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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2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介石再三驾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就立即推举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介石的,所以戴笠后来做了“军统”头子后,虽横行霸道之极,但对胡宗南则勾结甚紧,而且敬他三分,就与这种背景有关。

  那些人吃了曾扩情的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30多人。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并不是甘心走下政治舞台,不过是迫于不得已。下野之后,他又赶紧和汪精卫勾结,密商买卖条件。结果,商妥由汪精卫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当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度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置,到1932年2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当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了。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骂出来的“组织”,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报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介石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衷寒、康泽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介石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人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人社的“誓词”中,有这样的几句:“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这都是蒋介石这位“社长”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问众人:“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那些人当然奉命唯谨,怎会说一个“不”字?而且谁也知道组织这个社的目的另有所在,蒋介石拿出来的“十六字真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而己。

  到了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

  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角色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党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出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40人。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梯、膝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于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功德圆满”了。

  蒋介石的这个组织,其“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和决定,还要经过他批准,才能算数。是故成立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还要再办一番手续,呈报蒋介石批准。一呈一批,“戏”功十足。他并在当选人中,指定贺衷寒、澧梯、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杰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察。下设四处:一。组织处,处长周复;二。宣传处,处长康泽;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直到3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对那些人说:“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社长”和“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只能“奉旨”。戴笠只在黄埔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于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介石表示。郑介民是广东人:戴笠则是浙江江山人,与蒋介石同属“阿拉”’“眷顾”之不问,即使在黄埔学生中,在那时候就已开始了。特务处在4月1日成立,这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所以后来“军统”成立后,他便定这一天为“家庆”之期。

  4月初,蒋介石再召集那些干事和监察开会,又拿出了一张字条来,众人一看,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这12个字,才是他组织“复兴社”的真正目的!比起他先前提出的什么“驱除倭寇”、“平均地权”,都要更老实,更鲜明了。

  蒋介石把这“12字真言”拿出来之后,又说:“你们就根据这个做宣传。”并吩咐宣传处长康泽负责写个宣传大纲。康泽就根据这两个口号,写了十五六条出来。潘佑强看了,主张加一条“对日宣战”进去。但康泽窥察蒋介石的意思相当时情势,认为蒋介石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加进去。这个问题提到“复兴社”常务干事会去,也争论不休,只好在另一次由蒋介石召集的会上,提出来请他作最后决定。结果,大纲上并没有“对日宣战”这一条。

  2月下旬,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杨周熙,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去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把那书交与康泽,并叫康泽去考核杨周熙。康泽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杨周熙倒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即将情形向蒋介石呈复,并说杨周熙是投机,意思是说其人不足取。但蒋介石别有用心,结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样圈掉,而换以“复兴运动”四字。因此,“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就改成了“三民主义复兴运动”,拿去出版了。杨周熙也被批准参加了“复兴社”。可见“法西斯化”和“复兴运动”之间,可以划个等号。杨周熙因为有此“先知先觉”,不但人社,后来蒋介石派人去德、意两国“考察”,杨周熙还被派在潘佑强领队的第二批,让他去“学道求师”。

  “蓝衣社”的由来,乃由刘健群而起。当何应钦做“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0-1932年),刘任何的机要秘书。他在1932年3月间,由南昌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蒋介石又叫康泽去考核他。刘健群很能吹,也很善观风色,有他的一套。所以一谈之下,使康泽觉得很合口胃,康泽把情形报了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即加以“召见”,认为刘健群是“可用之材”。后来就由康泽和桂永清作介绍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蒋介石批准后,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人伙。

  刘健群人“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刘健群之“廷对”也颇洽“圣心”。有一次,蒋介石甚至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年,比你们要进步10年。”不久之后,蒋介石调贺衷寒去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就叫刘健群接贺衷寒的原职--“军委会”(总)政训处长。并采纳了刘健群的建议,筹办“军委会政训班”,由刘健群负责。

  这个“军委会政训班”,招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500人,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分派“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这是刘健群想建立他自己的系统的一个计划。

  那时候,康泽在蒋介石的跟前很得宠,又是黄埔的骨干,而刘健群却不是黄埔出身。蒋介石为了用多头方法控制,所以又规定,刘健群在“政训班”的用人,康泽有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是何浩若,训育组长是梁干乔,总队长是阮齐。就在那个时期,刘健群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认为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须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并要限制党员财产云云。对于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总社看了后,未加可否,刘健群已拿来印发给学生。后来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便加以制止。到了10月,“政训班”训练期满。11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大队,任刘健群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扩大法西斯宣传。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著作”。那时候,华北方面已风闻蒋介石有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道它是“复兴社”,看了刘健群的小册子,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刘健群就是这个社的头子。刘健群也乐得收宣传之效,不久就愈传愈远、传到湘粤等地去了。这就是“蓝衣社”的由来。

  至于所谓“十三太保”,不过是指最初酝酿组织“复兴社”这一群骨干分子,实际上,他们不止13个人,也并不能肯定的指出就是哪13个人。因此,提起这个不详之数来,有人认为是指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刘健群、梁干乔、萧赞育、葛武家、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又认为曾扩情、澧梯、周复也在内。但这些都不过是猜测之词,如果说有“十三太保”,不如说是这一群人的总称,较合实际。作过该社书记的,都在上述那批人之中,第一任书记是滕杰(1932年3月到1933年1月),第二任是贺衷寒(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贺衷寒就任前有一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第三任是澧梯(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第四任是刘健群(193年10月至1937年9月,其间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第五任是康泽(193年9月至1938年4月)。前三人都叫“书记”,到刘健群和康泽时,蒋介石却加了一个“长”字,叫做“书记长”。此外,组织、训练、宣传等处的处长,都由所谓“十三太保”那批人先后担任过,只有特务处处长一职,始终是戴笠,未换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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