逃出厄尔巴岛，兵不血刃，重返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皮埃尔自知得不到拿破仑的宽恕。对拿破仑的成败也难预料，便急匆匆乘船返回美国与他的儿子重新团聚。

　　此时的皮埃尔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尽管他依然精神矍铄，但他再也不是个体力强健的壮汉了。他的两个儿子对与父亲重逢感到喜悦，自不待言，随后杜邦当了两年家长的角色。

　　1815年的圣诞夜，皮埃尔去对岸维克多住宅参加宴会，单独划船渡过水流湍急的白兰地河时，不小心翻落水中。从那以后，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并且经常卧病在床。但他还为维克多的三儿子塞缪尔·弗兰西斯写了一封给杰弗逊的求情信。“我有个12岁的孙子，想参加海军。可否让他当见习官。”

　　杰弗逊自然得给他这个面子。1816年，塞缪尔首次乘船到地中海见习。他后来官至海军少将。他的夫人是伊雷内的女儿苏菲娅。同年7月16日，杜邦火药厂发生火灾，卧病的皮埃尔从床上跳起来，赶到火灾现场，指挥灭火工作。

　　回到家后就精疲力竭地躺倒了。熬过19天，皮埃尔·S.杜邦静静地离开人世。

　　那时他正燃烧着最后的激情，替中南美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准备宪法草案。

　　野心勃勃、满怀壮志的皮埃尔·S.杜邦虽然最终未能进入世界伟人的行列，但他的一些举动，在当时欧洲政坛上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和巨大影响，尤其给他的子孙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隐形财富。

　　2. 伊雷内跻身新财阀

　　伊雷内经营的火药厂事业，(名人传记)其间经历了重重险阻，使他付出了巨大辛苦。

　　其辛劳的紧张程度在他1814年6月20日的信中描述得十分透彻：

　　“我为了在此地建立一种非常困难的产业，已经把命都豁出去了，失望沮丧给我带来了一种习惯性的抑郁寡欢情绪，它使我不适宜社交……我现在拥有6万美元……但我的债务总额远远超过利润。”

　　在谈到他屡赴费城去请求银行使借据延期时，把自己比作“一个必须每月都向警察报到的假释犯”。

　　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总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而付出必有回报。1812年美英战争给伊雷内的工厂提供了极有利的机会。在战争期间，陆军和海军总共向杜邦公司订购了一百多万磅火药。杜邦公司的固定资产已从1809年的42750美元增加到1815年年底的106300美元。这期间，伊雷内的工厂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爆炸事故。1815年那一次，有9名工人丧生，两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大火灾。然而即使如此，也未损伤其事业迅猛发展的势头于万一。

　　杜邦家族的经济已发展到了对特拉华州举足轻重的地步。其结果是杜邦家族的头面人物开始在金融界、政界显露头角。

　　1824年杜邦跻进了美国新的财阀集团。伊雷内被任命为垄断美国货币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前身美国银行的董事，一直干到1929年，因该行以贿赂获取继续持有特许状的丑行被国会调查组揭露才被免职。

　　还在 1815年，维克多被选进特拉华州众议院，五年以后又被选入参议院，1924年成为美国农民银行的董事。1826年维克多也加入了伊雷内任职的美国银行董事会。在他因心脏麻痹去世之前一年还当上了国会银行的理事。

　　维克多总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暗中支持伊雷内。这里有事实为证，当美英两国战争打响以后，美国舰队猛攻特拉华河畔，伊雷内的火药厂必然是一个重要攻击目标，面临着极大危险。这使得伊雷内忧心如焚，不知所措。这时，他的哥哥维克多出来解难，他利用他曾当过外交官的身份，请求费城方面派兵来支援，并建议伊雷内组练自卫民兵团，保卫工厂。然而这只是杞人忧天，一场虚惊，英国海军并未袭击白兰地河畔火药工厂。不过，由此可见杜邦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

