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2）同样的观点还表现在中产阶层的旅游休闲活动中。北京的B8对团队旅行不屑一顾，她态度坚决地说：“绝对不跟（旅游团）！跟过一次，不好，它跟你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当然它会安排星级酒店。比如一次到香港，它安排一个生产绿色蔬菜的地方，开三个小时的车，到那个地儿，吃老百姓的那种菜，这绝对不是我想去的地方。”由此可见，比起休闲对生理功能性需求的满足，中产阶层更为青睐的是其符号性的表意功能，所以他们才会远离“麦当劳化的团队旅游”。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第157 ～159 页。中国中产阶层的标签便在这种区分的“规则”中得以体现，而潜在的道德、文化意识等则进一步构成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休闲生活中的合法性规范要素。B8女士为我们举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例子。“你不能老想着，你这儿打着（高尔夫）球，人家又谈成多少生意了。（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多的是。在球场高声打电话，争一两个球，为个球杆打架的，什么人都有！人家都以为这是一个绅士场合，不是的！有一次，一男的，他确实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就有一新加坡人，不服气，拿着那好杆儿不让，他就特生气，就拿着那杆儿打人。人就得劝架啊，多危险，那是铁头杆儿啊。（问：高尔夫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人就好长时间不好意思再来……人也是那种特好的人，平时他也不那样儿……” 按照人们的常识，上例访谈中这个“男的”原本铁定属于中产阶层体系，可他却因为在偶尔的休闲活动中违反了圈里的规范，而失去了继续活动的合法性，行动者本人也因此自惭形秽。可以说，这也是休闲行动中的一个“意外结果”。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某一基本框架中已被赋予意义的某种活动，借助‘调子’，便可以在另一个派生框架中获得新的意义……在‘讲规矩’的过程中，规矩体现为某种控制手段，这种体现过程构成其实际运作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67 ～168 页。因此，纯粹的运动场上的休闲交往也为中产阶层合法性意义上的结构边界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场所，“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 类型’中去……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 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吉登斯，同上，第150 ～151 页。这样一种类似语言学转换规则的符码结构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再生产的建构基础，体现出中产阶层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地位诉求特征。G1提及广州的休闲氛围时就愤愤不平：“广州的人，现在许多有钱了就知道吃喝嫖赌呀，也不知道买点书看，买张票去音乐会。这些人富有了，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品味，不会去欣赏，他愿意一吃就是几百几千，也不愿意去买张二三百块钱的音乐会的门票，以前是没钱，可现在有钱了，只知道物质享受，没有一些精神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广州是文化的沙漠，就是说这些人不知道文化追求。” 相比而言，对时尚的演绎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中的多数人类似于理斯曼的“他人导向型”，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是对新奇事物的追逐与尝试者，而非积极的营造者。中产阶层对保龄球的热衷与舍弃就是一个极为形象的例子。 “以前还常去打保龄，现在很少去了。可能是一阵风吧，有一阵子，大家都去，现在不去了。有时不上班的时候常常打一打网球，就在天河体育中心里的场子，这个有时很贵的，一小时要几十块钱。我自己也是刚刚学的。现在还比较有兴趣，有时间，就会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去。”“以前是保龄，现在不了，现在主要是羽毛球。大概是1998、1999年的时候，保龄球很热，大家都会去，现在都不太去了。” 前段话出自广州的一名中产男士G7，后面一段则出自深圳的女教师Z11 。二人对保龄球的追随与舍弃如出一辙，自然令我们深思。 4 自由型休闲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反思性监控，中产阶层结构群体才能逐步确立意义的合法性边界，追求真正意义的休闲。北京的B8女士否定了为休闲而休闲的形式主义，强调真心热爱休闲的态度：“我认识的一些人就是一大早，六点钟就去（打球），然后十点钟到办公室，好像还挺忙。（还有的人）像休个假，出去十天半月的，我觉得那不叫休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特别难说。我觉得就是个态度问题。得是我喜欢做的事，不是说工作特别累，调剂一下。我过去在报社，有人就是下班以后到CBD 的草地上走走，二十分钟，我说你还不够吸那废气的。周末是不能打高尔夫的，人特多，就跟塞车一样。本来三个小时就可以打完的，得五六个小时，这很烦的，因为它本身的运动量就不大，你就坐在那儿等，这很烦的。所以周末是没办法打球的。” 对B8女士来说，这种“不是调剂，是我喜欢做的事”才算得上真正的休闲。G10 也从看似自讨苦吃的个性化旅游中体验到了这种自由：“一般情况下，我每年差不多至少会去两次，远的地方至少一次。我不会跟团旅游的，跟团去没意思，去什么地方，呆多长时间都是固定的，没有一点自由。只是给人一个感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其实基本没有达到旅游的效果。我认为旅游是给人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方式，同时也给一个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机会，可以让人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风俗文化，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与反省。所以我一般都约上朋友一起去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去的时候要准备好多东西，比如摄影器材、吃的东西、还有住的简单帐篷等等。这样下来往往花费很大，而且很辛苦。但我们自己喜欢，也就不觉得了，这是自己选择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消费与休闲作为西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定位基础的消费在中国中产阶层休闲生活当中意义如何，自然也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如前所述，电话调查结果表明，休闲消费高是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重要特征，那么，这种高消费所蕴含的具体意义就有待于我们的考证。 1 财富与自由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于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配置性资源的积累与改变是影响中产阶层成员们休闲行动与定位实践的重要因素，消费能力也因此成为中产阶层身份认同当中基础性的条件。Z11 来自外地，近年来家庭收入增长很快，她深深感受到消费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闲暇生活质量的变化：“我们现在的消费，业余的生活会比较丰富多彩一些。一大群朋友一块出去，到海边啦，或者组织一些爬山活动啦。有时还会去看电影，去玩，不会像以前那样单调。现在追求的更多的是质量。有时还会有个人的享受，要求舒适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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