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2） 2 标签的编码：消费社会的来临可以说，20世纪末波德里亚颇具颠覆性的理论与19世纪凡勃伦的前瞻性洞察紧密相连。凡勃伦的“明显有闲”等概念深刻揭示了消费与休闲的符号区分功能，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解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分析，只是他走得更远，周怡在《文化社会学发展之争辩：概念、关系及思考》（《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 期，第 67～79页）中，认为波德里亚的论述“有许多敏锐的发现，也不乏夸大之处”。借助结构主义的编码系统，波德里亚不仅将消费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区分认同上，而且甚至主宰了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组织是怎样引起无法克制的欲望，而且又是怎样创建了用以取代旧的不同阶级区分的新的社会等级。” 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6 页。。波德里亚认为：“（生产范畴与消费范畴）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11页。而“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 ）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波德里亚：《物的体系》，马克·波斯特编《让- 波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2003，第27页。这恰如拉什所言：“文化符号不再是表现现实，而是直接成为现实。”转引自周怡，2004，第75页。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理论革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布局及生产理念，也自然加大了中产阶层休闲生活方式研究的权重。波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里休闲的本质特征：“休闲并非就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 ——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转引自周怡，2004，第176 页。因此，对西方中产阶层而言，休闲的标签色彩愈加浓重。 3 标签的演进：时尚、趣味与中产阶层凡勃伦的论述反映出中产阶层对自我表现的媒介物所具备的敏感的辨别能力，齐美尔则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中产阶层与时尚变迁的深层关联，甚至衍生出现代文化研究中颇具奠基意义的“凡勃伦—齐美尔”（VeblenSimmel）模式柯林· 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其在诸种时尚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当中表现出的特性和社会定位》，《消费技术》（London:Routledge,1992 ），第48～64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66 ～284 页。。齐美尔分析了时尚追求中潜在的模仿与区分动机，认为：“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页。与此同时，他指明了时尚集分化与同化于一体的独特作用机制，让我们认识到时尚潜在的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齐美尔分析了善于捕捉时尚的中产阶层对时尚的推动作用：“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相比于最低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89页。齐美尔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借助时尚波澜壮阔的演变，中产阶层为自身的发展潜力找到了合适的表达语言，在这里，苦于表征渠道的中产阶层群体旺盛的创造力，以及时尚富于变幻的表现力，都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休闲生活无疑是时尚推演的最佳展示地，自然也成为中产阶层自我表征的关键场域。 4 标签的传递：再生产的惯习与齐美尔侧重形式化分析不同，出身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布迪厄虽然同样“把文化符号分析和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0页。但他更侧重的是实际社会当中阶级生发与传递的真实的运作机制。布迪厄以法国中产阶层为个案，从休闲文化生活的角度具体深化了标签的区分逻辑。他借助社会“实践”和“惯习”的概念，对阶级、阶层等客观结构与休闲、消费等个体行动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布迪厄认为：“与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条件相关的制约因素产生了惯习，即持久的系统、可转换的性情倾向、预置的被结构的结构作为结构中的结构起作用，也就是作为生成和组织实践以及再现的规律起作用……惯习客观上是‘被规范的’和‘符合规则’的，而不必作为遵循规则的产物，它们可以不用成为一个指挥家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被集体地演奏。”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的逻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第53页。这种类似于结构的“惯习”使得抽象的阶级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达。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实践的策略保障了行动者主体的能动地位。“韦伯视为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地位群体的那种东西，在布迪厄眼中绘制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格位，在这里发展的条件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而人们（个人和群体）使用了所谓‘ 区隔策略’去获得他人对自己价值的承认。”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0，第186 页。这种区隔的象征性逻辑自然为那些占有广泛文化资本的人提供了“对其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庇护”，即在阶级分层社会当中的有“保障的利润份额”。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6 页。通过布迪厄的研究我们发现，休闲生活不仅是中产阶层外在的标签，它还隐含着中产阶层发展的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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