　　伊雷内不仅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和金融家，而且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他一直想着把火药公司操纵在他一家人手中，不致大权旁落。他有三个儿子，不愁没有事业的继承人。他对火药厂和毛纺厂的合伙人怀着极大的戒心，企图将他排挤出去。由于波提财大气粗，伊雷内对他无可奈何。1813年伊雷内的女儿维克多丽娜与波提之子费迪南德结成伉俪，这对缓和两个合伙人之间的矛盾看来有了可能。谁料费迪南德婚后三周就患肺炎死了。这就切断了伊雷内与他的合伙人彼得·波提之间的最终联系。波提竭力恢复俩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无济于事。

　　美英第二次战争结束以后，伊雷内高兴极了，他估计“火药的销售量将会急剧上升，工厂日夜轮班赶也赶不上，决定买下托马斯·李的大农场将工厂扩大3倍”。但是波提极力反对，认为战争一结束，不景气就会接踵而来。

　　伊雷内力排波提异议，说现在是巩固火药制造厂百年之基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预料战争一结束，美国的制造业必将迅速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波提仍坚持认为伊雷内扩大火药厂、毛纺厂和皮革厂的计划是非常危险的。他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便在白兰地河畔购置了一块地，准备另组公司，连伊雷内的员工也被秘密地挖了去。维克多出面对这场大争吵进行调解，但决定另组公司的波提毫无修好之意。出于排外心理，伊雷内也对波提毫不容情。伊雷内的二女婿安德宛也出来驱逐波提。于是两家便分道扬镳了。从此杜邦公司成了一统天下。

　　杜邦家族从老杜邦皮埃尔到维克多和伊雷内都把家族的团结、家族的凝聚力视为生命。从剑盟开始，他们一直留心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增强保证系数。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家族内堂兄弟姐妹通婚。族内首次通婚的是伊雷内的三女儿与维克多的三儿子塞缪尔·弗兰西斯·杜邦的婚姻，开创了亲戚通婚的先例。这样的婚姻逐渐增多，成为美国近亲联姻最多的家族。另外，杜邦家族的姑娘与杜邦公司中崛起的新型人物结合为配偶，也是保证的一种。安德宛·比铁尔曼与伊雷内的二女儿的婚姻就是这种理想的结果。然而也有不幸婚姻，给杜邦家族的这种措施带来消极影响。维克多的长女亚美莉娅，嫁给了一个名叫威廉·克里福德的英国籍青年。这个年轻人自称父亲是英格兰的毛纺织业巨子。因为他很了解纺织机的使用方法，所以维克多深感庆幸而器重他。亚美莉娅嫁给他看起来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但结果发现他是一个骗子。他在英格兰已有老婆，还生了两个孩子。他改名换姓来到杜邦公司行骗，被他英格兰老乡发现，将之揭露出来，于是被赶出杜邦公司。

　　3. 三兄弟联手撑家业

　　盛极一时的杜邦家族的第二代人，从 1817年起，便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不幸事。1818年3月19日，主要火药仓库爆炸，周围的一切全被炸得粉碎，有40人死亡，伊雷内的妻子也受了伤。其固定资产几乎损失殆尽。伊雷内因在费城筹款，未遭不幸，其兄维克多也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1828年维克多因心脏病发作，当他在大街上行走时，突然瘫倒在地。他被送回合众国旅馆，抢救无效而死亡。

　　维克多的死，对杜邦家族是件很悲痛的事，伊雷内尤其悲伤。他回忆起曾对哥哥说过：“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一对孪生子，假如一个死了，另一个也会死去。”而且，维克多是这个家族与法国和美国上流社会联系的惟一纽带，这个纽带突然中断了，自然是一个重大损失。

　　伊雷内的妻子苏菲娅，在1818年那次爆炸受伤后，一直未能复原，到了1828年夏天也撒手人寰。苏菲娅的死，使伊雷内原本抑郁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加沉重了。

　　六年以后，即1834年10月31日，伊雷内也离开了生活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白兰地河的家园，终年63岁。同他哥哥一样，死于同一疾病，同一城市，甚至同一旅馆。

　　杜邦家族的第二代到此结束。

　　伊雷内去世时，留下了一份已经十分可观的家业。杜邦公司年生产火药已高达 80万磅，约占美国火药总产量的 1/7。并已大量出口。到1832年，该公司已经出口了120万磅火药。杜邦火药被运往世界各地，甚至行销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

