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3) 中产阶层电视疏离症的动因 用上述新中产阶层的文化旨趣来理解中国电视存在的问题,也许会有诸多巧合。 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意义的”、“严肃的”这个议题上,电视迎合非中产阶层的 方法,与疏离中产阶层的方法是一致的:避免“有意义的”、“严肃的”,力求娱 乐化。 我们根据“2002年电视收视情况调查” 袁方,同前引文。来对电视这一趋向 做一透析。央视委托中科院系统所等机构每5 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观众收视节目的目的依次是娱乐消遣754 %,了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 政策724 %,了解国内、国际时事政治576 %。“娱乐消遣”的排序高于“了 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也高于“了解国内、国际时事政治”。 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同一调查还显示,773 %的观众赞同新闻报道应加强 “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 %的观众赞同增强“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的批评监督”。这两个最重要的受众呼声与电视的娱乐化无关。 造成这种新闻需求“剪刀差”现象的原因来自市场法则。更确切地说,是来自 无情的收视率要求。以最具有“严肃”气质的CCTV而言,它明确实行了栏目末位淘 汰制。也就是说,它每年把CCTV的10个频道中“收视率低、观众反映较差、节目形 式陈旧及成本太高”的10个“垫底”栏目淘汰出局。淘汰的依据是2002年开始实行 的《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中央电视台节目综合评价及栏目警示淘 汰细则》等制度。这些制度中,以收视率为基础的客观指标、各方面评价的主观指 标、投入产出的成本指标分别占5 ∶3 ∶2 的权重。收视率的度量衡地位在电视领 域的独尊,由此可见一斑。孙正一、柳婷婷:《2003年中国新闻业回望(上)》, 人民网2003年12月30日9:26。 电视业界的这种收视率第一的法则甚至影响到像《焦点访谈》这样的以深刻和 严肃著名的王牌节目。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撰文说,从1994年4 月1 日~ 1998年12月31日,在播出的1632期《焦点访谈》中,有396 期节目内容是舆论监督, 占已播出节目的242 %,其中316 期直接点了被曝光单位的名。梁建增:《聚焦 〈焦点访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3 期。而据9 月15日《南方都市 报》报道,央视主持人敬一丹8 月在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 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而在2003 年第8 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同样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余伟利说:“据《对 〈焦点访谈〉及其舆论监督节目的量化分析》中的数据,8 年来硬监督节目的比例 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进入2001年,《焦点访谈》播出的硬监督的数量有了更为 明确的规定:每周两期……从群众目前的反馈来看,普遍认为《焦点访谈》舆论监 督力度减弱……剩下的70%分别为国际、正面、中性和软监督节目。” 在收视率和市场的强力作用下,媒体社会责任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纯粹的 商业价值观往往只能追随经济利益,其所损害的是受众对于批判理性和独立思想的 迫切需求。 关于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表现,2003年第11期《电视研究》见水根撰文提出:新 闻娱乐化从传播内容上,它偏向“软”新闻或尽力使“硬”新闻“软”化。在选择 新闻时把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内容当作新闻报道的重点;在形式上追求新闻事件戏 剧化和激情化;渲染新闻事件的情感因素和细枝末节,形成对受众感官的强烈刺激。 在这方面,一个更为极端的事例是:在我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东 方卫视却在节目中播出字幕,让观众有奖竞猜袭击者身份。对此,2003年第11期《 青年记者》周云龙文章指出:“收视率一旦成了与名与利捆绑挂钩的‘硬标准’, 它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过度或片面的追求,乃至盲目的崇拜,随之也就伴生了不 可忽视的负面现象:贴近名义下的庸俗迎合、敬业姿态下的低俗传播、批评态度下 的恶俗污染,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是更为可怕的新闻实践:对新闻生命的戕害、对 职业底线的践踏、对舆论导向的误读。”转引自孙正一、柳婷婷, 同前引文。 布迪厄曾在《关于电视》中讨论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 律性。他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越来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 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而实现的。布迪厄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两个倾向:一方面, 收视率使电视开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对轰动煽情、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的无 一例外的追求,使电视对现实事件的选择和处理模式呈现非政治化的单一,公众的 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造成了政治的空白。另一方面,电视 通过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轻而易举地把社会新闻和日常琐事转化成具有某 种政治和伦理意义的,从而激发公众的负面情感,如种族歧视、对异邦异族的恐惧 和仇恨等。一方面电视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 治化,这种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民主社会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而导致这种双重 性的原因,在布迪厄看来,正是以收视率为代表的商业逻辑。周宪:《文化工业/ 公共领域/收视率——从阿多诺到布迪厄的媒介批判理论》,《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8年第4 期。 美国批判学者J 赫伯特·阿特休尔也曾在1984年出版的《权力的媒介》一书 中,着重探讨了新闻媒介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他将媒介 受到的控制分成4 个方面:Altschull, J H,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1984)p 254 ①从官方角度,媒介受到国家的控制; ②从商业角度,媒介受到广告商及其拥有者的控制,反映它们的意识形态; ③从利益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一些为它们提供资助的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如政党或宗教群体; ④从非正式的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那些试图推销自己观点的个体捐助者的意 愿。 我们看到,在我们追寻伯杰式的电视批判意义时,中国电视业界当下的弊端开 始展现无遗,它不仅可能包括了阿特休尔所述及的媒介受到的4 个控制,还有可能 受到第五个控制:传媒对于受众需求的不适当的或虚假的建构。 一方面是受众存在着对“有意义的”题材新闻信息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电视的 过度娱乐化,两相对应,只能导致那些执着于前者的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而对 于后者来说,它则越来越多地吸引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对人 群的筛选,也包括对人的不同精神层面的筛选。考虑到人在追求享乐上的人性弱点, 这种“社会大众”的认同,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媒体失范所带来的繁荣。 而考虑到本文的旨趣,这里,我们原本所要询问的只是:在这个不适当的繁荣 之中,是哪些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 调查数据表明:尝试疏离电视的正是一代有文化的新中产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