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2） 1 假性阶级意识有的学者把人们的主观自我定位与客观分层之间的不一致现象称之为假性阶级意识。蔡淑铃，同前引书，第87页。在本研究中，自我主观认定为中产阶层的占85 5%，如果将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下层的284%去掉，那么自我认同为中产阶层也有 571%，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保险的。中国人有“中庸”意识以及“爱面子” 的心态，即便经济条件很差的人，也宁愿把自己归为“中下层”，而不愿归属为 “下层”。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把自己归为“中下层”的比例拿掉，自我认同为社会中层的比例就是应该是比较没有水分的。而根据研究设立的社会分层指标得到的客观中产阶层认定只有119%。这种巨大的偏差反映出，当前人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他们尚未形成群体或阶层（阶级）的归属意识或地位的认同感，这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的社会区分意识并不强烈。李春玲在其文《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中提到：如果具有相同经济特征的人把自己都归为同一类人或相似的社会经济（等级）位置，即表明他们有群体或阶层（阶级）的归属意识或地位的认同感，这意味着这些人具有强烈的社会区分意识。反之，如果人们难以给自身明确定位，或者主观定位与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缺乏一致性，即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人的实际阶层分布与“阶层归属意识”一直有着明显的差距。按照“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五分法，中层按均态分布应该占人口的60% ；但在抽样调查的人群中，认为自己是中层的占到77% ；如果加入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综合考虑，具有“中流”意识的日本人占到90% 以上。因此王思睿认为，“中流”意识与“分化”、“断裂”意识哪一个占上风，对于中产阶层的形成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王思睿，同前引书。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比例已经超过半数，可以想象当前中国“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稳定的。尽管存在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但这种不均等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但人们对此表现出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2 阶层自我认同偏下在本研究中，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上层与中中层的比例合计为571%，认为属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人们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84%和9 9%。从这个数据来看，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趋势。这不仅仅体现出当前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更反映出潜藏在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变化。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众生活质量改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城市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质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已成为历史记忆。与占我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城市公众无疑是更大的受惠者。一般而言，城市公众所享受到的经济发展成果远多于农村公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年增长率远高于农民。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农村公众相比，城市公众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升”而非“降”。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公众既没有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相比，也没有拿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相比。事实表明，公众不会“向下”或“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参见《改革大局面临重大风险公众认同阶层偏下》，转载自《中国网》，文章来源：http://info newshc360 com/html/001/002/003/013/52668htm 。多数的城市公众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作为参照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或依靠诚实劳动、或依靠合法经营、或依靠艰苦创业、或依靠巧取豪夺、或依靠权钱交易……一支人数少却手握巨大社会财富的“特殊获益者”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城市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多数城市公众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为参照物。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他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一幅幅美好图景。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许多颇为沉重的生活成本原本都在自己的预料之外：一路攀升的房价、居高不下的药价、脆弱的社会保障、沉重的就业压力……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城市公众选择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错误参照物的选择，导致了社会公众非理性的自我认同。这种非理性的自我认同的极端就是由于无法调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是我们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3 相对剥夺感在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崛起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中间阶层，他们就是所谓的 “公家人”，主要是指领“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国营（及大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社会上迅速崛起了少数富裕群体。这就让原先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公家人”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感觉自己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滑落。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这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部门分割。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如党政机关和国营、集体企业）；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如私营、个体、三资等）。一般认为，体制外收入差距较大，人们的不公平感可能要强一些；而体制内收入差距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要弱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收入较少的人并不认为老板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收入高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人们认为这种收入差距是一种激励机制，只要勤奋努力、业绩好，谁都有望提高收入。但在体制内，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抱怨则非常强烈。首先，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同样行政级别、做同样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部门收入差距极大；其次，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怨言极多——包括那些收入水平高的“好单位”的就业者，对于谁提升了谁没提升、谁加工资谁没加工资、谁分了房谁没分房有很多的抱怨。这就说明，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机制。李春玲，同上引书。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差距过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这些都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相对剥夺感的存在，终归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人们觉得自己“被剥夺” 得超过了承受力，他们难免会采取极端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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