　　伊雷内的猝然去世，造成了杜邦火药公司没有现成的杜邦后裔继承管理职务的局面。他的长子阿尔弗莱德，当时已经36岁，正像他祖父皮埃尔所形容的一样，是一位“酷爱数学的小伙子”。他擅长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迷恋研究工作，整天在实验室中与烧杯、试管为伴。从未参加过火药厂的管理经营。父亲去世，理应由他继承杜邦公司的事业，然而，他却不想当总经理。

　　次子亨利当时22岁，毕业于西点军校，在陆军技术部门服役；父亲死后，他不得不辞职还乡，但对公司的事务却一无所知。而三子艾雷克斯也热衷于搞科学实验，他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

　　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只好由伊雷内的女婿安德宛·比铁尔曼替补这个空缺了。但是他起初不愿接受公司总经理之职，他认为这个职位应由杜邦家某位成员担任，他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比铁尔曼不负杜邦家族的众望。他在无援无助情况下担任了杜邦公司的管理工作，三年间，既忙各种事务，同时努力培养阿尔弗莱德，使他能尽快地接替董事长之职。比铁尔曼把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提高了火药生产率和销售额，并前往巴黎，把巴黎股东们的股份全部买下，还清了所欠法国债主债务的关键部分，这是他任职期间对杜邦公司最大的贡献。

　　1837年，阿尔弗莱德接替了总经理的职务。他深知自己缺乏管理企业的才能，何况是偌大一个企业。因此他感到很为难。他提出要两个弟弟和他联手支撑这个局面。两个弟弟很理解哥哥的心情，同情他的困难处境，便欣然应允了。

　　尼摩尔的杜邦家族，从皮埃尔·S.杜邦起，到维克多和伊雷内，无不严守家训；安德宛·比铁尔曼当然也不例外。按照传统，E.I.杜邦公司不设董事长这个职位，由三个合伙人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而称老大阿尔弗莱德为高级伙伴，老二亨利及老三艾雷克斯为低级伙伴，公司的全部公文全由老大阿尔弗莱德签署。这一作法为以后世代相袭的杜邦家族开了先例，形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六十多年。

　　阿尔弗莱德担任联合执行委员会的总经理。以后，制订了一项新的合股协定。将总额中的26股股份在伊雷内的继承人中按高中低三个等级分配。最高等级是阿尔弗莱德，占八股，中级为亨利和艾雷克斯，各占五股，低一级为比铁尔曼和伊雷内的三个女儿，各占二股，每股价值7000美元。

　　阿尔弗莱德没有他父亲伊雷内经营商业的冷酷气质，不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他的性格温顺和蔼。他家族中的人说他是个耳朵软的人，像那首名叫《罗杰斯与哈默斯坦》歌中的百依百顺的姑娘。对人总是有求必应，因而往 往为某些冒险者承担义务。由于他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超过了一切，所以，伊雷内无法对他进行发财与管理学问方面的灌输。一提到商业事务他就表现出厌恶之情，可是对研究制造火药则很有兴趣，属于发明创造型人才而不是管理型人才。他的体形显得很壮实，宽肩膀，高身材，倒竖眉，圆脸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经常身穿深色大礼服，头戴小礼帽，俨然像一个老实巴交的火药工人。

　　19世纪40年代，正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处于全盛时期，大发展时期。

　　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工业发展，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资本，投入公路、铁路、运河、港口建设。成千上万的饱经战乱之苦的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出卖廉价劳力。阿尔弗莱德在此时掌权，无疑碰上了一个十分难得的、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一个赚大钱、发大财的机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特有规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能对美国特别恩惠，不久就光顾席卷了整个大陆。大萧条带来了企业的大破产，工人大失业，银行大倒闭。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乞丐多于施主，饿殍多于饱汉。

　　一派凄惨景象。然而在白兰地河畔的杜邦家族，火药生意似很兴隆，日子也过得富足舒服。经济危机并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相反，帝国主义者往往还要对外发动战争，借以转移国内阶级矛盾。1838年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冲突，1838至1840年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冲突，都是美国蓄意挑起的，都几乎酿成大战。美国政府为了备战，向杜邦公司不断发出数额巨大的订单。此外，开凿通往五大湖的运河，穿越落基山的公路、铁路隧道，西部农民开垦荒地，铁矿、煤矿、银矿和西部金矿的不断发现与开采，都需要杜邦的火药。

　　1846年美墨战争时，美国政府向杜邦公司订了100万磅火药。由于供不应求，阿尔弗莱德在布兰迪瓦河对岸新建了更多的火药厂。这些所谓“下游工场”每天可以生产高达一万磅火药，给杜邦公司增添了更多财富。

　　阿尔弗莱德负责管理火药企业期间，经常爱说的两句话是“加强安全，提高质量”，这体现了他的经营观点。他认为杜邦公司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精益求精。然而他的安全管理并非没有漏洞。1847年一次爆炸事故炸毁了上游工场，炸死了18名工人。这对阿尔弗莱德是个沉重打击。但他顶住了爆炸造成的困难，努力恢复生产，而且有了新的扩展，创造了更高的生产率。

　　杜邦家族的这三兄弟，在参与企业管理的时候，都显得知识和经验不足，但他们都能恪守杜邦家训和公司的原则，善待工人，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当时，政府还没有劳工灾害赔偿制度，但是，杜邦公司从伊雷内时代就形成了一套给遇难者家属抚恤金的制度。他们给遇难者家属安排住宅，并负责其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据有关资料证实，在1818年3月19日发生的爆炸事件中，不幸遭难的工人多达40人，每次付给他们的抚恤金为600美元。

　　当有人建议取消发给雇员遗孀抚恤金时，阿尔弗莱德竭力反对。他说：

　　“……我们的工厂只有这点与众不同，为人称道。但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同 类工厂死的人都多。”他接着指出：“在美国，火药厂工人每周的最低工资至少是2美元，即使这样它也高于我们厂工人的工资。”

　　虽然工人工资如此之低，但威明顿一家报纸在其1848年（这是在杜邦家族控制当地报纸之前）的一篇社论中，还是热情地赞扬道：“在工人中从未有过一次集会或罢工……一切纠纷 （即使有的话）也都是以友好的方式解决 的……”

　　杜邦家族和雇员之间亲密关系的形成还由于有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厂方和工人虽然一代一代更替，而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互相玩耍嬉戏，当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自然也就进入一种互尊、互忠和互爱的关系。

　　杜邦公司雇员的献身精神，有点像封建时期“家臣对其领主的献身精神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共患难。1847年，一次爆炸夺走了18个人的生命。当火药厂复工时，在每个具有隐患的地点，都有一个杜邦家族的成员与工人一起工作。杜邦家族的政策规定，新设备首先是杜邦家族成员操作，以确保其安全和正常运转。由于战争时期在共同面临过危险死亡之后，被结合起来的出身大相径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凝聚力，所以杜邦家族与雇员具有一种特殊关系。

　　杜邦家族与其雇工的亲密关系，并未因其工资政策而受到损害。尽管工资偏低了些，但合乎情理的是工资稳定。19世纪的美国经济起落甚大，迅速增长后接着就是突然的衰退。例如，从1827至1842年，美国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棉花行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了　50％，而该火药厂工人的工资只下降了5％或10％。

　　1850年，杜邦公司尽管年销售额高达37.5万美元，但由于艾雷克斯在经营时花钱过于大手大脚和几次爆炸事故，造成了公司50万美元赤字。阿尔弗莱德由于沉重的压力，接受了妻子和弟弟的建议，而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这时他已经到了耳顺之年，而且疾病缠身。6年后他离开了人世。

　　阿尔弗莱德病逝后，亨利接替大哥的企业主持人之位。亨利和热衷研究的大哥有本质的不同，是一位天生的事业家。他外表像军人，身板挺直，发须火红，经常身着黑色外套，头戴高筒礼帽，一双冷峻的蓝眼睛，使他的相貌有点可畏。他精力充沛，克尽职守，事事亲自过问，人们都称他亨利老板。

　　他善于极好地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各种机会，去获取成功。这位老板十分讲究节约。他每天早晨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总是随手拾捡柳枝，将它们装进自己常戴的礼帽里，然后便来到烧炭房，当着工人们的面把柳枝倒在桌上，并吩咐他们在烧炭时与其他剩余的柳木一起用上。亨利记忆力极强，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叫出公司里每个人的名字。他知道谁在星期六晚上喝醉了，谁的妻子怀孕了。他虽大权独揽，但在许多人眼里，他似乎是很仁慈的。

　　亨利治厂的格言则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似乎同他哥哥的格言“提高质量，加强安全”是对立的。其实是俩人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而亨利 则更善于营利。亨利治厂的格言明显地体现在他注重节流和开源两个方面，他采取坚决手段收回了借出的数千美元，解雇了一些无所作为的职工，又雇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新手，这样使企业很快出现了大的转机，使销售市场扩展到全美国。

　　占领了国内市场以后，亨利又寻求和开拓更多的国外市场。为此，他不惜承担风险。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原定向沙俄提供的火药，由于英国海军的封锁运不过去。亨利便派他的年轻侄子，即阿尔弗莱德的儿子，瘦长个儿拉蒙·杜邦设法越过切萨皮克湾封锁线。结果净赚了300万美元。而他同英国的军火生意照做不误。

　　1857年8月，艾雷克斯外出办事，途中，他绕道经过火药厂，正巧碾磨车间突然发生爆炸，有4人当场炸死，艾雷克斯被抛出近百英尺，衣服着了火。他赶快跳入布兰地河中，但当他看到火星正威胁着极易发生爆炸的压力车间时，就急忙爬上岸。他一面喝令工人们赶快离开，一面爬上了压力车间的房顶，清除上面的大火星。然而，就在这时，压力车间一声巨响，登时爆炸。艾雷克斯浑身血肉模糊，腰折肢残。他的17岁的儿子发现他时，已经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了。工人们将他送回家医治，医生已无能为力了。次日，他临终前向前来探望的工人一一诀别，他死时才41岁。

　　艾雷克斯死了以后，亨利就迫不及待地挑选艾雷克斯在三人执委会中职务的继承人，他选中的是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的“干将”拉蒙·杜邦。因为拉蒙是伊雷内24个孙子中最有才华的，他发现采用智利和秘鲁硝酸盐制火药的新方法，而且日臻完善。这是杜邦公司难得的人才。

　　三弟的惨遭不幸，亨利自是非常悲痛。然而这时另一种危机成了他精神上更沉重的负担。那时美国北方已是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南方仍是奴隶制经济，这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矛盾，半个多世纪以来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种局面，在杜邦家族和整个特拉华州一样，在看法上存在着分歧。杜邦家无疑是会支持设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但特拉华州南部人赞成联邦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而州北部人则相反。如果州南部人占上风，则特拉华州就会遭到北方联邦政府支持者的包围。如果这样，杜邦火药厂则会成为北方支持者注意的中心。

　　后来，特拉华州在经过一番摇摆之后，终于站到了忠于南方联邦政府的立场。亨利老板在西点军校读书的儿子第一个获准提前毕业，亨利的大侄子，维克多的儿子塞缪尔·弗朗西斯回部队担任封锁南方港口任务的海军中队长。亨利本人被特拉华州州长封为本州非正规军少将。

　　4拉蒙威慑英首相

　　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及之后，杜邦家族一贯坚持认为自己选择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可是单从严格的商业观点来看，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由于有了战争这个根本原因，才造成了杜邦公司极有戏剧性的繁荣局势。杜邦家族在有利可图的南北战争中获益非浅，这是事实。

　　1861年2月，继林肯总统的就职典礼后，杰斐逊·戴维斯也宣誓就任美国南部各州同盟的总统。随之南北战争爆发，这时南北两方都派人到特拉华州试探那儿的第一大家族究竟支持哪一方。直到1861年4月底杜邦家族才致函南军方面表示对南方的友好态度。

　　南北战争开始七个月以后，华盛顿的南方联邦政府军火不足，急需大量硝石。而英国伦敦有现货。但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准备把这批硝石卖给美国北方。华盛顿方面决定派遣拉蒙·杜邦以杜邦公司的名义赴英国购置所需硝石。他的此行是绝对保密的，除他的叔叔亨利外，再没有人知道。

　　这位年仅30岁的拉蒙是一位温文尔雅相貌堂堂的化学家，和他父亲阿尔弗莱德·维克多完全不同，他戴着无框眼镜，头向后梳，鼻梁高挺，眼睛炯炯有神，是个典型的发明家的样子。他说话时态度威严，令人敬畏。1861年11月某日拉蒙·杜邦到达伦敦。由于他的衣着打扮，仪表风度有点像林肯总统，他到达伦敦时，引起了市民的好奇心。拉蒙虽然样子有点近似书生，而他干这一项工作，却显得很精明内行。到达伦敦后，他便动员了全部E.I.杜邦公司的代理商，除了买下全英2.288万桶火药原料库存硝石外，又购买了由加尔各答运往伦敦途中的1.0553万桶，总共达335万磅的粗硝石。大约经过一天的努力，拉蒙把英国境内所有的库存硝石都购买殆尽，实际上已垄断了英国的硝石市场。看来拉蒙大功告成了，他心中不胜欣喜。

　　然而，谁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他装好这批硝石的船队预定起运出航的那一天，当他兴冲冲到达泰晤士河畔码头准备上船时，英国政府发出了禁止全部商船进出港口的命令。拉蒙这时傻眼了。他千方百计地要探悉错综复杂的政治权术内幕。他请那位海关官员共进午餐。酒醉饭饱，谈笑风生，再加上吹吹拍拍，于是这位官员很快泄露出，实际上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命令扣留拉蒙的货船，作为英国对美国新采取的禁运手段之一。于是拉蒙决定去见首相帕默斯顿。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求见。帕默斯顿对他说，此事涉及国际问题，拉蒙购走了大宗硝石将造成英国的硝石紧张，不同意放行。拉蒙想既然首相已下达了命令，马上收回是不可能那样做的。万般无奈，他只得垂头丧气，急匆匆乘船返回美国，向林肯总统办公室报明了情况。林肯总统接见了拉蒙。拉蒙私下向林肯总统建议用战争威胁手段迫使英国将运硝船队放行。林肯总统急于要得到这批硝石，感到用此法虚张声势，搞恐吓政策未尝不可，便要陆军部长给拉蒙写了一张公函。

　　拉蒙在华盛顿和特拉华州稍事停留以后，只孤身一人乘船前去伦敦。他再次前往唐宁街十号通名求见，可是这回却吃了四次闭门羹，首相一直拒绝接见他。受到如此冷遇，拉蒙怒不可遏。这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决定私闯首相府。那天，他又到首相官邸，趁侍从不留意的瞬间，直奔首相私人办公室。首相对这位小伙子的冒失行为大吃一惊，但拉蒙既然已经站在他面前，只好客气地让座了。拉蒙当即拿出那份公函交给首相。帕默斯顿当着他的面拆开细看，阅毕脸上显得苍白而无表情。稍后，首相告诉拉蒙，过两天再答复他。而拉蒙猜测，帕默斯顿已被函件内容所震，便步步进逼，他说他将于次日启航，并在自己的下榻处听候佳音。

　　回到旅馆后不久，当拉蒙正进午餐时，帕默斯顿的侍从进来告诉他首相想见他。这时拉蒙卖起关子来，说他正在吃饭，请首相屈尊稍候。他故意拖延了一阵子，然后请进帕默斯顿。帕默斯顿告诉他，此事正在内阁研究，运硝船的启航时间将被推迟。拉蒙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说不能因此而给其他乘客造成麻烦，不管英国给不给硝石，明天都得开船。僵持了一阵子之后，使拉蒙感到惊喜的是，首相竟然同意放行了。于是当天下午，拉蒙就命令全部运硝船启航开往美国。

　　一位年纪轻轻、涉世不深的无名小卒竟然使堂堂的首相甘拜下风，令不少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当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份陆军部的公函，同时英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工人反对同美国打仗，迫使英国作出让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位年轻人的意志和胆略是很少有的，值得称道的。

　　拉蒙如此冒着风险去执行政府的任务，是有其自身企图和条件的，就是杜邦公司必须获得提炼这批硝石的权利。拉蒙不失为老杜邦皮埃尔的重孙，他继承了老祖宗的天性和传统，随时随地挖空心思为杜邦家族攫取每一份财富。

　　拉蒙去英国购置硝石的成功，既是美国政府对外贸易的胜利，也是杜邦公司获得充足原料、开辟财源的一次胜利。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半年时间里，杜邦公司就向美国政府出售了230万美元的枪炮火药。

　　5. 塞缪尔侵华留骂名

　　南北战争期间，在杜邦家族中，为联邦政府效劳而功勋卓著的不仅是拉蒙一个人。他那阅历丰富的堂兄塞缪尔·F.杜邦海军少将在军事上也做出了贡献，他封锁了南部港口，从而间接地促使斯莱德耳与梅森被捕，也给拉蒙出使英国带来了麻烦。

　　塞缪尔·F.杜邦是维克多的次子。他的祖父皮埃尔在临去世之前把他委托给杰弗逊，13岁时便在美国海军当见习官，并与伊雷内的三女儿苏菲娅结婚。22岁就升任海军中尉，在美、墨战争中加入由佛来蒙特少将领导的加州义勇军，担任驱逐舰舰长，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一带十分活跃。1862年因他所率领的海军中队在占领南卡罗莱纳州的罗亚尔港要塞中立下大功而被提升为少将。

　　在塞缪尔的军旅生涯中，有一段最肮脏的经历。1857年7月，时为海军上校的塞缪尔·F.杜邦被委任指挥海军最好的舰艇之一“明尼苏达号”。随后不久又奉命随同威廉·B.里德前往中国。那时正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1842年，在英国的坚船利炮的进攻下，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某些大臣求和误国，因而惨遭失败，随后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大商埠向欧洲其他列强开放，作为“通商”

　　口岸，香港也被划给伦敦作证券交易所。

　　英国的侵略，激起了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广州地区的人民自发起来进行反侵略斗争，太平天国起义军成了一支抗英的重要力量，给了英军以沉重打击。

　　1856年10月，英国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获取更多的贸易特权，扩大在华利益，悍然派兵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出于各自的目的，沙俄和法国也要求参战，并提出“修订”《南京条约》，共同分享在华利益。随后，俄法两国邀请美国参加，这就发生了里德出使中国和塞缪尔率领战舰来华的丑事。不过那时美国政府另有图谋，决定对这场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华盛顿的首脑人物的看法是，武装进攻只能激起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的反对，而中立立场则可使美国同北平保持更友好的关系，能够获得比参战更多的好处。因此，美国政府指令里德，所属舰队只能作为防卫，不得介入战争。

　　塞缪尔同他的老祖宗皮埃尔一样，对财富有天生的贪婪欲，他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攫取自己的利益的。当他目睹欧洲列强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不由得垂涎三尺。他的发财欲急剧膨胀，明知上司已有不许介入的命令，但他仍然提出要求，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

　　明抢不行，塞缪尔就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贸易、防止澳门受压迫的中国人举行暴动损害美国在那儿的投资为由，把他的舰队驻进澳门海域，他在这个港口盘踞了一年多时间，并暗中进行海盗式掠夺。1858年3月，塞缪尔率领他的舰队闯入中国内河，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横冲直闯。在南京停泊时，塞缪尔还用武力帮助一个白人富商镇压中国船员对虐待压迫行为的反抗，致使多人受伤。

　　不久，塞缪尔奉调回国，他自然是满载而归。当记者采访阿尔蒂尔工厂时，看到办公室里使用的是中国的瓷器精品和一些装饰用的丝绸织锦。

　　1863年6月，南北战争关键时期，塞缪尔率舰队向南卡罗莱纳州港市查尔斯顿发起进攻，打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于是他拒绝林肯总统和海军部敦促他再次发动进攻的命令，按兵不动。结果被受到指控，而被免职。他带着奇耻大辱返回故里。两年以后他悲痛交加，愤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